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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
恽仁祥，恽代英的侄儿，原国防科工委情报所后勤组组长。
本文是网上公开的草稿
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
　　惲仁祥　著
責任編輯：林　涛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6347-2-6
2012年7月第1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2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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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仁祥：我亲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草稿)
2011-4-3
我亲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草稿)
恽仁祥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我亲历的文化丈革命 10
一，我为什么成为“造反派”
1、解放后受的教育铸就了“造反”性格 10
2、本人的成长史培育了我“造反”的性格 11
3、阶级斗争的深入进一步推动我“造反” 21
二、接待红卫兵 24
三、情报所第一张大字报 34
1、我们贴大字报前和后国防科委运动开展情况
1)、文化大革命初的国防科委 35
2)、聂荣臻领导的50多天的文革 36
(1)、刘毅民组织处、室干部贴保刘大字报 39
(2)、制造恐怖 39
(3)、召开会议对我们进行围攻 40
2、大字报击中了所“文革”的主要斗争目标 40
四、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3
1、关于群众组织问题 46
2、严格掌握无产阶级政策 47
1)、如何对待不同观点的同志 48
2)、批斗“保皇派” 48
3)、批判犯了错误的干部问题 50
五、5.13北京展览馆的演出 52
1、聂荣臻操控的“总勤务站”的起家 53
2、聂荣臻的御用工具“总勤务站” 53
3、聂荣臻把情报所90％以上的干部、群众打成
“反革命”，即“小三军” 54
4、坚决宰断伸向情报所的黑手“总勤务站” 55
5、制止武斗 56
6、同聂常委谈判 57
六、聂荣臻砸烂政治部 刘毅民立“大功” 58
1、砸烂科委政治部 58
2、揪斗罗瑞卿同志 60
3、陷害彭德怀等老同志 60
七、聂荣臻拉山头树自己的“学代会” 67
八、清理阶级阶伍 74
九、“聂核心”上了林彪“贼船” 74
1、为林彪武装政变提供国家绝密文件和科技资料 74
2、聂荣臻把造反派“一锅端”离科委机关大抓“5.16” 75
1)、智斗“军管组”赵育群 78
**我的入党申请书 79
**赵育群让我当“学习班”班长 82
2)、聂核心捏造“国防口5.16”假案残酷迫害造反派 83
(1)、赵育群大办“学习班” 85
(2)、赵育群召开揪斗“国防口5.16”大会 87
3)、非法关押我三个多月 90
3、中央逮捕了林彪死党王秉璋、粱军 91
十、批林批孔 94
1、我亲历的批林批孔运动 94
1)、叶剑英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95
2)、周总理召集并主持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97
3)、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 103
4)向中央军委汇报 111
2、关于“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 113
3、走资派、文痞说“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 114
4、毛主席谈批孔118…
十一、张爱萍“整顿机关和七机部” 124
1、张爱萍整顿科委机关 124
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126…
1)、文革十年的七机部是不是像张爱萍说的
漆黑一团“今不如昔” 127
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的制胜法宝 128
3、关于长征运载火箭 129
十二、反击右倾反案风 132
十三、右派武装政变 134
1、揭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同志
即称揭批“四人帮”运动 134
1)、如此批判太荒唐 134
2)、搞逼、供、信捏造假案 134
3)、诬陷江青“反毛主席” 138
2、聂核心打击报复迫害干部的罪行 139
1)、李敏因揭发张爱萍勾结王洪文私造核弹头而遭迫害 140
2)、张爱萍凭空捏造假案迫害同志 142
3)、张爱萍私造的监狱 164
3、张爱萍为掩盖自己罪行而栽赃陷害他人 146
1)、张爱萍电话布置刘毅民搜集中央领导的材料 147
2)、张爱萍搜集了黑材料的物证 148
3)、刘毅民、丁某某揭发张爱萍 150
4)、中央领导批示 150
5)、科委给中央的调查报告
第二章、走资派大刮翻案、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一、利用职权为自己翻案、树碑立传 158
1、“文革”中张爱萍无罪吗？ 159
2、张爱萍大搞右倾翻案 164
1)、关于钱学森同志批张爱萍的问题。 154
2)、国防科委常委所作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问题 168
3)、关于“大闹政治局” 169
4)、关于“四条汉子”“四大金刚” 169
5)、“造反派到301医院批斗张爱萍” 171
6)、张爱萍同王洪文勾结私造核弹头、图谋不轨 172
3、聂荣臻“王国” 对科研等造成的惨重破坏 183
二、刘少奇的案该平反吗 173
三、邓小平的案该平反吗 181
四、走资派对造反派疯狂反攻倒算 206
第三章 与“文革”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事件的思考 197
一、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214
1、文化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
2、1966年中央发动“文革”的时代背景
3、“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革的成绩不容抹煞 238
三、向红卫兵致敬 253
1、革命群众运动好得很
2、向红卫兵致敬
四、如何正确认识“文革”中的周总理 268
1、正确评价周总理
2、周总理严于律己
3、周总理同江青同志
五、武斗和死人问题 299
六、还庐山会议真面目 314
