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７月23日，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库特?吉塞尔向国王彼得?卡拉乔治维奇政府递交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通牒要求解散塞尔维亚所有爱国组织，交出组织暗杀的始作俑者，如果哪个教师在课堂上讲述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征服的事情，将被逐出校园。最后一条，应允许奥地利警察进入塞尔维亚，寻找并惩罚袭击者。塞尔维亚必须在48小时内接受或拒绝这一通牒。在通牒中，奥匈蓄意挑衅，使用了侮辱性语言。这个最后通牒的内容，德国事先就知道了，并且认为“为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塞尔维亚显然是不能接受这些条件的”，结果只有战争。
奥匈的军国主义者大肆叫嚷，“拔出宝剑，对准塞尔维亚”，彻底摧毁奥匈称霸巴尔干的障碍。维也纳一家报纸写道：“六年来我们一直等待着一切严重的紧张局势最后爆发……我们要战争，因为这是我们人心的信念。我们的理想只有通过一次战争，用激进的突然方式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强盛的奥地利。”
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组织准备。两大集团中各国一面利用外交会晤进行和平欺诈，一面疯狂进行扩军备战。
战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尽管塞尔维亚考虑到实力上的悬殊，为了避免战争，尽量克制忍让，除了不同意奥匈派人干涉塞尔维亚内政之外，其余各项均表示接受。
可是，奥匈仍然不顾一切地按照预定计划，于 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事情到了这一步，不可能再被挽回。一场不能承受的战争开始了。
奥塞战争迅速爆发，俄法两国站在塞尔维亚方面，立即进行战争总动员。7 月31日，德国向俄国和法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止总动员，遭到断然拒绝。德国当天向俄国宣战，8月3日对法国宣战。而在8月2日，德国总参谋部为了实行施利芬计划，向比利时送交最后通牒，要求允许德军借道比利时对法军作战，并限在 24小时内答复。 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勇敢地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英国求援。8月4日，德国破坏1839年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条约，4 路德军侵入比利时。英国获知德国有入侵比利时的意图后，于8月4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尊重比利时中立。但德国宰相贝特曼对英国驻德大使声称：“国际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于是英国便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对德国宣战。短短一周时间内，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在一片战争叫嚣声中纷纷亮相，卷入一场为期四年的战争。世界大战开始了。
战争最终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而告终。英、法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实力受到削弱，而美、日地位开始上升。与此同时，大战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不断强大的苏联，世界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1916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未能见到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晓就离开了人世。他的长侄卡尔一世在四面楚歌声中登上皇位。年仅两载，奥匈帝国在世界大战中败北，奥地利成为共和制国家，君主被迫放弃帝制，举家逃亡瑞士，哈布斯堡王朝自1278年以来的统治寿终正寝。一个绵延几百年的王朝就这样在战火中灰飞烟灭。
张学良曾评论自己的父亲：有雄才，无大略。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1928年6月2日，从东北崛起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各路诸侯的进逼下，不得不宣布撤离统治数年的北京，将于不日内乘专列回东北奉天。
为了确保安全，张作霖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公路坎坷不平，他难受颠簸之苦，因而他决定改乘火车回奉天。
对于日本人要刺杀他的消息，他也有所风闻，但一直将信将疑。为防万一，他派兵在北京至沈阳铁路段严密设防。
张作霖向来以老谋深算著称，在做了以上的防卫布置之外，他又故布疑阵——
他先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突然他又改期于2日起程。
但到了2日，起程的却不是张作霖。张作霖的五姨太及仆役人等，登上与张作霖的专车非常相似的7节车厢组成的黄色火车，由前门东站起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直到第三天，张作霖才真正起程。
6月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人山人海，前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尽管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十分异常。齐恩铭将此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但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在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情况下，登上火车离开了北京。
尽管张作霖的行踪十分保密，行期也一改再改，但仍未逃出日本人的眼睛。专车一出发，日本人便收到了张作霖离京的情报。
