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乡里。1789年他被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届总统，任期两届，便决定不
再连任。以他的威望和政绩，不但连任不成问题，就是成为终身总统亦有可
能，但他为民主政体计，只作两任，绝不食言。华盛顿以自己的实际行为给
美国留下一个好榜样。由此观之，现代人的理论建树，原不必拘泥于引经据
典，寻章雕句，能以社会为版，以生命作书，同样可成美好文章。
从理论方面看，最具宣传效应的人物则是潘恩，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美国
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杰斐逊，作为补充和理论张力出现的人物则是汉弥尔
顿。
托马斯·潘恩生于英国福克郡一个基督教教友会家庭。他虽是扬名世界
的大宣传家，其实学历不高。他13岁便已失学，以后干过裁缝，当过教师，
也做过税务官。1774年他来到北美，适逢美国独立运动如潮如涌。潘恩的个
性颇似卢梭，而他的文章也同样具有鼓动性。他和当时的许多政治领袖不一
样，他的作用主要是用自己的文章向世人宣传，他不受命于谁，他要写的、
说的就是自己的意见。他的文章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效果，也是机缘巧合，
也是势所必然。他的文章内容，似乎就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翻版，但有强
烈的潘恩风格，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即他那部《常识》。《常识》发表于1776
年1月，一经问世，便产生巨大影响。
《常识》的主题就是鼓吹美国独立，而它的理论基础则是欧洲的人权思
想与民主观念。
潘恩崇信“天赋人权”的理念，并由此生发，批判英国的殖民政策，连
带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也一起批评。他坚决反对妥协，以富于强烈感染
力的语言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以暴抗暴，以恶抗恶。他鼓吹人的生存权、自
由权和财产权，而且认为这还不够，人还应该也必须具有追求幸福和反抗压
迫的权力。他同意“自然法”说，但他的某些结论和霍布斯截然相反，和洛
克也肯定有别。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们的需要，而政府起源于人们的意愿。
在谈到平等时，他写道：
“在宇宙万物的体系中，人类本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只能为以后的某
一桩事故所破坏；贫富的差别是很可以加以说明的，而且在说明的时候，不
必采用压迫和贪婪之类刺耳的、难听的字眼。压迫往往是财富的后果，而很
少是或决不是致富的手段。”①
在谈到君主政体时，他又写道：“在君主政治的体制里有一些极端可笑
的东西；这个体制首先使一个人无从获得广博的见闻，然而又授权他去解决
那些需要十分明智地加以判断的问题。国王的身份使他昧于世事，然而国王
的职务却要求他洞悉一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方面，由于它们出乎常理地相
① 《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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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互敌对和破坏，证明那整个的人物是荒唐的和无用的。”如此等等。
潘恩的文章，既富雄辩，又无顾忌——造反者何所惧哉！他不追求理论
缜密，但渴望振聋发聩；他不要体系完美，但要求一针见血。他的文章如火
如荼，句句火热，字字千钧。他批评那些认为没有国王就不能立国的糊涂者
说：
“有人说，可是北美的国王在哪儿呢？朋友，我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
治着，不像大不列颠皇家畜生那样的残害人类。但是，如果庄严地规定有一
天要宣布宪章，希望我们甚至在世俗的德行方面也不要露出缺点来；让发表
的宪章以神法和《圣经》为根据；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知道我们
是否赞成君主政体，知道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因此，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
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就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
情况。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流弊，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时推
②
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他的结论是：“组
织我们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③2
潘恩还写过好几篇同样很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著作，如《人权论》、《林
中居民的信札》和反映他宗教观念的《理性时代》。
潘恩于1787年回到欧洲，他往来于英、法之间，并参加了法国革命，
而且获得法国公民资格，还做过国民议会议员。但法国革命毕竟不是美国独
立运动，雅各宾派当权时，便将他逮捕入狱。多亏美国大使门罗出面援救，
才获得释放。1802年，他重新回到美国，1809年病逝于纽约。
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美国民主共和党