七、党内有沒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323
八、彻底批判“决议” 338
1、“决议”背叛了马列主义 338
2、否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斗争 343
3、“决议”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百岀 349
4、“决议”践踏了党的组织原则 350
九、1976年10月6日右派武装政变 361
第四章 “文革”的经验教训 374
一、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375
1、把接班人看作是选一个人的问题 376
2、关于老干部终身制 377
二、关于军队 378
三、群众运动的频率太高 379
四、正确对待左派的问题 380
结语 382
前 言
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从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走资派、资产阶级于当年10月6日武装政变以后，他们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而大肆妖魔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称：“文革”)。并不顾事实美化自己，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文革”这段历史，丑化得不成样子，不仅把毛主席、周总理健在时，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顽强推行修正主路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破坏，都归罪于毛主席；而且把他们篡权后的30多年“改革、开放”中必然发生的腐败、污泥浊水等，也栽赃给“文革”和毛主席。 利用他们掌控的报、刊、电视、广播、小说、教课书、戏剧(包括电视剧)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丑化、栽赃等聒不知耻的疯狂宣传，搞资产阶级舆论专制。正如前些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等)发文所讲：报告文学每况愈下，标题为“‘政绩’文学催生四不像”的文章称：“很多现实批判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者面临髙风险，很多作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人身威胁”。如实阐明了当今资产阶级舆论专制的现状：官办报、刊、图书等所有宣传媒体，对“改革、开放”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即使“改革、开放”已使党和政府腐败到了古今中外超级腐败的现状，也得把它歌颂成“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太平盛世”、…；相反，对“文革”、江青同志等只能贬低、妖魔化、人身攻击，而不能讲真话；否则就被查封、打击、迫害。赤裸裸地推行指鹿为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集封、资、修于一身的法西斯独裁专制。最近暴露的党和政府同地痞、恶棍、流氓、黑社会联合经营的“截访‘黑监狱’——‘北京安元鼎(公司)’”，就是这种法西斯专制的活标本。人人皆知，即便是十分腐败的封建社会，也还允许老百姓“击鼓申冤”，但打着“共产党”旗号、“社会主义”照牌的“人民”政府，为了标榜“人权”、“零上访”等伟大“政绩”，而同地痞、流氓、恶棍、黑社会联合经营“截访公司”、私设监狱，把蒙冤上访人员非法绑架进黑监狱。这个问题暴露后，有报导称：“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决定给付政华写一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长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安元鼎公司’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闻所未闻的触目惊心的最残暴的法西斯专政的鉄证。以及“文革”中的一些材料、档案被某些人不知出于何目的而销毁。可见，当今要如实反映“文革”这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和继承的历史经验之难度。
我们这些从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的那天起，亲历、亲见、亲闻了从解放至今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人，理当担起还人民一个真实的“文革”史的使命。但由于各人掌握情况的局限、世界观改造得不够或很不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理解得不深不透、尤其是各人阶级立场的差异等诸多原因，任何个人很难把几亿人投入的“文革”史说清楚，这就得靠群策群力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我认为应抓住重点，从中总结出“文革”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对未來的无产阶级革命有所启迪。
近30来年，因退休闲着，我们这些熟背“活到老、学到老”的老朽，除读了一些马、列、毛著作外，还看了一些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和境内外出版的图书、资料；和互联网发表的大量涉及“文革”方面的文章。并试写了几十篇涉及“文革”的屈作，发表在互联网上，其中少数被一些党报和知名报纸转载。经过这段学习和写作的试探，感到要如实写出自己亲见、亲闻、亲历的“文革”，必须真正彻底解放思想，以“五不怕”精神，排除种种主、客观阻力和干扰。
要敢于如实把自己摆进去，不管是对、是错，把它亮出来，任凭旁人和后来人评说。才能把一场生动的“文革”，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因为各人经历的“文革”过程，是整个“文革”的一粒“细胞”，按现在的科学技术，一些高手能从这些“细胞”，“克隆”出“文革”的主要特性。
