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但在如何才能确保实质性机会平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不完全一
I
228 I安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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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的强调资源平等，有的强调能力平等，还有的强调参与平等。与此同
时，要求结果平等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不过有人把“结果”定义为看得见、
摸得着的收入或资产，有人把它定义为人的整体主观感受，即幸福。
图5平等客体的边界
尊严平等
形式机会平等
实质机会平等
结果平等
不同的思想流派把平等范围的边界划在大小不一的四个圈内。今天，主
张到第一圈为止的人几乎没有。自由放任主义只认可第二圈；超出这个圈，
它便认为构成了对个人(准确地说是一小部分个人)自由的威胁。当代自由
左派守卫着第三圈，希望保障人们的基本生理和社会需求，但他们并不排斥
因人们自身努力不同造成的不平等，说到底是一种“按劳分配”。站在第四
圈的人并不多，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左派思想流派在这里驻守。他们要求
结果平等不是所有方面结果的平等，而是某些方面结果的平等。此外，他们
所说的结果平等未必是绝对平等，往往只是希望社会的相对平等可以逐步改
善，注重的是变化趋势。
、这四大类平等客体在逻辑上是一环套一环的。没有尊严的平等，就不可
能保障形式机会的平等；没有形式机会的平等，就不可能保障实质机会的平
等；没有实质机会的平等，就不能保障结果的平等。在有些方面，中国连起
码的形式机会平等都没有实现，如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身份划分，它与社会主
义的本质格格不入。在实质机会平等方面，我们的欠缺之处可谓比比皆是，
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的巨大城乡、地区、阶级差别(王绍光，
2003)。结果平等、哪怕是不多几个方面的结果平等，在中国依然是可望而
不可即。
平等问题研究的框架l 229
平等的多面性
将各种可能的平等主体与各种可能的平等客体搭配，就会使平等的多面
性清楚地呈现出来。对今日的中国而言，表6内凡是打钩的地方，都是可以
或必须研究的领域。其中一些领域，近年来已经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如个
人间、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别。其他一些方面虽然也很重要，但系统性
的研究仍不太多，如阶级之间在各方面的差别，以及各主体在参与方面的
差别。 、
表6平等的多面性
┏━━━━━━━┳━━━━┳━━━━┳━━━━┳━━━━┳━━━━┳━━━━┓
┃ 客体／主体 ┃ 个人 ┃ 城乡 ┃ 地区 ┃ 民族 ┃ 阶级 ┃ 性别 ┃
┣━━━━━━━╋━━━━╋━━━━╋━━━━╋━━━━╋━━━━╋━━━━┫
┃ 尊严 ┃ ~／ ┃ ┃ ┃ ┃ ┃ ┃
┣━━━━━━━╋━━━━╋━━━━╋━━━━╋━━━━╋━━━━╋━━━━┫
┃ 权利 ┃ v／ ┃ ~／ ┃ ┃ ┃ ┃ ┃
┣━━━━━━━╋━━━━╋━━━━╋━━━━╋━━━━╋━━━━╋━━━━┫
┃ 收入 ┃ √ ┃ √ ┃ ~／ ┃ ~／ ┃ ~／ ┃ -V ┃
┣━━━━━━━╋━━━━╋━━━━╋━━━━╋━━━━╋━━━━╋━━━━┫
┃ 资产 ┃ √ ┃ √ ┃ ~／ ┃ √ ┃ ~／ ┃ -V ┃
┣━━━━━━━╋━━━━╋━━━━╋━━━━╋━━━━╋━━━━╋━━━━┫
┃ 幸福 ┃ -V ┃ ┃ ┃ ┃ ┃ ┃
┣━━━━━━━╋━━━━╋━━━━╋━━━━╋━━━━╋━━━━╋━━━━┫
┃ 资源 ┃ √ ┃ ~／ ┃ v／ ┃ ~／ ┃ ~／ ┃ √ ┃
┣━━━━━━━╋━━━━╋━━━━╋━━━━╋━━━━╋━━━━╋━━━━┫
┃ 能力 ┃ ／ ┃ ／ ┃ ~／ ┃ ／ ┃ ~／ ┃ √ ┃
┣━━━━━━━╋━━━━╋━━━━╋━━━━╋━━━━╋━━━━╋━━━━┫
┃ 参与 ┃ ~／ ┃ √ ┃ ／ ┃ ~／ ┃ ~／ ┃ ~／ ┃
┗━━━━━━━┻━━━━┻━━━━┻━━━━┻━━━━┻━━━━┻━━━━┛
度量的复杂性
由于平等复杂的多面性，研究不同领域的不平等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方
法，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不平等领域的最佳方法。正是因为如此，讨论
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方法需要很长的篇幅。这里，我们只提出四个需要注意
的问题。
第一，数据的可靠性。不管用什么度量方法，数据的质量是关键。然
而，涉及人们的收入和财产这些最敏感的个人隐私话题，获取准确的数据绝
非易事。即使在制度十分健全的国家，地下经济和偷税漏税也难以避免，有
关收入和财产的数据也存在瑕疵。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除了正规收入
外，形形色色的不规范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大量存在。不包括这些收
入的数据显然是不可靠的。
以地下经济为例，它涉及生产、流通、服务等各个经济环节，其中有些
活动本身就违法，如贩卖毒品、贩卖人口、经营赌博、经营色情业、制黄贩
黄、制假贩假、洗钱等；有些经济活动本身不违法，但未经工商登记，逃避
税收，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等。不管是否违
法，从地下经济产生的收入往往不会进入正规的统计。在讨论中国的收入分
230 l安邦之道
配时，地下经济绝不是可以忽略的现象。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运用现金比
率法或收支差异法对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进行了估测。图6给出了六种估测
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大同小异：地下经济规模的变化呈倒V形：在
