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２分裂的自我
第十一章 荒园之魂：对一位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
因为，真理胜过一切怜悯……
马克西姆。高尔基
我认识朱莉亚（Ｊｕｌｉｅ）时，她２６岁，在一家精神病院的隔离室里已经关了９年。在这９年里，她变成了一位“不可接近的、退缩性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她有幻觉，爱摆弄姿式，做各种刻板的、稀奇古怪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动作；她几乎沉默不语，即便说话，也是最为“退化的”
“精神分裂症性言语”。入院以后，她被诊断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接受了一个疗程的胰岛素治疗，未获效果；此后就再没有为让她恢复正常作出任何特别的努力。
既然问题还是还给了她自己，那么毫无疑问她很快就会在生理上完全“崩溃”。幸而，在护理员的看护之外，她母亲承担起了隔离室外几乎全部的日常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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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岁那年，她表现出一些奇怪的、让人吃惊的言行，父母于是带她去看精神病大夫。从医生的记录来看，在她与医生的谈话过程中，她的非言语性的行为并未有任何特别的不正常之处，但她所说的东西已足以据之把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用临床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她患有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孤独症、虚无妄想、迫害妄想、万能妄想。她差不多有你能想象的任何想法，有世界末日感，有幻听、情感枯竭，等等。
她说，她的麻烦在于她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她竭力想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她生活中没有幸福，她竭力要寻找幸福。
她觉得自己不真实，觉得自己和他人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界线。
她担心自己太具破坏性，因而认为最好别碰任何事情，以免引起损害。她关于她母亲谈得很多。她说她母亲正在窒息她，她母亲不会让她活着，她母亲从来就不想要她。由于她母亲总是鼓励她多交友、跳舞、打扮等等，因而，她对她母亲的指控表面上看来是显然荒唐的。
不管怎样，朱莉亚基本的精神错乱性言语是：“有个孩子被谋害了。”关于这一点的细节，她相当含糊。她说是她弟弟（她没有弟弟）
的声音告诉她这件事的。
不过她也不敢断定这声音就真不是她自己的。那孩子被害时穿着她的衣服，有可能就是她自己。
她无法确知她是被自己还是她母亲谋杀的；她准备报告警察。
朱莉亚１７岁发病那年所说的多半就是上述这些内容。
从她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生存真理（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ｕｔｈ）
：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不真实的。我们也能明白她说她竭力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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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以及她感到自己如此空虚却又如此具有破坏性是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此之外应该指出，她的表达方式是“寓言式的”。我们猜想，她对她母亲的指控必然与她未能成为一个人有关，但这些指控在表面上看来是相当荒唐而不着边际的（参见后面）。不管怎样，当她说到“有个孩子被谋害了”
，一般人的通感就很难跟上了。于是，她被独自留在一个无人能与之共享的世界中。
下面，我希望对这一精神病的本质作出考察。这场精神病是从１７岁那一年发作的，因此我认为首先应对她此前的生活作出考察。
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传记
要得到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生活的恰当而充分的材料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想对单个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出有创。。
见性的研究，那么，对其生活史的每一考察都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仅仅通过几次谈话所得到的“例行报告”甚或所谓动态定向生活史，也许几乎无法向一项生存论性质的分析提供必要的关键信息，但对此不可过分强调。在朱莉亚这一特殊病案中，有好几个月，我与她母亲每周见面一次，并与她父亲、大她３岁的姐姐（朱莉亚于此外别无兄弟姐妹）以及婶婶各有若干次谈话。然而如所周知，收集任何一种事实都无法完全不受偏见的影响。例如，塞尔斯（Ｓｅａｒｌｅｓ，１９５８年）
（在我看来是绝对）