要打破迷信，发扬敢说、敢干的“造反精神”，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倡凡事动脑子想一想，看是否真有道理？共产党从来不提倡奴隶主义和盲从。只是近30来年，搞什么“不争论”，把整个党的生话搞成了“万马齐暗、一修独放”的极不正常的状态。我认为，要还真实的“文革”史，必须重新审视像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等问题(注：以下称“决议”)。单就这个“决议”而论，它是全盘否定“文革”的动员令。从近30年许多公开报导的材料，证明“决议”的主要论点都出于邓小平一人之口。在此只得欠恭责问：自称的一些“老革命”，邓否定的，几乎全是原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刘少奇和邓本人所犯错误的决定。即便不说邓本人曾对自己所犯错误作过“认真”书面检查，并表示“永不翻案”，这早已人人皆知。但邓小平不仅没有按一贯的党纪精神，回避讨论主要涉及到他本人重大问题的“会议”，反而亲自压阵、讲话，实际操纵了会议，而通过否决对刘少奇和他本人问题的原中央决定，明知故犯地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难道那些“老革命”不懂这些吗、还是另有打算？因此，我认为那个“决议”有关“文革”的内容，只能看作是邓小平出尔反尔的“自我鉴定”，称是他的翻案书更妥当些。而把它看作是“党中央‘决定’”，是对党纪的蔑视和玷污。把它强加给全党必须遵循的准则，更十分荒谬。而且按“决议”精神，实践了这30多年的史实，反更证明“决议”所否定的，恰恰是正确的。把几亿人民响应党中央(包括刘、邓等‘老革命’一致通过的开展“文革”的决定)号召，而参加的“文革”，竟被诬蔑为一无是处的“一场浩劫”。几亿人民成了“一场浩劫”的“暴徒”，说得通吗？你们承认这些“暴徒”是你们动员教唆的吗？我看了不少人写“文革”，所以写成阴谋史，同没有能跳出“决议”这个怪圈，密切相关。
坦率讲，邓小平等上台后，关于如何评价“文革”？曾一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糊涂，包括对“大跃进”的认识，也是如此。因为有许多问题，认为似乎是“败笔”(即可能是错误的)，感到认识上沒有把握。因而观望、研究一段时间，而不匆忙检讨自己“跟党跟错了”，“造反造错了”。 后来，我同好些知己朋友讲：如果邓小平是继承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对不足或错误之处，予以补台或纠正，而不是货真假实复辟了资本主义。我绝对重新审视我在“文革”中这段“造反史”。但按他的路线搞了这30年的现状，谢谢他们不仅为我解脱了检讨“文革”那段“造反史”，反感到很自豪，“造反”造对了。因此，研究和回顾“文革”，不能脱离了这近30年，否定了“文革”而铸成的现实，孤立而书生味十足地看“文革”。我们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相对于形形式式修正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等而言的。说社会主义好，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的旧社会而言的。任何事物，沒有比较基准，就只能是小知识分子的浮躁、妄谈而已，要让他们自己来试一下，结果会是不堪设想的后果。就会同邓小平等一样，妄谈毛泽东，结果自己一试，就折腾到中国目前无法最腐败的惨状。这伙人最根本教训，就是忘掉了他们自己历史上有一段值得自豪的历史，正是因为他们心服口服在毛主席领导下才干了些得人心的事。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真理的相对性，真理都是相对的，绝对真理是沒有的。所谓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之和。所以，研究文革，必须有参照对象。现在社会上研究文革的文章、书、刊，虽琳琅满目，其中包括国内(占比例极小，而且都是“决定”的填充)和国外、境外的，其中除相当数量是在做那个“决议” 的填充题，而走上阴谋史学的邪路外；即便一些学者“公正”的介绍“文革”，其中大多又属于把“文革”悬空着去评说，即沒有参照对象，也就是丢掉了“文革”明确提出的要解决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前提，更丢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显明阶级属性；而用“理想主义”、“主观唯心、形而上学”、阶级斗争熄灭论等观点去研究“文革”，结果表面上是讲得头头是道，但实际是无的放矢。但这些好好先生，不看看“沒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和谐”了30多年的今天是什么样子？不把毛主席点名永不翻案靠不住、还在走的走资派邓小平，按他那一套，不让争论而搞成今天集世界上一切最腐朽、沒落的封、资、修之大成，成了古今中外最腐败的“中美国”、帝国主义的“组装厂”、半殖民地。不把这作为研究“文革”的反面样本，即参照对象，能研究出真实的“文革”吗？绝对不能。所以，我一再表示，要谢谢走资派先生们这30来年的表演，让我大开眼界，能基本上弄清了“文革”中的一些是是非非。才算真正认识了“文革”对于反帝、反修、防复辟，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同理，研究“文革”，也不能套毛主席曾说过，文革三、七开，三分缺点、七分成绩。并说“文革”中，(一些人)怀疑一切，全面内战。我们也应当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实事求是的把文革中存在问题写出来，不把毛主席的估计，当填充题去找答案。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谁干的，就说是谁干的，力争问题清楚、责任明确。避免像有些人那样，只要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问题，不管是谁干的，统统归罪于一人，这是违背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论的；利于一些人逃避责任、混水摸魚。现在有一种怪论：“文革”己过去了几十年，“改革、开放”造成了官员恶性腐败、社会发生一连串极度荒唐事，一些“天才理论家”也能把它化作“文革”的“流毒”。毛主席说，“文革”支持的人少，而反对的人多。我理解这是指上层“高官”，而不是指人民群众和“小官”。 人民群众和“小官”绝大多数，不管以什么观点、立场、动机，都是积极参加“文革”的，而且大多极力抢着自称“造反派”，“造反派”是“文革”期最时髦、最“光荣”的名词。所以“文革”期许多群众组织都声称是什么“革命造反”兵团之类，我还真没有见过打着某某“保守派”兵团之类旗号的群众组织。只是在华国锋、叶剑英叛徒集团政变、复辟资本主义后，不少人争着说是“文革”期的“保守派”。可能这类人其实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泒，而是个“风派”、“投机派”。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大官”多数是反“文革”的，毛主席的估价被实践证明是准确的。因此，“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阴暗面，情况十分复杂，必须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人具体分析。