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地下经济没有存在的空问；改革开放催生了地下经济，
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那十几年里，地下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一度冲破
10000亿元的大关；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监测能力的增
强，地下经济的规模开始萎缩。然而，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2002年中国
地下经济仍有近2000亿元的规模。④
016000
攀14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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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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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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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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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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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图6地下经济规模估计
腐败交易中的收入规模可能同样惊人。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更是动辄
几十万、上百万。表7列举了60位巨贪，其中有11人涉案金额达亿元以
上，41人涉案金额在千万元以上，最大的案件涉及约40亿元，这60个案件
总共涉及83．5亿元。这些涉案人绝大多数是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大到省
长、省委书记，小到县级银行行长、中资公司驻港澳经理，他们凭借手中的实
权，利用制度的漏洞，大肆收受贿赂、贪污挪用公款，完全到了疯狂的地步。
①贾绍华，《我国税收流失的测算分析与治理对策探讨》；易行健、杨碧云、易君健，《我
国逃税规模的测算及其经济影响分析》，梁朋，《税收流失规模：地下经济视角的分析》，《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第66—72页}田雷、逄艳红，《对我国税收流失的
规模成因分析及治理建议》，《辽宁财税》，2001年第3期，第34—36页，朱小斌、杨缅昆，
《中国地下经济实证研究：1979—1997》，《统计研究》，2000年第4期，第32—37页，秦汝
钧，《中国的地下经济与税收流失及治理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12期；夏南新，《地
下经济估测模型及敏感度分析》，《统计研究》，2000年第8期，第38—41页；夏南新，《税
收诱致性现金持有量模型因果性检验及对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的估测》，《统计研究》，2004年
第3期，第6I一64页。
j
平等问题研究的框架I 231
表7中国六十巨贪榜
————————————————————————————————————————————————————————————一
姓名 涉瑟额 煳4 年龄 职 位 注
—i====——————————————————————————————————————一 ．
余振东等40 男 4l 广东中银开平支行行苌—————万两酉吾j矿
黄清洲 ”．8 男 篆翥惹星鬟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外逃落网
陈满雄夫妇 4．2 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负责人外逃
张宗海 2 男 54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
金鉴培 1．88 男 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
褚时健等 1．8 男 76 红塔集团董事长
杨前线等 1．6 男 50 厦门海关原关长 1
魏怀等 1．3 男 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 、
王宝森 1．25 男 北京市原副市长
叶季湛等 1．06 男 厦门市工商银行原行长
于志安 I 男 66 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原负责人 外逃
吴维仁0．85 男 55 彩虹集团公司原总裁、董事长
周北方0．83 男 44 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原董
事长
杨秀珠0．6 女 59 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 外逃
毕玉玺 O．6 早 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华孚0．59 羁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原河南分公司
总经理
户刀里0·56 男 60 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 外逃落网
李嘉廷等0．52 男 60 云南省原省长
谢炳峰等 0-5 男 35 中行南海分行办事处原工作人员外逃落网
周长青 0．5 男 50 西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
李真0．48 男 42 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炜 0．46 男 40 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公司期货交易部经理
