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月06日　人工培植的小黑麦在中国西南、西北、华北推广。
07月06日　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07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创历史新水平。
07月23日　沿海铁路干线津沪复线工程提前接轨。
08月07日　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修复。　
08月23日　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
10月05日　现代化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80％以上的县建立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　
12月10日 　江南9省已探明的某谈储量比文革前增长了2倍。
12月11日 　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2、文革十年工农业总产值
文革十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而有人却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这样吗？再请看下列数据：
文革十年统计资料 工农业总产值(单位：忆元) 农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1965年 2235 833 1402
1966年 2534 910 1624
1967年 2306 924 1382
1968年 2213 928 1285
1969年 2613 948 1665
1970年 3138 1058 2080
1971年 3482 1107 2375
1972年 3640 1123 2517
1973年 3967 1226 2741
1974年 4007 1277 2730
1975年 4467 1343 3124
1976年 4536 1378 3158
其中，1969年工业总产值比68年增长约30％(参见《毛泽东传》下册第1556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1967年和1968年工业总产值下降外，其余均呈上升趋势。十年内工业产值翻了一翻多，农业翻一翻弱一点。
3、再看一组重要数据
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发展简报》称：“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这是当时发展中国家难得的成就。到2008年中国人均寿命增加到72岁”。
从这组数据可見：前29年，人均寿命增加了33岁，平均每年增加1.138岁。这个数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史上都是奇迹。这个奇迹，唯有在高举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创造的奇迹。
而后30年，“改革开放”的30年，人均寿命由68岁增加到72岁，共增加4岁，平均每年增加0.133岁。
前29年为后30年平均每年人增长寿命的8.56倍。
事也揍巧，国民党统治旧中国三十七年，人均寿命由30岁延长到35岁，共延长5岁，平均每年人延长寿命0.143岁。
可見，“改革开放”30年，人年均延长寿命反比解放前少了0.01岁。
而解放后的前29年，比国民党反动统治的37年，平均年人均寿命延长高岀0.995岁。前者是后者的7.96倍。
由上述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毛主席领导建国后的20多年，成绩巨大，其中大多是文革十年中取得的。不仅解决了中国千年沒有解决的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达到人均年产粮食680市斤，粮食够吃，许多农村姑娘和青年不仅穿暖了，而且穿上了毛衣……，像我这类旧社会穿补丁衣服、光脚丫农村出来的，还穿上了旧社会没听说过而穿着走路时咯咯响的皮鞋和毛料衣服，一改旧社会衣衫褴褛的贫困落后形象；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并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商业、金融、……体系，尤其是国防尖端一跃而为世界第三，中国人民挺直了腰杆做人，并成了共和囯的主人。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09页)。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对解决了中国十亿人吃饭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那些复辟派们“崩溃论”是有力的回击。
另外，应当承认，近30年，人民在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等剥削阶级严重剥削、压迫、迫害的摧残下，为了求生存，还是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所以我为此在发表的文章中一再承认这些事实：不少人吃得更好了、口袋里的钱更多了、甚至少数人把口袋鼓破了，市场上消费品更丰富了。但也要实事求是，党和国家腐败了，人民怨声载道，即：国腐、民怨。
还必须强调，毛主席领导的30年，是真正的国虽不太富，但民很强。而且是在旧社会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内容我在前面已作了介绍。
近30年的富，我一再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近30年的“富”，同毛主席时代的不太富，性质根本不一样。毛主席时代，是全国上下一条心，为建设社会主义，同天斗、同地斗、同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斗，大搞科学实验，即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艰苦奋斗出来的；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基本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劳者不得食，少有所学、老有所养，人民当家作主；并为几代人的发展创了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毛主席去世后的这30年，是靠挖掉社会主义墙脚，摘了30年前的“桃子”，不仅提前花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矿藏，还给后代留下了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可耕地累減、…等后患，并成了美国的“组装厂”；结果成千上万工人、农民、学生失业；劳动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死了还火葬不起。所以有同志把这些概括为三句话：吃了前人的，用了后代的，剩下是给美国的。
三、向红卫兵致敬
1、革命群众运动好得很
现在，人们习惯把文化大革命同群众运动、“四大”等同起来。其实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面已经讲了，“文革”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防止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进行的思想、路线的阶级斗争。而群众运动、“四大”是这场阶级斗争采取的方式和手段。阶级斗争的最髙形式是武装斗争。由于文革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采取的方式比武装斗争缓和得多。因此，造成的损失比武装斗争小得多。但它同样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这个意义讲，有点损失是难免的。有些善良的朋友，看不到“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而资产阶级是其混进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结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其代理堡垒。不这样看待“文革”，则“文革”发生的许多问题，就解释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传承了我们党在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过程中，广泛采用并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我们许多先烈，不少是把鲜血和生命奉献给了我们党发动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党从建党初到1976年10月6日前的许多领袖人物，就是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如果我们的党史，沒有群众运动，也就称不上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无产价级革命史。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反映农民运动的代表作；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跌路工人大罢工等等，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岀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党史和近现代史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建国后，我们党仍然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群众运动，我能记得的有减租减息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社教运动等。另外还有刘、邓搞的“拔白旗”运动、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运动、“四清四不清运动”、“前文革”和“后文革”运动、三次严打运动、天安门广场“6.4”大屠杀运动、推倒人民公社运动、私有化运动等。除刘、邓搞的运动有很大破坏性、反动性外；其余都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推动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沒有群众运动，也就沒有共产党史，也就无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就各国无产阶革命史，同样如此。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领导核心，大多是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岀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凡像赫鲁晓夫之类篡权自封的，无一例外都是冒牌货。
然而，从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变后，很快就否定了革命群众运动。进而把群众运动丑化成混乱、破坏的代名词。把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更是丑化成挽袖子、卷裤腿的 “疯狂”、“无知”、“愚昧”的一伙青少年；用小说、漫画、戏剧包括电视剧等一切能利用的手段，进行狂热地歪曲丑化。
许多同志都清楚，解放后，我们党通过发动群众，不仅仅在阶级斗争，而且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最为突出、至今仍造福人民的兴修水利，都是群众运动创的奇迹。同时，毛泽东时代，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就不能忘了群众运动作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严惩了几个腐败分子，确保了将近10年的平安。六十年代的社教运动，和十年文革，批斗了走资派，确保了我们党将近20年的平安。这个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那时，社会稳定，公社以下均沒有司法、公安机构，县公安局仅有2、30人，中小城市没有警察站岗，仅有民警维持交通秩序。没有市管委、保安、联防队、交管所等这类名义是治安，实质是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机构。那时，公社以下干部一律必须参加劳动，许多干部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多选在农闲时间搞运动，白天照样生产，晩上搞运动，七嘴八舌议论揭发、也有大、小字报揭发干部不正之风，少则半月、多则个把月，问题基本揭露出来了。干部、群众积极分子进行查证落实，犯错误的干部检讨的检讨，退赔的退赔。一般3至4个月运动结束。本人参加工厂、农村社教工作，均约四个月结束运动。除工厂按“桃园经验”，工作队进厂不久就抓人，搞恐怖政策，但很快中央颁布社教二十三条，扭转了局面。到农村按23条搞社交，基本是正面教育，比较平稳，我们沒有定一个走资派和贪污分子，仅批斗了一个有破坏活动的一贯道点传师。那时的农村干部，即便是被批斗的多吃多占的干部，同现在一些腐败官员比，太小巫见大巫了，多吃多占大多顶不上现在一包高档香烟钱，上百元的贪污分子极少。正因为那时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确保了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干部占多数。群众运动，不仅使干部想不到去腐败，而促成更好为人民服务，更能有效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教育、挽救了一些问题不大的犯错误的干部。同时，也锻炼了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干群间常沟通，干群关系较好。所以，这些事实说明，真正的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群众运动，而很多是群众运动的骨干，或领导者、组织者。凡害怕或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十有八、九称不上是个好的革命者，不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类。
近30年，改革“精英”一再宣扬不搞“运动”，甚至把革命群众运动丑化成“洪水猛兽”。 如最近看到报导：中央“巡视组”到重庆，“巡视”后就大发议论，如果互联网披露的内容属实，说句不客气的话，那真是钦差大臣，下车伊始，讲得不伦不类。依我看，如此“巡视”“官员”，还不如辞“官”去卖红薯锻炼一段时间再“为官”不迟，否则太糟蹋“官”的名分了，更不用说中央“巡视”“髙官”了。他的讲话说明那么点狗屁不通的理论水平，实在丢人现眼。但他倒是反群众运动旗帜鲜明，而警告重庆领导反腐打黑“不要搞成群众运动”。常人均知，重庆的反腐、打黑，所以取得人们称道的成绩，同群众有几万份举报信，而且由以往不敢实名举报，成了80％以上实名举报，是分不开的。沒有群众对重庆市党委、政府的支持，靠重庆那几个领导，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大成绩。全国的各类公安队伍，这30年一扩再扩，扩大到了乡、镇都设派出所，连学校里都设派出所。编制从几个人扩大到现在30至40人以上，并另设保安队、治保组、市管委、交管委等，还有专门的政法委。这一长串“治安”机构，在此不议论它们搜刮、敲诈了多少人民血汗钱(重庆反腐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看得很清楚)，靠如此中华民族史上罕见的庞大治安队伍，全国性的治安运动，这30年内，一个椄着一个，结果是愈治社会愈不安。难道“巡视”“高官”不知道这个事实吗？为什么是这样？研究过吗？最根本的原因是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同靠几个人而不依靠群众反腐打黑是分不开的。说白了，如果依靠群众，也妨碍那些公、检、法做“手脚”，直接影响财源。但重庆反腐打黑取得成绩，正是因为重庆领导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不去念上面用法律条文规定不搞“群众运动”的经，才取得的。而“巡视”“高官”却非要念上面的“经”，无视30年实践证明那个“经”是错误的，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巡视”实际上成了封建社会的钦差大臣，成了混混“官”。 现在重庆还只是唱红歌、反腐败、打击黑社会，对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也是有好处的，“巡视官员”就匆忙灭火。如果重庆要搞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巡视官员”还不被吓成屁滚尿流？这种钦差，唯有套着上级的路子交差，结果只能是以“巡视”之名，行保护腐败之实。
资产阶级、反动官僚资本真不搞运动吗？绝对不是，他们搞的运动没有间断过。从“大清查”运动开始，接着是在20年中的三次“严打运动”、那年春夏之交调动数十万军队镇压群众的运动、全国横扫人民公社的分田单干运动，还有“前文革”和“后文革”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是不让人民群众参加的运动。其中不少是反人民群众的运动，许多人民群众丢了脑袋或被关进监狱的运动，法西斯运动。
以上说明，1976年10月6日前和后，运动从没有停过。但这前和后运动的性质是决然不相同的。前者除刘、邓搞的以外，有些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的革命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是运动的主要力量，运动的对象是走资派(例如文革)或大自然(例如学大庆、学大寨运动)；但也有些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发起的，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群众运动(例如合作化运动)，大多属于发展生产力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或发展生产力。1976年10月6日后的运动，都是走资派、资产阶级搞的，依靠的力量是改革“精英”、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军队、公、检、法)等，目的是确保复辟资本主义，手段是强迫命令、白色恐怖、甚至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结果是高速腐败、复辟、倒退。
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反对群众运动，确切地讲是害怕群众运动，尤其害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中特别害怕大字报。这是十分可笑的，共产党人不怕国民党反动派、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帝国主义。然而，某些“共产党人”却非常害怕大字报，但嘴上还要大唱“民主”髙调，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群众。请问，害怕群众，还够资格称共产党员吗？心胸坦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会害怕群众运动和大字报吗？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一贯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取之用民，而用之于民。然而，这30年全变了，人民成了“屁民”，打着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成了吸劳动人民血的腰缠亿万贯的反动官僚资本家。他们为了捂住自己的罪恶，反人民就成了他们的阶级本性。因此，却却是他们反对群众运动、害怕人民群众用大字报揭露他们的罪恶，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动阶级本性。而证明了毛主席发动群众运动、利用“四大”，批臭、斗倒走资派的决策，英明、伟大。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毛主席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利用“四大”，揭露自己亲自缔造、领导、并己执政的共产党内的阴暗面，揭露投机革命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并在实践中，仅仅花了两年多时间，粉碎刘少奇、邓小平苦心经营多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走资派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取得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伟大胜利。说明，革命群众运动、“四大”，是反修、防修的文革的最佳选择。而且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推翻一个反动阶级，损失最小。
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实质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毛主席说：“有些老干部很怕群众，一天到晚不敢和群众见面，这倒成了稀罕事！共产党代表群众的利益，这是最根本的特征。现在反过来了，和国民党差不多了。蒋介石才怕群众呢！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如果到了共产党也怕群众的地步，那么我们也就离彻底灭亡不远了”。
2、向红卫兵致敬
红卫兵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成功的创举，值得研究总结。
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从外地回到北京。于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的这一天，回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于6月24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和7月4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引用了毛主席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遭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派驻的“工作组”反对。细查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期大事记，毛主席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是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产生，这一新生事物的岀现，具很强的生命力，很快在全国推开；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回信，也是真正用“四大”方式开展 “文革”的起点。全会期间，8月5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于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外，毛主席在大字报中尖锐地指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不仅给资产阶级司令部敲了丧钟，同时标志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此开始领导“文革”。
我亲临一线接待过红卫兵。我不仅接待了来自各地的由学校选派并有老师或地方政府领队的红卫兵，有人称这为“老红卫兵”、“红五类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等，甚至把红卫兵干的一些不妥的事归罪他们，本人不赞同这些观点。我也接待了完全自发、自由来自各地的红卫兵，有人称这是“黑五类红卫兵”、是“真正的造反红卫兵”，我也不同意这些观点。我完全赞同周总理讲的：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也正因为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才以一名解放军战士，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他们。一些文痞、流氓，包括极少数“大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把红卫兵丑化成挽袖子、卷裤脚、“无恶不作”的一伙“干尽坏事的败类”。我不清楚丑化红卫兵的一些文痞、流氓、“大官”等，他们有沒有子、女等是红卫兵？有没有大串联，有没有参加“破四旧”等？我坦然讲，我既沒有子女、和亲属参加红卫兵、也沒参加串联等。因我的孩子当时都上幼儿园，亲友的子女都成人参加工作，我很超脱。但我无法容忍一伙民族败类，丑化当时绝大多数年仅13至15岁这一代娃娃。以至他们以自己的无知、不学无术，把一个当时年仅15岁，就敢于向几千年封建势力遗留下来的“师道尊严”大胆挑战的小女孩，在各类报、刊，疯狂地恶意丑化、批判到了全国家喻户晓。一些文痞、“大官”竟如此无耻明目张胆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民族的耻辱、共产党的耻辱！这30来年，走资派迫害挑战“师道尊严”的少年，而大力提倡“师道尊严”造成的极端严重后果，这些年大家有目共睹。
虽然人类都把少年看作社会、国家的未来。但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无例外地：大多富人把孩子关在“象牙塔”培养为压迫剥削人民的“龙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事力所不能及的劳动，以维生计。但是，古今中外，有哪个朝代、哪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能供食宿、免交通费、民胜古迹和风景处免门票，穿衣服少的还发棉衣，带的另用费不够可借给(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红卫兵回家后都由家长还了借款)，这样让全国几千万少年到首都北京“做客”，到各地串联的吗？唯有毛主席和以他为领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如此让青少年见风雨、见世面，在社会火红的“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练成长。一改几千年大多农村人，一辈子活动范围不超过100平方公里的狭窄天地，许多人从生到死，没见过城市、火车、飞机、电灯等等，同我同令的农村同志，对此都会有深切的体会。請问：埋沒了多少人才？共产党也能这样吗？所以，红卫兵大串联，正说明毛主席、共产党对下一代寄予极大的期待，希望他们在实践锻练中，培养成为建设、捍卫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而且正是这个大串联的这一事实，有说服力的批驳了一伙反“文革”派，攻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搞“唯成分论”、把红卫兵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事实是，我们在接待红卫兵的工作中，都一视同仁，都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热情而周到地接待和为他们服务，这个事实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几首：我走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以及“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等儿歌，响彻祖国各地，充分表达了当时少年的优良品质和宏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有一位反毛、反“文革”的当年的自称“造反派”，写了一本30万字的专谈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书，也不得不承认(注：不抄其原文)：当时红卫兵大串联，不少是少男少女，火车上都混挤在一起，无一点空隙，但那时情操好，沒发生任何不轨举动；如果要是现在那样大串联，私生子就得拉几火车。这段叙述，定为被公认说的很公道。但必须指出，某些反“文革”的当权派、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应作别论。但是，这些人中，会有不少同志经过近30多年反面教员的生动教育，会改变当初丑化红卫兵的错误，正确认识和评价红卫兵，这些同志态度和认识的转变，对社会的影响，必将比我们这些人的影响还大，我们应热烈地对他们表示欢迎！！！人生谁无错，改了就是好同志。
在本人接待的几批红卫兵，从沒发生小朋友失窃或偷盗、斗殴、浪费粮食(尤其农村孩子)等不良现象。在接待中，更沒有发现少年失踪或被人贩子贩卖，也未见少年吸毒、赌博、唱黄色歌曲、……等封、资、修的流毒。如果在现在搞那么大规模串联，这类五花八门的丑闻将会无法收拾。
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时，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和上百万红卫兵，红卫兵都热情高涨，有的一夜不眠盼着天快亮见到毛主席，有的接见后写日记，表示誓死捍卫毛席，……。每次接见，都秩序井然。八次接见都有新闻记录片可查，本人陪同红卫兵参加了四次。成千上万红卫兵在北京，除公共汽车拥挤一点外，首都秩序井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不像当今“太平盛世”、“和谐社会”遇到大喜庆节日，商店不准卖切莱刀，甚至调动一百多万野战部队保驾；绝大多数市民10几年前，都装了防盗门，窗户安装了铁护栏，有些人家一遇节日还加固。这些显明的反差，让一伙攻击红卫兵的文痞、走资派、“大官”大失光彩，不过他们对己有文过饰非的天才，而对红卫兵照旧竭尽所能进行诬蔑。
