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相当有喻意的名字。“伐尔克里”在北欧日耳曼神话中是一群美丽而可怕的少女，传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被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的自然是阿道夫
?希特勒。
其实刺杀的计划一直在进行中。
1944年7月7日，施陶芬贝格去元首山庄汇报工作，他在公文包里放置了定时炸弹。不过因当时纳粹两个重要人物戈林和希姆莱不在场，施陶芬贝格觉得不能放过这两个家伙而
放弃了这一机会。
7月15日，施陶芬贝格再次夹着提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这一次希姆莱和戈林还是不在场。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告知虽然只有希
特勒一人，他也决定启动炸弹装置。可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走了。第二个机会又错过了。
事不过三。7月19日，施陶芬贝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13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狼穴”报告关于编组新的 “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不论
另外两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
7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是德国东普鲁士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拉斯滕堡附近的元首大本营———“狼穴”周围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卫兵手中牵着狼狗走来走去。
早８时，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飞往“狼穴”。他的公文包里放了3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
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狼穴”。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便上前询问，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小变故。由于希特勒下午要会见墨索里尼，原定下午3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中午12时 30分。
在战争中左眼失明，左手只剩3根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异常。在希特勒副官不断的催促下
，他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12分钟，然后他换下湿透的衬衫，匆忙返回会场。
他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三个窗子。显然，炸弹在这里的
威力将大打折扣。
但是一切都已经不再受当初的计划控制，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他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
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20来个军官。
施陶芬贝格以战争中听觉受损为由靠近了希特勒的座位。他站到离希特勒约两米远的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这张橡木大桌桌腿的内侧。
时间已经过去了７分钟，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
施陶芬贝格借口要给他的上司打个紧急电话，趁机溜了出去。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就在施陶芬贝格出去后，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却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就用一只手把它拎起来放到了
桌腿靠外的一侧。
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实的桌脚——也许正是这个看来不经意的一挪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随后的历史。
12时42分，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皮包里的炸弹准时爆炸。在场的24名与会者中4人当场死亡，希特勒却逃过一劫。
当希特勒被人搀扶着走出被炸成瓦砾的会议室时，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的头发被烧焦，右胳膊肘有轻微淤血，左手掌有几处擦伤，双耳鼓膜受损。但他的命还是保住了。
巨响之后，施陶芬贝格看到建筑物冒出的浓烟和火舌，他如释重负。施陶芬贝格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拉响，施陶芬贝格还是顺利通过四道党
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
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后随即命令启动“伐尔克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他们震惊无比的消息：希特勒没死!
从未停止的刺杀
不得不说希特勒的命真大。在此前的日子里，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一直在进行。
在1944年1月底，在东部前线作战受伤的22岁德国陆军中尉艾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归队。他以为自己和其他伤员一样，是被再次召去参战，因
为前线战事吃紧，德军急需补充兵员。
但当返回部队后，克莱斯特发现，自己收到的绝不是一封普通电报。
