不平等，以及省份之问的不平等(、7ao，1999)，这两者似乎都在扩大开放
的过程中有所加深。首先，不管开放是否为非熟练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这种利益主要流向了那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而不是那些居住在乡村
里的人口。此外，开放很可能提高了制造业收入和农业收入之间的比率，
这一定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Khan，1996)。对于地区不平等，我们需要
注意，中国出口的绝大多数产品(大约80％)来自于11个沿海省份，而
这些省份的人口只占有中国人口总量的40％。从一开始，这些省份就比
全国平均水平更富有。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省份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比内陆省份要高得多。正如Kban指出的那样，“中国出
口导向型的增长使得那些最富裕的省份获益最多”(K}1an，1996；wang
和Hu，1999)。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城镇内部不平等的扩大。一个是在岗
工人和下岗工人以及失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自从中国改革进
入第二个阶段，经济增长就逐渐变成“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图6清楚
地表明了这种趋势。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就业机
会增加大约0．32个百分点。那时的增长可以被称之为一种创造就业的增
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长的模式发生了改变。这时GDP每增
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仅仅增加0．14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晚
期，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1999年，GDP增长率为7．1％，而就业
仅仅增长了0．36％，这意味着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增加了0．05
个百分点的就业岗位。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工人丧失了工作岗位，同时那
些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每年大约1000万)寻找工作机会也变得越来
越困难。
276 I安邦之道
14
12
§10
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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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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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9 ┃
┣━━━━━━━┳━━━┳━━━━━━━━━━━━━━━━━━━━━━━━━━━━━━━━┫
┃ 9．3 ┃ 烈 ┃ 9．6 8．8 ┃
┣━┳━━┳━━┫ ┣━━━━┳━━┳━━━┳━━━━━━━━━━━━━━━━━━━━┫
┃ ┃ ┃ ┃ ┃ ┃ ┃ ┃翮 7．8 7．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黼 ┃溺 ┃ ┃1．3 ┃澜 ┃1．3 鬻 ┃i ┃黝 ┃0．5 ┃飘 ┃0．36 ┃
┃ ┃ ┃ ┃ ┃ ┃ ┃ ┃1．1 ┃ ┃ ┃ ┃ ┃
┃ ┃ ┃溺 ┃ ┃曩嚣习 ┃ ┃一 震 ┃纛溺 ┃ ┃ ┃ ┃ ┃
┗━┻━━┻━━┻━━━┻━━━━┻━━┻━━━━━━┻━━━┻━━┻━━━┻━━┻━━━┛
叵堑亟[豆画
图6 GDP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
、…挈孥来塑：胡鞍钢，1999，《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中科院一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我ff]女rl何来解释这种矛盾——为什么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El基
础上的增长会导致就业机会的迅速下降昵?一种解释是，在改革前和改革初
期，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吸纳了远远超过其实际需要的劳动力。因此，下降
的就业弹性可能反映了国有和集体企业在减少臃员方面所做的努力。否则它
们将无法适应全球竞争。结果，隐性失业显性化了。从提高效率、增强国际
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减少隐性失业不失为一个明智的举措。但其代价是，相
当大一批人减少了收入，甚至丧失了收入(Khan，1996)。另一种可能性
是，虽然中国的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但是在中国经济中
却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扩大对J'b开-放并不会
为中国的非熟练工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将增加而不是缩小收入不平
等(Xu，1999)。