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研究“文革”。核心是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文革”。并抓住无产阶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研究“文革”，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研究“文革”的纲，才能纲举目张。这里涉及“文革”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对每个人来说，又是一场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大革命，称为“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站在这个基点看待“文革”、投入“文革”，则才能做到不管遇到什么风浪，都能“胜似闭庭散步”，而无恢、天恨。有些自称“造反派”，背离了这些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以个人私利为准研究“文革”，还认为旁人也同他一样，都是向“文革”伸手要“油水”的，就必然陷入一些枝节问题，而占进了个人主义牛角尖，不能自拔。有些人甚至怨天忧人，怨自己的家庭岀生、或社会关系问题。而对共产党的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而重在个人表现的正确政策，持抵触态度。把文革全过程用唯成份论，论述“造反派”、“保守派”，几乎贯穿了一本约30万字的“大作”。 结果把自称的“造反派”，蜕变为一个猖狂的反毛派。从这些典例，说明任何自封的“造反派”、“左派”，不一定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因为不管是“造反派”、“左派”什么派，都应有明确的政治和阶级属性的特征。其实，实践证明，人是容易变的，造反派、保守派并非一成不变，更非铁板一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何况群众组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以，我认为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其中都有左、中、右。一个几十、几百、几千、以至上万人的群众组织，我不相信能纯而又纯，要么都是造反派、或都是保守派，这既不现实、也不客观。“文革”中，闹什么“红五类”、“黑五类”，是极少数人搞的，不是主流。另外“红五类”的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泒；“黑五类”的也是如此，这都是客观现实。唯物主义承认外因是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造反派、保守派，主要由个人的世界观决定。把握住这些原则，才能避免把“文革”歪曲为一些人与人之间恩怨纠葛，把几亿人都扭曲成，为个人私利拼搏的一场混战。一些写文革的图书、文章，所以写成如此糟粕之作，同作者的世界观、阶级立场、理论水平等密切相关。有些作者写的东西，明白无误表明其参加“文革”是投机，甚至是为了对无产阶级、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根本就谈不上在研究“文革”。 所以，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公开声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观点，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文革”，而只能是被丑化为一些不同人群间争权夺利的“大混战”。就象现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导演出的种种伤天害理的天下第一、可获腐败诺贝尔国际奖的大悲剧。现在市场上某些关于“文革”的著作，就是这类投机“文革”的一伙异类的渲泄。这也说明，参加“文革”队伍的，什么人都有，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的，不仅造成“文革”岀现种种复杂局面，而且直接造成研究“文革”时，出现各类奇谈怪论。所以，研究“文革”，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如果脱离了“文革”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去议“文革”，就只能是无的放矢，也就沒有研究文革的共同语言。
　 毛主席“文革”期对学生们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而有些人，因为父、母或亲属，在“文革”期受了点冲击，就同“文革”结上仇，如果能学学毛主席这种胸怀，就不会出这类问题。前面还介绍了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同志在“文革”初，被北航造反派批斗、戴高帽、游街。回到毛主席那里，江青开玩笑说：“保皇派回来了”；毛主席问：戴高帽沒有？是多么应对自若，不仅无丝毫怨言，更显为女婿受了教育，而祝贺似的。有些在“文革”中受了点冲击，更是对“文革”记恨在心。这种思想状态，还能正确对待“文革”吗？我的家庭也非世外挑园，我哥哥1937年入党，从未被捕过，但在“文革”，被当作“叛徒”，被批斗、隔离审查；我爱人的小叔父恽玉堂烈士，1927年入党，1941年同日寇枪战牺牲，“文革”期也被当作“叛徒”审查；还有其他亲友被隔离审查等等。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冤案，在1970年左右才相继平反。我不是表白，我从沒把这些当回事，审查就审查，无所谓。本人就被整得更惨了，这在后面详细介绍。平时我们谁都能背：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但遇到实际问题，就不一定处理好。当然，这里指的党是无产阶级党，而不是修正主义党。　
以上是本人研究“文革”力争应持的观点、方法和立场。但也象“看戏”一样，站在“观众”的立场，评论旁人的表演，相对而言，比亲自去当“演员”要容易得多。当在自己笔下反映的“文革”，是否能完全如实反映历史？只待旁人和后来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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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木头（陈宇红）
第一章：我亲历的文化大革命
我作为“文革”全过程亲历者，虽有局限性，但我作为原国防科委(以下称科委)“文革”从始至终的“造反派”骨干成员，有这个责任，无保留地把我亲身经历的，实事求是地向人民有个交代。但由于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立场等因素，会有不足或错误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我为什么成为“造反派”
在“文革”期间，我为什么成为“文革”自始至终的“造反派”，决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有其错综复杂的内、外原因。
