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茫然、怀疑以及恐惧。“哎呀！医生！”他说，“你当我是傻瓜呀！你和那些护士串通好了呀！你可不能和病人开这样的玩笑啊！”
“我没和你开玩笑。”我说，“那就是你自己的腿啊！”
他看到我一脸严肃地回答他，随即陷入了恐惧之中。“你说这是我的腿，医生？你不会是想说，一个人总该认得出自己的腿吧！”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都应该认识自己的腿。我不能想象，还有不认识自己的腿的人！或许，是你一直在耍我们？”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没有……一个人肯定知道自己的身体，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哪个不是自己的—但是这条腿，这东西它……”由于厌恶，他再一次颤抖，“感觉不对劲，感觉是假的，它看起来不像是我身上的一部分。”
“那它像什么呢？”我迷惑地问他。现在，我和他一样茫然了。
“它像什么呢？”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我来告诉你它像什么，它什么都不像，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不清楚这个东西该属于哪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一脸的惶恐和震惊。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觉得你的状况不太好，请允许我们把你送到床上去。但是，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这条腿—不是你的左腿（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曾一度说那条腿是仿制品，并对某人挖空心思制造一个如此逼真的东西感到不可思议），那你的左腿去哪儿了？”
于是，他的脸色再一次变得苍白—苍白到让我觉得他马上要晕倒。“我不知道。”他说，“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它不见了，它消失了，找不到了……”
后记
这篇故事发表以后，我收到著名神经病学家克雷默医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曾被邀请去心脏科病房探望一位病因不明的病人，他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的疾病，导致左侧偏瘫的心脏栓塞已经被切除。我被邀请去看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晚上不停地从病床上摔下来，而心脏病专家又找不到病因。
我问他晚上发生过什么事，他很坦白地说，夜里一觉醒来总是在床上发现一条冰冷的、毛茸茸的、死人的腿，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于是，他就用他健康的胳膊和腿把它推到床外。当然，这么一来，身体也就跟着掉下去了。
这个病人可以说是完全丧失半身肢体知觉的典型病例。但是，有趣的是，我没有办法让他告诉我，他那一条腿是否还在床上，因为，病人脑子里面只有那条让人毛骨悚然的“怪”腿。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1）
玛德琳于1980年住进了纽约附近的圣班尼迪克医院。她当时六十岁，双目先天性失明，大脑瘫痪。她一生都待在家里由家人照料。她还患有手足徐动症，双手不自觉地痉挛。看到病历上写的有关她的状况，我原以为她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大脑退化。但她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她讲话流畅，而且口才颇佳（很幸运，她说话基本不受痉挛的影响），处处表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既聪明又有修养。
“您读了很多的书吧？”我说，“您在家肯定经常使用点字法。”
“不，我没有。”她说，“我看过的书不是有声读物，就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会使用点字法，一个单词都不会。我的手什么都做不了，它们基本上不听使唤。”
她举起那双令人哭笑不得的手说：“两团没有用的东西，我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我大吃一惊。通常情况下大脑性麻痹症不会影响到双手，至少双手不会完全失去作用—它们可能会抽搐、虚弱或者变形，但是多少还有点用处（不会像腿那样完全瘫痪，该病被称作李特尔氏病或者大脑痉挛性双瘫）。
玛德琳小姐的手患有徐动症，会轻轻地痉挛，但当我快速诊断后，发现她的手感觉能力完好无损：她能够马上分辨出轻触、疼痛、温度以及手指的非主动性动作。像这类基本的感觉功能并未受损，但是认知功能丧失殆尽。我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她手里，其中包括我的一只手，但是她什么都分辨不出来。她没有识别的功能，也从不伸手去触摸某样物品。她的手不会主动地“整合”运动，它们只是两块面团，毫无生气而且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点太奇怪了。应该怎么解释呢？整体感觉并没有缺失，看起来有潜力成为一双正常的手，但情况并非如此。她的双手什么都做不了，会不会因为她从没使用过它们呢？有没有可能，玛德琳在出生之后就被“保护”、“束缚”起来，而不是像一般的婴儿那样，出生几个月就开始练习使用双手？会不会一直有人跟随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为她办妥，导致了她的双手根本没有锻炼出任何能力？也许事情果真如此。看似很牵强，但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解释了。现在，她还可不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掌握本该在出生时就学到的本领呢？
两手就像两块面团
这样的事有先例吗？是否曾有文献记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到类似的病例，在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的著作《修复手部功能》中曾有描述，只是病源完全不同：大约两百名士兵受了重伤，手术后，患上了手部“失能症”，他们对受伤的手感到“陌生”，认为它“死了”、“残废了”、“僵硬了”，但是基本的神经和感觉器官完好无损。作者还提到，通过直觉或感知来使用手的“知觉系统”，可能会在受伤或手术之后与身体“分离”，短则几个星期长则几个月，手都无法使用。玛德琳的病况虽然和他们的相同，都是感觉“废了”、“死了”、“截断了”，但是玛德琳的病却持续了一生。她不仅需要恢复，而且需要第一次开发那双手，去学会使用它们、拥有它们。这不仅仅是恢复已经分离的“知觉系统”，更要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体系。她能做到吗？
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提到，士兵受伤之前拥有完好的双手，他们要做的就是在重创之后回忆起曾经“忘记”、“分离”、“钝化”的能力。相比之下，玛德琳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因为她从未使用过手，也感觉不到手和胳膊的存在。她从没有自己吃过饭，从来都是让别人喂着吃。六十年来，她都过着“没有手”的日子。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2）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一个双手感觉能力完好的人，却无力整合这些感觉，从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凭着她那两只“没有用的”手，她无法表达“我认为、我知道、我想、我要做”之类的意愿。不过我们总得想办法，让她尽量使用她的手，让它们活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整合的目的，如罗伊·坎贝尔说过的：“整合产生于行动中。”
玛德琳对此非常同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又很担忧、绝望。“我怎么能够用双手做事呢？”她问，“它们就是两块面团。”
歌德说：“万事始于行动。”当我们面临道德考验和生存困境的时候，这话可能没错；但是人的动作和认知却不是源自于此。不过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步伐（或第一个单词，就像海伦·凯勒说出“水滴”一样）、第一个动作、第一次感觉、第一次冲动—总的来说，都是出人意料的，以前从未出现过、从未体验过的。“万事始于行动”，不是具体的动作，也不是本能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冲动。冲动比动作和本能更加明显，更加神秘。我们不能和玛德琳说“去做吧！”但我们期望她能够“冲动”一下，我们可以期盼，可以引诱，可以激起她的“冲动”。
我想起了找奶吃的婴儿，或许玛德琳与婴儿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给玛德琳留下食物，装做偶然，把食物放得稍远一点儿。”我私下里告诉护士，“不要饿着她，也不要戏弄她，但要把食物装起来，不要像以前那样体贴地喂她。”有一天，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急切、烦躁，她不再安静耐心地等着喂饭，而是伸出胳膊摸索着，找到一个多纳圈，把它放进嘴里。六十年了，这是她第一次使用手，第一次做手上的动作，这标志了她的新生，标志着她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个体”（谢林顿的术语，指人要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标志着她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双手，标志着她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个体”，获得了新的生命。海伦·凯勒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说出的事物是水，玛德琳第一次感觉和认识的是多纳圈。
做出第一个动作，获得第一次体验之后，她的进步就更加神速了。就像伸手去探索、发现多纳圈一样，现在，她带着新的渴望，伸手去探索和触摸整个世界。先从吃的开始，从食物到器皿，再到工具，每天都触摸和探索不同的东西。她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靠着迂回曲折的方式，半猜半想得到的。自从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而且“没有手”，所以她脑袋里缺少最简单的想象。要不是她聪明过人又见多识广，能够通过和他人对话来交流和传达信息，估计玛德琳现在还会像婴儿那样无助。
