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准确地说，是忽视了扩大开放对就业、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他们认
为，开放不仅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也是提高公共福利的一种渠道，
因为经济增长自身就能够减少贫困并推动人类发展。
本文并不想对中国开放政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它也接受这样一个假
设，即总体上来说，开放的总收益超过了它的总成本。但是，本文假定，开
放的收益和成本并不会自动地被平均分配。如果不断增加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真的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那么它的分配性效应就应该受到比目前中国的经
济学家所给予的更高程度的关注。
本文关注的是开放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在考察分配后果的时候，
必须首先明确区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影响。初次分配指的是人们直接从
工作和投资中获得的收入(例如，工资或者股息)，二次分配包括通过税收
和政府支出对个人初次分配所产生的减除和增加。①扩大开放会对初次分配
和二次分配都产生影响。本文考察在开放环境下，哪些人是初次分配和二次
分配的受益者，哪些人是受损者，其关注的重点是政府能否通过向受益者征
税来补偿受损者。
+ 本文原系英文，中文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过勇译出。
9除了政府以外，家庭和非营利组织也是二次分配的来源。但是，它们的转移支付数量一
般很小，在总量方面基本可以被忽略不计(Steward，2000)。
I
开放与不平等I 2(沿
在考察中国经济开放的经验之前，本文第二部分从理论上探讨扩大开放
会给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带来哪些变化。第三部分考察过去二十年中，中国
在经济开放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的进步和收入分配模式的变化。第四部分寻
求在开放与就业、初次分配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当然，即使开放可能使得
初次分配中的差距越来越大，只要存在一种有效的机制使政府能够将收入从
受益者那里转移给受损者，收入分配的整体状况不一定会恶化。第五部分转
向讨论中国的公共财政体系，考察了开放对中国的税收结构和支出结构的影
响程度。我们发现，开放带来的财政挤压(。fiscal squeeze)已经恶化而不是
缓解了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第六部分给出了一些结论，并讨论了中国是否能
应付加入WTO带来的挑战。
=、开放和不平等
“开放”一词指的是一个国家对跨越国境的货物、服务、资本、劳动
力、技术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的接收能力。然而，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即使
一个国家愿意将它的经济和世界市场完全地一体化，各个生产要素的流动程
度将仍然是很不同的，因为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它们的流动性。一般来说，资本比劳动力更具有流动性。金融资本
(证券投资)可能具有最高的流动性。在现代通信手段的帮助下，金融投资
者现在每天24个小时运作，转瞬之间，他们便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
本。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性要小一些，但是它也已经变得越来越自由。劳动
力流动性曾经非常高。在19世纪之前，国家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也很少
受到管制。直到20世纪初，护照是不必要的，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
跑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是，自由迁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目前，不具有熟练
技术的劳动力流动性最弱，而专业和技术人才的流动性稍大一些，但这也要
依照接收国的规章制度。这也许不太公平，但这一国际经济秩序是所有的国
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以这种分层的流动性为特征，当前形势下的全球化增加了流动性要
素——例如资本和熟练工人——的供给弹性，而降低了非流动性要素——
例如土地和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弹性。从政治角度来说，全球化提高了那
些拥有资本和知识的人的力量，同时减少了那些不拥有这些资源的人的力
量。对收入分配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将开放和不平等联系在
一起的渠道是什么?我们认为，有两种渠道显得十分关键：就业渠道和财政
渠道。前者影响了初次分配，而后者影响了二次分配(Rao，1998b)。
266}安邦之道
首先让我们考察就业渠道。贸易对就业水平、就业结构以及工资的影
响，是开放影响收入分配结果的直接途径。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一萨缪尔
森(Hechsctler—Ohlkn—SamtJelson)的标准贸易模型(它可以容易地运用于国
际投资)，开放应该有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在直觉上，
这一结论是很容易理解的。自由贸易提高了供给充足的要素的收益，并且减
少了稀缺要素的收益。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和熟练工人是稀缺的，而非熟练
工人是供给充足的。随着这些国家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