1、解放后受的教育铸就了“造反”性格
凡解放后所受教育(包括党、团组织和学校、社会、各类书刊报纸等等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造反”。 大家都记得历史上的历代开国元老，都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使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尤其是近代史，不管李自成还是洪秀全，都是造反，想推翻封建王朝，虽都失败了，但他们向腐败的旧王朝造反精神对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孙中山先生造反，推翻满清王朝，更为中华民族立了卓著贡献。而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使被人诬称为的“东亚病夫”，人民又挺直了腰杆，穷人翻身做了主人，这都是许多革命志士对国民党反动派造反取得的，这个造反精神，深深扎在人民心中。而且历代造反取得政权后，无例外地发生过复辟倒退，迫使造反始终不能停息。实践证明，共产党也不例外。因此，我认为“造反”，始终是社会中坚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的神圣责职。如果把“造反”看作“反动”、“非法”，这正说明社会出了问题，出了复辟、倒退的逆流。
2、本人的成长史培育了我“造反”的性格
1949年4月解放时，我17岁还差一点。因此，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旧社会耗掉的。由生至今，死过两次，“阎罗王”说我去得太早，把我赶回来了；病危了三次，又治好了；“文革”期间，被整了三次，其中两次斗争十分残酷，如实讲，都坚强地挺下来了。我始终认为：沒有白来这个世上一趟，很有意义。
我出生在离长江仅10华里的江南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江苏省武进县西夏墅镇(现为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一个离镇仅1华里多的农村东庄村，最早是个独家村。西邻为我恽家词堂，前后三幢较富丽的高大瓦房，南向，大门庄严，门前一石板铺的广场，场南是一条贯穿全村东西向的养鱼大池塘，池塘四周是稠密适宜的高大树木；祠堂后面有个大花园。这是恽姓家族摆放祖宗牌位的所在，旧社会每年冬至节，年满30岁男性来词堂拜祖宗，并吃一餐丰盛的冬至酒席。祠堂有户负责看护祠堂的，长者老太我叫她干妈，干爹早过世，我沒见到。词堂西邻是观音庙和土地庙。观音庙有和尚三个，终年香火兴旺。土地庙简陋、败落。
我的家，祖辈很穷，祖母做帮工(相当佣人)，生一独子，即我的父亲。由于祖辈穷，仅我祖父娶亲成家，其余和亲房(即隔了数代的同族兄弟)都未成家，去世后我父亲继承了他们的遗产，一下成了盈实之家；并读了点私塾。母亲九岁做了童养媳，一世认不得一个字，是全家劳动的台柱子，又是管家。她46岁生下我这个落稍巴(即最小的)。生下不到一周，就死了，妈把我按当地风俗，把洗澡用的长园木盆反过来，底朝上，把我摆在木盆底上。我父亲走来一看，见鼻子还略微扇动，赶紧抱在怀里，说抱去请人扎扎针试试看，急忙抱着到后村(离3华里)，扎了几针，说是有哭声了，抱回后，活了一条命(现在看，就是土法接生，患的致命的“破伤风”)。
1937年，日冦到了我家乡，当时我6虚岁。一天，天将黑，看见日本鬼子从镇上出来，直奔我们村子来。我爸背了我，领着全家(我妈、哥哥、嫂嫂、小姐姐和比我小两岁的大侄儿)，逃到村后一条小河北面，叫安宁河北的刚出苗的麦田里。将近黄昏，天已冷(初冬)，远看着我的家火光冲天，鬼子放火了。哥哥不甘心，冲回家想抢点粮食之类出来，结果被鬼子抓走了。很久，哥哥不回，天又冷，眼看着家被烧着，妈和嫂嫂他们都哭了，我和侄儿也都跟着大人哭。快天亮了，哥哥突然回来了，说是鬼子让他到河边挑水时，乘机逃跑回来了。全家才收住眼泪，天亮走回家，一个盈实家庭，全成了灰烬，全部家当就剩下每人随身穿的衣服，秋收在家的粮食还在冒着烟。大人从火堆抢出一些基本烧尽成了焦炭的“粮食”出来。全家住进了土地庙，吃了几个月的焦炭粮，一股既有难以形容的焦烟臭味，更难下喉的焦炭，吃到饭时，大人们咬牙忍着，我和侄儿不懂事就哭，不肯吃。搞得全家抱成一团哭，还得好说赖说让我们吃下去。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一直到田里的麦子可以吃青苗为止。可是第二年夏，因我父亲本来就有病，这么一折磨，又无钱看病，父亲就去世了。为此，请亲戚帮忙，在废墟上盖了点草房，借了一口棺材，把父亲的遗体入殓后，放在草屋一年，因当时没钱，出不起殡。才搬出了土地庙，但我和母亲、姐姐住进了恽家宗词，直到解放(姐姐于1944年去世)。这期间，我8岁(虚岁)那年，大伏天，到地里检人家拔豆子掉下的黄豆，由于我从小太阳下不爱戴帽子，中午暴晒，约一点多钟时，背着拾的豆子回到家，就沒吃饭，而睡了。直至全家干完农活，吃过晚饭，大家都逐个洗完澡，我妈才突然发现沒有见到我吃晚饭，而找我，怎么喊也不见人应声。就担心我淹池塘里，全家到池圹边找也不见踪影。我妈就急得大哭喊起来，最后跑到房间，把蚊帐一掀，见人躺在床上，但怎么喊也不沒有应。点着豆油豆盏一照，发现两眼向上翻着，全家一下嚎啕大哭。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耳朵听到他们大哭、大喊，眼睛看着桌子上的汽水瓶(即早些检的黄豆，卖了买回一瓶汽水)，就有一米多高(现在知道瞳孔放大了)，但嘴里讲不出话。只听我哥哥劝大家别哭，但谁也沒了主张。只听哥哥说，把汽水打开，灌点汽水试试。结果灌了几口汽水，突然我说：我自己喝。一下全家收住了哭，都望着我。这时，我也能清楚地看着他们，不再是高大无比的巨人。约10多分种，鼻孔、嘴巴大量鲜血冲了出来，什么办法也止不住，足足放了约一碗(半斤多)血，才慢慢仃下来。这一下就倒下了，吃了好多贴中药才能起来走动。医生说，高温使血液向上，幸好鼻腔血管破裂，而流了出来，要是堵在头部或头部血管破裂，大流血流在大脑，就沒救了。这就是“阎罗王”第二次把我赶了回来。三次病危就把其中两次放在下面有关部分提一下，节约点文字。
日本鬼子来后，我家很快成了新四军联络站，两只鞋中间夹一支短枪的新四军和地下党，常来常往。有时他们把我领着上街，当了掩护。也见到他们从我们家出去杀日军外出的散兵、去炸日军碉堡、在公路阻截日本运兵车，……。很晚我才知道哥哥那时是共产党员。