他们诬蔑红卫兵的重点内容之一是“破四旧”。我想对此提个问题，供研究：“四旧”该不该破？尽管这类事，本人都未参与，但我认为，不管是谁提出的，“破四旧”并不错。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破“四旧”的结果，社会风气有明显进步，最最起码是搞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空前大幅度下降；这个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但破“四旧”，肯定会造成不该破的当“四旧”破了，有的“专家”、“大官”在这方面很辛苦地统计出“毁掉文物”价值多少这类很蛊惑人心的数字。不过我倒要问，一些娃娃弄不凊是不是“四旧”，而破掉了。从其性质最多只够得上误会。从已公开的大量文献，这一情况毛主席知道后，立即请周总理出面做工作，这股风很快就刹住了。红卫兵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这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红卫兵还真不懂什么是“擦边球”、“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那么，那些为此大做文章的“专家”、“大官”你们能明白无误地界定什么是“四旧”吗？比如在农村随处散落的土地庙算不算“四旧”，平掉它改为良田，对不对？但现在一些地方“官员”又把庙宇建到遍地开花，还攀比着愈建愈豪华；拜佛烧香的“共产党官员”随处可见，人员之多，向泥菩萨许愿岀手之大方，一掏就上千万元，大创历史记录；贪官绝大部分相信封建迷信、看风水，…，这已是否定不了的事实，这一趋势的增长，是社会进步、还是在复辟倒退？丑化红卫兵破“四旧”是为了大肆宣扬“四旧”的现实，“专家”、“大官”们如何把这一现实，同你们天天放在嘴皮上高唱的“科学”之类联系起来？不错，破“四旧”，一破势必会毁一些东西，即便毁掉一座破烂的土地庙，要重新造出来、土地菩萨塑造起来，少则也要十几万。既然“专家”、“官僚”对造成的这些“损失”，痛心疾首进行谴责。但可以肯定，那些“四旧”成不了为人类造福的生产力。请问，在你们的唆使下，竟能把钱学森同志苦心建立的科学实验基地，不顾人民反对，而用铲车等现代工具把它铲为平地，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价值数千万元的实验仪器，而是一些科学实验无法进行。这就不能不责问，“专家”、“大官”谴责十几岁娃娃破“四除”，倒底是想干什么？
“专家”、“大官”谴责红卫兵另一个问题是抄家。无合法手续抄家，无疑是错误的。但千万别忘了这是娃娃们不懂宪法干的错事，发现后，同样刹住了。但因为是娃娃干的，只能引导纠正，在任何朝代也不会对天真的娃娃干了点错事就判刑。何况抄家的红卫兵，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女，有其中大多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的走资派的子女，而且较多集中在刘、邓领导的50多天“前文革”期间，事件还是从北京逐步扩散出去的。例如后面介绍的青海问题、湖南道县问题，大规模抄家，都是走资派指挥下干的。又例如：“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于是，对高干子弟抄家，毛泽东批示说：“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全国规模最大的非法抄家是叶剑英等领导的清查所谓“四人帮”“三种人”，即“反文革”向人民反攻倒算运动中。那些懂事、懂法的“专家”、“大官”搞的“后文革”， 随意捏造“追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对上千万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文革”的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批骨干和忠诚无产阶级事业的共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造成冤、假、错案遍地。其中，绝大部分受害者遭到非法抄家。就本人而言，张爱萍派来清剿“国防科委以李敏(毛主席的女儿)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后文革运动”，虽沒有查出有一人同“四人帮”有组织联系的，或写了“劝进书”的；更沒查岀一个跟了“四人帮”干了坏事的。相反倒是基本弄清楚了张爱萍同王洪文勾结，镇压七机部的干部、群众；背了中央，私通王洪文秘密制造核弹头，图谋不轨；指使刘毅民一伙疯狂从进口反动报、刊等搜集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由于本人知道他这些罪行，加上本人抵制他把被广为流传被称是他的情妇(逼离了婚，女方原丈夫长久受辱，病故)硬要塞进情报所“升官”，而派来武斗司令常勇为“工作组长”，凭空捏造罪名，进行残酷迫害，无合法手续，剥夺我当时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非法关进张爱萍私造的监狱。并进行非法抄家，常勇唆使非法抄我家时，因本人无任何非法物品和材料，而抄走了我大量私人财物，有些财物很珍贵。他既不给我家属抄走物件清单(都是背了我抄的，因当我面抄他办不到，理当遭拒)，而至今未归还一件，珍贵的很可能被窃为己有，己构成盗窃罪。这伙知法犯法的败类，有什么脸面对红卫兵说三道四。全国统计一下，在走资派清查“三种人”的“后文革”运动，被非法抄家的同志的人数，可能是中共史、甚至是民族史上数量最大、性质最恶劣的非法大抄家运动。其性质，同红卫兵抄家，决不能混为一谈。
“专家”“大官”对红卫兵的诬蔑、丑化，表明了他们为了对“文革”反攻倒算，黔驴技穷到了对少年失去了人心，失去了理智。我想，对13岁至15岁的少年即或做错一点事，即使是“上帝”也会对他们宽容三分。可一些“专家”、文痞、“大官”，不仅对这一代少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无限上纲，恶意丑化；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更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到头来只能是充分暴露了他们自身反动阶级本性。最可笑的是某些“大官”，相当初你们不也拿着红缨枪或组织少年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斗恶霸和地主造反吗！为什么你们当了“官”就阻扰、丑化少年造反，而不是把革命传下去？
当时成千上万全国少年，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的锻练，练就了一身反修、防修的本领，其中相当多的少年，已成为当今反修、批修的社会中坚，成了捍卫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红卫兵的丰功伟绩，已载入无产阶级革命史册！
向红卫兵致敬！
四、如何正确对待“文革”中的周总理
一伙走资派、文痞们围绕周总理，在这30多年，大做文章。其特点是实用主义，按需要像捏泥人一样，随便捏来捏去。一时把周总理歪曲为在“文革”期，周总理“抵制了”毛主席，带助了不少老干部免受“迫害”，并检几句周总理表扬自己的话，甚至不惜利用一些人捏造的“总理遗言”中有利自己的，大肆宣扬；如周总理讲了不利自己的话，就说总理“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否则他自己也‘保不住’”。这是近30年走资派、文痞们对待周总理的通用公式。但有些对“文革”、对毛主席持反对态度的学者，看岀走资派、文痞这些伎俩，同史实实在太离谱，不能自园其说，而只好承认“文革”期，周总理是全身心地拥护并全力以赴投入文革的，只得承认毛、周是一致的，但他把史实歪曲为毛主席是“独断专行”的“君主”，周总理“忠君”跟着“犯错误”。其代表作就是前面我摘了其中几段文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岀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周恩来生前在中国百姓心中声望很高，在非毛化初期，其名望曾一度高过毛泽东，随着非毛化的深入，香港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谣言杰作《叫父亲太沉重》，给了道德化身周恩来泼了恶毒的脏水；另一本书名为《晚年周恩来》，以知情人自居的作者高文谦真中参假，深层次地大贬了周恩来一把，从此，周恩来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争论日起，右派运用谣言把中共领导说成无好人，包括周恩来”。
总之，这些歪曲周总理形象的书、刊等，不仅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为研究文革史设置了不少障碍。由于周总理在“文革”中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因此，不如实反映周总理在文革中的活动，就很难反映完整而真实的“文革”史。在此，我先作一点声明：即1971年9月13日(即林彪出逃)前后两天内，目前我所见资料，对周总理的作用，各种议论分歧很大，本人无能力鉴别真伪，对此本人暂不发表意 见。
1、正确评价周总理
这30来年，复辟派岀于某种需要，表面上打扮成周总理的卫道士，实质上诬蔑周总理“违心地干了一些事，不这样，他自己也保不住”(记得的大意)。一些文痞，以此为框架，各显神通，把人民的周总理，歪曲成为了“保自己”，不惜“不讲原则”、“委曲求全”、“奉承、迎合”、“不讲阶级斗争”、…集孔孟之道于一身的现代“大儒” ，丑化周总理。成了他们打“鬼”的“钟馗”，为他们篡权、复辟服务。因此，捍卫伟大的全世界闻名的周总理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沒有这个水平，更沒有资格来评价一个无产阶级的伟人。好在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红色摇篮”这部史料性电视连续剧。正是这部电视剧，使我认为谈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把握。
陪伴周总理从战火纷飞的岁月，到建国后的20多年的邓颖超大姐，既是周总理的同窗好友，又是夫人加战友。针对有人说周总理“违心地干了一些事，不这样，他自己也保不住”。对此，邓大姐说(记得的大意)：“不能这么说，恩来跟谁在一起革命都是衷心耿耿的”。这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周总理一生的功和过。有同志说：周总理一生最辉煌的历史就是从遵义会议后，跟了毛主席一起干了40多年的革命历程。其实，这句高度而如实的概括，也适用于邓小平等等，但只要背叛了毛主席，他们不仅暗淡无光，而且遗臭万年。张国涛是这样，其他人也只能是这样。黄克诚同志是最有卓见的老同志，他生动而符合事实的说：说我们党内谁比毛主席还高明，那是天大的笑话。正如黄克诚同志在文中借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形象地刻画了邓小平等轻薄地否定毛主席，毛主席却像万古不废的河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看了电视剧，并回顾文革期间，周总理日理万机，处理了大量重大事件。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才能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尤其是文革中处理各类复杂事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而再地给与了髙度评价，并一再要江青同志等好好学学周总理，这现在都是人人皆知的事。更证明了邓大姐对周总理恰到好处的正确评价。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不这样(指不违心)，他(总理)自己也保不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为了“保自己”，而“违心”地处理国家事务，还有比这更丑化周总理的吗？沒有，绝对沒有。某些文痞按这个框架发表了大量丑化周总理的文章等等，实不可忍。电视剧“红色摇篮”如实再现了周总理积极参加大是大非的争论和斗争。从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我们回忆一下周总理在文革又何尚不是如此呢！没有参加过文革的同志可以查查文革期间周总理的指示以及一些重要讲话，看看是不是这样？本人建议，在看这些材料时，仅看周总理的原话，不看作者分析观点为好。从前面介绍的周总理处理科委“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仅从这一个侧面，也说明周总理在文革中，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卓越领导才能。那时谁敢摸一下军队那几个老帅的“老虎屁股”？只要看看毛主席、周总理一去世，那几个老帅的所作所为，谁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吗？还正引证了毛主席生前担心：要岀军中赫鲁晓夫。
我要强调的是在任何历史阶段，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应具的品德，不在于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红色摇篮”全剧如实反映了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场景，所以我认为电视剧好就好在真实两个字。如果要讲点不足处，就是沒有把有人临阵逃跑的史实反映出来，反而感到有过意突出有的人，个别场景显得象有“夹三”似的味道。因为谈到那部电视剧，顺便讲了这几句。我们党正因有这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显得很有朝气，也才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才能真理愈辩愈明，才能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从胜利走向胜利。解放后，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共同主持下的20多年，延续了这一优良传统。才使我们党不变修、不腐败，社会主义各项建设飞速发展。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切成就，是我们党坚持斗争的哲学分不开的。我要请问攻击毛主席“个人独裁”的走资派、文痞们，有哪个“不独裁”者敢召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吗？人们凭常识都懂得，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在矛盾斗争中发展，沒有矛盾和斗争，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同样，一个政党，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搞“和为贵，”就不会有朝气，也就会衰败下去。这30年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把党内不同政见，按刑事犯罪镇压下去，搞不争论，结果是万马齐暗，而一修独放。这些事例，大家都亲眼看到，就不费笔墨了。
从“红色摇篮”电视剧可以看到，毛主席是一再受打击的重点，在此仅讲一条：毛主席认识不了自己的意见有错，敢于坚持。在一系列激烈斗争中，周总理都不含糊地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斗争那么激烈，但王明、博古等并沒有把毛主席杀了。毛主席、周总理主政后，王明在苏联骂了几十年娘，但还是中央委员，张国涛仍是红军重要领导人，但逃跑是他本人的事，等等。如果摆在这近30年，毛主席就是有10个脑袋，也保不住。其结果，则如有人所说：我们的党至今还可能在黑暗中摸索。可见，毛主席从反右起，坚持了一个不杀，搞错了可以平反，其深远历史意义。顺便讲一下文革中毛主席对“不翻案”的人处理，是值得后人效仿的，可以说是熟读《三国演义》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联合导演的一场现代“捉放曹”。所不同的是，某人只是集曹操缺点之大成，确不具曹操的优点。有文艺专长的同志，写个剧本，将来如有合适的时间，搬上舞台，很有意义。
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反孔孟之道而行之。孔孟主张的是和为贵、中庸之道。进化到现在就是不争论，驯服工具论，表扬和自我表扬，……。前两年，有的领导到上海、深圳视察，开口就是：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央是肯定的，……。话音刚落，上海出了陈良宇、深圳出了个许宗衡，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一个是深圳市长，真是拔出萝卜带岀泥，两个市的领导班子腐败透了顶，深圳更腐败到了不能向人民公开，否则将“影响国家安全”。我还仅讲了上海、深圳两个例子，他们到那里去视察，不就是背那几句套话，这些年有多少类似上海之类的例子发生？谁从根源上去总结教训吗？但复辟派，对人民却不和为贵，而是调动几十万军队，坦克大炮到长安大街，杀到血流成河；大量上访人员遭残酷迫害、“严打运动”重判和屠杀500多万人民、冤假错案遍地、……。
共产党的党章，历来规定，党员有权对任一级组织和领导人，包括中央主席，提岀建议和批评的权利。毛主席更是号召：如果我毛泽东搞修正主义，大家就造我的反。但看看现状，腐败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公开官办报、刊见不到对中央有指名道姓的批评，甚至还厚着脸皮在唱赞歌。一些互联网，也不能对某些特殊党员、超级公民点名批评，而岀现了D某某和DXP这类洋中文，查查字典，中国百家姓就沒有姓D或姓DXP的。共产党，从“红色摇篮”如实反映的那么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优秀政党，恰让一些人奉行孔孟之道，蜕变为一修独放、万马齐暗，腐败到了可得国际冠军、可荣获腐败诺贝尔大奖。这更促使我们崇敬老一代革命家提倡而力行的斗争哲学的重要意义。毛、周、朱尤为值得崇敬！同时，我诚挚地表示，向所有敢于公开自己观点的老一辈学习。真理是在矛盾和斗争中产生的，没有矛盾和斗争，也就谈不上有真理，党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我在“忆：1974年国庆招待会”一文中，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主持的国庆招待会、也是文革中最隆重的一次国庆招待会，如实介绍了参加招待会的全体同志对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无比敬仰的热烈场面。尤其是更详细介绍了参加招待会的许多外宾，竟忘掉礼仪而站在椅子上看望和欢呼周总理的热烈场面。我们无不为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共和国总理受到各国贵宾如此热情爱戴而感到光荣而自豪。很自然在脑海回荡在那25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壮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啦！为此，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付岀了终身的辛劳，成千上万的先烈奉献了鲜血。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我要强调的是，那25年，正是近30年被某些人攻击的狠抓阶级斗争的25年。其中，任一次激烈斗争，就像“红色摇篮”中一样，周总理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人是抹煞不掉的，也是歪曲不了的。同时，也为不久前，现在的总理出访，遭受访国群众砸向他的鞋皮，而感到痛心。为什么，短短30年，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会如此直线下滑？说明，搞“和为贵”，此路不通！
就在这次国庆招待会一年多后，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完成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为全国人民操劳一生的最后一次心跳。在那人民失去这位总理的追悼大会上，所有参加追悼会的同志都放声长时间泣不成声，一再打断了为总理宣读的悼词。更有十里长安街(注：从人大会堂到八宝山)，人们从全国各地汇聚来送人民的总理最后一程，几十万为总理送行的人们，比失去自己的亲爹、娘更为悲痛，悲痛的泪水，洒在了长安街上。劳动人民对周总理沉痛哀悼，再一次证明，世上无产阶级阶级的爱，最诚挚、宝贵。相比之下，有的人死了，从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仅2、3百米路，从电视上看，仅两个十字路口人多一点，其余路段是稀稀拉拉，即便这样，有人说还是就近的一些单位，不少人是发了钱动员去的。
一些阴谋家，从1976年10月6日，以武装压阵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准喊“英明”而不淮说不以后，人民敬仰的周总理，让他们折腾得使他在马克思那里也深感不安。但阴谋就是阴谋，永远成不了真理，到头来只能更充分暴露阴谋家的丑恶嘴脸，无损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半根毫毛！
谁拥护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必须弄清楚。
我在这里，不想讲多少赞美话，而是介绍我遇到一些直接同周总理有关的问题，如实介绍一下。讲空话、喊口号好办，办实事就不那么简单。实践最易显人心。
**究竟谁反周总理？
前面已介绍了聂荣臻揪斗罗瑞卿同志等其主要矛头指向中央和周总理。资产阶级司令部自称邓小平“四条汉子”“四大金刚”的张爱萍更是猖狂搜集了恶毒诽谤、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黑材料，而受到提拔重用。足以能说明，那伙人高喊“拥护周总理”事实真相。
**关于悼念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传达说：各单位不要戴黑纱；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我听了感到不舒服，但沒有吭声。结果各处、室许多同志要求戴黑纱、设灵堂、开追悼会。政治部把这些要求，去请示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刘毅民，结果刘毅民不表态。就来找我，我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后明确表态：戴不戴黑纱，由各人自己定；全所设一个灵堂，追悼会同人民大会堂同时举行。灵堂要壮重，搞好后告诉我去看一下再开放。结果政治部的同志又来找我说：外面商店已买不到黑色棉布，只有黑的确良(注：当时的确良比棉布贵好多)，怎么办？我随即批准买的确良，解决灵堂所需黑纱，但嘱他们用多少买多少，别浪费。刘毅民知道我批准后来找我，对我说：不请示一下上面行吗？我说：如果请示，上面的答复肯定是根据上面的精神你们考虑，这反倒更麻烦。反正我批准了群众的要求，党组也不讨论、也不好讨论，一切责任我个人承担(注：因本人当时分工负责政治运动和行政，沒有赿权)。据我所知，不仅是走资派刘毅民一个人，而是未见有走资派敢于批准如此隆重悼念周总理的单位。
**关于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
这时我正好在京西宾馆参加科委常委扩大会。中央关于查参与天安门事件的通知，一个接着一个。为此，一天晚上，我专门回到所里，找了政治部领导同志，我对他说：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这件事，弄不清楚内中是怎么回事，但绝大多数肯定是真心实意去悼念周总理，因此政治部只能凡上面下来的文件、讲话、指示，都照本传达，不得随便代表核心组讲什么。群众去不去天安门？既不动员、也不阻拦。另外，他对我讲了：有人(注：前面介绍我们所贴“我们不掌权谁掌权”大字报的主角)去抄回诗词等，而来一面掉着泪检讨、一面交出抄回的材料等情。我说：对这些去了天安门而主动来交代、检讨的，一概只听、记录，概不表态，包括交来的材料，收下而不表态。这就是我们所对当时天安门事件的态度和处理原则。这样处理的结果，我们所既沒有去了天安门的人受到批评、更谈不上受压；也没有去了天安门成了“英雄”的。但坦率讲，如果查实了是某些别有心的人操纵、煽动的一场矛头直指中央、毛主席的反革命动乱，则作为一名军人，不听中央一再劝阻而去推波阻滥的，不管他是什么“红五类”，必将受到处分。
近30年来，读不少国家有批文的出版物，证明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如前面介绍的，确实有那2、3个人别有用心地策划的，而且他们的矛头是点名道姓针对毛主席的。说明当时中央的结论正确。但广大群众确实是真心实意去悼念周总理，我们所的处理原则没有违背中央精神，也符合毛主席和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这件事，揭示了同样是怀念周总理，但“怀念”的背后大有文章，有本质的差异。
在这30年开头，因为那几个背后策划天安门事件的人，把它定为“反‘四人帮’”的“预演”(注：实质是阴谋篡党夺权右派政变的预演)，同“五四运动”类似的“革命的四五运动”；因此，不少当初追查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同志，在清查“三种人”时，就成了“追随‘四人帮’”而“镇压”“四五运动”的“罪行”，吃够了苦头。我想，周总理要是在天有灵，也会对某些人把他当“钟馗”去打“鬼”而感到愤恨的。从他们打着“悼念周总理”旗号而制造的这一震动国内外的反革命动乱，充分揭露了一伙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拥护周总理”的真面目。
因为“反周总理”遭迫害的，除上述天安门四.五反革命动乱，类似前面提到的刘毅民之流，想尽办法要挖岀“反总理”“罪行”的人，以示他们“拥护”周总理，还大有人在。
在此以本人为例，作个介绍。我上面讲的那几个搜集总理黑材料的刘毅民等，由于他们的罪证全被我掌握了。为了灭口，不仅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大罪状”，并硬要制造一件恽某“反总理”的罪行，真是机关算尽。由于上述围绕周总理有关的一些问题，本人的态度和处理原则，情报所广大干部、群众是清楚的。因此要给我恽某编造一条“反总理”的罪，尤其是刘毅民之流疯狂搜集了周总理黑材料的人，谈何容易。闹得他们不仅是技穷，而且在干部、群众中碰得狼狈不堪，这些在此不谈。介绍他们怎么编织罪状？
我在“悼念钱学森同志”一文中介绍说：我们所某处派人去外交部讲课，钱老知道后，找我查询这件事。钱老对出去讲，他不知道、本人也不知道，他很生气，批评某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要我重视这件事，并明确要我今后，拿出所的东西，必须把关。在一次党组会上，我点名要某处领导讲一下这件事，为什么不经党组审查讲稿就随便代表科委和所出去讲课？某人答复：我们的“外交部组”是周总理批准的，没必要通过你们。我说：好大的口气，“外交部组”？“总理批准的”？你把总理的批文拿来，我就不相信总理批准你不受所党组的领导。他还想顶。我说：如果你不接受所党组领导，什么“外交部组”？口气不小，再这样下去，我都把你那个组撤销了，任务由有关处、室共同分担。他就记恨在心，后来就给我扣上“反总理”的帽子，去讨好常勇、刘毅民。其实批评他的时候，刘毅民在。搞了几个半天逼供信，要我承认“反总理”。理当他们达不到目的，但我也不交底，不说是钱学森同志批评的。因为我有个习惯，从不打着上级的旗号批评人。这样做比较主动，由我承担责任。这件事的事实是：为利于外交部进行工作，总理指示可以请科委派人给他们讲讲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情况，科委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派人去讲。钱老批评的精神是要重视去讲的水平和质量，要把关，不能无组织的背了组织干。什么“反总理”，纯属胡言乱语。不过，这30年类似这种“反总理”的案子，绝不是我一个人碰到。我们应理直气壮地揭露这伙“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人的阴谋。
他们真的清查反周总理的人吗？根本不是。就如我上面介绍的，他们自己反周总理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在，不仅不清查，还保庇、重用，官升几级；而且谁知道他们的罪行，就迫害谁，以至李敏同志不知此事，也要捏造成知道，进行迫害，甚至企图灭口，可能就是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必欲除之而快。这伙反周总理的败类，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碑坊。
这伙败类，把周总理当作“钟馗” 打“鬼”的冤假错案，在全国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必须撕去他们“拥护”周总理的伪装，还他们反周总理的真面目，以教育人民。
**评论“文革”期的周总理，绕不开批林批孔运动。这是一伙走资派、文痞捏造“反周总理”的重点。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在介绍批林批孔运动已作了介绍，不再重复。仅作一些补充：
2010年3月2日(注：原报如此) “文化艺术报”(书刊参考) 第3版，发表了摘自《毛泽东品国学》上卢志丹的文章：“毛泽东对孔子从崇拜到打倒的评价之变”，在此，仅摘其末尾几句话：“‘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并沒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沒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现代中国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沒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并且，他只看到孔子对现代的消极一面，沒有注意到孔子对现代中国也存在积极的一面。这显然也是一种片面性。”
我不想对这一段话进行评论，在此，仅建议卢某不妨利用点空余时间看一下“毛主席同毛远新谈批孔”、“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也不妨在网上查查1974年关于批林批孔中央文件、领导讲话、报纸上的一些重要有关文章。可能对你写这类文章，会有点帮助。这倒引发我也谈点看法。
现在社会上一些赶那个“决议”时髦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出于反毛，而是人云也云，对毛主席对有关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处理、决策，知之甚少，但好赶时髦。毛主席古典文学知识之渊博，连号称泰斗的郭沫若也是心服口服，我这类古典文学的文盲，在这方面看看热闹都不够格，我有一点自知之明。
我们不能说毛主席、周总理这代人民敬仰的伟人，就沒有一点孔老二的思想影响(指某些糟粕)？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包括他们自己也会是否定的。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更说明，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一代伟人，无私地把全部精力服务于人类共产主义事业，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奌。同某些一切从个人私利岀发、患得患失，对自己有利就干、不利不干的小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我们不能说身上也有孔老二的某些消极因素，就不能批孔老二。要这样，我就沒有资格批孔老二，因为他的东西，在我脑子里太多，比如父道尊严之类。但我认为批孔实际是一次全民反复辟教育，参加批判的人，就包括通过批判，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毛主席是做了榜样的，老人家一再强调批判资产价级法权，但他采取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决不可能搞一步到位，这同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只能逐步来；毛主席自己減去100元的月薪，缩小分配问题上的等级差，并取消军衔制和停止评定技术职称等等。而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他赞同和支持大跃进(我在发表的“大跃进万岁”一文谈了自己的观点)，充分利用土改后的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妨看看近30年，复辟派是如何对待这两事件的？前面讲了，他们造出“批孔就是‘批周总理’”，而大批毛主席“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从而他们竭力拉大差距，以至到了贫富差距为世界之冠；同时产生了军队将军泛滥，“博士”大跃进。另外，复辟派，一面鼓吹“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指大跃进期)的主要矛盾”，…。但同时攻击发展生产力的大跃进是毛主席“头脑发热”。可见这伙不读马列的不学无术之徒，搞得你怎么干都不行；只有孔孟之道才能“救中国”。