创始人之一，还是美国第三第四届总统。他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可以视为美
国18世纪政治哲学的最主要代表。如果作个比方，那么潘恩可以比作卢梭，
杰斐逊可以比作洛克。
杰斐逊的民主、人权观念，与潘恩的思想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他和潘恩
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不但是一位思想者，尤其是一位实践者和组织者。他的
风格堪称美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最好代表。他起草 《独立宣言》，反对限制民
主，坚持把美国公民的各种权力明确写入宪法之中，而且身体力行，为他的
这些理想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做过两届总统，政绩斐然。但他似乎并不以此
为最高荣耀。他当选总统后，有人提议公开为他做生日庆祝，但他不同意。
他说：“我只注意一个生日，那便是我们的独立日7月4日。”他一生得到
过很多荣誉，也受到很多批评，特别是报纸的批评。但他虽然对报纸的无端
指责愤愤不已，但他绝不因此违背自己的民主信念。有一次，他气得不行，
便不无激愤和幽默地“建议编辑将他们的报纸分为4个部分，并明确标明类
①
别： （1）真实消息；（2）大致可靠消息；（3）臆测消息；（4）谣言”。
并就此补充道：“第三、第四类应明确指出是为那些宁可花钱读谎言而不想
②
看版面空白的人准备的。”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对报刊自由进行干涉的劣
行。
杰斐逊的国家学说虽理论创见不多，但内容丰富，可操作性强。他主张
① 《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37 页。
② 同上书，第36 页。
① 转引自《形形色色的美国总统》，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版，第40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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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中央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认为政府权力的自我膨胀是产生腐败
和暴政的主要原因。他赞成三权分立。他坚决反对总统连选连任，曾经提出
过总统只能一任的想法，后来予以纠正，改为总统可以连任一次的主张。他
本人对这个主张也是言行一致，绝不走样。他还是美国实行中央政府与州政
府分权而治的倡导者。而且他的这个主张，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权力机构系
统运作的基本方式。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积极主张公民参政原则。他从自
己的理论和实践出发，认为少数服从多数乃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民主原则，他
称为第一原则。他认为一旦抛开这个原则，就会产生暴力和专制。
杰斐逊1826年死于美国独立日。当他生命垂危之际，他还挣扎着向身
边的朋友说：“今天是4号吗？”他问话时，其实未到4号，而是3日晚11
时许。他的朋友不愿回答，他又问“今日是4号吗？”这位朋友没有办法，
只得点头示意。于是他脸上露出欣慰之色，随即昏迷过去。但他真的到了次
日——美国独立日凌晨一时，才停止呼吸。
汉弥尔顿是美国建国时期政治理念构成的重要补充者。他和杰斐逊比，
属于保守派代表，在观念上与潘恩的主张也有很大区别，潘恩重回美国时，
主要是受到他这一派人的抨击。汉弥尔顿是美国联邦党人的领袖，杰斐逊则
是民主共和党人的代表，他最强调的乃是“商人和出自名门的人”的作用和
利益。
汉弥尔顿的主要贡献在于法治方面。他的一大功绩，就是：美国独立初
期，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打算不再归还战争期间所借用的私人债务，因为这
些私人债权人在战争期间表现动摇，甚至有投靠英军之嫌。但汉弥尔顿绝对
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关乎政府的信誉和美国的未来前途。结果，他的
意见获得认可，全部债券均予尝还。应该说，他的这个主张对美国社会的法
制文化的确认，有重要价值。
汉弥尔顿曾力主限制公民主权权限，他的这些主张自然难以通过。但他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主张没有通过便另搞一套。相反，正是以他为首的联邦党
人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对美国宪法做了最好的阐释和宣传。
汉弥尔顿的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关于建立两院的设想，关于
给予国家行政首脑极大行政权的意见，关于赋予司法机关更大权力的见解。
而且正是在他的建议下，赋予了美国最高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宪法判决议会法
案为违宪的权利，同时也赋予议会对总统的弹劾权。
汉弥尔顿虽然不是美国民主的主流派人物，却是美国政府运作机制的主
要设计者，而且以美国以后的发展历史看，他的这些设计确实既有可操作性
特征又有超前价值。汉弥尔顿本有成为美国总统的可能，可惜1804年他47
岁时，竟在一次决斗中不幸因伤死去。
汉弥尔顿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他父亲是一位苏格兰贵
族。他本人既是美国独立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美国一代元勋中的重要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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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迪和影响