劳德容0．44 女 64 深圳市能源总公司原总经理
成克杰 O．41 男 71 广西原区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
主席
陈新 0．4 男 38 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杨家坪
尹西才
陈希同
程元德
汪峰
0．4 男 50 耋警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负
页人
0．4 男 74 北京市原市委书记
0．3l 禺 中国有色金属材料公司西北分公
司原总经理
0·3 男 南海市原口岸办公室副主任 外逃落网
兰 吣 男 瑟需喜鬟锨胍胀觯燃
—————————————————————————————————'二—』二二二——一
232 I安邦之道
I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六十巨贪榜”，《上海侨报》，2004年7月24日；个人资料库。
由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体系极不完善，收入数据往往来自入户调查。与
地下经济收入一样，腐败收入也是见不得人的，不可能反映到正规统计中
平等问题研究的框架I么33
去。实际上，统计部门在进行抽样调查时，往往有意回避富人区，如果抽到
特别豪华的住宅区，就跳过去，因为最富的人不可能给你详细的收支记账。
这种方式得到的统计数据可能大大低估收入差距的程度。
第二，平等的客体是否由同质的东西构成。如果平等的客体是由同质的
东西构成，度量不平等的程度和变化趋势比较容易。收入就是一个例子，这
也是有关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然而，要度量罗尔斯的
“基本社会物品”、德沃金的“资源”、森的“能力”分布有多么不平等就并
非易事了，因为它们是由不同质的东西组成的。更麻烦的是，这些理论家往
往对这些概念的确切内容语焉不详。以森的“能力”为例，他从未提供一个
“能力”构件的详细清单。有人辩称，这个概念保留点模糊性、不完全性和
开放性是必要的，有助于将这个概念适用于不同的时空(Nussbaum。
1992)。④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对试图精确测量“能力”不平等的人来
说，实在是毫无帮助。即使有关于这些概念组件的详细清单，研究者还得做
三件事：测量每个组件，确定每个组件的权重，将所有不同质的组件加总，
这每一步依然充满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在测量不平等程度时应关注绝对差距。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和其他
不平等时，一般研究者倾向测量主体问的相对差距，但作这个选择的理由往
往并不清楚。如果相对差距与绝对差距的变化方向永远一致，那么选择其中
任何一项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在相对差距缩小的同时，绝对差距有可能不
断扩大(见表5列举的例子)，这时测量两种差距都有必要。对一般民众而
言，他们直接感受的是绝对差距，也不懂如何计算相对差距。因此，影响他
们判断和行为的是绝对差距，而不是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关心不平等的衽会
和政治后果，绝不能忽视绝对差距。
第四，既要用客观标准测量不平等，也要关注人们对不平等的主观判
断。上面已经提到，由于数据质量问题，所谓“客观”的测量未必客观。
退一万步说，即使客观的测量是准确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去阅读有关不平
等的学术研究文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形成自己对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主观
判断。他们的判断也许没有多少客观依据，混淆了不同的主体与客体，但
真正可能影响他们行为的就是这种不科学的主观判断。一旦形成，这种主
观判断本身便成了主政者不得不小心对待的客观事实。除了社会中客观存
在的不平等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对不平等的主观判断取决于历史传统
和意识形态。受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影响，有些国家的民众对不平等的容
忍程度较高，这导致他们主观判断的不平等程度偏低。反之，有些国家的
① 通过与森多年合作，Mar协a Nussbaum(2000)自己列出了一份基本能力的清单。
234 J安邦之道
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这导致他们主观判断的不平等程度偏高。例
如，有大量研究表明，美国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比欧洲国家的民众高得
多(Aleshla，Tella，and．MacCulloctl，2001；Glazer‘，2001)。那么，与别
国民众相比，中国老百姓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有多高?他们对中国不平等的主
观判断是什么样的呢?图7用一项北京市的调查结果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
了对比。 ．
囹较大收入差距是繁荣经济的必要：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
口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同意或十分同意
囵政府有责任降低收入差距：同意或十分同意
图7各国民众对不平等的主观判断，2002年
资料来源：Martm King whyte and Chunping Han．“Distributitve Juscjce IssLles and
the Prospects for Unres七m China，”Harvat’d University，[)ecembeI’，2003；Gei。ry Red．
mond，Sylke Viola SchnepI‘，Marc：SLlhrcke，“Attitudes to．[nequahty‘after’Ten’Yesrs Of