相对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和财富收益，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将上升。但实际
情况是这么回事吗?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条。首先，在世界上属于劳动
力密集型的产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却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一
个国家越不发达，这种情况就越可能发生。不管这种情况在哪里发生，开放
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工资收入的不平等(xu，1999)。其次，如果在开放
前，政府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性，或允许不充分就业，那么，这些限制的消除
将会使得经理、专业人员和熟练工人进入国际市场，并把隐藏的不充分就业
变为公开失业，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得收入差距恶化。第三，在前社会主义国
家，开放前，政府的限制往往压低对境况好的人(例如经理、专业人员、熟
练工人)的回报，并人为提高对不熟练工人的回报。消除这种限制将使收人
分配变得更加不公平。第四，在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里，出口行业主要集中
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里。贸易开放将增加出口产品生产商的利润，而不
发达地区可能会缺乏从开放中获利的能力。更糟的情况是，进口竞争行业可
能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成为全球化的牺牲者，而无法从
中获得收益。因此，目前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会进一步加大。第五，发展中大
国，经济结构多元化程度往往较高。在这类经济中，熟练工人的内部流动性
仍然比不熟练工人的流动性高。由于存在供给和需求弹性上的差别，前者一
定会比后者收益更大。最后，开放很可能导致资本密集型的正规部门出现收
缩，而使劳动力密集型的非正规部门趋于扩张。劳动力的非正规化对工资、
劳动安全和收入分配具有潜在的严重结果，因为，它削弱了工人相对于资本
家的集体谈判能力(Butt和Rao，2000)。
以上的讨论表明，在三种类型的国家里，开放很可能会恶化收入分配，
这三种经济是：最不发达的国家、转型国家和大的发展中国家。最近对全球
化和不平等之间联系的实证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个假设。虽然在考察中没有发
现什么一般模式，但那些研究确实发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Garrett，
2001)、大国(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国)(Lindeit和william—
SOD_，2001)，以及处于市场转型的国家(Steward，2000)，开放的确是与
开放与不平等I 267
不平等的加剧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收入结果来说，财政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税收和公共支出都
可以用来调节收入不平等。从国家税收角度来说，累进税通过增加那些初次
分配收入较高的人的税收负担，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在消费方面，公共支出
通过为穷人提供健康服务、教育、住房、社会服务、日常必需品的补助、社
会保障网络、其他的转移支付收入，甚至是就业机会，也减少了不平等。如
果一个政府都能够做到这两个方面，那么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可能就会得到
改善。问题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壁垒的减少会带来什么样的财政后果。
主流经济学观点强调资本的结构性力量，它指的是资本拥有者为寻求更
高的回报率在世界范围内转移产品和资金的能力。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
资本将毫不犹豫地流向税收相对较低的国家。这种退出的威胁被认为已经严
重地限制了政府的适应空间。如果政府决定通过税收手段和转移支付改变初
次分配，使其有利于穷人，他们就潜在地削弱了对投资回报收益率的商业信
心，并且因此可能放缓增长速度。为了阻止资本行使退出权，政府很可能会
转向“税收竞争”，也就是，竞相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逐渐达到一个“最
低的共同点”。随着对资本和人力资本较高的人收税越来越困难，税收负担
很可能会转向流动较差的劳动力。这样的转变不仅会降低税收体系的累进
性，也会减少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当税收下降的时候，
公共支出将最终随之下降。扩大开放将破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健康和
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能力，这样会压低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概括地说，这种
观点认为开放会限制政府行动的自由度，并使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减少不可避
免，这被认为会恶化二次分配，并加剧总的不平等程度(Steward，2000)。。
在指出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选择的限制作用这一点上，结构性力量理论
是正确的，但是它的决定论色彩太重，以至于只为政府留下很小的适应空间
(Higgott，1999)。近期的经验研究显示，当面对来自全球市场经济的相同
结构性压力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会做出一样的反应。如果经济逻辑自身
无法解释政府对开放的不同反应，那么，必然存在着反作用力，这种力量可
以抵御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影响，并减缓其所造成的不平等趋势。这种反作用
力从何而来呢?