解释中国城镇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教育的回报越来越
高。即使在改革前，对所有层次的人而言，教育回报就已经很显著了。市场
改革和国际竞争使得向那些具有很高人力资本的人提供足够的回报变得势在
必行。因此，在改革时期，对正式教育的回报显著增加了，尤其是在改革的
第二阶段(Zhou，2000)。 、
当然，中国不平等的迅速增长绝不是市场改革与对外开放不可避免的后
果。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政策应为上面所提到的不平等加剧负责。一直到
1996--1997年，中国的政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效率优先和反平等的。
例如，阻止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政策恶化了城镇收入和农村收入之间的
差距。税收、财政以及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让沿海省份独享解释了为什么出
口导向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利益没有广泛扩展到内陆省份。如果当初中国选择
了一系列更加开明的政策，分配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Khan和
J
开放与不平等f 277
R。iskitl，1998)。
五、二次分配恶化的原因
从理论上说，即使市场改革和开放增加了一个国家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
度，政府也可以利用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收益去补偿那些在正常市场运作中遭
到忽视的人群。在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如果补偿机制设计得好，运用得
当，没有人的状况会变得更糟，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Grun—
berg，1998)。然而，实际上政府可能有意愿也可能没有意愿，可能有能力
也可能没有能力，承担向那些失去工作或者面临着收入相对下降的人提供充
足补偿的责任(Kapstein，2000)。中国的情况怎么样?这一部分分析中国
的公共财政体系，其结论是，中国并不具备一个充分的补偿机制。
在任何有关补偿机制的讨论中，都会涉及公共财政的两个方面：收入以
及支出。在收入方面，我们首先必须问，目前总的税收水平(通常表达为税
收收入相对于GDP的比率)是否是适当的?如果政府并不具有可供支配的
足够收入，再分配就完全是不可能的。即使税收收人是充足的，我们也需要
考察目前税收收入的构成就其分配效果而言是否令人满意。税收可以被分为
三个主要的类别：所得税，它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国内间接
税(或消费税)，它主要包括销售税、营业税、增值税，以及贸易税(其主
要由进口关税组成)(Zee，1996)。一般来说，根据“按能力支付”的原
则，所得税比与消费有关的国内间接税累进性要更强，因为从管理的角度
来说，按人们的收入水平设计不同的消费税率来收取消费税是不切实际
的。①另一方面，与国内问接税相比，贸易税(也是一种间接税)对外部冲
击更加敏感，它易于波动的特点使其不太令人满意。
在支出方面，再分配的程度可以通过两种总的支出类型来衡量：社会支
出(例如教育和健康)，以及转移支付，这两种支出都被假设为可以使穷人
受益，并因此降低不平等水平。
图7提供了有关中国财政收入的基本信息：中国的财政收入被进一步分
为四类：公司所得税(CIT)，个人所得税(PIT)，国内间接税(DIT)，以
及海关关税。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得出五点结论。第一，在1985年到1999
①在理论上，消费可以和收入一样在累进基础上被收税。但是，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实施这样一种税收很可能有极大的管理困难。大约四十年以前，两个试行了这种税收的国家
(印度和斯里兰卡)在引入了这种税收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它。
278 I安邦之道
年之间，中国税收收入相对于GDP的比率在经历了急剧的下降之后有所反
弹。但是1999年的水平仍然比1985年的水平低10％。第二，这些年来，国
内间接税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但是下降的幅度不
大。第三，公司所得税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从占GDP接近8％T降到仅仅
1·6％。第四，海关关税的份额也在显著下降。最后，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非
常小，但它是唯一有所增加的税种。
l囝CIT／GDP 圈PIT／GDP 口Customs／GDP 圈DIT／GDP I
图7我国税收收入结构(1985--1999年)(占GDP I：l：i)
为了以比较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情况，表3反映了中NNN他国家的显
著不同点。最突出的是，中国总的财政收入水平极其低，仅占GDP的
1l·4％，这个数字比OECD国家的比率低了20--25个百分点，l：hSt,畏中国
家的比率低6—8个百分点。特别是中国所得税收入太低，而这一点在很大
的程度上解释了整体税收的低水平。由于中国政府手中只有那么点资源，它
实在没有多少能力来进行再分配。另一个不同点也值得关注。通常在发展中
国家中，贸易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有趣的是，中国贸易税占
GDP的比重更接近OECD国家，而不像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中国财政收