1945年，我小学毕业，也称抗日胜利届毕业生。由于哥哥进步，送我上了几个月中学。因新四军北撤，哥哥一走，失学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来，就更惨了，给我家扣了“共匪家属”帽子，经济上接连敲诈，政治上迫害，就又破产了。嫂嫂于1947年秋上吊自杀，丢下四个孩子。我妈当时己60来岁高令，大侄儿13岁，小侄女还是几个月吃奶的婴儿，只得送给了人家。家庭的穷、困状态可想而知，产生了強烈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还祸不单行，穷困的家，养成我捞鱼摸虾的技能和习惯，靠这改善点生活，还卖到点钱。什么野兔我都能捉到活的，养在家招待来客。螃蟹、虾常常一抓就好多斤、10多斤，又吃又卖。冬天每年都能捉到几只黄鼠狼，吃了肉、卖了皮，钱给妈买回小猪或棉布。但是，因捞鱼摸虾传上了血吸虫病，到解放前夕已是后期：肚子己鼓起来，人像粒大麦，两头尖而中间粗，皮包骨头，每天吃进很少，晚上大多呕了岀来，大便基本上是带血的脓液，…。就在这危急时，解放了。病到这种状态能活下来的，家乡真是了了无几，绝大多数是死了的。共产党一来，我得救了，有了医疗条件，但彻底治好是毛主席关于“送瘟神”发表后，成立了血防站，住一个多月医院治好的。4月份解放，我6月份参加了县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回来后，参加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其间还担任区秋征粮库总会计兼总保管，并于11月发给一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志愿书，填好上交后，不到一星期就当上了镇第一任团支部副书记，而三个月候补期只补了几天，就当了副书记，很快任书记、后改为总支并任书记。那时的薪金是每月120斤大米，全家吃粮有余了，这对一个解放前借高利贷吃了3个月霉豆饼的“共匪家族”，简直是一步登天似的欢乐了。土改结束，组织上交代我完成全区土改土地清册编制工作后，让我出去念书。镇党支部书记找我，对我说：你写个申请，可以入党。我说：入团沒写申请，组织上发展了，入党写什么申请，由组织发展嘛！这一拖，就好多年。说实话，那时，对参加革命同入党，我分不清楚，认为参加革命，就是入党，更不请楚还非申请不可，更想不到入党是为了光荣。参加革命，只知道帮穷苦人闹翻身。土改结束，我认为搞参军抗美援朝光荣，我当时是总支书记，带头报名参军，大侄儿恽玉耇也报名，叔侄俩都报名参军。我母亲在全乡动员青年参军大会上诉苦，并送子、送孫参军。我们成了全区搞得最好的团支部(总支)，受到表扬。我戴上红花、唯一的一个骑着马(我们家乡不养马，是政府从别处借来的)，人民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参军。结果，体检时，医生是我参加县训练班学习时给我看过病的，认得我，说我有血吸虫病，未经体捡就被淘汰了，区、乡领导出面说情也无效。我大哭了一场，好男有泪不轻弹，但我掉泪了。侄儿体检合格参军了，于次年牺牲在朝鲜。后来志愿军回国后，当场见我侄儿牺牲的同志告诉我：玉耇牺牲得很惨，整个脑袋都被炸得不见了。这一情况，直至我母亲去世、哥哥(玉耇的亲生父亲)去世，我都沒告诉他们，怕他们承受不了。我后来把全区土改清册搞完后，镇压反革命开了个头，由镇江地委介绍我到省立镇江中学初中二年级念书。解放前虽上几个月初中，但只学了算术，对几何、代数、物理等一无所知，挿人初二的困难可想而知。一位女同学让我和她同桌，女同学名叫王静仪，帮助我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另外，当时的班主任洪凤仪老师、教导主任毛主任，经常找我谈话，教导和指点。加上我有一股不服一个农村干部念不好书的拼劲，头一学期连课间、自由活动等都不休息，啃书本。到期终考试，成绩优异，数、理、化全满分；政治课不用看书，也可考90分以上；语文和外语不复习也可考85分以上。唯历史、地理两门，因思想不重视，上课后从不复习，考试时复习的精力大多都用在这上面，但历来是70至75分，没考过75分以上，也没少于70分。第二学期，洪凤仪老师就要求我每天早自习，给数、理两门课学习有困难的同学讲课。学习上去了，就有了空余时间，初中毕业前，我通读了《资本论》和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这都是在农村工作时非常感到缺乏理论，对工作影响太大，而促进我学的；遗憾的是没有能通读一边政治经济学，又因为大学提前一年毕业，也少学了政治经济学、统计教学和一门专业课天线。初中毕业前一个多月，我突然患上了盲肠炎，由于校医误诊，吃了止痛药，最后送医院已肠穿孔，腹腔化脓，进行抢救，给家长发了病危通知，但还是治好了。出院后，已毕业考试结束，教导处毛主任说，不参加毕业考试，不能给毕业证书，问我怎么办？我说能否补考？他说可以，你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数、理两门课，请老师每门把我沒能听讲的那部分各给我补讲两小时，其余都自习，并请求能否给我半个月复习时间？他全部答应。结果，数、理、化考了满分，让有关老师感到惊讶。坦率讲，考高中毫无困难。
初中毕业离校时，洪凤仪老师、毛主任以及吴校长，都分别找我谈话。主要是我的身体问题，初中期间上体育课，我连最低的双杠都上不去，都是体育老师抱上去的，篮球都摔不到蓝板那么高，…；所以都对我说：学习成绩最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劝说我一定要练好身体。从高一起，就化精力锻练身体，除拿到了劳卫制二级奖章和三级运动员奖章，5000和l万米长跑都得冠军，5000米长跑高三毕业全校运动会冠军，一直到大学毕业，保持全系冠军。但学习成绩下降了，维持在优、良水平。中学到大学都还担任学生工作：分别任过团支书、校总支宣传干事，还参加了镇江市一个厂的“三反、五反”，高一时被校指派每周给初一一个班讲一堂时政课；大学担任了班反右中心小组组长等。说明一下，反右时，我内心不赞同在学生中大量抓右派，所以凡本班同学贴大字报的，都及时劝说他们撕掉了，因此，我沒有揪一个右派。
大二暑假，我同现在的老伴恽雪琴(中等专科学校讲师)确定了恋爱关系，第二年劳动节结婚，实质是领了张结婚证，第二天我就返校了，全部结婚费用仅花了三角钱一张结婚证。同姓结婚，我们的族规不准进祠堂门、不能上家谱，我破了这个例。这是本乡两个革命家庭的结合，她家中牺牲3人，送掉婴儿一个。其大叔父恽雨堂烈士，1922年入党，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工人罢宣言的起草人，工人史上第一次把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写进工人造反宣言，两次去苏联留学，介绍了陈云等入党，1931年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位我党建党初期的骨干、工人运动领袖、年青的著名作家等，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在上海龙华刑场，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 牺牲时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在这前，两次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机关报“红旗报”发行部长、上海市市政总工会主席等职。他爱人李文烈士，一同牺牲，她1927年入党，牺牲时任上海市政总工会机要秘书，是24烈士中最年青的，仅21岁。30年生一个儿子，因夫妻俩革命，生下不久就送给了育婴堂，解放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多方寻找，至今无下落。恽雪琴的小叔父约1941年牺牲在同日冦的战斗中，曾在地下党“新华日报”工作，任过县委常委、书记员等职。我岳父家的这些情况，只是三、四年前，我发表文章，才介绍了这些情况，常州市委机关报“常州日报”一字未动，于2006年清明节刊登了我的回忆文章。在这前，我沒有同任何人谈过，我的档案里沒有这些材料。但我自己家庭情况，历来公开，也不得不公开。我这个人的性格，不爱靠占光为自己抹粉，历来主张路是自己去闯。我不爱巴结上司，而主张平等商讨问题，更不会攀高结贵。