我在“学毛著‘解难题’”一文说，凡中国知识分子都能背颂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等等这类糟粕。我们这代人，从学洋学为启蒙的，沒有专读过孔孟之道，然而孔孟那些糟粕也是记得很牢的。何况孤立地看，孔孟大量言论还是正确的，例如孔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但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些话好听，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有几个知识分子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仅是嘴巴讲讲，玩弄点文才，实际干的是不争论。共产党执政以来，唯积极批孔的毛主席说“如果发现我毛泽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造我的反”，公开“招标”，请帮他反修防修的老师。毛主席还说：什么万岁、万万岁！最唯心。他还对工作人员说：如果我死了，你们开个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这些都是毛主席阐明唯物主义的生动事例。
有的人不仅自吹，还利用社会上凭空捏造的“周总理遗嘱”，鼓吹周总理是“最信任”他，为自己造神，并搬进了自己的邓小平文选。有位叫橘子皮 的朋友，2010-12-03日在“毛泽东旗帜网”介绍当年打横幅标语“小平您好”的同志讲了大实话：文章标题为“当事者说：打‘小平您好’横幅只为出风头！”文章介绍说：“昨天晚上，无意中看了凤凰网‘鲁豫有约’一段视频，嘉宾是当年北京大学打‘小平您好’横幅的郭建崴、于宏宝、李滨。当鲁豫问他们‘当时打这个横幅的初衷时’，他们的回答大煞风景：‘完全是为了标新立异，只是为了出风头！’”。可这条“为了出风头”打的“小平您好”是20多年来大树邓小平的标志性“证据”，拆穿了这个西洋镜，让人把脸向哪搁？他可口口声声攻击毛主席“搞个人迷信”的呀，结果毛主席去世后，还不少人家挂毛主席象、到处唱歌颂毛主席的歌，不少人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可是批评毛主席搞“个人迷信”，怎么自己捞不到人树他，竟不惜用伪造的“周总理遗言”中吹捧自己的内容大树自己、还竟用几个青年为了岀风头打的横幅标语“小平您好”特树自己，可能世界上任何一位为自己造神的人，也再没有比邓小平为自己如此造神的不惜手段、以至十分低级趣味了吧！
这一对比，人们会看到了什么？共产党尊孔的30来年，不仅沒有公开招标拜师批评、监督自己的，而是前面讲的不争论、货真价实的极端个人独裁；即便有人自愿出来帮帮他们，包括我前面讲的，根据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任一级组织和领导、包括中央主席，提出批评和建议，而对他们进行帮帮，你们看到这些批评帮助能在报、刊公开点名发表吗？沒有。不仅如此，在互联网上，对某些特殊党员、超等公民也不允许点名帮助，而出现了D某或DXP之类创新“中文”，百家姓查不到姓D或DXP之类的姓。最举个大家记得的例子，北京的同志，都会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上，一伙人贴某人乐意看到的人的大字报时，某人表态，这个办法好，要作为一种制度，保存下去(记得的大意)。这个“指示”是传达到基层的，无非号召人们去贴某人讨厌的一些人的大字报。但“民主墙”上逐渐出现贴某人自己的大字报，不仅抓了人，还把“民主墙”搬到了偏僻的北京西郊月渊潭公园，不久被取消，不久又用法律形式禁止贴大字报。世界就如此奇妙，被邓小平们批评是“大树自己”、“不讲民主”、“破坏集体领导”的毛主席，沒有一件重大事项不经集体研究而个人说了算的，至今沒有一个人能像毛主席那样公开宣布“如果我毛泽东搞修正主义，大家就造我的反”，沒有一个人敢开“白天岀气、晚上看戏”批评中央领导的七千人大会等等。从前面介绍的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揭发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这个会议期间，确明目张胆压制批评、扣压揭发材料等等。
又如孔孟的“时而时习之”，官僚们也只是训教学子好好学习，要相信先富带后富，别管国家大事，不要上访，不要贴大字报，更不要上街“闹事”，要“和诣、稳定”、………。如此训示学子的“精英”们自己在干什么？号称“公务员”的“官员”们，“有46％一年里不读书”、即便那54％读书，只是读“《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覌》、《曾国藩用人识人术》、《古代帝王驭人术》、《蒋介石的权术》、《孔子为官之道》、《官埸文化与潜规则》、《教你如何聪明工作往上爬》、《易经》、《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官运》、《办公室风水学》、《八卦透解财官运》、《官运桃花》、……”；那个自称懂得马列ABC的邓小平，读的是“鬼书武侠爱好者，他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参见2009年2月24日和11月28日“文化艺术报”)。结果，“和谐、稳定”到了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北京市商店不准卖切莱刀、调动百多万武装到北京“保平安”。即便如此保“和谐”，国庆前夕，前门大栅栏还是发生了杀人案。普通百姓为享受一下共和国庆典，兴冲冲去天安门广场，却被“安检”到了沒有几个不骂街。“和谐、稳定”到了反动官僚、地痞、流氓、黑社会同政府联合开办截访公司，迫害含冤上访人员。
大家不会忘记，他们靠这类阴谋手段，曾蒙蔽多少善良人们，跟着他们高喊“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一直“挽救”到了成千上万工人、农民、大学生失业，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娶不起老婆，以至死都死不起、火葬一下一万几，实在唤不起人再喊了才罢休。接着就换汤不换药，什么“小康”之类，等等一波一波地喊下去。但什么两只猫三只猫、“先富带后富”，……，等等之类动听说教，成了统治阶级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就正如毛主席所说：都是废话、屁话。
孔老二的那些糟粕，例如“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却理当成了复辟派得心应手的孔孟精华，所以才超高速复辟、腐败。“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冶于人”等等孔孟糟粕，不仅空前吃香，更是与时俱进地飞速发展。人们都知道孔老二本人沒有多少东西，许多是弟子们帮他添油加醋堆出来的，加上一代代的弟子的添砖加瓦，把他塑造成了“孔圣人”；再过几十或百年，这些年发明的，猫论、先富带后富，“三个代表，”“和谐论”……等等，也会添加进去，成为孔孟“创新理论”组成部分。
因此，我希望中央电视台把“红色摇篮”多复制些，发到县级电视台或闭路电视播放，搞到家喻户晓。这是一部端正党风的好教材，也是对那些搞流氓史学、阴谋史学的人很好的教育。
我没有读过孔孟的专著，可能出于好奇，前年在秋季书展，买了一套线装孔、孟书籍。走马看花似的拜读了一遍。许多语言看不懂，好在都有注解。可能看得太粗糙，好象其中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基本是空白。中华民族就靠孔孟那几本小册子为标准选拔了上千年多的人才，而造成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靠之、吾、者、也八股文混了几千年；一直捧着四大发明自我欣赏。中华民族确实是个聪明的民族、勤劳的民族。我没有考查，用了不知多少朝代的算盘，可能是我们民族发明的，就那么百多粒子，能运算加、减、乘、除，浱了是否有千年的大用场？至今也还在一些场合用着。但不能运算三角函数、微积分等等。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皇历”，能对月球、地球等天体运动推算得那么准，对指导农事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塑料膜暖房的逐步推广，才出现了目前被称为的“反季节农副产品”，即违背了“皇历”的规律。如果我们更早摆脱孔孟之道束缚，大兴自然科学，很可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第一台电机、第一座核电站、……，是我们民族发明的。但我希望同志们千万别针对我这些历史不承认假设的事争论，恕不奉陪。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被孔孟之道束缚的时间愈短，我们中华民族必将更加伟大。从毛主席领导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我这些推断，也并非全是空话。因此，我很敬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青少年时代受孔孟之道启蒙而成长出来的革命先辈，能举起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作为革命的起点，并取得成功，使中华民族又回到了世界先进行列，直到他们带了批孔孟之道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了马克思。不仅为中华民族、而且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兴盛作出了十分伟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自豪。
我在“读毛著‘解难题’”一文，十分粗糙的讲了几句为什么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执政，反而高速复辟、腐败？而讲了知识分子，中孔孟之道的毒是原因之一。这个问题靠几句话是讲不清楚的，加上我的水平也不可能讲清楚。但我肯定知识分子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是原因之一。我在文中讲了两句概括性的话：革命沒有知识分子不行；革命由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执政更不行。这是我对我们党九十来年的实践，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关于孔孟之道，对他的认识和批判，应历史辩证唯物的对待。不能说中国出了孔孟后，才出现复辟、倒退的历史悲剧。否则不仅解释不了孔孟之前发生的复辟倒退史例。即便之后，也不是100％的复辟派都信孔孟，但基本都信，这是史实、也是现实。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概都承认相对论是真理，绝对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比如我们说蒋介石反动，但蒋介石赞同一个中国。谁都承认他赞同一个中国是正确的，但又否定不了蒋介石反动这个客观事实。对孔老二也是如此。所以批孔，我们应当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在此，想讲一下孔孟之道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并不是他们有什么“天才”，大脑里长出来的。是他对奴隶社会的观察、认识而总结出来的。它的核心内容，用现在的话就是教会奴隶主，搞好“治安”以求奴隶社会“和谐、稳定”。孰不知，在阶级社会空谈“和谐”“稳定”，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己！
**学习发扬周总理等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
上面讲了“红色摇篮”再现的斗争哲学，使我们党生龙活虎、朝气蓬勃，从胜利走向胜利。有不少同志可能同本人一样，会感到对毛主席太过火了。但如果我们联系毛主席的讲话：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再想想我们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能理解一句名言：百炼成钢。正是斗争的哲学，炼就了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这代伟人，建树了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在“文革”中，周总理仍坚持了“斗争哲学”。例如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对聂荣臻等人的严励批评：“(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学生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园；(3)、聂荣臻藉口保护干部子弟，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质上是关心‘联动’； (4)、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5、9.16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注：国防工办副主任)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于死的程度；(5)、‘多中心论’ ，是聂荣臻搞的。但聂荣臻检查说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荣臻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6)、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对叶剑英的批评：“(1)、叶剑英派工作组，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3)、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镇压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亊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4)、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亊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亍了，叶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注：叶剑英最后也绑架了江青同志等)，……；高干子女作坏亊，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毛主席，…；(5)、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300多人，叶剑英还打电话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2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了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周总理接着说：“徐向前的问题更严重：(1)、…；(2)、他们镇压群众，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要抓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去做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亊，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关于保护老干部问题，周总理：“(1)、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注：北京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托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燒，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是谁保护了老干部？(2)、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不滿。也保过陈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讨，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周总理最后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参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第324至326页)。
近30年，在某些人带领下，形成了一股极不正常的风气。把党内的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了极度歪曲和丑化。似乎领导人间只能是天天“请客吃饭”，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且搞成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能批评人，一批评就是“迫害”、“打击”、…。扭曲并丑化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电视剧“红色摇篮”的中央一比，使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也是看了“红色摇篮”电视剧、看书、看互联网的文章，算是解开了这个谜，这就是我在“漫谈文化大革命”一文最后一段讲的。毛、周、朱等等老一代之间的争论，那怕拍桌子、斗争，都是路线之争，而沒有个人私利或得失之争。所以能看到会议上一斗完，会下仍是同志、战友，这些动人埸面。我表示对老一代领导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好作风，值得很好学习，而不在发表的意见正确与否。这正是共产党才具的好传统、好作风。其它任何朝代、政党、包括修字号共产党，都做不到。其它朝代、政党无一不是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甚至大魚吃小魚，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更有对党和人民玩弄韬光养晦而耍两面派的。
最近互联网公开的薄一波同志的话：“我总算看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算是揭开了谜底，就是说，这30年来，某些人以个人得失、名利、地位，判定是非。对自己有利的，不惜一切手段也干；对自己不利的，绝对不干，还不准许别人干。这些歪风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就是对待周总理，复辟派也是依个人得失，不惜随意把周总理的形象按他们的需要而捏来捏去。因此，不争论这类独裁理论，就成了为官之道的法宝。在党内随便把人拉下马、搞特务活动(参见万里同志讲话)、绑架等等就应运而生。由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替换了党内正常的生龙活虎的民主生活。复辟、变修、腐败就成必然。而求助孔孟之道，维持腐败不堪的统治。其实，赿依赖孔孟之道，腐败、垮得愈快。中国的共产党，不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信奉孔孟之道，是天大的怪事。
从这一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破孔孟之道的同时，应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恢复我们党行之有效的积极的思想斗争。
敬仰、捍卫毛主席、周总理，决不是说不承认他们也有缺点和处理不妥的地方。
最后，我要重复一下：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这些老前辈，都是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同任何人的争论、斗争，均是路线之争，无私利之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而有的人，为个人私利，干尽坏事，葬送了革命；应予彻底揭露。
2、周总理严于律己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严于律己，是毛主席、周总理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岀了榜样。这是我们党在他们领导下，几十年廉洁奉公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有句古语：言教不如身教。现仅举“文革”期周总理几段讲话为例。
秋石客同志的文章介绍说：“周总理自己曾多次说他见事迟，路线辨别能力不强，犯有许多错误，这并不是谦虚话，而是实情。在王明路线时，例如在宁都会议上，拥护王明反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在武汉，曾赞成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反对毛主席在统战中独立自主路线。在建国后，包括在文化革命中，都有此类情况发生。原因在于周恩来不是理论家，是实际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周总理有伟大的人格，党性最强，每当认识到错误，坚决改正，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我认为这一段介绍是负责任的、符合事实的。
周总理说：“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
(注：以上参见秋石客同志发表的文章“周恩来是毛主席亲密战友”)。
仅就这两段文字，就足以说明周总理心胸坦诚，严于律己。这正是共产党人独具高贵品质。然而，一伙韬光养晦耍两面泒搞不争论的独裁者们，谁有胆量召开“白天岀气，晚上看戏”的七人大会？谁敢声明：如发现自己搞修正主义，大家可以造他的反？
3、周总理同江青同志
江青“四人帮”反周总理，是近30多年，一伙走资派、文痞闹得最凶的问题。涉及重大事件的就有“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总理)”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反革命动乱”等。在此仅想介绍一下周总理同江青同志间矛盾，说分歧也行，是怎么引起的？
秋石客同志发表文章说，到目前对周恩来的评价有下列几种：“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官方对他的评价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当时就有人提出评价不足，认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军事家。并成为‘四.五运动’的借口和诱因之一”。
文章说：“在文化革命大部分时间，周恩来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许多大案都有他的签字。周恩来对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文章说：“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
文章说：“对于周恩来晚年究竟干了些什么，拿我个人来说，也一度有怀疑，认为他也可能是反文革力量的后台。直到最近几年，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一些重要知情人，才明白了历史真相”。
文章说“据知情人讲，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直到最后总理死，邓小平他们也没有拿到总理任何支持他们的意见。有书回忆，叶帅到总理死前还特别交待，注意总理，希望总理留下点什么话和文字，结果大失所望，这是事实。另一半，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知情人讲，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知情人分析，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通过这件事，我们可见总理做人是多么的困难。其结果却是一方面招致江青等人怀疑，另一方面，老同志也不满意，一片好心，不得好报，老天是不公的”。
(注：以上参见秋石客同志发表的文章“周恩来是毛主席亲密战友”)。
另外，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第241页也有介绍：“江青虽然时不时向周恩来问罪(中共官方党史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也时不时向周恩来示好(中共官方党史对此则避而不谈)”。“ 阎长贵回忆：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还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同志，他告诉我：江青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于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阎长贵还说：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里都不安！’我知道，中央当时都不允许贴总理大字报。江青、陈伯达曾派我到北大找聂元梓，要她组织人到天安门前复盖给总理贴的大字报。江青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注：原文注，这段文字选自《王力反思录》第243页)。
我选这几段文字，前面秋石客同志文章中的那几大段内容，许多书刊都能找到类似内容，仅后面戚本禹同志等讲的，所见不多，但很合人情味。仅从这些可判断江青同志同周总理之间，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互相很信任，但后来江青同志对周总理有怀疑。这个分折我认为符合事实。但上述几段文字，基本上解开了江青同志为什么对总理产生怀疑。在此，我补充的是，约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后不久，社会上散布了不少关于江青同志的谣言，特别是造谣美国记者维特克采访了江青同志后写一本什么“红都女皇”的书，造谣周总理把这事“报告了毛主席”，使江青同志遭到批判；还有一种说法是周总理通过外交途径想去把这本书的版权买来(注：这种谣言现在新华书店都有新书进行辟谣)。这些谣言，在驻京部队流传甚广。1976年10月6日叛徒集团政变后，这一谣言几乎成了批判“四人帮”的重磅“炸弹”，由小道消息走上了大道新闻。约2至3年后，才见到一些小报对此进行了辟谣。事实是1977年维特克发表了《江青同志》一书，我所见看了这本书的人发表的文章，都一致认为书的内容客观。更可笑的是这本书出版时，周总理已去世一年多，他怎么去报告也己去世的毛主席或买回版权？这类谣言从内容到后果都表明恶意挑拨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加上那几个复辟派，在这同时，经常到医院“探望”周总理，加上周总理顾全“老战友情分”，虽严词以拒和他们一道搞政变，甚至把他们逐出门外，但周总理并沒有把如此严重问题报告毛主席、中央。因此，造成江青同志起疑，周总理也有一定责任。从今天折腾到如此党不党、国不国，飞船上天而红旗落地的现实，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定会痛心自责。这可能是周总理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误。毛主席病重时同华国锋等谈及：“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这些就是造成江青同志猜疑周总理的总根子。加上叶、邓、胡(跃邦)精心策划、煽动的1976年清明节4.5反革命动乱(注：对此，前面已作了介绍)，使矛盾更加深。但靠造谣、搞阴谋虽能得逞一时，但最终必将败露，结果只能是扳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此，我再次重申：1976年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广大群众，绝大多数都是真心实意去掉念总理的，必须同那几个阴谋策划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严格区别开。
以上事实说明：周总理同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互相信任、支持的；但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挑拨，制造了一些误会。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更让人看透了造谣、挑拨者的丑恶嘴脸。