在此之前，日本人已在皇姑屯的某段铁轨下秘密埋下了30大包的烈性炸药，把导火线接到附近一座小山的引爆装置上，并派兵在附近铁路上放哨。一旦张作霖的专车经过此路段时，他们立即引爆炸药。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车头)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在列车中部。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坐椅、麻将桌等。
当天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张作霖来到餐车进晚餐——此时，他肯定不会料到，这将是他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也上了车。他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登上火车后，他同张作霖亲切地聊了会儿天。
之后，张作霖又和几人一同玩起了麻将。
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这时夜色已深，玩麻将的人也都散去休息。他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步一岗，戒备森严，这种阵势让张作霖很是放心。
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而其家人和其他的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
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是老道口，接着是三洞桥。这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边上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正好在日本人的警戒线之内。
早晨的天气有些微凉，张作霖的助手关切地问道：“天有点冷，您要不要加件衣服？”
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
此时，专车刚好驶过三洞桥。
就在张作霖话音刚落之时，突然两声巨响，震彻山谷。接着，烈焰滚滚而起，黑烟弥漫。
张作霖的专车被炸了个粉碎，车身崩出好几丈远，花车只剩下了底盘。
没有被炸死的助手们立刻爬起来，跑到张作霖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他们立即把张作霖抬上车，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大帅府。
到了帅府，张作霖被抬到一楼的会客厅里，早就等候在此的医生立即进行紧急抢救。但张作霖的伤势实在太重了，再妙手的医生也无力回天。当日上午9时，张作霖永久地闭上了双眼，时年54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张学良）快回奉天！”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据英文报纸《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20人死亡，53人受伤。
张作霖死后，其灵柩一直停放在大帅府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
“胡子王”
1875年，张作霖出生于东北辽宁海城县小洼村。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他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因欠人家赌债，终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才13岁。
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让他学木匠，张作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因无经济来源，他后来一度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可老这样不是办法，为了混口饭吃，他又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治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就开了一个兽医庄，以此为生。
此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便从了军，当了一名骑兵，这年他20岁。
1895年，甲午战败，张作霖逃回辽西后，结婚生子。若是一般人，可能就在那个小村子里平凡地度过此生了。但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愿意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
不承想，这一“活”就活出了另一番模样。
在甲午战争后，辽西成了“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900年，张作霖得到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他在岳父的帮助下，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二十人的保安团，他担任团长。张作霖在管辖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卖力地维护治安。没多久，这个地区的匪患得到了极大遏制。张作霖得到了村人的交口称赞，他由此声名鹊起。渐渐地，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了二十多个村子。
几年后，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张作霖苦心经营的势力范围也有所扩展。就在这时，他接受了官府的“招安”，当了一个营长。他的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
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成为了政府官军的军官。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而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
可是战争一打响，哪还有什么中立区？
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盘踞在此的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向外扩张。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
