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分裂的自我
第一章 人学的生存论B现象学基础
精神分裂性这一术语用于描述这样的个体，其经验整体经由如下两种主要的方式分裂为二：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他没有能力把自己与他人“一道”加以体验，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置身于”环境中加以体验。相反，他在绝望的孤独中体验自己；并且他所体验的自己并非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以不同方式“分裂”了的人；分裂的结果也许是只有脆弱联系的心与身，也许是两个或多个自我（ｓｅｌｆ）
①等等。
本书试图对某些精神分裂性个体和精神分裂症个体加以生存论－现象学描述。在此之前，有必要把这一描述方式与常规临床精神病学和精神病理学作一比较。
为描述某个人的特殊经验对象，可将他所有的特殊经验
①ｓｅｌｆ一词，目前学术界一般译为“自我”
、“自己”
、“自身”等，如果主要考虑它与ｅｇｏ（自我）的区别，则以译为“自己”较好。但是，这种译法会带来另一些表达上的混淆和不便。本来，这就是一个值得学术界认真讨论的问题。由于原书很少涉及ｅｇｏ概念，因而，译本ｓｅｌｆ一词暂译为“自我”
，在遇到ｅｏｇ一词时则以原文注之。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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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３
置于他整个在世（ｂｅｉｎｇｉｎｈｉｓＷｏｒｌｄ）
的前后关系（ｃｏｎｔｅｘｔ）
B之内。生存现象学并不完全是这样一种描述方式。生存现象学试图刻画人对周围世界及自身之经验的性质。如果不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疯狂言行的生存性关系，就无法理解这些言行本身。我将描述发生疯狂的一种形式，并将努力表明，在正常的精神分裂性在世方式到精神病的在世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辨认的过渡。我用精神分裂性和精神分裂症这两个。。。。。。。。。。。
术语分指正常状态和精神病状态，当然，这两个术语的运用已超出了通常临床精神病学的范围。我是在现象学和生存论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临床精神病学的眼界局限于考虑精神分裂性存在的某些形式，或由精神分裂性状态过渡到精神分裂症的某些过渡形式。然而，下面对有关个体切身问题的研究将表明，目前状态的临床精神病学和精神病理学方法无法把握这些问题；相反，只有生存论－现象学方法才可能揭示其中真正的人的关联和意义。
在本书中，我尽可能直接面向患者，尽可能避开专门围绕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理论问题，以及实践问题。我们面临着特殊的人的悲剧，这一悲剧从未得到充分清晰的、明确的表述。因此，在进行其他各种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进行纯粹描述性的、说明性的工作。本章将以必要的最简明的文字给出本书的基本定向，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的误解。
本书面临两个方向的任务，一方面，它要面向某些精神病学家，他们非常熟悉各种“病案”
，但或许难于以目击者身分接触本书所描述的“病案”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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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分裂的自我
一方面，本书要面向另一些人，他们了解或同情“病案”的当事人，但并不视其为“临床病人”。可以肯定，在上述两方面，本书都不会令人十分满意。
作为精神病学家，我一开始便遇到如下的主要困难：如果我所掌握的精神病学语言将患者拒于一旁，我又怎么可能直接面向患者呢？这些精神病学语言是为了特定的临床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专门用来孤立和限定患者生活的意义；如果只能使用这种语言，怎能揭示出患者生活环境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关联及其意义呢？今天，对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语言的不满，已经不限于专业范围之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普遍感到，这些语言难以表达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但是我们又不应该说非所想，自我欺骗。
因此，预先对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语言加以考察，将会有利于我们的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思想即语言。一套专业词汇不过是语言中的语言。考察这一套专业词汇，即意味看去发现有关语言中包藏着的现实。
当前用于描述精神病患者的专业词汇系统，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用自己的语言把人从语词上加以分裂，其方式与本书必须讨论的生存性分裂有些相似。但是，要对生存性分裂作出恰当的描述，需要以统一的整体概念作为出发点，而在当前的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语言系统内不存在这样的概念，也无法表达任何这样的概念。
上述语言系统或者只考虑与他人和环境相脱离的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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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５
