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决没有理由断言：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个对立的纲领“更好”。拉卡托斯本人承认，两个纲领的相对价值，只能以“事后明白”的方式来加以确定。因为他未能为摈弃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或是为在两个对立的纲领之间作出抉择提供明确的标准，所以人们就可以和费耶阿本德一道说，拉卡托斯的方法论是个“口头装饰品，就象是献给一个更幸福的时代的纪念品，在那个时代，人们仍然认为，只根据几条简单的‘理性’规则去从事象科学这样十分复杂而且常常是灾难性的事业是可能的。”[7]说得宽厚一点，人们可能会同意，由于科学研究结果明显的不可预测性，要指望科学方法论能为决定在科学实践中采取正确步骤提供确定的规则是不现实的，也许甚至是荒谬的。也许会争辩说，拉卡托斯用关于进步的和退化的研究纲领的概念所做的事，是对科学的目的这类事情提供某种说明。根据退化的研究纲领工作的那些人将会知道，为了使他们的纲领恢复生机，必须完成哪种事情。他们必须以一种严谨的能产生新颖预见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纲领，他们还必须检验这些预见，以期至少其中有一些会得到确证。与此相对照的是：在一个不严谨的、只比一堆各不相干的假说略胜一筹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就象用特设性的不可检验的修改方法加以保护的纲领一样，将被排除。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具有以上两种特征中无论哪一种的理论活动都必须被认为是不科学的。
阅技文献
主要出处是I．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I.拉卡托斯和A.默斯格雷夫编；《批判和知识的成长》（剑桥197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第91一196页。根据拉卡托斯的观点研究一些历史实例的有E.扎哈尔的《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纲领代替了洛仑兹的？》，载《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第24卷，（1973年）第 95—123，223－263页，以及I.拉卡托斯和 E·扎哈尔的《为什么哥白尼的纲领代替了托勒密的？》，载R.韦斯特曼编：《哥白尼的成就》，（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197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关于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成体系的，K．科欧奇在《理论之间的批判和科学的成长》中进行了批评。该文载R.C.巴克和R.S.科恩编：《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第8卷，（多德雷希特1971年，莱德尔出版公司），第160一173页。对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观点进行比较，并为库恩辩护的有：D.布鲁尔：《科学知识的两种规范？》，载《科学研究》，第1卷，1971年第101—115页。探讨新颖预见概念的有A.E.默斯格雷夫：《逻辑的和历史的确证理论》，载《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第25卷，1974年第l－23页。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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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I.拉卡托斯和A.默斯格雷夫：《批判和知识的成长》（剑桥197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第91－196页。
[2] 同上，第133页。
[3] 同上，第135页。
[4] 同上，第136－136页。
[5] 同上，第140－154页。
[6] 我在这里使用“确证”（confirmation）一词，象在前几章一样，所指的是某一实验检验结果支持某一理论而不是证明某一理论。拉卡托斯在我曾用“确证”的地方使用“证实”（verification）。
[7] P.K.费耶阿本德：《对专家的安慰》，载拉卡托斯和默斯格雷夫：《批判和知识的成长》，第215页。
　第八章、作为结构的理论：2．库恩的规范
1．导 言
认为科学理论是某种复杂结构的第二种观点，是近年来已经受到并在继续受到巨大关注的一种观点。我所指的是由托马斯·库恩所发展的那种观点，其最初见诸文字的阐述，出现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次出版的、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1]库恩是以物理学家的身份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后来才把注意力转移到科学史方面来。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发现他关于科学的性质的先人之见发生了动摇。他终于认识到，传统的科学观，不论是归纳主义的还是证伪主义的，都经不起历史证据的比较。库恩认为应该使科学理论和他所理解的历史情况更加符合一致，他的科学理论后来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努力而发展起来的。他的理论的一个关键性的特点是，强调科学进步的革命性质，这里的革命意味着放弃一种理论结构并代之以另一种不相容的理论结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科学社会团体的社会学特征在库恩的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
拉卡托斯和库恩的方法有一些共同点。特别是，两人都要求他们的哲学论述能经受得起以科学史为根据的批判。库恩的论述在时间上早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以我认为有理由说，拉卡托斯曾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库恩的某些成果。拉卡托斯的论述之所以先在本书中介绍，是因为最好把它看成是波普尔纲领的发展顶点，看成是对于波普尔证伪主义局限性的直接反应和改进这种局限性的尝试。在库恩为一方，波普尔和拉卡托斯为另一方的这两者之间，主要的分歧在于前者强调社会学因素。在以下几章，特别是在第九章，将论证库恩这种强调的错误以及目前库恩的著作之大受欢迎，并不是完全有道理可说的（也就是说，上百万的读者可能是错了）。在这一章内，我将仅限于扼要地对库恩的观点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库恩关于一门科学如何进步的图景可以概括为下列开放的图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
在一门科学形成以前的杂乱无章和五花八门的活动，在某一规范得到某一科学团体的坚持时，终于变成为结构、有方向的事业。构成一种规范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团体所采纳的、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应用这些假定的定律和技术。在一种规范内工作的人们，不论这种规范是牛顿的力学、波动光学、分析化学或是别的什么，都是在从事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常现科学家将在他们为了解释和适应实验结果所揭示的实在世界某些有关方面的情况而进行的努力中，阐明和发展规范。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困难。遇到明显的证伪。如果对这一类困难失去了控制，危机状态就发展起来。危机的解决，发生在全新的规范出现并吸引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忠诚直到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规范终于被放弃的时候。不连续的变化构成一次科学革命。新的规范，充满了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困难所困扰的规范，现在指引着新的常规科学活动的进行，直到它陷入严重的麻烦，导致一场带来新的革命的新的危机。
先了解这样一个梗概，再让我们进一步对库恩的图式的各部分作一番仔细的考察。
2．规范和常规科学
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单一的一种规范所支配的。[2]规范为在它所支配的科学内合理的工作规定标准。它协调并且指导在这规范内工作的一群常规科学家“解决难题”活动。根据库恩的观点，有一个能够维持常规科学传统的规范的存在，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特征。牛顿的力学、波动光学和经典电磁学全都曾经构成为也许仍然构成为规范，因而有资格被称为科学。大部分现代社会学缺乏规范，因而也就没有资格被认为是科学。
正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那样，缺乏精确的定义是规范的本性。尽管如此，仍然有可能对构成规范的某些典型的组成部分加以描述。在这些组成部分中，有明确陈述的定律和理论假定，可以和拉卡托斯研究纲领的硬核组成部分相比。例如牛顿的运动定律形成了牛顿规范的一部分，而麦克斯韦的方程式则形成了经典电磁理论规范的一部分。规范也包括把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情况中去的标准方法。例如，牛顿的规范将包括把牛顿的各种定律应用到行星运行、钟摆、台球冲撞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现象上去的方法。为了使规范的定律能够对实在世界产生影响所必需的仪器制造和仪器使用技术，也包括在规范之内。牛顿的规范应用于天文学，包括各种合格的望远镜的使用，以及使用望远镜的技术，和对用望远镜收集到的资料加以校正的各种技术。规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由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所组成，这些原则对规范内的工作起指导作用。在整个十九世纪，支配着牛顿规范的，大致是象这样的一种假定：“应该把整个物理世界解释为按照牛顿运动定律在各种力的影响下运转着的机械系统，”而十七世纪笛卡儿的纲领则包括这个原则：“虚空是没有的，物质的宇宙是一台大钟，其中所有的力都表现为推力。”最后，所有的规范都包含一些非常一般的方法论规定，如：“认真努力使你们的规范与自然匹配，”或是“把使规范与自然匹配的努力的失败看成是严重的问题。”
常规科学包括作出详尽的努力来阐明规范，以改善它与自然之间的匹配。一种规范总是很不精确和开放的，为完成大量那类工作留有充分的余地。[3]库恩把常规科学描绘成按照某一规范的规则进行的解决难题的活动。而难题具有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性质。例如，在牛顿规范内，典型的理论难题包括为处理处于一个以上引力影响下的行星运动问题设计数学技术，以及为把牛顿定律应用于流体而发展适当的假定。实验难题包括改进望远镜观测的精确度，以及发展能够可靠测量引力常数的实验技术。常规科学家必须预先假定，规范为在规范内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手段。解决某一难题的失败，被看成是科学家的失败而不是规范的缺陷。无法解决的难题，被看成是反常而不是规范的证伪。库恩承认一切规范都将包含一些反常（例如，哥白尼理论与金星外观的大小，或牛顿规范与水星轨道）并摈弃任何牌号的证伪主义。
一个常规科学家必须对他在其中工作的规范不加批评。只是由于如此，他才能集中精力去详尽地阐明规范和从事深入探索自然所必要的秘传的工作。正是在基本原理上不再存在分歧，把成熟的常规科学和不成熟的前科学的相对说来是杂乱无章的活动区别开来。根据库恩的说法，后者的特征就是基本原理上的分歧不一和争论不休，严重到详细的秘传的工作无法进行。几乎是有多少人在这领域内工作就会有多少种理论，每一个理论家都不得不重新开始和证明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库恩举牛顿以前的光学为例。从古代直到牛顿的时代，有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关于光的性质的理论。在牛顿提出并捍卫了他的微粒说以前，没有达到过普遍的一致，也没有出现过详细的，普遍接受的理论。前科学时期的彼此对立的理论家，不仅在基本理论假定方面，而且也在和他们的理论有关的种种现实现象方面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就库恩承认规范在指导对可观察现象的探索和解释方面所起的作用来说，他与我在第三章所描述的观察依赖于理论这种看法绝大部分相一致。
库恩坚持认为规范所包含的要比能够以明确的规则和指示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的东西更多。他引用维特根斯坦对“游戏”这一概念的讨论来阐明他的意思。维特根斯坦论证，要为一种活动开列出能够使它成为游戏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当人们尝试着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总是发现有某种活动虽然包括在他们的定义之中，但是他们却不愿把它当成游戏，也有某种活动为定义所排除，他们却又愿意把它看作游戏。库恩断言，关于规范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况。如果有人要为科学史上或是当代科学中某一规范的特征作出精确而明晰的描述，其结果总会发现这一规范内的某项工作是和那种特征描述不相符的。然而，库恩坚持认为，事情的这种状态并不能使规范的概念成为站不住脚的概念，正象和“游戏”有关的类似情况不能排除对“游戏”概念的合理使用一样。即使不存在完整的明确的特征描述，个别的科学家仍可以通过他们的科学教育获得某一规范的知识。在对某一规范内的工作已经十分熟练的人员指导下，通过解决标准的问题，进行标准的实验，最后再通过完成一项研究，一个有抱负的科学家就对那一规范的方法、技术和标准变得熟悉了。他并不见得就能对他所获得的方法和技巧作出明白无误的描述，正象一个木匠之未必能对他的手艺所依据的原理作出充分描述一样。常规科学家的知识许多是迈克尔·波兰尼所说意义上的默契。[4]
由于接受训练的方式和为了有效地工作而接受训练的必要，一个典型的常规科学家将对他在其中工作的那种规范的精确性质一无所知也无法明确表达。然而，一个科学家却并不因此就不能尝试着明确表达出他的规范所包含的先决条件，如果有必要的话。这样的必要将出现在一种规范受到了对立的规范威胁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将有必要把某一规范所包含的一般规律，形而上学的和方法论的原则等等开列清楚，以便捍卫它们而对抗构成威胁的新的规范所包含的规律和原则。在下一节，我将扼要介绍库恩关于规范会怎样陷入麻烦而为对立的规范所代替的论述。
3．危机和革命
常规科学家满怀信心地在某一规范所规定的界限明确的领域内工作。规范向他提出一系列明确的问题以及他相信对于解决那些问题是恰当的方法。如果他为了任何一次未能解决某个问题的失败而抱怨规范，他将会象木匠抱怨自己的工具一样受到指责。尽管如此，失败还是会遇到的，这样一次次的失败终于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对规范构成了一次严重危机并使这一规范被完全不相容的另一规范所代替。
仅仅是某一规范内存在着未解决的难题，并不能构成危机。库恩承认规范总是会遇到困难的。总是会有反常存在。只有在一系列特殊的条件下，那些反常才会发展到动摇人们对规范的信心。这样的反常将被认为是特别严重的，如果它被看成是对于规范基本原理的打击，而又顽固地拒不屈服于常规科学团体成员为了消除它而进行的努力。库恩在举例时提到十九世纪末叶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中的以太以及有关的地球运动问题。一个不那么专门的例子是彗星给亚里土多德那种有着联系密切而清澈透明的天球，秩序井然而又圆满充实的宇宙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反常也被认为是严重的，如果它们对某种迫切的社会需要构成了重大的问题。困扰着托勒密天文学的那些问题，从改革历法的需要来看，在哥白尼时代是迫切的。对反常的严重性产生影响的还有它拒不屈服于消除它的努力的时间长短。严重反常的数目则是影响到危机发作的又一因素。
根据库恩的说法，要对科学危机时期的特征作出分析，必须在具备历史学家的才能的同时，还具备心理学家的素养。当反常终于被认为构成了某一规范的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专业上不安全”时期就开始了。[5]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变得越来越激进。而规范所规定的解决问题的规则却变得越来越失去约束力。常规科学家们开始从事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试图用哲学的论据为他们那些从规范的观点看来是可疑的革新辩护。科学家们甚至公开对占统治地位的规范表示不满和不安。库恩引述了沃尔夫冈·泡利对他所认为的一九二四年前后日趋增长的物理学危机的反应。恼怒的泡利向他的朋友坦率地承认，“现在，物理学又一次陷入了可怕的混乱之中。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倒宁愿我是一个电影喜剧演员之类的人物，而从未听到过物理学。”[6]一旦某一规范已经被削弱和动摇到它的支持者对它失去了信心的地步，革命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危机的严重性将由于对立的规范的出现而深化。“新的规范，也就是允许以后明确表达的充分暗示突然出现，有时是在半夜，在深陷于危机之中的某个人的头脑里。”[7]新的规范将和旧的非常不同而且互不相容。根本的分歧是各种各样的。
每一种规范都会把世界看成是由不同种类的东西构成的。亚里士多德的规范认为，宇宙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不可败坏、永不变化的月上区和容易破坏的、不断变化的地区。后来的规范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相同的几种物质构成的。拉瓦锡以前的化学包含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燃素的东西会在物质燃烧时被释放出来。拉瓦锡的新的规范却认为并没有燃索这样的东西，而氧这种气体却是存在的，并且在燃烧中起着十分不同的作用。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包含一种占据着所有空间的以太，而爱因斯坦对电磁理论的根本改造都消除了以太。