多纳圈就是一个圆的面包，中间有一个洞；叉子就是一个扁平细长的东西，上面有很多锋利的尖叉。这些初步分析为直观感受敞开了大门，由此她能够很快认识事物的特征和样貌，从而识别各种东西，就好像能够立即认出亲密的老朋友那样。一旦有了整体的感觉就能够认出东西，这让她的生活充满乐趣，她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神奇而富有魅力的世界。
盲人雕塑家
即使是最普通的东西都能让她兴奋，而这种兴奋又刺激了她复制这些东西的欲望。她托人找来黏土，开始塑造模型：她雕塑的第一个模型是一个鞋拔。即使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它也充满幽默感，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线条流畅，富有质感，雕刻朴实，让人想起亨利·摩尔①早期的作品。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3）
过了一段日子，大约在她认识第一件东西之后的一个月，她的注意力和兴趣就从实物转移到人体上来。实物能够被天才美化，但它带来的兴趣和可表达性毕竟有限。现在，她需要探索人的脸庞和身体，以及它们的静止与运动。被玛德琳“感受”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经历。她的手，不久前还毫无生机、软若面团，如今似乎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活力和敏锐的感觉。她不仅比任何人都要认真仔细地去抚摸，去观察，还像一位天生（新生）的艺术家般，带着品味与静静欣赏的味道，充满了想象与美的感受。那种触摸，让人觉得不单是个瞎眼妇人的摸索，且是一位盲人艺术家的探索；那是一颗有思想、有创意的心灵，正对这个世界所存的感官与精神领域开启。那些探触是那样急切地想重新表达、重新呈现外在的事实。
她开始雕塑头部和身体，不到一年就成了圣班尼迪克的盲人雕塑家，在当地小有名气。她的雕塑尺寸通常是实际大小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三，构造简单，但特征明显，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
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她，抑或是对我们大家，这都是一件激动人心而又离奇的事情。谁会想到，有人生下来就拥有基本的感知能力，但是一直没有使用，直到六十岁才真正得到它？通过它，人们看到种种美好的可能，即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残疾人也不例外。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先天失明、活动不便、离群索居，一辈子受到过度保护的女人竟然潜藏着如此惊人的艺术天赋（别人没有料到，她自己更没有料到）；而且在蛰伏了六十多年后，能够被奇迹般地发掘出来，创作出如此美丽的作品？
后记
玛德琳的病症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到一年，我就遇上了另一个这样的病人西蒙，他也患有大脑性麻痹和严重的视力损伤。西蒙先生的手有正常的力量和感觉，但是他很少使用自己的双手，无论是处理事情、研究东西还是认识事物，他都显得非常笨拙。我们受到玛德琳的启发，怀疑他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发展性失认症”，所以尝试着用同样的方法为他治疗。我们很快发现，玛德琳能够做到的事情西蒙也能做到。不到一年，他的手在各方面都变得非常灵巧了。他还对简单的木工手艺很感兴趣。很多木块和夹板通过他的刨削和组装，就能成为简单的玩具。和玛德琳不一样，他不是天生的艺术家，没有雕刻塑像的冲动；但和她相似的是，西蒙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怎么用过手，如今，每件用手做的事情都让他乐在其中。
和充满热情、天生睿智的玛德琳一样，西蒙虽然有点儿反应迟钝，但总是和蔼可亲。如果说玛德琳是海伦·凯勒式的人物，但海伦这样的人，百万人里面才能找到一个，但头脑简单的西蒙并非如此。不过基本的能力，比如制作手工艺品，两个人都很出色。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唯一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多使用手。
像这类发展性失认症的病例比较少见，但是后天失认症的情况随处可见，两者同时说明能力来源于“使用”这一基本要素。我常常看到一些病人，他们因为糖尿病患上严重的“手套和袜子”式（感觉自己的手和脚像手套和袜子）的神经病。如果神经病极度恶化，病人的手脚会没有任何的痛感，现实感完全丧失。某位病人曾经提到过，他感觉自己像一个箱子，手和脚全都没有了。有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砍掉，然后有一块块面团或泥巴样的东西黏在身体上。这种现实感丧失的事情（如果出现的话）绝大多数是突然发生的，病情的恢复（如果发生的话）也会很突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个临界点，这一点很重要。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点儿“诡计”让他们就范。这样去做的话，病人有可能突然恢复手足原有的感觉和能力，感到手和脚是自己的，而且能够再次操纵它们。其必要条件是，基本的生理机能要完好无损。如果是全身的病变，或者神经末梢全部坏死，恢复就不太可能了。
对于病情严重、神经末梢几乎全部病变的患者来说，要慎重使用这种方法，治疗前要严格区分患者是局部没有感觉还是全身功能缺失。如果过度使用，会使作用有限的神经感到疲劳，从而再次陷入感觉缺失。
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主观感觉有严格的客观依据：我们发现手脚局部的肌肉完全测不到电位的变化，从感觉器官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会导致感觉皮层接收不到任何信息。只要手脚能够重新被不断地使用，生理学上的状况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相关例子请参阅本书第三章。
神秘的幻影（1）
神经病学家使用“幻影”这一词，是指身体的一部分，通常是某个肢体，在切除后的数月或数年后仍然存在于记忆与印象当中。这类情况很早以前就有人研究过。“二战”期间及战后的日子里，美国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塞拉斯·威尔·米切尔对幻影作了详细的研究与描述。
威尔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幻影：有些幻影很奇怪，像魂魄那样不真实，他把这些称之为“感觉幻影”；有些咄咄逼人，带有危险性，活生生的，如真实存在；有些一直在疼痛，大部分根本不痛；有些很逼真，就像是断肢的复制品；还有些幻影会按比例缩小，或者扭曲得不成样子……除此之外，还有反面幻影或失落幻影。他还清晰地指出，这种身体上的“影像失控”（该词五十年后由亨利·黑德引入）主要源于中枢神经系统（感觉皮层受到刺激或被破坏，特别是顶叶部位）或周围神经系统（神经受到撞击、受损、刺激过度或者信息传导不畅，神经瘤、脊髓神经感觉支或感觉束受到干扰）。我个人一直对周围神经系统引发症很感兴趣。
先引用几段非常简短、趣味十足的短文，转载自《英国医学杂志》中的临床病例。
手指幻影
一个水手在一次事故中切掉了右手的食指。四十年后他突然被那个新长出的虚幻的手指困扰。只要把手指移动到脸上，比如吃东西或者抠鼻子，他就害怕这个幻影会把眼珠戳出来（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感觉难以抗拒）。之后他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失去了所有的感觉，甚至感觉不到手指的存在。“幻影手指”随之消失了。
众所周知，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比如中风）能够“治愈”幻影，那么周围神经系统病变有多大机会获得同样的效果呢？
消失的肢体幻影
所有的截肢病人和相关工作人员都知道，如果安上一个假肢，就必须有一个肢体幻影。迈克尔·克雷默医生写道：“它（肢体幻影）对截肢病人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我确信，装了假腿的残疾人没有一个可以正常走路，除非他把这种身体的影像（即幻影）也装进假腿里面。”
所以，幻影的消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找回幻影并让它再次活跃起来就成了当务之急，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让幻影起作用。威尔医生描述了在臂丛神经感应电疗法之下，手掌幻影是如何突然复活的。而那只手已经失去二十五年了。有这样一个病人，他叙述了自己早上是如何“唤醒”幻影的。他首先把大腿向内弯曲，然后用力拍打—就像在打孩子的屁股—这样重复好几次，当拍打到第五次或第六次时，幻影突然活了。只有这时他才能装上假肢走路。也许有人会想，断肢病人还会使用哪些奇特的办法呢？
位置幻影
一个名叫查理的病人走路不稳，经常眩晕跌倒。人们怀疑他有检查不出来的内耳功能障碍，就把他送到我们这里。经过仔细询问，我们才知道他患的不是晕眩，而是总看到一直不断摆动的位置幻影：地板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颠簸，一会儿倾斜。他发现自己东倒西歪，“就好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除非低头看自己的脚，借由视觉，他才能够找到地板和双脚的正确位置。感觉开始变得不稳定、不可靠，但有时候视觉也会被感觉混淆。所以，地板和他的脚看上去同样可怕，摇摆不定。
神秘的幻影（2）
我们很快确诊，他的病因主要是结核菌严重扩散，感染到了侧背部，以致产生错觉，产生上下波动的幻象。很多人都熟悉肺结核末期的症状，病人在那时候会有视觉上的障碍，看不见自己的脚。
这些病人的经历让我回忆起了自己以前的经历，事情发生在本体感受盲点的复原阶段。这段经历曾经在我的另一本书《单脚站立》里面提到过：
我一直站不稳，必须低头看下面。后来我知道病因在哪里了，它就在我腿上—或者应该说，那个普通的、像笔一样的叫做腿的圆柱体。那个圆柱体先是一千英尺长，一会儿又缩成两毫米，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向这边倾斜，一会儿向那边倾斜。它一直在改变形状和大小，改变位置与角度。这种变化一秒钟能发生四五次，转换和变形的程度非常大，每个“形状”之间还有上千种变化。
对于幻影，我一直存有疑惑：它们是否应该发生，是否该算做疾病，是不是真的呢？文献记载让人困惑重重，但病人却不会这样。通过陈述各种幻影，他们澄清了很多事实。
有一个头脑清醒的病人，他截肢的部位在膝盖上面一点儿。他告诉我这样的情况：
