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张爱萍们迫害我之初，中央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同志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指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了要倒霉的”。 但聂核心反攻倒算、打击报复心切，“独立王国”有自己的“王法”。上面介绍了张爱萍非法关押我的情况。至1978年底，聂核心企图召开第二次批斗“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大会，打算在这次会上，按聂氏“独立王国”的“王法”，宣布对我开除党藉、开除军藉，迁送原藉。会场以及各单位的批判稿均已落实，而请示中央。中央知道情况后，据听了传达的同志对我说(大意)：叶剑英说，李敏的问题你们不要管了，有什么材料可报上来；邓小平说，快把关了的人放了，否则很被动。就这样在1978年最后一天上午，和我一道被非法关押的八位同志走出了张爱萍私造的监狱。第二次批斗李敏同志的大会被迫流产。
这之后不久，对张爱萍捏造的“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假案，万里同志代表中央对李敏同志的爱人说：“没有想到国防科委(注：原内容是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罗瑞卿同志出任军委秘书长后，得知情况，他非常气愤，并表示：‘“等我从国外治病回来，我亲自处理”(注：遗憾的是，他不幸在德国离开了人世)；黄克诚同志任军委纪委书记时，也非常关心，并委托军委纪委副主任甘维汉同志和总政副主任朱云谦同志找科委领导谈话，要求他们解决问题。黄克诚同志明确指示：“李敏沒有什么问题，告诉单位领导，要让李敏上班工作(注：张爱萍收掉了李敏的出入证，不仅不让进办公室，连每月的粮票都不让去领)。恢复组织生活。如有什么问题，党委可同李敏当面谈嘛！”余秋里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也非常关心，并指出：“看来一下子做不通单位的工作，是不是先调到总政来”(注：调总政后保护了起来才免遭张爱萍迫害)”。 (以上参見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第377至379页)。另外孔淑静著、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的书名《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中有同样的文字披露了这些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和指示。
但自称是“邓小平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的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190、 269页)，无视中央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指示。他专横跋扈，充当了名符其实的党霸、党阀、党棍。他只执行聂氏“独立王国”的“王法”，而不服从中央领导。以至对本人的处理，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人专政，本人所在党支部广大党员拒不参加讨论关于对本人处分的支部会议，支部大会没有开成；用强权迫使所新的党委在常勇等人编造的处分材料上盖章，结果所党委把上述那份张爱萍的罪证(电话记录)主要内容，加进了常勇们编造对我的处分材料；常勇编造的材料，摘抄了科委常委在上报刘毅民等揭发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问题时，要我写一个旁证材料(注：前面己介绍，主要是抄了刘揭发的内容)，以及由刘毅民修改并主持党组通过的批张爱萍搜集黑材料问题在科委常委扩大会的发言(注：这些问题的结论，参见前面介绍的科委、情报所两级纪检委核实所作结论)；情报所新党委加进了张爱萍同刘毅民间的电话记录，对我的处分材料就成了张爱萍的犯罪记录；又因为材料沒有说明我犯了什么错误，科委常委讨论时，其他常委无一人发言，张爱萍一人说了算。甚至最后还指名要所党委书记去汇报“为什么对恽某某处理不下去？”这些可能是中共史上从未听说过的奇闻。新所党委书记赵玉山同志对此极不服气，回所后到我家里向我讲了这一情况，并告诉我陈彬副主任不赞同张爱萍一个人对我作处理决定。我听后对他说：“老赵啊，你调来不久，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张爱萍这个人非常霸道，在我的问题上，你们主持公道风险很大；我不希望为了我，而连累你们”。他说：“沒有关系，最多就是罢官”。固然不久，赵玉山同志就被“免职”罢了官(注：直到张爱萍调任国防部长，赵通过关系，找了当时的科委政委刘有光，经过疏通，赵被调离情报所，安排了工作)。由常勇调来夺了我们所政治部权的牛某升为党委书记，情报所成了常勇一统天下。张爱萍还在所谓高级干部会上讲(大意)：舒龙山、恽仁祥、康华清之流，都应交军事法庭审判(注：张爱萍的讲话，有关同志私下拿出来给我看了全文)。科委保卫部的同志见到我，问我知道张爱萍的讲话吗？我说：不仅知道，还看了全文。他劝我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说：我等着开庭，看原告张爱萍到庭作证，我担心这个庭很难收场；但我坚信，现在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他说有思想准备就好。因当时科委没有法院，交总政，总政看了材料说：审判个什么呀，沒有好审判的。可见，正如赵玉山同志要我在处分材料上签字，本人理当拒签了。并对他说：“请你把我下面的话，即我的态度原原本本报科委常委，张爱萍依仗权势打击报复，但别看他张牙舞爪，他还无权砍了我脑袋，即便砍了，无非碗口大一个疤，沒什么了不起，张爱萍决不会有好下场”。 张爱萍要交军事法院审判的其余两位同志的情况是：舒龙山同志因对张爱萍“整顿七机部”的胡作非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了他。毛主席批示：此人(指舒)是9.16左派。科委在传达毛主席的批示大会上，舒龙山同志发言时，不点名批评了叶剑英反对“文革”的问题；另外，整个“文革”期，舒龙山和叶正光两位同志坚持“炮轰聂荣臻”、并坚持“打倒王秉璋”， 聂荣臻是何许人？现在都会有公论，王秉璋是林彪死党，中央早有结论。但舒龙山同志被叶、聂判了16年徒刑，折磨得岀狱不久去世。我同康华清同志都是军人，总政拒受理，张爱萍的阴谋沒有得逞。张爱萍一人说了算，要把我复员送原藉。当地县民政有关部门领导一看材料，即说：这是明显的一起打击报复案，而且性质严重，我们不能接收。而明确拒绝。又改为转业回原藉，民政部门仍拒收。最后改为退休回原藉，民政局明确表示：退休前一切问题，按中央政策，由原部队负责，地方仅按政策保证生活、发退休金。我在退休手续上签了意见：张爱萍仗势欺人，决沒好下场！就这样，我49岁中年身体很健康被迫退休，很可能是全军不多的身体很健康中年退休养起来的“老干部”。 可见，这伙“热爱、重用”干部而攻击“文革”、造反派“迫害干部”的张爱萍之流，迫害干部到了如此黔驴技穷的地步，连离、退休也成了他们迫害干部的手段。全国不知有多少中、青年精力旺盛的干部遭走资派迫害，剥夺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利？又给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造成多大损失？由此，我向中央一再声明：张爱萍对我所作一切处理，均非法、无效，不仅性质属于严重打击报复，而且不合组织程序。张爱萍张牙舞爪，叫嚷能“一手通天”的本领，到头来，不仅科委常委沒一个附和他，就连我所在支部都敢于顶了他，地方政府公开警告他：要慎重。可见，不管张爱萍打着什么“一手通天”、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的吓人旗号，手中无真理，就寸步难行。让这伙人闹到了党无党纪、国无国法，还能不腐败嘛？
4、张爱萍私造的监狱
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共八位同志在张爱萍私造的监狱共17个月的情况。关押我的那个大会，还有科委政治部一位同志被押送张爱萍的牢房。关他的原因主要是他同李敏同志住同一单元，门对门，怕他同李敏同志“通风报信”，这就是张爱萍整人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俩被押送到张爱萍的监狱，已是下午2点左右，又是大热天，两人到那就睡，一直睡到5点左右，狱警把我们叫醒，说：怎么不吃饭，把你们关了，好像沒有一点心事，反呼呼大睡。我们说：毛主席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是最好的休息。
关我们的牢房，围墙有3米多高，内加铁丝网，门向东，门旁有一个50公分间方的小孔，是给我们送饭的，门和小孔对着狱警岗楼，每间牢房约8平方米，一张木板床，一张单人课桌，一把椅子，一个烧水煤球炉，房高约1.8米(伸手摸着房顶)，墙厚约50公分。牢房与岗楼间有一条约25X2.5米的空地，八名“罪犯”轮流在这空地“放风”，每天40分钟。门上上锁，上厕所要报告，只能一人上厕所，严防“串供”，…。约半年不让家族探望，身上凡金属物件一律交狱警。狱警为一个排的武装部队，配备步枪、冲锋枪等轻武器，岗楼狱警一律步枪上刺刀。请问，张爱萍私造如此戒备森严的监狱，是谁授予的权？当时的科委是不让设法院的单位。[注：在此，重复一下前面介绍过的问题，即，(约1980年)，张爱萍说：“舒龙山(七机部的)、恽仁祥、康华清都应交军事法庭审判，……”。三人中，其余二同志均因给毛主席写了信，反映了张爱萍的问题，毛主席都作了批示，科委向大家作了传达，这是正大光明公开的事；唯有本人是张爱萍之流捏造了我“伙同李敏”“给毛主席写信”，“诬告”张爱萍……”。舒某属地方的，被地方法院判了16年外，康某和本人因都是军人，科委没有法院，交总政，总政说，有什么问题、判什么呀？而张爱萍未达到目的]。这说明，按照党章，名正言顺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张爱萍的问题；沒有给主席写信，但上了张爱萍黑名单的，他们也可以捏造写了“诬告信”；写也好、不写也好，反正都是“犯罪”；然而给张爱萍送小报告、吹耳边风，他不是把那些小报告、耳边风按组织原则批转给有关部门見見阳光，而暗箱操作，把被小报告、吹耳边风诬陷的同志，记在张爱萍的小本子黑名单上，无一不遭迫害；打小报告的，统统受张爱萍重用提拔，其中常勇、刘毅民之类就是典型。以上这些，就如张爱萍在书中所说：“对这样政治品质恶劣的、一副谄媚相的奴才，(张爱萍)偏偏还就欣赏，破格提拔重用，官位节节高升。这叫什么风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不是把封建王朝最腐朽的那一套搬到共产党内来了吗？”
中国有句古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张爱萍对他私设的监狱，虽制定了上述严励的狱规。但不几天，当他们组织看守我们的战士，观看了日本电影“望乡”，并知道了关我们都是受毛主席女儿李敏同志的牵连。他们讲了些电影中不可入目的镜头，而后说：“打击的是毛主席的女儿，看的是黄色电影，共产党是不是变啦！”进而说：“他妈的，以后只要科委不来人，你们的门不锁、不关了，可以随便散步”。并搬来一棵约50公分直径、两米多长的柳树，拿来木工工具，说：“你们每人锯个切莱刀板，带回去留个纪念”；还拿来不少木料，让我们做点什么带走，还锻练了身体；不仅如此，并对我们说：“谁要喝酒、买熟食、买烟，你们说一声，都给你们买来”；还对我说：“你们专暗组来，怎么常是你训他们，是你审查他们、还是他们审查你？以后，干脆他们来了，我们限制他们讲话都不得高声，你恽某爱怎么对付他们都可以，只要不打起来”。时间关系，在此仅举一例：武斗司令常勇诬蔑我所政治部是李敏“小帮派”的窝，改组了政治部，而调来常勇的部下和张爱萍塞进来的人，其中一名任政治部主任兼恽某专暗组组长，他带了两名制造冤假错案专业队员来到监狱，对我说：你的问题基本查清了，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今天同你本人見面，你看看有什么意见？我一看开头：“李敏‘小帮派’骨干分子恽仁祥，拉帮结伙，篡党夺权，……”；我无心再往下看，就站了起来，责问他：“听说你是在常勇那搞政治工作的，而不是像左某某(指着在场的一名制造冤假错案专业队的人)， 如果是他，写出这种玩艺，我不想发表意见，因为他就那点‘水平’，不值得发表意见，然而你是搞政治工作的，我问你，说我拉帮结伙、篡党夺权，我是怎么拉的、怎么伙的、拉了哪些人、伙了哪些人、怎么篡的、怎么夺的权？”他让我责问得一句话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说：“共产党瞎了眼就选拔你这样的政治干部，随便血口喷人，可笑”！就这样，他们无一人开口，不欢而散。之后，在场的战士伸着大姆指对我说：“老恽，你真行，好利害！”我们出狱后，好些战士同我们很亲热，常来看望我们。由于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民战士，勇敢顶住了张爱萍对我们的残害，而对我们岀自深厚阶级感情，给我们的照顾，使我们在他们的保护、照料下，健康出狱，除个别带病入狱的外，身体都结实、长胖了，本人由入狱时的92市斤，增加到120市斤。一靠毛主席教导：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是最好的休息；二靠人民战士，把张爱萍私造的法西斯监狱，变成了人民“疗养院”。这些，张爱萍不会想到吧！
第二章、走资派大刮翻案、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叛变伙同叶剑英发动右派武装政变后，掀起了一股翻案、“平反”妖风，与此同时，以清查“三种人”，又制造了中共史上规模最大的冤、假、错案，也是中共史上史无前例地把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广大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在此，主要谈走资派翻案、“平反”。
所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政变篡权的目的，无一不是首先为自己翻案，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目的是为了当高官，骑人头上，横行霸道，享尽荣华富贵，腐败堕落，复辟资本主义。而且大多一人得势，鸡犬升天。聂荣臻及其心腹张爱萍就更加出众，也可以说是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
一、利用职权为自己翻案、树碑立传
应当肯定，许多老前辈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把自己走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歌可泣的经历，把它记载下来，包括他们的后代，把这些革命家生前对后代的培养教育记载下来，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供后人学习借鉴，人民绝对是欢迎的。
但是，一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写“传”、“回忆录”等旗号，为自己的错误、罪行翻案，攻击和诽谤“文革”、社会主义、共产党、毛主席，而为自己树碑立传。这类糟粕，充斥了目前新华书店、旧书摊的书架。大凡这类糟粕，内容都大同小异，换个姓名，哪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都适用。例如《张爱萍在1975》和《两代军人的对话》两本大肆吹捧张爱萍的书，就是个典例。书中为了为自己的罪行翻案，而疯狂发泄对“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对中央、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其中一些重要问道，必须弄清楚，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决不能听任走资派利用窃取的权力，操控的出版等舆论工具，攻击“文革”、辱骂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为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这是近30年，流氓史学、阴谋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人都披着一件“老革命”的外衣，在战争年代都干过一点有益的事，掩盖了他们投机革命的本质，因此误导性很大。在此，仅对张爱萍的罪行，结合吹捧他的两本书，择其几个主要问题，予以剖析。
1、“文革”中张爱萍无罪吗？
张爱萍在书中说：“１９６６年９月军队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始。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原信写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注：从前文看，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的一封向中央揭发张爱萍的信，于9月用大字报公开)，“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在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到处贴满了批判的大字报，共５万张。”
从这两段文字，三个高级干部(注：从文中看并非三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一张大字报，接着“一夜之间，……，到处贴满了批判的大字报，共５万张。”这都是书中的原文，说明文革一开始，揭批张爱萍是总参、科委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群众自发形成的，书中沒有讲是中央或“四人帮”“点火发动”的。总参机关有多少人，我不清楚，科委机关仅150人左右，假设总参、科委机关共500人，一夜贴出五万张大字报，平均每人写了100张大字报，若平均每张为30个字(注：文革中大字报，每张一般为几十到几百个字，在此按最低数计)，则每人写了3000字的大字报。说明了一个问题，贴他大字报的人多、量大。在文革初期，在沒有工作组操纵煽动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干部、群众自发贴岀这么多大字报，并集中在一人身上，很可能在全国是创纪录的。说明张爱萍几年积累的问题，用天怒人怨概括，决不过分。
据我最近了解，那些大字报中，仅揭露他生活作风糜烂一项，而且后来杨成武代总长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科委浱代表列席)同张爱萍当面核实，他都不得不一一承认，就凭这一条，足以说明他犯了流氓罪。如果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严打运动”，参見 “京华时报”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报导：“在街上撤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而判重刑、杀头。则张爱萍为什么无罪、还能升官？仅就这一条，文革对这号人物进行批判错了吗？这个案能翻吗？这种人沒有认真的检讨、沒有改邪归正的行动，后复出后，又是“旧病复发”，甚至残酷迫害影响他腐败行为的同志。本人就因坚决顶住他在科委广为了解的他的情妇硬要塞进情报所，而遭他残酷迫害。事情经过是，约1975年上半年，张爱萍一纸便条，向情报所塞进不懂业务的人员。所干部部门的同志送给了刘毅民，刘毅民不敢批，而退给了干部部门。就来找我，经查，有的称张爱萍为叔叔，在原单位本来安心工作、要求进步，最近突然闹情绪，说：张叔叔一句话，她马上可以穿上军装(注：她所在单位党支部写的证明材料)；更严重的是司、政都有师、团职干部打电话对我说：张爱萍的情妇某某你决不能接收，否则影响极坏。其实，我同张爱萍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对23人我也概不识识。而当时本所不仅沒有要求调干的报告，还应执行中央军委压缩现役军人人员，本所应无条件精简25％。因此本人在张爱萍便条上批了：23份挡案退张爱萍同志，人员请另行分配。刘毅民知道后来找我，对我说：你批啦？我讲批了。他说：这样的情况还会遇到，这是很平常的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敢批，而推给了我？如果我们接收了这些大多既不懂外文、又不懂技术的文工团人员，还又要精简那么多(讲了具体数字)业务上熟练的干部，怎么向大家交代、做思维工作？刘毅民不吭声。科委干部部见了我的批示，找到我说：他们不敢送给张爱萍，请我考虑。我说：你们直接送给他，可能要挨一顿扣，我看你们通过内部通信寄给他。为这件事，我恽某就上了张爱萍的“黑名单”，遭张爱萍惨重打击报复迫害。再联系他“整顿七机部”时，连“偷鱼”的，都上纲上线“依法惩处”，并扩大“战果”，以此迫害炮轰聂荣臻派的干部、群众。但张爱萍偷人老婆反而合情、合法？当张爱萍捏造罪状，把坚持原则顶住张爱萍把情妇塞进情报所的本人，被张爱萍非法关押后，他随即把他情妇调进了情报所(已无阻力)，不久又提拔为科委某部副部长，这不证明他为什么要残酷打击迫害我的卑鄙目的。我自豪地声明：我坚持了党的原则，坚守了岗位，我无愧无悔。这些事实证明，张爱萍不仅不思悔改，不仅对阻碍他继续腐化堕落的同志残酷打击报复迫害，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辱骂毛主席(参见两本书)，还能让他官复原职、甚至提拔当一把手吗？如果说文革有错，错就错在没有对张爱萍这类人严加惩处，反而提拔当一把手，他不成“回乡团”才是怪事。这种教训，有其普遍的参考意义。