正确地强调指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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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９０２
母亲之间，存在着一些积极主动的感情。这一发现独独被大多数别的观察者所“错过了”。
我并不幻想本章的研究能完全免除我未能觉察到的偏见的影响。
父母、姐姐和婶婶形成影响朱莉亚成长的人际小环境。
患者在其人际小环境中的生活，是精神病临床传记的核心内容。
因而，从自我意识的角度说，这种传记的眼界是有局限性的。
患者的家庭只是更大的社团中的单元，而在社团水平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却没有与我们关注的问题直接相关联。
这。。
并不是说，这些因素没有深刻影响家庭的性质以及患者的本性。但是，正如细胞学家一样，作为细胞学家，他把关于亲代关系宏观组织结构的知识用于细胞现象描述，与此同时即占有了这一知识。与此相似，为了理解朱莉亚怎样变成精神病人，我们研究她的家庭关系；而在这种研究中，范围和规模较大的社会学问题，是作为非直接的相关因素引入的。因而我认为，这份门诊传记的主人公是一位苏黎士的工人阶级姑娘，还是一位林肯郡的中产阶级姑娘，或是一位得克萨斯州百万富翁的女儿，并不会导致本质的区别。处于上述这些不同社会及阶层的人们，其人际关系中会产生非常相似的人之可能性（ｈｕｍａｎｐｏ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总而言之，我所描述的，是发生于２０世纪西方世界而不是其他世界的事情。
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根本特性是什么，只知道这些特性使各种大致相似的人之可能性得以产生。然而，作为心理学家，我们绝不能忘记，如果越出我们的２０世纪西方世界观，那么即便在同样的临床人际小环境之内，也会得出极为不同的模式。
上述简单的说明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我感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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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临床精神病学有向被我一位精神分裂症朋友称之为“社会性笨拙”发展的趋势，而苏联精神病学却在人际层面表现出相当的笨拙。尽管我相信，一份临床传记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人际环境，但是我们不应由此构造一个封闭体系，把家庭关系之外对研究有意义的相关因素排斥在一边。
回到朱莉亚的病案上来，尽管不同的交谈者对朱莉亚的生活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她的生活可分为如下三个基本阶段：
（１）患者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孩子，直到她逐。。
渐开始（２）变坏，其言行使人极为不安，总的说来“越。
来越糟糕“
，直到（３）越出所能容许的界限，此时，只能认为她完全疯了。。。
父母一旦“知道”女儿疯了，便责怪自己未能及早认识到这一点。她母亲说：
开始我只是讨厌她对我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但随之发现她无法把握自己了……本来是个多好的姑娘啊。
后来她开始胡言乱语……唉，要是我们早知道多好啊。
如果我们认为她应该对自己说的东西负责，那恐怕不对吧？
我知道她不会故意向我说那些可怕的事情。一方面，我责备自己；一方面，我又很高兴这只是一场病，可要是我早点带她来看医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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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好、坏、疯的精神含义，但是现在却了解了很多。当然，一开始，正如朱莉亚的父母所回忆的，她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完全正常。她是好的、健康的、正常的。接着，她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使身边所有重要的人都一致认为。。
很“糟糕”。不久，她就“疯了”。
关于最初这孩子的具体什么行为在父母看来是好，是坏，还是发疯，上述过程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但它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她最初的行为模式完全符合父母心目中好的标准和赞扬的标准。
后来一段时间，她变“糟糕”了，变“坏”了，也就是说，她“做出了”父母最不希望在她身上看到的、也最不相信在她身上能存在的言行。眼下我们还无法说事情为什么是如此，但是，朱莉亚能做出这样的言行，这一点对于她父母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一开始，他们试图让自己相信事情没那么严重，但随着朱莉亚的触犯言行越来越多，他们又拼命加以否定。因而，当朱莉亚不再说她母亲不让她活，而是说她母亲谋害了一个孩子时，他们一定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此后一切都可原谅了。
“可怜的朱莉亚病了。她自己没有责任。我怎么能有丝毫这样的念头：她是故意对我说那些话呢？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做她的好母亲。”后面我们还将回到这最后一句话来。