这个东西像魂魄一样，有的时候疼起来要人命，脚指头还会痉挛。当我晚上拿掉假肢或者闲下来的时候最难受，但是戴上假肢走路的时候就没事了。我仍然能很真切地感受到腿的存在，和别的幻影不同，它是有益的幻影，让我的假肢有了生命，让我能够走路。
对这位病人，甚至对所有的病人而言，如果存在“坏”幻影（消极的、病态的、不重要的幻影），就把它除掉，留下“好”幻影（也就是那些对病人肢体有持续记忆或持续印象的积极的幻影），使病人保持健康、鲜活、有力，这不是很好吗？
后记
许多（并非全部）感受到幻影的病人患有“幻影痛”（也就是幻影部分会疼痛）。有的时候情况特殊，但通常情况下只是很“平常”的痛感。这种持续的疼痛首先出现在切除的肢体上，随后可能扩散到实际存在的肢体上。本书初次出版以后，我就收到许多这类病人的来信。一位病人在信中说到，有片曾往肉里长的趾甲让他很不舒服，因为在截肢前医生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手术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它痛彻骨髓，又好像是幻象中的“坐骨神经痛”—这种疼痛是在一次急性“椎间盘突出”之后出现的。只有把椎间盘除去之后才会舒服。这类问题并不罕见，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需要神经生理学方面的详细检查。
乔纳森·科尔医生（曾经是我的学生，现在是脊髓神经生理学专家）描述过一位妇人，她腿部常年感到幻影疼痛。后来用利多卡因麻醉脊髓韧带，可以使幻影得到短暂的麻痹（实际上是消失）。不过随后再以电刺激脊髓末梢，幻腿上却产生了清楚的刺痛，与以往的隐隐作痛完全不同；相反，刺激脊椎较高部位能够减轻幻影的疼痛。而科尔医生也详细描述了对某位病人进行电疗研究的各种细节，这位病人罹患感觉多发性神经病长达十四年之久，许多方面与第三章的主角克里斯蒂娜的遭遇十分相似。
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1）
我认识麦格雷戈先生已经九年了。我曾经在邓斯坦大街的老人之家的神经学诊所工作，就是在那里，我结识了他。九年过去了，现在我还记得他，好像昨天刚见过一样。
“遇上什么问题了？”当他歪着身子进来的时候，我问他。
“问题？没有问题—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其他人一直告诉我，说我向一边倾斜。‘你就像比萨斜塔，’他们说，‘斜得有点厉害，再斜一点儿就倒了。’”
“但是你自己感觉不到倾斜吗？”
“我感觉很好。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斜着站，自己还会不知道吗？”
“听起来是挺古怪的，”我应和着，“让我看看。你站起来，走两步，从这里走到那面墙再走回来就可以了。我想亲眼看一下，也让你自己看一下。我会把你走路的过程录下来，待会儿播放给我们看。”
“我同意，医生。”他说完就走了两圈，然后站在那里。多硬朗的老先生啊，九十三岁了，但怎么看都像不到七十—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他肯定能活到一百岁。虽然他患了帕金森病，但是依然强壮得像个挖煤工人。他充满自信，健步如飞，但奇怪的是，他的身体是倾斜的，大概有二十度左右，身体的重心偏向左边，勉强能够维持身体平衡。
“到了！”他满脸笑容地说，“看吧！没有问题，我走路直得像根电线杆。”
“真的吗，麦格雷戈先生？”我问他，“我想让你自己判断。”
我把录像带倒回去重新播放。当看到屏幕上的自己时，他非常震惊，瞠目结舌，然后喃喃着：“这是怎么了？他们说对了，我是斜着走路的，我在这儿看得够清楚的了，但我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感觉不到啊。”
“嗯。”我说，“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自己
我们有五种感官知觉，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感觉世界，所以我们才能欣喜、认知、赞美。但是还有其他的感官知觉—神秘的第六感—同样重要。这种感觉是与生俱来的，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探索。人们发现第六感的时间较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它叫做“肌肉的感觉”，这种对躯体和四肢的相对位置的感知，来源于关节和筋腱内部的传感器。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被明确定义，并命名为“本体感受”。我们的身体能够在空间里保持平衡，都是基于它的复杂机制和控制功能。上述知识到20世纪才研究清楚，但仍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对于正常人而言，在正常的条件下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但是一旦它们不起作用了，后果相当明显。如果这个被忽视的神秘感觉出了毛病，或者失调，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就会像瞎了或者聋了一样难以和外界沟通。如果“本体感受”完全消失，我们就会看不到自己，听不见自己，不会再“拥有”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自己（见本书第三章）。
老人忽然变得凝神专注，眉头紧锁，嘴唇紧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陷入了沉思。我很喜欢看到这种景象：患者在知道真相的一刹那，既惊骇又滑稽。他们第一次知道症结之所在，与此同时，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这一刻就是治疗的开始。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他念念有词，仿佛在自言自语，用粗糙有力的双手揉搓着又浓又粗的白眉毛。“让我想想。你和我一起想—肯定会有答案的！我往一边倾斜，而且我自己还不知道，对吧？应该有什么感觉的，或有什么明确的标记，但是什么都没有，是吧？”他顿了一下，“我以前是个木匠。”他说着，脸上浮现出光彩，“我们常常用水准仪来测量表面是水平还是垂直。大脑里面会不会也有一个水准仪啊？”
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2）
我点点头。
“帕金森症会损坏这个水准仪吗？”
我又点点头。
“我的情况是这样吗？”
我第三次点点头，说：“没错，没错，没错。”
大脑中也有水准仪
麦格雷戈先生用水准仪做了形象的比喻，大脑中的重要控制系统就像水准仪。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内耳的构造就像水准仪。内耳迷宫①由装有液体的半圆形管道组成，内部的液体运动一直受到监控。但是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他使用平衡器官的能力，连同身体对自己的感觉和外部世界的视觉影像。麦格雷戈先生简单的比喻不仅能用于内耳路，还能用于三个神秘感官的复杂整合机制：内耳迷宫、本体感觉以及视觉影像。就是这三者的整合机制受到了帕金森症的影响。
对这种整合机制及其在帕金森症中单独崩解的现象进行最深入最实际的研究的，当属已故的伟大的医生博登·马丁，该理论能够在他的经典著作《基底核与姿势》中看到（该书于1967年初版，但随后几年里仍有修订与扩充，他去世之前新版刚刚完成）。谈到这个大脑中的整合功能或整合机制，博登·马丁在书中写道：“大脑中必定有一个中心或权威……或者我们所谓的‘控制中枢’。它会收到身体是否处于平衡状态的信息。”
在《倾斜反应》那一章，博登·马丁强调，只有三者协调发挥作用才能保持身体姿势的平稳与直立。他还指出，帕金森症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这一点很常见，特别是内耳前庭迷路经常先于本体感受和视觉影像失去作用。他还讲到，这三者的控制系统统一感受，统一控制，还能够相互弥补，虽然不是全部可以（由于感觉能力有所不同），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能够互补，从而发挥相当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视觉反应和控制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只要我们的内耳前庭和本体感受系统是完整的，我们闭上眼睛也能站得很稳，不会东倒西歪或者摔倒。但是平衡能力已遭破坏的帕金森症病人恐怕就不行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帕金森症病人坐在那里，身体斜得厉害，但是自己对此一概不知。当放一面镜子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马上就知道了，随即坐得笔直。）
独家发明
“本体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内耳的缺陷。因此那些动手术摘除内耳（迷路）的病人（有时候是为了减轻由恶性美尼尔综合征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晕眩感）在刚开始的时候站不直或者不能单脚站立，之后却能够非常好地改善和使用“本体感受”，特别是利用背阔肌上分布广泛的传感器。它是全新的辅助平衡器官，是一对巨大的、像翅膀一样的自动感知器。当病人开始不断练习，当这一功能成为第二本能，他们就能够站起来走路了—虽然不是非常完美，但是安全、便捷。
博登·马丁一直在想办法，以便巧妙地设计出某些方法，让那些即使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症的残疾人，也能够在人工帮助下找到正常的步伐与姿势。比如，通过在地板上画线，用腰带保持平衡，用打点器调整节奏等方式来控制病人走路的步伐。他也常常从病人那里受到启发。他是人类伟大的先驱，他的医学知识和行动的宗旨是：病人和医生是平等的，每次帮助他人的同时都能从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洞察力和治疗水平。但据我所知，对于麦格雷戈先生这样的病，他一直没能设计出有效的方案，来弥补残缺的前庭反射，从而矫正严重的身体倾斜。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是吧？”麦格雷戈先生问，“我不能使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不能使用我的耳朵，但是我能使用我的眼睛。”带着一大堆疑问，他把头歪向一边，试探性地说：“东西看起来都一样啊，世界没有倾斜。”然后他要求照镜子。我把我的长镜子推到他面前。“现在我看到我自己是斜的。”他说，“现在我可以站直了，也许，我可以保持直立……但是我离不开镜子了，或者该随身携带一个。”
他再次陷入沉思，紧锁眉头专心思考，然后突然眼前一亮，嘴角露出笑容。“我有办法了！”他大叫着，“没错，医生，我有办法了！我不需要镜子，我只需要一个水准仪。不能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但我可以用大脑外面的水准仪，只要我能看见它就行。我不是可以用我的眼睛吗？”他摘下眼镜，若有所思地抚摸起来，开心地笑了。