另外，“文革”期间，聂荣臻批判了张爱萍。不仅在前面介绍的“西风”等杂志、文件中批了张爱萍，还专门召开了批张爱萍大会，只是沒有武斗，张爱萍是站着被批斗的。时间约是1967年上半年，会上批判张爱萍重点是“部院合併问题”。批斗张爱萍“追随罗瑞卿搞部院合併，夺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权”。前面介绍了部院合併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具体负责实施的。聂荣臻批张爱萍主张部院合併，同批罗瑞卿同志“部院合并”除都是把矛头指向中央和周总理外，确有本质区别。聂荣臻批张爱萍“追随罗瑞卿搞部院合并”，是一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一出现代苦肉计；更恰当地说是主人打狗，愈打愈驯服、愈打愈效忠。我决不是凭空下这个结论，也无丑化之意，只是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语言。这岀戏的演员还正像张爱萍在书中说的党的高级干部、“老革命家”。但这些“老革命家”斗来、斗去，最后把帐都算在“文革”、毛主席头上。张爱萍在书中说：“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其实，“文革”中整张爱萍，主要是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另外，开始杨成武同志任代总长、总参党委书记，历史上林的亲密战友一直是杨成武同志的顶头上司。文革中批判、审查张爱萍的报告是总参和科委提出的，由林、聂(均是军委副主席)，第一次报毛主席，毛主席批了退回，这能说毛主席同意了吗？再一次报告毛主席要对张爱萍隔离审查，列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例如叛变等…)，问题这么严重，毛主席批了照办。然而，张爱萍在书中除不点名对代总长表示愤恨外，对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唯独对在批张爱萍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张爱萍不吭一声。不仅对聂荣臻不吭一声，而且以“用人不避嫌”为借口，把科委变成了被众人指责、讽刺的聂荣臻后代的“夫妻店”。聂荣臻的女儿成了全军有军衔以来女同志最高军衔中将、科委副主任，那些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立有赫赫战功的女革命家，只能叹为观止，因为上世纪50年代授衔时，女同志最高军衔是少将。那么聂荣臻的女儿是否在科研战线有卓越成就、贡献呢？我沒有听说。是否有超群的组织、领导才能？据我所知，属于平平，或者说水平不高、能力不强。聂荣臻的女婿被封为上将、科委主任、什么“院士”。关于他上任后，科委的科学试验遭的惨重破坏以及他无法推卸责任的严重腐败案，在后面介绍。所以有些同志讽刺说：夫妻两人在枕边就可开“常委会”。 在这同时，张爱萍本人也捞足了“油水”，不仅把情妇调进科委机关当了副部长(据说：她爱人受不了这分耻辱，去世了)，老婆、儿子都进了科委，提拔为师、局以上干部、二炮副司令(当时二炮属科委管辖)，…。所以也有人说，张爱萍把科委变成了他的家属院。相比之下，毛主席唯一在科委的女儿李敏同志，确被聂常委一而再迫害(详情前面己作介绍)，直至总政主任余秋里同志把她调总政保护了起来，为毛家减少了一位烈士。另外，张爱萍终于实现了聂荣臻的愿望：并吞了国防工办，成为“国防科工委”。后由于聂氏“夫妻店”不争气，造成科研惨败、腐败不堪。邓小平下决心恢复部院合并，把国防科工委划入国务院管辖，成为国务院下属的国防科工委。张爱萍坚决抵制，据很知内情的同志透露：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张爱萍横行霸道，并再不接见他；中央下达文件，免掉了张爱萍一切职务。从此，张爱萍骂娘骂到死。另外，“三个代表”找聂荣臻的女婿谈话，讲了几句无触痛痒的“批评”，而养了起来。但给聂荣臻留了一点面子，国防科工委一帮人马，继续穿军装，改为“总装备部”至今。因此，据说聂荣臻至死也对“部院合并‘想不通’”。邓小平搞“部院合并”走上另一极端，即军队基本沒有科技研究力量。
张爱萍一直打着受“四人帮‘迫害’”的光荣牌(请参見张的两本书)，捞取资本，但如上面所讲，文革中批张，是干部、群众自发的，沒有任何人挿手。张说江青迫害他，从何谈起？但张爱萍同王洪文频繁勾勾搭搭，密谋私下生产核武器，图谋不轨(张爱萍的两本书中篡改为王洪文批评了张，以及张如何看透了王洪文)，却是无可推翻的事实(注；参見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事实证明，张爱萍在书中鼓吹的受“四人帮‘迫害’”、“王洪文批判他”，均属谎言，当了“婊子”，还要立“碑坊”。
2、张爱萍大搞右倾翻案
关于1976年批张爱萍，本人在近20多年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控告张爱萍等材料中，我都作了负责任的自我批评，检讨了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抵触批张的严重错误：1、当时我找了三位常委，明确表明我不赞同那样批，常委内部开个会，大家帮一下，他自己检讨一下，就行了(注：中央批示查清张爱萍搜集黑材料是这之后的事，他私造核弹头的问题，我知道得更晚一点)。我第一个是对科委副主任马捷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他听了很高兴，而建议我直接找陶鲁笳同志谈；第二个找的是当时的科委常务副主任陈彬同志，他用一晩上时间做我的工作，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张爱萍很霸道、打击报复心狠手毒、他很怕张爱萍，因为在总参搞了张爱萍的专案，说服我批张爱萍；第三个找了陶鲁笳同志，他对我说(大意)：“我们原来也是这样想的，给中央写了报告，然而陈锡联说，你们的报告不会报主席，不要抱幻想，回去好好批，否则先批你们” 。2、我在科委的召集人会上态度激动地提出：我不赞同这样闹下去，照此下去，很难收场，……。还有是我身为情报所主管政治运动的领导，但对中央决定批张，我不仅沒有召集核心组研究如何贯彻、沒有作一个动员报告，更严重的是命令式的对所政治部领导讲，凡上面下来的有关文件，照本宣读传达下去，但不得以党组名义乱发挥。根据张爱萍实际存在的问题，我这些做法和态度是很错误的，而且是严重的，甚至到了胆大妄为的地步。因此，我不只一次地向中央表示，我一定彻底地、无保留地、无所畏惧地揭露张爱萍等人，而将功补过。为什么在认识上我对张爱萍有这么大的变化，很大因素是张爱萍教育了我，他的行动让我认识到他的罪行严重。我也深感内疚，对不起我牺牲的那么多亲人。但对张爱萍背了组织搜集诽谤、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我头脑比较清醒。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前面已作了介绍，在此不重复。但补充我处理这件事的过程和当时想法。这件事我是偶然发现的，即一天一位英文翻译问我：刘毅民找我们几个翻译开会，说要从进口刊物、报纸上找我们沒有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央领导的材料，说是张主任要的，你知道这事吗？我答：不知道。他就走了。我想了一下，这件事得报告科委领导。我当即打电话给陶鲁笳同志，我说：政委，有件事得当面向你汇报，电话里不便讲。他说那你就来吧！去后，他同陈彬同志在场。我把那位翻译的话讲了一边。陶：张主任这件事，常委不知道，他为什么搜集、搜集了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刘毅民召集几个翻译搜集，党组也不知道，但按纪律，我们所不准许搜集这类东西。陈问：搜集什么内容？我说：说不清楚。陈彬同志要我把这一情况写一写。我说：我无法写，那么几句话，写了算什么，不能写。过了约2、3天，陶鲁笳同志打电话对我说：他报告了中央领导(李先念同志)，中央领导说别管它。他反复讲了两边，也叫我别管。但后来就是我前面介绍的，刘毅民、丁某某突然在会上揭发这问道，我当即劝阻他们不要谈这事。但丁某某不服，离开会场到办公室打电话给科委政治部领导揭发此问题。第二天一上班，科委通知所核心组正、副组长立即去科委。去后，陶鲁笳、陈彬、钱学森、马捷四位常委在座。陶鲁笳同志说：丁某某向政治部领导揭发张主任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问题，政治部领导告诉了我，所以把你们找来，这件事常委不知道，是张主任背了常委干的，由他个人负责；但这件事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指示不要管这事，你们回去也别谈这事了。陶把后面这几句话重复了两遍。可是，刘毅民当天加夜班写揭发材料。第二天，由丁某某把揭发材料送科委(党组不知道)。后来，陶鲁笳同志把我叫去，他同陈彬同志两人在座。让我看了刘写的揭发材料(包括张爱萍的手喻)，争求我的意见，怎么办？我说：问题同当初我知道的大不一样，问题严重，证据充分，白纸黑字，刘毅民又坚持揭发，这种问题，谁敢压在手里？上报。陶同意我的意见，并让我复印两份(刘毅民、丁某某写的揭发材料)。上报时，陶要我写个旁证，我基本抄了刘毅民的材料。后来华国锋、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但批回的材料中沒有见到我写的旁证材料。想起来这很可能是，因为确定报中央，我写旁证时，开头写了：主席并中央。陶会不会把我写的旁证寄给了毛主席？这同张爱萍迫害我时，军委办公厅领导同志告诫我们所：恽仁祥的情况中央知道，主席还有批示，这个人不能整他，谁整谁倒霉。但主席批示的内容，我至今不知道。后来，刘毅民几次堵我家门，要我召集党组会议解决一下他这个问题。都遭我婉言拒绝。说白了，解决一下是幌子，摸底是真的，他绝对明白这件事的分量，即便在今天，也是犯罪行为。他摸不到底，就在下面放风“听候处分”，本人只当不知道。按正常程序，刘毅民必然受到严厉处分。这也是他联合张爱萍，篡权后，必欲置我死地而后快的重要原因。这一段话，仅如实说明，我在这类原则问题上并沒有糊涂。
前面介绍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批张爱萍，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同在这前“聂核心”等批张爱萍，虽然都是揭批他的问题，但有重大区别。从召开科委、七机部常委联合扩大会即两委会起，张爱萍一直是在301“养病”舒舒服服度过的，可以说沒有开过一次面对面的大、小批斗会(这当时都有记彔可查)。
两委会上真正为张爱萍代过挨批的是陶鲁笳、陈彬这些同志，李光军同志也挨了一点，他甚至把手里的茶杯都砸了，陶、陈挨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这都有会议记彔可查。在此讲几个主要问题，陶、陈等为张代过被批的情况就不介诏了。
张爱萍在书中借别人之口，说他就是说了句“今不如昔”，错在哪里？因此，他可在书中理直气壮地挖苦、讽刺那些批判了他的人，上了他黑名单的，更是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张爱萍在书中高度概括地说：“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这个结论公布后，博得“精英”一片喝彩。但事实并不决定于张爱萍如何给自己涂脂抹粉，而决定于张爱萍实际干了什么？也就是这些年宣传频率较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关于钱学森同志批张爱萍的问题。
钱学森同志在常委会上批评了张爱萍几句(本人列席了会议)，张爱萍并不在埸，有人给他加油添醋送去了“小报告”，张耿耿于怀，还专门把这事写进书中，以贬钱学森同志；还叽讽钱学森、朱光亚两位专家，他说：“ 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注：当时任科委主任、党委第一书记)；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张爱萍借此说明什么？谁都清楚。钱、朱一直是科委常委成员，张爱萍给他们一人一双科委科技委副主任的“玻璃鞋”给带发了。两本书都赞扬陈彬同志、《两代军人的对话》还表扬了李光军同志(注：书中对李光军手上写了“三点水”给张看一事，作了很不实事的解读，这在下面介绍)。但陈彬同志任科委主任后，上面去开会，要看张的脸色才敢讲话，即便这样，张还派人到总参去调查陈彬的“问题”，搞得陈彬同志只得请长假，躲了他；又如，李光军同志不赞同张爱萍迫害李敏同志，而被“请岀”科委，到武汉军区任副司令。所以，张爱萍对陈、李的表扬，还正如钱学森同志批评张：“不按好心，黄鼠狼给鸡拜年”。
2)、国防科委常委所作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问题。
1976年约5月，科委常委一致通过了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的决定。这是张爱萍记恨于心，报复陶鲁笳同志的重要原因。在此，我仅把这件事的经过介绍清楚，该处理决定是对、是错？看完全文自有公论。
事实经过如下：在常委作决定的那天下午，在科委一楼小礼堂，召开科委常委扩大会(约30人左右参加)，当时正值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上，科委领导人揭发张爱萍的问题，…；结果，刘毅民抢过喇叭，揭发张爱萍布置他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而激起了与会同志的义愤，强烈要求科委常委立即作岀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所有到会的领导沒有一个表态，一部分人更激动，轰了起来，顶住了，会议无法开下去，一直僵持到下午七点，只得宣布散会。就在当天晚上，科委常委作岀了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的决定。从当时实际情况：一是常委顶住，则会议就无法开下去；二是尊重群众的意见，作出处理决定。
3)、关于“大闹政治局”
1976年6月(？)，中央通知两委会向政治局汇报批张爱萍的情况。据参加汇报的同志对我讲，当回报到中央领导批示查清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回报到清查的情况时，江青发脾气，……，嗓门也髙。后来，张爱萍把这定为“大闹政治局”，在那个会上发言的干部、代表，都以“大闹政治局”的罪名挨整了。很庆幸，本人沒有参加这次汇报会，否则，即便一言不发，也会被张爱萍定为“伙同陶、李批斗……”，还何只是“大闹”？
对张爱萍作的处理决定，和张爱萍定的“大闹政治局”，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两件事，其起因都是因为刘毅民等人揭发了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引起的。从上述两起“事端”，为什么凡揭露这个问题的埸合，均如此让人愤慨？
4)、关于“四条汉子”“四大金刚”
对这个问题，张爱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说：“而江青这时正愁着沒有整垮邓小平及其‘四条汉子’(胡耀邦、张爱萍、ＸＸ、ＸＸＸ)的材料哩！”[注：从该书上下文看，张爱萍这段话，是针对七机部有的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张的问题，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事实上这同江青无关；《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又说：“‘张爱萍同志’，纪登奎说话是很严粛的，‘你应该很清醒地认识自己。你犯的是方向路线错误。在这次右倾翻案风里，你是主要的一个’”、“张爱萍已经被‘钦定’为‘右倾翻案风’的主将之一。其余后来才知道，还有ＸＸ、胡耀邦、ＸＸＸ，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注：全书对“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谁“钦定”的，似乎是纪登奎同志，但书中沒有说纪讲了这话；“钦定”二字，按理张爱萍是指毛主席，但书中沒有讲毛主席讲这话；“钦定”就只能是张爱萍自定的)。
另一种是“改革大潮中的张爱萍”一文中说的：“他儿子问张爱萍‘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搞整顿，你和XX、胡耀邦、XXX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张爱萍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批斗我的时候，就追我这个，问我和邓，和那三个人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组织活动。我说邓小平对国防工业的讲话你们不都看到了吗？大概有两次吧，叶、李先念、包括‘四人帮’有几个都在场嘛”、“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这一段话，张爱萍对“四大金刚”是否定的，更谈不上谁说了这话。另外，在揭批张爱萍的两委会上，我作为一个大组的召集人，在任何大小会上，未听到任何人说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更没听到那位领导传达中央领导有这类讲话。所以，只有一个结论：是张爱萍自封的。张爱萍自封这两顶光荣帽，在当时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5)、“造反派到301医院批斗张爱萍”
张爱萍在两本书中都不惜重墨宣传“造反派到301医院批斗迫害他”。这既控诉了造反派的残忍，又宣扬了张爱萍经如此磨难而坚强地顶过来了。这类宣传，既是张爱萍粉刷自己英雄形象的需要，还更符合那个“决议”丑化造反派、攻击“文革”的形势。但只要把真相一揭开，更显丑恶、卑鄙的只能是张爱萍自己和为他作此丑恶宣传的文痞。
事实情况是，张爱萍的心腹、干将刘毅民揭发了张爱萍让他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中央领导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科委接到中央批示后，科委常委研究并委托科委副主任李光军和马捷两位同志，科委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一位同志去当记录员，加上本人。科委指定我去，向我交代是去听听，我估计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情报所，又是所党组组长刘毅民、成员丁某某揭发的，而本人是所党组分工主管政治运动的副组长，又是两委扩大会一个大组召集人。共五人去301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任务是向张爱萍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查清张爱萍搜集黑材料问题(注：详見附件；以下称黑材料)，中央华国锋、陈锡联两位同志批示。李光军向张传达后说(大意)：你听了有什么意见？中央还要你(指张)写一写报中央。张爱萍作了牛头不对马嘴的解释，李光军几次提醒他好好想想。张一再重复开始的讲话。李光军同志甚至手上写了个三点水，让张爱萍看，目的是暗示让张爱萍推在江青同志身上，以減罪责。然而张爱萍不理解，还是牛头不对马嘴胡诌。最后，李光军问大家有什么讲的，我讲了一句：老同志啦，实事求是吧！李光军就对张说，你抓紧时间写一写，报中央，我们就走了。这就是张爱萍在两本书里一再宣扬的“造反浱到301医院批斗张爱萍”的真相。坦率讲，对这件事，我一直只简要驳了他，沒有彻底揭露真相。因为就像张爱萍在书中臭骂一些“老资格”不要脸似的，到301医院向他传达中央领导批示的场面，讲岀来我都为他丢脸。我们一进病房，他正在客厅同夫人说说笑笑，一見我们，他立即走进病房趟在病床上，并挿上氧气管，成了“重病号”。 当李光军同志向他传达说：情报所的同志揭发你要他们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查清楚，今天我们受常委委托，向你传达这个精神，你有什么要讲的，另外中央还要你写一写，报给中央。张爱萍有气沒力、一字一停地装成重病在身似的讲(大意)：我是考虑到情报所可能会漏进一些鸟七八糟的资料，让他们清理一下，销毁掉，…。(注：事实如何？前面已介绍)。谁又能相信，张爱萍这样自命不凡的“老革命”，竟会张着眼睛说谎话脸不红、不心跳！甚至诬蔑“造反派到301医院批斗他”。很抱歉，他淡话的记彔我还保存着。
这就是我认识张爱萍的过程，真让我开了眼界，这个“老革命”原来如此！我可以说，后来那伙拍张爱萍马屁向上爬的人，当张爱萍被批时，没有一个有我恽某那样敢发表反面意见的，尽管错了，但我敢于亮明观点。足以让张爱萍那伙马屁精显丑，尤其是刘毅民之流，一伙落井下石、见风施舵的乌合之众。当然，张爱萍也不会想到，当他得意忘形之际，还是这个恽某不怕任何迫害，坚决回击并顶了他，当认识了他真面目后彻底揭露控告他的罪行，这就是“文革”期的造反派。
6)、张爱萍同王洪文勾结私造核弹头、图谋不轨
