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华国锋”的种种文章中，张平化的文章格外显眼。
张平化在1959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是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共事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1977年10月，张平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最好接班人》。张平化在文章中用三个“亲自”来形容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重视：
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优秀学生，是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最好接班人。
张平化的文章，分五个方面“宣传华国锋”：努力学习和忠诚实践毛泽东思想；捍卫和遵守“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爱护和培养党的干部；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张平化在文章结束时，把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相提并论：
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中国革命斗争转危为安，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接班人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国内外政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都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华国锋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曾率湖南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学习，跟陈永贵结识。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陈永贵这样“宣传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大公无私、光明正大；谦虚谨慎，具有民主作风；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能够领导全党、统帅全军，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经过热火朝天的宣传，尽情的讴歌，华国锋被精心“包装”成了“英明领袖”。
分卷阅读5-第五章 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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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走笔行文至此，该探究一下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其实不姓华。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共的同龄人”。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华国锋于1921年2月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共党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笔者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穿着长袖衬衫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当时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
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
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
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那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种种报道、回忆文章充满对华国锋的这样的宣传：
1940年初，他担任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了发动群众大打抗日的人民战争，华国锋同志身披破羊皮袄，怀揣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明通俗地讲解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宣传华国锋在战火中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交城地处吕梁山区，是晋绥边区八分区的前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艰苦。当时，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用麻纸印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25周年》……还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小册子，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一次，华国锋同志等从科头村出发到王文村检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顶，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华国锋同志不顾疲劳，见缝插针，打开了毛主席著作学了起来。晚上，没油点灯，他就用交城山区特产的松油柴照亮，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脸被松油烟熏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时间，他病了，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在战争年代更应当多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好了，才有本领，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当时的报道如此刻意宣传华国锋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成了“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实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1）
华国锋参加武光所率的南下工作团。
武光记得，他们是在194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发南下的。来自老区的干部大约3000多人集结于石家庄。本来，还有2000名北平的学生跟他们一起南下，只是后来由于他们要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所以没有与干部们一起南下。
武光带领南下工作团从石家庄到了河南开封，那里是中共中原局所在地。中共中原局书记邓子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邓子恢告诉武光，南下工作团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邓子恢向武光透露说，湖南省的省委、省政府的干部都已经配齐，因此，南下工作团的干部们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压”。什么是“往下压”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为省级干部的，“往下压”为地委级干部；华国锋原本安排为地委级干部，“往下压”为县委级干部。
果真，南下工作团到了长沙，“往下压”了：武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湘潭。
华国锋也被“往下压”。1949年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从山西南下，来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工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一提到湖南，总是这么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
湘阴位于洞庭湖南岸。当时的湘阴，“四害”横行。所谓“四害”，也就是水灾、虫灾（血吸虫病）、土匪、恶霸。
华国锋来到湘阴，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时，华国锋步入而立之年。
在湘阴，华国锋为烈士塔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华国锋平时从不写诗，这是难得见到的华国锋诗：
为我人民事，牺牲命和家。
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华。
华国锋在湘阴工作了不到两年，1951年6月，被调离湘阴，到湖南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时，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的是宋惠。
虽说华国锋在湘阴县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1977年“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收录关于华国锋在湘阴的故事28篇。这些故事仍十分注意突出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例如，一篇题为《打菩萨的故事》，写及县交通班的小张、小裴拿了大木棒去城隍庙去砸菩萨，华国锋得知后，找小张、小裴谈话。故事这么写道：
政委给他们分析，在这解放初期，人民觉悟还不高，清匪反霸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时候，打菩萨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政委分析得那么深透，小交通员们听得那么入神。是呀，在这个时候打菩萨，就会干扰当前的清匪反霸运动，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啊！事情不是摆得很明显吗？有些落后群众听了敌人的造谣，对人民政府产生了误解嘛！
“可是菩萨还要不要打呢？”一个交通员提出了新问题。
华政委说：“当然要打的。但不能由我们代表群众打，要让群众觉悟了自己去打。”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小交通员们的眼光随着华政委手指的移动，轻声念起来：“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就仿佛是针对小交通员们说的。小张把华政委手里的这本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字闪闪发亮。
“华政委，我们再不打菩萨了。”小张和小裴惭愧地说。
1951年6月，当华国锋被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红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当时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解放了》的报道这样写道：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此处离毛主席的家十五华里。”从这里起到韶山冲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像过年一样……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2）
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天就住毛主席的家里。”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