“比如这里，放在眼镜的边缘……这样的话，如果身体倾斜，它就能告诉我和我的眼睛。刚开始我要让我的眼睛盯着它，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之后会自动成为第二本能。是吧，医生？”
“我看这是一个绝妙的办法，麦格雷戈先生，我们来试试。”
原理很简单，做起来却有点棘手。刚开始我们用绳子把一个摆锤挂在眼镜的边缘，但是由于离眼睛太近了，所以基本看不到。随后，在验光师和器材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个夹子，这个夹子大概有两个鼻子那么长，从眼镜中间向前伸出，夹子的两边都装上一个微型水准仪。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全部经过麦格雷戈先生的测试和修改。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模型，这是一副有点古怪的眼镜。“绝无仅有！”麦格雷戈这样说，语气中透着兴奋和成功的喜悦。他戴上了眼镜，虽然看上去有点笨重和古怪，但是并不比当时庞大的助听器坏。现在老人之家多了一幅奇异的风景：麦格雷戈先生发明和制造的水准眼镜。他紧紧盯住眼镜，就好像舵手看着船上的指南针。眼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至少他的身体不再倾斜了，但是这需要持久的、辛苦的训练。之后的几个礼拜，事情就越来越容易了，他只需无意识地留意他的“仪器”，就像司机一边留意车上的仪表盘，一边自由自在地聊天一样。
在邓斯坦大街，麦格雷戈先生的眼镜成为了一种时尚。我们有许多患有帕金森症的病人，他们的平衡反应和姿势反射功能受损，这类问题不仅棘手，而且不容易治愈。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病人戴上了麦格雷戈先生设计的水准眼镜，现在他们也能像麦格雷戈那样笔直地走路了。
她的左边不见了
艾斯太太非常聪明。她六十岁那年，得了严重的中风，这场病影响了她的右脑，但是她仍像过去一样聪明和幽默。
她有时候会抱怨护士没有把甜点或咖啡放在她的盘子里。护士们说：“艾斯太太，就在那儿，在左边。”她似乎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也从不会向左看。她微微转动一下，甜点就会进入她的视线（没受损伤的右半部分视觉区域），她会说：“哟，在这里。但它刚才不在这儿。”无论是对这个世界还是对她自己的身体而言，她已经失去了“左”的概念。有时候她会抱怨食物太少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她只吃了盘子里右半边的食物，她不会想到还有左半边；有时候她会给右半边脸化妆，完全忽略了左半边脸。她的注意力不能转移到左半边，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她自己也知道老是忘掉左半边，也认为很可笑，但她不能直接察觉出来。
向右转，再向右转
她很清楚这件事，想尽办法来应对。她不能直接向左看，也不能向左转，所以她就一直往右转，整整转一圈。应她的要求，我们给她一张能旋转的轮椅。现在，她要是找不到本应该在那里的东西，她就转上一圈，直到看到它为止。她发现，在找不到咖啡和甜点的时候，这样做非常有效。如果食物看起来太小了，她也会眼睛盯着右边向右转圈儿，直到看见刚才漏掉的那一半，就停下来把它吃掉，或者把其中的右半部分吃掉，这样，她就不会那么饿了。如果吃完之后还是很饿，或者意识到自己只吃了原先不见的那部分，她会转第二次，直到剩下的四分之一映入眼帘，然后再吃一半。通常，这样就足够了，毕竟已经吃掉了食物的八分之七了。但是，如果她感到特别饥饿或特别馋，她就会再转第三次，吃掉剩下的那十六分之一（当然，盘子里会剩下左边的那十六分之一）。“这很荒谬。”她说，“我觉得我是芝诺之箭①，永远到不了终点。看起来很可笑，但我能怎么办呢？”
对她来说，可能转盘子要比转轮椅方便。她也这么认为，也尝试着这么去做。但这样的尝试出奇困难，远没有在轮椅上转圈儿自然。她的视觉、注意力、条件反射以及本能的运动现在都彻底地向右了。
化妆只化半边脸
让她最痛苦的事情是，大家都嘲笑她化妆只化半边脸，左半边脸没涂上口红和胭脂。“我照镜子了啊。”她说，“看到的地方都化妆了啊。”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有种镜子能够让她从右边看到左边的脸。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她在照镜子了，而是像别人看着她一样。我们尝试使用录像系统，用摄像机和显示器对着她。结果很可怕很怪异。现在，用显示器做“镜子”，她真的能从右边看到自己的左半边脸了。但是这种情况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分不清左右（就像有人想对着显示器刮胡子一样），更何况是她呢。因为她看到的左半边脸和身体都受到中风的影响，已经感觉不到存在了。“把它拿走！”她感到困惑、痛苦，哭了起来。所以，我们再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尝试。但是有点可惜的是，格雷戈里医生也曾朝这方面努力，认为采取视频反馈的方式来帮助这种患有半侧注意缺失的病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希望。但从病人自身的角度讲，这种方式过于理论化，太让人费解，有待实验去证实。
后记
电脑及电脑游戏（1976年我认识艾斯太太时，尚未出现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半边失去功能的病人也相当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失去”的那半边，或者教导他们自己去找。我在1986年曾经以此为主题，拍了一部短片。
在本书第一版时，我没有提供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著作《行为神经学原理》（1985年于费城出版）。我忍不住要引用该书编者对于“忽略症”所作的一段精彩描述：
忽略症严重的时候，患者的表现看起来就像宇宙的半边突然不再存在……半边忽略症患者不只表现出忽略了左半边事物，右半边也完全不在意。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1）
发生什么事了？一阵喧闹的笑声从失语病房传出来。总统的演讲才刚刚开始，他们不是都想听总统的演讲吗……
那个如此受大家欢迎的总统（里根）以前是个演员。他善于言辞，博古通今，富有感染力。很多病人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不过也有特例：有些人看起来困惑，有些人看起来气愤，还有一两个人若有所思……但是大多数看起来还是很开心的。总统的话总是那样有感染力，但对失语病人，只能惹得他们发笑。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能理解总统的意思吗？他们是不是太了解总统了呢？
一般人都知道，这些病人虽然患有严重的失语症，不懂语言表达的意思，但会大概知道别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熟悉他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护士有时候都很难相信，他们竟然患了失语症。
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自然而然地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很多信息，失语病人能够抓住这些言外之意，了解很多甚至大部分的意思。
所以，想要证明他们得了失语症，就要像一个神经病学家那样，用不自然的方式说很长一段话，消除所有语言以外的线索，包括语音、语调、重音以及语气变化，当然所有的视觉线索比如表情、手势、习惯性动作与姿势等都要消除，必须把一个人的全部特点都拿掉，声音去掉人性化，甚至要采取语音合成的手段，才能把讲话变成纯粹的语音文字；让话语完全没有弗雷格所谓的“语音色彩”和“暗示口气”。对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病人来说，只有用完全人工的机械的语言（就好像《星际迷航》里电脑的发声），才能确诊他患了失语症。
让人捧腹大笑的总统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语言（自然的语言）不仅仅是由词构成的，它还包括了说话的方式。我们是整个人向外传达信息，所以理解的时候仅仅依靠单词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失语症患者理解信息的突破口，即便他们完全不懂单词也照样可以。对于患者而言，虽然单词和句子本身不能传递信息，但话语总要通过声音来承载，所以它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文字本身。而且这种承载还相当精确，无论多么深刻、多样、复杂、微妙，它都能完好地把信息传递给患者。所以，不能理解词义就无所谓了。这种能力特别常见，很多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提高。
那些跟患者关系亲密，在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比如他们的家人、朋友、医生、护士，在某些让人吃惊、大笑或者戏剧化的情况下，对此的体验会更深刻。关于患者理解话语的能力，刚开始我们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随后就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甚至大逆转）。没错，有些能力受到了破坏，没有了；但替代的能力会随之而来，而且会很快得到提高。所以，我们可以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每个字都漏掉了，病人也照样能够掌握完整的意思。对我们灵长类动物而言，这似乎不符合事物的普遍规律。倒转，也许能够称之为回归，回到更原始、更基本的方式。也许这就是杰克逊用狗来类比失语症患者的原因。他打这个比方的时候，主要是想到了他们都不能通过语言来沟通，而不是想到狗对语调和感情非常敏感和准确。黑德对此的观察更加敏锐，他在论著中用到“有情感的语调”这一词，还特别指出失语症患者是如何保持和提高这种能力的。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2）
不止我一个，所有专心治疗过患者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谎言欺骗不了失语症病人。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也就自然不会被语言所欺骗，他们捕捉的信息都非常精准、可靠，因为人说话时的表情全部会无意识地、随意地流露出来，根本不可能模仿或伪装……
从狗身上也能观察到这一点，当我们对语言太敏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常常使用狗来揭穿谎言和预谋，辨别哪些人值得信任，找出哪些人是老实的，区分哪些人是前后一致的。