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前面已介绍。就这个问题，如果是任一个造反派同王洪文干的，别说会闹到全国满城风雨，“四人帮”“篡党夺权”就将成了铁案，这个造反派即便有100个脑袋，也必将全部落地。但为什么张爱萍干了，不仅无事、还能升官？可见，所谓的揭批查，是那伙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排斥异己、对“文革”反攻倒算，而网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复辟势力。
张爱萍所犯前面已介绍的严重罪行，足以证明，1976年批张爱萍沒有錯，更谈不上过火，而是没能批下去。华、叶右派政变，使批张不仅夭折，而且张爱萍成了右派政变的重要力量，而被提拔重用，当上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而张爱萍当国防部长，还有一插曲：邓小平提张爱萍当国防部长，因张爱萍很霸道，在军队上层人际关系欠佳，所以才有“文革”之初，一夜贴了他五万张大字报的全国最高纪录，邓的提议没有通过，而选了杨勇同志为国防部长候选人，张爱萍气得到老家四川骂娘。结果杨勇同志体检发现绝症，邓小平又决定张爱萍为国防部长，待人大追认。
3、聂荣臻“王国”对科研等造成的惨重破坏
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对聂荣臻等人的严励批评：“(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学生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3)、聂荣臻藉口保护干部子弟，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质上是关心‘联动’； (4)、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5、9.16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注：国防工办副主任)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于死的程度；(5)、‘多中心论’ ，是聂荣臻搞的。但聂荣臻检查说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荣臻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6)、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但聂荣臻听不进周总理这些岀自肺腑的忠告。
自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以后，正如毛主席生前所料：几个老帅要闹事、要岀军中赫鲁晓夫。他们纂权后，聂荣臻几十年的“独立王国”梦，终于畅通无阻实现了，并最后由他的门生张爱萍园了并吞了国防工办的梦。这时的聂荣臻，一下由聂核心跃升为“聂王国”，并成了聂氏“夫妻店”，终于实现了统帅中国全部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国防院校、试验基他、二炮等，一个完整的“独立王国”。“有功之臣”都分到了一块蛋糕。如前面已介绍的聂荣臻的女儿、女婿继承了聂王国的“王位”，开了“夫妻店”，一等功臣张爱萍的老婆、儿子、情妇都调进王国称大臣，等等。但聂荣臻们化毕生精力搞这个王国的目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这同历代王朝一样：子孙荣华富贵、腐败。
前面介绍了聂荣臻的女婿封为上将、院士、科委主任(后同步改为国防科工委主任)。聂氏王国一切最高贵冠都一个不少地封给了他的女婿。至今我不认识这位“大人物”。很可能冤家路窄，2001年我返母校东南大学(我上学时为南京工学院)，一些留校工作的无线电系老同学请我在一起吃饭。席间，有同学问我，你认识丁某某吗？我说：人我不认识，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对我介绍说：他原是南工毕业的，很可能同你一道毕业的，不过他是机械系毕业的；回校可牛皮啦，在大会上大讲什么微电子、纳米什么的，他有什么大发明？我脱口而岀：他的“发明”，你们谁也沒本事发明出来。大家非问我他发明了什么？我说：他最大的发明就是当了聂荣臻元帅的女婿，你们发明得了吗？大家一听就轰堂大笑。为什么我这样回答？发明权并不属于我，因为在科委、情报所都在议论“夫妻店”的新闻，只是我不知道店老板还是我的校友。情报所对他的院士贵冠的议论就更火爆。都知道他的“院士论文”，是用国家的钱，滥用职权，在情报所组织一些人员从进口外文书、刊抄袭的。有的“博士”、“院士”的“论文”是抄袭的，这已不是新闻，但这些“博士”、“院士”他毕竟还动手抄了，谁写文章不抄东西？我这篇文章抄的多了，谁搞科研从牛顿定律做起？所以报刊上揭露的那些抄袭的“博士”、“院士”总还有个说法：叫抄袭，讲难听一点叫嫖窃。我要问，这位丁“院士”连抄都没有自己动手，这叫什么“院士”？一些专门研究辞汇的专家，还应给这類“博士”、“院士”起个恰当的名词。
许多同志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了近30年对国防科技的严重破坏，许多国防科技项目被强行下马。因此，有记者在互联网上发表 “总装称：中国军工科研系统落后西方50年”一文。接着于2010年3月3日，在网上有同志详实披露了运-10大型飞机遭扼杀的报道。同时互联网上报导“政协的同志赵启正：解放军一年的装备费不够买一架B-2飞机”一文。并详细拜读了对这些文章一些同志发表的评论。这些文章披露的严重问题，可能其背后都隐藏着一只共同的黑手：腐败。只要动脑子想一想，每年国家从纳税人向国家交的税款中拔出相当的比例用作军费开支；而且喊了30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喊了好几年的“科学发展观”，…。结果是“中国军工科研系统落后西方50年”、一年的“ 解放军装备费不够买一架B-2飞机”。请问：那么大的军费拨款，钱哪里去了？难道还不该唤起全党、全民关注这个问题？还不该引起中央彻查这个问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聂氏王国”初建阶段，张爱萍最受宠时期。在一些尖锐科技部门，就开始把一些单位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断了这部分科技队伍的“口粮”。 这派生岀两个问题：其一、一部分科研经费省下了；其二、逼了一部分人去找财路，找的路子就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我就在市场上见到用制造飞机的高级铝合金制成洗衣机卖的，推销的技术员听我讲话不像太外行，而如实对我说：“名义上用下脚料制造的，实际一上批量生产，哪来那么多下脚料，大部分是成材，这也是沒有办法，总要吃饭吧！”在此，仅举一例，比这更“精彩”的就不介绍了。还逼了一部分老科技人员离开了国防科、工系统。再一个是一直喊到今天还在叫喊的“军转民”，本来许多技术和工业，军、民不好分家，就如我学的本行搞电子工业的四机部就是。多年不打仗，把某些转为搞消费品等民品，是可以的。但在一切向钱看、腐败了的情况下，搞“军转民”，不少单位搞的猫腻，就象现在农村把耕地转为房地产开发一样，其腐败程度决不逊色。只是涉及一些具体单位，就不举例了。“军转民”不是白送，包括军工专利也不是白送，公开收钱加不公开交易同步进行。不是公开宣判了核工业、航天工业两个大腐败分子么！就两个吗？哪些沒有发现的、发现了沒有人敢得罪的有多少？可能是那两个人的1000倍也远下不来。否则老百姓的顺口溜：10个官员抓9个，还可能1个是漏网的。就成了空穴来风。这些省下、挣来的钱干什么？公开了的是科委大搞倒卖外汇案、走私汽车案等。这都是用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干的，地方公安、窃私等还无权干涉。再就是造供大官腐败的“宾馆”“饭店”，等楼堂馆所。张爱萍最得势时科委还专门造了大楼开办了某大公司。所以，了解这些内幕的，看到张爱萍在两本书中把自己树造成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铁骨英雄”，我只能说他糟蹋了文字，全是屁话。同陈良宇、许宗衡这伙大腐败分子在问题未暴露之前，站在讲台上大讲“反腐败”一样。就凭张爱萍为一座立交桥涂了三个字，就索要5万元，和他作风糜烂，就够概括他的人品了。那套宣传，无非是当了婊子还要立贞洁碑坊。
当“夫妻店”执掌“聂王朝”后，就青岀于蓝胜于蓝了。在科研方面，造成一而连三的失败，并造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空前惨败，不仅严重损坏了国际声誉，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来科学试验发生失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夫妻店”造成的失败不能原谅。因为：在这前，长征运载火箭早己是成熟了，早在1975年，张爱萍还以“三星高照”为自己树碑立传，即或之后偶而失败还可原谅，但连续接连失败，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必须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聂荣臻不是说：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但为什么他的女婿犯严重失职罪，并造成人员严重伤亡，就不该追究责任？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年不断的矿难去追究领导的责任，人们能服气吗？
在经济方面，从“聂王朝”后，除前述倒卖外汇、走私汽车等外，其他大小经济案件接连发生。其中最严重的是“夫妻店”期间，发生了折合人民币20亿元的珐琅经济大案，无人追查到底，半途而废。以至一个走街穿巷的磨刀人，在群众中都有班有眼的说：科委某某主任(注：“夫妻店”前任) ，化几亿人民币进口一架飞机送给了江某某，……：丁某时发生了持大经济案，结果替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某某造了一幢豪华别墅，就不了了之，…。坦率讲，其中有的事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但一个磨刀人能讲得滚瓜烂熟，可见社会影响之大。以前我也只是一次在火车上听人议论送飞机的事。
一个单位，折腾到这个地步，国防科技落后西方50年，一年的装备费买不起一架破B-2飞机，还奇怪吗？！
二、刘少奇的案该平翻吗
关于刘少奇叛徒案，自十一届代表大会后，是争论较大的问题。因为在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关于刘少奇问题。
至目前所见材料，刘少奇的叛徒问题是十二中全会通过的，仅一人表示反对。以前所传达的，刘少奇专案组由周总理负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出版物也有说周总理是专案组组长的。但从华国锋宣布对刘少奇的平反决定以后，大多数岀版物都按华国锋定的基调宣传，例如，我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就是个典型，刘少奇的案子，就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逼供信、残酷迫害等搞出的假材料，诬陷刘少奇。这同十二中全会传达的内容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这种急速转弯，有的人跟得上，甚至能超前跟上；有的人就跟不上，甚至很难跟上。不仅因为这相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都是党中央的决定的名义传下来的，作为个人，你相信哪一个决定，组织原则上都不犯错误。道理很简单，你华国锋说十二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些人搞岀的假材料；那么你华国锋搞的就一定全是真材料，你都能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而搞右派政变，你就不能在刘少奇问题上搞假材料陷害旁人？这些等等议论，能说没有道理？
本人首先声明，我不懂法学，有个法盲资格，好在并沒有规定法盲就不能议论法。同时，既沒有当过叛徒，也没有見过叛徒，所見到的判徒，都是写在书、刊上的或电影、电視里的。但我有两位亲人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了，史称《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占了两位，一道被出卖和牺牲的有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哥哥)、李求实等二十四人，《陈云传》说我的叔叔恽雨堂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中央和华东局用了不少精力挖掘这个叛徒，但一直未找到，而岀了不少误传，其中，因烈士们生前极力反对王明路线，所以有误传是王明出卖的。因此，我对叛徒只有仇恨而沒有实践认识。
刘少奇的问题，同时涉及六十多人的叛徒集团案。对此案有不少人发表了看法。
李先念：“据我所知，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打倒刘少奇，但是听了许多人揭发批判后，毛主席才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其中有个重要证据，就是薄一波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
汪东兴：“1935年11月以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救亡工作紧张，北方局干部缺乏。据他们讲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了要关在北京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北方局同意这一建议，作出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当时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准了北方局的决定。这个决定传到监狱后，反省院的党员不相信这个决定，沒有执行。后来，组织催促，他们才发表‘反共启示’出狱，陈云和邓小平认为这些人不是屈服于敌人，而是服从了组织决定，他们出狱后，许多人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在历次审查干部中，他们并沒有遇到任何麻烦。这就是中央认为他们沒有问题的有力证明”。“ 1966年8月，康生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查。9月16日，康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守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背景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示’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决定。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印影件”、“ 毛主席对此不置可否，但是他批准了周恩来亲拟的中共中央11月24日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的批复，同意周恩来送审此批复时给毛主席的信，这封信里就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故中央必须承认此事。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康生确实亲自向这几个学生组织的头头了解了一些领导人的历史问题，从而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 到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薄一波等人自守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了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中的许多人在重新入党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个批示里引用了毛主席1月31日在谭震霖关于农口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上的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了，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清轻重，酌情处理”。
华国锋：“你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究竟了解不了解？”
汪东兴：“知道大概，不了解他们具体写的情况。看了《反共启示》后才大吃一惊的。”1967年2月3日，主席会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反共的启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这些方面，红卫兵小将是有功劳的”。
华国锋：“有人对我说，打倒刘少奇是毛主席受了‘四人帮’的骗。他们搞的这些材料是断章取义甚至弄虚作假，串起来一看似乎触目惊心，其实沒有份量。红卫兵不懂历史、不懂政策，所以在揪叛徒中搞了许多假案。他们是要求重新审查这段历史的”。
汪东兴：“我看这就是他们要用伪造历史来为自己翻案的舆论，你想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想打倒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涉及到叛徒这类问题，更是要有详细的材料。毛主席亲自在那里把关，谁敢胡来？沒有人敢胡来的！我那时在专案组，我知道许多情况。现在安子文说：康生以让他当中央委员的官位为诱饵，让他证明刘少奇是叛徒。我就不信他的鬼话。康生对安子文恨得要命，还能对他许那样的诺？再说，他的叛变，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推也推不翻，还需要他揭发什么刘少奇？所以，现在有些人的证明和回忆，都是不可靠的。我最相信的就是原始材料！那是铁证！现在弄虚作假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一点意思！现在邓小平这些人攻击人家张平化和其他的一些人，目的都是为了给这些人翻案”。
(以上参见《汪东兴传》第357至362)。
江青的辩护词：“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文化大革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他们大批这方面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髙度重視，这才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青一个人制造岀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邓小平看了江青的辩护词后说：“……，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效果”。
监管人员询问张春桥有关问题时，张春桥：“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他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我们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是服从纪律的表现。’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现在，这些人居然一个个都平了反，重新担任了中央的高级领导职务”。张春桥几次哼道：“这样的中央还能拥护吗？这样的中央还能服从吗？现在是叛徒的天下，修正主义的天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天下，而不是人民的天下！我是宁死也不屈服的！”(参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张春桥在獄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編者按：书店以该书为某权威党校用书作广告)第三册，有如下内容：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見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时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按：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根据現有材料分析，作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3月”。“ 3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岀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文天这个叛賣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 我认为，该书，关于毛主席改变对刘少奇的看法这一部分分析，只是叙事方面含糊其词外，但仍看出与其它公开材料及本文上述材料基本一致。但有关刘少奇这个问题，本书其余部分沒有对上述出狱自首书这一原始根据作针对性的陈述，离题较远，因此沒有抄录其其余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该书第三册，第1539至1546页)。