Transitjon”，J山y 2002．
很明显，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比较低，在所
有这类国家，都有九成或更多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收入差距过大，都有八成左
右的民众认为政府有责任降低收入差距，两个比例都比欧美国家高。这与几
十年社会主义实践形成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遗产不无关系。中国与美国的收入
平等问题研究的框架I 235
∞ 蚰 ∞ 加 ∞ 卯 加 ∞ 如 m 0
分配基尼系数非常接近，但美国人早已见怪不怪，因此只有65％的民众认
为本国收入差距过大，而在中国，这个比重达95％之高。与前社会主义国
家比，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不算高，只有约75％的民众希望政府拿出行
动来降低收入差距，但这高于一般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这个比例
不到中国的一半。既然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相对较低，政府在处理不
平等问题时应该采取一种如履薄冰、时不我待的态度，而不是继续执行“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
平等准则的多元性
在讨论分配正义的准则时，政治理论家们往往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他
们各持己见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本派强调的原则如何重要。对政策制定者来
说，虽然熟悉各派的理论十分重要，但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些不同的
正义原则本来针对的是不同的客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因
此，他们没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各家之
精华。麦克’沃尔泽也许是对的，在客体各异的不同领域，适用的正义原则
也应该有所不同(Walzer，1983)。
在基本权利的领域，应实行绝对平等原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居住在东部还是西部，他们都应享受
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现行法律和制度中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规定
(如选举权方面的不平等)必须取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保证
得以实现。在政治权利方面，民众应能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决策过
程。现在，中国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对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大，他们在各级
人大和政协中越来越活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
和农民在全国人大所占的席位大幅下滑(见图8)。工会没有充分发挥保护
工人利益的功能，上亿的工人甚至没能加入工会。农民则连自己的组织都没
有。自从80年代初取消贫下中农协会以后，普通农民失去了表达自己利益
的制度渠道。
有人以为中国的政治参与只是摆摆样子而已，没有实际意义。其实，这
种看法大谬不然。从表8我们看到，那些在人大和政协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社
会阶层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也占据优势地位，这绝不是用偶然巧合可以解释
的。因此，为了确保所有社会阶层享有平等参与的权利，中国必须在构筑利
益表达机制上下大工夫。此外，所有的职位和地位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并同
时保证所有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能力竞争这些职位和地位。严禁公私招聘中
实行户籍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
236 I安邦之道
四届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图8历届人大代表构成
资料来源：“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构成统计表”，《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第10版)；“我们来自人民——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特色评析”，http：／／WWW．-rednet．
com．cn，2003年3月2日。
表8社会各阶层工资增长速度，1995—2002年
资料来源：Ⅸ中国统计摘要，200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4—45页。
平等问题研究的框架l 237
咣 涨 ㈣ 删 妣 似
图9世界各国按经济安全指数分类
资料来源：InterTl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04)．
除了在基本权利领域实行绝对平等原则外，国家有责任保障每位公民形
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
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来也缺乏必要的体能和
体力(王绍光，2004)；没有基础教育，在日益依赖知识的今天就等于丧失
了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其目的是为最底
层的民众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各国经济安