在这方面，狗能做到的，失语症病人也能做到，但病人不仅更具人性，而且理解的层次也比狗高出许多。“人可以用嘴说谎话，”尼采写道，“但是说话时脸部的表情会流露出真相。”无论对于这种扭曲的表情，还是那些不合时宜的肢体动作，失语症病人都会异常敏感。如果他们看不到人（一般指盲人失语者），他们可以用耳朵来分辨声音的变化、语调的差别、节奏的波动等，从而能够判断出话语的真实性，且从来不会失误。
也恰恰是这种波动，赋予了患者理解的能力，他们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判断对方是否可信。恰恰是这些扭曲的表情、装腔作势的动作和脱离现实的姿势，还有虚伪的语气和声调，给那些不懂单词但是异常敏感的患者敲响了警钟。对于患者而言，这些破绽非常明显，甚至有些可笑，所以，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被语言欺骗。
这也是他们会因为总统的演讲捧腹大笑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人不能用谎言欺骗失语症患者，是因为患者对表情和音调特别敏感，那么我们会问，这些病人之间如何交流呢？那些对表情与音调都没有感觉，却能理解字句的病人，又该怎样交流呢？我们这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他们也住在失语症病房。虽然从医学上来说，他们没患失语症，但是他们患有“失认症”，确切地说，是“音调失认症”。对于这类病人，辅助声音的沟通功能都不起作用，音质、音色、语感及其他特质都不能被识别，但是对于单词和语法结构，他们都能很好地理解。这类失认症（或者叫失语韵症）和大脑的右颞叶紊乱有关，而失语症则是和左颞叶失调有关。
抓住语言的“表情”
在失语症病房里，有一位失语韵症患者也在听总统的演讲，她叫艾米丽，她的右颞叶上长了一个肿瘤。她以前是英语教师，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对语言的感觉非常好，有很强的分析和表达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艾米丽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表达听到总统的演讲时的感觉。艾米丽不能区分话语中的气愤、愉悦、悲伤，甚至任何一种感情。由于对她来说声音不能够传达感情，当别人说话的时候她不得不专注于对方的面部、姿势以及动作，那种小心和紧张的感觉她以前从未有过，她因此患上了恶性青光眼，视力迅速减退。
这样一来，她不得不在字词的精确使用上花更多的心思，也要求周围的人和她一样。她越来越难以理解含糊不清的言语和随口说出来的话，特别是那种感情丰富和暗藏玄机的话，她要求和她对话的人说大白话，即“在恰当的地方说恰当的话”。她发现，大白话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补偿失语症对自己的影响。
虽然她对语言的“表情”（指对声调的运用与感受）毫无感觉，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她能够保持甚至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在此语言的意义完全来自于措辞的精准和词义的推敲。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3）
艾米丽也听了总统的演讲，但是面无表情。她一本正经地听着，而且一边听，一边还往其中添加一种虽有缺陷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由各种感觉混合，且十分奇怪—这与那些失语症患者当时的感觉迥然不同。演讲并没有打动她，确切地说，现在没有任何演讲能打动她了。那些话语中裹挟着的感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她来说都成了耳旁风。失去了对声音的感情的理解，她会不会变得糊涂或者太容易受骗？绝对不会。“总统讲话没有说服力。”她说，“讲话水平一般，用词不当。他不是脑袋有问题，就是想隐瞒一些事情。”
这就是总统讲话的矛盾所在。我们正常人，受到我们甘愿被愚弄的愿望的驱使，就真的被愚弄了。我们总是聪明过度，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虚情假意的话，但是只有脑损伤患者才能不受影响，不被欺骗。
激情过分燃烧
所有“亢奋”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很可怕，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错误百出。例如运动机能过度，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错乱，也就是不正常的肢体动作，像是舞蹈症、抽搐等。
这种介于疾病与健康之间、一体两面的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与讽刺。它让人觉得很健康、很幸福，都在后来露出潜在狰狞的本质。
导言
我们曾经说过，“缺陷”是神经病学最喜欢用的字眼，事实上，任何功能失调都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无论功能正常还是存在缺陷或者故障，神经系统本身其实是一套机械的存储和传导系统，就好像电容器和保险丝那样。
如果情况相反—比如功能亢奋—又会怎样呢？由于对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神经病学家无词可用。功能或功能系统向来被认为只有运作和不运作这两种状况。所以这种以“亢奋”和“高亢”为特征的疾病对古板的神经病学基本概念发起了挑战，这也是相关的疾病从未受到应有关注的一个原因。一旦谈及亢奋和高亢的症状，比如病人总是不断地幻想、冲动、狂躁，人们总会把他们当成神经病；当这类病人器官肥大或身体畸形时，人们又从解剖学和病理学角度分析，认为那是畸胎瘤造成的结果。这些恰恰显示出，古典神经学系统里的概念和视角非常不恰当。我们需要对概念进行扩充，让它们变得更生动、更有活力，不再是死板的模式。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了功能丧失的案例，当我们只考虑功能缺陷时，还不会感觉到这种严重的不足；但是当我们遇到功能亢奋的案例时，这一问题立即凸显出来：不是记忆缺失，而是记忆增强；不是失认，而是认知敏感……
古典的、杰克逊派的神经病学家从未研究过这种功能亢奋型问题。这里的功能亢奋是指功能被过分强化或者不断产生新的功能。杰克逊确实曾提到过“超生理机能”和“超积级”的状况。但他只是觉得这种现象简单有趣，随手记下来而已。虽然这些事实和他刻板的神经系统概念有矛盾，但他还是把临床经验如实地记了下来。当然，这种矛盾就是他的特点所在，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和严格的形式主义之间的断层。
只有到了当代，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同时研究功能缺陷和功能亢奋的神经病学家。卢瑞亚的两本临床笔记恰好兼顾这两点：《破碎的人》讲述功能缺陷，《记忆大师的心灵》讲述功能亢奋。时至今日我才发现，第二本书更有趣，也更有原创意义，因为它是一本探讨想象和记忆的书，而古典的神经病学从来不研究这类问题。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4）
在我的《觉醒》一书中也提到：服用左旋多巴之前是严重的功能缺陷—不能运动、意志消沉、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等；服用之后产生的过度现象同样恐怖—运动机能亢奋、食欲失控、肌肉活动过度等。在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个平衡点。
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套崭新的术语正在形成。这些术语、概念和以前的词语不一样，在涉及功能（如冲动、意志、精神、活力）的同时，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进行定义（古典的神经学概念基本都是静态的）。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中，我们看到更高级的规则在发挥作用：无数的幻想不断地从脑中萌发，各种想法不断地涌上心头，好像脑袋里长了畸胎瘤。而书中的那位患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它”。
不过用“它”来称呼依然太过死板，“滋生”更贴切地表达出异常活跃、令人不安的样子。无论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一书中，还是在我的那些服用左旋多巴的病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病人的活力过度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而是一种有机的增殖或增生；也不只是功能紊乱失调，而是引发了全面的失控。
我们也许会认为，记忆缺失或失认的患者仅仅是功能或能力损伤，但从记忆增强和认知敏感的患者身上，我们看到记忆力与分辨力一直处于活跃亢奋的状态。无疑，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畸形。所以，我们必须从功能神经学转向行为神经学、生命神经学。亢奋型的疾病促使我们迈出这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我们就无法开始探索“心灵的生命力”。传统的神经病学机械性地强调功能缺陷，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大脑所有的功能及其实际的工作状态，至少在想象、记忆与认识等功能上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传统的神经学对心智的活动状态避而不谈，这恰恰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功能的提高也许有益于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却更有可能是恶性扩张甚至是畸形的。在《觉醒》一书里面不断出现的就是一个“太过头”的问题：因为太过兴奋，病人完全崩溃了，被冲动、想象和意志所吞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生理机能完全失去控制。
生命生长的过程中本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生长可能变成了过度生长，生命也可能成了“生命力过于强盛”。所有“过度”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千奇百怪，不合常理：运动机能亢奋，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障碍，出现不正常的肢体动作，比如舞蹈症、抽动症等；认知扭曲会变成认知倒错，感觉能力会病态地增强，出现颠倒的幻觉；而热情过度可能会演变成暴力情绪。