李雪峰在接受师东兵的采访时，对于1936年的时期他说过一点看法，他说：“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文）。
从上述情况看，基本上可以看岀：
1、十二中全会作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的“反共声明”，即历史证据；
2、第二种看法是以《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为代表，它含糊地说“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是定案主要依据。如果沒有理解错的话，指的是“岀狱”时的“材料”，而不是有些人说的文革期一些人逼供信的“口供”。 遗憾的是该书有关这个问题并沒有针对“出狱问题的材料”的真伪进行是与非的论述，而是避开这个主题，罗列了一堆文革期间所谓逼供信的问题。说是一个权威性党校的教材，“岀狱问题的材料”用词之含糊，不知是语文水平问题、还是有难言之苦？！
3、还有一种是包括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些人公开讲的并向下传达的，干脆就不讲“反共声明”，全是江青、康生、谢富治搞逼供信的口供，而且全都是假的。《毛泽东传》这本书也是按这个口径讲的，看了就不知对该书作者蓬先知等两位老同志表示遗憾好呢、还是表示赞美好？
本人的看法：
1、说文革中都是几个人逼供信搞的假口供不可信，例如上述李雪峰讲的，文革期间，“康生、戚本禹他们或派来的人…”，就不存在逼供信的问题，而且他明确表态：“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这明显是不赞同华国锋们作的结论。但华国锋们扣压这种不同意见，更沒有向全党传达。这明显是批评旁人搞假材料的旗号下，自己搞假材料。
2、在我已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周总理讲：关于被审查的老同志的问题要七个人簽字才有效。这从上面汪东兴一段话和江青的辩护词可見，不仅周总理的高贵人品使人髙度信任他的讲话，而且证明总理讲的是真实情况。把如此严格的制度，华国锋们不知出于何用心，把他贬为等同于“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中央一样乱成了一团糟，只能理解是另有打祘，是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诬蔑。
3、不管是谁，决定让关在狱中的人写反共声明、并宣扬国民党，无疑是叛党行为；华国锋翻这个案，不管处于何种情况，该以叛党论处。不这样处理，不足以严明党纪。
三、邓小平的案该平反吗
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岀現中国军中的赫鲁暁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并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反击右倾翻案风，“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1976年6月5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沒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第268页）。
回顾毛主席这些为民担忧的肺腑之言，再来看看某些人的表演，包括在这前发表的《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文，毛主席的理论，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
本文所谈给邓小平平反的问题，涉及到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和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两大事件。尤其是天安门事件，因为这个件事，中央认定邓小平是后台，而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藉，以覌后效。这也是邓小平平反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重点介绍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为一浱，两派间的唇枪舌战，也是关键的一战，两派几乎人人“上战场”，在此仅介绍几个关键人物参战情况。
这一派斗或内讧，从1976年10月7日起，即两派联合武装绑架了“四人帮”而接着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汪东兴、叶剑英精心按排下，以武装压阵，谁持反对意见就抓谁，而“通过了”他们武装绑架了“四人帮”的行动，并决定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至中共十一大的召开为止。其性质，属于两派联合宫庭政变，武装绑架了江青等四人后，两派分賘不均、也不可能均而引起的。关于那次政治局会议武装压阵的详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武装压阵开政治局会议，在党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特色”的会议。
汪东兴自政变后华国锋当了“英明领袖”，为了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宝座，以兑现华已承诺他自己在十一大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活捉江青等人以后，所谓揭批和清查和‘四人帮’ 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倒一切的急迫大事。汪东兴总担心他竭力要保护的这个领袖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日夜担心江青的保护者们会在一个晚上造起反来，所以预定了用三年的时间把被称之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统统揪下台，赶出去，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给予清洗。”（参见《汪东兴传》第200页）。在这个问题上，两派间没有矛盾，都有排斥异己的急迫需要。据目前部分省市揭露的情况看，全国上下在这场大清查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数千万人被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一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份子………，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均创中华历史之最，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这在解决党内矛盾是前所未有，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不满，以至党、军威信一落千丈。
但有的人他们却不敢碰，例如邓小平闹翻案的问题，汪东兴当时在各种会议上说：“还有一种错误的议论，说‘四人帮’是反邓小平的，不对，应该说‘四人帮’和邓小平都是一溜货，他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在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华国锋针对一些人为邓小平翻案的议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汪东兴同志的讲话很好，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许多问题。我建议把他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下去，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总之，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退步。’”
紧接着，“华国锋召集汪东兴、……等人经常碰头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和对策。汪东兴说：‘现在党内围绕着要不要给邓小平平反的问题，我们和叶帅…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将会有一场比较大的争论和斗争。依我看，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退步了，就会在全国人民面前败下阵来，那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继承人了，而是人家所说的右派了’。”华国锋说：“可是叶帅这些人也是得罪不得的呀，我们总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和他们决裂呀。”
叶剑英知道汪东兴的讲话后，对人说：“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邓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战，也轮不上一个警卫人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这些传到华国锋那里“华国锋怔了下，但他很懂得这话的分量，没有和任何人讲。”
至1977年1月，“北京市的十几名青年人冒着风险，在十里长安街上贴岀‘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平反！’、‘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行动，不为这个事件平反，天理难容！’‘坚决把继续坚持四人帮路线的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立即破案，同时整了材料，上报到华国锋、汪东兴。报告说：‘今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出现了多起公然为邓小平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革命传单、标语、讲演和其他形式的案件。他们的目的就是抬出邓小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上台，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中央不采取强烈措施，就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造成不应有的严重后果’”。 汪东兴批示：“请华主席阅。我的意见，对这类反革命案件，必须狠狠地打击，为首的要坚决杀掉。不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我们的政权就有颠覆掉的可能”。 华国锋批示：“对写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悪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要坚决杀掉。同时批发了1977年第五号、第六号文件及国务院三十号文件，要声势浩大地开展追查政治谣言的运动，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的运动，镇压这批人，以巩固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接着“许多老同志都为邓小平的平反公开说话了”。华国锋急切地说：“真没有想到毛主席才逝世几个月，他的话就有人敢这样怀疑和不尊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明明是毛主席讲的嘛，有人便要扣栽在‘四人帮’头上，即使我讲了也不顶用了。”
1977年3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汪东兴建议，华国锋在会上讲了话：“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直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上作文章。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同志出来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 翻案。所以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之的当。再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邓是完全必要的，还是要继续批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执行，那么我们还谈得上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吗？这个道理简单易懂，问题是有些同志能不能听进去的问题。我们现在讲抓纲治国，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不这样，我们的同志就还要会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
这一讲就议论开了。这时叶剑英讲了活：“我们怎么能像‘四人帮’ 那样呢，动不动就搞大批判，还让不让人讲话？这种国民党作风早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党能否兴旺发达，关键就要看我们党中央能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问题。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斗来斗去，我们的国家非灭亡不可。”这话一出，“华国锋被各种各样的议论所围，……。”华国锋建议他和汪东兴和叶剑英谈谈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华国锋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叶副主席感到为难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承担责任，不要叶帅负责。”
叶剑英说：“我不是那种害怕负责的人，我是想弄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究竟是反对‘四人帮’、还是反对毛主席，我看了吴德他们提供的材料，看不到一句是直接攻击毛主席的，倒是大量的诗词、标语都是反对‘四人帮’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允许群众在当时反对‘四人帮’ 呢？我看这个问题还应该研究。这和邓小平的问题是两回事。现在应该看到，不管天安门事件是什么，都和邓小平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参与那个事件。‘四人帮’为了陷害邓小平，捏造说他是这个事件的后台，其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我倾向于很快给邓小平平反。这个态度，请你们考虑。”
汪东兴说：“叶帅，邓小平的问题并不是当前主要问题。他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如果不警惕，也会变。那些犯过走资派的人，…。但邓小平……。”
叶剑英：“汪主任呀，你的这些话，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像‘四人帮’的帮腔帮调，这番大道理究竟他们作的怎么样？他们是怎么干的？怎么总是要对准我们这些老家伙呢？”“现在有少数的人给华主席和你汪东兴都贴了大字报，有些信件都寄到了我的家里，说你汪东兴才是地地道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仅在中南海的住房就好几套，都是高标准的豪华住宅，说你搞特殊化的行为都有具体的事实。但是，老同志们为了保护你，都在千方百计地为你解释，替你辩护，这正说明了大家在爱护你。要是按照‘四人帮’ 的那一套，你岂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吗？毛主说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变了，这个话谁说谁有理，这顶帽子可以扣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头上，你能解释得清楚吗？……，还是都好自为之吧。”
汪东兴说：“现在有些人的确是在把水搅混，攻击我们这些人，但是，这和为邓小平翻案、为天门事件翻案是拉不到一起的。是否我们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了，这些人就不搞了呢？我看照样闹。他们为他们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是一定要和我们作拚死挣扎的。”
叶剑英说：“这话错了，要说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如果硬要说邓小平一个的话，那也可以把我也拉上，我也祘一个。这能说明我们都是反革命吗”？
汪东兴忙说：“叶帅，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你老人家千万别生气，有话我们慢慢说，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就算我们要为小平平反，现在起码不是时候，也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进行嘛”。
“邓小平曾让王震试探过汪东兴的态度，让他在华国锋面前替邓小平说几句公道话”，而碰了壁。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中央写了一封信（内容略）。华、汪看了这封信后，华国锋说：“这封信可以给公开，但是仅有这封信还是不够的。他必须公开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公开表态，承认那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承认毛主席给这个事件定的性是完全正确的”。
汪东兴：“还是华主席英明，一下子就抓住了根本的要害让他来表态，……”。
华国锋：“你也要考虑到老邓这个人不这样作的准备。这个人很狡猾，我听一些人说过，邓小平是一个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用得着谁的时候，甜言蜜语，什么话都说，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是什么事情都会干，什么语言都会说的。但是他一旦达到了目的，他说过的一切统统都会赖帐，这一点，我看我们还是要小心点。不过无所谓，反正中央的最高权力在我们手里，我们不怕他造反。”并要汪亲自同邓谈一次。汪要邓作检讨，邓除绝了。
邓小平：“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不出来也可以给你们当当参谋嘛。但是，我可以肯定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那么多群众参加悼念总理，怎么能把他们说成反革命呢？这样下去，你就不怕群众来同我们辩论吗？毛主席在的时候，可以镇得住许多人，但是你别忘了真理毕竟是真理，采取高压政策是不会持久的”。
汪东兴：“小平同志，还是放得明白一点吧，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现在依然是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这一基本原则的。谁如果动摇这一条，就是背叛。”
邓小平：“不要这么说话，真正维护毛主席崇高威望并不是维护他老人家的错误，而是要真正继承他的遗志和事业。我给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信里已经明确地讲到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统一这个看法的”。
汪东兴：“天安门事件已经使主席够头痛的了。主席说，他们打人、打警察、放火、………”
