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1998年8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聂荣臻李先念陈云也起了大作用（2）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
在本书初版中曾经写及，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父亲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的书报上的描写：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按照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则应是9月11日。而李先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月24日”，应是9月13日。吴德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节：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
据云，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顺道”去了西山15号楼，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连忙打开了收音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叶剑英，担心有人窃听。在响亮的收音机广播声中，叶剑英和李先念进行低声密谈，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则是这样回答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吴德说出了内幕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听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
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
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时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因此两人接触比较多。
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
近几年华国锋到广东一次，张根生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比较多。
1999年3月9日上午，张根生问及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由于是老朋友，华国锋详细向张根生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以下是张根生记述的华国锋的回忆，虽说缺乏细节，显得粗略，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江青只有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才可能沦为阶下囚。
用叶剑英的话来说，毛泽东健在时，“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时，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江青毕竟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
所谓“投鼠忌器”，取义于汉朝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意即，用东西掷老鼠，又怕打坏旁边器物。
所以，只要毛泽东健在，就很难抓江青这只“老鼠”。
所以，中国能够在1976年爆发“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以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
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爱国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叶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是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实际上的“总负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10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离世，也就使江青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虽说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江青连见一下毛泽东都不那么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却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开场合处处高喊：“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来了！”“我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江青正是依仗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
自从江青变为“毛的遗孀”，叶剑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27天，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
1976年9月9日，为“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
1976年10月6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
这是中国在1976年的两记重锤响鼓。
这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之前的两次急转弯。
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在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胡耀邦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
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
分卷阅读2-第二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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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1）
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
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毛泽东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九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了西山。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夤夜上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
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2）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
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李先念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很强调，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3）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有人曾经提出要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共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1）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