这种看似能带来健康的表象本身是一种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在刚开始时，它让人觉得非常健康，状态非常良好，不久之后便显示出可怕的本质。它也迷惑了许多的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将艺术与病态等同视之的人。这类结合了狂欢、享乐和沉沦的主题，不断在托马斯·曼①的作品中出现：从狂热至极的《魔山》到灵感扭曲的《浮士德》，再到淫靡至极的最后的作品《黑天鹅》，都是如此。
我对此总是很感兴趣，也曾经写文章探讨过。在《偏头痛》一书中，我提到过攻击行为出现之前或开始出现时的亢奋。如果引用艾略特的话，这就是一种“美丽的陷阱”。对于艾略特而言，这常常是攻击行为出现的征兆。“美丽的陷阱”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恰恰表达了感觉“太好”时产生的疑惑和矛盾。
“感觉良好”就自然不会抱怨，人总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离抱怨最远。人们都爱唠叨不舒服的感觉，而不会埋怨太舒服，除非他们像艾略特那样，暗中觉察到了一点“不对劲儿”。如果不是通过知识或联想而产生的“不对劲儿”，就是因为那种良好的感觉本身太过头了，由此他们才警觉起来。总的来说，虽然病人很少会抱怨他们的状态“非常好”，但真的感觉“太好”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安。
这就是《觉醒》的主题，可以说有点儿残酷。病人身患重病，几十年来卧床不起，突然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好了，从痛苦的境地走出来时，身体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有的病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罗斯一恢复健康就兴奋地说：“太难以置信了，太妙了！”但当病情变得不可收拾时，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出大事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也会有同感。就像伦纳德，他本来觉得“很不错”。当他从健康转向功能亢奋时，原来充沛的活力变得太过旺盛，变得越来越夸张，原本和谐自在、随心所欲的感觉也越来越离谱：精力过剩、各种巨大的压力……几乎要把他给碾碎了。
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情况都是由功能亢奋带来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患者总会疑惑重重。“我的精力太旺盛了，”一位图雷特症患者这么说，“做什么事都太容易，太有力，太充沛了。这种狂热的精力显然是病态的表现。”
功能亢奋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不管是由于本身的化学物质失调，还是对某些人工兴奋剂上瘾所致，“感觉良好”、“病态的表现”、“虚假的安乐”之下都掩藏着无尽的痛苦。
面对这样的情况，患者处于一种非比寻常的两难境地：对病人而言，刚刚摆脱了原来饱受痛苦和折磨的旧病，又掉入充满诱惑的陷阱，而且绝对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怪圈。在功能亢奋的疾病中，病人会对病症作出妥协，逐渐加深对疾病的依赖与认同，以致最后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完全成了疾病的附属品。在本书第十章中，那抽搐带来的激情就说出了这种忧虑。他说：“除了不由自主地抽动，我一无所有。”因为他的自我意识强过他所患的病症，所以不会有什么失去自我的危险。但是对于一些自我意识较弱或是自我发展不完全的病人，如果遇上势不可当的强势病症，就真的存在着被取代的危险。对此，我在本书第十四章会作详细的说明。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1）
1885年沙可①的学生图雷特描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病症，后来该病以他的名字命名。“图雷特综合征”马上就广为人知，其症状主要为因过度的神经能量而产生一系列的奇异动作与念头：抽搐、痉挛、行动乖张、表情扭曲、大吵大骂、无意识地模仿以及各种强迫行为，同时具有古灵精怪的幽默感和古怪滑稽的表演才能。最严重的图雷特综合征会影响到感情、直觉、想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病情轻一点的则只在平常的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动作或冲动，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显得有点奇怪。直到19世纪末期，这种病才被深入研究和广泛报道，图雷特医生和他的同事非常清楚，这样的症状是因为原始的冲动和渴望难以控制造成的；但也有生理上的原因，可以肯定的（即使还没有找到病源）是神经性的失调。
图雷特的第一份医学报告发表之后，几年内就有好几百个相似病例被报道，且没有两个个案是相同的。很明显，这种病的症状有的轻微温和，有的却非常强烈怪异。同样明显的是，有些患者能自己做适当的调节，从而让生活更加便利，甚至能因此使思考、联想与创意变得更加敏锐；但也有些患者完全被病症控制，被图雷特症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混乱包围，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就像卢瑞亚医生形容过度记忆症患者那样：这个病总存在着“它”和“我”的斗争。
沙可和他的学生弗洛伊德、巴宾斯基、图雷特是最后一批将身体和灵魂、“它”和“我”、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进行平行研究的专家。20世纪之后这两种学派开始分道扬镳，逐渐变成没有灵魂的神经病学和没有身体的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对图雷特症作出的任何解释都看不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几乎没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有些医生发现患者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认为这是神秘现象，而大多数的医生听都没听过。那情形就如20世纪20年代的嗜睡症爆发并大规模流行，而现在早就被大家遗忘了。
嗜睡症被遗忘与图雷特症被忽略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病情都很不寻常，都让人难以置信（至少人们不相信一般的药物会有用）。它们也很难被纳入传统的医疗架构中，所以就被遗忘了，神秘地“失踪”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情暗示我们，这两种病还有更密切的联系。嗜睡症患者有时会出现运动机能亢奋或疯狂的状态，在发病早期，心理和生理的兴奋感不断加强，动作和抽搐不断加剧，强迫行为愈加明显。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被完全相反的情况控制，整个人进入恍惚的睡眠状态。而我则在这群人沉睡了四十年之后才发现他们。
脑炎综合征患者与嗜睡症患者脑中的多巴胺比正常人低很多。所以我从1969年开始，让这些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使其体内产生多巴胺进行神经传导。由于服用左旋多巴，他们的病情完全改观了。刚开始，他们从不省人事中清醒过来，慢慢恢复健康；接着，他们被推向另一个极端：抽搐和狂乱。这是我首次遇到类似图雷特症的症状：异常的兴奋、强烈的冲动、常常伴有古怪滑稽的幽默感。虽然我从没见过真正的图雷特症患者，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把“图雷特症”挂在嘴边了。
《华盛顿邮报》一直密切关注那些醒过来的脑炎后综合征患者。1971年初，他们问我这些病人恢复得如何。我回答说：“他们一直在抽搐。”他们为此发表了一篇关于“抽搐”的报道。该报道发表之后，我收到无数封来信。我将大部分的读者信件都转交给同事，但是有一位患者，我答应要去看他，他就是小雷。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2）
图雷特症大联盟
拜访过小雷的第二天，我在纽约市中心街头看到了三个图雷特症患者。我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据说这种病非常罕见，出现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但那时我在一小时之内就看到了三个。我再次陷入混乱、迷惑和不解之中：会不会是我一直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没注意到这类患者，或者轻描淡写地将其归于“过敏”、“发疯”或“痉挛”？会不会每个人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图雷特症并不稀有，反而相当常见，比原先预测的要多得多？第三天，我没有刻意留心，却又在街头看见两个这样的患者。这时候我突发奇想，对自己说，搞不好图雷特症患者到处都有，只是没被认出来；而一旦被认出来，就会发现他们比比皆是①。如果第一位患者认出另外一位，第二位又认出第三位，第三位认出第四位，这样下去，直到所有的患者都被认出来，最终，这群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成为我们当中的新新人类。他们彼此认识、互相关怀，紧密团结起来，并通过这种自然的方式不断集结，会不会建立起纽约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呢？