朱莉亚家庭的成员普遍认为她的病情发展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好—坏—疯。发现患者环境中的人们对患者行为的理解方式，与获得患者行为本身的历史一样重要。后面我将概括地证明这一点，但眼下我将先考察有关朱莉亚的一件重要事情，这是她父母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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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亚的父母没有隐瞒事实，也不想回避问题。总的说来，他们俩人都非常希望能为我提供帮助，因而没有蓄意保留有关事实的信息。值得注意的倒是在于，有些事实被忽略了或低估了，更确切地说，有些事实中明显的可能的含义被忽略或低估了。也许，我们最好先按他们的框架把朱莉亚生活中的有关事件归纳起来，对朱莉亚的生活作出一个简要的说明。我的说明主要是根据她母亲的话作出的。
第一阶段：正常的好孩子
朱莉亚幼时从不是个好要求的孩子。很容易就给她断了奶。从１岁零３个月撤尿布后，没有出现什么麻烦。朱莉亚从不是个“麻烦”。她总是按吩咐去做事情。
这是朱莉亚母亲的基本结论，它支持朱莉亚当时始终是个“好孩子”的看法。
然而，按照这样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孩子从来是缺乏生命力的，因为，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孩子是好要求的，是一个麻烦，并且决不会总是照吩咐去做。情况多半是，小朱莉亚绝非像她妈妈希望我相信的那样“完善”。然而极为重要的事情是，正是这个“好”
，体现了Ｘ夫人关于什么是完善的孩子的理想。也许这孩子并非那么“完善”
；也许她母亲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害怕我对她作什么指责。对于我来说，关键的事情看来在于：Ｘ夫人显然把孩子身上那样一些东西当作了理想的好、健康和正常，而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则表明了内在的死亡。因而，如果我们不单只考虑从家庭抽象出来的患者，而且考虑患者所属的整个家庭关系系统，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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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就不在于患者的父母和婶婶全都描绘了一个在生存意义上没有生命的孩子，而在于：患者的环境中没有一个成人知道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生与死的区别。相反，生存意义上的死亡状态却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让我们依次考虑朱莉亚母亲在前面所说的每一句话：（１）小朱莉亚从不是个好要求的孩子。她从不真为吃东西而哭喊。她从不贪婪地吮吸。她从不把奶瓶吮吸一空。她总是“嘤嘤咽咽”的。她不会一下子长胖。
“她从不想要什么东西，可我觉得她从未满足过。”
照此描述看来，这孩子口欲的饥饿和贪婪从未得到表达。
她没有表现出健康的、饱满的欲望本能：激动的哭喊，有力的吮吸，把奶瓶吸光，然后满意地饱足地呼呼大睡。
相反，她老是亏待自己，看来很饿，但得到奶瓶时却懒懒散散地吮吸，从不满足自己。从这个婴儿自身的眼光来重建这些早期经验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在这里，我希望限制自己，只考虑她母亲在２０年后所回忆的那些可观察的事实，并从中得出我们的结论。
正如前面指出，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侧面并非简单地在于我们得到了小朱莉亚的肖像——她虽然在生理上活着，但在生存的意义上却没有生命；最重要的侧面在于：她母亲完全没有理解实际情况，她记忆中小朱莉亚的有关行为本来是最没有生命力的，可她却始终为之感到高兴。我相信，这一点从病因学上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孩子不“为要求”而哭喊，也不吸光奶瓶，这并未引起她母亲的警觉；她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朱莉亚基本的口欲本能驱力未能得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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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和实现；相反，她把这看作“好”的象征。
Ｘ夫人反复强调，朱莉亚从不是个“好要求的”孩子。
这并没有意味着Ｘ夫人本人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事实上，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向朱莉亚“奉献了她的生命”。我们将看到，朱莉亚的姐姐小时候即是好要求的、贪心的孩子，她的母亲从未对她抱太大的希望：“我只是让她走自己的路。”
总之，看来正是朱莉亚从不好要求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她母亲给予了她这么多。可朱莉亚长大后不仅没有为这一切表示感谢，反而开始指责她母亲从不想让她活着。这时，她母亲。。。。。。。