邓摆摆手说：“这个你还是不要给我再讲了，讲了我也是不愿再听下去的。这些东西毛主席在病中是怎么知道的？都是‘四人帮’那些人给主席灌输的歪曲事实的东西嘛。如果相信了‘四人帮’和那个联络员的捏造，华主席包括你将来都可能要成为比我还要坏的罪人。现在我们再把‘四人帮’捏造的东西翻出来，打上毛主席的旗号来贯彻，我们的党和国家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喲？这个你想过没有？”邓小平接着批“两个凡是”的问题……。
（以上这些参见《汪东兴传》第202页至235页）
最后，华国锋在“邓小平平反出来工作会支持他、以及不再分裂、等问题得到肯定答复后”，在这样矛盾丛生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一大，两派都分得一块“蛋糕”，华正式当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汪东兴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这前他和胡跃邦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华国锋任校长；邓小平得到平反，恢复了1975年的全部职务。华国锋在十一大上代表中央宣布1976年批邓、反击在倾翻案风的运动是错误的，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这以后，当一派“胜者为王”后，关于天安门事件某些关键情节，才从“暗箱”里倒了出来：
“1976年4月2、3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暴发前夕，邓小平已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面前”。
“他（指邓小平）看了一遍（文件和材料），把材料放下，说：‘参与者并不多’”。
胡耀邦：“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动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词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翻案不得人心”。
“我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这话要注意呢，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没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以上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34页）。
“当时叶剑英对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的活动极为关注，不仅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原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周美华曾告诉笔者：在清明节那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绕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 叶剑英的一个颇有诗才的孩子馨儿跑到天安门广场贴上自己的哀诗。事过十余年，笔者向他索取这首诗，他记忆犹新，当场挥毫相赠。词曰：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磬。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中魂，济济后来人。公元1976年4月2日在天安门”。（参见《新中央机密》第229至230页）。
当时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也随之公开：
1976年4月4日，“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在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处理。“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的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 ”。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下册第1775至1777页）。
有的“败者为寇”者也公开了一些内容：
如姚文元的部分日记：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４月４日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４月５日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某某（注：笔者删去原文人名）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从以上两派的争斗，以及有关上述材料，我想，谁都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一些看过京剧《逍遥经》的朋友，一定会想到，为邓小平平反，实际上是一出现代“逍遥经”，仅是曹操换成邓小平、汉宪帝换成叛了党断了脊梁骨的华国锋，几乎连台词都不用改动，就可搬上舞台。
以上，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案子，证明了毛主席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严格把握了重证据，而不重口供的原则。对刘、邓二人，“文革”初，毛主席都重在教育，直至九大前，都打算把他们选进中央。关于刘少奇，毛主席亲自看到了刘少奇逼了60多位在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员写的反党宣言后，已无法再保他们时，才改变了态度。关于邓小平，在“文革”期，毛主席对他基本上是亲自安排把他保护起来养着，不让中央文革和林彪插手(毛主席知道林、邓有矛盾)；1975年四届人大会上传达的第一个中央文件就是毛主席力主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就是广为知道的毛主席说邓“人才难得”。即便到了1975年底，毛主席已敏感地断定邓小平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也只是批判归批判，邓小平还继续工作，并提名让他为周总理追悼会宣读悼词。但现从公开的一些国家批准出版的书、刊证明：邓同叶剑英等早就策划武装宫廷右派政变，至1976年清明节前后，伙同胡耀邦、叶剑英等人，精心策划了矛头直指中央、毛主席的震惊中外的“四.五大动乱”，采取的手段是造谣惑众，制造江青同志等“反总理”，他是总理“最起重的”(注：这个问题作为专题在后面介绍)。即便到了如此嚣张反党篡权的地步，毛主席还坚持了对他“保留党藉、以观后效”。 邓小平政变纂权后的表演，充分证明了他背叛了党、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篡权后，对毛主席一家，迫害了多少人？他企图杀掉江青同志，激起了世界上不少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的义愤，公开提出抗议；在党内不少老同志，例如陈云等坚决反对，才不得不罢休。
四、走资派对造反派疯狂反攻倒算
走资派为自己翻案，替“四类分子”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注：应严格区别有些是该平反、该摘帽的，本文指的均指不该平反、摘帽的)。这为走资派上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打下了阶级基础。与这同时，用资产阶级法西斯手段，把成千上万解放后紧跟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的造反派镇压下去。在中央用武装绑架了江青等同志后，在全党、全国清查所谓的“三种人”，许多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干部(各年令段)、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等惨遭迫害，不少被判了刑、丢了脑袋。从中央到农村、工厂、街道最基层进行大清洗、大换班。有人公开声言要选拔“文革”期的“逍遥泒”为接班人，公开保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更是飞黄腾达。从近些年各类媒体报导的情况看，一些“重灾区”，例如中央、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河北、浙江、广东等省市和中央直属部门和单位，遭迫害的人数之多、情节之惨烈，不仅在中共史上是空前的，即便是中华民族史也是空前的。其中许多是凭空捏造的假案、腐陷栽赃案，大量是冤案。例如河南刘建勋同志就因为当面批评了邓小平几句，就被打成“四人帮”的“三种人”；就连一个15岁的小女孩，因造了师道尊严的反，就被(包括家长)强词夺理地恶毒批到了全国家喻户暁；以及在前一章介绍的国防科委“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假案等等,遍布了从中央到全国各地。而且，凡被迫害的，都株连九族，大多被剥夺工作权利，开除、判刑成了家常便饭，许多同志至今生活无着落，大量被迫害至死。
2011年1月26日，陈时秋同志发表的“在‘揭批查’运动中，张小定之死”一文称：“据目前部分省市地区揭露的情况看，全国上下在这场‘揭批查’以及清理‘三种人’特大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4000多万人被残酷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枪决”、“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时间之久，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一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均创中华历史之最”、“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军代表），在‘揭批查’运动中，对一派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镇压，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这在解决党内外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及社会各界强烈不满，以至党威、军威，一落千丈”。 如果统计数据属实，这不仅无情揭露了华国锋叛徒集团一再以攻为守，诬陷、栽赃、捏造毛主席、共产党饿死几千万人以掩盖走资泒的罪行，而且有力揭露了叛徒集团血腥屠杀人民的滔天大罪。
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并响应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号召而惨遭迫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四类分子”、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卖国集团、黑社会、流氓等篡夺了各级领导权。国内、外都一致公认：中国腐败到了不可收拾。这是必然，也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第三章 与“文革”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事件的思考
这近30来年，由于邓小平以及一些复辟势力，围绕“文革”，采取歪曲史实、伪造历史、嫁祸栽赃等手法，达到全盘否定“文革”，为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地、富、反、坏等翻案，复辟资本主义造舆论。前面介绍的为刘少奇、邓小平反案，是其中两个典例。有关一些重大问题和事件，必须群策群力，把它搞清楚，以正视听。才能还一个真实的“文革”史。我们这些亲历“文革”全过程，又亲历“改革、开放”至今为止的全过程，这两段历史有充分的正、反对比性，对一些重大问题和事件，许多也是亲历的，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尽一分力量，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主、客观原因和条件，“文革”也不例外。
1、文化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
其实，翻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任何朝代或历史阶段的演变，都包含着统治阶级无一不十分重视对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以符合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宣扬“宿命论”，宣扬地主、长工(被地主雇佣的农民)、富人、穷人等等，都是前世命中注定的。这辈子受苦，是因为前世干了坏事，“阎王惩罚你投这苦命的胎”。以束缚人们服服贴贴听从压迫和剥削，而去烧香拜佛“修来世”；……。鲁迅先生笔下的名著：《祝福》，生动而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地主统治阶级这类说教的样板。一部《红楼梦》把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关系如实描绘得有神有色。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宣扬资本家剥削有功、合理，剥削也是“劳动”，而且资本家是“社会中坚”即“能人”；同时宣扬“民主”、“自由”、“博爱”、“和谐”、…；教育工人服服贴贴“欢迎剥削”。日本的八年侵华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把它们的“民主”、“自由”、“博爱”的遮丑布彻底被揭开。大家看得见的中国走资派同美国“接轨”，复辟资本主义后，仅就最近揭露的北京“截访‘黑监狱’——‘北京安元鼎(公司)’”一例，就把资产阶级宣扬的那些所有说教的反动本性，揭露得底朝天。统观历史，解放以前任何统治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都是打着批孔旗号，是造反派；而夺取政权后，就都是尊孔派，以维持其统治(注：即文革期的“保皇派)”。为利于分析问题，在此摘几段毛主席的重要讲话：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改造)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选自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
目前，国内、外资产阶级都大办“孔学”， 走资派更热衷于尊孔、朝拜孔子。这些人，口头上还在批评日本官员朝拜二战战犯“靖国神社”，揭露他们复辟军国主义的阴谋。但走资派尊孔，朝拜孔子，大办孔学，从思想意识形态看，都是一溜货：搞文化复辟运动。这些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上述论断正确。因为我在这里用了“文化复辟运动”一词，为此，我认为为了区别起见，把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当初为了分别从奴隶主、封建地主手里夺取政权，这在历史进程中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故把其对人民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教化，分别称为“封建地主阶级文化革命”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当其夺取政权后，逐步腐败，堕落为迫害、镇压劳动人民、严重阻碍社会发展，这时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分别称为“封建地主文化复辟 (或倒退)”、“资产阶级文化复辟”。这样界定，符合马克思主义，把各类阶级搞的“文化运动”把其阶级属性标清楚。但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他们的共性：都不敢公开承认阶级，更不敢承认阶级压迫和剥削，而用一些“博爱”、“平等”、“和谐”之类的名词，掩盖赤裸裸的客观存在的尖锐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我们身处其境的30来年，走资派声言“没有阶级”、“不搞运动”。但我要请问；一些“官员”宣扬并推广“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和谐”、“先富论”、……，以至文化部长到台湾，马不停蹄地先去参拜胡适“故居”；与这同时，他们疯狂贬低、歪曲、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是想干什么？难道不是走资派在搞资产阶级文化复辟运动！
以上说明，“文化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这近30年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说明，是走资派疯狂地搞资产阶级文化复辟运动的30多年，只是他们不敢公开承认和打出这面黑旗，而用“和谐”、“民主”等等把这些掩盖起来。并声称“不搞运动”、“没有阶级”之类为伪装而欺骗人民群众，说明他们心中有鬼；同时，也是他们极力丑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30多年。有史以来，只有无产阶级不仅公开亮明文化革命，并公开宣布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即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公开宣布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何等光明磊落！！！
纵上所述，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胡说“文革”是毛泽东“主观臆造”出来的，“无任何现实意义”，…。这些论调，纯属是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无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知。毛主席对文化革命的最大贡献是：不仅人类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岀了“文化大革命”，并给予了明确的无产阶级阶级属性；而且倡导了，发动群众运动，尤其允许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自下而上，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他自已领导的共产党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揭露、批判、粉碎走资派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而复辟资本主的阴谋；同时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自己解放自己，以避免历史周期律的重演。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提岀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这段话，虽是针对物理进化问题讲的。但我认为同样适用一切科学的探索，包括社会科学。大家熟知的马克思揭露的剩余价值论、科学社会主义等等，对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的巨大作用。可见，毛主席提岀的、并亲自领导和实践了将近10年之久的一套完整的“文革”理论，不仅必将对无产阶级革命发挥愈益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且充分表明了毛主席的足智多谋，正如王震同志所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但也同哥白尼发现的天体说一样，必将遭到一伙白痴、无赖、异端，尤其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痞们的诽谤和无耻攻击。
2、1966年中央发动“文革”的时代背景