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打日军。
后来日军扭转了局势，他被日军俘虏，差点被处死。但由于他同日军签订了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 ，张作霖捡回了一条小命。也正是从此开始，张作霖同日军攀上了关系。
在日俄两国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他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成了3个营。
1906年，张作霖又晋升为统管5个营的统带。
此后，张作霖经过一番明枪暗箭、闪转腾挪的斗争，渐入“佳境”。
1912年，清朝灭亡，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张作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他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同时取得了日本人的支持，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黑、吉、辽三省，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
这个时候，张作霖算是真正控制了东北，成了无人可及的“东北王”。
得势的张作霖，不禁有些狂妄起来，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曾有过“秦失其鹿，群雄逐鹿，问鼎中原”的抱负。
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联合冯玉祥北伐，吴佩孚、孙传芳先后战败；12月，30万奉军入关抗击北伐军，张作霖借十五省“推戴”名义出任“安国军总司令”。
然而好景不长，1928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路大军进逼京津，张作霖不得不黯然离开北京，退往关外。
至死不卖国
张作霖天资聪颖，又读过几天书，有很深的谋略。表面上看，他是靠自己的力量打下来的天下，而事实上，日本人的支持也是他问鼎关内的关键。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不买日本人的账。
尽管他与日本签订了许多公开的或秘密的条约，出卖中国的部分权益给日本，这与当时其他军阀的做法并无二样。但张作霖不愿意当卖国贼，不甘心受日本人驱使，他说一套做一套，对与日本订的条约采取抵赖、拖延与不合作的态度，这让日本人很是不满。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
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 “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乘机将事先拟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
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
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张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这位领事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直到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太极高手。
当年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先生采访张作霖时，张作霖表示，他的兴趣是统一中国。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极力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张作霖不是一个卖国贼。
张作霖也一直在想方设法摆脱日本的控制。然而，作为一个靠日本发家的军阀，想脱离日本的束缚必然会遭至报复。
日本军国主义曾想借张作霖来实现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但是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对日方逐渐疏远，甚至公然对抗，这引起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仇视。
1927年夏，日本内阁先后召开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决定对中国东北采取强硬手段；1928年5月，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在北京讹诈张作霖遭痛骂后，日本人就已经动了杀机。
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 他们开始为张作霖挖一口死亡的陷阱。
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开始积极策划暗杀。当得知张作霖即将回师奉天的消息后，他们决定炸毁张的专列。
张作霖遇刺后，东北当局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在张作霖不治身亡后，他们隐瞒了消息，只对外称张“身受微伤”，同时密电张学良火速回到奉天，主持大政，到局势稳定后才发丧。
20多年后，河本大佐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不得不承认:“张作霖是我亲自指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干掉的。我指挥他们事先在沈阳北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布下‘必死之阵’，设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的瞭望台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刚刚开到铁路交叉点，东宫大尉一按电钮，装甲列车全被炸毁。”
不过除掉张作霖并没有给日本政府带来任何预期的好处。日本人原打算靠此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没想到却把张学良逼得与南京政府统一了。
1929年1月，张学良上任，与蒋介石合作，并承认南京政府。日本军政各界纷纷弹劾，内阁被迫垮台。