三年后（1974年），我发现我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患者们真的成立了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当时，他们只有五十名会员；而今，七年过去了，会员人数多达好几千（主要由病人和他们的亲友及医生组成）。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应当归功于联谊会本身的努力。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进行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图雷特症患者的困境。这番努力引起了大众的兴趣和关注，大家不再厌恶和疏远患这种病的人。联盟还支持各种研究，从生理学到社会学都有。例如：研究患者脑部的化学物质，研究致病的基因及其他因素，探讨患者表现出的异常快速、混乱的联想与反应。他们还揭示病症原发和病情发展之后的本能与行为结构，研究患者的肢体语言和抽搐的语言结构，对患者喜欢谩骂和搞笑的特征有了意外的发现（其他的神经性失调症也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仅如此，联盟还调查患者与家人或他人的互动情况，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图雷特症患者联盟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图雷特症病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这也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病人首先了解自己的病症，对自己进行研究和治疗，成为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通过十年的努力，在联盟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之下，图雷特的直觉得到了证实：此病的确有生理上的原因。图雷特症的“它”类似于帕金森症和舞蹈症中的“它”，反映了巴甫洛夫所说的“下皮质层的未知力量”，说明脑部掌管行动与运动的区域出现功能障碍。帕金森症影响的是动作，不是行为，其紊乱的地方在中脑之间的连接部位。舞蹈症则表现为动作做到一半就出现混乱，问题在于大脑视丘中央的基底核。图雷特症则表现出情绪激动、本能失调等症状，其病源可能位于旧脑的最高处，也就是丘脑、丘脑下部、边缘系统与杏仁体这几个部位（这些部位决定了人的基本情感与直觉）。进一步说，图雷特症在病理上也使身体与心灵产生“脱节”，差不多介于舞蹈症与狂躁症之间。少数出现运动机能亢奋的嗜睡症脑炎患者、所有服用左旋多巴而从嗜睡转为过度亢奋的患者、图雷特症患者以及任何有类似症状的患者（比如中风、脑瘤、中毒或感染等等），他们脑中似乎都有过量的刺激神经传导物，特别是多巴胺。嗜睡型帕金森症患者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来唤醒他们；同样，嗜睡症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从而产生多巴胺，这样才能醒过来；而过于兴奋的图雷特症患者则需要服用多巴胺的对抗药物（比如氟哌啶醇），以降低他们体内的多巴胺。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3）
当然，图雷特症患者不光是脑中的多巴胺过量，而帕金森症患者也并非只是脑中的多巴胺不足。众所周知，能够改变人格的病症必然存在很多微妙而普遍的差异：病人之间会有无数的细微差别，甚至同一个病人每一天的症状都不一样，就像左旋多巴无法治愈帕金森症病人一样，氟哌啶醇也不能治愈图雷特症患者，仅仅只能控制病情罢了。在单纯的医疗或药物之外，还需要用“存在”的方法作补充。特别是要能敏锐地了解患者在基本健康和自由情况下的行为、表现和行动，以及患者所承受的原始的冲动、对抗性冲击以及“下皮层的无名力量”。不会动的帕金森症患者能唱歌跳舞，这时的他完全摆脱了疾病的限制；而当发作的图雷特症患者唱歌、表演或游戏时，也能够从疾病中完全解放出来。在此，“我”战胜并支配着“它”。
我有幸与伟大的神经心理学家卢瑞亚取得了联系。从1973年到1977年他去世界各地的这段日子里，我常常将图雷特症患者的观察报告与录音带寄给他。在一封后期的回信中，他告诉我：“这的确非常重要，对这种病的任何理解都能使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更上一层楼……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病症可以让人这么感兴趣。”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
第一次见到小雷时，他才二十四岁。我发现他几乎不能正常行动，因为每隔几秒，他全身就会剧烈地抽搐几下。他四岁就患上这种病，虽然天生聪慧机智，再加上坚韧踏实的个性，让他顺利地接受教育，并完成了大学课程，还得到了朋友的敬重和妻子的爱慕，但每次发病都令旁人驻足观望，这深深地伤害着他。大学毕业后，小雷被解雇了很多次。究其原因，绝非能力问题，最大的障碍是抽搐症，以及他那被病魔折磨而变得好胜急躁、口不择言的脾气。他在性兴奋时会不由自主地冒出粗鲁的咒骂声，所以他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和许多图雷特症患者一样，小雷也颇有音乐天分，如果不是周末能去当爵士乐鼓手，对此又有极大兴趣，他真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无论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如此。他以*突发的即兴表演著称，无法自控的抽搐或不由自主的击鼓动作就能带来一段美妙狂热的演出。就此而言，这种“突然的发作”也是一个意外的亮点。因为这种特殊的病，小雷在许多游戏上也有优势。他尤其擅长乒乓球，部分原因是他的条件反射与反应异常快速，不过更特别的则是他的“神来之笔”—“兼具快、准、狠的瞬间扣球”（用他自己的话说），实在让人瞠目结舌，防不胜防，让对手毫无反击之力。他只有在性行为刚刚结束、平静下来的时候或睡觉时才不会抽搐。还有，当他节奏鲜明地游泳、唱歌、工作时，或者听到节奏感强烈的旋律时，也能够不再紧张地抽动，获得片刻解脱。
表面上，小雷如此热血沸腾与滑稽粗鲁，内心深处的他则非常严肃认真有时还充满绝望。他从没听说过图雷特症患者联盟（那时候的确才刚刚成立），也没听说过氟哌啶醇这种药。读了《华盛顿邮报》上的那篇讨论抽搐的文章，他才知道自己可能患了图雷特症。确诊之后，我建议他使用氟哌啶醇。对此，他既兴奋又犹豫。我注射了一点氟哌啶醇作测试，他的反应相当明显，才用了八分之一毫克就有两个小时不再抽搐。这次试验成功之后，我开始用氟哌啶醇来为他治疗：每天三次，一次四分之一毫克。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4）
一星期之后，他来复查，眼圈发黑，鼻梁也断了。他说：“你他妈的药用得太多了！”他告诉我，即使这一丁点的剂量也让他重心不稳，他的速度感和时间感，以及令人惊叹的快速反应也受到了干扰。和许多图雷特症患者一样，他也喜欢转动的事物，特别是旋转门，他可以像闪电一样进进出出。但服用氟哌啶醇之后，他再也不能施展这项绝技了：由于对动作的时间估计错误，他的鼻子被狠狠撞了一下。除了这些新增的麻烦外，他频繁的抽搐动作并没有消失，只是间隔的时间缩短了，发作时间也没那么长了：有时候抽搐到一半就停住了，他发现自己就这么僵在那里。这么一点儿药量让他变成典型的帕金森症患者，肌肉绷紧僵直，脑中一片空白。这样的结果确实非常糟糕。这是药物过敏的反应，将他从一个极端抛到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亢奋的图雷特症变成呆滞的帕金森症，让他永远找不到快乐的终点。
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气馁，不过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他的另一个想法也同样无可厚非。“假设你能够消除我的抽搐，”他说，“但结果会怎样呢？我就是由抽搐组成的，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有点可笑的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抽搐之外一无是处。他自称是“百老汇的抽搐之王”，用第三人称叫自己“抽搐不止的小雷”，他还说自己往往因抽搐而变得更机灵以至于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了。他说，他无法想象不再抽搐的生活会怎样，但也不能肯定自己已经迷上了这种病。
生病才有灵感
此时此刻，我蓦然想起，多年前，几位从嗜睡症中醒来的病人对左旋多巴也异常敏感。我从他们的案例中看到，如果患者能够过上丰富充实的生活，他们就有可能克服生理上的极端敏感和不稳定，也就是说，生命存在的和谐有可能弥补严重的生理失衡。我相信小雷也能做到，因为他并没有死盯着病情不放，也没有深陷于抽搐无法自拔。我建议他以三个月为一疗程，坚持每星期来诊断一次。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看，没有图雷特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探讨，少了病症的眷顾和他人的侧目，生活会馈赠他什么好处；我们还可以检测一下，图雷特症对他的形象与收入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得这种病的话，他会不会过得更好。我们可以在三个月内探讨所有的问题，然后再给氟哌啶醇的作用作一次公正的评判。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深入而耐心地探讨问题。这期间他的心理压力很大，主要源于他面对自己、面对生活的自卑；与此同时，人性的潜能和各种优势也逐渐浮出水面，经历了图雷特症二十年的折磨，这些潜能仍然潜伏在那儿。这样的对话让我们有拨云见日的渴望和信心。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永久的转变。当我再次使用和以前同样剂量的氟哌啶醇来给小雷测试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但不再抽搐，也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之后九年，他一直沿用这种方法。
氟哌啶醇的疗效简直就是奇迹，而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小雷愿意让它发生。起初的药效之所以以悲剧告终，一部分原因无疑来源于生理的反应，更主要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治疗时机尚未成熟，当时经济也不允许。从四岁开始就患病，小雷没有任何正常人的生活经验：他非常依赖这种后天患上的病症，自然而然地在很多方面利用它。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放弃，而且（我忍不住这么想）如果没有那三个月的坚持不懈，下定决心专注思考，深入分析，他可能永远不会准备好。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5）
总而言之，小雷在过去九年里还是很快乐的，那是一种超然的释放。在被图雷特症束缚了二十年之后，在被原始的生理机能压抑了二十年之后，他终于享受到了过去不曾奢望的开阔与自由。他的婚姻更加美满和谐，还当上了爸爸，结交了更多的好友。大家不再把他当成患了怪病的小丑，而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去关爱和尊重。他在社区里担任重要角色，同时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这些问题与图雷特症还有氟哌啶醇都有关系。