当然会感到事情非常可怕。在我看来非常可能的是，由于某种遗传因素，小朱莉亚的器质生来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不容易表现出本能的需要和本能的需要性满足（ｎｅｄ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Bｔｉｏｎ）。然而，用最一般的话说，朱莉亚环境中所有的其他人都把这一特征当作了好的象征，对这种缺乏自我行动（ｓｅｌｆBａｃｔｉｏｎ）的倾向表示了赞同。一方面，小朱莉亚几乎完全不能实现其本能需要的自我满足；另一方面，她母亲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两方面合起来，成为她母亲与小朱莉亚最初关系中一个正反馈因素。对于这一结合的特殊性质，我们需要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２）很容易就给她断了奶。在喂奶的过程中，婴儿首次与他人建立了积极的、生动的关系，首次主动地与他人一道生活。
到断奶时，一般的婴儿可望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拥有“自己的方式”
，也感觉到母亲是一个持久的榜样。在此基础上，断奶不会太困难。这时，婴儿通常会玩“断奶游戏”。
例如，他会把线卷扔掉，再找回来，再扔掉，再找回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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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循环往复。他玩的游戏看来正好体现了断奶过程中的中心问题：对象失去了，又回来了，又失去了，等等。而且，这种游戏通常还是以他的方式进行的，使我们觉得它“很自然”
，还使我们觉得他能控制游戏。在前面（边码第１１５页以下）弗洛伊德的那个病案中，小男孩握住线卷的线头把线卷扔出去；但在实际中，他却无法通过握住母亲的“围裙线头”控制母亲。而在这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朱莉亚在最初几个月内没有形成自主性（有了这种自主性，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自己的头脑）
，那么毫不奇怪，她会显得很容易就被断了奶，虽然这很难说是真正意义的断奶——因为这位婴儿放弃的东西，原来却是她从未拥有过的。
事实上，在朱莉亚的病案中，甚至很难说有断奶这件事。当时，各种事情都很顺当，以至她母亲后来很难回忆起具体的事情。然而，她却的确记得，她曾与患者一道玩过“扔出去”
的游戏。
朱莉亚的姐姐按通常的方式表演了这一游戏，唤起了她母亲的回忆，她生气地回顾说：“当时我相信，她（朱。
莉亚）不打算跟我一道玩这种游戏。那时她刚能爬，我把东。
西扔出去，她却爬过去捡回来还给我。“。
几乎没有必要来评论这种角色颠倒的含义，可以说，朱莉亚为什么未能发展出真正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这种角色颠倒有着密切关系。
据说她很早（刚满１岁）就能走步，而且，如果她不能很快穿过屋子的地板走到她母亲跟前，她就会尖声叫喊。当时屋里的家具都作了调整，其原因是“朱莉亚害怕有任何家具挡在她和我之间”。
她母亲认为，这表明了她女儿始终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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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爱她。
到三四岁时，如果她母亲有一会儿不在她视线之内，她“差不多就要疯了”。
这一点似乎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看法——朱莉亚并没有真正断过奶，因为，在多少高于生理学的意义上说，她从未达到过能够发生断奶的阶段。由于她从未确立自主的自我存在（ｓｅｌｆｂｅｉｎｇ）
，因而，她无法着手通过在与不在的问题而达到B形成独处的能力。她无法认识到，他人之生理性的在场对于她自己的生存并非必要，虽然他人的不在场可能使她的需要或欲望遭受很大的挫折。
如果个体需要他人来让他成为自己，那么，这就使得他争取自主性的努力很难得到实现。换句话说，他让自己的生活卷入了一种基本的存在性不安状态。就朱莉亚而言，无论她母亲在与不在，她都不能成为她自己。
她母亲记得，一直到朱莉亚近３岁时，她母亲实际上从未离开她到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外。
（３）
从１岁零３个月去掉尿布后，朱莉亚没任何麻烦。
在这一点上，可以指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发现早熟的身体控制能力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们怎样与他人比较。
当然，患者的父母常常告诉我们，他们怎样为自己的孩子骄傲，他们表现出各种早熟的能力：爬、走、吃饭、解便、说话、不哭，等等。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父母所骄傲的东西和孩子所达到的状态之间，到底具有何种联系呢？或者说，孩子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其自身意志的表达呢？问题不在于孩子有多听话或多顽劣，而在于孩子是否感到，自己就是自己行动的源泉；或相反感到自己的行动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于母亲，尽管表面上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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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他自己（例如，处于催眠状态的个体本来处于别人的控制之下，却要假装具有自主性）。有可能，此时身体会完善自。。