然而，令人民意想不到的是，日本在失去对中国北部地区的控制之后，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事变，竟然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
张学良曾评论自己的父亲：有雄才，无大略。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海德里希在痛苦中挣扎了一个星期，6月4日，在见过自己的保护人希姆莱之后，这个魔头终于离世而去。医院一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在住院登记簿上“莱茵哈德?怀里斯坦?尤金?海德里希”的名字一侧写下了几个字——死因：伤口感染。
1942年5月27日清晨，“布拉格屠夫”莱茵哈得?海德里希走出自己在捷克的别墅，准备动身前往柏林。在篱笆前，他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准备上车。
这时，他的秘书走过来提醒道：“将军，您的司机病了。这个新司机的技术不太熟练。您看是否换辆车，带上警卫？”
海德里希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了秘书的话，打开车门坐上去，朝司机摆摆手。车疾驰而去。
在海德里希眼里，捷克斯洛伐克人已经屈服了，在盖世太保的有效管辖区内，还有谁能威胁到他呢？
自从1941年9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西米亚的副行政首长以来，海德里希巧妙地运用“糖果与鞭子”的方法将捷克地区逐渐德意志化，他在任职期间杀人无数，被人们称做“布拉格屠夫”。
海德里希对自己的铁腕手段所取得的效果很是满意。他不相信捷克还有人敢向他下手。因此，他就住在离布拉格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里，经常在布拉格周围旅行，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还经常单人独骑，乘坐无护卫、也没有防弹装置的奔驰轿车前往布拉格，视察自己管辖下的领地。
柏林曾提醒过他，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但海德里希置若罔闻。海德里希的骄横和自负使他从来不会理睬对他的任何警告。
事实证明，他错了，而且后果是严重的，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盟军已经开始了专门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决心置之于死地。
就在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德国的“军工后花园”时，远在英格兰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和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特工们正在完善一项计划，准备从肉体上消灭海德里希。
1941年12月28日和29日，特别行动执行局分两次把两个接受过特殊训练的捷克人詹?库比斯和约瑟夫?盖比西克空降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他们将与捷克的地下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伺机暗杀海德里希。
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类人猿”。
这个代号为“类人猿”的特别行动小组在捷克斯洛伐克地下组织的协助下潜伏了5个月，详细掌握了海德里希的活动规律。他们发现，这个狂妄自大的纳粹头目，在外出时常常只带几个武装护卫。
为了摸清海德里希的行踪，特别行动小组费尽了脑筋。他们在布拉格和乡村地区活动了近两个月，都一无所获。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打开了海德里希通向死亡的大门。
一天，海德里希心爱的古董钟表坏了，他叫秘书找人去修。潜伏在盖世太保驻捷克斯洛伐克总部的捷克斯洛伐克秘密情报人员立即将此情报传了出去。特别行动委员会成员马上找到全城有名的钟表匠约瑟夫?诺沃特尼，向他说明情况，指示这个抵抗运动老战士想方设法搞点有用的情报。
1942年5月23日上午，一辆菲亚特500A型小汽车把诺沃特尼接到了海德里希的官邸。秘书把诺沃特尼领到办公室，让他尽快把钟修好，说罢走到隔壁写着什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这点疏忽，他亲手把死神领到了海德里希身旁。
诺沃特尼把那座精致的古董钟小心翼翼地放在窗下明亮的写字台上，把零件拆得满桌都是，再一件件装起来。其间，秘书开门进来两次，见他满手油泥，干得挺认真，没说什么就出去了。
突然，诺沃特尼看见文件筐里有一张纸，上面隐约有几行字，记录着5月27日海德里希的日程安排。真是天赐良机！他的眼睛左右一扫，见屋里无人，只有通向隔壁秘密房间的那扇门敞开着。诺沃特尼定了定神，自言自语道：“唉，这手上怎么全是油。”
他边说边迅速从文件筐里抽出那张纸，眼睛盯着隔壁房门，用这张纸擦擦手，然后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10小时后，这张写着海德里希日程安排的废纸团被从垃圾堆里捡了回来，摊在了特别行动队的桌上。
经过一番紧张策划，他们在布拉格郊区特罗雅桥附近U字形急转弯处选好了伏击地点。此处有一条路十分繁忙，它通向赫拉德卡尼城堡的海德里希司令部，所有的汽车经过这里时都必须减速通过，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1942年5月27日一大早，特别行动队员骑着自行车，按预定方案进入了各自的位置。
按照预先分工，盖比克是第一杀手。他臂上搭着雨衣，里面藏着一支斯登式轻机枪，站在布拉格城外盘旋公路转弯处等候着。库比斯是第二杀手，他在上衣大口袋里放了一枚反坦克手榴弹，站在离加盖比克很近的地方。再过180米，在马路对面还有一个等候的人。最后这个人一旦看见海德里希乘坐的那辆绿色梅塞德斯敞篷汽车，他会吹哨提前发出讯号。
正当盖比克和他的同伴们在等候多时仍未看到海德里希的轿车而准备撤退之际，一阵尖厉清脆的口哨声突然传来。顷刻间，一辆敞篷梅塞德斯汽车迅速向下坡驶来。
汽车接近转弯处，一阵急促的刹车使海德里希的上身因惯性微微向前探了探。他看见不远处两个身着雨衣的工人模样的人，推着自行车分别站在道路的两边。
突然，其中一人端起冲锋枪冲到了公路中间，枪口对准汽车猛扣扳机，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加比希克扣动了扳机，可子弹却没有出膛，因为枪栓里夹进了青草，使枪机卡了壳。