互相对立的规范会把不同种类的问题看成是合理或有意义的。关于燃素的重量的问题对于主张燃索理论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于拉瓦锡却毫无意义。关于行星质量的问题，对牛顿派是根本性的，对亚里士多德派却是异端邪说。相对于以太的地球速度问题，对于爱因斯坦以前的物理学家曾具有深刻的意义，爱因斯坦却使之烟消云散。正象会提出各不相同的问题一样，不同的规范也包含着各不相同、互不相容的标准。没有得到解释的超距作用，在牛顿派中是被容许的，却被笛卡尔派认为是形而上学甚至是迷信而不予理睬。没有原因的运动在亚里土多德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在牛顿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元素的嬗变在现代核物理学中（正象在中世纪炼金术中那样）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和道尔顿原子论的纲领的目的却是南辕北辙。现代微观物理学中有不少可描述的现象包含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牛顿纲领中是没有立足地的。
科学家对世界某一特定方面的看法，是受他在其中工作的那种规范指导的。库恩论证说，在某种意义上，互相对立的规范的支持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他引为证据的事实是，西方的天文学家首次注意、记录和讨论天上的变化是在哥白尼的理论提出之后。在那以前，亚里士多德的规范曾断定，在月上区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而且相应地也就没有人观察到任何变化。被注意到的那些变化，总是当作大气上层的扰动而被解释过去。在第三章里已经举过库恩以及其他人的更多的例子。
对于个别科学家由忠于某一规范转为忠于不相容的另一规范这种变化，库恩比之为“格式塔转换”，也就是“宗教信仰的转变”。没有任何纯逻辑的论据可以证明一种规范就比另一种规范优越，并因而可以迫使一个有理性的科学家作出这种改变。这种证明之所以不可能的理由之一是，一个科学家对某一科学理论价值的判断所牵涉到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个别科学家的决定将取决于他给予不同的因素以优先地位。这些因素包括诸如简单性、和某一迫切的社会需要的联系、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能力之类。因此，一个科学家就有可能由于其某种数学特点的简单性而被吸引到哥白尼理论一边。另一个则可能由于在哥白尼理论里看到了历法改革的可能而被它所吸引。第三个却可能由于他和地球上力学的牵连，并由于他知道哥白尼理论给这种力学带来的问题，而拒不采纳哥白尼理论。第四个则可能由于宗教的理由而摈弃哥白尼主义。
其所以在证明某一规范优于另一规范方面不存在任何逻辑上使人不得不信的论据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互相对立的规范的支持者，在使用的标准和形而上学原则等问题上各行其是。在用规范A自己的标准评判时，规范A也许是优于规范B的，但是当规范B的标准用作前提时，评判的结果就可能要颠倒过来。论证的结论，只有在它的前提被接受的情况下。才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力量。对立规范的支持者不会接受彼此的前提，所以也就必然不会被彼此的论证所折服。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库恩把科学革命同政治革命相比拟。正如“政治革命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政治制度本身所禁止的方式去改变这些政治制度”。所以“在政治上是无可凭借的”，因此，“在互相竞争的规范之间”作出选择“证明是互不相容的团体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任何论证都不可能“在逻辑上是令人非信不可的，即使是在盖然的程度上。”[8]但是，这并不是说，各种各样的论证就不包括在影响科学家作出决定的那些重要因素之内。库恩认为，究竟有哪些因素证明是在促使科学家改变规范方面起了作用的，就应该是由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了。
所以，当某一规范和另一规范竞争的时候之所以没有任何逻辑上令人非信不可的论据，能够使有理性的科学家不得不放弃一种而选择另一种，是有着不少彼此密切相关的原因的。没有科学家必须用来评判规范的价值或前途的单一准则，而且，彼此竞争的纲领的支持者各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甚至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世界。对立规范的支持者之间的论证和讨论的目的应该是说服而不是强迫。我以为，我在本段扼要说明的，正是库恩关于对立的规范是“不可比的”这一论断的含义。
引起一场科学革命的，不是个别科学家，而是作为整体的有关科学团体，放弃某一规范和采纳另一新规范。当越来越多的个别的科学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改信新的规范时，也就出现了“日益扩大的专业忠诚的分配的转移”[9]如果这场革命成功的话，那末，这种转移就会扩大，以致把有关的科学团体的大多数人都包括在内，而只留下一些持不同意见者。这些人将被排除在新的科学团体之外，他们也许会在哲学系中寻求避难。无论如何，他们终将死亡。
4．科学的进步
库恩科学观的某些方面表明，他的立场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这样一种立场认为，不能在客观的意义上说一种科学理论或规范比另一种“更好”。从一个团体或文化的决定，目标和信仰的观点来判断，某种理论可能比另一种优越，但是从另一团体或文化的观点出发，取舍也可能正好相反。一个相对主义者会承认科学理论的变化，但是不会承认科学能在任何意义上被说成在进步。与此相对照，一个非相对主义者则会认为，一种理论可以在某种客观意义上被说成是优于另一种，并且根据这种准则，科学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说成是在取得进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从一个科学团体的观点看来，科学必定是在进步，因为否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这一团体的决定是错的，库恩似乎是在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当他说“在彼此竞争的规范之间的”选择“证明是互不相容的团体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以及“没有比有关团体的意见一致更高的标准，”他的话听起来非常象个相对主义者。[10]尽管说了这样一些话。库恩却仍然坚持，他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而科学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说成是在进步。在这一节，我将说明这种意义是什么。
说常规科学在进步，这有一种不成问题的意义。常规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规范内提出的难题或问题。问题必须用规范所包含的方法和遵循规范所规定的规则来解决。以被解决的问题的数目来衡量的进步是确实可信的，这样的进步是累积的。
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科学能不能被说成是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换句话说，能不能在一种客观的意义上说一种规范比它所取代的那种好。库恩的观点似乎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回答是肯定的，而有关的准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用库恩自己的话来说，“后来的科学理论，就其在往往十分不同的环境中解决难题的能力而论，要比早先的强。这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的立场，这可以表明我对科学进步坚信不疑。”【11】因此库恩会把爱因斯坦的规范看成是比牛顿的规范更好的问题解决者。任何能够在牛顿规范中得到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计算月球火箭的轨道），也可以在爱因斯坦的规范内得同样适宜的甚至是更好的解决（例如，计算快速运动的亚原子粒子的轨迹）。库恩甚至于断言，借助于爱因斯坦的理论，可以解释“牛顿的定律究竟为什么看来是起作用的”，但是，反过来却办不到。【12】
虽然库恩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是在进步，但他又否认这种进步是朝着某个目的前进的。尤其是他想要否认科学在朝着真理前进。他想要否认，通过不断演替的规范，归属于世界的一些实体和性质，正越来越接近地符合“实际上是”什么和“实际上象”什么。作为科学目的真理的观念，将在第十章内作比较充分的讨论.
5．常规科学和革命的功能
库恩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以为他对科学的性质的论述是纯描述性的，那就是说，他的目的只不过是对科学理论或规范以及科学家的活动加以描述而已。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库恩对科学的论述，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来看，就会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了。自称为科学的理论而仅仅以描述为其基础，将会象朴素的归纳主义者对科学理论本身形成过程的论述一样，容易受到一些同样的责难。除非对于科学的描述性论述以某种理论为依据，否则在决定描述什么样的活动和活动成果时就会无所适从。尤其是，三流科学家的活动和成果就会要象一位爱因斯坦或是一位伽利略的成就那样详加记载了。
但是，把库恩对科学特征的论述仅仅归结为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描述也是错误的，库恩坚持认为他的论述是一种关于科学的理论，因为它包括对科学各个部分的功能所作的解释。据库恩认为，常现科学和革命都是为着必要的功能服务的，所以科学必然不是含有这些就是含有别的一些有助于发挥那些功能的特征。让我们看一看库恩所说的那些功能是什么。
常规科学时期为科学家们提供机会去发展某种理论的秘传细节。由于他们据以工作的那种规范的基本原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可以进行费力而必要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以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改进规范和自然之间的匹配。正是由于相信规范是足以胜任的，他们才能专心致志于解决他们这一规范内所遇到的各种具体的难题，而不必为了就他们的基本假定和方法的合理性去争论。这就要求常规科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许批判的。如果所有的科学家对他们一直在据以工作框架的所有部分都持批判态度，任何细节性的工作就根本无法完成。
如果所有的科学家曾经是并仍然是常规科学家，那末，某一特定的科学就会落入某种规范的陷阱而不能超越它而进步。从库恩的观点看来，这将会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一种规范既包含着用来观察世界和描述世界的一种特定的概念框架，也包含着使得这种规范和自然匹配的一套特定的实验上和理论上的技术。但是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能允许我们指望任何一种规范是尽善尽美的，甚至不能指望它是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一种。能够达到一种完全适宜的规范的归纳程序是不存在的。因此，科学就应该在其本身内部含有足以突破一种规范进入另一种更好的规范的手段。这就是革命的功能。所有规范就其与自然匹配而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适宜的。当那种匹配不当变得严重起来，也就是说，当危机发展起来的时候，用另一种规范来代替整个规范的革命步骤，对于科学的有效的进步来说，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库思用通过革命实现进步来代替成为归纳主义科学观特征的积累进步。按照后一种观点，科学知识是由于作出了数量上和种类上越来越多的观察使新的规律性关系得以形成，旧的观念得以提炼，而他们之间新的规律性关系得以发现而持续不断地成长的。从库恩独特的观点来看，这种看法之所以错误，在于它忽略了规范对实验和观察所起的指导作用。正是因为规范对于在规范内进行的科学活动具有这样一种有力的影响，一种规范之取代另一种才不能不是革命性的。
库恩的论述中还有一种功能值得一提。如上所述，库恩的规范，并不是精确得能够用一套明确的规则加以代替的东西。不同的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可以用多少是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和应用这种规范。在相同的情况面前，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全都会作出相同的决定，采取相同的应付办法的。这样有好处，因为所尝试的方法的数目会多起来。风险将因此而为整个科学团体内所有成员分担，某种长期的成功的机会将因此而增加。此外，库恩问道，“要不是这洋，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又怎能两面下赌注，万无一失呢？”
阅读文献
库恩的主要著作当然是《科学革命的结构》。该书 1970年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一篇跋，他在跋中琢磨了他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改。库恩对他原来的规范概念的修改在《对规范的再考虑》中作了更详细的讨论，该文载F·萨普编：《科学理论的结构》，乌尔班纳1973年，伊利诺大学出版社，第459一482页。 I．拉卡托斯和 A．默斯格雷夫编：《批判和知识的成长》（剑桥197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中有几篇论及波普尔和库恩科学观之间的冲突。库恩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第1～23页中把他的观点同波普尔对作了比较，并在《对我的批评家的想法》第 231—278页中答复了波普尔对他的批评。库恩的立场在多大程度上主要是社会学的立场在他的《评论［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中是十分明显的。该文载《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三卷，1969年第403-412页。D．布鲁尔在《科学知识的两种规范？》中为库恩辩护，反对拉卡托斯，该文载《科学研究》，第1卷，1971年第101一115页。J．施尼德试图把库恩的科学（？）观公理化的努力以及库恩和W．斯台格缪勒对这种努力的讨论参阅即将出版的1975年7－8月在伦敦、安大略举行的第5届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国际大会（伦敦）会刊。
注释
[1] 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197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 库恩在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后，曾承认他原来使用“规范”（paradigm）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在 1970年版的《跋》中他区分了这个术语的广义和狭义二者，广义是指“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狭义他已用“范例”（exemplar）代替。我继续在广义上使用“规范”，指的是库恩已重新命名为学科基质的东西。
[3] 参阅拉卡托斯的在一定程度上更为精确的正面启发法概念。
[4] 参阅M．波兰尼：《个人的知识》（伦敦1973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和《认识和存在》（伦敦1969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
[5]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策67－68页。
[6] 同上，第84页。
[7] 同上，第91页。
[8] 同上，第93-94页。
[9] 同上，第158页。
[10] 同上,第94页
[11] 同上,第206页
[12] 同上,第102页
[13] I．拉卡托斯和A．默斯格雷夫编：《批判和科学知识的成长》（剑桥197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41页
第九章、科学：没有主体的过程
1．区别对科学的三种研究法
在本章，我要区分三种对科学知识性质问题的研究法，并论证第三种研究法的优越性。我将论及的三种研究法分别是主观研究法、约定研究法和客观研究法。
按照主观研究法，科学知识被认为是个别科学家所持的一套特殊种类的信仰。如果一个人能够使他或她自己对某一信仰正确性的证明感到满意，那末，它就是科学的，因而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所要求或所允许的证明的类型则将取决于所采取的认识论细节。例如，一个极端的归纳主义者要求一切科学知识最终应该从直接感觉经验的结果中推导出来，而一个受笛卡尔或康德影响的哲学家则会认为一个人有可能通过内省和精心的推理来证明某种科学知识是正确的。不管所持的认识论细节如何，主观研究法的主要特征仍是：科学知识是个人能够用某些方法加以证明的一套信仰所组成的。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个别科学家的所有物，并存在于个人的心中。