身技巧，以便完成所希望它完成的一切，但真正的自我行动看来绝不会得到任何程度的确立；相反地，所有的行动都与外在指向保持了几乎完全的顺从和一致。就朱莉亚的病案而言，她的行动方式显然系她母亲培养训练所致，只是“她”
不在“其中”。朱莉亚后来说她从来没有变成一个人，其含义正在于此。作为一位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朱莉亚老说自己是口“一撞一响的钟”
（或“听话的乖乖”）。换句话说，她完全为别人的要求所左右。
（４）她总是按吩咐去做。关于讲真话和撒谎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有过讨论。要顺从、要听话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无法不顺从不听话却不是最好的理由。从Ｘ夫人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出，除了朱莉亚自己所谓“听话的乖乖”
，这位母亲并未承认朱莉亚身上别的可能性。她向这听话的乖乖“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她却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这位很乖的、听话的、干净的小姑娘，这位如此爱她母亲以至一把椅子的阻隔就会令她几乎发疯的小姑娘，被僵化成了一样“东西”
，由于过分惊吓而未敢成为一个人。
２５年以后，这位母亲仍然否认这一点。
（５）她从不是个“麻烦”。事情现在清楚了，从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开始，朱莉亚就没有自主性。从她母亲的回忆可以判断，她从未发展形成自己的行为方式，各种本能需要从未通过身体活动得到表达和满足。
从一开始，对真实的乳房的真实的欲望的真实的满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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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亚身上从未发生过；这一点一表现出来就得到她妈妈的认可，后来也是如此。
“她从不会多拿蛋糕。你只要说‘朱莉亚，够了’，她不会拒绝。”
前面我们曾指出，厌恨或敌意怎样可能只是通过假自我系统的顺从表达出来。朱莉亚的母亲嘉奖她的顺从，但朱莉亚却进一步发展这顺从，以至使其变得“不可能”。到１０岁左右，朱莉亚每天要列一个日程表，把这一天她被告之所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她要做的事情预先记下来，然后照此开始一天的生活。
如果她母亲拒绝遵守这一惯例，她就会哭哭啼啼。
她母亲回忆说，这时只有一顿痛打，才能使她不哭哭啼啼。
再长大一些，给她的钱她也从不自己去花。即使鼓励她表白自己想要什么，鼓励她自己去买衣物，鼓励她像别的姑娘一样去交朋友，她也不会表明自己的愿望。她要她母亲给她买衣服，也没有交朋友的意图。她决不会自己作任何决定。
除了上面提到的哭哭啼啼，朱莉亚小时候还有一些其他事情使她母亲不安。约５—７岁时，她常常一面啃咬指甲，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从一开始，她就喜欢把话倒着说。到８岁时，她突然开始很能吃，持续了几个月，一直到恢复她通常随便吃点的习惯为止。
然而，她母亲把这些都简单看作过渡阶段。可是，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却得以瞥见一个具有强烈破坏性的内在世界，它竭力要表明它的欲望。但是，这欲望是短命的，很快就被约束和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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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糟糕的”阶段
从１５岁开始，朱莉亚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从那么一个“好”姑娘，变得很“糟糕”。这时，她母亲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她认为朱莉亚应该尽可能跟她呆在一起，可现在她开始鼓励她多出去玩，交朋友，看电影，甚至跳舞和交男朋友。然而，患者“固执地”拒绝这一切。相反，她或者闲坐无事，或者独自逛街，从不告诉她母亲何时返回。她把屋子弄得凌乱不堪。她继续珍爱着一个玩具娃娃，而她母亲认为她早该“摆脱”这种爱好了。后面我们还将回到这个玩具娃娃上面。朱莉亚对她母亲的漫骂无休无止，可却总是集中在同一个题目，总是指控她母亲不想要她，不让她成为一个人，不让她呼吸，试图窒息她。她对母亲破口大骂，但对其他人却可以显得很可爱。
到此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朱莉亚与其母的关系。在作更深入的讨论之前，必须对整个家庭的情况略作考虑。