当前岀现的新动向是，一些文人感到近30年把“文革”时期周总理同毛主席对立起来，以此贬毛扬周，同许多史实实在说不过去，对不上号。而创造一种新理论：“文革”期，“毛离不开周、周紧跟毛”，虽文中文字上避开了那个“决议”，但实质比那些反毛文痞们以“决议”为纲，全盘否定“文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把毛主席同周总理捆绑在一起否定，进行诽谤、攻击。其代表作：就是在美国吃洋面包的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两人编造、2010年5月1日中央文献出版社岀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在这些貌似“公道”的文人笔下，其通病是无条件信奉“决议”，而否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更无视走资派风行了近30年，中国腐败到了古今中外没法再腐败的腐败。包括他们寄居在那里啃着洋面包的美国，在这伙文人眼里，美国随意入侵别国屠杀上百上千万平民百姓，是“美国强盛”，在“维和”、“维稳”。然而，在他们的书中，对待生他养他的中国，就是另一标准：毛主席决策、周总理贯彻实施的“文革”，周总理点了200多人的名(被整了)，毛主席就成了“暴君”、周总理成了“恶相”。但说“文革”整了200多人，这话还较公道，说明毛主席领导的“文革”整人不多。但怎么能得岀毛、周成了“暴君”、“恶相”的结论呢？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用这伙吃了洋面包的中囯文人的话，整了200多人，就成了天大的罪孽，而不可饶恕。我还不说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货真价实的疯狂从事篡党夺权非组织活动、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个事实，恐怕这已是谁也没有本事歪着嘴巴再否定的事实。即或这200多人“全整错了”，则近30年被这伙“整错了”的人中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篡权后，杀害了多少干部、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这伙被“整错了” 的，“文革”期大多只是被批了几下，而大多都养在医院等单位，他们最大损失就是丢了一段时期的“官”，毛主席去世前，大多重新工作，但还是怨气冲天。这伙人中，在战争年代，真正浴血奋战的是少数，相当一部分打仗是熊包，甚至是逃兵。就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天下第一，就这伙人后来是对“文革”、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进行反攻倒算最猖狂的一伙人，他们犯下的罪行远比当初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主回乡团还残忍。那些吃着洋面包的中国文人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吗？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中国人的心，定会感到“文革”对于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如果说“文革”有不足之处，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伙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党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太心慈手软了，而造成中国当今腐败、卖国成风，数千万劳动人民人头落了地或遭迫害。这血的教训，极为沉痛。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得愈残酷，反抗得愈利害，人民在反动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觉醒过来，中国的第二次“文革”即将掀起，该打倒的决不是200多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无产阶级也再不会心慈手软，血债必须血来还！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坚持的。不知吃着洋面包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文人对此有何高见？
五、武斗和死人问题
近30年，走资派、文痞们频繁地在死人问题上大做文章，开始我对走资派、文痞们这一伎俩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发现他们造成的影响极端严劣，似乎共产党的天下就是个“屠宰场”。把一些毛主席去世后出生的青少年教唆得不仅不忘掉了他们的爷爷、奶奶、老祖宗在解放前受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剥削的悲惨家史，忘掉了他们的爷爷、奶奶是靠毛主席、共产党才翻的身，反误认为他们的老祖宗吃了毛主席、共产党有说不尽的“苦”。如果是解放前地主、恶霸的子孫后代是如此仇恨毛主席、共产党，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就叫阶级烙印。不信可以调查一下，凡如此仇恨毛主席、共产党的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文痞们，绝大多数是地主、恶霸或被我们镇压了的“四类分子”的后代。反动分子的后代，虽大多已教育好了，并自觉改造成了囯家干部、军人、革命知识分子等等，但其中总有少数是不可教育的，是要当反动分子继承人的。，只要气候一适合，这部分人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决不逊于他们的老祖宗，因为他们的老祖宗在解放前的历朝历代，都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的。但在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队伍中，也确实有一部分是贫穷农民、工人等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剥削苦难的子孙后代，背叛了他们的老祖宗。才引起我花了点时间探讨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十年，谁要说沒有死人，就成了奇谈怪论。别说是十年文革，即便是全国任一次学生考试，也常死人，只是近30年死的人数猛增。我从“精英”们20来万字的否定文革的长篇大论中，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有一段很长的统计，现将其中讲的死亡人数归内如下(注：力争原文照摘)：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 “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文革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
**“非官方统计，一年多的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主，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被抄家、殴打、杀戮，全中国被杀者应不下十万，这是文革中集中死人的第一个时期”。
从上述各不相同的数椐，其数字多寡悬殊之大，发生在同一篇“巨作”中，实属罕见。但也可能是我少读“改革开放”文章、书籍的少见多怪。其中，除叶剑英讲“死了2000万人”是“不争论”、并居数字顶峰外，其余大多留了“商讨余地”，即“无法做出可信计算”、“非官方统计”、“应不下…”之类表述。
另外，那个反文革长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结合他们搞的56天“前文革”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这在下面介绍)， 不仅引证了反右扩大化该是谁的责任，而且文革期死人他们有无可推卸的责任；56天的群众斗群众，可以说严重干扰、破坏了整个文革，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我在这里想讲的是，讲历史真相、讲党纪国法，要求追究恶意凭空捏造死人事件，诬陷、诽谤毛主席、共产党的一些人的法律责任。
先回忆毛主席、党中央在文革中的有关讲话、指示、文件。
首先声明，这部分内容全凭回忆，如有原则岀入，请知情者指正。
整个文革期间，毛主席不只一次讲，对走资派这类犯政治路线错误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据我所知，文革期间所有中央领导、包括中央文革成员，都沒有超出这个原则的讲话和文件。这个原则，是1957年当时的中央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指示按人数3至4％的比例抓右派，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把毛主席预计约5000个右派，他们扩大打了55万个右派。毛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留得人在，搞错了可以平反，人不像艽菜，艽菜割了能长出来，人的脑袋割了长不出来。从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运动，对犯政治路线错误的人的处理，都是这个原则；超出了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说：“前一段时间报刊点名打倒成风。我就要王力限制报纸点名。我让他搞了个单子，列出已经被中央和各地报纸点名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可见，即便点名批判的，数量也不大。关于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方面不仅有中央领导不少讲话、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亲笔写信，现抄录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还讲了文革三、七开，批评了“怀疑一切、全面内战、不优待‘俘虏’”，并对在这方面不听劝阻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干部、群众组织的“头头”及时进行了处理。例如，处理武汉、青海问题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从一些互联网报导，毛主席去世后，武汉、青海问题平反了，这就要考虑了，是谁支持武斗？不正证明毛主席给周总理信中指出的：“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约1968年起，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花了不少精力促使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毛主席还有工人价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关于促进大联合的一系列讲话。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指示、文件就更多了。约1969年，全国已基本上业余闹革命，文革事实上基本已结束，上述长篇反文革的文章，也承认这个事实。如果对以上这些事实，沒有实质性的争议，则把死人的责任推给毛主席就毫无道理。从法律角度讲：是对毛主席的诬陷、栽赃、陷害。
还是那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关于“前文革”有这样一段话：“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们仅干了56天，就打了这么多“右派”、“反革命”， 他们后来都是大力宣传文革“迫害知识分子”的，而他们是无比“爱护知识分子”。在此算一笔帐：56天迫害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个“右派”、46个“反革命”。 参照这个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计，则共3650天，就该打“右派”665541个(66万5千多)、“反革命”167900个(16万8千略少一点)，合计为83万多，平均每校打34580个“右派”、“反革命”，即把当时全校师、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还不够，还得借调不少人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设当时全国为500所院校，则就该打成1729万多“右派”、“反革命”。这还不包括中专、科研院所、县以上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等。这就是“精英”们大力宣扬的他们“不打击、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暴行，并给予了迎头一击，沒有造成更惨重的后果。
凤凰网知青频道文章《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遮遮掩掩讲的事情，就是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大屠杀”事件。该文为什么遮遮掩掩？因为它妄图颠倒黑白，用这样的事情诽谤文革，诽谤毛主席（不这样，文章在凤凰网发表不了）。但是，只要您认真解读，就发现，文章实际上披露了文革中，“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真相。1986年7月，章成到湖南道县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态度的资料。报告表明，“道县大屠杀”非常血腥，惨无人道。 　　
但是，该文章有这么一段话耐人寻味：【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道县大屠杀基本情况：　　
**【道县杀人事件……从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其实，他们是以杀五类分子为名义屠杀造反派，与1966年8月北京郊县杀害“五类分子”不同，那次是以杀害五类分子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注：以上摘自互联网报导)。
如此严重案件，胡耀邦不让讲岀去，这位清算文革的英雄，不更证明报导所指：是走资派操控杀害的。这个案例，对照一下前面介绍的毛主席同刘少奇一段针锋相对的争论：“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走资派在道县杀害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一史实，还不足以教育那些岀身不好的后代们惊醒：是谁搞唯成份论？
为搞清死人问题，不妨以青海问题作个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二? 二三事件”后，“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 ，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西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川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虽然头上也有“老干部”、“开国功臣”两顶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倘若确如孙言诚文章所披露的那样的话，那这个赵永夫就是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他，千方百计篡夺了青海军区的领导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与政，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拥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万七十九人。被迫害的还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孙文披露，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写道：赵永夫在指挥开枪屠杀群众后，还“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注：青海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张江霖（注：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烧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这样下结论的：“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0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亦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注：以上参见2010-12-03 10、 毛泽东旗帜网 、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绍的事件经过，沒有见说有分歧，但对事件性质有两种观点，包括周总理同叶剑英两人对立观点，有异议者请查看全文)。
另外，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说：“(1)、叶剑英派工作组，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3)、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镇压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亊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4)、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亊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亍了，叶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注：叶剑英最后也绑架了江青同志等)，……；高干子女作坏亊，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毛主席，…；(5)、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300多人，叶剑英还打电话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谎)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2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了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再介绍毛主席对叶剑英等的评价，“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
1967年1月中旬，林彪批准提出“抓军内一小撮”；叶剑英主持军委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联动”六冲公安部。毛主席通过中央发出《不要把矛头指向军队的通知》。
毛主席病重时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参见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
以上从事发过程，尤其是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了多次慎密调查研究，而作岀符合事实的处理结论，并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严励揭露了叶剑英所犯类似严重问题。从情节看，叶剑英凭事件主犯赵永夫的欺上压下的一人之言，不作任何调查，联系周总理揭露他的几件残酷镇压人民的事件，足以证明：叶剑英是“文革”期镇压人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从这里也更进一步看到滿口“拥护周总理”的叶剑英们，是地地道道的反周总理派。因此，张爱萍那么疯狂地搜集诽谤、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能得到叶剑英们的保护、重用，决非偶然。正因这些事实真相的逐步败露，因此某些文痞，来了个急转弯、由原来攻击江青同志等“反总理”，急转成这些文痞短期内岀了好几本攻击、诽谤周总理的书，有的竟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岀版的如《新发现的周恩来》。这一动向，很值得注意。这伙资产阶级文痞们，正如齐婕雯同志所说：“有人认为，文革…没有把工农群众主导国家政治的理想作为一种机制予以制定并传递下来。那么，中国的当今宪法上规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无产阶级专政’等，这可是宪法上的机制呀！……，为何敢于和宪法作对说‘不论姓资姓社’呢？可见‘机制’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当代政治文化里，是可以被玩来玩去的，比妓女还不如”。当资产阶级文痞们“拥护周总理”的假面具被揭穿以后，就显出反周总理的真面目。
以上这些血淋淋的史实，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文革”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大革命。必然遭到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抵抗，而制造一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血腥惨案。“文革”中，党和人民同一伙头顶“共产党”光荣帽、身披“老革命”外衣的阶级敌人即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博斗，虽然和以往同蒋介石、日本鬼子的武装斗争缓和的多、损失少得多，但复杂得多。因此，也付岀了一定代价。这一历史经验，有必要深刻加以总结。
走资派、文痞们既然对死人问题特感兴趣，并一再借以诽谤毛主席，攻击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奉陪，不回避这个问题，看看究竟是谁屠杀人民？前面介绍了“文革”中，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明令宣布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违者严惩。而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公开煽动、策划大屠杀。很有必要清理一下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篡权复辟后这30多年的一系列惨案。
1、自杀人数：据“法制晚报”调查显示：“自杀已经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每年我国有225万人自杀，其中25万人自杀死亡”、“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昨天透露，今年(2008年)9月10日，是第七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文化因素与预防自杀”、“邓小虹坦言，我国是高自杀率国家，据2000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合作开展的有关调查显示，我国自杀率为22.23/10万，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自杀已经成为我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据了解，处于社会和经济劣势地位的人群自杀的危险性高“。
这一数字说明，这30来年一年自杀25万人，相当文“文革”十年期间自杀人数的10倍。“文革”期自杀的人中，不少是走资派挑动武斗等逼死的。“改革开放”这30来年自杀的，相当大的比例是生活所迫或承受不了被压迫和剥削自杀的，例如深圳富士康公司接连13人自杀。按“改革开放”30年计，总计自杀人数约为750万，而这一趋势还有增无減。
2、“……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按这个报导：平均每年死亡6000多人计，“改革开放”30年就死亡18万多。
3、被走资派和反动官僚资本家屠杀和迫害死的
1)、被走资派屠杀的
最血腥的屠杀是1989年6月4日北京长安街，邓小平调动30万野战部队，用坦克、大炮、装甲车等轻、重武器，镇压学生反官倒、反腐败运动。“官方”公布的被杀害人数是300来人。
据原受周总理邀请来华的美国知名人士韩丁在屠杀现场亲见、亲闻的情况：“…那时已(晚上)10点30分，…。第一起人员伤亡肇事始于27军的部队在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前向人们开火”、“ …我去看看(天安门)广场还在发生什么。广场完全无须忧虑，有两排士兵守着长安街，他们后面有一队坦克，再后面就是一大片的装甲车。还有坚持从东边过来的人群，最大胆的去向军队靠近，朝士兵们叫喊着，大多数试图劝说他们仃止屠杀。一旦聚集了200到250人，士兵们便开枪把他们解决掉。我只看到最后的这一幕，但我的朋友整个都呆在那，他还做了记录，说共发生了六次。就在此刻之前，每隔一小时就要放倒一批人，他们还统计岀少了50个应该被杀死的人，但没有伤者。……。…这我是看到了的，那次长达5分钟交火绝对激烈。有人是如何幸存的，我真不明白”、“后来，当我们去附近一家医院检查时，我们发现那子弹原来是爆炸性的(注：也称开花弹)，…。截至那发生后第一个星期三，协和医院差不多就有100具无主尸体，复兴医院67具，附近医院也有差不多数量尸体。所以仅仅医院太平间里无主尸体就突破了政府宣布的被杀数字，而且这些数字仅指那些来医院治疗以后死在医院的人。还有很多死在街上，或是去医院后死在家里。所以死的人应高达2000，同时，还有上千上千的人受伤。这是对人民的重大攻击”(参见韩丁著《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至1989》195至210页)。
再介绍本人亲见一幕：大屠杀那天下午，感到气氛很紧张，考虑到我大孙女正在长安街复兴门她姥姥家，担心别受惊吓，我骑自行车于下午4点多去到复兴门把她接回来。当到了复兴门立交桥东，一大群人围了一辆挂着地方车牌的后面敞开的吉普车。上前一探问，说是解放军化装成老百姓带了武器进城，在复兴门立交桥东闯出护栏压死了人，而被群众堵住，发现里面全是穿便衣的军人和武器。我挤到前面一看，群众已把车里的冲锋枪等武器架在车外，还有打了扣的扣人的钢丝圈套等，约6个身强力壮的年青战士穿看短袖衫坐在车上。许多群众要把他们揪岀来，一位戴有清华大学袖套的学生劝说群众冷静点、要拥军…，并送水给战士。我也无心多呆，就去把孙女接回，回时围堵车的人仍在。当我骑车从三里河至主渊潭公园东门时，己听到军事博物馆的枪声响了。后来在播放所谓“6.4动乱”的电视宣传中，就有我目睹群众围堵那辆军车和那位清华大学生的镜头，解释词完全颠倒了黑白，那位大学生成了“暴徒”。可不知那位拥军的大学生后来是否幸存了？如那个晚上被打死了，并被诬陷为“暴徒”，本人愿以一位八旬老年军人为他作证：他是一位拥军的好青年。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他劝阻群众不要把那几个军人揪岀来，后果可想而知。不管那几个战士后来干了什么？但战士是沒有责任的，不可能要求所有战士都能明辩是非，而敢于挺身而岀抵制来自邓小平大屠杀人民的荒唐命令。
2)、几次“严打运动”
温相同志于2010年8月4日发表文章“83年严打的法制缺陷”：“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到1983年，仅仅七年时间。在解放思想的口号声中，中国迎来的却并非是一派欣欣向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连续发生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桉件。如1980年1月发生在广州市滨江东路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的‘北京火车站爆炸桉’；1981年4月发生在 北京北海公园的三名犯罪分子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后进行强奸、猥亵的‘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5月卓长仁等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等。1983 年，被称为‘二王’的王宗坊、王宗伟两名凶犯，连续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作案，杀害数名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的沙滩上被强奸。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一伙小青年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 奸。这些恶性案件一时震动全国”、“文革…镇摄了很多的丑恶的东西。改革使人们……释放了很多罪恶。原本在文革中不敢说不敢动的一批坏人，在改革的春风里复活了。这一现像使得相当多的人对改革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1983年2月8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 说：‘ 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1983年7月16日，邓小平对公安部长刘复之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从重、从快’、‘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 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 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自此，从1983年到2006年12月31日共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里县太爷就有权杀人，不仅有权杀刑事犯，还有权杀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死刑尚且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秋决’。却在号称法制时代的改革时期大开杀戒！既使被改革派们称为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尚且没有把死刑复核权交给县级”。“1983 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严打的大幕拉开，一时间警笛轰鸣，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宣判会。犯罪分子纷纷落网。……。据说，有个小青年和人打赌，亲了一个陌生女青年一口， 被当做流氓滋事给枪决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名人，有朱德的孙子，影星迟志强等人。他们的所谓的罪行今天看来，太毛毛雨了，无非是玩了几个女人而已。按照当时的情形，现在那些包二奶，小三的统统都得枪决”“令人遗憾的是，严打虽严，却反弹很快。这里有一组数字。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 “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 “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桉件的立桉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三年的“严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长效目标。 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数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严打不仅没有打住犯罪率，却是越打越多，罪行越打越重”。