这封电报是德国后备军参谋长施陶芬贝格发出的，他已是德国反纳粹运动的秘密首领，而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干掉希特勒。
施陶芬贝格亲自对克莱斯特面授机宜：德军即将改用新军服，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军工厂决定找个时间请军官和士兵试穿，让希特勒检阅。这是刺杀希特勒的千载难逢的
好机会，只不过，刺客肯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军工厂的内线已与施陶芬贝格达成秘密协议，刺杀行动正选在希特勒阅兵之时进行，而试穿军装的其中一人便是克莱斯特。按照设想，克莱斯特要把炸弹捆绑在腹部，待希特
勒上前细看时引爆，与他同归于尽。
施陶芬贝格之所以选中克莱斯特，早已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克莱斯特的父亲是反纳粹先锋，他儿子肯定也不赖。但克莱斯特在听完施陶芬贝格几乎不动感情的介绍后，一时
无法立即答复，这毕竟是一件“壮士一去不复返”的事。
他对施陶芬贝格说：“请给我24小时，我需要仔细考虑考虑。”施陶芬贝格同意了克莱斯特的请求。
一到家，克莱斯特就关上了房门，把刺杀希特勒的设想向父亲和盘托出。克莱斯特的老父爱自己的儿子，但更爱正义。所以，他非常肯定地对儿子说：“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机
会，你会终生抱憾。”父亲坚毅的眼神和话语让克莱斯特无从抗拒，他决定豁出去大干一场。这已经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关乎良知。
就在行动紧锣密鼓筹备之时，意外发生了。新军服在盟军轰炸期间全部被毁，希特勒一纸令下：取消阅兵式。反纳粹组织只好改变计划，另辟蹊径。
这时，施陶芬贝格意识到，最理想的刺客人选便是他本人，因为只有他可以接近希特勒本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恶魔元首的“背叛”。
然而，恶魔却不容易被杀死。
18时，暗杀行动失败后，从死亡边缘上活过来的希特勒立刻向全国广播：“我的德国公民们，今天我向你们讲话的目的，是让你们听听我的声音，让你们知道我的确安然无恙
……”
希特勒遇刺却侥幸逃生的消息像暴风一样席卷德国，关于刺杀希特勒的各种计划也开始浮出水面。克莱斯特回忆说：“当时有些人认为，应该再等等，寻找更好的时机，确保
万无一失。实际上，这次失败只能说明，我们还不够坚决，不够凶狠。对付希特勒这样的人，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了血腥报复，他拘捕了约7000名“涉案男女”，处决了其中的约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德军中一批高级将领也遭到“清理”。
其中包括并没有参与密谋的德国非洲装甲军最高司令隆美尔元帅，还有名噪一时的维茨勒本元帅、克鲁格元帅等。
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他和另外4名同伴被处以死刑，拖到院子里立即枪决。据目击者说，他在最后一刻仍然大义凛然，拼命为同伴开脱，“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主
意。作为军人，他们仅仅执行了我的命令。所有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
“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这是年仅36岁的施陶芬贝格上校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叛徒？还是英雄？
1907年11月15日，施陶芬贝格于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一座小城叶廷根，这是施陶芬贝格家族世代居住的地方。
施陶芬贝格的父母都属于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宫廷的成员，母亲出身伯爵并且是符腾堡王室的宫中女官，父亲则是符腾堡国王的将军。
在一所私立小学里，施陶芬贝格接受了最初的教育。由于品学兼优，他很快转进斯图加特的精英中学与两个哥哥一起就读。一战爆发时，他刚满7岁，一方面他为德国军队在战
场上的胜利欢呼，并且写下诗歌颂扬德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见到自己的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
当1918年德国一战失败，帝制被取消的时候，一直过着奢华生活的小施陶芬贝格感到异常难过，“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如果它现在真的沉下去，总有一天一定会重新
强大的。”
然而施陶芬贝格并不能改变一个沉沦的家族和沉沦的德国的命运，最后他毅然选择了从军作为振兴家族和德国的道路。
1926年，年轻的施陶芬贝格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 骑士兵团。他的军官生涯开始于在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培训。在学校里他通常是老师的模范学生，但年轻稚嫩的面容并
不能掩盖施陶芬贝格的才华，1929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位于班贝格的兵团，并在1930年被擢升为少尉。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和冲锋队为施陶芬贝格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发挥才干的空间。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
所感染，成为冲锋队的成员，反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
他对于帝国军队和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
然而当1939年德国以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感到了困惑。作为帝国军队的军官他陷入了两种感觉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在战争中证明作为士兵的价值
，而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希特勒在军队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实行“闪电战”的危险性。
