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无根的感觉是如此频繁地出现,而在所有动乱的时期更是如此。】
每一种人们想得到的选择，看起来都同样的无法容忍，讨厌，而又徒劳无益，而人们为了获得力量之源是如此完全的向
着过去与未来考虑了所有这些选择，然而人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事业的成功。
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而原因就在于：某种新
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我们是怎样渴望这新的东西的诞生，可命运却注定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将极其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又是经常地缺
乏耐心和明识，以至于往往造成种种苦难。】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
，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
不过证实了罪恶在人身上的根本性。
【罪恶常常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
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公平对待所有各方，不偏不倚，但却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备受践踏，一
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就好像一头公牛，攻
击的只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
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做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
所有的冲突都要求做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以致于他为此被撕得
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致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
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免于失望。假如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
能够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会怎样的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反而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忠职守似乎就成为一条可靠的道路。尽忠职守者会抓住规则，把它
作为仅有的确定性。而对规则负责任的是它的制定者而不是它的执行者。可是，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尽忠职守，他们就绝不会冒
险做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而这正是公牛的眼睛盯住罪恶并战胜罪恶的唯一道路。尽忠职守的人最后将不得不对魔鬼也
一视同仁。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他们认为必要的行为比
清醒的良心或对于自己职业的尽忠职守价值更高，这种人准备为有成果的妥协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而牺
牲不结果的平凡。他又会怎么样呢？他必须谨防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祸根。因为，当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他也许没有
发现，他力图规避的那个他以为较大的恶，到头来很可能却是较小的一个。已经有不少这样可以作为悲剧的原始素材的故事。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他们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闭目塞
听。必须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否则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和他们弃
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而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成为一切法利赛人中最伪
善的人。——（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新约圣经》称他们为伪善者）
是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终极标准，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
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而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
上面那一切。这样的人是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
公民勇气？
在抱怨公民缺乏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公民
的勇气，就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不怎么费力气的心理上的解释。这种现象的背景，
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到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
职责的召唤，这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某种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
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者最好的个人意见，这
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表现。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力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
？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借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民族在谈及
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
于，他还没有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是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实
行之事本身变得成问题了，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
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起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起了
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的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
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信赖的是这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一种出于信仰的敢于
担负危险的英勇去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
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是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
为它服务，究竟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
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朋霍费尔此语和他后面的思想有些矛盾)，而为历史创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
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地来认真地解决
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问题。可是，在成功是借
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显然毫无益
处，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对此也毫无助益，因为它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
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创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成为胜利者，还是成为失败者。
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责任是上帝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注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
，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
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被找到，即便它们暂时还显得微贱低下。简而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
而行动，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松容易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人将总能凭借直觉意识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
行事。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
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
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
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
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
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
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
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
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