海德里希见路旁突然钻出个人来举枪朝自己射击，便急忙抽手掏枪，并大声叫着，让司机加速冲过去。可是这个新司机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得目瞪口呆，竟不知道脱离险境的最好方法是开足马力冲过去，反而踩下急刹车，同时掏枪准备射击。
而对面的刺客库比斯见状，大骂一声：“加比希克，你这个笨蛋！”然后迅速掏出怀里的手榴弹扔向汽车。
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特别行动执行局的爆炸专家们苦心研制的炸弹威力极大，尽管炸弹没有落在目标身上，但奔驰车还是燃起了大火，所有的玻璃都被炸得粉碎。当浓烟散尽之后，奔驰车已经一动不动了。
海德里希受伤了，且伤势极为严重。库比斯的手榴弹爆炸时，皮坐垫和钢丝弹簧的碎片嵌进了他的胯骨和横隔膜，而坐垫的毛料填充物的纤维甚至侵入了他的脾脏。但是，他和司机还是都从车上跳了下来，掏出手枪，向刺客追了过去。海德里希在追了几步之后，终因伤势过重，孤零零地停在了那里，然后像个醉汉那样开始跌跌撞撞，手紧按着右胯，样子十分痛苦。
事后他被火速送往布尔科瓦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医生从他的体内取出了所有的弹片，但是，他的伤势实在是太重了——一根肋骨断了，胸膜破了，汽车和炸弹的碎片扎入了脾脏，伤口感染已经不可避免。他一直高烧不退，病情越发恶化，医生束手无策。
海德里希在痛苦中挣扎了一个星期，6月4日，在见过自己的保护人希姆莱之后，这个魔头终于离世而去。医院一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在住院登记簿上“莱茵哈德?怀里斯坦?尤金?海德里希”的名字一侧写下了几个字，死因：伤口感染。
这个长着鹰勾鼻子和一对冷酷眼睛的恶魔，这个“最后解决”的创始人，在德国占领区中被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的人终于因伤重而死。死时38岁。
魔鬼的前半生
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是德国驻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的代理总督，是希特勒的宠臣，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亲信。他是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内重要成员之一，担任保安局局长一职，地位仅次于希姆莱。
1904年，海德里希生于德国东部利普齐格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当地一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外祖父则是著名的德雷斯顿音乐学院的创始人。由于父母忙于事业和社交，并没有太多时间照料三个孩子，排行第二的海德里希渐渐养成一种沉默孤傲的性格，整日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天地里。入学以后，海德里希学业优异，但要强好斗，不服管束。
海德里希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音乐天赋，曾专攻过一段音乐课程，练习小提琴与钢琴，原来想当个音乐家。不过进入青春期的海德里希目睹左翼激进分子造成的社会动荡，因而接受了右翼极权思想，加入了一系列民族主义青年组织。他的思想也悄悄发生了转变。
1922年，18岁的海德里希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参加海军，这个决定让他的父母大失所望。老海德里希期望他能够子承父业，花了很多心血培养他的音乐才能。海德里希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钢琴、大提琴、作曲等方面也很出色。战争结束后几十年，海德里希的遗孀丽娜仍然坚信:“按他的天资和才华，莱茵哈德始终是位艺术家。他能将感情转化成乐曲，假如当时世界不是这样支离破碎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是一位战犯的妻子，而肯定是一位小提琴天才的妻子。”
老海德里希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在那个时代，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早已厌倦了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循规蹈距、空乏无味的生活，他渴望冒险和荣耀。
老海德里希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这个决定，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想法来说，海军服役满十年就可以享受德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这在当时也是相当诱人的。
海德里希在海军的生活似乎还算正常。他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他在击剑、游泳或马术中经常战胜他们。后来，他还担任了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体育运动总监。但他在海军里几乎没有朋友。
他长着蓝蓝的眼睛，鹰勾鼻子，宽宽的肩膀，修长的身材，白晳的皮肤。潇洒的风度，英俊的面容，健壮的体魄，真可谓上帝的宠儿。因而他一直是个被风度包裹着的怪人，他特立独行的作风，让人很难接近，与其说他没有朋友，不如说他自己封闭了自己。
海德里希长期以来都对政治感兴趣。他在1918年和1919年这两年中，参加了哈勒市的德国国家青年团。但他认为这个组织太温和，所以在1920年又加入了德国人民攻守同盟。他一向渴望参加在他周围发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因而，很快就成为哈勒自由团的卢齐师的志愿联络人。 1921年，他与另一个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德国人民青年队。这时候，他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极端主义的理论。
在海军服役时，他一直同那个由他协助成立的同盟保持着关系。他从海军通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舰队旗舰“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上任通讯军官，1928年，他通过了俄语考试，成绩优秀，可谓天资聪颖的海军军官。
正当他官运亨通时，一次艳遇毁掉了他的前程。事情发生在1930年夏末的一个晚上。海德里希闲得无聊，就拉着朋友莫尔，到基尔附近的海上去划船。