人——即把人看作与他人和环境没有根本“联系”
的整体，或。。
者只考虑这种孤立整体身上被人为地、虚假地实质化了的那些方面。属于这样的语言有：心与身、灵与肉、心理的和生理的、人格、自我，机体等等，全是些抽象术语。我们不是努力去把握我与你的本质联系，却把眼光局限于孤立处境中单个的人，将人丰富的层面概念化为“自我”
（ｅｇｏ）
、“超我”
（ｓｕｐｅｒｅｇｏ）
、“本我”
（ｉｄ）。
他人成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客体，或者成为这两者的结合，成为一部精神机器。以一部机器与另一部机器之间相互反应的方式，恐怕无法正确谈论我与你关系。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两部机器之间隔起栅栏，自我蒙蔽，自我欺骗，更让人无话可说。这不仅仅是经典的弗洛伊德玄奥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任何把人从与自身世界中之他人的关系中抽象出来（或部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自身世界中或只有通过自身世界，我们才可能是我们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尽管世界没有我们也照样存在和运转，但“我们的”世界却将随我们一道消失。我认为，个体在自身世界中与他人发生关系，形成一种整体性，只有正确反映这一整体性，才能正确谈论个体自身的根本经验。据我所知，唯有生存论思想采取了这一认识方式。因而，从生存论上说，人的具体存在被看作人的生存，被看作他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要想对精神分。。。。。。。。。。
裂性个体或精神分裂症个体作出正确的研究，我们必须把该个体首先看作这样的人——他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处于某个世界“之中”
；必须认识到：没有“他的”世界，人就不存在，而没有他，他的世界也不存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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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分裂的自我
是做不到这些，我们的研究就会走上岐途，就会产生语词的或概念的分裂，而这种分裂与精神分裂性在世整体性的分裂刚好一致。一旦走上岐途，就很难对语词和概念碎片进行补救性整合，正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很难将其解体的自我与世界重新整合一样。一句话，被我们破碎了的东西，不可能凭借一些大写的或复合的词汇——心理－生理的、心理－躯体的、心理－生物的、心理－病理的、心理－社会的，等等——重新粘合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样一种精神分裂性的理论与精神分裂性经验高度相关，那么，探讨前者的起源也就与理解后者的本质高度相关。下面，我将运用一种现象学方法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人的存在（一个。。ｂｅｉｎｇ）
〔后面我将用“存在”一词简单指。。
人之所是的一切（。。。。。。。ａｌｔｈａｔａｍａｎｉｓ）
〕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审视，各种不同侧面都可成为研究的焦点。特别地，人可被看作具体的人或物；而即便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描述，进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论，最后决定完全不同的行动。最初认识事物的方式将决定后来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幅两可图形（见图一）
，图形中的事物，可以看作一只杯子，也可以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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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７
两张相对的面孔。客观地说，在图形所在的纸面上并不存在两样事物，在那里只有一样事物。然而，不同的观察方式却会看到不同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图形看作面孔，从上到下依次看到前额、鼻子、上唇、嘴、下颌、脖子。换一种观察方式，勾画出两张面孔侧影的线条，又围成了一只杯子的轮廓。
在这两个不同的对象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相去甚远。
设想我与你相对而坐。
我可以把你看作与我一样的人。
然而，即便你保持一切不变，我仍能换一种角度把你看作复杂的生化系统，这一生化系统或许有着自身的特异性，但这些特异性最终也还属于生化现象。
这时候，你不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生物体。用生存现象学的话说，他人——无论被看作人还是被看作生物体——是不同的意向行动的对象。在这对象身上，并未并存着两种不同的元素或物质——灵与肉；只有两种不同的经验格式塔——人或生物体。
人与生物体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同的。把图形看。。
作杯子或面孔侧影，会得出不同的描述；与此相似，把人看作生物体或人，也会得出不同的描述，进而得出两种相去甚远的理论，最后导致两种不同的行动。
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它从人与他人的关系出发，最终得出对他人的描述；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人始终被看作人而非生物体。