2008年4月，本人发表了“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之我见”一文，明确指出了“严打”存在严重问题，在“乌有之乡”网上公开发表。也是我所见书、刋、报纸在这前，沒有见有指责“严打运动”的文章，据说该文后来被所谓监管部门强令删掉了。直至2008年11月5日，“京华时报”是我见到的官办报纸第一次披露“严打运动”的情况。本人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严打运动”的文章，现摘抄如下。
发生在上世纪1983年至2000年长达二十年之间，进行的三次“严打运动”，除极少数罪大恶极者该严惩外，其中不少被杀害的青年是绝对不该杀的，从这个角度讲，“严打”构成了滥杀无辜的严重政治大事件，是中共史上绝无仅有的。为便于阐明问题，现摘录“京华时报”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文章内容如下：
该报称：“目前，本报联合新浪网及20余家地方主流报纸结成改革开放30年媒体报导联盟。该联盟将在新浪网上开设‘改革开放30年全景中国’栏目，回顾各家报纸所在省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与卓越成绩”。大标题是：“30年的转身(1978至2008)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别报导”，本篇报导的题目是：“从严打到收归死刑复核权”。
文章的开篇称：“‘判决故意杀人犯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7年4月10日，北京第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内，法官用庄严的声音宣判”、“崔本是一个卖烤肠的小贩，因城管查抄街边摊位，他拿出切烤肠的小刀，捅死城管李志强”、“崔的辩护律师夏林说，如果此事发生在严打时期，崔就是有九条命，也早被判死刑了”、“ 严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共有3次，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死刑复核权最终还是走上回归之路”。
文章接着以小标题“严打拉开帷幕”写道：“ 时隔多年，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员刘仁文仍然记得，老家湖南隆回县治安混乱，当时在邻村工厂上班的姐姐每天下班后，都由家人打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去接回来”、“ 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治安混乱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律师界人士认为，‘文革’引发的暴力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转化到了刑事领域。曾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撰文指出，‘文革’十年留下的后遗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打砸抡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此时(注：1983年)，一场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严打开始了”。文章接着写道：“社会治安的混乱引起官方重视。1983年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公布，严打正式拉开了帷幕”、“公检法系统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是公检法系统一起出动，数十上百名警察穿着制服走在大街小巷，气势非常宏大”、“同时，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还有公判大会。刘仁文说，当时被押到现场的犯罪分子，戴着画了大红叉的木牌，垂头丧气，听候着声势浩大的审判。台下，上万名群众都在围观，人们窃窃私语，‘这不是谁谁家的儿子吗？听说抢了几千元钱，被判死刑了”、“根据官方通报，严打取得成效，1984年1月止8月，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犯罪率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数”。
文章接着以小标题“沉重代价”写道：“这样低的犯罪率，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看来，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不计其数的人轻易被判重刑，司法的进步摇摇晃晃”、“ 1984年，一个农民拉着一大车西瓜进城来卖。在北京火车站，等待他的是十多名小贩。小贩们等在火车站，纷纷计算着自己该进多少货，大致几天能卖完。西瓜车来了，小贩们一拥而上，围住农民开始询问价格。憨厚的农民被团团围住，不知道该先回答谁。慢慢地，这些只是为了争得西瓜货源的小贩，开始自行拿西瓜。随后，更多的小贩也加入拿西瓜的行列。农民看着自己辛苦种的西瓜，就这样被人抢了，于是四处阻拦。此时小贩们不再听农民的话，他们装着西瓜就走了。有个小贩，只抢到了一个西瓜”、“ 这些哄抢西瓜的小贩，如果提前预知自己被判刑，那么即使无西瓜源做不成商意，也不会脑子一热去冒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罪名都是抢劫罪，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甚至只抢了一个西瓜的小贩，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被从重从快判刑的人，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现年80高令的法学家陈光中举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对青年男女恋爱，遭到女方家长的反对。两人没有退却，反而离家同居。女方家长在找到他们后，将女青年领回家，并报案说男青年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了死刑”；“ 流氓罪，在当时属于‘口袋罪’。陈光中解释说，严打中被捕的人，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罪名，于是就向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来，众多‘口袋罪’便脱颖而出”、“在街上撤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当时，办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价是不讲诉讼程序，不讲诉讼职能，本来只有中级法院才能判处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层法院判的”。
报纸上的内容就摘抄这些，摘抄的这三千来字的官方报导，已基本上构画出那场“严打运动”的概貌，有兴趣的朋友可查阅报纸的全文，在此就不再摘抄了。
文章的本意是说明近年来司法已不再“严打”，还出现了“刀下留人”的“伟大进步”。不过我倒要问：撒尿、跳舞、谈恋爱等等，都要被判刑、杀头，如果如此“严打”真延续到今天，这样的政府还是地球上人的政府吗？古今中外发生过类似惨案吗？本人为官方报纸能以揭露“严打”部分真相，作为“回顾各家(二十余家各省)报纸所在省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与卓越成绩”的开篇，表示赞扬！遗憾的是文章没有对如此滥杀无辜的罪行进行深究；更错误的是把资改派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栽赃给文革，向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泼脏水。但人们能理解，因为不这样做，官方报纸发表不了，而且他们总还有个“饭碗”要保住嘛！
本人正因为当时在北京见到押赴刑场枪毙的八、九名死刑犯竟是青一色18、9岁的小青年；加上1985年到南方农村听老百姓议论：“严打”杀了多少谈恋爱的青年；又联系到“从重、从快”这种史无前例的杀人政策，才把它作为重大历史问题提出来。看了京华时报这篇报导，更引起我写这篇文章，同大小“精英们”商榷。
八十年代后社会治安大滑坡的根源：
曾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说：“‘文革’十年留下的后遗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打砸抡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言下之意，改革开放不久，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刑事案件开始发生，并一波比一波高涨、一波比一波严重，其根源是“文革后遗症”。事实是这样吗？
我不知这位部长刘先生是不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刘先生可能当时不患耳疾和眼疾，该属耳灵、眼明。该能亲见、亲闻文革期间，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大多地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别说成年人上班不用“打着手电接送”，即便小孩上学也不用接送，不存在人贩子、杀人抢劫等情。即便由走资派挑动的局部武斗，也基本在两派斗的范围内，极少波及社会。众所周知的上百万红卫兵大串联，相当比例是儿童、少年，走南闯北，均无父母陪同、接送，都能安全返回，本人就参加了当时红卫兵接待工作。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唯独刘部长先生们把它“忘恰了”。
再则1984年后，“严打”杀的大多是18、20来岁的青年，即便按文革最后一年1976年计算，他们当时也只是11、2、3岁的娃娃，也就是小学3、4年级的小学生，小学生基本上没有参加文革运动，学的是学雷锋叔叔、唱的是走在马路上拾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跳的是橡皮劲，真正的健康成长，天天向上。这些天真的孩子，怎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后，有些成了“罪犯”？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两次“严打”，被杀的18、19、20来岁青年，1976年还刚出生，甚至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谈恋爱，请问这又同文革如何挂钩？是不是刘部长先生们是从“文革基因”研究出来的？再如当今社会比八十年代的案件更复杂、情节更惨重，而且向少年化、知识化层面发展，学生杀老师、师生残杀，………，这在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从未听说过，但恰恰在“精英们”称为“和谐社会”、“太平盛世”、“理论创新不断”的当今发生了，还看不出能煞住的趋势。这些犯罪的青少年，在文革期间，可能他们的爷爷、奶奶才刚结婚、甚至还在谈恋爱，刘部长先生们是不是要等到比“文革遗传基因”更新的理论出来后，再研究同文革挂钩呢？不过我倒是奉劝刘部长先生们放下架子，到人民群众中去走走，听听广大人民(即你们手里捧着的“法制”所对付的“贱民”)对上海袭警、以及瓮安事件这类接连不断的事件，听听这些“贱民”是怎么议论的？同你们的“髙见”差距又有多大？我真担心唯“圣旨”是从，反把自己名声糟蹋了！千万別忘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
本人对遗传学是擀面仗吹火，对 “文革基因学”一窍不通，而只能凭所见所闻谈点肤浅的看法，有不妥处，望刘部长先生指正。
“严打”的时代背景是， “四人帮”已判刑；编造的“三种人”，已杀的杀、关的关、处分的处分，冤假错案已遍布全国。但资改派们为了他们子子孙孙安享这份“胜利成果”，还感六神不安，放心不下，因此想出了上述的“口袋罪”，滥杀、滥判了上述不计其数的在街上撒尿、男女一起跳舞、公园里谈恋爱、……的青年人。
当然，进入八十年代后，社会治安每况愈下，是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事实。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真正的太平盛世，已是望尘莫及。即便是警察、武警、防爆警、保安等等名目繁多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治安装备日益现代化。即便搞到了商店不准卖切莱刀，马路上随便对行人捜身，一年的“维稳”支岀高达5000多亿，也无济于事。其根源是官员，尤其是大官不再为民作主，而是横行霸道、甚至腐败透顶，我们的党说国民党四大家族腐败，逼得工农大众造反；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一去世，共产党竟也变成不知是几大家族腐败，是否比国民党四大家属更腐败？在此介绍美国著名活动家、并受周总理赞扬的威廉*韩丁的评价：“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败坏”(注：参见韩丁著《大逆转》第14至17页)。最近有媒体报导台湾学者魏萼的文章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中国高官的富翁化和中国官员的资产阶级化。……，90年代初，有一次，我（魏萼）到华盛顿拜访陈香梅。 谈话间说到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文章还强调说：“ 历史上，陈香梅尤其是不喜欢毛泽东”。但是，“不喜欢毛泽东”的陈香梅并没有像刘部长先生那样向毛主席身上泼脏水。
从以上境内外人士的看法，揭示了八十年代后社会治安大滑坡的根本原因。但“精英们”是严禁在这个问题上说真话的，刘部长先生带了这个头。
再回顾八十年代，当时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一些进口黄色电影，例如日本的“望乡”等、“床上戏”、凶杀和武打片等大肆泛滥，严重毒害青少年，不少家长呼吁救救孩子！
在政治上，“精英们”大势反毛、非毛，全盘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使刚涉足社会的青年们迷失了方向。
大力宣扬“猫论”、“先富论”，一切向钱看，宣扬一些荒诞的“性服务、性市场”、拾金取报酬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泛滥成灾，严重腐蚀人们心灵，刚涉足社会的青年成了牺牲品。
吸毒、赌博、妓女、贩卖妇女儿童等等死灰复燃，一些由国家核准的乌七八糟的黄色“娱乐”场所，铺天盖地开张营业，大大推动了社会治安大滑坡。
更为严重的是请进不少洋资本家，竭力为其提供“周到服务”，一些洋资本家尽力宣扬中国妓女…。不仅严重丧权辱国，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诸此等等刘部长先生避而不谈，谁能设想一个不敢正视现实的人担任司法部长，靠奉承拍马混日子，能不冤假错案遍地，溢捕、滥判、滥杀为能事，甚至社会上称“严打”時比杀多少论功摆好。按照某些“精英”唱的“依法治国”髙调，按刑律，如此滥杀无辜不应负法津责任吗！尽管法律一本本编出来，但都让刘部长先生这类昏庸之辈执法，法律文本愈多，反倒祸害愈大。远不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首革命歌曲，造就了铁的纪律的几百万人民子弟兵，深受人民喜爱。
有报导说：某地，三个小青年打赌，谁敢去亲一下前面的姑娘？其中一位去“勇敢”地亲了一下，而被定为流氓罪杀了。据揭露，严打共杀或重判了550多万人。诚然，三次“严打”后，杀人慎重了一些，但“严打”时，抢一个西瓜的青年被判15年。 “严打”过后，贪污、受贿特巨额财物的、传说是有背景的大官陈良宇也判15年(？)，请问这是“法治”进步了、还是腐败了？
大小官员腐败，尤其是大官的腐败，以及愈走愈远的资本主义道路。就谈不上能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熟话说官逼民反。治安问题，更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同美国接轨”，复辟资本主义，走上这条邪路是极端危险的。当前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 可以说是美国打个喷嚏，一些“同它接轨”的国家就“感冒发烧”。同样，治安问题是美国这类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问题，否则帝国主义必然一天天烂下去就不是真理。埋葬帝国主义的社会力量就可能是当今被资本家辱骂的“盗贼”；当初国民党反动派不是辱骂我们是“共匪”嘛！我们这代人可能看不见了，中国迟早在文学史上，会出现一本光彩夺目的巨著：新“水滸传”，而且比老“水滸传”更加精彩，其中还没有宋江这类被招安派。至于谁是“宋代”昏皇角色？人民自有公论。
可以说，“不计其数的人轻易被判重刑”而掉了脑袋，而使本属于人民的司法摇摇晃晃，对如此重大人命归天的事件，大凡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革命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都会为之震惊、并对凶犯深深的谴责和控诉！
我们这代人，一解放都看过电影“小二黑结婚”，还都知道其取材于原形是一场悲剧：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而遭封建势力的迫害，把女青年活活地残暴地整死了。“小二黑结婚”把悲剧改编为喜剧，弘扬婚姻自由，成为我们党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很有影响力的家谕户晓的好教材。然而从前面摘抄的“严打”案例中：女方父母干涉子女婚姻自由，并诬告男青强奸了他们的女儿，经过“改革”后的“人民法庭”，竟公判并抢毙了追求婚姻自由的男青年。说明如此“人民法院”被“改革”为维护封建势力的祖师爷、诬告人民的大后台、滥杀无辜的刽子手。更严重的是，“精英们”竟用如此滥杀无辜，而宣扬促成了“社会安定”，“犯罪率下降30％”。更无耻的宣称“犯罪率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数”。这里讲的“最低数”，显然是指毛泽东时代，请问毛泽东时代犯罪率很低是滥杀无辜的结果吗？岂能容忍鱼目混珠，毛泽东时代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凶杀和抢劫、没有妓女、黄、睹、毒……，社会安定，犯罪率极低，能造就如此世界公认的太平盛世，靠的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共产党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靠的是共建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靠的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有苦同当、有福共享，靠的消灭剥削压迫、富国强民，…。这同滥杀无辜是水火不相溶的两重天、两条道、两个阶级。
我的文章发表后，有的同志发表评论补充说：严打重判、屠了共500多万人。谁该承担这个滥判、滥杀无辜青年的责任？
3)、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可以避免的工伤事故、被反动官僚资本家和公安等活活打死的，其中包括上访被打死的；毒品、进口怪病死亡的；尤其是近几年官商以及黑社会等勾结，强征农民土地、强拆民房等被打死的、被逼自焚自杀的；以及各类由于社会腐败引起的各類凶杀案等…，致人死亡的，虽然几乎天天有案例报导，但至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决不是个小数目。
共产党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还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吗？
六、还庐山会议真面目
中央宣布给彭德怀平反后，这三十来年，公开的舆论报导基本是一边倒：即所谓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万言书，毛主席容不得不同意见，坚持极“左”路线，制造了彭德怀冤案。成了走资派、文痞们反毛、非定“文革”的“重磅炸弹”。为此，许多人(包括一些“大人物”)发表谈话、写文章、著书立说。而且“气候适宜”，在大力宣扬“实事求是”、“拨乱返正”，在这个旗号掩盖下，他们不甘落后，积极反毛、非毛，不惜篡改或为我所用以至捏造和歪曲事实，正如某胡编乱写的人坦言：“为了使我的书现在能够出版，我不得不这样写”。正是这些“不得不这样写”的人“幇忙”，把“实事求是”、“拨乱返正”倒了个儿。出现了现今看书难、难看书，因为大量书、刊不知里面有几句真话？即便是一些很有史料参考价值的书刊，也硬塞进一些生搬硬套《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强加给毛主席。因此对探讨庐山会议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
关于庐山会议实际上包括三个会议，即：1959年7月2日至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议；8月2日下午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现已统称为庐山会议，其实内容完全不同，扩大会是反浮夸风和“共产风”即“两风”的，其中夹了一些对彭德怀的信的争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是专门解决彭德怀的问题。首先摘引一些有关材料。
** 刘少奇关于庐山会议对彭的问题后来解释说：“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 (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 。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内形势问题”一节中第二个问题。选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国风云五十年》一书 ]。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住处，…，本来是让卫士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毛泽东)把彭德怀提的意见说成是‘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与某些人不正确的汇报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见山岚著，2006年3月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墙内的秘书们》李银桥，270、271页]。郑敬东同志在互联网发文(以下称郑文)：“据毛主席侍卫李银桥讲，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就‘万言书’，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会后就吩咐‘准备下山’；但是，其他领导同志不干，要求继续开会解决彭的问题。毛主席不得不留下来，让他们继续开会”。　
**在两天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即7月23日在扩大会上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见《毛泽东传》995页]。
**“庐山会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10期，标题是“庐山会议期间不为人知—毛主席邀请王光美游泳的往事”]。
**彭德怀同志说毛主席批判他那封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276页]。
**彭德怀讲到批斗他的会议情况说：“我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见《彭德怀自述》278页]。
**毛主席同彭谈时谈起往事“(反)立三路线……，反对张国涛分裂…，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成绩也是肯定的。…打败胡宗南…。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留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注：指彭去负责建三线的工作)，要他来找我谈。”并留彭共进午歺。临别时毛泽东突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髙绕反党联盟’吧？” [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7期，标题是“下庐山‘闲’了六年后的彭德怀”]。
**1970年，彭德怀 “专案组”负责人黄永胜“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藉，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决定”、“毛泽东、周总理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8期，标题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最后一封信前后”]。
**毛主席在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又说：“ 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 [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文，273页]。
** “ 彭德怀被打倒，孙立忠文章说，罪名中最“攸关和致命”的是“里通外国”。 　　
周惠在回忆文章中说，检举彭德怀“里通外国”的，是他出访随行的上（？）将。孙立忠文章说，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文革时，中央三申五令明令禁止武斗斗殴和严刑逼供，谁“批斗、监禁、拷打”了彭德怀，应该找那位不遵守法规的具体当事人去，怎么能够毫无根据的推到他人头上? 据我所知，殴打彭的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都是抗美援朝时彭的手下，都是挨过彭整过的军人，他们是被指责的保守派“四?四派”的主要支持者。文革后殴打彭的不但没受到处罚，1988年姓李的还获得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荣誉勋章。你说这是为何？　
(以上参见前述郑文)。
从上述材料可见按照刘少奇讲的，彭德怀的案子该不该平反，就成了问题。现仍按后来的中央作为冤案平反为前提进行探讨：1)、原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有批彭和辩论的问题，毛主席看了会议材料、文件也讲了话，批评了彭“右”了。但会议没有对彭作任何文字的处理决定，会议就结束了，并准备下山了，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见而把会议由反“左”而转向反右之说；2)、其它领导人坚持要召开全会解决彭的问题，另有一些报导说有人表示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不解决不散会，看来毛主席服从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数人或是有相当影响的领导人的意见，而同意开全会，毛主席在常委会上发表了前后自相矛盾的讲话，表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他没有参加批彭的会议，这证实了他偏听偏信是事实；3)、批斗会上把个性那么坚强的彭老总，搞到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招供，会议乱到了开不下去，有人要打彭，证明存在严重的逼、供、信，其招供材料同某些人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以及会议记录，三者显然会很吻合，这种三对证的材料，误导性很大；加上一度毛主席曾信任的李锐跪在毛主席前揭露所谓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和彭德怀同志间的严重“非组织活动”。但毛主席当时以至他去世都不会知道有严重逼供信的问题，他也不会想到在如此高层会发生严重逼供信，更不会相到李锐是邀功诬告。因此，毛主席轻信了逼供信招供和汇报材料以及李锐的诬告，对彭老总的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情有可愿。因为他既不会想到那么高层人物会搞逼供信，也不会想到那么坚强的彭老总会“屈打成招”，该受到指责的是搞逼供信和汇报假情况或称诬告彭德怀同志的人，应按律受到处分；4)、庐山会议后，某些地方包括部分军队(如国防科委)，尤其是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即“两风”严重的单位和地区，确实不反“左”而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搞了不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造成这个严重后果，不是毛主席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关于芦山会议对彭等的处理材料等传达的面宽了造成的，一经发现，毛主席立即纠正，进行平反，并自我批评。问题是文件下发的面宽了，那个书记处该负什么责任？又有谁作了检讨？更不能容忍的是还把责任推给毛主席。事实恰恰相反，庐山会议后，毛主席不仅没有放松狠刹“两风”，而是抓得更紧、措施更有力。事实上60至62年七千人大会之间，针对刹“两风”，毛主席召集了不少会议、讲了不少话、作了不少批示、批发了不少文件，《毛泽东文集》均有详细介绍。有充分证据说明，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反右不反“左”，纯属谎言，是对毛主席的诬陷。5)、刘少奇的讲话解释了彭德怀的主要问题是“参与了高、饶反党集团”，而不是他给毛主席的信，众所周知，高、饶的主要问题是反刘少奇。可见彭德怀得罪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大量史实也证明：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刘、邓刮起来的，这是任何人靠权势抹不掉的事实。
还应说明，在庐山会上，是毛主席不赞同一些人要开除彭的党籍，甚至提岀要判重刑。而坚持了保留党藉和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联想到文革期间，毛主席批评中南海工作人员批斗刘少奇和不同意把《我的一张大字报》向下印发[注：某些人制造的对刘少奇的病“没有认真治疗，而进行迫害”之说，由中央医疗组的同志作了辟谣，在此略]；对邓小平是有批评有表扬；对林彪做到了仁至义尽。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一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错了还可平反；还尖锐指出“文革中的专案材料基本不可信”…[注：《毛泽东传》有记载]。“文革期”，毛主席关于彭德怀的平反问题(大意)：不能太急，要慢慢让大家接受得了。