当他们非常惬意地荡漾在退潮后的平静的海面上时，忽然传来女人的呼救声。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条小船翻了，两个划船的姑娘都落在水里。
海德里希和莫尔急忙将船划到出事地点，跳进水中，把两个姑娘救了上来。其中的一个姑娘金发碧眼，长得十分漂亮。她叫莉娜，是波罗的海费尔马思岛乡村教师的女儿。
海德里希和莉娜一见钟情，很快便坠入情网。他们不顾莉娜父亲的反对，于1930年12月9日订了婚。
可是，他们订婚不久，汉堡军火厂的一个高级军官的女儿找上门来，要跟海德里希结为夫妻。关于此事当时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海德里希是想把这个姑娘收做情人，而跟她发生了关系。
后来，海德里希以“一位海军军官不能跟一个轻浮的姑娘结婚”为由，跟她断绝了关系。可姑娘不服，她的父亲上告到海军领导机关首脑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那里。
雷德尔召见了海德里希，劝说他放弃莉娜，与那个姑娘重归于好。海德里希拒绝了。结果，他被开除出了海军。
据说回到故乡后，遭受了巨大挫折的海德里希，孩子似的接连哭了数天。
当时，德国正深陷在经济危机之中，海德里希成为数百万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之一。海德里希的母亲最后求助于家庭的一位老朋友——慕尼黑冲锋队首领卡尔?弗赖海尔?冯?艾伯斯坦因，请他帮她的儿子找份工作。
艾伯斯坦因和海因里希?希姆莱有往来，希姆莱当时正想创办一个党卫军情报处，为自己和纳粹领导层收集党的朋友和敌人的信息。
由于艾伯斯坦因分不清无线电军官和情报军官的区别，于是就把这位搞过无线电的军官当成情报军官介绍给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
希姆莱正处心积虑地想物色一名谍报人员做他的保安工作。 1931年6月14日，海德里希走进了希姆莱的房间。希姆莱要对海德里希进行测试，拿出纸笔，让他在二十分钟之内，描绘出党卫队未来的谍报工作组织的设想。
海德里希很快就交了卷。希姆莱对海德里希的设想非常满意。 于是他在1931年l0月5日，向纳粹党汉堡区领导机关发了一个通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同志(汉堡，党员证第544916号)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总部成员身份于今年10月1日起，参加全国指导处工作，作为单独活动的党员”。
海德里希被授予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衔，并开始工作。终于，海德里希又可以穿制服了。
情报天才
早在1931年初，希特勒就指示希姆莱组织一个保安处，负责纳粹领袖的保卫工作。希姆莱立即仿效旧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模式，在党卫队高级指导处建立了一个叫做“IC”的部门——陆军参谋本部主管侦察敌情的部门。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在任命海德里希后，自己仍亲任“IC”的领导，但把实际工作全部委托给海德里希了。这一年，海德里希27岁。
1931 年之前，他从未接触过纳粹党和党卫军。但党卫军类似“骑士团”的精英行为完全符合他的精英思想。于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后的联系就于1931年开始了，它导致了保安处及其屠杀营的诞生，确定了纳粹统治时期党卫军和警察的全部未来路线。
希姆莱发现，海德里希拥有顶住一切阻力将党卫军和警察锻炼成“元首意志的执行工具”和创造一种屠杀文化的必不可少的能力。
希姆莱的人种清洗妄想和海德里希对可行性的冷酷理念构成了一种灾难性的结合。每当希姆莱又一次沉湎于他的日耳曼高贵人种帝国的美梦中时，他经常用这样的话向海德里希灌输道：“哎呀，您的该死的逻辑啊！我建议的一切您都用您的逻辑完成。”一般说来，海德里希会寻找一种方法满足希姆莱的愿望，以便得到更多的权力。赫尔曼?戈林议论希姆莱说：“希姆莱的大脑叫做海德里希。”
此后，海德里希带着希姆莱交给他的几本卷宗，搬进了褐色大厦中分配给他的办公室，从此开始了除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纳粹分子适合干的事业——谍报头子和秘密警察的生涯。
海德里希作为保安处的头目，试图把从海军情报处那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按照军队的模式组织他的工作，并对他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他把当时管理得很不完善的索引卡建立了起来，但是由于缺乏资料，不能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加以充实。
从1933年1月起， 他一直着手弥补这些缺陷。他不满足于只监视党的敌对者。他想超出这一范围：保安处应该更出色地工作，以排除党内的竞争者，确保保安处在全党的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地位。
乘希特勒上台执政之机，海德里希使保安处从隐蔽的状况中走出来，以建立“新德国”的“新警察”。
希姆莱对他的工作很满意， 忙不迭地酬以应得的头衔。1931年12月1日，海德里希任一级突击队中队长，1932年7月19日正式当上了保安处长，1932年7月29日任旗队长，1933年3月21日任区队长。
希姆莱把海德里希视为“天生的情报人才”，是“一部活的记录器”，“一个了解所有线路并使它们始终连接畅通的有头脑的人物”。
海德里希也不负希姆莱的期望，办事严谨，从不感情用事，不停地收集情报并监视所有对纳粹有不满情绪的人。
1933年3月，希姆莱就任慕尼黑警察总监。他随即派海德里希接管警察总部的政治处。海德里希执掌这个部门以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创立了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机构——新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局。
1933年4月，希特勒的死党赫尔曼?戈林建立了一支由他本人指挥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戈林要求盖世太保所有人员对意见不同或反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监视、告密。从此，另一个纳粹间谍组织开始运行了。