波普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和其他归纳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属于我曾称之为主观主义者的那类哲学家。这是因为他们对观察的陈述的观点所致。可靠的科学知识赖以确立的坚实基础是由一套陈述组成的，这些陈述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个别观察者的私人经验（或感觉材料）来保证的。波普尔曾称这种观点为“心理学主义”， 【1】这种观点假定在陈述为一方，私人经验为另一方，两种十分不同的实体之间具有一种直接的联系。波普尔也曾恰当地称那些哲学家为“信仰哲学家”，他们把某种主观信仰看作知识的基础或起源。他列举笛卡尔、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和罗素为例。【2】
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详细研究科学及其发展包含下列一些问题。知觉经验的性质是什么？当一个人放弃某种理论并采纳一种对立的理论时，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心理变化？什么样的理由或原因对造成这种变化是有效的或应该是有效的？是什么东西使伽利略深信哥白尼是正确的？为什么随着十七世纪的消逝，人们相信地球是动的越来越变得容易了？
按照第二种观点，即科学的约定观，科学家个人的信仰从属于特种团体，即科学团体的信仰。科学知识是由团体所认可的那些理论所组成的。如果一种理论不能获得团体的普遍同意，那末，它就是不科学的。科学团体通过它的成员在获准进入团体以前必须成功地完成的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保持着评价理论的高标准。约定观很容易为相对主义解释提供机会。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某一特定团体的标准。对某一团体来说，最佳科学理论是那些最能满足该团体标准和需要的理论。
与科学约定观有关的问题有点儿不同于使主观主义者感到兴趣的那些问题，并且与主观主义者或客观主义者不同，倾向于认为更为广泛的因素与科学理论的研究．即科学理论有关。它们包括下列这样一些问题，以往的科学团体要求于科学理论的标准曾经是什么，什么理由或原因对引起某一团体理论或标准的变化是有效的。或应该是有效的，在何种环境下能够达到约定，在有关各自的领域达到约定的团体与没有达到约定团体之间有何重要区别，构成哥白尼革命的有关宇宙性质的约定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第三种观点即客观主义观点看来，把科学知识看作为一套信仰，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信仰，都是错误的。虽然个别科学家和科学家团体的参与对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理论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或约定的意见而独立自存的，科学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科学理论彼此之间、并与可得到的证据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它们有一定的结果，这些理论是严谨的或是不严谨的，是不矛盾的或是有矛盾的，如此等等，它们具有那些性质与个别的科学家或科学家团体是否认识到它是无关的。在某一历史关头科学理论发展的状态以及与它们有关的证据，构成一种客观存在的问题状况。这种问题状况的某些方面将会受到个别科学家和一群科学家的正确评价，其他方面将不会，有待于被发现，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可能存在一些客观标准，按照这些标准一种理论比另一种好。个别的科学家和科学家集团在他们评价客观存在的理论的价值和性质时可能出错。
客观主义的看法引出下列问题：这个理论与可得到的证据有何关系，那个理论是否是不矛盾的，它是否产生新的预见，牛顿的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什么关系，是否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门科学在进步？
我在这里使用“客观的”一词是要传达这样的思想：科学理论，问题状况等等是有别于个别人的私人信仰和想法，也有别于集团的共同信仰或普遍想法。从事发展科学的科学家或科学家团体，类似建造教堂的建筑工人。我已试图贯串本书从客观的立场来进行讨论，除了为了表达其他人的观点被迫放弃它外。例如在第三章和第六章开头讨论观察时，强调应把观察陈述正确地理解为容易受到批判的实体．而个别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对这种实体之是否适当可能弄错。这里所用的“客观的”一词的意义同“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经常援引的以客观真理为一方，主观信仰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照所提示的那样。科学理论、实验结果等等可以既是客观的，又是错误的。
在下节，通过援引库恩的著作来说明三种看法的区别以及它们之易于被混淆。
2．库恩著作混淆了三种观点
虽然我认为客观的立场具有优越性，但我并不想否认在其他两种观点中强调的论题作为可能的研究领域而存在。科学家个人在科学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能接受心理学研究的典型态度和反应，而科学团体是能够接受社会学研究的特种团体。我想要坚持的是应该仔细地区别这三种研究方法，这第三种方法，即客观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家的任何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研究要获得成功都取决于能否将科学恰当而客观地论述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实践活动。
库恩是没有清楚地区分这三种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哲学家的一个很好例子。部分是为了对此提供线索，但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在三种分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将谈谈库恩关于一门科学如何典型地根据我已区分的三种科学观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演化和进步的故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有点故意地主要依靠库恩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引文，所引的全部页码都是这本书的。
主观主义的论述如下：
前科学时期的特点是各个科学家之间对研究领域的性质存在着众多的歧见。“在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着同一范围的现象、但往往不是完全同一的特定现象的不同人，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这些现象。”（13页）牛顿以前科学家对光学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由于认为没有共同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物理光学的每一个作者感到不得不都要从基础起重新建立他的领域。”（13页）从前科学过渡到科学，这种引人注目的众说纷纭局面也随之终结。某一领域的科学家全都接受一种规范。“当个别的科学家能够认为某种规范是理所当然时，在他的主要工作中他就不再需要试图重新建立他的领域：从基本原理开始，证明所引入的每一个概念的使用是正当的。“（19—20页）“在常规条件下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发明新理论，他们也常常不能容忍别人发明的新理论。”（24页）更确切地说，常规科学家专心致志于解决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为明确表达规范所必需。“许多最伟大的科学头脑已将他们全部专业注意力贡献于这类要求解决的难题。”（38页）当从事他的解决难题的常规活动时，科学家将遇到一些困难，但他不会由于这些困难而抛弃规范。“那些停下来去考查每一个反常的科学家难以完成有意义的工作。”（82页）然而，如果反常变得严重和为数众多，科学家将感到规范要发生危机。典型的是，“虽然他们也许开始失去信念并因而考虑另一种规范，但他们并不放弃已经引导他们陷于危机的规范。”（77页）充分理解一位科学家对危机的反应要求具备“心理学家的能力”。（86页）“危机中的科学家将继续努力提出推测性的理论，如果成功，就会揭示通向新规范的道路……。”（87页）一种新的规范“是突然出现的，有时在半夜，在深深地浸沉于危机中的一个人的心中。”（90页）当作出从一种规范到另一种规范的革命性变化时，“科学家常常谈到‘豁然开朗’……。”（ 122页）“因此，我（库恩）把它比作为格式塔转换的转变性经验，仍然是革命过程的中心。（204页）
与上述的论述相对照，库恩从约定观点所作的叙述如下：
有许多在某一领域内工作的竞争的学派，这个领域有待于达到一门科学的地位。例如“关于光的性质，从遥远的古代到十七世纪末之间这一时期没有呈现出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反之，有许多竞争的学派和亚学派。”（12页）过渡到一门科学的标志是科学团体接受一种规范。“一个科学团体从一种规范中得到的一个东西是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这种规范被视为当然时，就假定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37页）“通过学习规范和应用规范（在教科书、讲课和实验室实习中，团体的规范就展现了出来），相应的团体的成员学会运用规范的手艺。”（43页）规范无需归结为一套明晰的规则。然而，“只要有关的科学团体无问题地接受业已达到的特定的问题解决法，常规科学就能无需规则继续进行下去。“（47页）在明确表达某种规范并试图把它同自然界比较时，团体不可避免地将经历一些困难。最后，团体将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反常“现在终于得到同行更为普遍地承认”。（82页）确实，“新理论的涌现一般有一个明显的专业不安全感时期作为先导。”（68页）逐渐地一个新的团体在一种对立的规范周围涌现出来。在接着而来的对立团体之间的斗争期间，“每一个集团使用它自己的规范来保卫规范”，因为“比有关团体的标准更高的标准，并不存在。”（94页）当新的团体成功地取代老的时，就发生了一次科学革命。伴随一次革命的是“科学团体对它的合理合法的问题和标准的概念发生了具有特色的转变。（108页）“当转变完成时，同行就已改变了他们对该领域、它的方法以及它的目的的观点。”（85页）
最后我们介绍客观的论述。
“自从史前古代以来，一个接着一个的研究领域越过了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前史与科学史本身之间的分界线”。（21页）对某一领域，前科学时期的特征是关于这个领域有关的世界那一方面的性质存在着许多相互竞争的和迥然不同的理论。可得到的证据不足以表明何种参与竞争的观点优越。当根据可得到的证据，有一种参与竞争的观点显然“比〔它的〕对手更有成效”（23页）时，这有成效的观点成为这个领域的第一个规范。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规范初次出现时在范围和精确性上都可能是十分有限的”。（23页）规范应该被认为是“要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进一步阐明和明确的对象”。（23页）规范将表明未来有成功的希望，而“常规科学在于实现这种希望，这种实现的完成是通过扩展规范所展示的即特别展现的那部分知识，通过增加那部分知识和规范的预见之间的相称程度以及通过进一步明确表达规范本身”。（24页）一个规范决不能解决它抛出的所有问题。例如，“托勒密体系作出的预见同所得的最好观察决不会十分符合”。（68页）“规范越广泛，它所提供的反常的指征就越灵敏”。（65页）最后，一个规范所面对的困难的数目和严重程度将增加，“人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把受影响的领域描述为……处于一种日趋增长的危机状态”。（67页）随危机状态而来的是新规范的出现，例如“量子力学（产生于）环绕黑体辐射、比热和光电效应的种种困难”。（67页）规范的急剧改变构成一次科学革命。“从一次科学革命中出现的常规科学传统同以往的传统不仅是不相容的，而且是不可比的”（103页），虽然“询问两个现存的和相争的理论中哪一个对解决在应用它们的往往迥然不同的环境中的难题比以前的理论更好，是有重要意义的”。（206页）科学通过革命而进步。
在库恩的著作中发现有三种不同看法的要素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说明那里存在着严重的混乱。要是库思清楚地说明这三种描述方式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问题了。事实上我想库恩对它们的关系是不清楚的，但论证和确定这种看法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支持或驳倒这种看法留给读者去作练习。我的主要目的是区分这三种看法，并论证客观法是更为基本的，是研究科学性质所不可或缺的。就库恩对这问题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立场而言，我在为客观法的优越性作论证时是不同于他的。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本书的“跋”的结尾（197O．210页），库恩十分断然地声称，“科学知识象语言一样，内在地是一个集团的共同财产，否则什么也不是”。这一段以及其他一些段落暗示库恩要采取的是我曾称之为约定观点的某种翻版。
在为客观观点的优越性作论证时，我并不想暗示我同意我曾从库恩著作摘引出的对客观法的论述。
3．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
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评价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现代物理学的特征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这种事态直截了当地破坏了主观主义科学观的基础。我要指出，不言而喻，它也破坏了约定观的基础。
从个别实验家和理论家成果的水平提高到构成科学知识的复杂理论结构的水平，科学的活动和成果超越了个别科学家的行动，动机和信仰。正如J．R拉维茨曾指出的，“科学知识是由一种复杂的社会努力完成的，导源于处于同自然界十分特殊的相互作用中的许多工匠的工作。“【3】让我来证实这种看法。
个别实验家在建造他的仪器、判断它的性能的可靠性以及利用它取得数据时，使用他部分从教科书学会的，但主要是从反复试验中和同更有经验的同事互相切磋中学会的熟练技能。有关的技术包括检查和反复检查仪器的运转是否一致，仔细地进行测试来寻找并消除误差的根源，重复读数和估计实验误差的大概幅度等等。这些就是现代视为当然的实验方法的所有熟悉的特点，但实验方法并不是始终存在的。它作为科学革命时代的一种实践出现，主要归功于伽利略和开普勒这样的先驱者，他们是在努力保卫他们全新的物理学理论免遭非难时导致这种实践的。【4】
不管个别实验家对他取得的成果的可靠性信赖到什么程度，主观的信心不足以使那些成果成为科学知识的组成部分。成果必须能经得住也许首先是实验者的同行以及后来的杂志审查人所进行的进一步检验，如果科学的社会结构正好与我们的相似的话。如果成果经住了这些检验并发表了，它们是否适当就应受到更广泛的检验。结果也何能是，由于其他实验上或理论上的发展，发表的成果被抛弃了。
所有这一切提示，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它涉及一种新的基本粒子的存在，对光速的。一种新的更精确的测定，或诸如此类，应正确地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信仰或所有物。与实验成果相对立的纯粹理论成果也是如此。这些成果包含假定、教学方法、近似理论等，这一切将在科学实践的各阶段经受各种形式的检验。
现代物理学的理论结构是如此复杂，以致很清楚不能够把它与任何一位物理学家或一群物理学家的信仰等同起来。许多科学家用他们各自的技能，分别对物理学的发展和阐明作出贡献，正象许多工人协力建造一所教堂一样。也正如一位无忧无虑的尖项修建工人可能不知道在教堂地基旁挖掘的工人作出某种不祥发现的含义一样，一位自负甚高的理论家也可能不知道某种新的实验发现对他工作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关系客观地存在于结构各部分之间，不管任何个人是否意识到这种关系。
科学的约定论和客观论都能适应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这个事实。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约定论的理论家视一种科学理论或实践为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即科学团体的所有物。社会集团是第一性的概念，科学及其实践却是第二性的概念。科学理论是科学团体的成员共享的那些实体，而科学实践是那些成员所实行的行为方式。对客观主义者来说，先后次序则相反。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是第一性的概念。某一特定的社会也许支持、也许不支持一门科学所需要的实践。特定的团体也许从事也许不从事正统的科学，对科学也许作出也许不作出真正的贡献。
似乎对客观主义者有利的一点是，物理学是曾经在并且正在十分不同的社会体制中产生和实践的。在伽利略的意大利，社会体制与牛顿的英国十分不同，二者又不同于现代科学在其中实践的各种社会条件，不管是在美国、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虽然如此，我认为，这并不否定，在这些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工作对单一的物理学作出了真正的和相互有关的贡献。由于假定存在一种自主的实践，这种实践活动与某一特定科学内知识的产生和改造有关，因此客观主义者能够适应这种事态。