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
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
，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
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
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
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
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
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
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朋霍费尔这几句话正可以作为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一些说明。】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
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
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
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
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
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朋霍费尔有许多相当精彩的阐述，不过问题很可能比年轻的朋霍费尔所设想的更为困难也更为复杂，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愚蠢的，而愚蠢的主要原因也不可能仅仅是制度上的，人们寻找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很
可能也会彼此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钱钟书）。所以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仿佛遥遥无期。
契诃夫在笔记里说：“人们是多么乐意上当受骗，多么喜欢先知、预言家 ，真是浑浑噩噩的一群。”“有一个聪明人
就有一千个蠢人，有一句聪明话就有一千句蠢话，而且会给一千句蠢话淹没。”难怪当年我们梦想中的伟大领袖说起话来“句
句是真理”还不够，一定要“一句顶一万句”。】
对人性的轻蔑？
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轻视人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完全明白，这是非常错误的态度，它会使
我们与人类同伴的关系变得干瘪。也许，下面的这些考虑，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态度的诱惑。这种态度的麻烦在于，它使我们
陷于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坏的误解之中。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
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怎样常见的事
！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性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它的脆弱和自己的易受诱惑呢？我们必须少从人的
成就和失败，多从人所受的苦难出发，来形成自己对人的评量。同他人（尤其是同我们较弱的弟兄）之间唯一有益的关系，是
爱的关系，即是与他们结成兄弟的意愿。即令上帝也不轻视人性，而是为人的缘故而降生于此尘世为人。
内在的正义
我们的最让人震惊但又最不容置疑的发现之一是：恶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愚蠢，就自己挫败了自己的
目的。这并不是说，惩罚或报应会立即自动地跟上每一件恶行。但它的确意味着，借口保存自我而蓄意违反神的法则，会产生
相反的毁灭自我的效果。这是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了解到的事情，对于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作出解释。但是，看来我们从中
可以得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是：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以被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有力。
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把谨慎列为基本美德之一。谨慎与愚蠢并不像某些新教和
Gesinnungs（思想、信念）伦理学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谨慎的人不仅仅看到了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而
且还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那些界限。谨慎的人行为要有德，有德的人行为要谨慎。
确实，所有重大的历史行动都在不断地忽视着这些法则。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十分重要的是：这种行动是否在原则上
无视这些法则，就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足够证明自己合理的理由；或者它在行动时是否还意识到了，破坏这些法则即使是不可避
免，也仍然是一种罪过，只有立即恢复和尊重这些法则，才能证明这个行动是真正合理的。当政治行动所宣称的目标是恢复法
则，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自我保护时，那倒并不一定是虚伪的说法。深切地尊重这些绝对法则、尊重人权，也就是自我保存的最
佳手段，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好的。虽然这些法则时常被认为是必须打破的，但是，只要是把这种必须作为行动
原则，任意玩弄这些法则，就一定会受到惩罚，不过或迟或早而已。历史的内在正义仅仅回报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上帝的永恒
正义则考验和裁决人的心灵。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
我相信，上帝不仅能够而且将要从恶之中引出善。为此目的，他需要我们这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事物的人类。我相
信，不幸时我们进行抵抗所必需的一切力量，上帝都将赋予我们。但他从不是预先赋予我们，以免我们变成依赖自己而不只是
依赖他。这个强烈的信仰将能够减轻我们对未来的所有畏惧。我相信，即使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也会被我们转化为朝好的方
向前进的动力。上帝解除我们的错误和过失，就像对待我们那些属于善行的事情一样容易。我相信，上帝不仅仅是超越时间的
命运，而且他始终等待着准备回报真诚的祈祷和负责的行动。
信使
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被人出卖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犹大这个人是一个谜，可现在我们是太了解他
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如此之多的不信任，以致令我们几乎窒息。但是，在我们设法穿越这些不信任的包围的地方，我
们却发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一直很少的信任。在我们确立了信任的地方，我们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们的
行动和生命不可避免地和许多组织联系在一起，而在这许多组织中，我们学会了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知道，最应该受到谴责
的，莫过于散播和助长那些不信任，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加强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尽管信任只能产
生于一种必然存在的不信任的黑暗环境之中，但它仍将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巨大、最珍贵、最幸福的幸福之一。我们从未学会
哪怕是一丝一毫地信任一个恶棍，但却学会了全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值得信任的人。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那种健康和有益的宽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灭在混乱之中。粗鲁地
蔑视这种宽容，正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标志，就像心志不能坚定，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大吵大闹、阿谀奉承，而把自
己降低到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水平，是变成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抛弃的地方，在人类的品质以及
宽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规模的混乱正在逼近。在为了物质上的舒适而允许粗劣无礼的野蛮行径的地方，自尊自重就会被抛
弃，防洪的闸门将被打开，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
在其它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徒的职责。
【蒲宁曾经充满感慨地说：“请勿力求在凡尘中，在尘世的嫉妒、仇恨、恶的竞争中去实现平等。”因为“那里不可能有
平等，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意识。倘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倘若我们变成一群反
对人类社会的人，我们将受到谴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承受那些低劣的讥讽与嘲笑。它们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对于文
明和秩序的一成不变的抗议。为此迁就和动摇，就是没有意识到某些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急之中，就等于在帮助那些低劣的讥
讽与嘲笑。
我们一面目睹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把
以前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他人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的尊重，不论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是高是低。
而且从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那些已经失去了的对人的品质的认识，要求回复以人的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我们的时代的政治品质或者说社会品质就整体而言还处于一个相当原初的阶段，而我们也无法迅速的改变它。】