1934年6月，海德里希向希特勒建议，为防止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背叛”希特勒，发生“二次革命”，必须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希特勒采纳了海德里希的建议，决定让海德里希放手去干。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海德里希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行动。德国处于一片恐怖之中。海德里希亲自拟定的处决人员黑名单不但列出了冲锋队中的“阴谋分子”，而且只要是他认定的“危险人物”，不管是否与这场“叛变”有关，也都一律被列入。因此，这次枪杀行动实际上成了海德里希铲除异己的一次大清洗。海德里希以其凶狠残忍让希特勒看清了他是不可缺少的人。从此，海德里希就开始了他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谋杀活动，同时也踏上了平步青云的发迹之路。
最后的狂暴
1936年，希姆莱与海德里希趁当时苏联国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政府和军队正在清洗所谓的斯大林反对派之机，策划了对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的陷害。
他利用假情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勾结敌视苏联政策的某外国政权的军事领导集团反对国家”，借斯大林之手，在1937年6月至1938年6月间，杀害了苏联三万五千多名军官。这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人数的一半。这份名单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及7名同案的红军高级将领被苏联判处死刑。
尽管在这份假情报之前，斯大林早已决定收拾对其统治过于危险的图哈切夫斯基，但总没找到合适的借口，而海德里希制造的假情报，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德国入侵苏联以后，希特勒决心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虽然海德里希自己也有犹太血统，但他为了迎合希特勒，却成了反犹狂。消灭犹太人的这项任务，本来是由戈林主管的。1938年希姆莱主动要求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希特勒考虑到党卫队的工作效率高，因而批准了他的要求。
得到这项任务后，希姆莱让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海德里希主抓这项工作。1941年7月3 日，希特勒亲自下令：“这里，我委托你，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欧洲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我还要派你尽快制定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措施。”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海德里希疯狂地制定出具体的杀人措施，其中包括集体屠杀、毒气室、火化炉、进行拷打、结扎生殖器、饿死或让沉重的劳役累死等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径。
海德里希像一个死神，他的手轻轻一指，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就立时惨遭杀戮。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在一次高级官员会议上，提出了罪恶昭彰的“最后解决方案”，计划屠杀欧洲1100万名犹太人。会上，海德里希发布了一条命令：“应当把反对德国占领军的人一律逐到‘黑夜与浓雾’中去。”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希姆莱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遗传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最后解决方案”。海德里希下令逮捕几百万名犹太人到集中营做劳工，让他们在劳动中累死，少数活下来的干脆枪毙。集中营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大迁徙”使犹太人白骨累累……这年夏天，德国特别行动队就枪杀了75万名波兰和苏联的犹太人。
海德里希由于杀人有功，在其许多职务外，又谋到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一职，占据了布拉格的波西米亚国王的王宫，成为第一个试验推行党卫队实行占领政策的人。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捷克在“第三帝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捷克是中欧相当富庶的工业国，尤其以优良的军工企业著称，是仅次于德国鲁尔区的欧洲军火生产基地。
二战爆发以后，德国开始有计划地将鲁尔区的军工企业迁往盟军轰炸机鞭长莫及的捷克腹地。到 1941年夏天，德国三分之一的坦克、四分之一的卡车和百分之四十的机关枪都产自捷克。跟随德国企业迁入捷克的还有大批德国政府和企业管理人员，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捷克的民族矛盾。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损失三百万部队，斯大林痛切地感到不能单纯依靠军队，必须想尽办法削弱德国的战争潜力。因此苏联一改此前对捷克流亡政府的轻慢态度，指示捷克共产党和忠于流亡政府的资产阶级抵抗组织达成协议，协调抵抗运动。
捷克民众立即积极响应，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1941年6月到9月间，捷克军火企业产量平均降低18%，有些工厂下降了35%。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也变得异常活跃，捷克政府通信线路被剪断， 铁轨被拆毁，8月间一个油库被破坏而发生爆炸，烧掉10万公升汽油。
捷克局势的恶化使希特勒非常担心，于是决定替换捷克总督。希特勒决定派一个铁腕人物到捷克恢复秩序，海德里希立刻请缨。
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当天晚上，海德里希就宣布在捷克主要城市实行戒严，开始着手打击捷克地下抵抗运动。海德里希的铁腕治国一视同仁，打击对象并不限于抵抗组织，还包括民愤极大的不法奸商，而且并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或民族而区别对待，这种“铁面无私”颇得人心。1941年9月底，德裔化学家梅彻尔因向捷克流亡政府提供情报而被枪决。11月，德裔工厂主亚当兄弟以“破坏经济秩序”的罪名被处以绞刑。