近年来，引进了“具精神分裂症形成因子的”母亲（“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ｏｇｅｎｉｃ”ｍｏｔｈｅｒ）这一概念。最初，人们认为B这一概念中含有“政治迫害”的倾向，幸运的是，这种认识现在开始逐渐淡化了。这一概念可通过各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但它可以由如下的术语加以规定：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成为这样一种母亲，她阻止而非促进或“强化”孩子身上可能存在的遗传决定的、与生俱来的趋向，这种趋向有利于孩子形成不同阶段之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不限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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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２分裂的自我
亲，整个家庭都可能阻止而非促进孩子形成这样的能力：参与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自我与他人共同享有的世界。
精神分裂症是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果：个体希望在与他人相处中作一个完整的人，但却遭遇到异乎寻常的困难，不能跟他人一样以通感（即社会共同感觉）的方式在世界中体验自身。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一样，是“一个被给定和被建构的整体单元”
（黑格尔语）
；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用父。。。
母（首先是母亲）所策划的东西所组成的整体单元，是孩子用这些东西组成的整体单元。为了自己幼小的孩子，妈妈和爸爸把这个世界作了很大的简化。随着孩子能力的成长，他开始从混沌中摸索模式，把握越来越复杂之事物的独特性和内在联系，正如布伯（Ｂｕｂｅｒ）
①所说，他渐渐被引进“一个具有可行性的世界”。
然而，如果母亲或家庭的策划不适合孩子生存的要求，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孩子不得不发展形成自己具有洞察力的眼光和想象力，并以此支撑自己的生活——正如威廉。布莱克成功地所做的那样，正如兰波②成功地所指出的那样（当然，他们的生活本身可能不是那么成功的）
；或者，孩子只能走向疯狂。
正是在与母亲之间最初的爱的联系之外，婴儿开始发展形成为自己的存在（ｂｅｉｎｇｆｏｒｉｔｓｅｌｆ）
；而母亲一开B始也正是通过这些联系向婴儿推行她所“策划”的环境。对
①布伯（１８７８—１９６５）
：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２０世纪人类精神生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译 注②兰波（１８５４—１８９１）
：法国诗人，象征主义的典范。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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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１２
于婴儿来说，所给的环境也许是可以设法进入的，但也可能。。
当时刚好没有可行性。然而，不管个体头一岁的生活是多么重要，个体置身于其中（从婴儿期、童年期直到青春期）的环境也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产生巨大的作用。在婴儿期以后的各个阶段中，父亲或其他重要成人就会在孩子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与孩子的直接关系中，也通过对母亲的影响间接地体现出来。
这些考虑提醒我们，不应该只考虑具精神分裂症形成因子的母亲，还应更全面地考虑具精神分裂症形成因子的家庭。
这样做至少能鼓励人们更多地着手研究作为整体的家庭环境动力学，而不是或多或少地脱离家庭动力学，仅仅对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等作孤立的研究。
①
朱莉亚的姐姐比她大３岁，已婚，直率而决断，却不乏女性的魅力和妩媚。据她母亲讲，她从生下来就“难对付”
，好要求，始终是个“麻烦”。简言之，她看来是个相当“正常的”孩子，而她母亲对她绝不太认同。可是，她们看上去却相处得很好。她姐姐认为，她母亲是个喜欢支配的人物，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她。
“她为朱莉亚做各种事情，朱莉亚永远是她喜欢的对象。”
很清楚，她姐姐很早就达到了完整的自主状态。如果对她姐姐的人格作较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神经症成分，可这并未妨碍她达到朱莉亚从未达到的基本的存在状态。小时，她有许多同龄朋友，都比朱莉亚大得多，朱莉亚似乎难以接近他们。她只能耽于对一位大姐姐
①请特别参见莱恩和埃斯特森（ＬａｉｎｇａｎｄＥｓ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４）。——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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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分裂的自我
的幻想，那是一位“仁慈的姐姐”
，是她的“世界”里不多几个重要的美好形象之一。
朱莉亚的父亲扮演了显然较重要的角色。
在她母亲眼里，他是个“性动物”
；而在他眼里，她母亲冷淡，缺乏热情。除必须要交谈的内容，俩人别无多话。他在其他地方得到性的满足。在与我的交谈中，他们彼此的指责很多，却很少有关于女儿受虐待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朱莉亚的父亲所说，他没有很多可以告之的东西，因为在朱莉亚生下来之前，他就“在感情上离开了”家庭。