入整体水平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表3 中国税收水平和结构的国际比较(1995--1997年)
(占GDP的比重)
┏━━━━━━━━━━━┳━━━━━┳━━━━━┳━━━━━┳━━━━━━┓
┃ ┃ 所得税 ┃ 贸易税 ┃ 消费税 ┃ 税收水平 ┃
┣━━━━━━━━━━━╋━━━━━╋━━━━━╋━━━━━╋━━━━━━┫
┃ 中国(1994～1998) ┃ 2．0 ┃ 0．6 ┃ 8．1 ┃ 11．4 ┃
┣━━━━━━━━━━━╋━━━━━╋━━━━━╋━━━━━╋━━━━━━┫
┃ OECD国家 ┃ 14．2 ┃ 0．3 ┃ 11．1 ┃ 37．9 ┃
┗━━━━━━━━━━━┻━━━━━┻━━━━━┻━━━━━┻━━━━━━┛
开放与不平等I 279
续表
┏━━━━━━━━┳━━━━━┳━━━━━┳━━━━━┳━━━━━━┓
┃ ┃ 所得税 ┃ 贸易税 ┃ 消费税 ┃ 税收水平 ┃
┣━━━━━━━━╋━━━━━╋━━━━━╋━━━━━╋━━━━━━┫
┃ 美国 ┃ 15．4 ┃ O．3 ┃ 6．7 ┃ 32．6 ┃
┣━━━━━━━━╋━━━━━╋━━━━━╋━━━━━╋━━━━━━┫
┃ 太平洋地区 ┃ 16．3 ┃ O．6 ┃ 7．8 ┃ 31．6 ┃
┣━━━━━━━━╋━━━━━╋━━━━━╋━━━━━╋━━━━━━┫
┃ 欧洲 ┃ 13．7 ┃ 0．3 ┃ 12．1 ┃ 39．4 ┃
┣━━━━━━━━╋━━━━━╋━━━━━╋━━━━━╋━━━━━━┫
┃ 发展中国家 ┃ 5．2 ┃ 3．5 ┃ 7．O ┃ 18．2 ┃
┣━━━━━━━━╋━━━━━╋━━━━━╋━━━━━╋━━━━━━┫
┃ 非洲 ┃ 6．9 ┃ 5．1 ┃ 6．5 ┃ 19．8 ┃
┣━━━━━━━━╋━━━━━╋━━━━━╋━━━━━╋━━━━━━┫
┃ 亚洲 ┃ 6．2 ┃ 2．7 ┃ 7．O ┃ 17．4 ┃
┣━━━━━━━━╋━━━━━╋━━━━━╋━━━━━╋━━━━━━┫
┃ 中东 ┃ 5．0 ┃ 4．3 ┃ 6．O ┃ 18．1 ┃
┣━━━━━━━━╋━━━━━╋━━━━━╋━━━━━╋━━━━━━┫
┃ 西半球 ┃ 3．7 ┃ 2．6 ┃ 8．O ┃ 18．0 ┃
┗━━━━━━━━┻━━━━━┻━━━━━┻━━━━━┻━━━━━━┛
数据来源：作者的数据库，Vito Tanzi＆HoweU H．Zee，《新兴市场的税收政策：发展
中国家》，National‰。Journal，V01．LIII，No．2(2000)。
图7和表3都表明，所得税和关税构成了解释中国国家能力较弱和汲取
能力下降的关键，因为它们在总税收收入中的比例显著下降，并显现出与其
他国家不同的独特模式。这种下降在多大的程度上与开放有关?开放是如何
影响这些税收的税基和税率的?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公司所得税的依赖大于对个人所得税的
依赖。个人所得税对总的税收收入的贡献非常小。这主要归结于两个因素：
非正规(地下)经济①的活跃以及税收管理不善。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中国试图在名义上对个人所得税保持一定程度的累进性。但是，就像图8所
显示的一样，真实的税率是累退的，而不是累进的。在这里，实际税率是指
所付税款占总收入的比重。与人们一般的期待恰恰相反，纳税额占总收入的
比重随着收入的提高是逐步下降，这意味着穷人比富人承担着更重的税收负
担。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是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一个明显原因。例如，中国
一些新出现的富人的收入就来源于非法活动，如滥用政治权力以获得国内外
投资者的贿赂，或者在金融市场上利用内部信息以获利。这样的交易形成了
税基被侵蚀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非正规部门的大多数应税收入可以完全
避开税收体系。腐败的税收工作人员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为了从纳税人那
里获得贿赂，他们经常放松征税监管。
然而，全球化也是导致这种累退性的一个要素。根据中国的法律，对中
国居民来讲，合法的个人免税额是每月800元人民币，对外国人而言是
4000元人民币。虽然这些数额很小，但在中国的外国人一般属于最高收入
的团体。每月4000元人民币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还要多。为了让在中国
①据估计，中国非正式部门的规模是其GDP的20％，一30％。
280 l安邦之道
的外国人满意，中国政府不能降低这些人的免税限度。反过来，这形成了一
种压力去降低中国国民合法的个人免税额，而这将使总的税收收入中个人所
得税的比例进一步下降。
收人群体
最高10％
次高10％·
60％——80％．
40％——60％
20％，——40％．
次低：10％·
最低10％
t最低5％
0．00 0．20 0．40 0．60 O．80 1．00 1．20 1．40 1．60
广——————————————————————]
l!!!竺 !!!!! !．!!!!I
图8个人所得税的有效税率(1997—1999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当个人所得税的负担主要落在中低收入工薪阶层身上时，这可以被看作
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行为，而这显然违反了公平原则。
开放对公司所得税的影响更为显著。在1994年以前，有独立的法律分
别规范国内和国外企业的公司所得税，并为外国公司提供了非常慷慨的税收
优惠。1994年，中国进行了税收改革，把两种企业的税法统一起来。国内
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从55％下降到了33％，这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税率。但