需要说几句话澄清一下相对自主的和客观的科学实践的概念。让我们集中于与物理学有关的实践作为一个特殊例子。那种实践由实验的、数学的和理论的技术的复合所组成。如上所述，实验操作包括例如检查仪器的性能看它运转得是否前后一致，消除非偶然误差的根源，重复读数和估计可能的差错等这样一些程序。数学技术包括例如各种积分方法和处理趋向无穷项的技术（从纯数学观点看某些技术可能是模糊的）。我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的一个理论技术的例子是伽利略采用的一种方法，即把一个矢量分为它的不同成分，并分别加以处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傅立叶把任何形式的波看作为正弦波迭加的技术。理论技术也包括用理论代表实际情况的标准方法，如将液体设想为一种不能承受垂直压力的连续性介质。一种科学实践大部分都能予以清楚说明，虽然其他部分也许仍然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我要捍卫的观点，由上述以物理学为例说明的一组技术组成的物理学实践或任何其他科学的实践，具有一种客观的存在。实践要发挥作用当然必须包含个别科学家的行动、决定和判断，不管他们的贡献是发展某一论证，还是完成一项实验。但是，作为具有一种自主存在的实践概念，给个别科学家或一群科学家不能恰当地从事实践或作出错误的决定和判断留下余地。上面提到的现代科学的社会条件的复杂性支持这种主张。现代物理学中许多已经发表的实验结果报告有二十位以上的作者。那些作者中每人对最后成果作出了贡献，也许以他的专业技能用庞大的粒子加速器完成了一次测量，也许他的技能超过了其他作者的能力。协同努力的最终结果或成果不可能正确地被解释为单独一个作者，或视为一个整体的一群作者行动、判断和决定的结果。从物理学的观点看，他们的成果是否站得住，取决于有关物理学家所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客观存在的物理学实践的要求。科学实践没有主体。
科学实践随历史进化，甚至可以经历根本的变革。对客观主义者来说，重要之点是，自主的实践是第一性的概念。一定的社会也许支持也许不支持这样一种实践。这个社会是否支持，最终取决于种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
4．对客观方法的进一步支持
科学实践的产物是组成一门科学的那些理论的复杂综合体。随着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这个复杂综合体的细节经常变化。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理论的复杂综合体构成问题状况。有些问题同理论的适宜性、它们的清晰性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有关联。理论和问题状况有一客观的、自主的存在。本节讨论这种看法及其结果是否适当和合理。
有利于客观主义立场的有力论点是，科学理论能够有，并且也往往有理论的最早支持者意想不到的，而那些支持者也不了解的结果。这些结果，例如预见一类新颖的现象或同理论的其他某个领域发生出乎意料的抵触，是作为要由进一步科学实践来发现的新理论的特性而存在的。例如波瓦松能够发现和证明．菲涅耳的光波动说有下述结果：在照明盘阴影面的中央应有一块亮斑，这个结果菲涅耳本人并不了解。在菲涅耳的理论与它向之挑战的牛顿微粒说之间发生的种种抵触也被发现了。例如前者预言，光在空气中的运行速度应该比在水中快，而后者预言水中光速应该更大。象这样一些插曲为下述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科学理论具有在个别科学家精神之外的客观结构，并具有也许被个别科学家或一群科学家发现或提出、也许不，也许为他们完全理解、也许不的特性。这里举一个略微更加详尽的例子，用以强调这个论点，并引出与之有关的另一个论点。
当克勒克·麦克斯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展他的电磁理论时，他心中有一些明确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对电磁现象提出一种力学的解释。麦克斯韦想通过把法拉第的理论还原为机械以太的力学理论，把包含“力线”等概念的法拉第理论置于他认为更为可靠的基础上。麦克斯韦发现，引入一个新概念，即他的位移电流是合适的。这个行动的一个引人入胜的结果是导致有可能对光的性质作出电磁学解释，正如麦克斯韦能够证明的那样。在这里我要强调的论点是：首先，麦克斯韦过去不知道，并且当时仍然不知道他自己理论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结果，即它预言了一种新的现象，能够由振荡的电源发生的无线电波。【5】麦克斯韦那个理论事实上有这个结果，尽管麦克斯韦不知道它，在麦克斯韦死后的两年即一八八○年，经过最初几次失败后被G．F．菲茨吉拉尔德发现并清楚地证明。第二点是麦克斯韦之提出电磁理论标志着走向破坏下述观点的第一步：整个物理世界被解释为受牛顿定律支配的物质系统，这是麦克斯韦及其学派所竭力支持的观点。牛顿理论和麦克斯韦理论之间的客观关系是：不能把后者还原为前者，虽然直至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才认识这一点。把电磁学还原为以太力学的纲领（麦克斯韦学派一致支持这个纲领），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纲领。
对这个例子可以多说几句，因为这个例子支持这种看法：问题状况有一客观的存在。当奥利佛·洛奇和瑟夫·拉默这样一些麦克斯韦派正在试图设计以太模型时，大陆上的一些物理学家已经看出源出于麦克斯韦理论的另一纲领。荷兰的H．A．洛仑兹和德国的H．赫兹终于知道，麦克斯韦的理论可以有效地被推广和应用于新情况，而无视据说作为场量基础的机械以太，并集中于研究麦克斯韦方程式表现其相互关系的场的性质。这条途径证明十分有效，终于导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洛仑兹、赫兹和其他人实际从事的纲领已经以一种客观存在的机会的形式存在于麦克斯韦的著作中，这是一个没有被麦克斯韦而是被洛仑兹充分把握的机会。
波普尔曾将科学内部客观存在的问题状况与他花园内的筑巢箱之间作了类比。筑巢箱为鸟儿提供了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状况和机会。有一天，有些鸟抓住了这机会，解决了问题，成功地利用箱子建造一个鸟巢。问题和机会对鸟儿是存在的，不管鸟儿对它们是否作出反应。与之类似，包括潜在地富有成效的纲领在内的问题状况存在于一门科学的理论结构内，不管它们是否为个别科学家或一群科学家所认识和乘机利用。将此应用于拉卡托斯的图试，我们可以说，一个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没有主体。它是纲领的一个特性，不是个人或团体的一个特性。问题状况提供客观机会这个事实，有助于说明科学中的同时发现的许多例子，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若干位独立的工作者同时“发现”能量守恒定律。
从我正在为之辩护的客观立场看，理论结构本身和它们所提供或暗含的纲领是应予首先关注的，并在解释科学团体成员一致性中代表一种重要的构成原因的因素。例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关注的是将物理学、热、声、光、电和磁现象还原为受牛顿运动定律支配的某种力学系统。这种事态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牛顿的《原理》（1687年）中发现的理论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机会。直至十九世纪麦克斯韦理论的提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经典热力学的提出才出现了有效发展的类似机会。一旦那些纲领作为牛顿纲领的厉害对手出现，关于牛顿理论的根本地位就很少有一致点了。
在这里所论证的立场，也就是对理论、问题状况等客观结构的分析，必须优先于、独立于对个别科学家的心理学和科学团体社会学的分析，与库恩辩护的立场形成直接的对照。库恩（1970，177页）坚持认为，分离出科学团体无需求助于规范，而且规范的性质能够“靠详细研究一定团体成员的行为来”发现。库恩的这个立场犯了与他强烈地予以摈弃的归纳主义科学哲学同样性质的错误。因为库恩没有提供指导研究有关团体或指导分析这些集团行为的理论。库思明确摈弃“公认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在这里有什么帮助，虽然他认为“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收集的这类观察”并不是离题的。【6】如果库恩建议，能够通过仔细地观察社会来分离出科学团体，能够通过仔细地观察科学团体成员的行为来推论出科学的性质，那末，他犯了最坏的归纳主义和行为主义的错误。
对库恩立场这种批判的一个可能反应是，我已指出其优越的客观主义论述根本说不上是一种“理论”。我承认其中有一点真理，第十二章将讨论将客观主义立场置于一内容更为丰富的理论框架内的尝试。然而，即使它维持原状，客观主义立场也不会受到威胁库恩立场的同样性质的归纳主义和行为主义的错误的威胁。因为并未提出这样的意见：科学理论的客观的、自主的性质来源于对科学或科学家的观察。不如说，它应视为一种假说，一种十分有力的假说，最终要靠它的有用性和它的成效来对它作出判断。
还有一个类比构成我支持客观立场的最后论据。如果我们要了解蜜蜂的行为，那末，重要的是首先了解蜜蜂活动的产物，即蜂房。因此我们能够将蜜蜂活动特点理论化，并且更能够把它们的酿蜜行为同其他有关行为加以区别。对科学的分析也是如此。一旦我们了解科学实践产物即科学理论的性质，那末，我们就更有可能来研究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团体的结构。
阅读文献
波普尔论客观知识“第三世界”最重要的著作载《客观知识》（牛津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尤其是第3章《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和第4章《论客观精神的理论》。并参阅A．默斯格雷夫：《波普尔认识论的客观主义》，载P．A施尔普编：《卡尔：R·波普尔的哲学》（伊利诺州拉萨尔1974年，欧本·克特出版社）第560－596页。批判波普尔的立场，捍卫我所说的约成观点的有D．布鲁尔：《波普尔对客观知识的神秘化》，《科学研究》，第4卷，1974年第65一76页。波兰尼所捍卫的许多方面是主观的观点，见《个人的知识》（伦敦1973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以及《认识和存在》（伦敦1969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现代为更传统的主观主义观点辩护的有D．阿姆斯特朗：《信仰、真理和知识》（剑桥197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经常讨论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讨论的有J．R．拉维茨：《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牛津197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J．齐曼：《公共知识》（剑桥196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及L．斯克莱：《组织起来的知识》（圣艾尔班斯1973年，帕拉丁出版社）。较为普及的论述，主要不是讨论认识论问题的有B．迪克松；《科学是为了什么》（伦敦1973年，科林斯出版社）。L．阿尔都塞分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时捍卫了客观的知识观。参阅L．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伦敦 1970年，新左翼出版社）和《拥护马克思》（哈蒙茨沃思 1969，艾伦·莱恩。出版社）。
注释
[1]K．R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68年，赫青逊出版社）第93－95页
[2]K．R．波普尔：《客观知识》牛津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07页。
[3]J．R．拉维茨：《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牛津197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81页。
[4]看看光学的早期“实验工作”就可知道科学革命前缺乏实验。扼要论述这些令人注目的研究的有A．F．查尔默斯：《折射定律以前的奇特历史》，载《澳大利亚物理学家》，第12卷，（1975年）第85—88页。
[5]为这个有争议的论点辩护的有A．F．查尔默斯：《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局限性》，载《伊昔丝》，第64卷，1973年第469—483页。关于麦克斯韦试图把电磁学归结为以太力学的细节，参阅 A．F．查尔默斯：《麦克斯韦的方法论及其于电磁学的应用》，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第4卷，（1973年）第107—164页。
[6]I．拉卡托斯和 A．默斯格雷夫编《批判和知识的成长》（剑桥 197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35页。
第十章、真理、实在论和工具主义
1．朴素实在论
这个在本书中相当非正式地使用的一些概念事实上是成问题的，需要作更仔细的研究。成问题的概念的产生同以科学理论为一方，与以“实在世界”为另一方之间关系的一般问题有联系。这些概念包括“真理”、“进步”和“科学的目的”。
至少在某种粗略的、常识性的意义上说科学的目的是真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水平上说，牛顿天文学就是试图解释太阳系实际上是什么，就象描述悉尼大学四方大院周围的石头建筑物是试图说明世界这一特定的部分实际上是什么一样。而正如一位富有机智的人曾说过的，应该邀请怀疑后者的任何人“以与他或她不相信的程度成正比的速度”向其中一座建筑物冲去。根据这种常识观点，亚里土多德的主张，即地球静止在宇宙的中心是假的；而哥白尼的观点，即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围绕太阳运行，如果说它不是连所有的细节都是真的，至少比亚里土多德的主张更接近真理。现代物理学的实际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应归因于现代物理学断言的真理性。
要是继续追究这个常识性的真理概念，努力使它的意义更为精确，那就会遇到困难。困难同这一事实密切联系：理论是概念的．有结构的体系，概念是科学实践的结果，易于变更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是至少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理论企图描述的实在世界的特性仍然没有变化，也不受理论变化的影响。例如，我认为没有人想主张地球曾经静止在宇宙的中心，后来在哥白尼时代才开始绕太阳运行。问题是，在经常变化的概念性理论世界与其特征仍然不变的物理世界之间怎么能够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关系呢？我们的理论怎么能够被看作世界的真实描述或日趋接近世界的真实描述的描述呢，这些就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我将使用实在论者一词指那些想维护下述主张的人：科学理论和实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系，因此科学理论是对“世界实际情况”的好一点或坏一点的描述，我将用实在论来指这种学说本身。
那些是实在论者的朴素归纳主义者对我提出的问题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他们认为，通过正确的归纳程序达到的任何理论就会构成有关世界的真的知识。如果一些理论终于被摈弃了，那是因为它们是由于粗心大意的或不正确的科学方法而产生的错误。我们对朴素的归纳主义者立场的批判，尤其是涉及一切科学知识（一般地说）和观察陈述（特殊地说）易谬性的那部分批判，使这种简单的实在论立场站不住脚。
一位是实在论者的证伪主义者承认一切科学的易谬性，并承认我们决不能知道我们任何科学理论是否构成对世界某一方面行为的真实解释或描述。虽然如此，他将坚持认为达到真实的描述或解释是科学的目的，而且他将论证科学不断地向这个目的前进。科学日趋接近真理。要是过分按字面上来理解，至少可以说，从科学史的观点看，这种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被我们的理论描述的概念世界并未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表明明显趋向一个终点（真的描述）。光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子。根据获得很大成功的牛顿理论，光是微粒，光线“实际上”是微小粒子束。但是牛顿理论被菲涅耳的理论取代，后者证明更有成效。根据这个理论，光是类似波的现象，而光线“实际上”是通过以太传播的波。这个理论最终证明不适宜于应付光电效应和黑体辐射等一系列现象。根据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它能对付这些麻烦问题），光又是一种粒子那样的现象。库恩曾强调这种简单观点是不适宜的：由我们的理论描述的世界越来越接近对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真实描述。他写道：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这种观点的难以置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毫不怀疑，例如作为解决难题的工具，牛顿的力学改进了亚里士多德的，爱因斯坦的力学改进了牛顿的。但是我在它们的演替中未能看到本体论的发展具有首尾一致的方向。相反，在某个重要方面，虽然不是所有方面，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比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与牛顿的理论更为接近些。＂【1】
象波普尔那样，精致的证伪主义者可能易于赞同上述的看法，因为他们声称对真理和接近真理的概念有一个不那么头脑简单的和更为恰当的说明。他们说明的细节将在第三和第四节加以讨论和评价。
对与实在论立场有关联的困难的一个回答是抛弃它，或至少大大地削弱它。采取这种方针的观点，我将称之为朴素工具主义，将在下节加以讨论。
2．朴素工具主义