中央和毛主席用“文革”大民主的办法解决我们党反修、防修、防复辟的问题，并对全民进行反修、防修教育，进行一次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先后尝试了各种办法，但都收效甚微，没有解决问题。一解放关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1956年，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都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和矛盾。但毛主席还是耐心说服、教育他们。至1958年大跃进，刘、邓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干扰破坏大跃进，毛主席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狠刹“五风”，另一方面替人代过，主动为他们承担责任。1961年七千人大会，到1964年社教运动，刘、邓仍无认错悔改之意，不仅公开否定人民公社、大跃进，煽动包产到户单干；关于社教运动，更是用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进行干扰、破坏，并开始搞非组织活动，企图架空毛主席。毛主席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效后，才提出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防复辟？毛主席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探索过程，最终提岀用“文革”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经中央集体讨论，一致(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通过搞“文革”，并验证了毛主席：“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真理。
毛主席同刘、邓在这将近十年的矛盾冲突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件事。
其一、农村的合作化问题，这包括1956年办农业合作社，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含这之前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矛盾的暴发点是山西省农民，在土改后不久，就出现两极分化，一些进步的农村村干部和农民，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而自发开始搞农业合作社(称初级社)，山西省委支持了走合作化道路，并给毛主席报告了这件事。但报告先被刘少奇看到了，看后，他认为这是“冒进”，指令山西省委作检讨。陶鲁笳同志(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对我说：他们顶着不检讨，因为报告是向主席报告的，毛主席是什么意见，还不知道。后来毛主席看到了报告后，批示赞扬了山西的农村合作化。结果，刘少奇等反落了个作了“检讨”。但不是真诚的认识了错误，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同志下乡视察工作(包括去山西省)，刘少奇委托安子文同志质问陶鲁笳同志，“这些年，是群众听你的多，还是你听群众的多？”这话的意思是说山西省委做了“群众的尾巴”。关于刘少奇等反对山西省合作化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陶鲁笳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岀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揭露了刘、邓搞浮夸风和几件重大事件，现摘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芝圃)：（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邓××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邓××找我谈了话。
问：邓小平找你？什么意思？
吴：邓小平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邓××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识)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吴(芝圃)：“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邓小平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还要带头大刮五风，以狂热的极左面目破坏大跃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曾拜访过多位资深的老红军将领、高层的老干部，解放前后五大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得到了两种说法。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得了一场病。周恩来探望他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我一人出任，感觉有点累。国家主席你担任好了，我只管党，会轻松些。周恩来说：我只做总理，不做主席，主席永远都是你的。并安慰毛泽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这段谈话在中央高层干部中慢慢传开，刘少奇听到后眼红了，对周恩来产生了嫉妒心。
一九五八年春节期间，中央领导也象民间一样相互拜访、问候。刘少奇到周恩来家拜访时曾流露出他的嫉妒心，话中带刺的说：'你是主席的大红人，我远远不及你呀。'
所以说，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是为了压制周恩来。
另一个说法是：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为了感谢赫鲁晓夫对他的厚爱，曾经向赫鲁晓夫写过一封感谢信。信中向赫鲁晓夫承诺他毕生致力于苏中关系友好，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永远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刘少奇回国后，为了炫耀自己，曾经向多人谈及过这封信的事。中苏关系破裂后，刘少奇又否认了这封信。但，话从口中既出，否认是否认不了的。
有，赫鲁晓夫每次访问中国，刘少奇都私自一人到赫鲁晓夫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谈话，鬼知道他向赫鲁晓夫谈了什么？
再则，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成立了人民公社，柯庆施建议大炼钢铁，周恩来提出大跃进，朱德正在休息，就显得刘少奇无所作为了。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的大跃进鼎立支持，就更增加了刘少奇对周恩来的嫉妒心。
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动机是为了策应赫鲁晓夫，向赫鲁晓夫兑现他的承诺” 。
(注：以上选自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1~19）》的原文摘抄。甄石同志还慎重声明：此文中的大量资料来源于党史以外的调查，望网友及有关单位下载、收藏。如果政府肯把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头版刊登的话，我愿意把所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全部献给国家档案局)。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也称“四清” )问题。
关于合作化问题，毛主席同刘少奇等的矛盾，虽是根本性的主要矛盾，但仅在中央内部一些会议上的争论，而关于社教运动的分歧，就向全党公开了。
1964年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说：“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1965年1月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你只依靠(四清)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
(注：以上选自《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围绕23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P1410）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同志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党、这个国家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互联网有文章披露：“毛泽东被逐渐的架空了。有一次会议，邓小平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刘少奇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说话？以至于毛主席拿党章、宪法去参加会，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公民，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不让讲话，以示抗议。毛泽东作为一把手，但在讲话时，刘少奇竟不断的插话，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说，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他老打断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很不尊重。第二天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上一坐，毛泽东说，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最后，特别是许多军队的将领都站出来骂，哪个混蛋敢不让你讲话？”。
1965年，中央一致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教“23条”，并决定撤销了刘少奇的‘四清后十条’。文件明确批评了“四清”、“四不清”的错误论点，还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人当时正在五机部属下的北京一个工厂搞“四清”(接着到张家口地区的农村搞了一期‘四清’)，听了23条的传达，谁都心中清楚批评的是刘少奇(文件没有点名)，并清楚刘少奇搞的“后十条”，尤其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作为样板推广，错了。但实际工作中，工作队主要还是套的“桃园经验”，大多地区“四清”的情况是：神秘化，像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例如，搞什么神秘的“扎根、串联”等；打击一大片基层干部，工作队一进村，大小干部统统赶“上楼”(统统靠边站，接受审查)，“洗手洗澡”(检查、交代问题)；工作队，把党、政、财、文大权一把抓，“保打天下”。 因此，不仅整的重点不是走资派，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几乎没把它当会事，重点实际上就是清经济，整天忙于内查、外调查帐，和让大小干部交代经济问题，其次是男女关系。有许多地方还搞逼供信，有被逼得自杀的。因为上面每天要报“作战成果”统计报表，即清岀了多少经济问题，清出的多，就表扬，反之则批评。
“根据贺龙子女的回忆，刘少奇和贺龙话不投机，并当面批评了刘少奇：196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不预先通知就突然来访。刘少奇坐了一会儿，沉着脸走了。爸爸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愤怒地自言自语：‘想搞什么名堂？有什么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评，就要提意见，…’。虽然贺龙子女百般‘澄清’，仍然表明：刘少奇在文革前夕极力拉拢串联贺龙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刘少奇同样希望能获得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取得同毛泽东斗争的资本，同毛泽东抗衡”(参见《新发现的周恩来》第772至773页)。
从上述，可以分析出：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他重上井冈山，以及多次反复对同志和某些外宾一再重复讲的问题，其中讲得最透彻是：“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选自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我认为这就是毛主席提岀搞“文革”的内因，也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所以我在序言中强调：抓住无产阶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研究“文革”，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研究“文革”的纲，才能纲举目张。
另外，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粉碎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侵略，和国内形形式式机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防尖端领域，世界领先。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斯大林去世不久，篡夺了领导权，很快复辟了资本主义。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象倒骨牌一样，相继变修复辟了资本主。好端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这样塌了方。更严重的是，苏修一再煽动我国的访苏代表团成员，推翻毛主席。甚至赶上门来煽动推翻毛主席。面临这一局面，刘少奇等还企图同赫鲁晓夫勾勾搭搭。
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号称不可战胜、没打过败仗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创纪录地败在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领导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手里。它的飞机、大炮，打不过小米加步枪，使他们都找不到任何理论可予解释的狼狈相，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加上美帝和它纠集的狐朋狗友，使尽了对华严密封锁的招数，结果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靠人民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工、农业等各条战线取得的高速发展的成就，远超过美国独立运动后发展的速度。迫使它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政策。靠硬的一手，它占不了光，所以把颠复我无产价级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二、三代和平演变上，即现今称为的“颜色革命。”
从上述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走资派加速了同赫鲁晓夫的勾搭，对内架空毛主席，并频繁搞非组织篡权活动，到了公然不让毛主席参加会议、不让毛主席讲话。“文革”就是在上述党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已是箭上弦、枪上镗的紧急关头发起的。所以说“文革”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也可以说大民主的“文革”是走资派逼出来的。
3、“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归纳一下反文革“精英”所有反文革的文章，可概括为一句话：“文革”是毛泽东“主观忆想出来的，不合历史发展规律”。前面论述了文化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因此，我认为，没有毛主席，照样有文革，仅是时间早、晚或名称可能不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就包含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即文化革命。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自下而上以“四大”开展的威力最大、效果最卓著的“文革”，除毛主席外，任何人沒有能预见和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这个资格、胆略、才能，能发动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伟大、过人之处。任何其他人，都望尘莫及，这是国内外公认的事实。
文革过后30年的今天，像本人在文革期间一些不理解或不甚理解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基本理解了。文革期间，我就认为如果中央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几个走资派，用组织手段，罢了他们官不也行嘛。凭毛主席的威望，人民无比热爱和珍惜世代才盼来的没有剥削和压迫、而走上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幸福大道，罢几个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派的官，是轻而易举、大得民心的事，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么大的运动。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然会出现一些负面的问题，反给一小撮翻案、秋后算帐留下口舌。然而，这30年，一些反面教员教育了我，我把问题看得太天真而简单了。历史证明，沒有刘少奇，还会有华少奇、胡少奇、赵少奇、江少奇、……；他们不单单是个人，而是复辟阶级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还是不太难解决的，难在存在于各方面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形态，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复辟的危险性。在以前，我们脑子里关于阶级划分的概念，基本上仃留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上，而对意识形态的阶级、阶级斗争，认识很肤浅，沒有看得那么严重。从理论上对精神同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解片面，很不深透。事实上，走资派政变篡权后，利用权、钱交易等等不法手段，一夜成了千万、几亿资本的资产阶级、大地主、反动官僚资本家，让我们受了一场生动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教育课。说明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动阶级，一旦时机成熟，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很容易。从苏联、东欧到中国社会主义变修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现在重温毛主席关于：“八级工资制，货币交换，…，同旧社会差不多，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就倍感亲切。毛主席去世后，复辟派打着反“大锅饭”等等旗号，制造了几十、几百级工资制，还何只是货币交换，权力、人格、肉体、…都可交换，何只是同旧社会差不多，而是不如旧社会，更是超髙速复辟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半殖民地。使我们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正如列宁所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这样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的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物质财富丰富以后，才能实现“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当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达到了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后，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使我想起，在解放初期，像我这类刚参加工作的，照搬上级领导的报告内容，向农民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没有阶级和阶级剥削、压迫，没有工农差別，沒有城乡差别，沒有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髙度提髙，劳动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社会财富十分丰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改为按需分配)”； 沒有军队、法院和政府等上层建筑；就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另附加一些自己的描绘：大家都吃鱼、吃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看来，这些宣传，沒有违反马列主义关于共产主的基本精神。然而这30年，成了天天叫喊“先富论”到目前的创建“小康社会”，这无疑都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口号。