前面介绍了国防科委被歌颂为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的聂荣臻亲自写信又转送刘毅民策划的匿名诬告信给康生，诬告彭德怀等是“苏修特务”，得到了康生在聂荣臻的信上亲笔“批示”后，一大批同志遭迫害，胡闹到了天翻地复，可见对迫害彭德怀等是立了“大功”的。
因此，彭案的正确结论应该是：由于彭德怀参于了反刘少奇(彭在文革期承认他的“万言书”是批刘少奇)、而又写万言书揭露刘邓刮“两风”造成的种种困难，刘、邓容不得彭的意见，并亲自主持给彭作了错误结论；毛主席坚持保留了彭的党藉和政治局委员，并决定让他负责建设三线的工作；文革中和周总理顶住了林彪集团对彭的残酷迫害。
从上述材料看，彭德怀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几个人闹的，说是真是为了需要、说假也是需要。这就难怪一些电视剧借古讽今：“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广为流传。彭德怀同志就成了牺牲品。证明当今确实是读书难、难读书，书上有多少是事实？严重困扰着读书人；也贬损了书本本的信誉，也是对某些史学“精英”的讽刺。看来追逐效益和收视率而见风使舵、投机取窍、墙上草随风倒、奉迎拍马的胡编滥造的“史学精英”，不仅严重损害党的声誉，同时坑了自己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文痞。害党、害人、又害己。
还应说明一点：彭德怀同志本身也确实有些问题，俗话说“有辫子可抓”。他以往整人很狠，例如整刘伯承、粟裕两位同志，既无多大道道、还整得狠，整到了全军有名的七战七捷的战将粟裕同志都听便彭德怀要他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只要不损伤其他同志。因此，彭德怀在高层人际关系欠佳。另外，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同志反映的情况(注：具休内容见前面有关章节)，证明彭德怀同志不仅犯有不符组织原则的事，并有一些很不健康的思想。加上彭德怀自恃功高，当面辱骂毛主席等等。这些，也值得彭德怀同志自省。这30年，某些文痞，为了借彭德怀案，批毛、否定“文革”，而无限拔高彭德怀同志进行宣扬，只能说是别有用心。
毛主席对彭案处理欠妥的地方是，“文革”期，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后，沒有及时作岀平反决定，而过多强调了“瓜熟蒂落”，直至毛主席去世，也沒解决问题。
七、党内有沒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党内有没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走资派全盘否定“文革”的核心问题。中央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于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和八庙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两个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其中都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一个文件，即“5.16通知”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一致通过的，至今未见中央报导会上有反对或持保留意见的；同样毛主席主持的八庙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也未见中央报导会上有反对或保留意见的。但11年后，邓小平等带头反政治局扩大会和八庙十一中全会的案。也就是他当初举手通过的“5、16通知”、“十六条”不算数了。不仅如此，凡积极响应党中号召而参加“文革”运动的，许多骨干分子，遭到邓小平等人的残酷打击、迫害。这在中共史上，紧跟中央的各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青年学生(包括少年)、农民、工人等惨遭迫害是前所未有的，从此开创了谁反中央(而不是个别领导)谁“英雄”的奇形历史。并导至党变修、国变色，飞船上天、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腐败到了古今中外无法再腐败的今天。但仍有必要深入研究邓小平反两个会议决议的案的问题。邓小平反这两个诀议的案，他到死也沒有解释清楚他当初为什么举手表示赞同？如果用邓小平两面派的专长，毛主席主持通过“十六条”他是违心举手的可以辩解的话，但刘少奇主持通过“5.16通知”再说“违心”就讲不过去。则邓小平自己举手通过的中央文件，而去镇压、迫害拥护、积极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而重用、提拔反中央文件的人，必然严重败坏了党风、党纪，造成威信扫地。
邓小平一手操纵下泡制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以下称“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这实质是“决议”中最核心的内容，因为“文革”既然“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则“文革”就根本否定了。而且也只有否定了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的篡权、复辟才能披上“合法”外衣。所以，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革”最根本的问题。
首先回顾一下邓小平篡权政变前对这个问题态度：
邓小平说：“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个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个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个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注：以上选自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邓小平自己曾声明：“我这个人的脾气……，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第224页)。
邓小平不仅在“决议”中沒有声明收回这份检讨，而在检讨后，还一再声明“永不翻案”。到他篡权后，还慎重声明：“我这个人的脾气……，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则按惯例，毛主席、中央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多年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又如前面介绍的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向毛主席、中央揭露刘、邓所犯一系列阴谋篡权、结党营私、勾引赫鲁晓夫等严重问题，明确而正确、但不指名点岀了党内有走资派、有走资派结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能自觉对号入座，承认同刘少奇搞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案子，是不能轻易推翻的。因为邓小平的检讨是在无任何外力下自觉在党的工作会议上讲的。可供邓小平选择的无非两条路：一条是邓小平不惜陷害刘少奇，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假检讨，欺骗中央，换取中央的信任；另一条是真心实意认识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这两条，任选一条，邓小平都该受处分，前者该从重处分，因为他公开诬陷了刘少奇，后者可认为认错态度好，可酌情从宽。整个“文革”毛主席、中央基本上是按后者处理的。直到毛主席病重，才发现“永不翻案靠不住”，但为时己晩。这一教训，我们党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教训太深刻了。
至于邓小平、刘少奇是不是走资派？坦率讲，本人在文革期，对这个问题一直沒有认识。所以，在文革期，本人写的大字报以及后来所作报告，龙统说走资派可以，指名道姓批走资派，我基本回避了。甚至不理解为什么搞全国性的大运动，中央作个决定罢了他们的官，搞一次温和的群众性社会主义教育就行了。然而，这30年受的走资派、复辟派、文痞们的教育太深刻了，才使我猛醒，而认识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有一个很反动而牢固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真正指名道姓公开站岀来批走资派，还是近四年以来的事，深感惭愧。所以，我看了报导：王震同志讲，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我太心服了。
共产党内有沒有走资派、有沒有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篡权后的这30年来，走资派的充分表演，已用不着花笔墨论证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随处都可检来一大把大大小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年有媒体报导台湾学者魏萼的文章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中国高官的富翁化和中国官员的资产阶级化，……，90年代初，我(魏萼)到华盛顿拜访陈香梅。谈话间说到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帯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注：接着谈了邓的女儿经商等捞钱事例)。”这些议论，在国内也随区能听到。邓小平家族岀了几个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不少人都有答案。这些事例，也说明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什么大力砍掉国防尖端，推倒了“四个现代化”，而推行“短平快”挣钱的资本主义组装厂？
2010年10月(总第5期)香港岀版的《外参》杂志，首页用大字标题“中共新元老：安排好自己的子女”：“ 过去是‘龙生龙，凤生凤’，元老当高官，儿子也当高官，元老当将军，儿子也当将军。现在则‘广开就业门路’；除了继续保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家可安排一个子女担任省部级官员’的不成文的光荣传统，其他子女可以是跨国企业总裁，可以主持私募基金，可以倒卖地皮、房地产，可以经营军火买卖，可以在通讯、能源、交通、信息等行业当龙头老大………”。还是这本杂志第4至7页，以标题为“中共新元老退休后干的事”一文(注：前述内容是从本文提取的要意)，“胡润非在《中共太子巨富排行榜》一文中，新排出的中共高层十大权贵家族”：“第一家族当数某(当今总理)家族，夫人、儿子、弟弟等资产，加起来共约300亿人民币”、“第二、……”、“第三、曾某家族，……，曾氏家族资产约在120亿左右”、“第四，李某……，其资产约在100亿左右”、……、“第七，江某…，家族资产估计在70亿左右”、“第八，朱某…，约在50亿左右”、……(注：这十大富豪的姓名是本人用某等代替的)。本文其中一小标题为“中国人的‘元老包袱’有多重？”：“据前述200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那份资料显示：2004年，12名亨受最高级离休特权待遇的高干公费开支，共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而退休政治局委员这一级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万元。”(注：以上均为人民币)。该刊物所披露的“高层十大权贵家族”，除第二位荣老板外，其余均是政治局常委委员。这一组让人吃惊的数据，虽我等无法确认其真、伪。但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腐败决不是少数，而是从顶层腐败起的，从一个侧面证明陈香梅所言决非空穴来风。
再选几段媒体报导：
** 有文章披露：【中华论坛】天啊!政府养公务员的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44%。
**消息称：“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2009年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
**　看完新华网“上亿红包送领导：开发商自述如何勾结地方官员囤地”文，真如五味杂陈。文中说，一直以来，社会对建设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腐败现象虽然是深恶痛绝，但仅仅只是有所耳闻，真正的一个开发项目完全运作下来，究竟需要打通多少关节和哪些关节，都存在些什么“规则”和“交易”，非业内人士并不清楚，大多还只停留在臆测阶段。但近日，一位自称常年在珠三角、湖北、四川和云南等地方专门从事房地产运作项目的投资商向记者透露了个中的“奥妙”，揭开了建设项目中的腐败行为的神秘面纱。——原来“今日不同往日，要能够把项目运作下来，就要舍得下本钱，学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地方政府打交道。”
**有同志在发表文章：“读了北京晚报作者薛涌写的 ‘主流们，你们该忏悔了’一文后，使我一个草民十分震憾。改开30年取得很大成绩，不知不同人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算不算一个成绩？文中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记不得过去看的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写的一部小说那个人说的一句话：一家富有，百家穷。我不理解，封建社会在1949年已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推翻了，解放60年了，为什么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这样的分配理论，能够能被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执政党采纳？谁解”？
　　**台湾《工商时报》(2009年)5月8日文章，原题：中国的新造富运动 中国大陆的财富，正在快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除展现了大陆经济的成长活力及创富环境外，同时也孕育了一步登天的快速致富方式。
**中国的首富大哥日前瞬间让位，一家股本4亿多人民币的“中小企业”海普瑞股票上市，不但创下了大陆股票史上承销价最高达148元人民币的纪录，上市首日，企业创办人的身价更直接暴增至500亿人民币，直接从默默无闻，一夕之间天下闻名，名列全大陆首富。
**在大陆资本市场，这种例子从去年10月底来就已司空见惯；2009年10月30日，大陆股市的创业板正式开市交易，据统计，当日挂牌交易的28家上市公司中，就创造82位身价上亿元人民币的富翁，而能有此身价，也只是所投资的公司股票上市而已。
　 **股票市场是如此，去年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同样和股市与时俱进，各省各市各地的所谓“地王”到处“冒泡。《富比世》杂志全球版副主编范鲁贤在2009富比世大陆财富榜发布会上说，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前400名富豪发现，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房地产商在富 、豪榜的前40位基本上已经消失；而大陆有154位个人或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这个400富豪榜上。(注：另有报导：今年来全国地王一览：北京一天诞生三地王)。
　　**在中国，有些原本名不见经传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富人。最典型的为福建的首富陈发树，在2000年以4800万元人民币的价码，取得紫金矿业 33％的股权，股数达21.77亿股；而在去年7月份因股价大涨，4800万元的市值膨胀至200亿人民币。股票市场是大陆富人的另一致富领域。
**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感慨的说，通过资本市场，中国10亿级富豪俱乐部，又多了几个新面孔。但中国真的不缺富 豪，而是缺实业家。如果这些富豪将更多精力放到企业经营上，而不是关注财富数字的成长，则是中国经济的幸事；反之，则是悲哀”。
我认为此文最后说“如果这些富豪将更多精力放到企业经营上，而不是关注财富数字的成长，则是中国经济的幸事；反之，则是悲哀”也不正确，因为只要搞私有制，都只能是悲哀。谁能说深圳“富士康”不是企业，结果成了台湾原国民党一个兵痞充当帝国主义的二传手，搞成了在大陆的“租界”，工人失去合法权利，成了机器一个部件，苦不堪言，造成13名工人接连跳楼自杀，其中包括反动资本家豢养的走狗(保安人员)活活打死摔岀窗外的。
**2009年1月28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交车开支一年9000亿”。惊人数字一度让主持人柴静吃惊，遂重复追问，但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元”。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成。数据显示，1989年“三公”支出仅为370亿，20年内该项支出竟飙升20多倍。此前，也有媒体曾披露，每年的“三公”挥霍超过万亿。2007年3月，《法制日报》曾发表过题为《浪费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头号障碍》的文章，该文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公款吃喝3700多亿元，相当于“吃”掉了我国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3000多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低保资金，“吃”掉了义务教育经费！一年三公加腐败四倍十年文革？！
至于许宗衡用上千万巨资到北京买到了深圳市长的贵冠。花巨资买官，他能不腐败搞一本万利吗？所以腐败到了国家安全部专家警告说，许宗衡案不能深揭，否则影响国家安全。就深圳那么个腐败官员竟腐败到了影响国家安全，比他更大的将影响什么安全？所以，这30来年，腐败反动官僚资本家拔地而起，荣获世界第二。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对此，有同志发文说：“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同胞们，还记得么？2008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通过视频向全世界所播放的关于‘政令难出中南海’的这段民间验语：‘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同胞们，这是何等恶劣的官场啊！纵观历史，古今中外有过如此恶劣的官场吗？试想，除了‘不管黑猫白猫’、‘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 一把手说了算’、‘ 不争论” 这些‘伟大理论’ 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创新发展’ 出如此人间‘奇迹’ 呢？”
(注：以上标有**标记的段落均摘自媒体报导)。
仅仅摘抄各类媒的上述一星点点报导的内容，共产党内有沒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沒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已一目了然。即便封建朝廷，也不至于集中这么大比例的大富豪。如果联系到张爱萍1975年就公开宣称他是邓小平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以及吳芝圃揭露刘、邓搞的那些阴谋活动、1976年清明节，邓、叶、胡(跃邦)策划的矛头指向中央、毛主席的“4.5反革命动乱”，“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经半年多精心策划的武装反革命政变”，……。 有充分证据证明：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文革”的“5.16通知”、“十六条”所确定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完全符合事实。任何不肯改悔的走资本、文痞们企图以种种卑劣手段，推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5.16通知”、“十六条”，是徒劳的，最终只能是扳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走资派号召一切向钱看“少数人先富起来”，“富则光荣”、“穷则可耻”，“人不为己，天株地灭”。因此，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少人都争着为己，以免天诛地灭。一些小农经济也不甘落后，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煽得火爆起来后，各显神通，争着当资本家。古今中外的“发财”绝招，在中华大地全面开花：
**京华时报2009年10月29日A10版：高尔夫球童制造洋桥银行劫案。付标题：自称模仿电影暴力情节。文章称：“今年4月30日下午两点，17岁少年XX穿连帽衫，戴墨镜，携带一把西瓜刀、一把仿真枪，走进建行详桥支行，劫持一名女子做人质，抢劫14万元现金，…”。介绍说因被高尔夫球场仃止了他的工作，沒钱花，……。
**现在的官势太大了。听了叫人害怕。西安市碑林区委党校，在九三年的时候，校长把一个文明舞厅转给自己的爱人，办成了妓院，听说一位教师看不惯，最后舞厅经理被免，办公室主任被免。到了2007年，突然地说档案里找不到主任科员的资料。按科员算，这位教师不服气，找到组织部，没想到组织部的干部科长说：党校办妓院，你管它干什么？我听了都觉得可笑，难道党校是可以办妓院么？这样下去还有正气么？
**为了2.5万元钱，他卖掉了自己60％的肝！要不是看到昨日新华网上“人体器官买卖调查”文，谁能想到在国家领导人正想方设法让老百姓活的有尊严的今天，我国还有一个血腥腥的“地下交易”——人体器官买卖。并因此也造就了一个本不该有的群体——人体器官买卖中介。
**京华时报，2009年10月26日A07版：“全国首例非法经营人头骨案一审宣判：收购人人头骨华裔博士判8年”。小标题：“一封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通报”称，“去年5月，一封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驻京办的通报寄到了公安部，其中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从北京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送至美国的邮包中，有无名人类骨头，请公安部协助调查相关情况”。“……经查，是一名44岁的美藉华裔博士(丁某)，是北京一家信息咨询公司的顾问，住北京市昌平区一处别墅”。“ 民警当场从丁某欲寄往美的包裹中，起获20个人类头颅骨。而后，经过对丁某所住别墅的车库进行搜查，…又发现人类颅骨1100个。经鉴定，均为现代自然人头骨”。第2个小标题“收购价人民币80元，售150美元”。另文章称：“丁某笔记本电脑中存有人类头骨照片万余张，电脑使用者曾将部分照片上传至易趣网网店，并以竞拍形式与境外的买方交易。交易成功后，买家会通过西联汇款形式付款，并会在网上留下‘很棒的东西，很好的价格’等留言”。……。
以及各类假冒伪劣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各个角落。都创了世界纪录。
但坑苦了老实、守法的劳动人民：
**公开卖儿鬻女在广东和吉林出现。世上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阳春三月，在充满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冉冉升起一颗光芒四射的璀璨明珠——“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这颗新星一出现，立即博得与会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们的热烈喝彩和雷呜般的掌声、立即引得各种媒体充满溢美言辞的好评如潮水般涌来的同时，人民生活不幸福、无尊严，社会不公正、不和谐的又一可怕的重大事件出现了：在解放思想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广东省番禺和广州各出现了一例公开卖儿鬻女事件；另外，吉林省长春也出现了一例公开卖儿鬻女事件！虽然这三起公开卖儿鬻女事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但产生的原因却是相同的：他们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里，不要说“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了，他们连最基本的“人民生活”保障都没有得到！——番禺公开卖儿事件是四川农民工夫妇因男的患脑瘤无钱医治而逼迫出卖一岁多的爱子；广州公开卖儿鬻女事件是广西一男子因妻子病重无钱医治逼迫上街头卖儿鬻女卖器官；长春公开卖儿鬻女事件是一从小患脊髓灰质炎、中年又患了小脑萎缩的男子因妻子离家出走无力养活已经11岁的龙凤胎儿女。　
**新华社的“瞭望”白纸黑字写的：“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见5月29日《瞭望新闻周刊》）。
**“《在殡葬改革腐败之下发生的惊天大案》，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白天见鬼了？比鬼还可怕！是比鬼可怕一百倍的丧心病狂两眼放着绿光的‘人’！ 看看文中这段话：最近，广东茂名高州金山出现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高州警方根据群众的举报，成功地侦破一起涉嫌杀人案件，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 近日，高州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金山街道陈垌村委有3名陌生男子强行将一老人拖上一辆汽车。接报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到达事发现场，在群众协助下抓获郭某德、赖某印、梁某木等3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在对三人住所依法搜查时发现一具尸体。根据三人供述，民警又循线抓获其他2名涉案疑犯。据说这是一个很狠心、丧尽天良的犯罪组织，他们最初是靠挖掘死尸卖给火葬场起家，后来发展到捉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把他们杀害，以贩卖器官，再把死尸卖给火葬场来赚黑心钱。而现在他们竟狠心的把那些正常的老人（50--80岁）作为残害的目标，公然在大白天‘抢人’。现在由于他们的胆大包天，居然在白天公然作案，这也暴露了他们的犯罪行为。警察在他们的现场发现了一些被冰冻起来的死尸，那些尸体惨不忍睹，让人又想起南京大屠杀的悲惨，这些尸体有的没有了眼睛，有点缺少了心脏，有的没有了肾......还在一个地窖里关了10多个老人，据那些获救的老人说，那些狼心狗肺的人每天只给他们吃一顿饭，根本就不顾他们的死活......”。
(注：以上均选自新闻媒体)。
十几岁的小学生，因交不起10几元医药费而用红领内上吊自杀。成千上万工人、农民、大学生失业。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娶不起老婆、连死了也火葬不起。以至许多妇女、儿童被贩卖，以至被逼为娼，成为古今中外妓女最多的国家。贪官有的养140多个二奶、三奶、……，夺取了全世界情妇最多的冠军。至于奴隶社会性质的深圳富士康公司、以及黑砖厂、黑煤窑，已不是新闻。强买农民土地，以至残忍地把不愿卖地的农民用推土机压死，或动用警察、“保安”把农民活活打死，把有些农民逼得集体自焚、跳楼。勇敢一些的农民，被逼得杀警察、炸法官、…。
折腾到了“每年花5140亿元‘维稳’”， 武警部队成几十倍的扩大。但“维稳”(即维持稳定)、“和谐”到了节日商店不准卖切莱刀，并调动100几十万解放军为高官“保驾”，即便如此草木皆兵，各类凶杀案接连不断。昨天(2010年12月6日)看到互联网报导，有的居民区已拉上电网，说明这30来年的各家各户的防盗门、铁护栏已不济于事。
请问：这还不是一个超标准的最腐败的封、资、修为一体的一小撮走资派结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统治的结果吗？世上还有比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更司令部的吗？还有比这些走资派更走资派的吗？
八、彻底批判“决议”
邓小平篡权后，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手操控下泡制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以下称“决议”)，是一篇反马列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这30年，由于在“决议”的框架内，而制定的内政、外交，造成了党变修、国変色，飞船上天而红旗落地，而极端腐败的现实，足以证明“决议”的反动性。
1、“决议”背叛了马列主义
1)、“决议”背叛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
“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决议”说：“(毛主席)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年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国国民经济虽然…，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决议”一方面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但“决议”又讲了毛主席领导的32年在内政外交取得的伟大成就(注：其中大多在“文革”期)，这些成就的取得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一结论，准确无误地否定了“决议”中“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这一谬论。