朴素工具主义意味着应用于可观察情况的概念与理论概念之间有截然分明的区别。科学的目的是提出理论，理论是将一组可观察情况同另一组联系起来的方便手段或工具。对包含可观察实体的世界的描述，是描述世界实际上是什么，但对包含理论概念的系统的描述则不是。后者被理解为便于我们计算的有用的虚构。有些简单的例子可作为这种工具主义立场的例证。朴素工具主义者承认，世界上实际存在台球，它们以不同的速度滚动，彼此碰撞并碰撞也实际存在的球台边缘。在这种情况下，牛顿力学被认为是能从台球在不同时间的可观察位置和速度中推导出台球在某一瞬间可观察位置和速度的计算手段。涉及这些和类似计算中的力由于碰撞所产生的（冲力、摩擦力等）并不被认为是实际存在的实体。它们是物理学家的发明。同理，涉及气体运动理论的原子和分子也被我们的工具主义者认为是方便的理论虚构。这些理论实体的引入被证明是正当的，因为它们对于把—组包括气体的物理系统的观察结果（流体压力计的水银高度、温度计的读数等）同另一组类似的观察结果联系起来是有用的。科学理论不过是把一组可观察现象，同另一组联系起来的几套规则。电流计、铁锉屑、行星和光线存在于世界中。电子、磁场、托勒密的本轮和以太并不存在。
除了可观察事物（它们也许是可观察事物行为的原因）以外，在世界中是否有事物存在，朴素工具主义者对此并不关心。不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什么，对于他来说确定在观察范围之外存在着什么，不是科学的事情。科学并未提供可靠的方法来跨越可观察之物和不可观察之物间的鸿沟。
本书前几部分的讨论提供了批判这种朴素工具主义的丰富材料。也许其中最根本的批判是驳斥朴素工具主义者在观察实体和理论实体之间所作的截然分明的区别。所有的观察的术语都渗透着理论，这个事实已在第三章得到充分的论证。行星、光线、金属和气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理论概念，至少部分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理论网络获得它们的意义。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工具主义者乐意将之归属于台球的那些速度，就是一个包括数学上极限值概念的特别复杂的理论概念，提出这个极限值概念需要极大的聪明才智和努力。甚至台球概念也含有个体性、刚性等理论特性。就工具主义者与归纳主义者同取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它们断言除了能够有把握地从可靠的观察基础中推导出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而言，他们的立场遭到所有观察陈述都是依赖理论的和易谬的这一事实的破坏。朴素工具主义者的立场基于并不存在的区别。
理论能够导致新颖预见的事实使朴素工具主义者难堪。这对他们必定是一种奇怪的意外事故：被认为仅是计算手段的理论，通过作为理论虚构的概念。能够导致发现一类新的可观察现象。与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有关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某些化合物，例如苯的分子结构由封闭伪原子环组成，首先由凯库莱提出。凯库莱本人对他的理论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工具主义态度，认为他的环状结构是有用的理论虚构。按照这个观点，必然认为这些理论虚构今天已能通过电子显微镜“直接”看到是惊人的巧合。同样，气体运动理论的工具主义辩护士观察到他们的理论虚构同布朗运动现象中的烟雾粒子撞击的结果也必定会大吃一惊。最后，赫兹本人报告，他已能用“看得见的、但几乎摸得着的形式” 【2】产生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场。这样一些插曲破坏了朴素工具主义的主张：理论实体与可观察的实体不同，有一种虚构的或不真实的存在。
就实在论者推测他们的理论实体同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东西相符合而言，他们比工具主义者更为冒险和大胆，而欠谨慎和保守。从这一点看，从第四和第五章关于证伪主义科学观优于归纳主义科学观的讨论看，我们可期望实在论态度比工具主义态度更有成效。历史的事例证明，事情确是如此。
哥白尼和伽利略的一些同代人对哥白尼的理论采取一种朴素工具主义的态度。在哥白尼的主要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序言中，序言作者奥西安德写道：
……一个天文学者的职责是通过细致的和熟练的观察创作天体运动的历史。然后转向这些运动的原因或有关这些原因的假说，由于他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真实的原因，他必须构想出和发明出这样一些假说，设想能够按照几何学原理正确地计算出过去以及将来的运动。这些职责本书作者［哥白尼〕都卓越地完成了。由于这些假说并不要求是真的，甚至不要求可能是真的，如果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一致的演算法也就足够了。【3】
哥白尼理论并不被认为是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一种描述。它并不是断言地球实际上围绕太阳运行。不如说它是一种计算方法，能够把一组可观察的行星位置同另一组联系起来。要是把行星系统看作为仿佛太阳处于中心，就更加容易计算。
形成对照的是，伽利略是一位实在论者。当他在罗马宗教裁判所面前、对为哥白尼体系辩护的“误入歧途”表示忏悔后站起来时，据说他曾拍拍在他底下的地面，喃喃地说：“可是它在运动啊”。对于一位哥白尼理论的实在论辩护者来说，地球实际上在围绕太阳运行。
奥西安德的支持者有很好的理由采取工具主义路线。他们在这样做时，确实避免了围绕以哥白尼理论为一方以及以当时基督教和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为另一方之间冲突所激起的争论。当时也存在一些反对哥白尼体系的物理学论据，这已在第六章加以讨论，而对这理论的一种工具主义解释可使它避免这些困难。形成对照的是，伽利略为之辩护的实在论立场提出了许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为更为合适的光学和更为合适的力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刺激。正如我早期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正是实在论的态度是有成效的，至少在这个场合是这样。即使哥白尼的理论曾证明不能克服它的不足，在这过程中光学和力学还学习了许多东西。实在论的态度比朴素工具主义的态度更为可取，因为它更为大胆，导致更大的可检验性，因而至少潜在地更富成效。
我已介绍和批判的工具主义观点，确实是一种十分极端的和朴素的工具主义观点，而且，我怀疑有哪个现代科学哲学家会支持它。可以设计出一种更为精致的工具主义以克服我对朴素工具主义提出的非议。例如，可以要求，解释为工具的理论不应与有限范围的可观察现象一致，而应与一切可观察现象一致；也可以要求，解释为工具的理论预知可观察的新颖现象。但是当采取这些措施时，工具主义和在下节加以讨论的实在论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介绍这种极端的观点更好地有助于沌清若干至关紧要的问题。介绍这种朴素形式的工具主义的另一个理由是许多现代科学家赞同与它十分类似的观点。对现代量子力学作工具主义解释后面的部分动机，性质上同奥西安德对哥白尼理论的态度后面的动机相类似。现代量子力学的实在论解释提出了若干十分明确的的问题。而工具主义的态度所作的是尽可能回避这些问题。对这个特殊问题作更为详细的讨论超出本书的范围，但在本章未提供若干篇不那么专门的文献作参考。
虽然我在本书已论证实在论比朴素工具主义优越，但我将在下面两节对实在论提出严厉的批评。
3．实在论和真理的符合理论
（1）语义学问题
在本章第一节论证了如果“真理”的概念解释得过于简单，就不能说科学朝真理前进。在本节和下节，我们将讨论维护真理是科学目的这种主张的一种更为精致的尝试。这种主张最为坚实的辩护者之一是波普尔，我们将集中注意于他试图应用塔尔斯基的符合真理论于科学。
当人们谈到某种形式语言【4】的句子真假时，就可能很容易发生悖论。塔尔斯基的理论是试图为避免悻论的形式语言提供一种对真理的解释。他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关键性步骤是坚持认为，当人们谈到某形式系统中句子的真假时，必须仔细地系统地把正在被谈论的语言（对象语言）中的句子同用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元语言）中的句子区分开来。可以援引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来作为这种情况的例证。我们设想有一张卡片，一面写着：“在这张卡片的另一面写着的句子是真的”，而在卡片另一面写着“在卡片另一面写着的句子是假的”。如是这种情况，看到人们如何达到悻论的结论，即在卡片上的任何一个句子都是既真又假的，并不是难事。然而，如果我们采纳塔尔斯基的理论，那末，我们必须决定卡片上的句子是在正在被谈论的语言内，还是在用以谈论的语言内。如果在卡片两面的句子被认为是处于对象语言中，那末，也就不能认为它们是彼此互指的。如果按照规则，任何一个句子必定是不在对象语言中，就在元语言中，而不是同时在两种语言中，因而任何一个句子不能既指其他句子，又被其他句子所指，那末，就不发生悖论。
波普尔应用塔尔斯基的理论于他努力使真理是科学的目的这种主张具有意义。波普尔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仔细地分清两类不同的问题。第一类问题是：“我们能否使真理是科学的目的的主张具有意义？”“主张一种理论是真的或比另一种理论更接近真理是否具有意义？”按照塔尔斯基的说法，我将称与这些提问有关的问题为语义学问题。第二类问题是：“真理是否确定是科学的目的？”“我们怎能知道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更接近真理？”我将称与这些提问有关的问题为认识论问题。第二类问题的解决显然取决于第一类问题的解决，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波普尔必须把它们都解决。本节的其余部分致力于解决语义学问题。认识论问题在第四节加以讨论。
波普尔的意见是塔尔斯基解决了语义学问题。我将论证，一旦与纯粹形式语言相对立的象科学语言那样有意义的语言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时，就有理由怀疑这一点。科学语言的目的是对实在世界某一方面的性质或行为提出看法，而谈到科学语言中一个句子时说这个句子是真的就是对句子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说了些什么。如果正在谈论的只是形式语言，那末，这就不是这种情况。对于形式语言来说，谓语“真的”和“假的”（按照塔尔斯基它们是元语言中的谓语）不过是形式的对象语言中的句子所具有的一些性质。例如有某种形式系统，它的公理是真的，用适当的推理程序从公理中推导出的任何句子都将是真的，而不能如此推导出的句子将被认为是假的。但是仅就形式系统而言，谓语“真的”和“假的”不过是完全能够用不同的成对的标笺如“0”和“1”或“A”和“B”来代替的一些性质。如果塔尔斯基的理论要应用于科学，那末，“真的”和“假的”概念就必须加以充实以使它们不仅表示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之间关系，而且表示句子和它们意欲描写的世界中某些事态之间某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提出了“真理是与事实符合”的概念。
这里是波普尔阐明“与事实符合”概念的尝试。
　　……我们首先考虑下列两个公式，每一个都十分简洁地（用元语言）陈述在什么条件下一定的断言（属对象语言）符合事实。
1．“雪是白的”这一陈述或断言符合事实，如果并且仅仅如果雪确实是白的话。
2．“草是红的”这一陈述或断言符合事实，如果并且仅仅如果草确实是红的话。
这就是波普尔试图阐明一种科学上的主张是真的或符合事实是指什么所实际上提供的一切。乍一看来，波普尔的公式（1）和（2）是如此显而易见地正确，不过是哲学家的迂腐之谈。但是波普尔提供的例子是常识实例，对它们太看重就有危险。如果（l）和（2）或诸如此类，并不显而易见地正确，那末，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真理的常识概念或一个白雪的常识概念。我们已经在第一节中指出，将真理的常识概念应用于科学就会引起困难。这些困难关系到构成我们理论的概念系统为一方与实在世界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波普尔对符合论的解释是用常识的实例、用常识的方法把两个有别的领域合并起来的办法转移这个困难。如果波普尔的例子意欲阐明某一陈述与实在世界中某一事态相符合的概念，那末，我们必须把他的元语言的话，“雪确实是白的”和“草确实是红的”，解释为指实在的雪和实在的白。这对常识实例也许是无害的，但把它延用于科学而未作进一步的论证或讨论就是对整个关键问题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我们断言现代物理学是真的，是想说什么，说实际上存在电子和实际上存在波函数是指什么，用说现代物理学符合或不符合事实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并无帮助。尤其是它并未清楚阐明波普尔这个主张：“我们在科学中尝试的是描述和（尽可能）解释实在。”
可以在波普尔著作中了解到的真理论避开了上述若干批评，但不是所有的批评。它包含将理论的内容理解为能从这个理论推导出的该类所有的观察陈述或观察陈述的合取。【7】“与事实符合”的概念起初只应用于观察陈述，并假定对“与事实符合”的常识理解足以证明其正确。这个假定是有疑问的，因为观察和各种精心设计的测试程序是依赖理论的，这些测试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试验性地）肯定某一典型的观察陈述。“将磁体使阴极射线管内的电子束偏斜”或“带电木髓球相互排斥”这类陈述同“这个雪球是白的”等量齐观，无批判地应用真理的常识概念，这样就又一次陷入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的危险。然而，为了便于目前的讨论，让我们假定作为与事实符合的真理能够适当地被应用于观察陈述。那末，这样一来波普尔就能够明确表达某一理论是真的这个主张是指什么。某一理论是真的（或与事实符合），如果并且仅仅如果由这个理论推导的所有观察陈述都是真的（或与事实符合）的话。进而言之，世界实际上含有电子，如果包含“电子”概念的理论是真的（在限定的特殊意义上的）话。
波普尔的这个理论可以作如此推广以使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接近真理的说法具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易谬的，而我们能期望的至多是我们朝真理前进。至少在直觉的意义上我们能够说，牛顿物理学比亚里土多德的更接近真理，即使二者（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都是假的。波普尔通过他称之为逼真性的东西，来阐明接近真理的概念。如果我们称某一理论的所有真的结果类为它的真实性内容，而称某一理论的所有假的结果类为它的虚假性内容，那末，我们能够援引波普尔说，
设两个理论t1和t2的真实性内容和虚假性内容是可比较的，我们可以说，t2比t1更逼近真理，或更好地符合事实，如果而且仅仅如果或是更好符合事实，如果而且仅仅如果或（a）t2的真实性内容而不是虚假性内容超过t1的，或（b）t1的虚假性内容而不是真实性内容超过t2的话。【8】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两个类的大小是可以测量的（波普尔对这个假定半信半疑），那末，我们能够说，某一理论的逼真性是它的真实性内容的量度减去它的虚假性内容的量度。“随着一门科学的进步，它的理论的逼真性不断增长。”人们现在可能重申科学接近真理的这种主张。最近文献中使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更为精确的尝试都带有正在退化的问题转换的一切印记。
如上概述的波普尔的真理论和接近真理的理论假定，理论的真实性内容和虚假性内容可以被解释为诸类观察陈述，并且它假定与事实符合的真理概念使观察陈述具有意义。我已经表示了我对后一假定的怀疑。前一假定也引起一些困难，它的合理性过分依赖于科学理论和形式系统之间的类比。如果我们考虑这一事实：科学理论是不断成长、不断发展以及不断被修改的，那末认为在理论发展的某一阶段，关于理论的真实性内容、虚假性内容和逼真性是个简单的事实问题这一假定就开始失去它的合理性。
我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评论。在波普尔的理论中，应用于理论的“真实的”一词和应用于理论内概念的“实在的”一词都是派生的概念。它们的意义用从理论中可推导出的观察陈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来说明。因此，波普尔自己的真理和实在概念，比例如说“科学家的目的是真实描述世界”【9】 和“我们在科学中尝试的是描述和（尽可能）解释实在”【10】所暗含的更加远离常识概念。由于波普尔的真理观和实在观归结为诸类观察陈述的真实性和虚假性，因此，他的科学进步理论与库恩用解决问题的能力加以辩护的观点没有很大的不同。重要的是，库恩认为他的进步概念不同于接近真理的常识概念，反对真理是科学的目的这一看法。
在波普尔真理论后面的一个主要动机是提出一种并非相对主义的客观的科学观。波普尔希望能够说，某一种理论是真的，或比对立的理论更接近真理，不管某一特定的个人或一群个人是否认为这样。从前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赞同这个目的。在下章我将提出一条到达客观科学观的新途径，且不易遭到我对波普尔之应用塔尔斯基理论提出的若干非议。在从事这项任务以前，我必须先讨论波普尔理论的认识论方面。这个讨论将引起对波普尔观点合适性的进一步怀疑。
4．实在论和真理的符合理论
（2）认识论问题
为了本节的目的，我们必须假定，谈论作为与事实符合的真理和科学理论之接近真理或逼真性是有意义的。单单这个假定本身不足以确定，真理确实是科学的目的。为了确立更为有力的主张，有必要证明不仅说科学接近真理有意义，而且说一个理论比另一个是否更接近真理也有意义。我们必须在我们已假定的语义学论题上添加一个认识论论题。
为了把问题提得尖锐些，让我们设想，有两个对立的理论A和B。问题是试图确定，在什么条件下我们能够知道其中一个理论，比如说A，比另一个理论B更接近真理。为了把问题提得更尖锐些，以便暴露实际的困难，让我们假定，在两个理论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可得到的证据说明，A能解释B能解释的所有公认的观察陈述，除此以外它还能解释B不能解释的某些公认的观察陈述。（也许有一些观察陈述是哪一种理论都不能解释的）。如果有一种情况能够使人们有把握地说，A比B再接近真理，那末，上述情况一定就是如此。用这种方法提出的问题就已经是绕过了巨大的认识论困难。例如我们已假定同类观察陈述均可应用于双方理论，而由于观察陈述依赖于理论，理论严格地说难得会是真的，而往往甚至不是一个好的近似。但是甚至接受在我提出问题的方式中暗合的假定，理论A比理论B更接近真理的看法仍引起严重的困难。