马列主义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概括为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物质财富两大方面的革命，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高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而“一切向钱看”、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质财富最丰富，也决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如被某些人吹捧为“人间天堂”的美国，据说是世界“顶级富”，但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不断挑起侵略战争、杀害弱小国家成千上万人民、大肆掠夺别国资源和市场，是个十恶不煞的最腐朽、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结现实世界，如果人们沒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说是一句欺人之谈的空话；相反，人们虽沒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但钱照样能多起来，当今某些人不是说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富国”，但结果是台湾国民党兵痞郭台铭把建在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变成了他私人“租界”，对工人实行奴隶制专制，把13名工人逼得接连跳楼自杀，其中包括被活活打死后甩出窗外的，震动了全世界，这还是杜会主义吗？在当今科技水平，任何国家变成印钞机很容易。美国一架破飞机，竟掠夺我国八亿件衬衫，美国政府就可兑换发给美国人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折腾到了世界无宁日。薛涌同志在“北京晚报”：“主流们，你们该忏悔了”一文称 “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折腾到了人民币一再髙速贬值，有的资本家死了人，竟把百元人民币当暝币使；年最高工资为600万元，最低者不到1万元，工资差为600多倍。穷人家孩子因掏不起十几元的看病钱，而用红领巾上吊自杀。人民普遍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甚至死了火葬不起。走资派疯狂搞的封、资、修文化复辟运动，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折腾到了腐败不堪，流血事件不断，最腐败和最残忍的恶性案例不断，成为彻头彻尾、集封资修大成的、世界上最腐败的、领土和领海任人入侵瓜分的半殖民地。
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 Bob Avakian在“三个可供选择的世界”里，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说的是‘改革’，但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社会变革！说的是‘平等’、‘民主’，但不仅不废除而且在制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总之，修正主义社会重建了旧社会方方面面的不平等” 、“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建成那样社会和世界(注：指共产主义)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挑战。它超过了简单的改变经济所有制的形式和确立。有一条基本的就是，人民的社会财富将被保护，群众在所有的领域的创造所得，如科学、艺术、哲学等等都将得到保护。政治决策程序将得到简化”、“不仅是所有制的改变，而且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保护’，和“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文化的保证，即：文化的革命。在政治决策程序简化后，便于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他这段讲话中，强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高吉尔同志：“中国共产党在毛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这两场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毛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和中国国内多次反革命阴谋中吸取了许多教训。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创立文化革命理论的材料。通过所有这些材料，毛把我们的革命理论从质上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们认为文化革命是顶峰，它解决了防止反革命复辟的问题。许多人说，文化大革命只是一种中国现象，那是在中国发生的，无论对错，都仅仅是个中国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只是一个中国问题，还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而且它是一个普遍真理。我们坚信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普遍真理。它在中国能生长，在尼泊尔也一样能开花结果”。
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处理武汉问题时对周总理说：“看来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计过高，包括我。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只能正确认识，因势利导”。
以上证明：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即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文化大革命，也称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反文革派、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说什么“文革是毛泽东主观忆想出来的，…”，企图以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强加给毛主席，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但只能是徒劳的。
现在再回顾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所经历的一些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里程，论述文革的必然性、必要性。
毛主席关于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于历史周期律；直至他晚年明确提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系列讲话。如果30年前不理解或不甚理解，则近30年共产党资本主义化的现实教育，就完全能理解了。
共产党腐败到了枪口对了人民、对外投降卖国，各类腐败反动官僚由一个个到一串串到一窝窝…爆炸性的产生，竟到了党内发生一串串黑社会。仅就各级“官员”每年三费(车费、旅游费、吃喝费)就耗掉人民血汗钱将近1万亿元人民币；“人民”政府养“公务员”的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44%。“官员”把“和谐”挂在嘴皮上喊，结果“和谐”到了商店不准卖切莱刀，全年的“维稳”支出高达5100多亿元人民币，这笔巨额“维稳”开支，绝大部分是用于镇压劳动人民的。以及前面所说的：党和政府同地痞、恶棍、流氓、黑社会联合经营的“截访‘黑监狱’——‘北京安元鼎(公司)’”等等。这些，是平常人无法想象的，但30年前，毛主席都预见到了。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资产阶级和反动官僚资本剥削压迫工人和农民等劳动人民的血腥残暴，说明仅罢免几个人的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近些年来，是中共史上罢官密集而最多的时期，但结果是赿罢、赿杀赿腐败，杀到了只好“刀下留情”，对重大腐败案，只得有头无尾，不了了之，因为正如有的国家安全部门专家警告：不能深挖，否则将“影响国家安全”。可见，靠走资派自身反腐、防复辟和反修是不现实的。解决复辟变修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让人民自觉地、随时随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这就证明了文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另外，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在民主革命阶段，参加革命的，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各人是不同的。参加革命后，接受或自觉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更是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能把自己造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和领袖人物。但也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是找岀路来的，甚至是投机来的，革命队伍成了他们韬光养晦躲藏的窩。这类人混入革命队伍后，不仅不改造、反而抵触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伙人，就像近30年又占领了舞台的：宣扬“中了状元”或当了大官后搞反攻倒算、阶级报复、光宗耀祖、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这就是他们投机革命的目的。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新占领舞台，既迎合了民主派、复辟派、反动官僚资本等的精神需求，也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宣泄。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教育，熏出了一代代“人上人”的反动腐朽的封建贵族，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仃留在封建社会，最终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称为“东亚病夫”。这种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流毒，在一部分“老革命”身上根深蒂固，有着割舍不掉的深厚的封建剥削阶级的阶级烙印，当他们自认“革命胜利”以后，必然居功自傲、“天下是老子打下的”、“老子就得坐天下享清福”、“并子子孙孙荣华富贵”。由这伙人篡夺了政权，盗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以售其奸，就必然重蹈历史周期律，使无产价级革命推翻了的旧“皇帝”，而又出了这伙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异类，成了更奢侈、腐败、反动的新“皇帝”，使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例如强占农民土地等，逼得农民集体自焚，这类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就发生在连畜牲都不如的党内走资派的手里。这一系列事实，使我们认识到，解决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问题，比解决生产资料问题更重要，而且更复杂、难度更大。因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反动阶级，是“明码实价”标着的，隐瞒不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动阶级，一般善“韬光养晦”、玩两面派，很难鉴别。例如，陈良宇式的人物，问题未暴露前，不天天站在讲台上作反腐创廉报告嘛。。
这30来年，许多被判死刑的大腐败“官员”，其中不少是在封、资、修文化大复辟运动的毒害下，一步步蜕化变质的。剖析走资派疯狂搞封、资、修“文化大复辟运动”，把许多人变成鬼的历史事实。请问，“文革”中有这类事吗？绝对没有，“文革”把不少“鬼”改造成了人，谁都能例举大量事例作证；仅《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中，就有好些这类生动的事例。
以上，从理论到实践，都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使命；也就是说，无产价级革命，就必然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从苏联变修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亲自领导和实践了长达20多年，经不断实践、总结，在理论上日趋完善。如前说，这是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作出的伟大贡献。
历史也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一样，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发动不起来的。马列主义主张人民史观，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主席不仅主张人民史观，而且严厉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的英雄史观。毛主席同时也肯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提出：在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在批评聂荣臻自封“核心”时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是哲学家们研究的大课题，我在此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在无产价级革命斗争实践中被人民公认为人民的伟大领袖，被全党公认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始人和领导核心。为什么“东方红”一首歌曲深得民心、党心，以至古巴领导人在中国留学生和胡锦涛面前用华语高唱“东方红”，其深刻的政治寓意人人皆知。以及许多国家共产党以毛主义命名，说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已是世界无产价级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毛主席精通马列主义、高尚而无私地把一切献给人类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以及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并在人民和全党享有崇高威望、……，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核心。因此，毛主席不仅及时发现文革的必要性；而且唯有毛主席才具备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格。现在有些人物，对文革说三道四，甚至贬低旁人，而大树自己，无非是其丑恶灵魂的暴露，可笑不自量，无损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半根毫毛。正如我曾发表纪念毛主席逝世34周年的文章：“抹不黑的毛泽东、涂不红的走资派”，文章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一发表，共有八千多人点击(不包括其它互联网转载的点击人数)，几十位同志发表了歌颂毛主席、狠批走资派的跟贴；《求是论台》…等转载了这篇文章。证明，几个反毛、反“文革”小丑，只是几只苍蝇，嗡嗡叫，……。如若不服气，哪个反毛、反共、反文革的“精英”，敢站出来领导一下文化大革命试试。那个领头反“文革”的人物，按他的一套折腾了近30多年，结果怎样？成了国内、外公认的腐败到了不能再腐败。
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不知道，一九六四年中央就有彭真挂帅的文革小组，搞文化革命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所以，一九六六年全票支持《五.一六》通知搞文化大革命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而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将会是什么局面？只要看一下他们领导的50多天“前文革”，就迫害了那么多师生(详情后面介绍)、在全国整了多少“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等。并把朱老总作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进行无情打击(详情下面介绍)。尤其是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一手搞的“后文革”，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男男女女、老中青少被迫害了多少人？这都是人人亲历的。然而，邓小平翻案后，把这一切都栽赃给了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搞文化专制，大搞篡改、歪曲历史的流氓史学、阴谋史学。使许多文革期受尽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残酷迫害的干部、群众，尤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被邓小平玩弄的收买(加薪、积称等)政策，而舒舒服服地被招安，其中极少数甚至充当了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反毛、反“文革”、反社会主义的忠实走狗，拜豺狼为佛。这一教训，极为深刻。