到大四快期终考试，在临考的前一天下午，系(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党总支黄书记突然找我谈话(大意)：找你来，商量一件事，当前国防建设急需要人，应届毕业生中够条件的全部选走了，还不够，经国务院总理批准，在四年级中选一些德才兼优的，提前一年毕业，享受五年制待遇，文凭照发，组织上研究，决定你提前毕业，看你有什么意见？说心里话，当时的学生，大多在分配问题上，都是一个回答：服从组织分配，党叫我干啥就干啥！借此，说几句离题话，在现代人眼里，我们这代人“太驯服”、“不懂价值法则”。 可我反而感到我们这代人太幸福，我们信赖和依靠的共产党太靠得住啊！什么生活、住房、医疗，包括嫡系长者，尤其子女的上学、医疗等…，我们信赖的共产党，都为我们按排得很周到，不用操心，即便临时遇到点困难，不是组织上照顾解决，就是同志们不声不响支援解决了，那是真正的革命大家庭，一人有难，众人帮。所以，我们这代人几乎不懂什么叫为生活、医疗、住房、子女上学等“发愁”这两个字。把话题再回主题，黄书记接着说：那好，回宿舍准备一下，不要声张，不要影响别的同学准备考试，明天下午5点多(？)，在大礼堂门口，学校派车送到下关火车站，部队派来了人在那接你，分配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我上火车，提前毕业共八个同学，都是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其中有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汪月芬。上车后，一位大尉(当时有军衔)向我们宣布到国防部报到，国防部怎么分配，可能有的分配在北京，有的分配在外地，报到后，会向你们具体宣布；这时才知是去北京。第二天到北京(记得已近中午)，坐上部队来接的大轿车，路上第一次见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到了一个招待所，吃饭、住下。第二天早饭后，一位军人来介绍情况，并宣布分配方案。才知道我们到了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七机部、即航天部的前身)，我被分配到“国防部国防科学情报技术资料研究所”，当时委托五院代管，地址在五院的西邻。从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战士，直至49岁时，张爱萍非法剥夺了我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身体健康、中年正当年，而不按规定给离休而“退休”，被强迫“养起来”，成了中共史上一名身体健康的中年“老年退休干部”，活到现今将近80岁。尽管这段历史我讲得噜苏一点，但如实记录了我对反动派造反的本性，由自发进入自觉的转变，随着进一步实践和学习，造反的能量逐步提升。
3、阶级斗争的深入进一步推动我“造反”
到情报所工作后，一进门不久，所一把手，党委书记(当时是支部)、政治委员刘毅民，戴了上校领章(不久升为大校)找我个别谈话。主要他讲话，勉励我好好干。并到本所办的英语训练班短训了两个多月(因早已开班，我是中途插进去的)，接着送我到由高教部和国防部(实际是委托五院)联合举办的火箭导弹技术师资训练班(为地方有关院校培养火箭、导弹方面的师资)，学习条件好，理论联系实际，除把导弹分解开，供我们任意观看和研究，从整体到任一另、部件，还常参观北航一些实验室；有不少专家讲课，例如钱学森同志等。一般课程由北航老师讲，自动控制由刚从苏联回国的宋健同志讲(后任国家科委主任)，…。学习条件很好，四个多月的学习，收获较大，为我后来工作打了好的基础。重点介绍这期间，刘毅民常召回我，帮助我在全所大会作忆苦思甜报告，最后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前面介绍的(注：我岳父家的情况，一字未触及)。同时启发我争取入党。自此，刘毅民经常找我谈心，话题逐步转入问我群众中有些什么意见，自己有什么意见。我的性格一向敢说、敢讲，这是在两年多的农村工作中养成的，那些区长、区委书记等，除站在台上作报告外，平时和大家打成一片，很随便。我这个当时的团书记，也让他们带成了这个作风。所以我把听到的群众中议论的一些意见，都照直而对他讲了，只是决不说明是谁或哪些人的意见，也不说我自己的态度。开始他很虚心，听后还表示谢谢我。一次，在上述师资训练班一起学习的二分院的同志，专门同我谈了他们那里有个国民党三青团员，被清理而调入我所一事。为此，我专门找刘毅民讲了二院同志讲的情况。并讲了我个人意见：不宜重用。他听了不舒服的样子，但沒有批评我。这之后，传岀他背后批评我搞“唯成分论”。对此，我接受不了，一是他当面不说，背后批评，二是三青团同家庭成分有什么关系？不久，同我住一个房间的留苏研究生(调干)，因他同刘毅民一起吃中灶，发现刘在大会上夸夸其谈，高淡艰苦奋斗，共度经济困难期，而会下把食堂的东西住家拿。我听了很生气，非常痛恨这种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的歪风。而联合了几位同志在食堂贴了大字报，揭发了这事。就成了被定为轰动全所的“食堂风波”。并罢了我团支部付书记的职务。不是吹，对这些，我沒把它当回事，当不当书记无所谓。但刘毅民不放过我，又不敢公开整我。还又一次找我谈心，我干脆对他讲：你好大喜功，爱吹不爱批；对上唯唯诺诺，对下压制不同意见；喜欢一些人囲了你转、吹捧你，喜爱和重用一些向你送“小报告”的人；干部问题上，重用日本汉奸、国民党三青团员，……。这次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至1964年下半年，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大意)：组织决定，让你到五机部某厂去搞“四清”，希望通过“四清”，解决好同领导的关系问题。我一听很生气，我说：“四清”我去，这是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谈话，强调知识分子要参加工厂、农村“四清”，受教育；但是塞进了用这个办法堵住我的嘴不让对刘毅民提意见，不接受，我郑重宣布，收回我的入党申请，我决不会争取做一个，丢了原则，而对领导同志吹捧、拍马屁的党员。接着我参加了工厂、农村的“四清”，于1965年国庆前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刘毅民找我到他办公室谈话，问我“四清”有什么收获？我直言不讳答：“很抱歉，我沒能完成你希望我完成的任务，相反，沒四清前，我还只认识到你只是工作中一些缺点，通过‘四清’，我认为你的错误，已带路线性质(具体事略)”。他一听，脸色变得铁青，但只是似笑非笑地喔、喔，哼了两声，再没讲什么。不欢而散。没过多久，刘毅民又找我谈话，主要谈我爱人调动问题。因为60年他对我说：当我爱人大学一毕业，就调到本所来。后来同我发生矛盾后，他就不提这事了。而我从未提过调爱人的事。这次他说：你爱人暂时调不来，要正确对待，我们那时(注：估计指解放前)，也没有带了老婆革命，…。我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为这事考虑太多，更不会另找一个。因为这话对他有很大刺激，他是进城后，不认前妻，找了个新的。谈话无疑不欢而散。