就在施陶芬贝格在是否忠于希特勒的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波兰，又于1940年初开始攻打法国，一年之后开始进军苏联。
也就是在这时，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帝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对于希特勒的狂妄的口气他们都极其反感，这也为他以后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反对希特勒的高级军官打下
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在随后的两年内，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不可一世，其间“反对派”也曾策划过多起暗杀行动，但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施陶芬贝格也成为“反对派”发展动员的
对象，不过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暗杀计划。
与后来反对希特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希勒特的全面战争计划中，施陶芬贝格因为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的优异成绩反而受到了好评和嘉奖。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让很多高级军官
似乎已经闻到了“德国统一世界”的味道，而民间的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尽管有些声势，毕竟还不能直接接触到“元首”。
直到希特勒将枪口掉向之前曾经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俄罗斯的寒冬和残酷的战争事实告诉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将领，“希勒特在滥用军队”。
帝国军队在占领区肆意杀害当地居民和犹太人也加深了这些将领对于希特勒的怀疑，同时，战争也让施陶芬贝格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43年春的一天早上，几架美国战斗机从突尼斯的一条海岸公路上空呼啸掠过，将雨点般的子弹倾泻在德国的一列车队上。卡车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飞散在沙漠
上空。施陶芬贝格倒在尸体堆上。
施陶芬贝格立即被送往了慕尼黑的一家医院，并得到了最好的治疗。然而，他在这次袭击中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手指。他的双腿也严重损伤，医生们担心他再也不
能重新走路了。
从死亡边缘捡回一条命之后，施陶芬贝格决定战胜残疾。他拒绝服用任何止痛剂，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和用剩下的3个手指写字。夏天还没过完，他便要求回到部队。医护
人员对这位病人的顽强都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施陶芬贝格上校顽强的争取康复并不是为了再替希特勒卖命，此时，他已彻底看清了希特勒的真面目。
施陶芬贝格曾经拥护纳粹，但是纳粹的种族屠杀行为以及希特勒使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做法让他感到厌恶。在一次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贝格曾问一位朋友：“
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
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施陶芬贝格的转变，他认为施陶芬贝格很有个人魅力和顽强的精神，因此任命他为德国国内驻防军的参谋长。
这给了施陶芬贝格一些特殊权利，也使密谋者们的工作进展顺利。
这时，施陶芬贝格也开始劝说更多的军官加盟进来，可是也有许多人犹豫不决。虽然其中多数人厌恶希特勒，但是却害怕因此丢掉性命。
为了德国的自由，施陶芬贝格决定去劝说隆美尔。1944年的春天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施陶芬贝格利用到法国的机会，在巴黎郊外的一个简易机场和隆美尔碰了面，两个人
似乎都知道对方的期待，但是隆美尔没有做出直接赞成，他只是希望事情能够进展得比较顺利。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施陶芬贝格刺杀失败，而有着“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最终也没有死在盟军的炮火中，而是被逼自尽。这些也使希特勒的溃败更加迅速。
今天，德国有数千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命名。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却一直都充满争议。
在纳粹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反抗运动很不理解。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德国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战后，仍有不少德国人将施陶芬贝格视为“叛国者”，认
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
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在1994年曾这样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日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
见。”
但在2004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宣布，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言下之意，
德国人也有自己的反纳粹英雄。