全状况的评估，中国排在四级中的最低一级。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是
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之一。① ’
对于收入的分配，在现阶段可以实现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
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
平等。然而，对最底层民众有利是允许不平等的前提条件。罗尔斯没有明确
说明“最底层”指多大范围，是最底层1％，还是最底层50 o／0。我们认为，
这个范围不能过窄或过宽，以底层200名为准。
收入分配实际上是两部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依据人们的
“生产要素投入”进行的，。包括劳动的收益——工资、土地的收益——地
租、资本的收益——利息或红利、知识的收益——专利费或版权费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生产资料不再由国家垄断后，初次分配不可能是平等
的。但这也不意味着初次分配必须非常不平等。即使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有些国家(如美国)的初次分配比别的国家要不平等得多。这说明，在
① 关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见Intem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04)。
238 J安邦之道
初次分配问题上，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的。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将初次分
配的不平等程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政府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税收和支出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再分配可
以分为四类(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2003：275—311)：(1)援助性
(济贫性、救济性)再分配：主要是对特殊困难群体，如老弱病残者的社会
援助。上面提到的基本保障便属于这一类。(2)补偿性再分配：如对工伤
的补偿，在开放条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等。(3)保险性再分配：如由国家
立法规定的、旨在增加收入安全的社会保险(包括疾病、伤残、失业、丧
偶、养老)。(4)公』iE'l肆：再分配：这是指从公平出发，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再
分配。其目的是为所有公民提供体面生活的保障，包括收入和服务(教育、
就业、医疗和住房等)。
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很多。首先，救济性再分配力度太小。我国
农村还有三千多万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已经脱贫的人状态也不稳定，很容
易返贫。随着城市下岗失业问题的恶化，城市贫困问题也变得相当紧迫(尹
世洪，1998)。目前，我们的政策把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
度放在优先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最困难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
服务(常宗虎，2001)。其次，补偿性再分配机制不健全。按照实行多年
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实行办法》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的条件是“属于
工伤保险制度适用的企业，而且用人单位已为劳动者投保”。这也就是
说，相当多的企业并不适用这个制度。直到2004年开始适用《工伤保险
条例》后，工伤保险的范围才扩大到所有企业。另外，在很多国家，享受
工伤保险已不再追究过失责任；而我国工伤保险仍然没有无过错(‘non—
fault)条款，确定工伤还要经过复杂的程序。难怪在深圳等地，有大量因
工伤丧失劳动能力的打工仔得不到起码的赔偿。第三，保险性再分配的覆
盖面小。如表9所示，到2003年，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 1646万人、10902万人和10373万人，
还有相当数量的职工没有包括进来。此外，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才刚刚完
成了从县市级统筹向省级统筹过渡，暂时还没有计划过渡到全国统筹。由
于各地劳动力年龄结构不同，相当多的省市陷入了支付危机(胡鞍钢，
2001)。从再分配的角度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性不强，因为它
采取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且以个人账户为主。这是资金
积累式的保障，其中虽然有政府的中介作用，但很少涉及收入再分配和政
府转移支付。
平等问题研究的框架l 239
表9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基本情况(万人)
┏━━━━━━━━━━┳━━━━┳━━━━┳━━━━┳━━━━┳━━━┳━━━┳━━━┳━━━━┳━━━━┳━━━━┓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 ┃ ┃ ┃ ┃ ┃ ┃ ┃ ┃ ┃ ┃
┃保障人数 ┃ ┃ ┃ 85 ┃ 88 ┃ 184 ┃ 257 ┃ 403 ┃ 117l ┃ 2065 ┃ 2247 ┃
┣━━━━━━━━━━╋━━━━╋━━━━╋━━━━╋━━━━╋━━━╋━━━╋━━━╋━━━━╋━━━━╋━━━━┫