仍然存在的严重的认识论问题来自两种根源：观察陈述的易谬性和任何特定证据的有限性，与之相比构成某一理论内容的诸类观察陈述是无限的。理论 A比理论 B更接近真理的判断，在上面概述的情况下，是基于易谬的证据。科学的进展在后期可导致改变对观察陈述真值的评价，这些真值评价在早期构成比较的基础。考虑到已经修改的证据，结果可能是理论B，而不是理论A更为接近真理。但是即使构成原初证据的观察陈述的真值没有改变，仍有可能在新条件下检验理论所获得的新观察陈述更有利于理论B而不是理论A，而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到这样的程度：关于A和B的相对逼真性的判断再一次被颠倒。
波普尔并非全然不知道这样一些困难。他对上述情况的改进办法之一是承认所有的观察陈述不都是同等地位的。结果是支持某一新颖、大胆的理论的新颖预见的和只能借那种理论之助才能发现的那些观察陈述，比起那些在众所周知的、经过检验的理论背景中早已知道的那些观察陈述要受到更大的重视。波普尔坚持认为在一门科学发展的某个阶段，有利于某一理论的证据的重要意义必须根据那个阶段整个理论状况来作出评价。波普尔把作如此评价的证据叫做某一理论的确认度。很明显，精确地测量确认度有一些困难，但我们将不理会这个困难。波普尔想说：确认度是我们正确猜测我们理论逼真性的基础。他写道：
某一理论的确认度总有一个时间指数：它是理论在t时经过检验的程度。这不可能是理论的逼真性量度，但可以把它视为与其他理论比较，它的逼真性在t时如何表现的指标。因此确认度是在就两种理论外观上接近真理问题进行讨论的特定阶段，在这二者中择优的指导。但是它只是告诉我们，所提供的理论之一似是——根据讨论——更接近真理的理论。【11】
从证据和理论状况，从而确认度能够发生根本变革的观点看，在确认度（依赖证据和随时间而变化）和逼真性（理论实际上与真理一致的程度，并且是没有时间性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那末，为什么我们应把确认度看作正确猜测我们理论相对逼真性的这个基础呢？
在哥白尼首次发表他的日心宇宙的天文学理论时，考虑到整个理论状况（例如同任何其他可得到的理论相比，亚里士多德力学的成功，对肉眼观察的信任等）托勒密的理论比哥白尼的有更大的确认度。许多后来的科学家，尤其是开普勒和伽利略，选择了研究确认度较小的理论，并且能够对使有关相对确认度的判断发生颠倒的进展作出贡献。波普尔对这个例子的回答也许是同意选择一个确认度比它对手要小的理论往往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他允许采取这类行动，那末，他关于确认度是逼真性的最佳指示的主张，就开始失去意义。
关于确认度及其对逼真性关系的讨论基于这个假定：前者随时间而变化，后者则是没有时间性的。确认度是变化的，这很清楚。随着一个理论被更为适宜的辅助假定所强化，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和新的实验结果的确定，影响某一理论的证据也将发生变更。但是这样一种假定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发生了以上的一切，理论本身是不变的，以致它的逼真性仍然如此。例如麦克斯韦理论的逼真性是随对它的确认的成败而变化的。当麦克斯韦使自己混乱的电位移概念变得更为精确时，他理论的逼真性也改变了。此外，由于麦克斯韦曾提出自己对以太作用的看法，当以太被排除时理论的逼真性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该理论的一些主张变得更加精确，逼真性甚至随着用实验确定光速的每一步改进而变化。似乎最为言之有理的是，随着某一理论的发展，随着它的确认度的改变，它的逼真性也发生了改变。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末，逼真性的重要意义就变得不那么清楚了。波普尔坚持逼真性概念和作为科学目的的真理的概念的一个动机是他想对作为一门自主的学科的科学提供一种客观的解释。我希望下章表明，无需诉诸波普尔的真理也能满足这个愿望。
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他强调了正面启发法的重要性，后者的性质决定制定一个明确的指导未来研究的纲领可详细到多大程度。从这个观点看，一个理论所表明的，将获得某种未来的（工具意义的）成功的指望是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波普尔的确认度并未掌握这一点，对波谱尔来说，一个理论的严谨性问题变成“仅仅是对我们的直觉和我们的想象的指导和刺激。”【12】拉卡托斯对严谨性作了主观性较少的解释，从他的观点看，最好把一个理论或研究纲领看作能够导致发现新现象的工具，而又是对“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建议性描述。“确认度”作为逼真性（甚至假定这个概念有明确的意义）指标的不适宜性，以及科学中简单性和严谨性的重要性似乎把我们推向某种工具主义的立场。在下章，我提出一种理论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解释，它兼有实在论和工具主义二者的长处。
阅读文献
有关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讨论见K．R波普尔：《关于人类知识的三种观点》，载《推测和反驳》（伦敦1969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第97一119页；P．K．费耶阿本德：《实在论和工具主义》，载M．邦格编：《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方法》（纽约 1964年，自由出版社）； S．摩根贝瑟：《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争论》，载S．摩根贝瑟等人编：《哲学、科学和方法》（纽约 1969年，圣马丁出版社，第200一218页）；以及J．J．C．斯麦特；《在科学和哲学之间》（纽约1968年，伦多姆·豪斯出版社）。有关在实在论——工具主义争论的气氛中讨论量子力学的参阅例如H．马尔吉诺：《量子论各种解释的利弊》，载《物理学今日》，第7卷，（1954年）第6—13页；H．帕特纳姆：《一个哲学家看量子力学》载R．科洛德尼编；《超越确实无疑性的边界》（纽约1965年，普兰提斯——霍尔出版社）；以及R．科洛德尼编：《规范和佯谬：量子领域的哲学挑战》文集（匹茨堡1972年，匹茨堡大学出版社）。波普尔的逼真性理论主要在《真理、理性和知识的成长》，载《推测和反驳》，第10章，《常识的两面》和《对塔斯基真理论的哲学评论》，载《客观知识》（牛津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章和第9章。若干作者对逼真性某些专门方面的讨论，参阅《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第25卷（1974年）第155—188页。
注释
［1］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197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206一 207页。
［2］H．赫兹：《电波》纽约1962年多佛尔出版社），第125页。
［3］E．罗森：《三篇哥白尼的论文》（纽约1959年，多佛尔出版社），第24—25页。
［4］形式语言是形式逻辑内的专门术语。不确切地说，这种语言有十分明确的规则，规定哪些种类的句子能够用它表述。这些句子中有些起着语言公理的作用，这个系统还包括一些推理程序，规定其他句子如何能合理地从公理中演绎出来。
［5］K．R．波普尔：《推测和反驳》（伦敦1969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第224页。
［6］K．R．波普尔：《客观知识》（牛津 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40页。
［7］如果用波普尔的语言更精确地表达这一点的话，就要用“作为理论潜在证伪者的基本陈述”来代替“观察陈述或观察陈述的合取”。
［8］波普尔：《推测和反驳》，第223页。
［9］同上，第114页。
［10］波普尔：《客观知识》，第40页c
［11］同上，第 103页，重点为原作者所加。
［12］同上，第197页。
第十一章、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
前章第二节所述朴素工具主义者知道科学理论不能直接而简单地从观察中推导出来。他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在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划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前者假设是为了描述实在世界的，而后者则没有被这样假设，它只是作为将观察语言中的陈述加以整理和联系起来的工具。在第三、四节里描述的波普尔派实在论者反对这条界线。他指出，一旦承认和认识到观察之依赖理论，这条界线就会消失。波普尔派实在论者对界线消失的回答是把对业已消失的界线的“观察”一侧的实在论解释推广到界线的理论一侧。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二者，就它们能被区别而言，都被看作为描述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尝试。我将在本章提出和维护的立场，我称之为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这种立场的拥护者，同波普尔派实在论者一道承认，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界线是一种虚构，但是他对这一点的回答则是与波普尔的回答完全对立的。激进工具主义者把对业已消失的界线的“理论”一侧的工具主义解释推广到界线的“观察”一侧。把我们的“观察”语言或我们的“理论”语言理解为对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描述，都是不正确的。
激进工具主义者或多元实在论者想强调我们的概念系统（不管它们是科学理论还是日常语言中预先假定的理论，它们是容易变化的人类产物）与实在世界（那些实在的概念系统与之有某种关系）之间的区别。科学理论和外部世界都是实在的，但不应把它们等同起来。然而，我并不想仿柏拉图和波普尔提出理论所寓于的某个“第三世界”或“理念世界”。科学理论是第九章第三节讨论的那种实在的科学实践的实在产物。科学理论作为科学实践的一个结果是经常产生和改变的。我称这种形式的实在论为“多元的”，这个道理现在应该清楚了。外部世界和理论世界都是实在的，但它们又有区别。它们通过第三个实在的科学的实践发生联系。
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科学实践同实在世界发生联系，并设法对付或适应实在世界。以实在世界为一方，与以预定来应付实在世界的实在科学理论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可被认为是一种截然分明的区别，而实在的理论与实在的科学实践之间的这种区别就不是这样。除了实验以外，科学实践还包含预定阐明某种理论，把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作比较、确立它的前后一致性、对称性，预见能力等等的种种论证和批判。这些论证和批判本身要使用概念系统或理论。因此，实在的科学实践和实在的科学理论是不可分割结合在一起，共同演变。
我为之辩护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是工具主义的：它否认理论和实在世界之间有直接联系，否认理论试图解释世界实际上是什么。象电子，力等等概念都是实在的理论概念，但是，把电子和力说成是存在于实在世界的东西就是滑向激进工具主义所力图避免的常识性的混同。从激进工具主义的观点看，甚至把“椅子”和“天鹅”这些日常的概念与实在世界中的客体等同也是一种错。激进工具主义者或者多元实在论者将坚持认为象常识或日常实践这种东西是有的，它包含象椅子这样的日常概念。实在的日常概念通过日常实践同实在世界以这样的方式发生联系：如果一个个别的主体或一群主体行动起来好像对应于他们常识概念的客体存在于实在世界中一样，他们就能够有效的从事他们每天的活动。这说明朴素实在论的直接吸引力。
有利于激进工具主义者的论点是，如果常识的理论和实践发生十分剧烈的变化，世界中存在什么的常识概念也发生变化。在中世纪欧洲，女巫实际上居住在常识世界中，而在现代，她们却不然，虽然有各种类型的精神病人居住着，象“椅子”和“天鹅”这些概念则尚未同样地受到常识性知识和日常实践根本变革的威胁，也许它们永远不会受到威胁。
激进的工具主义者与朴素工具主义者的谨慎的后卫行动无关，后者坚持要限制科学的范围以便保护它免遭各种批评。科学实践必须包含各种无情的检验以便评价和改进它应付实在世界的适宜性，通过对一门科学、它的实践和它们历史的详细研究，以及对那种实践各方面功能的分析，就可了解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的确切性质。激进工具主义者能利用在例如波普尔、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拉维茨著作中发现的许多分析，以及甚至库恩著作中的某些分析来帮助他达到目的。他不承认的是有一种在任何时候都可应用于一切科学的单一的科学实践。这个特殊的论点将在下一章稍作进一步的讨论。
我将我所看到的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的优点作一概括，以此来结束既短又重要的一章。
激进工具主义避免了朴素工具主义者的归纳主义倾向，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科学理论是人造的决非从经验推导出的概念体系。激进工具主义者和精致的实在论者共有的观点是：科学中的一切陈述，甚至它的所谓观察陈述都是依赖理论的。确实，激进工具主义者比精致的证伪主义者在更大程度上强调科学的这个方面，并就他把各自的实在性赋予理论和实在世界而言，他十分乐于被称为一个多元实在论者。从多元实在论观点看，精致的实在论者已经把科学理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弄得浅薄无聊了，并使他的立场容易接受主观主义的解释。通过论证理论和实在世界的分离，通过坚持认为二者之间的联系要通过科学实践，多元实在论者不可避免地导致始终如一的客观科学观。这种观点还有另一个优点。它直接导致这样的问题：“一种特定的科学实践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进行？”这类问题似乎要求一种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活动的理论，并促进去区分上面提出的那类问题和第二类有关主科学实践一旦存在时就发挥作用的问题。精致的实在论者否认“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之间的这种联系。精致的实在论者认为所有的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讨论与那一般目的有关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并极易接受主观主义的立场，因为他认为“纯”科学的存在是一个具有正确态度（与探索真理有关）的个别科学家问题，而不是由于一种特定种类的自主的社会实践所致。激进工具主义的或多元实在论的立场导致一种比波普尔派的实在论立场所做的更为开放并可能更富有成效的历史编纂学的研究纲领。这将在第十二章作更多的讨论。
波普尔派的实在论者想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自主性，避免相对主义立场，并通过维护科学理论是真是假不依赖于个别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对问题怎么想这种真理概念做到了这一点。激进工一具主义者也想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自主性，但是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并且以澄清相对主义的争论点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是否作为一种自主的实践存在是同社会条件有关。因此可以论证，在科学革命时代以前，物理学作为一种自主的实践并不存在，因为物理学的实践同宗教讲道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革命时代物理学终于存在这一点可与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兴起，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宗教的相应衰落联系在一起。此外，很有可能，现代物理学的实践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资助许多研究的大工业垄断组织的腐败性影响而受到威胁。因此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主的学科是否存在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但是一旦实践作为一种自主的实践而存在，那末它作为一门科学发挥作用就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了。一种实践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它预定要作用的世界那部分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实践的性质，它所产生的理论的性质以及实在世界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通过科学实践同实在世界发生联系而它们的应用总是有成效的理论是真的。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了“真的”这个词的使用。虽然如此，根据激进工具主义的立场这样做有助于强调科学实践作用的绝对性质。
