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
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4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4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篡毛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1）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这么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耿飚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篡毛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2）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认为，必须“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耿飚在回忆录中也这么提及：
10月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0月10日两报一刊所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这么写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回，“物归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顶“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还给了“四人帮”。
不过，也正因为两报一刊社论中的这句话，泄露了“最大机密”！
分卷阅读3-第三章 华国锋确立了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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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发表，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
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而且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社论指出：
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就是说，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社论还指出：
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在这里，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仍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特别是仍强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表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仍是“照过去方针办”！
这篇社论，是华国锋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反映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最初的政见。其实，这篇社论是根据华国锋1976年10月8日的讲话精神写出来的。
那些日子，华国锋处于最忙碌的时刻。
华国锋在10月6日深夜至10月7日清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10月8日起至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行。
10月8日，华北、华中、东北、西南等大区的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赶到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华国锋说：
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
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华国锋强调，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华国锋号召中共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华国锋对于“文化大革命”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因为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即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理所当然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的10月8日的讲话以及两报一刊10月10日的社论清楚地表明，肃清“四人帮”的“左”的流毒远比粉碎“四人帮”更为艰难，从思想上铲除“四人帮”远比从组织上清除困难。
毛泽东的去世，只在几分钟之中。拘捕“四人帮”，也只是在一个晚上。这两桩历史性的大事件之间，相隔又不足一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急转直下！
毛泽东时代虽然结束，毛泽东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是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文革”的那一整套“左”的理论。华国锋遵奉“照过去方针办”，这“过去方针”就是毛泽东的方针，内中也就包括了毛泽东晚年制定的一系列“左”的方针。
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在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欢庆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之际，“左”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
邓小平的信被华国锋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处于软禁之中。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家中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301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301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粉碎“四人帮”之际，邓小平正住在北京301医院治病。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陈云当时还是“自由”的。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的是邓小平，没有涉及他。他当时担任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陈云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哈哈大笑。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时的邓小平，虽然被撤销一切职务，但是仍保留中共党籍。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说，向中央反映，他要求看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文件。
邓小平看了华国锋的讲话稿。10月10日，邓小平由汪东兴转信给华国锋，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充满着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愉之情。信中，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华国锋不理睬邓小平是有原因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共内部便开始传达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三句话，“照过去方针办”只是其中的一句。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御笔”所写的这三句话，成了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华国锋作为领袖来说，资历不深，在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段粉碎“四人帮”之后，亟需仰仗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华国锋出示毛泽东生前给他所写的三句话，显得非常重要。
内中的第二句话“照过去方针办”，通过报纸上反反复复批判“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亦即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已经变得家喻户晓。
这时，华国锋公布了毛泽东写给他的第三句话——既然毛泽东生前说“你办事，我放心”，这就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铁定”了！虽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针对当时让华国锋处理党政大事而言，但是此时华国锋拿出这六个字，已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接班的“放心”，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
不过，也正因为华国锋遵奉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既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主席生前定下的“方针”，他也就完全照办。
所以，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仍在强调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都提到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也有人后来推测说，邓小平能力强、资历深，华国锋生怕邓小平一旦复出，就会构成对自己地位的巨大威胁。所以华国锋对邓小平10月10日的信不予置理。
这当然是一种推测。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一上台就坚持“照过去方针办”，墨守于毛泽东的“过去方针”，所以他后来提出“两个凡是”，那就毫不足奇了。“两个凡是”其实就是“照过去方针办”的另一种说法罢了。此是后话。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四人帮”曾感叹：“我们手中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四人帮”很难从叶剑英手中夺得军队的指挥权，便在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民兵。这样，在1976年，上海民兵指挥部已经拥有30个师、7个独立团、两个高炮营，实力相当可观。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曾经去上海，要求上海的“第二武装集团”加强训练，作好“拉出去”的准备。
在拘捕“四人帮”之后，解决上海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10月7日清早，华国锋和叶剑英商量之后，决定让汪东兴出面，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要他们当天赶往北京开会。
这通知如此局促，使马天水感到有点蹊跷。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想摸摸情况，电话没有人接。给王洪文打电话，也没有人接。马天水又给北京的“四人帮”的“帮友”们去电话，也都没有人接。马天水意识到情况不妙。
终于，马天水拨通《人民日报》鲁瑛的电话。当马天水问他北京的情况时，他只说了一句“没有什么事”就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下午，马天水满腹狐疑，和周纯麟一起飞往北京。
马天水一到北京京西宾馆，便被软禁起来，而周纯麟则被接往李先念那里，因为周纯麟曾经当过李先念的警卫员。当周纯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马上表示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表示上海警备区听党中央指挥。
这天，上海的“四人帮”党羽们惶惶不安。当他们得知“四人帮”被拘捕的消息，决定要“大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打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
10月9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进行部署。
这天，在北京经过“打招呼”的马天水，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晚上，他奉命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另两位书记徐景贤和王秀珍。
10月10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不得不飞往北京。
11日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玉泉山九号楼接见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这时，徐景贤和王秀珍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
10月12日，从上海方面传来消息，那里的“四人帮”余党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要“决一死战”。
华国锋和叶剑英决定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表示“中央对你们几位是寄予希望的”。
10月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周纯麟同机回到了上海。他们先是来到东湖招待所──原先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招待所，向中共上海市委一些负责人作了传达。
当“四人帮”的一些“小兄弟”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心如刀绞。1980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的报道这样描述：“黄涛躺在沙发里，像抽羊痫疯似地抖动；汪湘君哭得伤心异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陈阿大、叶昌明抱头呜咽，如丧考妣……”
10月13日下午3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样，中共上海市委的委员们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明白了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知道了“四人帮”怎么被打倒，也就制止了上海的武装叛乱。
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庆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中共中央在10月14日决定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因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大体上“稳”住了。
10月1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在几百名海、陆军警卫部队护送下，进驻上海康平路，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真正地稳住了上海。内中苏振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倪志福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冲为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
10月18日，上海民兵指挥部被勒令解散。
从此，“四人帮”的基地土崩瓦解，全国的局势明朗化了。
这时，“四人帮”的失败已成定局，亟需向全党、全国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须知，在整整一个月前──9月18日，正是北京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日子。才一个月，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共中央的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中共中央的通知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揭露“四人帮”反党篡权的罪行。通知指出：“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第二部分则是公布毛泽东自1974年2月以来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第三部分指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令人不解的是，通知居然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四部分强调，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时，要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通知指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五部分规定，揭批“四人帮”，“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第六部分号召要“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从10月6日起，中国终于从1976年“天灾连着人祸”的悲痛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的“龙年”，那条“龙”历经劫难，终于欢腾起来。
诗人贺敬之在欢腾的人群中又“放声歌唱”了，写下充满激情的《中国的十月》一诗。尽管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首诗已经落满时代的灰尘，但是毕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月的历史画面：
呵……
1976年，
严峻的十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已和我们永别……
生前的遗志呵，
怎样实现？
如何继承
他开创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