患者的姐姐向我讲述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朱莉亚必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件事情她母亲或许不知道，而第二件事情她母亲不会自己告诉我。
第二件事情后面再讲。
第一件事情发生时，朱莉亚大约十四五岁。尽管在朱莉亚和父亲之间存在着距离，尽管父亲不那么容易接近，朱莉亚似乎还是喜欢她父亲。他偶尔带她一道散步。可有一次，她哭着回到家里。她母亲曾对我提到这件事，她相信在朱莉亚和他丈夫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可她无法知道；朱莉亚坚决不告诉她。此后，朱莉亚就不再跟她父亲打什么交道了。然而，朱莉亚却向姐姐吐露了秘密：父亲当时把她带进一个电话亭，在那里，她偷听到了他与他情人之间一场“可怕的”谈话。
Ｘ夫人从不放过机会向两个女儿骂她的丈夫，她试图不公正地拉大女儿和丈夫之间的距离，争取她们站到自己一边。
然而，姐姐保持了中立，而朱莉亚显然也绝不愿意与她母亲公开结盟反对她父亲。电话亭事件之后，她只是中止了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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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３２
亲的来往，可从不向她母亲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而父亲，如他自己所说，已在情感上脱离了家庭。他不向两个女儿指责自己的妻子，因为他并不需要她们支持他反对她们的母亲。
尽管他认为她是个没用的妻子，但他认为：“公正地说，她是个好母亲。我承认这一点。”姐姐看到了双方的问题，但竭力保持理智和平衡，不让自己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不过如果要她抉择的话，她会站在妈妈一方反对爸爸，而且站在妈妈一方反对朱莉亚。
这后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从一般的观点看来，朱莉亚对她母亲的指控压根儿就是荒诞不经的，压根儿听起来就是疯话。朱莉亚老说别人要窒息她，不让她活，不让她成为一个人。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胡言乱语”对这个家庭是毫无道理的。她说她母亲不想要她，可她母亲恰好最喜欢她，为她操持一切，给予她一切。她说她母亲是在窒息她，可她母亲却在催促她成长。她说她母亲不想让她成为一个人，可她母亲却希望她交友、跳舞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夫妻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和分歧，但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却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他们双方都对患者的假自我加以肯定和赞赏，而将其余一切都加以否定和拒绝。这种同盟在朱莉亚的“糟糕”阶段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时朱莉亚彻底背离了父母眼中真实的人的标准，背离了那种顺从的、毫无生命的生活方式。于是他们对朱莉亚整个儿加以否定；不仅如此，对于朱莉亚针对他们所作的指责，他们竟然毫不“介意”。
在这一阶段，朱莉亚和她母亲都在垂死挣扎。处于精神病状态的朱莉亚自称为泰勒夫人。这意指什么？这意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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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分裂的自我
是裁缝①做的“。
“我是缝制的少女；我是被别人制造、喂养、服侍和裁剪的。”这是精神病语言，倒不是因为它们可能不“真实”不“正确”
，而是因为它们有着隐晦的含义，正如密码一般。如果不是患者自己来解码，这些含义常常很难被揭明。然而，即便这些精神病语言，看来也表达了难以反驳的观点。朱莉亚当时十五六岁，她用这些疯话扼要地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指责。这些“胡言乱语”是她的“糟糕”表现。在这一阶段，最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形成的因子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并非简单地只是朱莉亚对她母亲的攻击，甚至也不是她母亲的反击，而是她身边完全没有人能够或愿意从她的观点看到某种意义，无论其正确与否。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她父亲和姐姐都未能看出朱莉亚一方的合理性。正如我们治疗小组中的那位患者（参见边码第４３页）
，她并非为争论本身的胜负而战，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而朱莉亚，她并非只是简单地为维护其生存而战，而是竭力实现其生存。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出，一直到十五六岁，朱莉亚还几乎未能发展形成所谓的“通感能力”。家庭的通感未给予“她”生存。妈妈总是对的，只能完全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