是对国外投资者合法的和非法的税收优惠仍然存在。最典型的合法优惠包括
给予较长的免税期、降低税率、退税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例如折旧补贴、
亏损补报措施和亏损预报措施以及其他允许的减免(Lm，1999)。此外，为
了吸引海外投资，地方政府经常通过违反国家法律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特别的
税收优惠的手段相互竞争。
这种手段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吸引外国投资的方法(Lin，
1999)。据相关调查估计，在最近几年间，对国内公司而言，公司所得税
的有效税率大约是25％一28％，而对国外公司是7％一14％(中国国际
税收研究会，2000)。换句话说，平均而言，国内企业的税收负担比国外
开放与不平等J 281
I
企业要重2—3．5倍。1999年，外国公司所得税额为218亿元人民币，这
意味着仅仅这一项产生的税收损失就总计220亿一500亿元人民币，这不
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关于进口关税，在发展中国家这项税收资源的相对重要性通常要比在发
达国家中的更加深远(Zee，1996)。但是，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乍一看，
这使人非常吃惊，因为中国的名义关税税率是相当高的。1992年以前，未
加权的平均名义关税是47．2％。以后才逐年下降。到2000年才降到15．3％
(见图9)。然而，这种名义关税税率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就如表4所示，
中国进口的大多数产品要么是完全免关税的(例如涉及加工贸易的进口，以
及外资企业因技术转化而进口的设备)，要么是被减税的(如各级政府合法
或者非法为某些进口提供优惠关税待遇)。一直到2000年，中国的进口中仅
有不到40％的份额是完全缴纳关税的。因此，实际关税(指进口关税占进
口总值的比重)仅仅是名义关税的一小部分，并且在改革时代的大部分时间
里，实际关税在不断下降，从1984年16．2％的峰值下降到1998年的
2．69％。在1999年和2000年，实际关税有一点回升，达到了大约4％，这
主要归功于这两年对走私的严厉打击。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税率的下降反映
了中国朝向贸易自由化的强有力势头。然而，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预算
收入的巨大损失。如果实际关税税率保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中国2000
年的海关关税收入就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而不是实际上征得的750
亿元人民币。
o In。o a o H N n目In∞h。o@o_一N n寸In∞卜、o。o o
-h-h∞。o。。。。。o o。。。∞。。∞n口⑦口o a a o a D o
口口口。口口a口口a o⑦a⑦n a o a o@o n n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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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名义关税和有效关税税率(1970一2000年)
数据来源：作者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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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i安邦之道
表4海关税收情况
┏━━━━━┳━━━━━━━┳━━━━━━┳━━━━━━┳━━━━━━┳━━━━━━┓
┃ ┃ 进口 ┃ 进口税率 ┃ 加工贸易 ┃ 进口减 ┃ 其他进口 ┃
┃ 年份 ┃ ┃ ┃ ┃ ┃ ┃
┃ ┃ (百万美元) ┃ (％) ┃ 进口(％) ┃ 免税(％) ┃ (％) ┃
┣━━━━━╋━━━━━━━╋━━━━━━╋━━━━━━╋━━━━━━╋━━━━━━┫
┃ 1990 ┃ 53．4 ┃ 15．0 ┃ 40．5 ┃ 44．5 ┃ 0 ┃
┣━━━━━╋━━━━━━━╋━━━━━━╋━━━━━━╋━━━━━━╋━━━━━━┫
┃ 1995 ┃ 132．1 ┃ 15．4 ┃ 44．2 ┃ 30．7 ┃ 9．7 ┃
┣━━━━━╋━━━━━━━╋━━━━━━╋━━━━━━╋━━━━━━╋━━━━━━┫
┃ 1996 ┃ 138．8 ┃ 22．2 ┃ 44．9 ┃ 26．3 ┃ 9．6 ┃
┣━━━━━╋━━━━━━━╋━━━━━━╋━━━━━━╋━━━━━━╋━━━━━━┫
┃ 1997 ┃ 142．3 ┃ 23．4 ┃ 49．3 ┃ 16．1 ┃ 1I．2 ┃
┣━━━━━╋━━━━━━━╋━━━━━━╋━━━━━━╋━━━━━━╋━━━━━━┫
┃ 1998 ┃ 140．2 ┃ 27．6 ┃ 48．9 ┃ 17．3 ┃ 6．2 ┃
┣━━━━━╋━━━━━━━╋━━━━━━╋━━━━━━╋━━━━━━╋━━━━━━┫
┃ 1999 ┃ 165．8 ┃ 37．8 ┃ 44．4 ┃ 14．6 ┃ 3．2 ┃
┣━━━━━╋━━━━━━━╋━━━━━━╋━━━━━━╋━━━━━━╋━━━━━━┫
┃ 2000 ┃ 225．1 ┃ 38．8 ┃ ┃ ┃ ┃
┗━━━━━┻━━━━━━━┻━━━━━━┻━━━━━━┻━━━━━━┻━━━━━━┛
数据来源：吴家煌，《WTO和海关税收》，第78页。
显然，在开放的压力下，中国的税收结构已经转为累退性。这从所得税
和贸易税向国内间接税的转变中得到了反映。甚至所得税(个人的和公司
的)本身也已经变得累退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恐怕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中国