虽然政府面临着流动性资产拥有者退出的威胁，他们也不得不解决开放
所造成的市场失调(Gar‘rett，1999)。开放是一个既产生受益者又产生受损
者的过程。随着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一些社会阶层可能会发现，相对于其
他阶层来说，他们的收入下降了，未来也更加不安全了。收入不平等的不断
扩大和普遍深入的不安全感可能会激发针对开放战略(尤其是自由贸易)的
政治抵抗。如果开放战略的受损者恰好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可能会发
J
268 j安邦之道
动针对强加开放日程的政府的激烈斗争。为了获得国内对进一步向全球经济
开放的政治支持，并保持社会凝聚力，政府作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将被迫
补偿受损者以确保开放的果实得到广泛的分配(Garrett，2001)。
这种政治力量论的关键假设是，开放的支持者必须被持续地和有意识地
培养(Rajan，1999)。除非潜在的受损者能够得到足够的补偿，否则他们
可以威胁要阻碍或者破坏开放政策，哪怕开放战略总地来说是对社会有利
的。补偿意味着，将收入从那些在开放经济中获益的人那里，转移到在市场
竞争中受损的人那里。为了获得再分配所需的足够的税收收入，高收入阶层
将不得不比低收入阶层按比例缴纳更多的税。当然，政府可以选择这样做或
者不这样做，因为富有纳税人可能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去阻止使他们利益受
损的改革。在经济上，他们拥有可以流动的资产，例如资本和技术，这些使
得他们可以用脚投票；在政治上，他们拥有金钱和其他资源，可以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政策制定，但是，富人们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利方面：在数量上他
们是少数派。当政治家为当选不得不反映社会偏好的变化时，他们可能会更
看重威胁其执政基础的社会力量。
简而言之，对政府而言，开放构成带来了两方面的威胁：流动性资产拥
有者可能会退出的威胁，以及其他人抗争的威胁。我们不能先验地说，这两
种威胁中的哪一种可以决定政府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依然享有相
当大的“机动空间”。许多研究显示，抗争威胁的作用超过了退出威胁，当
然也存在着例外((；ar’rett，1999；Garrett，200l；Higgott，1999；：Kap—
stein，2000；Rajan，1999；Swank，1996；Steinmo，1994．；Lirldert和
williamson，2001；．Rao，1998b)。例如，在最近对125个国家的研究中，
Rodl做(1998)发现，经济对外依存度和政府开支规模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关系。显然，在许多暴露于大量外部风险的经济中，他们的政府往往会尽量
多控制一些经济资源，并将社会保障、福利支出、收入转移项目和其他类型
的补偿项目制度化，其目的是尽量化解社会矛盾。
三、中国的开放和不平等，1980—2000年
不断扩大的开放
这一部分和下面的部分将探讨对外开放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目
的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是简单地考察开放之后的收
入分配趋势。很明显，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府
不仅推进了外部的自由化，也实施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假设分配结果受所
I
开放与不平等l 269
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就不能仅仅把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归结到对外开放
的影响。由于对内和对外政策转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事实上，很难把
对外政策调整的影响与其他影响分别开来(Butt和Rao，2000)。不过，只
要开放和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我们至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开
放不能够减少不平等。
从一开始，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政策就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自力更生为特征，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
经济。从1978年开始，中国采取了各种政策来促进对外经济交往。这些措
施包括逐步降低进口关税，消除对资本和中间产品进口的非关税壁垒，扩大
并简化出口激励，取消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垄断，并积极鼓励外国投资和技术
引进。这样，到2001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开放的经济，并融入国
际竞争中去。
开放的程度可以通过贸易流和FDI流来测量。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
国际贸易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仅仅
10％上升为1993一1994年度的超过409名。虽然这个比率在达到高峰之后已
经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超过35％(见图1)。比较研究表明，国家规模越
大，收入水平越低，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往往较低(Rao，1998b)。考
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相当高的。从
增长角度来说，1978一1999年间，按美元计算，中国的国际贸易额增长了
17．45倍，然而它的GDP按同一价格计算仅仅增长了6．84倍。现在，如果
用贸易占G：DP的比重来测量，中国比美国和日本更加“开放”，与低收入国
家相比更是如此(】Khan，1996)。 ，
50．00
45．00
40．OO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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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S毒毒§毒§§S§§鸾毒毒§§§
图1 衡量中国开放度的两种方法(1978—1999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第108页。
270 J安邦之道
r—
FDI流构成了中国外向型趋势的另一个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
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外国投资的流入。1983年，国外直接投资仅仅占
GDP的0．3％，这个数字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1993年，FDI占GDP的
比重达到了高峰值6．2％。在这以后开始下降。到1999年为止，FDI占
GDP的比重仍维持在4．1％的水平，这个数字与OEC[)中的大国，例如美
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也是很高的。事实上，在所有的发展中
国家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FDI接受国，并且自1993年以来，已经成为
世界上第二大的FDI接受国。
毫无疑问，中国从开放中获得了许多收益。开放主要带来了三个方面
的好处：(1)通过国际贸易，中国整体来说可以根据它的比较优势进行专