美国建国前后的政治思想对美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莫大影响，好比一篇文
章，因为有了一个奇妙的开头，后面才好腾挪变化，恣意风流。
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哲学给后人的主要启发是：
①法制不能留有余地，也不能允许例外。即使贵为总统，一旦违犯，必
须追究。在法治系统中，只要允许一个例外，这例外便成为民主体制的黑洞。
②正确的理论原则必须以相应的体制作保证。公道地讲，美国政治哲学
不以理论见长，而以模式见长。美国模式与法国革命的区别在于：法国革命
只要卢梭，不要洛克；美国政治体制的设计原则是以洛克为主，政治体制的
运作方式是以孟德斯鸠为主；其理论依据则以霍布斯的自然法和人性论为
主，它的价值准则则以卢梭的平等观念为主。卢梭加洛克，总比一个火热激
狂的卢梭更合乎历史要求。
③坚持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刚性程序之原则。不服从多数则没资格谈
民主；不保护少数则民主理念立论不牢，民主体制基础不稳；没有刚性程序，
则民主机制无以自保。刚性程序者，不容擅改，不容变通，不容随意解释之
谓也。在美国，违背法律则失去安全，不懂法律则寸步难行。
美国18世纪的政治哲学绝非完美无缺，但在它那个时代，确实很有个
性，很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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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清代启蒙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1.清代启蒙思想概说
这里讲的清代启蒙思想，上起明末，下至鸦片战争。其代表人物始于黄
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止于1841年去世的龚自珍。实际上，其主要活动期
包括清代前期、中期两个部分。
清代中期之前的社会走向，和西方同期的情况有很大区别。西方17、18
世纪，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牛顿力学在前，产业革命于后。特别
是18世纪的西欧、北美，文化主题十分鲜明，主题就是革命：在英国是产业
革命，在法国是社会革命，在德国是精神革命，在美国是独立革命。在这样
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的年代，17、18世纪的西方，为人类奉献出一系列杰出的
思想人物和思想巨作。
中国的情况则大不同。自清王朝1644年入关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
爆发为止，其间约两个世纪时间。这两个世纪，虽不平衡，绝少奇迹。中国
这段时间的主题何在？可以说，大势已定，主题未明。各种深刻的社会文化
矛盾，无论是清初，还是乾嘉时代，都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些矛盾，时起
时伏，或隐或现；其发展态势，错综复杂，互相牵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敌友互转，走向混杂。其主要内容包括4个方面。
一是资本主义新兴文化和封建传统势力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至
少在明代已经大量涌现，而且其在文化方面的反映，也是有声有色。明代的
许多文学艺术，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已经超出旧有的思想藩篱。这
些文化反映的正是社会深层次的深刻文化。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其生也
早，其发展也迟，虽青春早熟，却很难长大。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常常
出现矛盾深沉，愤懑空虚，前瞻后顾，难以自主的特殊场面。那情形颇类似
于文艺复兴初期的西方——虽然在骨子里已然生出新的芽杈，但在根基处又
未能与旧文化一刀两断，羞羞答答，欲断还连。但其总体走向，大势已在。
虽然《金瓶梅》的作者只顾纵欲与漫骂，《红楼梦》的作者却已经体悟到这
必定是一条走向“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历史悲伤之路。
二是汉族文化圈与满清新朝的民族矛盾。中国古代历史，从来改朝换
代，多自北方。至少自秦汉以降，就和北方游牧民族发生理不清斩不断的矛
盾、联系和纠葛，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宋代以后，北方游牧民族更
成为汉族政权的心腹大患。元代开了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先例，清朝卷土重
来，又取得成功。虽然取得成功，却付出惨重代价。自然这代价总是以汉族
人的牺牲和逃亡为主体的。此时的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传统
社会文化的矛盾，又有汉族受压迫者和少数民族统治阶层的矛盾，两相交迭，
情态复杂。表现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身上，他们既坚决反对满族政权的入侵，
又对理学传统充满怀疑。反清则渴望恢复汉族统治，怀疑理学又必然走到批
判封建君权的新路上去。加上他们全是些不可多得的大学者，更使这些矛盾
在他们著作中得到强力而深刻的反映。
三是启蒙思想和传统理学的矛盾。宋明以降，理学渐渐居于统治地位。
宋代儒学虽称新儒，却没有将旧的儒学引向自由，而是将其导向理义修养。
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参与，其利益小，其害益大。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如春笋激