1950年5月，毛泽东委托长子毛岸英前往故乡探望。毛岸英不坐车，不骑马，步行了30多里山路来到韶山冲，使那里的乡亲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1950年秋，《人民日报》刊载消息《湖南湘潭修缮毛主席故居》。
华国锋在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那时，毛泽东的故居经过初步修缮，正堂屋门上方挂着“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金字横匾。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写了《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一文，内中这么记述华国锋初去韶山的情形：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道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刘少奇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以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上的记述显然受当时的文风的影响，写得空洞、干巴，而且用后来的事来说当初，把“批判刘少奇”之类都“提前”到五十年代初。不过，这段记述毕竟还是反映了华国锋早在1952年春便已经背着背包前往毛泽东老家，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情况。
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日渐增多。参观者和毛岸英一样，要走很长的山路。华国锋作为县委书记，着手改善那里的交通，修筑公路，以使汽车能够直达毛泽东故居。
这样，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据当时的统计，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参观者便达8833人。许多外国代表团、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使湘潭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1952年8月，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这时，华国锋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华国锋那时写了《湘潭县应如何推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组》、《怎样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常年互助组》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于在湘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见解。
华国锋还抓了贺建昌这一典型，树为湘潭县互助组的“十面红旗”之一。
贺建昌是湘潭县马乇乡的贫农，组织八户人家成立“变工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华国锋得知后，三次到马乇乡蹲点，支持贺建昌，还带领贺建昌以及另几个互助组组长步行70里，到韶山冲去瞻仰毛泽东旧居……
华国锋写了《不断巩固和提高的贺建昌互助组》一文，在报上发表，提倡这一典型。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1954年2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就在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半年多之后，华国锋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虽说建国后毛泽东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冲，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一趟，有时一年来两三趟。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在长沙读书、教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对长沙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一趟来湖南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正因为这样，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要比别的省多得多。
毛泽东在1953年来湖南时，华国锋还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1954年夏，毛泽东从广州乘火车路过湖南，只作了短暂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又乘火车来到湖南。据湖南长沙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回忆，6月20日这天上午10时半，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在长沙南郊猴子石那里跃入湘江，游了很久。他一直游到岳麓山下的牌楼口才上岸。
就是在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时，34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笔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查到一帧不多见的华国锋和毛泽东在1955年的合影。这是在毛泽东的专列的狭长的车厢里，中间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长桌的右侧坐着毛泽东，左侧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便是华国锋。华国锋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憨厚地注视着毛泽东。
照片的说明词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途中和华国锋同志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1955年）。”那时，华国锋已是湘潭地委书记，所以有机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次接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
那时，毛泽东正忙于抓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反胡风”及肃清反革命运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二是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之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迅速展开。毛泽东很关心家乡的合作化运动。
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到韶山冲，亲自主持了“建社骨干训练班”。
陈世计当时担任湘潭地委办公厅秘书，后来他的儿子曾经这样记述：
1953年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我父亲是地委办公厅秘书，在一次父亲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也给基层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由于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较大，父亲就将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华国锋在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
当时父亲作为下级，只有静待领导指示的份。只见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我父亲，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布，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领导的面子和威信，我父亲小声建议，仅在地委干部中通报批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在《湘潭日报》上公布了。而华国锋急迫而坚决地说：“一定要让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工作一定要重视基层调查，否则官僚主义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检讨我们自己。”最后还是坚持着在地委通报批评和《湘潭日报》上发表了。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父亲提起来都是啧啧地由衷称赞和钦佩！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所称的“小脚女人”，确有所指。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根据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先是对农村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压缩、整顿，接着又提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宜过快。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便曾对邓子恢提出“黄牌警告”，批评邓子恢“犯了右的错误”——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
就在毛泽东大声批评“小脚女人”之时，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那里蓬勃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今年全乡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增产。348户社员有320户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很高兴得知故乡的进步，于1955年8月5日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虽然只短短一两句话，却使作为湘潭“父母官”的华国锋也“极为高兴”。毛泽东的信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故乡；第二，毛泽东很重视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同日，毛泽东还给湘潭县云源乡政府回了一封信：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
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同样透露了他对故乡“乡间情形”的无比关注。
毛泽东在一天中给故乡写了两封亲笔信，使华国锋对于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毛泽东关心故乡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不过，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对于农业合作化并不十分热心。他们主张“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召开部署农业合作化的会议时，原定有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关于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发言，被取消了。
华国锋回到湘潭后，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一文，仍积极推进湘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0个月之后，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机会。