二、文革的成绩不容抹煞
文革期间，不仅人们普遍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自觉地、认真地学的，尤其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经过学习，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有了大的提髙，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不少由精神转换为物质力量，不少同志成了改天、换地的英雄。例如全国家喻户晓的陈永贵同志带领大寨人民树立的大寨精神，和王进喜同志带领大庆油田工人树立的铁人精神；以及鞍钢的同志从三大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鞍钢宪法”；…等等。在这些先进人物和集体的带领和影响下，文革期间，在各条战线都创下了举世公认的伟大奇迹。毛主席领导下的20多年，干出了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囯家100多年才干岀的事。因为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本人发表的文章中，也一再阐述了这些问题。在此，侧重介绍一些数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其中相当一部分选自一些反文革的人发表的文章，在本文不注明材料来源，特此说明。
1、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6年
01月28日 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02月19日 主席指出，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02月21日 中共中央制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03月04日 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接轨。
05月03日 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05月09日 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考古发现并保存北京人头盖骨
10月08日 中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15日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0月27日 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
12月23日 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
01月05日 中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01月16日 中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0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
0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07月01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07月07日 全国夏粮丰收，比去年增长一成。
07月26日 中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考古发现新洞人,正式发掘在1973年
09月05日 中国援助赞比亚政府10亿无息贷款修建坦赞铁路。
10月05日 中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月15日 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月15日 广交会开幕
11月29日 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
01月8日 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0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02月23日 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04月15日 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09月03日 中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1月20日 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12月25日 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12月28日 中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2月29日 南京长江大桥竣工。
1969年
02月21日 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即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04月02日 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05月05日 中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06月13日 决定在上海、天津、大连6个船厂新建8个万吨级船台。
07月08日 十年时间建成河南红旗渠。
09月13日 丹江变电工程提前完成。
09月23日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09月25日 药品大幅度降价，比年初降低37％，比1950年降低80％。
09月26日 无偿援助越南5．56亿元。
09月30日 北京燕山炼油厂全部建成投产。
09月30日 中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中国电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03日 中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0月04日 中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0月28日 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
11月14日 加速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11月16日 中国农业丰收
1970年
04月26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06月1日 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厂。
07月17日 农村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过去的20年的两倍。
10月16日 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10月17日 中国全民援助朝鲜13．14亿。
12月25日 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2月26日 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
1971年
01月02日 中国轻工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03月03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05月15日 开展工业学大庆
诞生了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
06月27日 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07月08日 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
08月22日 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首次以核动力驶向试验海区，进行航行试验。从此中国海军作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海军跨入了世界核海军的行列。
09月27日 中国无偿援助越南36．14亿元。外援金额70亿，建国来最多的一年。
10月02日 追加基本建设投资51亿。
10月25日 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
11月18日 全国建成1800多座小水泥厂。
11月18日 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2月07日 全国年度水利建设50亿立方米，增加农田3000万亩。
1972年
01月13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01月28日 解放军落实五七指示，发展农副业生产，许多部队做到肉菜自给。
02月21日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
02月28日 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关系从此走向正常化。
05月13日 中国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1971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4倍。
08月21日 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另有设备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09月10日 4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
10月13日 连接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干线湘黔铁路通车。
11月26日 月助越南抗美26．57亿元。
12月26日 中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年
01月02日 国家计委提出进口43亿美元国外设备的方案。
0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是解放以来电力发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03月0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就。
03月20日 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出口农副土特产生产基地。
04月10日 决定建设邯邢钢铁、煤炭基地。
0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
05月04日 中国日本共同投资施工建设中日海底电缆。
06月18日 国际大米价格上升，中国增加出口100万吨大米换回小麦。
06月28日 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07月16日 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08月01日 新华社报道，夏粮丰收，这是建国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年。
08月05日 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0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水田农业机械化取得新进展。
0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电子工业迅速发展。
08月27日 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09月03日 中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
0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钻井进尺和建设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09月26日 国务院重申对外贸易的重要原则。
09月30日 新华社消息，中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
10月15日 秋季广交会开幕，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往来。
10月25日 西藏发现几十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11月01日 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投产，小型水电站5万多个，遍及全国。
11月08日 西藏军区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11月13日 国务院转批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12月20日 中国航空线80多条，连接全国70多个城市，与100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
12月22日 5年来，8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月26日 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1974年
01月12日 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战略思想，国家计委提出《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
01月21日 国务院要求很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等四点要求。
01月22日 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
01月30日 国务院批示防止沿海水域污染。
0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去年创年钻井进尺150105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0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02月24日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03月23日 中国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建成。
03月29日 首次发现兵马俑
03月30日 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涞建成。
04月02日 中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
04月15日 第三十五届广交会开幕，规模为历届之最。
04月31日 中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05月15日 华北滨海地区又建立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07月17日 中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
08月09日 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09月12日 中国第一个5万吨级码头建成。
09月15日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
09月30日 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
10月03日 中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0月23日 中国地方小煤矿去年产量比1965年增长两倍多，占全年28％。
10月26日 无偿援助越南11．17亿元物资。
12月19日 三门峡水电站建成。
12月27日 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
12月31日 中央要求切实着金计划生育工作。
1975年
01月13日 提出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01月14日 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就。
01月15日 中国红麻、黄麻实现自给自足。
01月25日 降低半导体收音机零售价格。
02月03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02月04日 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0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05月30日 中国第一次发现古生界地层油田。
05月31日 国务院界定出口黄金，引进铜、铝、橡胶、涤纶等原料。
07月05日 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07月08日 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道建成。
07月19日 中国化肥产量显著提高，上半年增产的化肥可增产粮食100多亿斤或3000多万担棉花。
07月28日 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
08月08日 河南地区特大暴雨，国家拨7亿元救灾费。
08月19日 国务院决定2亿美元进口。
08月19日 无偿援助柬埔寨6亿元物资。
08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三、四年来，每年有一大批电站建成投入生产。
09月01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今年早稻丰收，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09月03日 新华社报道，截止到1974年底，中国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0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一亿只广播喇叭连接千村万户。
10月07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0月27日 中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
11月17日 中国原盐丰收，创历史最好水平。
11月26日 中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
12月24日 焦枝铁路通车。
12月39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
1976年
01月21日 又一艘万吨级浮船坞“华山号”研制成功。
03月13日 大型火力发电厂——莱芜电厂投入生产。
03月22日 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04月15日 广交会开幕
04月21日 京沪杭载波电缆投产。
04月24日 6011米超深井打成。
05月01日 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数比1965年增加7．5倍，调查工作发展到黄海、东海和南海。
05月12日 邮电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06月06日 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
06月29日 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