发，对旧有文化形成冲击；外来传教士带来的资本主义新文化，对旧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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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冲击。但理学根深蒂固，加上统治阶层的扶植提倡，打破它的统治地位
谈何容易。然而发展到明末清初，旧的理学势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难于恢
复昔日景象。心学虽然也是理学的一支，但它又有某种异端性质，既在发展，
又在破坏，既在补充，又在瓦解。心学在王阳明时代还算大节未失，到了李
贽，已然面目全非。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时代，则形成对宋明理学全面
清算的局面。清代学术，理学地位不高，虽然统治者死死抱住旧说不放，但
终于“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四是西方近代文明与东方旧有文明的矛盾。这矛盾此时已见门楣，并将
很快成为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从统治者那一面看，此时不过是
隐隐之痛，曾几何时，便会酿成心腹大患。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于亲科学，远宗教，去神性，通人性。西方的
启蒙运动，则以牛顿力学为基石，对旧的神学理论予以全面的批评与清算，
并且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终于打碎神的统治，迎来人的时代。尽管所谓人
的时代，终不过是资本主义时代而已。
中国古来神学传统有限。中国虽非无神论国家，但宗教地位始终不高。
神权不及皇权，神仙不及皇帝。中国神学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儒
家经典。所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必然首先批判神学，而中国的思
想转轨和新兴文明的兴起，必自批判理学始。在这个意义上，也唯有在这个
意义上，才可以称自明末清初以来的思想发展也是一种启蒙行为。
鸦片战争之前，清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主要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大转变；第二阶段则是乾嘉以来以朴学为特
色的文化复兴。
但乾嘉时期的思想文化呈历史的畸形状态，一方面它是受压抑的结果，
一方面也有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
清代统治者，特别是在清代初期，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大兴文字
狱，以极其残酷的方式，镇压反对意见，以求政权巩固，天下安宁。大体说
来，举凡朝代更迭，必有一段整合时期。但因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个
时期便变得更其漫长难耐和带有严酷性。清代的文字狱，虽有蛛丝马迹，但
多属追风捕影，而且株连无辜，肆无忌惮。正是这种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
使本来可能走向深入的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改变路头，从思想启蒙的大天
地进入学术领域，但也从此使清王朝失去难得的历史机遇。王国维评清代学
①
术，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道咸后事，此
时难预。但乾嘉由大转精，既有学问之精进之雅正，又用因压抑而委屈求全
之无奈，虽无奈却有成绩如许。清代中叶的学术研究，至少在其外在表现形
式上，是以考据为主。因为使用的方法朴素无华，故而又称朴学；因研究的
对象是儒学经典和诸子百家之说，所以又称汉学。
乾、嘉时代的考据之学，始于顾炎武。顾亭林可说是清代朴学的前驱者。
但形成流派，成其高潮，则在乾、嘉时代。朴学是清代学术的特色，又是那
个时代的产物。中国自秦汉以来，有一代，必有一代之学；有一学，必有一
学之旨。汉代以经学为旨，魏晋以玄学为要，隋唐以禅学为显，宋明以理学
为本。或说，汉代重训诂，宋代重理义，清代重考据，成为中国传统学养的
三大要津。清代朴学，不但成就突出，而且流派众多，著述更多。其对古代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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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研究之深之细之详之精，都是前代学人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它的缺陷也在此。它虽精而不大。因它陷于繁难的考据之中，缺
少明末清初思想家的那种高屋建瓴，从头做起的大家风范，更缺少他们那种
敢于怀疑经典，质对前贤的无畏精神。他们固已进入学术深层，不肯轻易发
表无据之见，亦与社会少有接触。他们之中虽有许多学界精华，却不能成为
思想巨匠。他们既为考据所迷，又为考据所累，因考据而多有作为，又因考
据而难有作为。虽然他们的学养堪称精审平实，无微不至，但论其对中国文
化的历史影响，则不但不能和西方同期的思想人物相比，亦不能和中国先秦
时代的各大思想宗师相比，甚至不能和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相比。他们
兴盛一时，但热得快，冷得也快。鸦片战争的大炮一响，便有新人出来，取
代了他们的历史地位。
但是考据虽然意在学术，其意义却未止于学术；其效果虽近乎批判，却
又未及于批判。在西方，启蒙人物对神学传统的批判中，也有考据一项，即
考证神学经典的发展缘由，真伪变化，这种考据本身，已经等于以学术手段
打破人们对经书的迷信。清代的考据，主要是对诸子百家和儒学经典进行文
章、文字、文意的考证和清理。虽然在主观方面，意在使儒学典籍更易理解，