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9月25日以前完成。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本来，中央会议一般只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参加，这一回把地委书记也邀请在内，是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地委书记身处第一线。正因为这样，作为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机会前往北京，列席中央会议。
这次中央会议，也就是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扩大”，就是指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们之外，还包括许多列席者。这些列席者包括上海局书记，北京、上海、天津市委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的农村工作部长，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
中共中央于1955年9月7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规定：
列席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1000至2000字左右”；
“因为会期只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
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而在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由于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们必须写发言稿，华国锋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精神，结合湘潭的情况，写了发言稿。
在会上进行发言的共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大会印发的书面发言稿达167份——大部分地委书记都只是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一则由于来自毛泽东的故乡，二则由于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所以他很幸运地能够在大会上发言。
华国锋在发言中“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介绍的故乡农业合作化情况，颇感亲切，十分满意。这样，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颇好的印象。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又写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两篇文章。
1955年冬，毛泽东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湖南6篇典型材料，内中5篇为湘潭地区的，毛泽东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毛泽东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写了如下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这样，华国锋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
1957年11月，华国锋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因为文教方面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部门，何况华国锋后来所担任的统战部长更是与“反右派运动”休戚相关。
湖南的“反右派运动”火力相当猛烈，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毛泽东的老熟人。从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两年多时间，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于延安。
周小舟与华国锋一起从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每一回来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视察。
在1957年，面对湖南那么多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为不安。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请求“休养”。这样，周小舟在1957年10月离开湖南，来到青岛休养。他在青岛借了不少古代史著阅读，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
“深文”出自《史记?酷吏列传》，指制定或者援用法律文书苛细严峻。“周纳”之“周”，即周密，而“纳”是“使陷入”之意。“罗织”指罗织罪名。
在周小舟看来，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是引人“陷入”，然后以罗织罪名，以严酷的法律置人以罪。“深文周纳，罗织成罪”这八个字，是周小舟对于“反右派运动”的错误的高度概括。这表明这位当年的毛泽东秘书，已经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之间产生深刻的分歧。
与周小舟不同，华国锋积极投入了“反右派运动”。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长沙第五中学党支部发表了《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一文，记述了华国锋当时积极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情况：
师生们怎么也不会忘记，1957年4月下旬，祖国的晴空出现几朵乌云，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华国锋同志深入学校，掌握文教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天，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身着青布便服，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他一到学校，就广泛与师生们交谈，参加座谈会。不到几天时间，办公室、教室、宿舍……整个五中校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到处都能听到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亲切声音。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华国锋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参加语文教研组的“鸣放会”，一个右派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冷静沉着地听着这个坏蛋的“鸣放”，目光炯炯，稳若泰山地向群众表示，我们欢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
在党中央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后，华国锋同志亲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争，指挥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也写及华国锋是怎样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当时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华国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向上迈，从县到地区，从地区到省，进入湖南省的领导核心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帆风顺的。
一年之后，一场政治大风暴，猛烈地袭击了中共湖南省委。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自江西庐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揭出了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这一“反党集团”跟湖南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克诚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从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而周小舟则是中共湖南省委现任第一书记。
周小舟在1957年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持怀疑态度，紧接着，在1958年，周小舟又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在1958年12月彭德怀来湖南视察，周小舟陪他同去湘潭，一路谈话，发觉彼此的见解非常相近。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时，周小舟也就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了。
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9月上旬，周小舟回到湖南，在湖南接受批判。此后，周小舟被降职到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给中共湖南省委带来极大的震荡。面对这一激烈的斗争，华国锋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干劲要一鼓再鼓，假话一定不要讲，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华国锋同志这种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求实精神，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在庐山会议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多次听取华国锋同志的汇报，称赞华国锋同志是讲老实话的人。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周小舟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由张平化担任这一职务。
华国锋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职务越高，政治风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泽东看重华国锋，每一回到湖南，总要接见华国锋。华国锋呢，也一直把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虽然华国锋已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仍关注着毛泽东故乡湘潭。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那篇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记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之间的“斗争”：
1962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他一次次下乡蹲点。
1962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姜畬公社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坚决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
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于是，在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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