蒙受了巨大的税收损失，恶化了财政约束(Rao，1999)。这种变化也是不
公平的，因为税收负担已经主要落在了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身上。
如果中国的税收体系无法起到再分配的功能，中国的公共支出又怎
样呢?
比较研究表明，开放可能会导致公共部门的扩张，而不是像结构性力量
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收缩。这种模式最初是在发达国家中被发现的(Camer—
on，1978；1KatzensteizL，1985)。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在发展中国
家也是适用的(Qlainn，1997；Rodnk，1998；Garrett，2001)。形成这种
相关性的一种解释就是，在那些处于严重的外部风险的国家中，他们的政府
不得不设法缓解由开放所造成的分配矛盾。除非政府拥有能够降低风险的手
段并具有必要的汲取能力，否则必将发生的分配矛盾可能最终会使开放进程
出轨。
在中国，开放可能也提高了对政府主导的财富和风险再分配的需求。中
国政府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反应这种需求呢?对于这个问题，图10所显
示的答案是“没有”。在改革开放年代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急剧下
降，财政支出同样如此。显然，财政收入的下降严重地限制了政府的能力，
使政府无法有效地发挥再分配的职能。到2000年，中国的财政支出仅占
GDP的17．8％，这个比例比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国
家——的相应比例都要小。
开放与不平等J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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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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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拿章$毒毒§$S掌S$§S毒窖§掌§窜
图10 中国财政收入和支出(1978—2000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20、67页。
中国政府可供支配的资源不多，不能完全承担福利支出和转移支付项目
制度化的费用。图11提供了关于中国的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的信息。前者
指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后者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①这两
种支出都被认为是造福于穷人并会减少收入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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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擎掌亨擎事S事挛§季鸢
图11 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1986—1999年)(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
①具体讲，它包括了中国预算中的三个方面的支出类别，也就是：Ⅸ退休金和社会福利上
的支出》、《社会保障辅助支出》以及《中央社会保障专用基金》。
284 I安邦之道
O 0 0 0 O O 0 0
弱 如 笱 加 ” m ， 0
如 ∞ 舳 ∞ ∞ 加 ∞
1 l 0 O 0 O O
∞如∞如∞如∞如∞
4 3 3 2 2 1 1 0 O
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都比较小。1999年，中国的社会支出仅为GDP的
3％，而转移支付支出低于1％。这样少的支出几乎不可能缓解国内和世界
市场力量所造成的失调。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这两种支出占
GDP的比重都在明显下降。GDP中用于再分配的这部分不断下降，这使得
低收人群体二次分配收入的减少要超过高收入群体二次分配收入的减少。对
于收入分配方面公共支出的效果，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支出模式的变化可能恶
化了而不是缓解了不平等(Xu和Zou，2000)。
六、机遇和挑战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开放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之一就
是，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日益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初次分配结果已经恶
化。虽然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它的地区性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要为这种趋势的
恶化负责任，初次分配中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开放可
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仅仅通过市场运作，这种收益不可能会自动分配