例如，我们听某人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目的：（１）
通过神经系统的有关过程和发音器官研究语言表达行为；（２）理解讲话人的话语。在后一种情况，用发音器官变化中的一般规律——这是语言表达的必要前提——对表达行为加以解释，对理解讲话的内容并无帮助。反过来，对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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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分裂的自我
的理解，并不能给予我们有关讲话人脑细胞新陈代谢的知识。
也就是说，对讲话内容的理解，并未提供对相关生物过程的解释，反之亦然。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无疑存在着心－身二元性。对讲话活动或其他可观察活动的两种不同处理方式（在刚才的例子中表现为把讲话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或作为生物体活动加以处理）是当初不同的意向性行动的结果。每一意向性行动具有自己的方向和结果。
在与他人相处“之后”
的整个前后关系中，我们选取一定的观点或意向性行动。人作为生物体或人作为人，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视角，分别揭示出人之现实的不同侧面。从方法论上说，两者具有同样的可能性；但必须警惕两者的混淆。
把人看作人，意味着他被认为具有承诺和选择能力，是自我行动者（ｓｅｌｆａｃ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
把人看作生物体，则意味着B其内部一切活动均可被概念化为不同的复杂性层次——原子的、分子的、细胞的、系统的，或生物的。只有从人的经验和人的意图出发，才能理解人的行为。相反，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只能看到肌肉的紧张和松弛等等行为。这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连续的经验，而是一系列生物性的过程。
因而，在被看作生物体的人内部，我们无法谈论其欲望、恐惧、希望、绝望，等等；这种看法所考虑的基本元素不是人对自身世界的意向，而是能量系统的能量。
被看作生物体的人是各种事物的综合体，是它的（。。ｉｔｓ）
综合体，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从根本上组成一个生物体的那些过程是物过程（。ｉｔｐｒｏｃｅｓｅｓ）。
在人们中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幻B想：只要把对某人的人的理解转换为关于物过程系列或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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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系统的非人化语言，那么对这个人的理解就会或多或少有所提高。
对于作为人的他人，我们有着自己的经验，然而，有人却想把这种人的经验转换成非人化①的描述，而根本不考虑这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当我们运用机械类比或生物类比作“解释”时，其实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此。应该指出，我在这里并未反对运用机械的或生物学的类比，实际上也没有反对视人为复杂机械或动物的这种意向性行动。我力图说明的只是：人作为人不同于人作为机器或物过程的生物系统。
如果关于前者的理论退化为关于后者的描述，那么它就迷失了方向；反之亦然〔见布里尔利（Ｂｒｉｅｒｌｅｙ）
，１９５１年〕。
②
人化物的世界，把人的意向注入动物世界，这本来是一类倾向；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类倾向却被另一种把人非人化或物化的根深蒂固的倾向所压倒，被关于物过程的物理、生理和生物的科学所压倒。这种现象日益严重，致使真正的人学难于起步。
生活中有的人把自己体验为自动机器、机器人、机器部件，甚至动物，下面我们将特别对他们加以考虑。这样一些人理所当然会被认为精神失常。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不认为那种试图把人变成机器或动物的理论也同样是精神失常的呢？人对自己的体验、对作为人的他人的体验，是基本的
①对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译本将依据上下文译为“非人化”或“人格解体”。 ——译 注②此处表示参考布里尔利１９５１年发表的著述，该著述题目及出处列于书后参考文献栏。下同，不再一一注出。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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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分裂的自我
自我肯定。先是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才会出现各种科学的或哲学的问题：这样的经验如何产生？如何解释？等等。
麦克马雷（ＭａｃＭｕｒａｙ，１９５７年）
写道：“我们希望看到：随着科学的心理学的产生，生物学的个体概念也将向人的整体概念转变……”
（第３７页）我们应该有能力把单个的人作为人而非物或生物加以思考和体验；特别是，当所论个体是。。
人的整体时，我们应该找到表达这种整体的方法。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麦克马雷称之为“生物学类比”
的想法。