而其客观效果，同样带有把儒学经典降为纯粹学术文章的意义在内。考据也
是批判，虽不一定雨暴风狂，却近乎于釜底抽薪。
清代中叶之前的这段历史中，既有许多著名的思想人物和学术人物，也
有不少新的学派和学术集群。王、顾、黄自是一代宗师，影响深远；颜元、
李塨亦称一代学人，且有诸多共识。进入乾嘉时代，又有戴震、汪中，洪亮
吉、焦循、阮元各领风骚一段，还有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特别贡献的王鸣盛、
钱大昕、赵翼、崔述和卓而不群的章学诚。他们治学方法有差，但治学成绩
斐然。他们治学特色不同，但反驳和批评理学的主旨相近。到了道光时期的
龚自珍，终于因为理学大势已去，新学兴盛在即，而写下朴学发展的最末一
笔。旧日江山从兹去，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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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宗羲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位大思想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生活的时代，风
云变幻，“天崩地解”，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大变故。在这样的大时代中
涌现出的大思想家，尤为特殊之中的特殊者。他们的人品，在火与血的洗礼
中得到鉴定；他们的学问，自然也远不是那些静坐书斋皓首言经的人所能为。
他们学识渊博，但不死板，涉猎广泛，但不轻浮，能言敢言，但有理念。特
别的时代铸成他们特别的品性，而特别的品性又形成他们特别的文字与文
风。他们的影响，在当时已然巨大，死后犹日见其强。黄宗羲的影响，直到
梁启超时代，依然十分强烈。梁启超对他曾有极高的评价，以致中国学界曾
将明末清初的几位思想家和法国18世纪的启蒙人物相提并论，特别是将黄宗
羲比拟卢梭。这比拟固有不伦，但并非全无道理。
但是，细细品来，明末清初的各位思想家与18世纪法国启蒙人物相比，
又有本质差别。虽然他们提出的某些思想也带有相当的民主成份，论其本质，
仍然属于旧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们恰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合之间，虽
承旧说，已出藩篱，欲成新体，根基又少。他们的时代，在他们看来，固然
是“天崩地解”，殊不知，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充其量，这不过是中国历
史剧变的一个潮头而已。虽然这几位大师，人人有弄潮的才智，但弄潮尽管
弄潮，惜乎巨大的波峰尚未到来，因而他们站得固高，尚不算太高，看得甚
远犹不算太远。诚然若是，他们毕竟是在历史大变故时期出现的杰出人物，
旧体制已掩不住他们的思想光辉——他们犹如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缕曙
光。
黄宗羲出身正直的官宦人家，他祖籍浙江余姚，自幼随父在京。他虽生
于末代，还算生而有幸：其父正直，其师高明，其岳父亦不同凡响。但他又
生而不幸：他未及成年，他父亲便因为反对魏忠贤阉党而被处死。他小小年
纪，遭此变故，创痛之深，难于意表，但他决不屈服。他18岁时，崇桢继位，
朝廷政情发生变化。他仿古人除奸情势，袖铁椎、草疏，来到京城为父伸冤，
并亲手杀死魏忠贤爪牙两个，朝野为之大震。魏党作恶，害人极多，伸冤图
报之情，遍于朝廷内外。于是崇桢当机立断，除逆明冤，这些被害官员的子
弟，痛哭于皇城，声动天地。
黄宗羲出身若此，又从父命拜刘宗周为师。少年英才，得明师而教，为
他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又有个人所不能力为
者。农民起义军终于攻入北京，明王朝终于灭亡，清军终于入关。他和他的
那一代莘莘学子，既对农民充满仇视，更对清军恨之入骨，于是毁家救亡，
加入反清活动。反清武装败散之后，又东奔西走，逃避清政府的通缉。数年
之间，无一时平静。但他身为一代学人，毁家亦不忘学，逃亡也不忘学。直
到50多岁时，才总算安定下来，并于58岁时在浙江复兴他恩师的证人书院，
讲学授徒，终成清初一大学派。他培养的弟子很多，成才人物尤为不少，如
万斯同，万斯大、仇兆鳌、李果堂、郑梁、陈訏皆出于黄门。黄宗羲生当乱
世，但有志于学，勤家忘家，学、志相济。他1610年生，1695年谢世，享
年85岁。他自己总结一生经历，《自题》其事曰：“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
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他一生虽有如此剧烈
的三变，但其人其志，未曾改也。
黄宗羲作为一代学人，一生著述极丰，其文章总量达2000万字，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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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二书，影响更加深远。《明儒学案》实
际上是一部明代思想吏，而且其内容，其方法，其收集资料之细，其见解之
精，都超越前贤，独成一体。 《明儒学案》之外，他还写了《宋元学案》，
但未能完稿，由他的学生递补而成。
黄宗羲在思想方面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是他的《明夷待访录》。此
书篇幅不长，但用力甚多，书中新知新奇，比比皆是。比如，他的重商思想，
货币见解，在与他同时的学说著作中，可算凤毛麟角，虽然语焉未详，意义
自在。他反对迷信，重视科学，也足为世人表率。但他的最大贡献，还在于
他的君权理念。他的君权论不唯影响久远，且有石破天惊之感。
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以为“人臣之责，为天下，非为君也，
①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