业化，这样提高了它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2)通过与外国交往和引进
FDI，中国各产业都可以从知识外溢性中受益，有利于克服生产瓶颈，提
高中国各产业的技术效率；(3)通过与外国公司竞争，中国的公司不得不
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并采取新的管理方法，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
(]Khan，1996)。
不平等的不断扩大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已经使得每一个人都受
益。几乎没有哪一个家庭从1978年以来其福利没有提高。然而，详细考察
这段历史表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经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
开始于1978年，大约结束于1993年。在这个时期，改革的游戏是全赢
(win—w血)性的：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是获益的。唯一不同的是，一些社会
阶层比其他社会阶层可能获益更多一些。④大约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改
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以不断恶化的失业状况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
为特征。的确，仍然有一些社会阶层从第二轮改革中获益。然而，社会的某
些部分第一次变成了纯粹的受损者，不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受损者，而且还是
绝对意义上的受损者。他们的福利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与此同时，一
部分人暴富起来。后者的收益是以前者的受损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中
国的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零和游戏”。而这第二个阶段恰好是开放的程度
不断扩大的时期，尤其是就FDI而言。
中国总的不平等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农村中的不平等，城镇中的不平
①在这段时期里有一些年头，游戏看起来也像是“零和游戏”(zero—sum)。例如，据报
道，在1988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城镇家庭经历了实际收入的下降。这正是成千上万的中国
人在1989年的初夏走上街头的原因之一(Wang，1992)。
开放与不平等f 271
等，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首先，自从20世
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农村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了
(Fan，2000)。在1990年以前，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但如图2所示，
1990年之后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O．00
1990 1995 2000
I!堡堕△!!丝!主工堕厶!!堑里生笠堕△!竺堑里主土堕△!旦堑!壹鉴△!!墅I
图2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低收入20％农户收入为1)
数据来源：郭建军，《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特征，面临矛盾和对策》，《经济研究参
对中国城镇而言，在1990年以前，不平等已经有蔓延的趋势(Khan
和Riskin，1998)。后来情况变得更糟。由于失业和其他因素，在改革的第
二个阶段，许多城镇家庭的实际收入在下降。1996年，大约40％的城镇家
庭遭受了这样的痛苦经历。第二年也好不到哪里：收入减少的家庭占了所有
城镇家庭总数的39％，这与一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正是那些穷人
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在最底层的20％家庭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收入减少
了。比他们稍高的20％ilgli?t兰处境不妙：每两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属于收入
减少的范围中。虽然收入最高的20％城镇家庭中也有一些遭受了收入减少
的损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实上提高了他们的收入(见表1)。当穷人变
得更穷而富人变得更富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差距显然扩大了。1990年，收
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仅比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高出
4·2倍。到1998年，这个比率已经增加到了9．6倍，这是两极分化的明显信
号。确实，最富有的10％家庭是近期改革的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收入占
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3．6％增加到1998年的38．4％。另一方面，收
入最底层的20％家庭是最大受损者：在总收人中，他们的份额从1990年的
9％下降到1998年的5．5％(见．表2)。
l
272 l安邦之道
i
表1 1997年城镇人口收入减少状况(％)
┏━━━━━━━┳━━━━━━┳━━━━━┳━━━━━━┳━━━━━━┳━━━━━━┳━━━━━━┓
┃ ┃ 全部 ┃低收入人 ┃比较低收入 ┃中等收入人 ┃比较高收入 ┃高收入人 ┃
┃ ┃(100 o／0) ┃群(20％) ┃人群(20嘲 ┃群(20％) ┃人群(20％) ┃群(20 o‘) ┃
┣━━━━━━━╋━━━━━━╋━━━━━╋━━━━━━╋━━━━━━╋━━━━━━╋━━━━━━┫
┃ 收入减少的 ┃ 39 ┃ 60 ┃ 53 ┃ 33 ┃ 39 ┃ 20 ┃
┃家庭比例(％) ┃ ┃ ┃ ┃ ┃ ┃ ┃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8，《中国城市价格和家庭收入与支出年鉴》，中国统计出版
社，第9页。
表2 中国城镇不平等增加情况(1990—1998年)
┏━━━━┳━━━━━━━━━━┳━━━━━━━━━┳━━━━━━━━┳━━━━━━━━━┓
┃ ┃收入最高200A，人口 ┃收入最低的200A， ┃收入最高的20％ ┃收入最高的10％人 ┃
┃ 年份 ┃的收入／收入最低 ┃人口收入占总收 ┃人口收入占总收 ┃口收入占总收入的 ┃
┃ ┃20％．人口的收入 ┃入的比重 ┃入的比重 ┃比重 ┃
┣━━━━╋━━━━━━━━━━╋━━━━━━━━━╋━━━━━━━━╋━━━━━━━━━┫
┃ 1990 ┃ 4．2倍 ┃ 9．O％ ┃ 38．1％ ┃ 23．6％ ┃
┣━━━━╋━━━━━━━━━━╋━━━━━━━━━╋━━━━━━━━╋━━━━━━━━━┫
┃ 1993 ┃ 6．9倍 ┃ 6．3％ ┃ 43．5％ ┃ 29．3％ ┃
┣━━━━╋━━━━━━━━━━╋━━━━━━━━━╋━━━━━━━━╋━━━━━━━━━┫
┃ 1998 ┃ 9．6倍 ┃ 5．5％ ┃ 52．3％ ┃ 38．4％ ┃
┗━━━━┻━━━━━━━━━━┻━━━━━━━━━┻━━━━━━━━┻━━━━━━━━━┛
。资料来源：许欣欣、李培林，1999，《1998—1999年：中国就业收入和信息产业的分
析和预测》，汝信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1999。