前面介绍的“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关于毛主席的这段英明论述，邓小平自己选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就作出了明确的答案：“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还有： 2008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通过视频向全世界所播放的关于“政令难出中南海”。加上当今民间谚语：“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不正最有力的证明，毛主席尤其从1956年后，凭亲历、亲见党内存在的严重的走资复辟反动势力的估计，非常准确、客观，无任何偏见。
“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关于党内有沒有走资派、有沒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前面已作为专题作了论述。结论是肯定的。
仅就以上这些重要问题，已足以说明“决议”中这些论点，都出于邓小平一人之口，而且都涉及他本人的利害关系。他不是以客观存在为依据，而是以个人得失为准绳，判断事物的是与非。而且，“决议”本身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决议”背叛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邓小平主观唯心论的产物。“决议”中许多内容，更突岀暴露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有利自己的就拔高为“马列主义”，不利自己的就贬为“反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决议”对从农村合作化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多年共产党的三大革命运动的评判，都是以个别人的主观意志、甚至是出于个人好、恶，作为判定事物的标准。例如邓小平最讨厌、最反对说党内有走资派，因为这同他个人利害关系特别相关。因此他不仅沒有尊重事实，改造自己，反而用“永不翻案”假检讨，欺骗党和人民。当他阴谋篡权后，无视客观存在，以个人的权势，用主观唯心论，否定党内有走资派，为个人翻案。前面一再提到的党内有没有走资派、有沒有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在前面已作了详细论述，在此不重复。无数事例，充分证明党内不仅有走资派，虽人不多，且势力强大，以至 (1976年10月6日)一举走资派政变成功，高速复辟了封、资、修大杂烩的资本主义，并成了帝国主义半殖民地。从此，一伙走资泒，进一步蜕化为叛党集团。
毛主席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发现、并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这一论断，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这30年走资派的充分表演，使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让一伙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人物走资派糟蹋成腐败不堪、对内血腥镇压人民、对外投降卖国。劳动人民又吃二边苦、又受二茬罪。更进一步证明：毛主席这一理论的正确、伟大。
然而，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华萊士提问他每天工作几小时说：“每天工作两小时”。(参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2018页)；李先念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赵紫阳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打桥牌，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几天前我去见邓小平，我讲话他在牌桌上，头都不回，我慎重地说：小平同志，我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他才转过身来，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讲呢？”(参见东西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社《邓小平最后岁月》第22页) ；“邓小平鬼书武侠爱好者，邓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 (注：参见2008年11月28日“文化艺术报”第2版)；另外，邓小平在自我检讨材料中也承认，在战争年代，在战斗紧要关头托词跑掉了。一个不好好上班而泡在牌桌上、不读马列的书而读鬼书、打仗逃跑的邓小平，竟自称懂得马列ABC，而妄谈马列，妄图同毛主席比高低。世上还真有如此不知廉耻的。黄克诚同志说得好：“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黄克诚同志1980年11月27日发表的“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高度评价毛主席的文章，尽管其中对“文革”的表述本人不认同外，但文章的中心内容是客观、公正的。他当时发表这篇文章和讲话，谁都明白是针对邓小平和邓小平泡制的“决议”贬低毛主席，为自己翻案、大树特树自己而发表的。可以说是邓小平篡权后，党内第一篇最有分量的讨邓檄文，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后来出版的黄克诚同志的这篇文章，把我上面引用的这段话，被文痞删掉了。邓小平用主观唯心论，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唯物论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真理，同马列主义的任何理论一样，都会遭到邓小平这类形形式式的修正主义者的顽强反对。从而真理将更加伟大，修正主义更加丑恶，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黄克诚同志在文中以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告诫邓小平一伙轻薄地评论毛主席，结果只能是自己身败名裂；而无损毛主席半根毫毛，将流芳百世。
2、否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斗争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这也是鉴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比较直观的方法。“决议”鼓吹：“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 这里的“主要任务”，实质是唯一任务，阶级斗争沒有了。自“决议”公布至今，不仅从实践到各类宣传，阶级斗争不见了，而且成了走资派攻击毛主席“极左”的把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概括地说，就是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人类的整个活动，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产力；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生产力始终不断向前发展；而生产关系基本上阻碍生产力发展，只有当新生的革命力量，推翻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反动的力量后，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这之后一较短历史时期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甚至对生产力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很快新的生产关系又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后再有更新的进步力量革命，……。这一由新的剥削统治阶级代替旧的剥削统治阶级，这样周而复始，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经常见到的“周期律”的全部内容。马列主义认为只有无产价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应该能防止这个“周期律”，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促其始终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阻碍生产力发展，处理得好还对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避免“周期律”的重演。所以，《共产党宣言》、“歌际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一致强调无产阶级要为消灭剥削和压迫而斗争。说白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斗争的目的，主要就是调节生产关系，防止重蹈历史“周期律”。 “决议”说，经过土改、对工商业等社会主义改造，阶级不存在了。但是“决义”不承认这些人还在，心不死；更有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混进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还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并不有解决。
然而“决议”胡诌合作化等违背八大路线：“落后的生产力，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否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阶级的存在。这是“决议”赤裸裸的反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谬论。
邓小平的所谓八大路线，即指1956年9月，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
本人翻阅了有关一些资料，发表了“评邓小平‘恢复八大路线”的文章。经查实，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上述这段文字，是临开会前约40分钟，刘少奇、邓小平未经大会主席团审议、未经毛主席审阅，而私自塞进去的私货。然而，起草该八大决议的禾乔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迎合邓小平，而编造了八大决议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同意”的谎言，掩盖了刘、邓塞进的私货这一历史真相。慌言编造得十分离奇：“禾乔木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人去找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40分钟内，不仅找了两位领导审阅，康生还拿岀了修改意见，毛主席还“琢磨了半天”，再打印出来，再送到离中南海约数公里的政协礼堂，在大会上宣读，40分钟内干这么多事、而且转这么大圈子。不仅仅从有限的40分钟干这么多事，几近神话，无法解释，太不合情理。而且一个职业最高层秘书岀身的禾乔木对如此重大事，竟拿不出毛主席、康生阅后谈话记录或亲笔批示；还无任何旁证，似乎毛主席、康生都孤独而居、旁若无人，合逻辑吗？。
陈伯达：“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原文注：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小时<注：仅40分钟>)、 “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上册第537页)。
1967年11月5日，毛主席：“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参见远方出版社《高层政坛恩怨》第28页)。
从上可见，邓小平高举了好多年“八大路线”，直至他两腿一伸去见了赫鲁晓夫，事实上是他和刘少奇塞进的违反八大路线的私货。
从理论上，人类历史上，至今沒有出现过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到了让生产力赶不上的程度。刘、邓在1958年大跃进也只是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和搞以县为单位的全民所有制大公社，但很快就被毛主席、中央否定了。何况刘、邓这些冒进还是1956年八大以后两年的事，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毫不相干。
1956年召开八大时，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农村搞初级社，即中央推广山西省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所谓初级社，即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土地、大型农具、耕畜入股参加分红(占分红百分之几的比例)，主要按劳动工分多寡分红。既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原则，又照顾了入股的土地、农具、耕畜等获得一定报酬。农村这一新型生产关系，尽管中华民族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是一新鲜事物；但充其量仅比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略进了一步，何谈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无中生有，客观不存在的事。
如果再看看邓小平篡权后贯彻他创造的“八大路线”的情况：
在农村以安徽小岗村为“典型”，解散人民公社而分田到户单干，不到5年，小岗村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那个叫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分田单干的积极分子、原生产队干部，贪污10来万，发家致富；大多农户欠了债，少数又打起凤阳花鼓讨饭。即便从省内、外无偿调进约2000多万人民币，平均每户约100多万，如此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虽已远超过刘、邓在1958年大跃进刮的“共产风”，但并沒有能挽救小岗村分田单干以失败告终的命运。
又如邓小平树造的广东深圳特区这个城镇反面典型，大量文章揭露了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一平二调“共产风”制造的这个典型，就是当前充分暴露的深圳富士康公司那种反动官僚独霸一方的最腐败、反动的场所。任从容同志在“陈云薄一波等中顾委老干部有先见之明”中说：“就在解散顾问委员会以后，中央下发了一个有损顾委形象的文件，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内容大意是：中央组织了顾问委员会成员到深圳特区去参观，以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没想适得其反，这些人参观后，回到北京，在讨论会上许多人放声痛哭，资本家在深圳都神气起来，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资本主义已经在深圳复辟了，一推广，全国以后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们几十年的流血奋斗，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吗？他们的言论受到x公的痛批‘政权不还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吗，公有制经济不还占主体地位吗。’‘于是决定撤销顾问委员会，叫你发牢骚都没地方发。”而事实是，委员们看深圳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气愤难消，怕他们在顾问的位置上，把深圳的反动、腐败公诸于众，邓撤销了中顾委。而并非是：“据官方文献报道，中央是应顾问委员们的要求于1992年解散了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完成了新老干部交替的伟大历史使命，光荣的自动解散”。发生在深圳这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八大路线”的反动性，而且证明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还十分尖锐。
与这些相对应的是：顶住了“决议”和分田单干妖风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坚持了人民公社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南街村，至今几十年如一日，高唱东方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明灯。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少有所学，人们富裕、幸福。找不到那些分田单干的地方发生的那些不可言状的腐败、堕落、吃喝嫖睹、黑社会等一切污泥浊水泛滥的问题。正如华西村吴仁宝同志所说：在分田单干的地方，“一个党支部，顶不上一个巫婆” 。所以我曾经发表发章说：邓小平分田单干对农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损失，在50年内，赶不上当今南街村、华西村的水平，何况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总装备部有的领导称：国防科技落后西方国家50年。
可见，邓小平以不经八大主席团讨论通过、不经毛主席审阅，而塞进私货：“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而作为否定“文革”以及1956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整个这段历史的路线，而成了“决议”及其后邓小平们高举的所谓八大路线。不仅在哲学上是反马列主义的主观唯心论；而且叛卖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论；同时邓小平自己的实践，更证明了他的“八大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3、“决议”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百岀
“决议”，即便是文字表述上，也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百出。所以，有的同志就用“决议”内的一些话，就可以批判、否定“决议”的几乎全部的论点。这些同志用“决议”之茅，射“决议”之的几篇好文章发表后，只见许多同志表示赞许，而沒有看到一个人能予反驳的。这说明“决议”逻辑混乱到了何等地步。前面己例举了用“决议”批判“决议”的两个例子，现再举一例：“决议”把“文革”说成一无是处，即全盘否定。但邓小平又不只一次承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这就说明“文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便说“文革”出了多少问题，但也仅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又如“决议”又说“文革”在内政、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又要把“文革”说成一无是处的一场“内乱”。通篇的逻辑混乱，决不是文字表述或水平问题。邓小平网罗来按他意图执笔的，是党内“最权威”的文人禾乔木之辈。其所以搞成了通篇逻辑混乱的如此劣作，主要是手中无真理，而要乞求主观唯心编造出“理论”来否定推翻不倒的真理。其结果就只能是逻辑混乱，不用批驳，它自身就把它批倒、批臭了。这也是这30年来，一些走资派、文痞们克服不了的通病。
4、“决议”践踏了党的组织原则
“决议”全盘否定“文革”的主要论点，几乎都出自邓小平一人之口。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世时，中央对刘、邓所作结论。例如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而这些结论，邓小平曾一再“检讨”并一再表示“永不翻案”。然而，对这些已作结论的东西，从党章规定，邓小平有权提岀复议、复查，但也必须说明为什么要推翻自己原来承认并一再作了检讨过的问题。至今沒有看到邓小平有这方面的说明。再则，不仅共产党，即便封建王朝，也有当事人的回避制度，包括与当事人的事件有牵连的人都该回避。而邓小平不仅沒有回避，反而超赿权限，自己操控下作岀名义是“中央”关于若干问题“决议”，实为自己翻案。这是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的。仅就这一点，不仅“决议”是无效的，而应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否则，不足以教育广大党员包括主要责任人在内。我这个意见，不仅在媒体公开发表了，还在一定范围多次争求意见，都一致表示赞同，还有长时间全体鼓掌表示支持的。可见，“决议”的非法通过，是我们党的耻辱。作为全党行动的“准则”，更是荒唐。
邓小平以自己伪造的“八大路线”后，相继提岀了被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概括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四只鸡”， 即所谓邓小平理论，这本身就是讽刺。一个号称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一个十多亿人民的有千年文明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能如此可笑的把所谓这些邓小平理论作为建设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指鹿为马到了如此极端昏庸的地步。结果不仅“四个现代化”不见了影子，社会正整倒退了几十年。但还不甘心，而提出了“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公开同他们自己制定的党章、宪法唱对台戏。唱到了卖光国企、卖土地，甚至卖人。谁要不赞同“不争论”、“不无条件同中央保持一致”，就用30万军队，坦克、大炮开到天安门广场武装镇压成血流成河。邓小平的“八大路线”、“邓小平理论”，就这样折腾到了几千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失业，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死了也火葬不起。而一小撮反动官僚资本家，靠权钱交易等不法手段，暴富为几百亿家产的反动资本家；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决议”对“文革”的全盘否定，还掩盖了邓小平一伙早在1964年就成立了中央以彭真为首的“文革小组”。如果不是毛主席健在，按刘、邓的路线搞文革，不仅如前面介绍的他们搞的50多天的文化复辟运动，在26所高校就把一万多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在他们篡权后的“后文革”，遭他们迫害的干部、群众达4千万以上。而且，在“5.16通知”发布后仅七天，刘少奇就召开批斗朱老总的会。把朱老总作为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无情批斗，制造假象，似乎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指的培养为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朱老总，这伙人转移斗争目标真到了机关算尽。如果再联系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们在“文革”期制造的青海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案、武汉大屠杀案等等，以及用箩筐把罗瑞卿同志抬出来批斗，整死了工办赵尔陆同志，还唆使一些爪牙要把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同志烧、烧焦，更惨重的是他们在1982年开始的严打运动(注：这是邓小平清理“文革”“残余”的运动)，把马路上撒尿、公园谈恋爱的20来岁的小青年，定为“流氓罪”判处死刑，有人揭发整个运动重判、屠杀了500多万人。更恶劣的是哪个公安机关乱抓乱编造罪行造成被错杀害的人多，还评功论奖。另外，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还纵容子女绑架老干部等…暴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伤心病狂地迫害老干部，残酷镇压各级干部和群众，累计在数千万之众。但邓小平采取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全盘否定“文革”，紧接着为走资派、“四类分子”平反、摘帽。掩盖了他们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恶，手段的恶劣，证明其目的的卑鄙。
“决议”对党的腐蚀、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疯狂的歪曲和篡改，到了伤心病狂的地步。苏联赫鲁道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最终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修、瓦解。而邓小平的“决议”，已被证明比赫鲁晓夫的“秘秘报告”还“秘密报告”，共产党腐败变修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鉄证。因此，无产阶级不彻底批判和肃清“决议”的流毒，将贻害无穷。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华势力、卖国集团里应外合合围中国的现实，亡党、亡国己不再是杞人忧天。
九、1976年10月6日右派武装政变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以其一手策划武装绑架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同志。接着当天深夜至7日上午，汪东兴又以武力保驾在叶剑英家中的政治局会议“顺利召开”，当时汪东兴说：“只要采取了措施，政治局会议上可以让大家表态，谁反对就把他抓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再不能有任何手软的表示了。”（参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汪东兴传》第186页）。叶剑英也说：“下面的任务就是清除他们的党羽，谁敢公开反对中央的决定，统统把他们抓起来，这时才要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呢。”（参见《汪东兴传》第191页）。在党内、党外、全国上下用恐怖政策掩盖他们武装政变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只准按他们统一的口径高喊：“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保卫了革命、保卫了党’”。违背了这个统一口径，讲了真话的，下场十分悲惨。七机部在“文革”期一直坚持打倒王秉璋、炮轰聂荣臻的舒龙山同志，尽管毛主席批示：“(舒龙山)是9.16左派”。但讲了几句心里话而被逮捕判了16年徒刑(刑滿岀狱不久就去世了)，全国遭逮捕、判刑的决不是少数，有同志披露遭杀害、残酷打击迫害的达4000多万人。这在近百多年史上，所有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用法西斯暴力“统一意志”是前所未有的。直到这伙阴谋家篡权后，分赃不均，产生如邓小平说的“内讧”，他们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指责对方右派政变，这一消息逐步在一些书、刊、小报上公开后，武装右派政变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才公开了出来。所以，要正确判断这次右派武装政变，就需要了解他们分赃不均内讧时互相争斗的情况，现摘其中几段内容如下。
华国锋、叶剑英绑架“四人帮”表面上的一致，其实目的各异，一场争权夺利分赃的争夺战在所难免。
因为，绑架“四人帮”的武装是汪东兴一手布置和控制的。因此，后来汪东兴认为，政治局会议“顺利通过”他们绑架“四人帮”这一既成事实，并使华国锋当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成了“英明领袖”，就有足够的“资本”同叶、邓、聂“军派”抗争；以至直言不违对叶剑英讲：“叶帅呀，你要想想，我们一举粉碎‘四人帮’可不是为了一个邓小平呀，我们当初决定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呀。”(参见《汪东兴传》219页至220页)。
汪东兴显然只知道华国锋和他主动争取叶剑英支持的一面，而不知道叶剑英早有行动。
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 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师东兵访问陈永贵谈话记录)。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看起来事情是有些棘手，恐怕用正常手段解决是不行了，……，主席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两位老帅之间秘密进行这种‘燕山夜话’，继续过好多次，……，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良策。西山与其说是他们的‘避难所’，不如说是酝酿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阵地，更为确切”。(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第254页)。
早在1976年七月，唐山发生强裂地震期间，几十万中华儿女惨遭不幸，全国上下都积极支援唐山幸存的同胞抗震救灾。在这期间，“聂荣臻、……等，从山上下山看望叶帅的人接踵而至。来人多半是借口问候地震后的老帅平安，实际上是来探听‘风声’，摆‘龙门阵’，明里暗里提出对付‘四人帮’的各种建议的。叶剑英总是同每个同志亲切交谈，在不泄漏天机的情况下，婉转地回答各种问题，尽量满足‘客人’的要求。”在毛主席病重，叶剑英给人讲了一个故事：“诸葛亮《后岀师表》中有六个‘臣之未解’的问题，立论精辟，很发人深省，………。（诸葛亮）到六岀祈山时，司马懿打听到他的饮食起居，知道他吃得很少，就采取‘蘑菇战术’，避而不战，等待他死了。”（以上参见时事岀版社《新中央机密》第264至266页）。
邓小平和叶剑英商讨对付毛远新当毛主席联络员问题时，谈到毛主席的病情，叶剑英说：“司令（指毛主席）虽然病入膏肓，但是他的智力惊人，丝亳没有头脑糊涂的表示。我听汪东兴讲：司令的‘身体除了气管炎外，很难看出什么其他的病症。’他对自己的身体保密得很严实，凡是给他看过病的医生一律被告知，不得和任何人透露出他的病情。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给他看病的人都是各看各的，不让全面的检查身体。这样一来，谁也不能准确地掌握他身体方面的全部资料。我很难判断他究竟还能活多久。”（参见《汪东兴传》第163页）。