戒严持续了三个月，其间一共有40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前捷克军队的6名将军和10名上校，另外有5000多人被送进集中营。被枪决的404人里面，169人属于经济罪犯，主要是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效率极高，几个星期内捷克地下抵抗运动几乎被破坏殆尽，仅捷共还有零星活动。这种被后来史学家称为“恐怖统治”的统治方式，其实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因为抓捕行动基本上都在夜间悄无声息地进行，白天各大城市依然歌舞升平，并不是战后捷克官方历史描述的那种警笛长鸣，盖世太保横冲直撞的景象。
所以，不得不佩服这个杀人如麻的魔头翻云覆雨的手腕。他将软硬兼施耍得出神入化，恐怖统治的另一面则是怀柔政策。
10月初，海德里希命令重新统计全国的谷物和牲畜数量，结果查出大批非法囤积的食品和肉类，而没收的食品直接送到各个工厂的食堂去。海德里希在捷克工厂企业推行食堂制度，政府保证食堂的食品供应，以改善工人的营养水平，工人在这里就餐不用花费食物票证。
海德里希还努力将捷克的食品配给标准提高到德国本土的水平，捷克两百万工人的油脂定量提高到每月420克，核心军工厂的工人则达到每月 1040克。在社会福利方面，海德里希在捷克施行德国本土的福利标准，大幅度提高捷克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194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新福利制度，老年病残养老金增加20%，遗孀福利增加三分之一，孤儿福利增加75%。全民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则是捷克史无前例的。
海德里希的“新政”在几个月里就完全改变了捷克的政治气氛。捷克社会各界开始“发自内心地拥戴他”，“不遗余力地歌颂他”，捷克工人的“劳动热情无比高涨”。捷克总工会在五一劳动节发表文章，提醒工人们，捷克共和国时代谈论了十几年而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海德里希在半年里就实现了。
希特勒对海德里希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在1942年5月20日的一次讲话里声称：“看来只要给那些捷克人双倍的食物配给，不送他们到东线去打仗，就可以把他们转变为帝国狂热的追随者。然后他们就会在军火生产上投入两倍的努力，并当做自己神圣的责任。”
盟军首脑们坐不住了，捷克流亡政府安插在布拉格的情报人员发回报告，称海德里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异常有效，已经完全遏制了地下抵抗运动，而捷克军工企业的产量进入1942年以后也开始大幅度增长。
盟军高层对此深表忧虑，捷克流亡政府因此决定派出特种部队刺杀海德里希。布拉格残余的地下抵抗组织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因为德国人对这种暗杀行径的报复一向非常严厉。他们直接向英国政府申诉，要求取消行动，英国政府置若罔闻。
就在海德里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之时，英国安全协调局和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委员会已经把他列入了应处决者的名单中。
经过一番策划，终于，1942年5月27日上午10点30分，海德里希被成功暗杀。
然而导致海德里希死亡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伤口感染，真相在过了半个多世纪后才真相大白：弹片上有毒。
这种毒物被称为肉毒杆菌毒素，是由专门研究化学、生物武器的法尔兹博士发明的。
据新近公布的最新材料透露，英国情报机关和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在谋划暗杀海德里希的行动时，为了使行动绝对成功，便选择了这种毒素武器。法尔兹博士应邀帮助他们将致命的毒素装在重一磅的英制反坦克手榴弹体内，用胶布厚厚封紧开口处。由英国空降并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达五个月之久的行动小组，在详细掌握海德里希的活动规律后，终于将法尔兹博士的最新发明送给了海德里希。
可以这么说，暗杀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行动，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工人员使用毒素武器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12时42分，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皮包里的炸弹准时爆炸。4人当场死亡，希特勒却逃过一劫。当希特勒被人搀扶着走出被炸成瓦砾的会议室时，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的头发被
烧焦，右胳膊肘有轻微淤血，左手掌有几处擦伤，双耳鼓膜受损，但他的命还是保住了。
1944年7月20日，本是正走向尾声的二战当中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一件事，这一天就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微小符号。
早在这一年的初夏，以诺曼底的成功登陆为标志，盟军已经完全扭转了劣势，开始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而风雨飘摇的德意志帝国盛极而衰，正等待着命运的最终审判。
纳粹德国不但在战场上的败局已是无可挽回，同时在内部也出现了主张推翻希特勒、成立新政府及与美英议和的秘密组织。这是一个由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组成的组织，其核
心人物便是刚刚在这年６月间晋升为上校，并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参谋长的施陶芬贝格。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防军发布命令，也使他有机会可以更直接、
更经常地接触希特勒。这正是实施刺杀计划的天赐良机。
这个组织把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命名为“伐尔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