工作的时候，小雷一旦服用氟哌啶醇，就会显得“严肃、稳重和大方”，这就是他对那个“氟哌啶醇自我”的形容。他的动作和判断都变得慎重而周到，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与冲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以前的狂热随性，少了很多灵感，甚至连做梦都不一样了。“想到什么就梦到什么，”他说，“不像患了图雷特症的时候那么曲折离奇。”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高调，思维也不如以前那么敏锐了。他不再喜欢玩什么游戏，也不再擅长乒乓球，那种“杀个痛快、战胜对手”的感觉再也没有了。一言以蔽之，他不像以前那样争强好胜了，生活也越来越简单无趣了；从前让大家大吃一惊的冲动和突如其来的热情都不见了，不再脏话连篇，不再鲁莽放肆了。他越来越觉得，生活好像丢失了点什么。
更重要的是，收入越来越少，自我存在感越来越微弱这简直要他的命。服用了氟哌啶醇之后，他对音乐的反应越来越迟钝，都不能用平庸来形容了，他失去了激情四射的能量。打鼓的时候，他不再抽搐或不由自主地敲击—他没有了因*而自成一体的灵感。
发现问题后，小雷和我讨论，作出了重要决定：他会在工作日里老老实实地吃药，到了周末就不吃了，让自己放纵一下。过去三年他一直这样，所以现在有两个小雷—吃氟哌啶醇的小雷和不吃氟哌啶醇的小雷：一个是头脑清醒的上班族，从周一到周五处事冷静、深思熟虑；另一个是周末里“抽个不停的小雷”，精力旺盛、灵感不断。而小雷是第一个承认有这种奇怪情况的人：
患有图雷特症的病人会失去控制，整天都像喝得醉醺醺一样。服用氟哌啶醇之后就会变得迟钝，整个人显得呆板傻气。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常人大脑中的传导物质因时因地恰到好处，任何时候都可以正常地对感觉和语调进行传输，或轻或重，随心所欲。图雷特病患者做不到：他们被病症抛向九霄云外，服了氟哌啶醇之后又被拖入万丈深渊。正常人拥有天然的平衡，所以是自由的；而他们却要努力人为地保持平衡。
尽管既有图雷特症又要服用氟哌啶醇，尽管这样不自由，也不自然，但是小雷仍努力地去保持平衡，他的生活也慢慢充实起来。经历了这场病，他学到许多东西，从某种角度讲，他已经超越了疾病。小雷引用尼采的话说：“我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状态，现在还在不停地经历……说到疾病，我们不禁要问：‘没有它，我们还过得下去吗？’只有巨大的痛苦才是灵魂最终的解放者。”小雷丧失了自然本能的生理健康，反而在服用药物与不服用药物的交替之间找到了新的健康和自由。虽然图雷特症依旧缠身，但他还是勇敢幽默、朝气蓬勃—他已经成就了尼采所说的“伟大的健康”。
唤醒沉睡的爱欲
九十高龄的娜塔莎依旧耳聪目明，前段日子还来过我们诊所。她说，八十八岁生日过后不久，她注意到自己“变了”。
“变得怎么样了呢？”我们问。
“太快乐了！”她大声地说，“我爱死了这样的变化，我现在精力旺盛、生气勃勃，感觉自己又年轻起来了。我开始对年轻的男人有兴趣。我开始感觉……活蹦乱跳？对，就是‘活蹦乱跳’！”
“这有问题吗？”
“刚开始觉得没什么不对劲。感觉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后来呢？”
“朋友们一开始都说：‘你看起来气色真好，越活越年轻了！’但后来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以前总是那么害羞，’他们说，‘现在你却卖弄*，咯咯笑，还会讲荤段子。你都这把年纪了，这样好吗？’”
“那你觉得呢？”
“我吓了一大跳。之前我乐在其中，根本没想过有什么问题。不过仔细想来确实不对劲儿，我就告诉自己：‘你都八十九岁了，娜塔莎，竟然一整年都那么亢奋。你以前情绪稳定，现在却这样放纵。都是行将就木的老太婆了，怎么会突然像得了兴奋症一样呢？’当我一想到‘兴奋症’这个字眼，事情就不一样了……‘你病了，亲爱的。’我告诉自己，‘你的感觉太好了，你一定是生病了！’”
“生病？是感情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不，不是感情上的，是身体上的毛病。我的身体、我的脑子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才会如此兴奋。接着我又想—该死，是丘比特之病。”
“丘比特之病？”我茫然地附和着。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错，丘比特之病，就是梅毒，你应该知道吧。七十多年前，在萨洛尼卡的一家妓院，我得了梅毒，那时很多女孩都得了这种病，我们管它叫丘比特之病。后来，我丈夫救了我，把我从妓院带出来，治好了我的梅毒。当然，那年头还没有青霉素。会不会是经过这么多年，我的病又复发了？”
从首次感染梅毒到进一步演变成神经性梅毒，的确可能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尤其是当原先的感染仅仅受到抑制而没有根除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我有个病人叫欧利希，他自己用胂凡那明①治疗，结果五十年之后才演变成脊髓痨（也是一种神经性梅毒）。
不过，我从未听过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有七十年之久，更没听过有人能诊断出自己感染了脑神经性梅毒，同时还能如此平静清晰地和别人讨论问题。
“这个想法很惊人，”我想了又想，回答说，“我是绝对想不出来的，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她说得没错—脊髓液测试呈阳性反应，她的确患有神经性梅毒，而螺旋菌也的确影响到了她高龄的大脑皮层。现在要解决怎样治疗的问题了。不过另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是由老夫人自己提出来的，条件非常苛刻。“我不知道要不要把它治好，”她说，“我知道这是一种病，但是它让我感觉很好。我乐在其中，现在也是这样，我不想完全否定它。这个病让我觉得比二十岁时更精力充沛、活力十足，这样很好。不过我也知道在事情太过美好时就应该打住。我曾经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冲动，我不想告诉你是什么，那是些会让人脸红的愚蠢念头。刚开始有点小醉的感觉，不过如果深入下去的话……”她做了个鬼脸，“我猜我得了丘比特之病，这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不希望病情恶化，那就不好了；不过我也不希望它被治好，那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得这病之前，我从没觉得这么有活力。您想想，有没有办法让它维持现状呢？”
我考虑了一下。幸好，办法很简单。我给她开了青霉素，这虽然消灭了她脑中的螺旋菌，但并没有根除她脑部病毒引起的变异。
现在娜塔莎既享受着轻微的解放，思想与冲动也都得到放松，又不用担心不能自我控制，或是让病菌危害到她的脑皮层。她希望能这样年轻快乐地活到一百岁。“真有趣，”她说，“这都得感谢丘比特。”
后记
1985年1月，我在另一位患者（米格尔·O）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两难情况。米格尔被诊断为患有狂躁症，因而住进了州立医院，医生很快就意识到是神经性梅毒导致了他的狂躁状态。他是个单纯的人，过去在波多黎各务农，因为他有听说障碍，口语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不过，通过画图，他能把自己的状况简单明了地描述出来。
第一次见面时，我发现他十分兴奋。当我要他依样画一个简单的图案（如图A），他却兴致勃勃地画出三维空间的图案来（如图B），或者说只是我以为是三维空间。接着他解释说那是个打开的纸箱，他想在里面画一些水果。在异常活跃的想象力的推动下，他没有注意图中的圆圈和十字，而是把注意力停留在封闭的空间上面，再把这个封闭的空间具体化并呈现出来。一个打开的纸箱，里头放满了橘子，这不是比我那单调的图案更有趣、更生动吗？
几天后再见到他，他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念头和感觉像风筝一样漫天飘飞。我让他再画一次同样的图形。这一次他没作半点思索，顺势就把原来的图画成不规则的四边形（有点像菱形），然后系上一条线，还有一个小男孩牵着线（见图C）。“男孩在放风筝，风筝在飞呢！”他兴奋地喊着。
又过了几天，当我第三次看到他时，我发现他相当平静，很像帕金森症患者（他服用了氟哌啶醇，安静地坐着，等待脊髓液检测的最终结果）。我再次要他画出那个图，这一次他只是简单完整地复制，而且比原来的图还略小一点儿（服用氟哌啶醇会让人产生写字过小的症状），精细的构图、灵动的生气、丰富的想象全都没有了（见图D）。“我再也不能‘看到’什么东西了。”他说，“以前见到的东西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是不是我接受治疗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死气沉沉啊？”
被左旋多巴“唤醒”之后，帕金森症病人所画的图也有这种特点。通常，要帕金森症患者画一棵树，他们会画一棵小小的、细细的、矮矮的、仿佛营养不良的、冬日里光秃秃的树。一旦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之后，他就会慢慢活跃起来，画出活力四射、枝叶丰满、洋溢着生命活力的大树。如果左旋多巴让他变得太过兴奋了，树就变得异常华丽和茂盛，到处是盛开的鲜花和新生的枝叶、细小的蔓藤和卷曲的花样，还有些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以至于在如此庞大的巴洛克式的装饰下，完全看不出那是一棵树。图雷特综合征患者描绘出的画也有这种非常明显的特点：原来的形状、原本的想法，都会被过度地装饰，被所谓的“速绘”淹没。刚开始，他们的想象力只是被唤醒，接着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热，最终变得没有边际、不可遏止。
这是多么矛盾、多么残酷、多么讽刺的事情！内在的生命与想象力，除非因为疾病或醉酒才有办法释放或唤醒，否则可能一辈子被埋没！
正好，这一矛盾也是《觉醒》一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同样地，图雷特综合征所以诱人，这也是原因之一（见本书第十章、第十四章）。毫无疑问，某些药物，比如古柯碱（我们知道，它和左旋多巴或图雷特综合征一样，都能增加脑部的多巴胺）让人又爱又怕的地方也在这里。所以，弗洛伊德才会对古柯碱带来的*作了令人大吃一惊的评论：“……跟健康人正常的快乐感觉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你很正常，但是很难相信的是，你很快就会被毒品控制。”
关于脑部电疗，人们也有同样矛盾的评价：有时癫痫症会让人感到兴奋、上瘾，而且那些喜欢这种感觉的病人可能会不断地自我诱发这种状态（就像在脑部植入电极的老鼠，会不由自主地刺激自己脑中的“快乐中心”）；不过也有的癫痫病患者会变得平静，获得真正的安宁。即使是由疾病引发的良好感觉也曾真实地存在。而这样矛盾的好感，甚至还可能产生永久的好处，这就是本书第十五章提到的欧康太太与她阵发的“记忆重现”。
我们处在一种奇怪的境况中，过去所有的正常想法或许会被推翻—生病可能有利于健康，正常反而令人不快；兴奋的感觉有可能是束缚，也可能是解放；而事实可能隐匿于酩酊之中，而非清醒之际：这就是爱神和酒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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