2004年7月20日，德国为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举行了60周年纪念活动。施罗德称赞施陶芬贝格等德军军官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
遗憾
很多人再回过头去看这次刺杀事件的时候会想，刺杀组织者策划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是希特勒命大，刺杀早就成功了。但实际上，关于“刺杀希特勒”行动至少有三件重要
的事情必须进行协调，而进行这种协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首先，要完成刺杀任务，其难度大得难以想象——任何接近希特勒的人都要接受身体检查，连小刀都不能带在身上；其次，要夺取第三帝国的权力，并把它牢牢地掌握在反纳
粹派的手里；最后，要与前线的德军协调，一旦刺杀成功，立刻宣布停火。
而在当时，绝大部分德国人对希特勒非常忠诚，是坚决反对这种刺杀行动的。另外，盖世太保的工作几近完美，纳粹党制定了一整套非常复杂的制度。刺杀行动在准备阶段没
有泄密已经是一个奇迹，这也证明了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同盟者们都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但让刺杀行动者们痛苦不已的是，他们的行动竟无法得到盟国的帮助。早在1938年就有反对派代表前往伦敦，就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
令人遗憾的是，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德国的事他管不了。
德国的反抗运动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支持，人们用了几年时间密谋刺杀希特勒，都没有成功。
同样有人质疑，为了确保刺杀希特勒成功，施陶芬贝格为何不像安排克莱斯特那样，在自己的身上绑上炸弹。那样的话，希特勒必死无疑。
事实上，在策划刺杀行动时，施陶芬贝格首先提出在自己的身上绑炸弹。不过参与密谋的同伴都不同意他搭上性命，因为如果刺杀成功，新政府必须马上成立，而施陶芬贝格
则是无可替代的领导人。所以，在干掉希特勒的同时，施陶芬贝格自己必须活下来。
施陶芬贝格被枪决后，留下了5个孩子。长子伯特霍尔德在父亲遭枪决时，还只有10岁。2007年，伯特霍尔德首次面对媒体。谈到父亲，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崇拜父
亲，但对父亲的了解甚少。
在他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只有1943年施陶芬贝格因伤回国的情景。那一年的圣诞节，施陶芬贝格回家看望孩子。此后，伯特霍尔德仅见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在一个葬礼上，
一次是父亲在1944年6月休假时。通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他几乎从不回家。”
父亲被处决时，伯特霍尔德同母亲、奶妈、女仆、弟妹以及母亲娘家的一大帮亲戚，正生活在德国中南部城市班贝格。他回忆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
失败了。广播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家人此后就不让我再听收音机了。”
此后，伯特霍尔德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改名为梅斯特，直到1945年6月才和母亲团聚。在这期间，伯特霍尔德的世界被封锁起来，没有学校，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母亲先
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被
送回家。
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至今仍令人费解，可能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后再来处置他们，但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
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
的确，在全德国都疯狂地追随法西斯意志的时代，36岁的残疾军官是在用自己残破的生命挽救民族的尊严。如果刺杀成功，战争将有可能提前9个月结束，而这意味着数以千万
的生灵将免遭涂炭。
圣雄遇刺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印度全国顿时沉浸在哀痛与悲伤之中。甘地的杰出弟子、指定继承人尼赫鲁，悲伤不已地向全国发表了演讲：“我们生命的光明从此消失了，到处是黑暗。我不知道说什么，更不知道怎么表达……”
有这样一个故事。
他小时候并不聪明，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可是他一点儿也不顽皮，是个诚实害羞的孩子。
一天，一位督学到他的学校检测学生的英文水平。
督学让学生们听写了五个英语单词，他写对了四个，就是“茶壶”这个词不会拼。
正当他皱着眉头，冥思苦想的时候，老师刚好走到他旁边。老师用脚尖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椅脚，暗示他去偷看旁边同学的卷子，可他继续低着头想，不愿看别人的答案。
结果，大家都考了满分，只有他一个人考了80分。
督学走后，老师把他叫到面前说：“傻孩子，偶尔作弊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也能拿满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受到表扬了。”
然而他坚持认为自己那样做是正确的，抄袭就是不对，倒是老师让他作弊，让他感到非常难过。
还有一个故事。
一天，他坐火车，不小心把自己穿着的一只鞋子掉在铁轨上了。此时，火车已经轰隆隆地启动了，他已不可能下车去捡那只鞋子。
这时，旁边的人看到他没了一只鞋子，都为他可惜。
忽然，让人惊奇的事发生了。他弯下身子，把另一只鞋子脱下来，也扔出了窗外。身边的一位乘客看到他这个奇怪的举动，就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
他笑了笑说：“这样的话，捡到鞋子的穷人，就会有一双完好的鞋子穿了。”
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们后代的子孙恐怕很难相信，世界上真有过这样一个人。”