还有一点有利于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的立场。它能使应用于科学的简单性和严谨性概念的重要性具有意义，在那里其他立场就遇到困难。众所周知，在某种意义上是简单的和严谨的科学理论，因此比那些不简单、不严谨的对立理论更可取。哥白尼的假说能够以比较简洁地解释逆行运动，托勒密体系则不然，这是我们已经遇见的一个例子。开普勒使每个行星都有一个椭圆轨道以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许多本轮相对立，则是另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实在论者难以证明简单性之可取。按照他的观点看，他会发问：“鉴于我们不知道实在世界是否简单这个事实，为什么简单的理论应该比不那么简单的理论可取？”波普尔，我们的一个精致的实在论者范例，并未回避这个问题。他通过认为简单性与内容是一致的，对隐藏在简单性概念后面的东西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解释。【1】按照这个观点，牛顿的理论就它能够用这么几条一般定律解释范围这么广泛的现象而言是简单的。波普尔的理论抓住了隐藏在直觉的简单性概念后面的某种东西。至于这个概念后面还有什么，波普尔把它说成是一定同某种美学或实用性质的爱好有关，说成仅是对我们直觉的指导或刺激。因此，波普尔对简单性概念在科学中出现时隐藏在它后面的很多东西提供了主观主义的解释，因此，他的理论是不合适的。激进工具主义者面临的不是同样问题，并可更自主地对简单性提出一种客观的解释，因为他在理论为一方与实在世界为另一方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简单性和严谨性是理论的特性，不是实在世界的特性。如果其他方面是同等的，人们会选择简单的和严谨的理论，因为它们更有利于精确的，富有成果的科学实践。更具体地说，简单的和严谨的理论更倾向于提出或规定明确的研究纲领，其方式同拉卡托斯用他的“正面启发法”概念阐明的极为相似。拉卡托斯著作这一有价值的方面可以同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的立场完全结合为一体。
阅读文献
J．R．拉维茨；《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牛津197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篇有助于使科学实践概念更可为人理解。并参阅L．阿尔都塞：《拥护马克思》（哈蒙茨沃思1969年，艾伦·莱恩出版社），尤其是第6章，和《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新左翼出版社）；以及J·斯塔契尔：《论科学实践概念》，载R．S．科恩、J．J．斯塔契尔和M．W．瓦托夫斯基编：《拥护斯特鲁伊克：纪念斯特鲁伊克科学，历史和政治论文集》（多特雷希特1974年，莱德尔出版公司）。
　
注 释
［1］波普尔关于简单性的论述，参阅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68年。赫青逊出版社），第5章。
第十二章 、两类激进的批评
—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无政府状态
1．唯物主义
本章概述对本书前几章中所看到的关于科学性质种种理论的两类激进的批评。第一类批评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第二类批评来自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状态的观点。
我将概述的唯物主义科学观是根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就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言，阿尔都塞的哲学立足于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种解释，然而他的认识论有许多源出于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希拉尔。
在某种意义上，唯物主义可被看作为一种尝试，企图把第九章描述的科学领域内的客观法应用于整个的社会。不仅科学，而且历史（社会变化）也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在第九章里已经论证科学理论可以以个别主体没有意识到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革新可以有革新者意想不到或觉察不到的结果。唯物主义者对社会各方面均持类似的观点，并论证说，例如种种设施，不管它是政府、警察局、工会，还是别的什么，为社会中种种目的或利益服务，不管任何个人或集团是否理解到那种目的或利益。社会结构的改变——也许是政府形式的改变，也许是经济或教育制度的改变——会有一些后果，是那个社会各个细小方面的结构和功能所决定的，而不是出于个别人或集团的明确的目的、意向或希望。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我们考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唯物主义者将论证这种现象的原因应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中去找，而不是例如到资本家个人或公司的肆无忌惮或贪婪方面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使得它客观地存在着种种谋利的机会。利用那些机会的个人或公司就会蒸蒸日上，而使没有利用那些机会的人遭到损失。如果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有效的谋利门路包含着产生污染，那末，就会有污染。不管有关的个别资本家是否懂得社会制度的这种作用，情况都会是如此。（例如他们也许把资本主义现为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谋幸福的最有效的手段）。即使个人或一群人不想污染环境，污染也会产生。而且，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污染问题通过改变经济制度，而不是通过改变资本家态度的道德运动，或采用立法和罚款，将会得到解决。当了解到，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法律系统和警察力量的主要职能就是起稳定这个它们是其一部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时，这个观点就变得有力了，即使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那么看。让我们引用马克思论社会及其成员的意识之间关系的话：“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详尽阐述包括将社会理解为一些相互关联的实践。阿尔都塞给实践下了这样的定义：
我将一般地用实践来指任何把给定的特定原材料改造为特定产品的特定过程，这种改造是通过特定的人类劳动使用特定的（“生产”）手段实现的。【2】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物质的或技术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原料被机器和人类劳动（生产手段）转变为最终的产品（汽车、衣服等）。其他实践包括政治实践，它作用于社会关系，以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思想实践（如宗教、教育）它作用于人类意识，以产生不同的意识，和科学实践，它作用于概念系统（或是前科学的或是已成为科学的），以产生新的概念系统（科学的）在一给定的社会中，各种实践是以一种构成那个社会的特征的方式相互联系的。
科学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相对自主的。科学实践是以不依赖于其他实践的方式而发挥其作用的。例如科学实践不同于技术实践，技术实践在以下方面不是自主的。科学的目的不用说是科学实践内部固有的（目的是生产一定种类的知识），而适宜性标准也是科学实践所固有的。相反，技术实践的目的和适宜性标准都产生于技术实践之外。例如，要求技术研制太阳电池以满足燃料短缺引起的需要，而适宜性标准是经济、有效性等等的“外在的”标准。虽然科学实践是自主的，它只是相对自主的。它的存在取决于它同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其他实践的关系，而且它只能因其他那些实践支持它而继续存在。现在我们能够瞥见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怎样建立起一个研究前章提及的两类问题的理论框架，即有关一门特殊的自主科学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关系问题，以及有关作为实践的那门科学一旦存在以后发挥作用的问题。
以上是对阿尔都塞理论的某些方面的最简要的概述，当然并不就是对这个理论的阐述。尽管如此，我已介绍的那个框架能够使本书迄今为止所讨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得到新的启发，并引出了一些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和引起争论的问题。
2．唯物主义的彻底客观性
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可以看出本书讨论过的企图维护一种客观解释的那些哲学家（如波普尔和拉卡托斯）所维护的那种科学观的客观性，显然是半心半意的。因为那些哲学家在他们试图为作为一种理性活动的科学辩护时，对个别科学家的目的、态度和决定看得很重要，在这点上，他们的立场有主观的因素。
这种主观主义过失（从唯物主义观点看）很明显的一个方面是有关科学的目的和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问题。这个过失在波普尔那里特别明显。对波普尔来说，科学的目的在我们已讨论的意义上是“真理”。波普尔经常这样写，仿佛某一适宜的科学方法的存在是具有正确态度的个别科学家的问题。例如，他写道：“……如果我们尊重真理，我们就必须通过坚持不懈地寻找我们的错误来寻找真理：通过不倦的理性批判和自我批判”。【3】波普尔把这种正确的科学方法（或态度）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他对此说明如下：
…… 我对“你怎么知道？你的看法的来源或根据是什么？哪些观察导致你有这种看法？”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只是一种猜测。不要去管我的看法或许从中涌现的来源——有许多可能的来源，而我们也许连在其中的一半都不知道；起源或来历在任何情况下和真理很少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对我试图用我尝试性的看法来解决的问题感兴趣，你可用对它进行尽你可能的严格批判来帮助我；如果你能够设计某种你认为可以驳倒我的看法的实验检验，我将愉快地尽我能力所及来帮助你来驳倒它。”【4】
从这段话，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对理论的批判和实验检验是具有正确态度和目的的个人所实行的一种实践。是由企图用发现和纠正他们错误来接近真理的个人所表现的一种批判性态度。【5】
波普尔和拉卡托斯都强调科学中需要个别科学家的决定。波普尔写道：“从逻辑的观点看，对一个理论的检验取决于基本陈述，而基本陈述的承认或摈弃又取决于我们的决定。因此，正是这些决定，安排了理论的命运。”【6】拉卡托斯又扩大了作出决定的作用。对于波普尔，在判定基本陈述是否可接受时需要决定。对于拉卡托斯，决定的作用扩大到构成他的研究纲领硬核的普遍概括。“由于它的拥护者的方法论决定”，【7】使这些概括成为不可反驳的。顺便说一旬，第九章第四节的讨论足以表明，拉卡托斯无需对波普尔的主观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作出这种让步。一群科学家之效忠于某一特定的研究纲领可以主要根据那个纲要的结构以及它为未来的研究客观上提供的机会来解释。
如果拉卡托斯采取更为前后一致的客观路线，他就能使他的立场免遭针对它的某些抨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拉卡托斯已受到例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批评，说他根本没有给我们提出一种科学理论，理由是他没有提出在对立的研究纲领间作出选择的标准。拉卡托斯为这种可能性留下了余地：任何研究纲领，不管它已多么退化，也有可能由于某种意料不到的成功而重新恢复生机。这种成功也许起因于在它的正面启发下发生了创造性的转换。因此，一个纲领引人注目地进步，而另一对立的纲领毫无成果地退化，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非要所有科学家都采取进步的研究纲领不可的理由。这是对的，但是从始终如一的客观的、唯物主义观点看，这是不切题的。根据后者的观点，科学理论或研究纲领的盛衰是科学实践的结果，并不是个别科学家决定的结果。如果科学实践在特定的社会中起着适宜的作用或功能，那末，它将作为自主的实践存在于那个社会中。这不是个别人的决定问题。其次，如果需要某种特定的科学实践起作用，社会内部的其他实践（如教育的思想实践）就会加以调整，以致有足够的个人具有适当的自觉或态度来执行这种特定实践所需要的种种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社会的发展可被看作是一种在达尔文意义上的“适者生存”的实践。再者，如果某一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主的学科存在着，那末，在那种实践内部的进步，那就正如用拉卡托斯的眼光所看到的，是一个最合适的研究纲领的生存问题。
自相矛盾的是，当波普尔区分他的三个世界时，他的主观主义就变得明显了——“自相矛盾”是因为提出三个世界的主要动机是把理论的客观世界同思想过程的主观世界区分开来。波普尔的前两个世界是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客体所在的世界。第二世界是主观思想过程所在的世界。波普尔想要强调，理论、问题状况等等不应与个别人的精神内容等同，它们显然也不应与物理客体等同。因此，他提出他的第三世界，它有点象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理论、问题、论据等等的所在地。在作出这种区分后，波普尔发现，在形成物理客体的第一世界和理论等第三世界之间的联系时，人的精神变成关键性的了。精神成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中介。【8】波普尔的这种主观因素同他的不适宜的真理的符合论有联系。他的建立客观真理论的尝试受到他坚持精神是理论和世界的联系的阻挠。这种坚持使波普尔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种同常识概念有太多的共同点、同始终如一的客观理论不相称的真理论。
在第九章介绍的、由阿尔都塞提供理论基础的科学实践概念，使这些危险得以避免。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者，特殊地说，阿尔都塞会把波普尔的第三世界视为同唯物主义概念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的”概念。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理论等等并非自主地存在于某个理念世界中。科学理论形成实在的、客观的科学实践的一部分，科学实践能够改变和产生新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理论和世界的联系并不是通过个人的精神，而是通过科学实践。作为相互联系的实践（构成某一实在社会）的实在集合的实在成分而存在的这种科学实践概念能使主观因素完全从唯物主义科学观中排除。
3．科学史理论
从本书第三章开始，已经提出了一些论证和证据强调观察依赖理论和理论优于观察。第七章开头也论证了某一理论内的概念获得精确的含义，取决于它们出现在一个精确的理论中，并论证在某一理论框架内部作出的陈述将如理论所允许的那样精确和详细。需要把理论看作为某种有结构的整体。根据这些考虑，利用科学史的一些例子来例证或支持某一特定的科学理论，类似本书迄今已这样做的那样，就有疑问了。因为那些分析所立足的历史并不是以任何明确的历史理论（一般地说）或科学史理论（特殊地说）为指导的。
拉卡托斯特别关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关系问题，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明确的意见。【9】至少，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拉卡托斯的解决办法是不适宜的。正如许多其他科学哲学家那样，拉卡托斯作出了一个未经论证的假定，有一个单一的、无时间性的、正确的科学方法。科学哲学的任务是发现这种正确的科学方法是什么。科学方法的理论可通过把它同科学的内在历史相比较而受到检验。也就是把过去的科学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无需考虑例如那些科学理论的其中出现的社会条件或有关科学家的心理学等外在因素。当然拉卡托斯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联系的理论并不是朴素归纳主义理论。按照他的解释，某一推测的科学方法先于任何历史研究而存在。“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 【10】其次．对于科学，什么东西算作“内在的，”其本身取决于推测性的科学理论。拉卡托斯的意见是，科学史中的一个理论（或研究纲领），比方说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用理性改造过的”，即它被写成仿佛是“内在的”科学的完美范例，正如受检验的科学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在已经做到这一点以后，“人们又试图把这种理性的改造物同实际历史相比较，并且既批评这个理性的改造物缺乏历史，又批评实际历史缺乏理性”【11】从本节第一段考虑的观点看，拉卡托斯的理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至少有一个严重的疏忽。因为他已经假定有实际历史这样的东西，他能够用它来检验他的理性改造物，但是他没有提供一个这种实际历史的研究要在其框架内展开的理论。
我已讨论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理论，因为我认为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间，他似乎提供了最为精致的理论，比如说，远较库恩的理论优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拉卡托斯理论的两个失误是（i）他假定有一种没有时间性的科学方法，这个假定未经论征，并且处于一种不容向假定提出质疑的理论框架中，（ii）他假定存在一种历史，他的科学理论能用它检验，而未提供一个合适的历史理论。在本章开头概述了阿尔都塞立场的某些方面，他的立场至少提供了一个不具有同样失误的形式的理论框架。首先，这种立场提供了一个一般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它的一个特点是，要根据一些相互联系的实践来理解某一特定的社会。其次，这种立场提供了一个科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它对其他实践而言是相对自主的。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的性质和有关的“科学方法”，要通过研究这种实践如何发挥作用才得以发现。在这种理论中，没有理由设想，所有科学是按照同一方法起作用的。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以相对自主的方式发挥作用以产生种种知识。从这个观点看，一门科学的历史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特定的科学作为自主的学科如何得以存在的一般历史以及它作为自主的学科为何停止发挥作用的缘由（或预期）。第二关系到对一种实践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知识的“内在”分析。