品质是所有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
要求人们的眼睛既向上看，也向下看，尤其是在选择朋友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
，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纵和挥霍返回沉思与回忆，从剧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艺返回艺术，从趋炎附
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会彼此争竞不休，而品质却相互弥补而自足。
同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只是通过对亲身经历的体验才学到智慧。这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能够先见性地采取预防的行
动的人是如此之少——人们总是以为，到时候自己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克服那危险。其次，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
不仁的原因。对他人同情的程度与人们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的。
【蒲宁在他的作品里，和朋霍费尔同样清晰地道出此种情形，“然而只有死亡，或者巨大的悲痛、巨大的不幸，才能除去我们
在人世间的种种头衔，把我们引出寻常生活的圈子，以真实而无从反驳的说服力，使我们想到这一点。”】
当然对于人们这种表现， 可以从伦理方面来作许多的辩解。没有人愿意去和命运正面冲突，
【所以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人们大都知道这样做极其危险。】
只有在危急真正来临之时，才会产生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没有人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义全都负起责任，
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情感和心思上的敏锐这些方面的匮乏，由一种稳定的
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承受能力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起平衡作用的条件
，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缺陷，真正宽广的同情心之匮乏。
基督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从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以一个自由的人的身份伸出双手抓住了它，并握紧
了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他自己的身躯，承受了我们人类的所有苦难，仿佛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怎样
的伟大），是完全自愿地承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须用自己的什么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我们不需
要把这样一个令人无法承受的重担加于自身。我们不是主人，而只是历史的主人（上帝）手中的工具。在他人受难之时，我们
同情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是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任地行动，通过在他人遇
到苦难时伸出援手、勇敢地承担苦难，通过像无所牵挂的人那样无所畏惧地直面黑暗，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出自畏惧、而是源
于基督对一切受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的同情，来展示出一种与基督相类的深广的友爱。如果只是旁观，那就最不符合
基督之道。基督徒从不非要等到自己亲身受难之时才抗击黑暗；基督为之而死的他的兄弟们的苦难，已足以唤醒他内心真切的
同情。
关于苦难
因为遵守世俗社会的律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本来自由而负责任的人主动去承担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同别人一
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地遭受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
，要容易得无法比拟。遭受肉体死亡的苦难，比起承受精神上的种种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基督是作为本来自由的人而单
独去默默无闻并屈辱地承担身体和精神上的苦难，而且从那一天起，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和他站在一起将和他一同承受苦难。
眼前与未来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人应当能够自己设计他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但这
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种种事件的繁重的压力，正迫使我们放弃“对翌日的担忧”。然而归根结底、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接受这
种情形，究竟是自愿的出于信仰的（这正是登山宝训所要说的意思）呢，还是不过迫不得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然无法筹
划将来，就只能不负责任、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只顾眼下得过且过；与此同时，也仍有极少数人仍然梦想着更好的未来将会来
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所能够的，仍将只是那条狭窄的道路，一条经常不被发现的道路——
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同时又始终满怀信仰不忘自己肩上的责任，因为辉煌的未来总仿佛就在我们前面。当
圣城即将被毁灭时，先知耶利米呼喊道：“在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将可以再次来到。”这同他先前对灾难的
预言是如此鲜明的对比。这是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也是神圣者预言并明证光辉美好的事物将要来临的时候。为了未
来的人们而思索、行动，毫不畏惧、无忧无悔地承负起每一天——我们必须以这种精神在实际生活之中。勇敢而又坚持到底，
这非常不容易，但这又是绝对必要的。
乐观主义
选择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比较谨慎的。这是一种防止失望的非常可靠的措施，因为将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你说：“我早
就跟你说过会是这样的情形，可是你……”——那些悲观主义者那些谨慎的人就是这么谴责乐观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本质在
于，它不担心现在，而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处境中，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使人昂首向前，去争取自己的未来
，而绝不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当然，也存在着一种愚蠢的、随机应变的乐观主义，那是一种应该被谴责的乐观主义
。但是，这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绝对不应当受到轻视，即使它已经千百次地被证明是错误的。它是病者绝不该非难的
健康与活力。虽然有些人认为它是轻薄的，而有些基督徒也认为，在人的此生中希求并等着更好的东西来临，是不符合基督教
义的。他们承认了混乱、无秩序和大灾变。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当前这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虔敬的遁世主义
中，他们放弃了对于救护人们的生命、对于那些未来的人们所应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的审判的日子。如果真是
这样，我们将会愉快地停止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工作，但却绝不会在明天之前就停止工作。
不安全与死亡
最近这些年里，我们已经非常切近地认识了死亡。我们听到某个同辈的人的死讯时常常十分平静，我们是这样地平静以
致有时候甚至会让我们自己也为之惊讶。我们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憎恶死亡，因为最后我们已经在死亡中发现了某些好处，
并且几乎已经同死亡达成了妥协。从根本上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确实已经隶属于死亡，于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要
说我们欢迎死亡，那是假话（尽管我们全都知道，那种应该避免的麻木不仁就像瘟疫一样），我们对残余的那点生命十分好奇
，或者说得严肃些，我们仍然希望在我们生命的碎片中看到某种意义。我们也不去尝试死亡，不去把死亡浪漫化，因为对这样
的做法而言，生命又是太过于宝贵了。我们更不想从危险中去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并未不顾一切地到那种地步，而且我
们对于生命所能提供的种种欢乐，了解得太多了。对于生命的种种忧患，对于一天天增长起来的不安全所造成的那一切破坏，
我们也知道得太多了。我们仍然热爱生命，但是我认为，现在死亡已不可能使我们惊慌失措。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我们几乎都不敢承认，我们竟还希望自己不会突然由于某种琐屑的意外而死于非命，竟还希望自己一定可以为某种高尚的事
业而献身。而使死亡成为它所能够成为的，成为那种无所畏惧、完全自愿地接受的死亡的，将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我们面对死
亡时所具有的精神。
我们仍然有用吗?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总是默不作声的见证人。我们已经为许许多多卷地而来的风暴所欺凌。我们已经熟悉了虚饰
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失去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而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
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不是玩世不恭的人，不是聪明富于谋略的人，而是真
挚的、坦诚的人。如果我们能有足够宽容而强大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正直而自豪并问心无愧，我们是否仍然能找到
那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
二
给父母的信
1943年4月14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