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认为臣是“君之师友”，不是“君之仆役”，
认为“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
他的这些思想，不但十分大胆，而且远逾前人。他将朝廷与天下区分开
来，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之说。其意若曰：你能对天下人有益，你做皇帝。
否则，皇帝就该另请高明。他认为君臣名异实同，打击的正是封建文化赖以
维系的“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至少自汉武帝以来，乃是中国封建文
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其意义绝不下于《圣经》之在中世纪神学系统中的
地位。黄宗羲兴新学先论君权，可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黄宗羲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大体没有超过
前人规范。但他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不切实际的弊端，却有颇具见地的批评。
黄宗羲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常常不如顾炎武，尤其不如王夫之来得更有气氛，
其原因大约与此有关。
黄宗羲固有创见如斯，但他虽极言“法治”而未能真识其法，虽有新的
君权观念，但未及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之见。他反对以农为本，看到旧的
土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但他的医治方法却与历史的走向不甚合拍，他因为
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只好想到“井田制”上去了。如此等等，都说明
他是一位新旧时代大转变时期的过渡人物。他的思想发端于新旧之界，亦在
明昧之间。
① 《明夷待访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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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炎武
顾炎武生于1613年，江苏昆山人。他原名绛，字忠清。明亡之后，改
为炎武。他与黄宗羲既同时又同道，黄宗羲思想中表现出的种种时代特征，
在他身上也有近似的反映。
顾炎武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同样巨大，他的先祖本为江南四大富户之一，
家庭资财丰厚，祖上历为高官。但到他父辈时已经家道中落，然仍不失为诗
书礼义之家。他家门多礼义，对农民起义，自是切齿痛恨，对清军入关，尤
其与之不共戴天。他的嫡母因明亡而绝食自尽，生母亦被清军砍断手臂，他
的两个弟弟亦在昆山失守时被杀。年轻的顾炎武，可谓国仇家恨集于一身。
为了抗清复明，他参加过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失败后，又奔走大江南北，联
络爱国志士，中间竟为恶妇所告，险些命丧刑狱。
明朝既己不能复兴，他便转入学术一途。虽转入学术犹不改初衷，同样
表现出一种远非书斋旧儒所能表现出的大家风范。他一生游居各地25年，可
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并以自己的独特经历和卓越贡献，成为一代宗师。
他的主要著作被编为《亭林文集》，本人亦被尊称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与黄宗羲十分接近，类似《明夷待访录》。黄氏
该书在当时影响不大，少有知音，独顾炎武一见此书，便生知心之感。顾炎
武的君权观念，虽不似黄宗羲那样有声有色，气吞山河如虎。但他的“独治”
不如“众治”的观念，亦和黄氏的政治思想一脉相通。他说：“人君之于天
①
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他痛恨官僚腐败，
主张减员简政。他认为家富才能国富，认为人的私利私欲正当合理。他对社
会风俗十分重视，认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他的文章著述比之黄宗羲
更多书卷之气，虽不必风高浪险，自有其规矩方圆。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三
大思想家，最以学术著称，如果说，黄宗羲的后来拥戴者中，首推梁启超，
那么，顾炎武的继承者中，则尤属王国维。
顾炎武一生著述极丰。既有联系社会，剖析社会，不尚空谈的政论文章，
也有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还有影响后
人甚大的音韵学专著《音学五书》。但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关乎其学养位序
的还是他的《日知录》。
《日知录》是一部条文体巨著，全书32卷，共计1000多条。《日知录》
涉猎范围广泛，共分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文艺8
个类别。举凡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知识，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备。《日知录》
的特色，反映了顾炎武的治学风范。他的特点，一是博大精深，二是学以致
用。读顾炎武的书，自有一股扎扎实实的文风扑面而来，能令浮者正而使庸
者直。中国人最好讲正气，然而无学不能为正，学之、空之、泛之、滥之、
臆断之、妄想之华而不实，亦不能为正。顾炎武著书，立意严谨，考据精当，
言之有物，不尚空谈。他的学养之纯之正之博之实，不愧为明清两代一位大
好宗师。
顾炎武反对理学，但他的反对，主要不是集中在现代人所讲的狭义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