我在介绍阿尔都塞的科学观时，并不想含有这个意思：我们有了一个业已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完全合适的理论。然而它提供了一个相当确切的研究纲领（要比从我在这里概述所看到的更为精确和更为详细）。纲领的发展，至少应用于科学时，主要仍然是未来的任务，这是公认的。理论的威力和富有成效需要通过将它详细地应用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来检验。在这方面，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大致处于物理学在伽利略时代所处的状态。即使我已在这里勾画出轮廓的科学史理论与伽利略理论不同，证明是不适宜的和没有成果的，把它的某些形式上的特点同现有的其他理论的加以比较也有助于指出后者的严重缺陷，从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吸取的教训足以表明，把一种科学理论同并不包含严谨的科学史理论的科学史联系起来的任何试图应该被认为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
4．再论归纳问题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已讨论的，归纳问题是在证明科学知识为正确的过程中发生的。归纳主义者不能证明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推导出的科学定律和理论是正确的，因为他不能满足他自己的标准，并且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归纳原理本身，如波普尔那样的证伪主义者主张用绕过它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供一种不包含归纳法的科学观。然而拉卡托斯已经证明，证伪主义者声称已经解决归纳问题乃是错觉。【12】拉卡托斯论证，对于证伪主义者和其他科学哲学家，同样的基本问题会以某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发生。当我们提出下列问题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了：“为什么通过推测和反驳的方法达到的知识应被认为最可证明为正确的知识或最接近真理的知识呢？”或者如果谈的是拉卡托斯的理论，那末，“为什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应该产生最可证明为正确的知识呢？”回答这些问题的任何尝试都导致十分类似归纳问题的问题。科学方法论不能要求成为证明自己正确的根据，而不产生第二章遇到的那种循环论证。任何宣称某一特定的科学方法论是产生最可证明为正确的知识或构成我们对真理的“最佳猜测”的知识的方法论，都必然要被认为是拉卡托斯所说的类归纳原理。
拉卡托斯承认，如果任何科学理论要构成一种科学知识的理论，而不是构成任意的游戏，那末，需要某种类归纳原理是不可避免的。他对类归纳原理的证明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把每一条原理看作为一种愿意接受批判、可以被更好的原理代替的一种推测。他为他自己的类归纳原理（“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比其他任何方法论更好地适合于接近我们现实宇宙中的真理”）进行论证，所根据的理由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比任何其他的方法论更好地经住了同科学史的比较。拉卡托斯的类归纳原理要接受检验这一点提示，拉卡托斯预先假定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则，即“科学”（对于拉卡托斯。更确切地说是物理学）“是对我们所拥有的真理的最佳指南”。很难设想拉卡托斯会把什么当作是对那种主张的批评。
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整个归纳问题是由一个错误的问题引起的。一门科学在一特定的社会中存在，是因为它在那个社会中起特定的作用。这同如下观点形成对照，即认为科学适宜地存在和发挥作用是因为不同的个人或人群具有正确的态度，拥有“奇才” 【13】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如果一门科学作为自主的学科存在，最好的办法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实践来研究并试图理解它。如果某一科学实践被淘汰，那末这主要不是由于论据问题，而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果有人不这样想，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就是象卡努特国王一样，他对正在上涨的海潮发表演说，徒劳地勒令它停止。
在这里，我怀疑那些不同情唯物主义观点的读者对于为之辩护（至少是为之介绍）的那种立场的某种决定论性质将会感到不安，如果不是惊恐的话，而且会反对把有意识的人类愿望、抱负和努力置于低下的地位。如果你是一位特别感到不安或惊恐的读者，那末，我想我知道正好有一位哲学家支持你。他的姓名是保尔·费耶阿本德，下节对他的某些更激进的观点作一简短的概述。
5．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状态
在本书迄今为止提到的大多数哲学家假定科学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波普尔明确地宣称，科学知识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的最佳范例，库恩宣称科学是理性的集中体现，假定类似某种自主的科学那样的东西产生一种特殊种类的知识是阿尔都塞哲学的基础。费耶阿本德不打算作类似的假定。他想提出一种科学观，使之有可能理解科学，评价科学，把科学同其他比较，甚或摈弃科学。有一个基本假定作为他立场的基础，即个人的自由和他们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有时，费耶阿本德曾把他的立场说成是享乐主义的，以此来试图强调他立场的这一方面。费耶阿本德认为赋予现代社会的科学以崇高的地位是不正确的。他把科学比作一种意识形态或宗教，它之控制现代人与基督教之控制早先的社会类似。基督教用种种制度化的压迫（对异教徒的迫害，对信徒的教育等）来维持它对社会的控制。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以类似的方式在现代人的评价中维持它的高位。因此，虽然在现代各种宗教可以用历史的方法作为若干套可能的信仰来讲授，一些人可以或已经坚持这些信仰，但并不特别要求我们效忠它们，而科学的讲授则仿佛它是无可争辩地可以信赖的，而并不是一种可以根据个人的倾向采纳或不采纳的思想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制度化使得希望做一个科学家的任何人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教育和训练达到它的标准。任何离开这些标准的人就会被排除出团体，他的观点也就作为“非科学的”而遭到摈弃。费耶阿本德将科学家的意见一致和对科学的高度尊敬归之于这种制度化，而不是归之于某种客观的本质上可靠的科学方法。费耶阿本德论证，应该通过把科学同国家分开的办法来反对这种制度化，以便允许发展科学以外的东西，使个人可以选择采纳科学或采纳某种其他东西。
费耶阿本德否认科学有某种固有的特殊东西。尤其是他否认有一种客观的科学方法，遵循这种方法，产生某种地位必然高的结果。他为这种主张辩护的一个方法是向一切描述现存科学方法特征的尝试进行挑战，并论证他们全都是遭到失败。他坚持认为，在描述科学方法特征的一切尝试中，拉卡托斯的观点是“存在于今日的最先进最精致的方法论”， 【14】并利用了类似在本书前七章中可看到的许多证据。他摈弃拉卡托斯观点的主要理由业已提及。由于拉卡托斯承认总有可能使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恢复生机，由于他没有提出时间限制，超过这个限制就可以说一种研究纲领已不可恢复地退化，必须予以摈弃，因此他没有提供指导科学家作出选择的任何标准。（与唯物主义者不同，个人的选择标准是费耶阿本德注意的中心）。根据最精致的方法论看来，没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用历史上的例子来加强他的论辩。如果我们看看科学史上的经典事件，我们就会发现，他认为与这些事件有联系的重要进展和革命一般并不是靠科学哲学家提出的任何“方法”发生的。费耶阿本德举出的最详细的例子是伽利略对哥白尼体系的辩护。按照费耶阿本德对这段历史的解释，伽利略发展他的理论是置经验证据于不顾，而不是依靠经验证据；并利用种种宣传谋略以特设方式来捍卫他的理论并使它具有感染力。认为伽利略采用望远镜而不是肉眼观察的唯一正当理由是望远镜支持哥白尼体系，伽利略引入他的环形惯性定律和相对性原理也是如此。费耶阿本德用这个例子和类似的其他例子来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有任何科学方法论提出，总是有可能发现科学中重大进展的例子是用破坏了那种方法论所包含的规则的方法作出的。因此，“在一切条件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能够为之辩护的只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怎么都行。”【15】
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将导致理论的扩散。这一点之所以受到欢迎的一个特殊原因是从把一种理论同另一种加以比较中得到的好处，这与把单个理论同观察结果加以比较是对立的。费耶阿本德的有利于这种主张的论证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一种理论固有的但未被认识或明确陈述的假定，当那种理论面对与那些假定相矛盾的一个对立理论时，就不得不公开了。因此，亚里士多德理论假定位移的绝对性（即在绝对空间位置的绝对改变）到什么程度，当它面对伽利略理论时就变得完全明显了。有时检验某一理论有关的资料只有借另一理论之助才能发现。费耶阿本德关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是布朗运动现象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驳。【16】通过直接观察粒子，并把粒子同热力学的预见相比较，是几乎肯定不可能发现这个事实的。要在观察结果和第二定律之间建立联系就需要运动理论。
迄今为止我们已目睹费耶阿本德既赞成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又赞成理论上的多元论。第三种多元论使我们回到本节开头的题目。费耶阿本德不准备承认科学的崇高的认识论地位理所当然的。他论证当科学面对严重的对手时它的价值和地位能够得到最好的评价．这一点要通过把科学和国家分开，通过引进一种教育系统（不仅教授科学而且教授各种牌号的宗教、神秘主义、巫术等）来达到。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个人选择采纳何种意识形态。顺便说一句，这对科学也是有利的，因为科学的支持者不再能够自鸣得意地期望他们的学科受到高度尊敬。他们将为使科学更加吸引人而奋斗。费耶阿本德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将成为类似伽利略使之成为的那样激动人心和值得大干的活动，而不是方法论学家所描述的无聊事儿。
费耶阿本德由于提出了他的认识论无政府状态所允许的自由，他就把科学看作为与象诗那样的艺术有着比通常设想的更多一致的东西。科学是否获得那种性质取决于我们。“选择一条龙或一只猫咪作为我们的伙伴取决于我们。”【17】然而在根据科学给它的个别实践者愉快来评价它的价值时，费耶阿本德否认学科的“客观”方面，即否认这样的事实：不管科学实践者是享乐主义者还是别的，喜欢还是不喜欢它，科学可以有种种结果。费耶阿本德所设想的科学与其比作一只猫咪，不如比作猫咪的露齿而笑。而如果把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状态比作为没有猫的笑，那末也许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是一只没有笑的猫。
阅读文献
阿尔都塞自己对他理论的论述见《拥护马克思》（哈蒙茨沃思1969年，艾伦·莱恩出版社）《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新左翼出版社）以及《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伦敦1971年。新左翼出版社）。阿尔都塞的著作确实不易阅读。对他的理论作了一些有用论述的有，N杰拉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和评价》，载《新左翼评论》第71卷，（1972年）第57－86页；以及 R．布莱克伯恩和 G． S．琼斯：《路易·阿尔都塞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载D．霍华德和K．E．克莱尔编：《未知的领域：列宁以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纽约1972年。白昔克出版社）第365—387页。阿尔都塞的关干作为为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的历史理论概述于 W． A．撒奇汀：《路易·阿尔都塞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载《阿尔纳》（悉尼大学艺术协会杂志），第20卷，（1974年）第22—28页。关于不同于阿尔都塞的历史观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参阅R．扬：《＋九世纪关于人在自然界地位争论的历史和思想背景》载M．戴奇和R．扬编：《科学史中变化着的前景》（伦敦1973年，海涅曼出版社），第 344～438页。最近从主要是阿尔都塞的观点讨论认识论的是D．勒左尔的《马克思主义和认识论》（伦敦1975年，新左翼出版社）。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论述见他的《科学史及其理性重建》，载R．C．巴克和 R． S．科恩编；《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第8卷（多德雷希特 1971年，莱德尔出版公司）第91－136页。费耶阿本德的更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表现在他的《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伦敦1975年，新左翼出版社）以及《如何保卫社会反对科学》，载《激进哲学》，第11卷（1975年）第3一8页。并参阅P．K．费耶阿本德：《论科学和艺术的改进，以及二者的可能同一》，载R．S科恩和M．W．华托夫斯基编：《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第3卷（多德雷希特；1968年，莱德尔出版公司）。
注 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3年人民出版社，第82页。
［2］L．阿尔都塞：《拥护马克思》（哈蒙茨沃思1969年艾伦·莱恩出版社）第188页，重点为原作者所加。
［3］K．P．波普尔：《推测和反驳》（伦敦 1969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第3页。
［4］同上，第27页，重点为原作者所加。
［5］A．默斯格雷夫业已表明波普尔的观点如何用一种改进的方法来表达就不容易受到我曾提出的那种批评。然而这种改进的观点仍有某些主观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有通过引进“科学实践”而不是个人的精神作理论和世界之间的中介才能完全消除。参阅A．E．默斯格雷夫：《波普尔认识论的客观主义》，载施尔普编：《卡尔·R．波普尔的哲学》，第1卷，第560－96页。
［6］K．R．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68年赫青逊出版社）第108页，重点为原作者所加。
［7］拉卡托斯和默斯格雷夫编：《批判和知识的成长》（剑桥197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第135页。
［8］波普尔：《客观知识》，第155页。
［9］尤其要参阅I．拉卡托斯：《科学史及其理性重建》，载R．C．巴克和R．S．科恩编：《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第8卷（多德雷希特1971年，莱德尔出版公司）第91一136页。
［10］拉卡托斯和默斯格雷夫编：《批判和知识的成长》，第138页。
［11］同上，第138页，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12］参阅I．拉卡托斯：《波普尔论分界和归纳》，载P．A．施尔普编：《卡尔·R．波普尔的哲学》，（伊利诺州拉萨尔1974年，欧本·克特出版社）第241—273页
［13］波普尔：《推测和反驳》，第72页。
［14］P．K．费耶阿本德：《如何保卫社会反对科学》，载《激进哲学》，第11卷，（1975年）第3～8页。
［15］P．K．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伦敦1975年，新左翼出版社）第14页。
［16］参阅P．K．费耶阿本德：《怎样做一个好的经验主义者》，载P．H．尼迪奇编： 《科学哲学》（牛津 196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2－39页，尤其是第 28—29页。
［17］拉卡托斯和默斯格雷夫纳：《批判和知识的成长》，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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