由于这一点，以下的任务将十分艰巨。我将努力描述一种相当特殊的个体人格解体和分裂，对于这种人格解体和分裂，我们尚待发现“这样一种逻辑形式，它能对人的整体作出前后一致的表达”
（同上）。
自然，对于人格解体和分裂，精神病理学能够作出各种各样的描述。然而，没有一种精神病理学理论能够避免对人的扭曲，因为，正是这种理论通过它自己的主观愿望（尽管它或许试图反对自己的主观愿望）把扭曲强加于人。名副其实的精神病理学必须预先假定“精神”（精神结构或内心结构）的存在。它必须预先假定，客体化（无论它是否伴随着物化，这物化通过虚幻的“物”或系统的思考方式产生出来，再强加于人）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概念性的关联，其对象是作为人与别人一道行动的他人。不仅如此，名副其实的精神病理学还必须预先假定，它的概念模型不仅能模拟健康的生物体功能，也能模拟生理病态的生物体功能。的确，这类比较中包含着丰富的局部相似性，使得精神病理学具有某种有效性；然而，精神病理学根本的路线方法决定了它无法理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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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１１
者的人格混乱表明他未能形成特殊的人格统一体。沸水不能成冰。正是精神病理学本身的存在使得上述二元性分裂得以延续下去。
大多数精神病理学家都希望避免这一二元性分裂，它的确是一个错误；可精神病理学又无法在自身框架之内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元论范畴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能换一个术语，把错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
应该说，不坚持“客观性”
，便没有科学性。关于人的生存的真正的科学必须尽可能公正不倚。物理学以及其他关于客观事物的科学，应该帮助人学在自身领域内保持公正不倚。
然而如果认为，要公正就要把人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非人化，那么，这种“客观性”绝非科学的态度。对于一种研究人的理论，这种非人化的企图正是一种意向性行动，这一行动，跟其他人的精神分裂性人格解体一样虚假。
这样一种物化过程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却产生虚假的“知识”
，它与对事物虚假地加以人化一样，是一种幼稚的错误。
不幸的是，个人的或主观的这样一些词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就好像它们没有能力表达任何视他人为人的真正的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回到“客观的”态度）
；相反，一提到这些词，就好像我们把主观感觉和态度混进了对他人的研究，歪曲了对他人的认识。
“客观的”或“科学的”是可敬的；相反，“主观的”或“直觉的”却声名狼藉，“神秘的”就更不堪言。有趣的是，人们在“主观的”一词前面常常加上“仅仅是”
、“不过是”等等，而“客观的”却几乎从未有如此殊荣。
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精神病理学家是弗洛伊德。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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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分裂的自我
位英雄。他进入了“潜意识世界”
，在那里遇到彻底的恐怖；他随身带去的理论就像美杜莎的头，把这些恐怖变为石头。
①
我们这些追随弗洛伊德的人，能够分享他从那里带回来传给我们的知识。他成功了。现在，轮到我们证明自己能否成功，而毋需借助于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只是防御性的理论。
与作为人或作为物之患者的关系
生存现象学所讨论的生存，可以是自己的生存，也可以是他人的生存。在他人恰好是患者的情况下，生存现象学便试图帮助患者重建其生活方式，使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自己而存在。当然，在治疗关系中，核心问题也许是患者“与我一道存在”
（ｂｅｉｎｇｗｉｔｈｍｅ）的方式。
B患者向精神病医生诉苦，从最明确的难题（如“我不想从飞机上跳下去”）到最含糊的问题（如“我无法说明我为什么真的来了。
也许不对的只是我自己“）
，都可能向医生吐露。
不管患者吐露的苦恼是多么明确或多么含糊，有一点始终是清楚的：通过诉苦，患者把他的生存、他整个在自身世界中的存在引入了治疗过程；患者可能有意，也可能无意，这无关紧要。此外我们还知道，患者之存在的这些方面也许都未表达清楚，但其中每一方面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方面相联系。
①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其目光能使所见者变为石头。其头后被英雄珀尔修斯割下作为武器。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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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３１
在这里，生存现象学的任务，是要探讨他人的“世界”是什么，以及他在自身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关于某个人的存在，我的想法也许一开始就与他自己的想法不符，也不同于其他精神病学家的见解。例如，在我看来，任何假定的个人都是一个有限的生命，有始有终，有生有死，同时也有一个身体，使他得以生存于此时此地。我个人认为这些表述适用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因而用不着每一次都给出证明；实际上也无法证明或否定。然而，我的一位患者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却远远超出了生与死的层面。他认为他根本不只属于一时一地；对于他来说，这不是“想象”而是“事实”