给社会的贫穷群体。只有政府才可以通过再分配职能纠正这种不断增加的不
平等。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向那些被结构调整置于不
利地位的人提供有效的补偿。
乍一看，本文的研究似乎证实了结构性力量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一
体化已经迫使中国去重新构建它的公共财政体系。海关关税一直在下降，针
对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收也是如此。这种变化已经导致了两个结果，这两种
结果对于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都是有害的。首先，随着贸易税和所得税收入
的重要性下降，国内对消费征收的间接税变成主要收入，这使得整个税收体
系向累退的方向更进一步。第二，总的税收收入在下降，这最终导致了一
般的公共支出的减少，特别是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的减少。结果，税收体
系向累退的方向发展，以及税收和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削弱了二次分
配的效果。
然而，如果对本文提供的数据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将会得出一个不
同的结论。请再看一看图7，图10和图1l。可以看得出，大约在1995—
1996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确实，在1995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改变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决定对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K11atl，1996)。这一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正在
调整原来的效率优先而反对平等的立场。一旦总的政策方向发生了转变，政
府总是能找到方法去追求它新设立的目标。这反映在下面一些主要的调整
开放与不平等J 285
中。首先，1995年以前，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在下降，但是这种下
降的趋势最终被打断了。在1996年到2000年之间，政府收入增加了超过
4％，这大大弥补了20世纪90年代所形成的损失。第二，随着收入的上
升，支出也上升了。而且后者比前者的速度增长要快。在1996年到2000年
的短短5年中，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增长了6％。到2000年达到了
17．8％，这是198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第三，来自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增加
了，从1994年(当年引进了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83亿
元，增加到2000年的超过500亿元，年增长速度大约为36 o／0。最后，社会
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也增加了，尤其是后者。1998年，政府在预算中增加
了一类新的类别：“社会保障补充支出”，这项支出总计150亿：)。U o．第二年：
这项费用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344．亿元)，并且出现了另一项新的支出类
别，即“中央社会保障基金”。1999年这两项费用总计超过了620亿元，占
当年政府总支出的4．7％。
这些最近的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们是审慎决策的结果。更重要的
是，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将很快结束。显然，中国政府现在意识到了日益恶化
的不平等的危害性。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当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时，人们往往
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或者所谓“华盛顿共识”所迷惑。事实上，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关注分配中的平等性问题。
然而，随着中国进入改革的第二个阶段，“零和游戏”的残酷现实成为了一
种警告。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和失业已经成为政治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这
一点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变得更加明显。也许在西方看来，即使中国并不是一
个民主社会，但是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偏好的变化做出反应。毕竟
它是严格自称支持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政权。如果它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漠
不关心，这个体系自身可能会面临丧失合法性的危险。为了保持社会凝聚
力，就像其他任何政府一样，中国政府现在认为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