┃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 ┃ ┃ ┃ ┃ ┃ ┃ ┃ ┃ ┃ ┃
┃ 保障人数 ┃ ┃ ┃ ┃ ┃ ┃ 266 ┃ 300 ┃ 305 ┃ 408 ┃ 367 ┃
┣━━━━━━━━━━╋━━━━╋━━━━╋━━━━╋━━━━╋━━━╋━━━╋━━━╋━━━━╋━━━━╋━━━━┫
┃国家抚恤补助优抚 ┃ ┃ ┃ ┃ ┃ ┃ ┃ ┃ ┃ ┃ ┃
┃对象人数 ┃．443 ┃ 446 ┃ 447 ┃ 448 ┃ 447 ┃ 445 ┃ 442 ┃ 45l ┃ 459 ┃ 465 ┃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 ┃ ┃ ┃ ┃ ┃ ┃ ┃ ┃ ┃ ┃
┃职工人数 ┃7298．7 ┃’7338 ┃ 8758 ┃ 867l ┃ 8476 ┃ 9502 ┃10448 ┃10802 ┃11129 ┃11646 ┃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1772．3 ┃ 1882 ┃ 2358 ┃ 2533 ┃ 2727 ┃ 2984 ┃ 3170 ┃．3381 ┃ 3608 ┃ 3860 ┃
┃离退休退职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9500 ┃ 9500 ┃ 9500 ┃ ┃ 7928 ┃ 9852 ┃10408 ┃10355 ┃10182 ┃10373 ┃
┣━━━━━━━━━━╋━━━━╋━━━━╋━━━━╋━━━━╋━━━╋━━━╋━━━╋━━━━╋━━━━╋━━━━┫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 ┃ ┃ ┃ ┃ ┃ ┃ ┃ ┃ ┃ ┃
┃人数 ┃ ┃ ┃ ┃ ┃1878 ┃ 2065 ┃ 3787 ┃’7286 ┃ 1)401 ┃．10902 ┃
┣━━━━━━━━━━╋━━━━╋━━━━╋━━━━╋━━━━╋━━━╋━━━╋━━━╋━━━━╋━━━━╋━━━━┫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3477 ┃ 5143 ┃ 6594 ┃’7035 ┃ 8025 ┃ 6461 ┃ 6172 ┃ 5995 ┃ 5462 ┃ 5428 ┃
┃投保人数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Ⅸ中国统计摘要，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87页。
至于公正性的再分配，还基本上是个空白。由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因
此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上。无论是救济性再分配、补
偿性再分配，还是保险性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
了农村居民。后者还没有被视为与前者在权益上完全平等的公民。遇到困
难，农村居民主要还是依靠家庭解决。其结果是农村基本保障工作薄骣，农
村养老、医疗和贫困人口救济问题突出。由于没有正式城市居民户口，进城
务工的原农村人口成了再分配制度的死角。尽管这些流动人口的总数高达一
亿以上，他们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子女入学、看病求医、贫困等却得不到应
有的重视。
图10试图衡量中国政府再分配的力度。1998年以前，中国财政中用于
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只有一大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总量微
乎其微，1997年只有区区不到150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1．5％左右，相
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①这个情况在1998年出现了转折，政府在此后
几年里增加了两个预算新科目：“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到2002年，“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全
① 除财政部掌握的资金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掌管着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2000年社保基金收入达2645亿元，支出
达2386亿元，积累节余为1328亿元。
2．40 I安邦之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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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保障基金”三项支出的总额已高达1716．5亿元，是1997年的11．5
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97年的1．5％升至7．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从0．19％升至1．68％。尽管振幅很大，中国政府的再分配力度依然不
大，难以应付社会存在的种种严峻挑战。
图10政府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支出
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资本主
义国家尚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没有理由不做得更好。这套再分配机制至少应该救助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补
偿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除此之外，它还应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
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应尽可能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