；换句话说，他认为他拥有超时空的存在。即便我不把他看作精神病人，我也无法证明他错了，虽然我很想证明这一点。在实践中相当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关于某人的存在，我们的概念或经验与他自己的概念或经验可能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定向，作为一个人进入他人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把他人看作我们自己世界中（即自己的整体参照系统中）的对象。我们必须有能力实施这种自我定向，而不被关于谁对谁错的偏见所局限。这样的能力是精神病学家的先决条件。
与别的治疗方法相比较，在心理治疗中，人的存在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层面：每个人都与他人既相独立又相联系；两者互为必要条件。只有当存在者既独立又不孤立，他们之间才会有人的联系。我们既不孤立，也保持独立，这就形成了悖论：我们与他人的联系和独立都是我们存在中的基本层面，。。
但任何特定的个人都不是我们存在的必要成分。这一悖论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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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分裂的自我
重建患者与他人的联系是心理治疗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倾向。一位紧张症患者也许在数小时之内不吐一词，好像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生存；但治疗者并不一定是在浪费时间。这就是治疗者应该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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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５１
第二章 从生存论现象B学理解精神病
流行的精神病学行话还有另一个特征。它把精神病说成是患者在调整过程中的社会性和生物性失败，说成是一种强。。
烈的不适，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现实，缺乏内省。正如凡。。。。。。
登。伯格（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５５年）所说，这些行话是不折不扣的“诋毁之词”。至少就１９世纪而言，说这些话是缺乏道德感的表现。
从许多方面说，这实际上想在思想上逃避自由、选择和责任的结果。但是，在这些行话中，包含着某种作人的标准，它正是精神病患者所不能达到的。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些“诋毁之词”中完全没有可取的内容。我只是认为，当我们明确判断某人为精神病时，应该采取比过去更为坦诚的态度。当我判断某人是精神病时，我绝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我看出他头脑不正常，对自己或者对他人都很危险，他需要到精神病院治疗，需要看护。然而我同时也知道，按我自己的观点看来，有些人虽然被认为精神健全，但他们的头脑同样不正常，同样危险。差别只在于，社会没有将他们送进疯人院。我知道，被认为患有妄想症的人，在他的妄想中也许会告诉我真理。我这样说，并非含糊其辞，也不是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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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分裂的自我
而是表达相当正式的看法。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许会让光明进。。
入自己破碎的心智，而这光明却不会进入许多正常人的完整。
的心智，因为这些心智对外是关闭了的。按照雅斯贝尔斯的看法，以西结（Ｅｚｅｋｉｅｌ）
①就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作为精神病专家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它也是本书一个重要的背景。我遇到的难题是，在我亲自与之打交道的人们中间，除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外，我难于真正找到精神病的“征兆和症状”。
我只能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因为自己不善于处理各种幻觉和妄想等等。把我自己的经验与标准教科书中对于精神病的描述相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描述并不适用于我所接触的患者，这些患者的行为方式与教科书作者们描述的并不相同。
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我就错了。也许是他们错了，但那又怎么可能呢？下面所说的也许是事实：标准教科书是在一个行为场（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ｆｉｅｌｄ）里描述人们的行为，精神病医生也包括在这个行为场中。在标准教科书里，患者的行为与同一行为场中精神病医生的行为似乎有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后者的结果，即标准患者便是标准医生的结果，是标准精神病院的结果。布
①以西结（约公元前６世纪初）