毛主席去世，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为失去这位有史以来唯一为劳苦大众作主的伟大领袖，举国上下在万分沉痛中，工、农、兵、学各界代表，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时，都呼喊着毛主席呀！而泣不成声，有的极度悲痛得昏倒在地(这些，都是本人为毛主席守灵时亲見、亲闻)。而在这同时， “叶剑英从毛主席病重时开始，就主动接近华国锋，从各方了解和帮助华国锋。毛主席逝世后，叶剑英在参与繁杂的治丧后事中，在与‘四人帮’的紧张周旋中，一次又一次地与他们（指华国铎）交谈。”
“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到了福建厅，一见到东兴就说：‘今天我来看看你，想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关切地说：‘主席走后，你是日夜操劳，没有很好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办’。…………。” “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友人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了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后，叶剑英约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交谈。………。汪东兴坚定地说：‘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叶剑英表示赞同：‘他们背离党中央，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倒退失败。’”
（以上参见《新中央机密》第282页至289页）。
但汪东兴现在竟到他面前来摆功，因此，叶剑英反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都没有岀力是不是？不错，粉碎‘四人帮’ 的斗争中你和华主席是立了大功的，但是其他的同志也不是没有出力嘛。我就别说了，其他同志是准备要动手的，如果不是华主席要动手，其他的军队的干部就要动手了嘛。还有你口口声声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实际上为粉碎‘四人帮’ 是作了前期准备的。这一点，我们都要全面分析和加以总结。不然，忽视了群众的力量，轻视了其它政治势力的作用，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和作用，是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的。”（参见《汪东兴传》第220页）。
就在这天晚上，吴德给汪东兴送来一封“群众”来信：“汪东兴先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以为你的位置已经稳固了，头脑已经发热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想给你降降高温。在1976年4月人民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时候，你亲自和华国锋策划镇压了人民群众，你在毛主席面前说假话、告黑状，污蔑革命群众是‘反革命’，那时你的政治立场和‘四人帮’没有什么两样。鉴于你在粉碎‘四人帮’中还有良知，我们一直对你保存有希望。但是，在人民群众和大批的老革命家提出为邓小平同志平反和为天安门事件讨个公道的时候，你却跳出来放肆地攻击邓小平同志。攻突天安门事件英雄们，你的头脑再一次表现出疯狂症。汪东兴先生，你知道人民在你背后叫你什么吗？叫你是太监头子！你在我们伟大领袖在世的时候，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人民当然不会忘记，现在你把当年在毛主席面前的表演，又拿到华国锋面前来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华国锋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所以被你的花言巧语迷住了，其实他只要稍微地想一想，他就能知道你是一个最危险的定时炸弹。你能在毛主席逝世后毁掉了你恩人的全家，到时候你还不能毁掉华国锋吗？你能欺骗了一个人，但是你骗不了对你非常了解的中央的老同志，包括当年培养你的首长和同志。我们希望你在关键的时刻再不要忘乎所以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样可以保持你的晚节。”写信人署名：降高温。（参见《汪东兴传》第221页至222页）。
由此类搏斗，汪东兴等被赶下台；以及后来邓小平亲自制服华国锋，而交权。邓小平、叶剑英全胜而告终。邓小平篡权过程中，逼华国锋下台的情况，前面已作了介绍。互相间就指责对方是右派政变了。
关于绑架江青同志的问题，万里同志说：“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 另外“全囯“学”小岗单干，是走资派靠霸权强加给全国人民的”，据万里等人回忆：“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人赞成，上面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坦率讲，这场武装绑架江青同志的阴谋活动，万里同志是既得利益者，他当上了人大委员长，虽个别词句不能认同外，但对整个事件揭露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明了，并站在党性的立场，谴责非法绑架江青同志等的阴谋和非法性，坚持了党的原则，本人深表钦佩！我们看到的不乏得益于那次事件的人，而以个人得失为标准，讲了不少歪话；甚至有些人，因“文革”期受了点冲击，对如此严肃的问题，失去了党性原则，也跟看“糊涂”起来。本人在发表的文章中，公开了本人的态度：在我们党内，如果一个党员，认为另一个党员是“坏蛋”，在沒有杀人、放火等现行的非常情况，就把一个党员武装绑架起来，如果认为这种行为合法，那我们的党就乱套了。是不是会因为我有这个看法，而赞同万里同志的观点？听凭同志们鉴别！我还得重复一句，万里同志，对我们党内近30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三起违纪、违法事件：武装绑架江青等同志的问题；对6.4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他主张平反；尤其对邓小平推行万里同志自己支持的小岗村分田单干。能立党为公，揭露事实真相，并作出公正、客观的表态，值得钦佩！也是对那些受益于这三大事件而至今还在讲歪理的人，是很好的教育。　 　
2010年5月13日，李定波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被误读的历史”的文章，其内容真实、可信，现摘抄如下：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许多原本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无关的事情，被硬生生地归到他们身上去了。例如：（一）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文汇报》删除周恩来为雷锋题词的事件。该事件一直被认为是‘四人帮’污蔑周总理的举措。现在我们才知道，造成这件事的起因，完全是因为编辑人员在三月四日晚上突然接到指示，要在三月五日出版的报纸上增加学习雷锋的报道，而该篇报道太长，版面安排不过来，编辑人员不得不进行删节，恰巧周恩来的题词部分也被删除了。据说‘其实全国各地有多家报纸在处理这一新闻稿时,也删节了此段文字。’也就是说，删除题词之事压根儿与‘四人帮’无关”。“（二）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污蔑周总理’的事件。所谓‘污蔑’，是指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一句‘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现在我们才知道，因为当时邓小平虽然已被批判，但尚未被点名，而是以‘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个走资派’这样的提法代替之。而在文章中，原来已经明明白白地写上了邓小平的名字，但就是因为考虑到邓小平还没有被点名，就进行了修改。‘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那个走资派’是指邓小平，‘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是指那些被称为走资派的人们。如果邓小平已经被点名了，那么，‘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就是‘邓小平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了，大家也就不会产生歧义了。总而言之，修改文章，是编辑所为，也与‘四人帮’压根儿不相干”。“（三）‘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事件。记得‘四人帮’被打倒初期，‘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是他们最大的罪状之一，即把毛主席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现在我们才知道，‘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是某记录员在没有听清毛主席原话的前提下，揣摩毛主席的语义写下来的，根本不是‘四人帮’伪造的”。“（四）《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事件。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一直被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是 ‘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现在我们才知道，这篇文章，无非是编辑人员写的‘学习体会’，根本不针对什么人，更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上述这些事件，屡屡在严肃的中共党史里出现，作为党与“四人帮”斗争的史实来宣传。现在想想，也够滑稽的！”(以上参见毛泽东旗帜网)。
再联系到前面己介绍的用造谣、人身攻击批江青同志，以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案子不该平反而平了反。加上绑架江青同志的那天白天，江青同志还在郊区摘葡萄。事实证明，江青同志等不仅没有搞阴谋，而是遭阴谋家迫害，这己是无法争辩的事实。阴谋家武装反革命政变后这30多年，足以证明阴谋家政变的目的：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内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投降卖国。我们把苏联赫鲁晓夫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定性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而中国的野心家、阴谋家，对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其严重后果，决不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逊色。因此，我们有足够事实为依据，把华国锋一伙定为无产阶级的叛徒集团。不以党纪国法严惩，长期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仅严重损害号称几千万党员的党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很难平党心、民心。
第四章 “文革”的经验教训
由于文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件大事，其深远意义不亚于苏联十月革命。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留给世界无产阶级一笔十分珍贵的遗产，极大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宝库。因此，我们不仅要总结“文革”成功的经验，同样应认真负责地总结教训。而且，把教训总结好，对无产阶级革命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这个问题，本人的水平和在“文革”中亲历的局限性，很难把握好、总结好，难免有错误，只能说抛砖引玉，望群策群力共同来总结。
这30年，走资派对文革存在的问题，虽然花了吃奶的力气进行挖掘。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为自己翻案，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他们认为的“文革”存在的问题，恰恰是“文革”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精华、最精彩、最精辟的部分。毛主席病重时，虽预见到要在“腥风血雨”中把“(高层)多数人反对”的“文革”交给下一代了，但他老人家沒有能看到这“腥风血雨”的现实，以及高速复辟资本主义并腐败到如此人民生命涂炭的悲惨状况。因此，他生前总结文革的教训：怀疑一切，全面内战，不优待俘虏，有一定局限性。本人再次声明，本人仅以敢说、敢想、敢干的个性，对“文革”应吸取的教训，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供商榷。
一、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很多同志都能熟背：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而且花了不少精力解决这个问题。恕我直言，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既完整又深刻，但实践操作上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毛主席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尤其是鞍钢宪法等等培养接班人的措施是非常英明、成功的。我这里指的失败仅是对毛主席晚年一再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基本是失败的，符合事实。为什么失败？很值得总结。因为这个问题的失败，同毛主席去世尸骨未寒，叛徒集团武装右派政变，篡夺了政权，而高速复辟变修，密切相关。我认为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是：
1、把接班人看作是选一个人的问题。
不管是刘少奇、林彪还是华国锋，在人们心目中，所谓接班人，就是选一个人，等毛主席百年后当主席。看看这三个人，无一例外，当上接班人后，都背叛了无产阶级、都结党营私、积极搞非组织抢班夺权反党阴谋活动。另外，选这三个人，除林彪外，其余两位被选为接班人，大多平民百姓都感到惊讶，用土话说：“半夜出了个陈妖精”。另外，为树这些接班人，还都无例外地打击了一些对接班人持异议或反对态度的老同志。结果是三个接班人都走上邪路而垮了，但为此被打击的老同志，有不少并沒有真正平反，甚至沒有平反。
在此，顺便谈谈对王洪文的看法。“文革”期，林彪岀了问题以后，王洪文一下成了接班人。我认为选这个人接班有些太仓促。当然，也有同志说比邓选的好。这不好比，我们讲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选的修正主义接班人，沒有可比性。王洪文在被捕后的被招安的投降表现，足以证明他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江青在同这个世界临别时对王洪文在狱中的评价也说他下跪求降了。关于华国锋，从目前所有见到的资料，沒有见到毛主席把他定为接班人，否则毛主席就不会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讲：这个班怎么交，很可能在腥风血雨中交了的话。说华国锋是接班人，是叶剑英封的。
沒有把接班人的问题，看作是中央一个完整的领导班子统盘解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关于老干部终身制
沒有这30年沉痛教训，对老干部终身制问题还认识不了有多大问题。我发现和注意观察研究这个问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的。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每天仅开两小时会，原因就是老同志太多，精力够不上。当时最突出是朱老总，不仅几个人用轮椅把他抬上主席台，几个健壮人把他抬到座位上；尤其当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宣读到最后一段时，总理想提高嗓门讲下去，结果不仅沒有提高，反声音低了下去，明鲜力不从心了。这时朱老总竟宣布：现在宣布散…。坐在一旁的吳德同志反映特快，要紧把朱老总扶着坐好，才把那个“散”字后面的“会”字沒有讲出来，沒有造成打断总理作报告。现在很清楚，当时总理己病重在身，朱老总、毛主席都不例外。这三个国家三方面的一把手，都病到了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正是这种状况下，为几个野心家积极地从事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大大创造了有孔可占的有利条件。
尤其是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个80岁左右的军队“老革命”，依仗终身制，以老卖老，大搞非组织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最终造成右派武装政变，使无产阶级几十年革命建成的社会主义江山，毁于一旦。人们普遍惊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如果不搞终身制，毛主席、周总理都健在时，就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央集体领导班子，并有严格的互相监督的制度和体制，放手让他们干。毛主席、周总理等兼个名义职务，在重大方针问题上指点指点，起个传帮带的作用。因为不搞终身制，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个野心家手中无权了，他们篡党夺权就很难得逞。
二、军权旁落
毛主席总结的“枪杆子出政权”；我看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都要抓枪杆子。“文革”期间，只要毛主席健在，枪杆子绝对能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文革”中不管遇到什么乱子，就因为枪杆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不管是青海问题、还是武汉问题、尤其是林立果搞武装政变等等，翻不出大浪，都能很快平息。但是林彪问题以后，不久毛主席的健康每况日下，自然法则已使他再不能指挥自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而这十分关键的时刻，毛主席把军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反对“文革”的叶剑英。另外，林彪事件中起了异心的汪东兴，毛主席不仅沒有对汪东兴采取任何措施，还让他仍掌握着中央警卫师的大权。毛主席从病危到去世，叶、汪的合伙，说白了，在北京城里，就沒有他们干不成的事。从前面介绍叶剑英自己说在毛主席病重时就打算绑架江青等，沒有敢动手是：一是怕有风险，尤其在这前1975年的较量，邓小平也感慨沒想到毛主席病重还有那么大的力量，而惨败了；其次叶剑英自述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已病重而不岀兵等诸葛亮死后再说，很形象地勾勒了叶剑英急着等毛主席去世后再篡权，才万无一失。在战争年代，沒见叶剑英有何了不起战功，但玩权术是有两下的。有个重大历史问题很值得研究：长征路上，叶揭露张国焘偷袭毛主席和中央的阴谋问题。据所见公开资料，可以说至今未见有第二个人证明有这回事；当时四方面军核心成员徐向前同志也从未证实有此事，而明显有否定这件事的言谈。另外，张国涛虽叛逃国外，当他得知毛主席去世时，而感叹共产党的前景将不好了。如果叶的揭发是虚构的，则骗取了“大事不糊涂”的赞誉，把军权交给了叶，其后果就更清晰了。林彪问题以后，毛主席的军权旁落；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三支两军”，和各级三结合的革委会，相当数量是军队干部当了一把手。可以说文革后期的主要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军队手里。所以毛主席也说：军队支左，实际上把“文革”交给了军队，而支的也不都是左派。到毛主席病重时，毛主席终于发现：他死后，几个老帅要造反，要岀军中赫鲁晓夫。但已晚矣！
另外，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机构，从实而言，极大部分的领导班子，上从中央政治局，下到一个生产大队、工厂车间。中、年青干部基本上是摆式，有职无权。大家拜读一下陈永贵同志晚年的回忆，这个问题就看得清清楚楚。
处于这种局面，走资派武装政变就很容易。而且借用人民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善玩权术的阴谋家，随便编几段谣言，都能把你骗得跟了团团转。所以，中国的走资派武装政变后，能欺骗那么多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跟着高呼“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放着鞭炮庆祝资本主义复辟，就不难理解。
三、群众运动的频率太高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万能，也像医生治病一样，任何药物都不能保治百病。群众运动也一样，对解决有些矛盾，很特效，但也不是所有矛盾都要用群众运动解决。频繁不断搞群众运动，无疑在解决一些矛盾的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内耗。造成相当一部分同志对频繁的群众运动产生厌烦情绪。有些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解决。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仅讲了这些原则性意见。不想举实例说明，以免过多的不必要争论。
四、正确对待左派的问题
“文革”中最奇特的现象是：喊了几年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在“文革”期，许多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和批示等等，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但“文革”从始至终，没有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当作走资派批斗的人可不少。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邓小平的问题，批了十来年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而1975年四届人大会议传达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邓小平)人才难得。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怎么一下变成了“人才难得”？沒有人解释这个问题。到75年底，又成了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文革”期，对走资派又批又恋恋不舍。从良好的角度理解：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但从这30年走资派篡权复辟造成党变修、国变色的后果，应当说“文革”中对走资派的处理，心慈手软，犯了右倾错误。我们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是：大部分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但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他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思想教育能改造人，但不是万能。我在“文革”前不了解邓小平，但他篡权后，除认识他不学习、理论水平很低，很霸道，真认识不了他有什么“人才难得”。
同样“文革”期，从中央主席到各级干部，都异口同声要支持左派。但“文革”期大凡被称为左派的，相当的数量是反复被整的对象。而且整起来毫不手软。全国最有名的是写了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同志，可能被整得不轻(他这些年发表的某些文章观点本人不认同)。但后来毛主席自己也一再担心出军内赫鲁晓夫。何况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还有林彪、叶剑英。又如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未见任何证据，就被说成“5.16”后台，也整下去了。关于杨成武同志，打倒他的理由：当时传达林彪的讲话说因为杨成武是少数，…。谁听了也不好理解，少数就该打倒？回过头来看由左派组成的中央文革，一再进行清洗，到最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了。至于“文革”期一些左派“小官”、群众组织的左派头头的遭遇就更不用说了。右派武装政变成功后，左派更成了走资派恨之入骨的反攻倒算的重点，所谓清查“三种人”，实质是一次全国性支一派镇压一泒的大迫害、大清洗左派的资产阶级复辟运动，左派从各级领导班子被一扫而光，不少左派同志为“文革”甚至献出了生命。
对走资派宽大处理，而左派遭一而再的从严处理；甚至是无故被处理，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但其中少数人因蒙冤而转不过弯，反成了反毛、反“文革”的成员。对这少数人，是不是左派？值得研究。这少数人的出现，让我们从实践中认识了毛主席提出研究《水浒传》的重大意义。对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即便蒙冤，也不能动摇自己的信仰和革命意志。谁还比毛主席蒙的冤更多吗？
五、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党的建设涉及面很广，在此仅谈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也仅谈发展新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看到的材料中，看到毛主席谈了发展党员问题，解放后不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入了党。但最近花精力找这段话，怎么也沒找到，我也忘了在哪本书中看到的了。
解放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比战争年代遇到的问题复杂多了。即便在战争年代，虽然入党要冒生命危险，但照样有投机分子入了党，一伙走资泒就是活标本。解放后，问题就更复杂。党员成分的复杂化，也是右派篡权、复辟变修，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你只要对当前某些掌权人作些分析，他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也曾是“革命”热血青年，甚至喊万岁比谁都响亮，也曾举着手高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并被培养他们“成才”的母校一再引以为荣。但为什么其中有的也成了反马列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叛徒、卖国、走资泒、反动官僚、腐败分子？而让人民群众称谓：100个当官的，抓他99个，还有一个可能是漏网的。尽管这句话讲过了点头，但腐败官员很普遍，这是事实。为什么红旗下出来的，有这么多党员腐败官僚？虽主要是叛徒集团篡权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选拔、培养的产物。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毛主席在世时入党的，这就不能不认真总结一下解放后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而决不应学叛徒集团文过饰非。
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崇扬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许多旧小说、戏剧等等赤裸裸宣扬“十年寒窗”，升官报私仇。解放后，这些封建流毒沒有肃清，又加上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的毒害。以及解放后过多宣扬党员光荣，而宣扬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够。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社会，有些人就是为了光荣、做官而入党的。讲句讽刺话，这样的人要求入党时，你让他围了党员或党员领导转、甚至让他在党员裤裆下占他都干，一旦入了党就神气临人，这就是常说的这伙人有韬光养晦的“天才”。你只要看看那些変了质的解放牌“党员”，而成了共产党叛徒、走资泒、反动官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卖国贼的，是不是这样。而且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其中又以老子是不愿改造的走资泒和四类分子不愿改造的子女占不小的比例。让这伙人混进了党内，一旦他们掌了权，不反党、反马列毛、反社会主义才是怪事。这就是旧戏剧等宣传的当官报仇论。
但应当肯定，不管是老党员还是解放牌党员，其中多数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另外，虽然领导集团变修了、叛变了。但广大党员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有些老同志，只想到自己沒变修，而否定党变修的现实。其实，这些同志对毛主席一再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沒有真正的认识。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权后，苏共变修了，开头绝大部分党的干部和党员也沒有变修，但决定着党的命运的领导集团变修了，制定的政策、路线也就变修了，成了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隨着进一步变修，党员的成分等等都随着修正主义路线急剧变修。不承认这些事实，决不是马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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