不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过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人们也很熟悉，叫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生命的转折
甘地是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也是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身在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的印度教家庭，博尔本德尔当时是印度的一个土邦。他的父亲，卡拉姆昌德?甘地是当时的土邦首相。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四任妻子，他们都是商人的后代（“甘地”的意思是食品商人）。
这是一个虔诚地信奉仁爱、不杀生、素食、苦行的印度教的家庭。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甘地自幼养成了腼腆、羞怯、循规蹈矩的性格。
甘地13岁便依父母之命与一个同龄女孩结婚。从小学到中学，甘地一直平庸无奇。
甘地在少年时代曾受当时革新之风的感染，尝试打破素食以强身健体、振兴民族国家，终因摆脱不了从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废。
1888年，19岁时，甘地终于作了一个决定，他不惜被开除种姓身份，远涉重洋，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
在伦敦期间，他恪守着离开印度时母亲对他的教诲，不吃荤和不酗酒。尽管他试图英国化，例如，上舞蹈课程，但是他却不吃房东太太给他的羊肉和卷心菜。她给他介绍了一家伦敦的素食餐馆，在那里，甘地了解并且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这可以认为是他有意识选择非暴力的第一步。他参加了素食社团，并且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成立了一个地方分会。 据他说，这给了他组织和运行社团很有价值的经验。他遇到的素食主义者，有些是神智学社团的成员。神智学社团于1875年成立，作为大学兄弟会的一个延伸，他们致力于研习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经典。他们鼓励甘地阅读《薄伽梵歌》。
此时，甘地还没有皈依宗教，但是开始阅读关于印度教、天主教和其他宗教著作。
学成归国后，甘地开始在孟买从事律师业务，却屡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就因临阵怯场而砸锅。
半年后，甘地打道回府，在家乡拉奇科特靠兄长和亲友的资助维持律师业务。但律师业务的毫无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环境，使他备感苦闷压抑。
不久有公司请他到南非办一件诉讼案，在南非甘地遇上而了一件极令他感到屈辱的事，而正是这件事改变了他一生。
事情是这样的——公司为甘地买了到南非联邦行政首府普列多利亚去的头等车票。火车抵达第一站彼得玛利兹堡时，有个欧洲白人走向车厢包房。这白人一见到有色人，尽管其衣着是英国式的，仍怒冲冲召来车长，责问为何叫他与“臭苦力”同房。
当时的南非是个充满种族歧视的英属殖民地，几十余项种族歧视的法令先后被通过实行，如1911年的 《矿山和工厂法》与《土著劳工管理法》等，限制非白人的就业工种，凸显殖民当局在法律和道德上的不公正性。
1860年11月第一批印籍劳工运抵南非德班港，主要在纳塔尔从事甘蔗种植业，印度人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和剥夺，他们同样遭受到歧视。
人种的劣势，使得甘地即使持有头等车厢车票，仍然被火车上的警卫要求换到低等的行李车厢去。这对于年轻的、家庭富有的、从来不曾受过屈辱的甘地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甘地坚决不肯去行李车厢，最终被警察强行驱逐下车。甘地后来说，这是“我生平从未受过的侮辱。我的积极非暴力行动就从这天开始”。
这次旅行是甘地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民族自尊心和广大印侨在此所遭受的歧视和侮辱促使他走上了领导印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不久甘地就四处阐释非暴力主义思想。他告诫南非的印度人，要清除使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裂的古老仇恨。
他向愚昧无知的人群谆谆教诲两条诫命：一是要清洁，二是做人要绝对诚实。同时，甘地开始谴责南非政府的种种歧视法规，如限制印度人旅行、禁止罢工、只承认基督教式的婚姻为合法等。直到5万印度人参加这个真理力量运动后，南非政府终于颁布了一项历史性的革新法案。
1894年英国殖民当局针对大批印度移民来到纳塔尔的情况，通过了《公民权法律的修改令》，用苛刻的条件限制印度人，并扩大了种族歧视的范围，同年，甘地在南非创建“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为建立一个印度人在南非的永久性利益代表机构打下了基础。1906年， 德兰士瓦州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甘地领导两千余名印侨掀起了非暴力抵抗运动，1913年抵抗运动达到高潮。南非当局对此进行了镇压，从1908 年1月到1909年5月，甘地连续三次被逮捕服刑。
通过艰苦斗争，1914年1月，甘地和南非政府达成共识：当局承认印度式结婚的正当性以及废除“人头税”，非暴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就这样，甘地以非凡的智慧、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成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著名领导人。
在南非度过了21个年头后，甘地回国了。他把眼光投向了自己的祖国，此刻的印度正是灾难深重，他要在这里掀起一个人、一个信念、一个民族不朽的史诗。
非暴力运动
甘地回到印度后，开始游历印度各地，深入了解他阔别已久的祖国。
当时的印度，简直不能称之为国家，而是由无数的公侯王国及土邦、五花八门的宗教与迷信、庞杂的教派、仪式与种姓等级制度组成的一个混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