：古代以色列先知和祭司，《旧约。以西结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是该书作者之一。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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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７１
洛伊勒（Ｂｌｅｕｌｅｒ）
①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著名描述形象地B表达了这一点。正如布洛伊勒自己所说，研究结果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比他家中花园里的鸟儿更不可思议。
我们知道，布洛伊勒并非是以精神病医生的样子与患者打交道的。他怀着尊重、礼貌、关心以及科学的好奇心接近患者。尽管如此，患者首先还是被视为临床病人，而布洛伊勒要作的事情，是通过观察患者的病征②，诊断患者的病情。
那么多的精神病专家，都把布洛伊勒的临床方法视为不证自明，理所当然。他们会发现很难理解我的思想。不错，今天我们有着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然而布洛伊勒的方法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它自然也被非医学界人士视为理所当然——在这里，我所谈论的始终是精神病患者（换句话说，就像大多数人直接对他们自己说话，而不是对你或我说话）。今天，精。。
神病专家们口头上声称自己采取了全新的观点、眼光和态度，然而在实践中依然墨守陈规。他们信守的方法被认为是如此完美、如此有价值，同时又如此安全，以至任何人都有理由。。
怀疑，这种临床职业态度可能并非完全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就是误用。对于一个称职的医生来说，他必须注意患者的行为所透露出的感觉和感情，不仅如此，他还要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当患者感到焦虑时，他自己的血
①布洛伊勒（１８５７—１９３９）
：著名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裂症研究的先驱，首倡“精神分裂症”一词，并因这方面的研究而享有盛名。他认为早期精神分裂症并非绝对不可治愈。 ——译 注②此处译作“病征”
而不是“病症”
，因为作者用的是ｓｉｇｎｓ（征兆）
而不是ｓｙBｍｐｔｏｍｓ（症状）
，以区别疾病的征兆和疾病的症状。 ——校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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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分裂的自我
压也可能有所增加，脉搏也可能加快，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一个人像审视机体一样审视“人心”
，甚至整个人，他就不会关注自己此刻感情的性质。
不管这些感情是什么，它们都被忽视了，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中，他所采取的，仍然是标准化的职业眼光和态度。
自克雷佩林（ｋｒａｅｐｅｌｉｎ）
①以来，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态度原则上并无改变。随便翻开一本目前英国的精神病学教科书［例如迈耶（Ｍａｇｅｒ）和格罗斯（Ｇｒｏｓ）
、斯莱特（Ｓｌａｔｅｒ）和罗斯（Ｒｏｔｈ）
］，都会看到类似的态度。把它们与B克雷佩林的下述演讲相比较，就会明白我们的断言。
下面是克雷佩林就一位患者向他的学生所作的解说，这位患者显示出紧张症的兴奋征兆：
我今天让你们看到的患者，几乎是被架进屋子里的。
他用脚掌的外缘撑住身子，罗圈着腿走进屋子。与此同时，他甩掉拖鞋，大声哼唱，并（用英语）喊叫了两次：“我爹，我亲爹！”患者１８岁，奥伯里尔希勒（ＯｂｅｒｅBａｌｓｃｈｕｌｅ）
（高年级现代分校）的学生，高身材，体格相当健壮，然而面容苍白，时常浮现短暂的红晕。患者闭眼坐着，对周围不加注意。讲话时也不睁开眼睛。开始声音低沉，后来渐渐变成尖叫，越来越响亮。当问他身在
①克雷佩林（１８５８—１９２６）
：著名德国精神病学家，其精神病分类法在２０世纪初期影响极大。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内源性的，病因是大脑的器质性改变，因而无法治愈。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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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９１
何处，他回答说：“你也想知道这个？
让我告诉你谁正受审讯。谁受了审讯，谁将受审讯。我全知道，也可以告诉你，但我不愿意。“当问及他的姓名，他尖声回答：”请问你的姓名？
他闭上的是什么？
他闭上眼睛。他听到了什么？
他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怎样？
谁？
何时？
何地？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叫他看，他却不好好看。
喂，你，快看呀！那是什么？怎么啦？注意！瞧，他不注意。我再问你，那是什么？为什么不回答？你又要乱来吗？你怎么这样乱来？我来了！让我教你怎么做！你别想耍弄我。你也别想变聪明！你是个乱来的家伙，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乱来的家伙。
他又开始了吗？
你什么也不懂，一点也不懂。他完全不懂。你愿意照我的话做吗？他不想，他不想做。你还想乱来？你还要乱来？他们怎样注意，他们就能注意。“患者不停地叫骂，直至语不成声。
这里，在诸多现象中，克雷佩林注意到了患者的“不可接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