就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经济也是二元经济。当1978年中国
开始改革时，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别就已经相当大了：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
比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高出2．6倍(见图3)。在改革的早期，城镇和农
村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然而，从1984年开始，这种差距又开始扩大。不
过，在1992年以前，这个差距与1978年的差距相比仍然要小一些。第二个
阶段改革的特征是，中国的现代化部门和传统部门发展的两极分化。由于政
府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在1996年和1997年，这种两极分化趋势暂时中
止了。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政府通过提供津贴
的方法大规模支持农业部门是不现实的。因此，在1998年之后，城镇和农
村之间的差距又开始加大了。到1999年，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
了1978年的水平。改革早年取得的成果已丧失殆尽。如果2001年实施为公
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职工长工资的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将超过1994年的水
平，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预言，随着经济的增长，如果任由市场自身发挥作
用，就会带来地区间收入趋同的结果。但是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验表明，趋
同绝不是自发的。在改革早期，中国经济确实呈现着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
这种趋势很快就改变了。自1983年以来，中国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问人均
GDP的差距已经在不断上升。并且更糟的情况是，1990年之后，这种分化
开放与不平等l 273
的趋势速度加快了。①图4显示了以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变量的一系列
系数，这被用来测度各省份之间的相对不平等状况。这条U形曲线表明，
从1978年到1991年，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先是下降，然后又开始上升
(Wang和Hu，1999)。
图3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康晓光，Ⅸ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扩大的问题》，徐连
仲，《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
┃ ┃
┣━━━━━━━━━━━━━━━━━━━━━━━━┫
┃、 。静—帮 耵 ┃
┃镕№“咿峥吨。 。舻” ┃
┣━━━━━━━━━━━━━━━━━━━━━━━━┫
┃ ’”’—啷～嗨一晦—～≯。静—‰～“广海7… ┃
┣━━━━━━━━━━━━━━━━━━━━━━━━┫
┃ ┃
┣━━━━━━━━━━━━━━━━━━━━━━━━┫
┃ ┃
┣━━━━━━━━━━━━━━━━━━━━━━━━┫
┃ ┃
┣━━━━━━━━━━━━━━━━━━━━━━━━┫
┃ ┃
┣━━━━━━━━━━━━━━━━━━━━━━━━┫
┃ ┃
┣━━━━━━━━━━━━━━━━━━━━━━━━┫
┃ ┃
┗━━━━━━━━━━━━━━━━━━━━━━━━┛
图4 1978—1999年地区差距(CV)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王绍光、胡鞍钢，1999，《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
社，第57页。
①世界银行获得了一个类似的结论(世界银行，1997)。
274『安邦之道
9 8 7 6 5 4 3 2 l O
0 0 O O O 0 O 0 0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显然第二阶段的改革已经扩大了地IX2_间
的差距，城镇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城镇和农村里富人和穷
人之问的差距。这些不平等是相互交叠的和相互影响的。总地来说，不断
扩大的地区之间、个人之问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使得中国目前总
体收入分配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变得更加不平等(见
图5)。
图5中国的总体不平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2001年1月，http：／／WWw
stats．gov．cn／gqgl／gqglwz／200104240017．htm．
在毛泽东时代，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工资政策和价格政策
把不平等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改革开始的
时候，中国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收入不平等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虽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绝大多数
拉丁美洲国家和撤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无法自鸣得意了(世界银行，
1997)。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东欧转型国家和许多西
欧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大的亚洲邻国，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
西亚，而在有关发展的文献中，这些国家常常被认为是收入不平等的典型。
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的总体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在所有可以获得IZ较数
据的国家中，是最严重的”(世界银行，1997：7—8)。不平等程度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如此显著地扩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
看都是异乎寻常的。展望未来，除非两极分化趋势能够以某种方式被遏制或
者扭转，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盛行的非常突出的不平等，可能很快
I
开放与不平等f 275
就会在中国出现。
四、初次分鼍中不平等扩大的原因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转向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Khan，1996)。显然，开放促使中国调整了它的产业结构，使之与它的比
较优势相一致。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种转变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而不是缩
小呢?
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城镇和农村之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