不久科委政治部主任和保卫部副部长来所调查情况。因为1965年上半年，五院改为七机部，脱军装穿了便衣。情报所同科委九局情报局合并，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负责全军科技情报工作的协调，模仿“美国三军武装技术情报局”的建制。他们来调查前，刘毅民打肿臉冲胖子，自查情报所存在的问题，一下揭露了大量问题，有的支部就瘫痪了，一些先进标兵倒的倒、烂的烂掉了。但刘毅民是按王光美“挑园经验”搞的，整的是群众、“小官”，而且重点是整生活作风问题。在这前就整彭德怀在情报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便给干部乱扣帽子。科委政治部领导来所后，就找我谈话。我明确提出了问题出在下面，而根子是刘毅民搞修正主义路线，坑害了一些干部，他这套搞法是转移目标而保自己。我明确建议科委抓紧在情报所搞“四清运动”。从时间上，这已是1966年“文革”的前夕。
以上，如实反映了我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的“造反”性格，而又遇上了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我成为“文革”中的“造反派”这段难忘的历史。如果一分为二看待我自己，在文革前，我向刘毅民提的意见中，其中包含了我当时“唯成分论”这个缺点，但决不表现在对三青团的态度上，也不是我同他矛盾的主流。“文革”初期，我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某些大字报、批判稿也夹有这个问题，误伤了几个好同志。我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号称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很残酷地企图把我打成“国防口‘五.一六’组织部长”，思想上认真反思我在“文革”中一些行动，认识了我这个错误。后来当我主持全所工作和受科委常委派出，任第十、第十四研究院工作组副组长、组长时。才沒有这类错误的干扰。所以，我前面说了，“造反”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学习、社会实践、阶级斗争的现实等等，这些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一旦形成后，那的的确确“改也难”。至于“文革”中，是否有人一时冲动“造反”、投机“造反”、公报私仇“造反”、……？有，确实有！因“文革”中，“造反”这两个字非常吃香，谁都争，鱼目混杂就必然；但这类人，在“造反派”中占少数，不起主导作用，在后面文中会介绍一些这方面亲自领教的典型例子。
二、接待红卫兵
红卫兵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成功的创举，值得研究总结。
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从外地回到北京。于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的这一天，回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于6月24日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和7月4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引用了毛主席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遭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派驻的“工作组”反对。细查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期大事记，可以说毛主席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不仅是红卫兵运动的开始，这一新生事物的岀现，具很强的生命力，很快在全国推开；毛主席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真正用“四大”方式开展 “文革”的起点。于8月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于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外，毛主席在大字报中尖锐地指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不仅给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敲了丧钟，同时标志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此开始直接领导“文革”。 为利于有关问题的研究，更利于辩清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史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功、过和是、非，把8月7日之前的50多天，刘、邓领导的文革称为“前文革”；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变后，至清查“三种人”结束，称为“后文革”。这“前、后文革”，实质是“资产阶级文化大复辟运动”。从1966年8月7日“文革”开始，至全国“一片红” 或九大胜召开为“文革”胜利结束，简称“文革”时期。九大后至1976年10月6日为处理文革一些善后问题时期，即已不是“文革”期，因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结束：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决定串连的师生必须在12月20日前返回原校，从此，乘车、船不再免费，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大串连结束；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前，群众组织都大联合，革委会成立后，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党委和革委会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和处理“文革”的善后工作，群众组织解散；九大的召开，宣告了“文革”要解决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被粉碎，“文革”的主要任务完成。所以，九大后不应该再称“文革”。至于“四大”是宪法规定的，不能把“四大”同“文革”划等号。我认为这样划分比较符合实际。就像土改结束后，还有复查等等许多善后工作，也拖了好多年，有些问题在“四清”中还处理，就不能说土改一直到“四清”才结束。其实所有政治运动结束后，都在相当长时间做善后工作。包括“反右派运动”，善后工作拖的对间更长，就不能说57年“反右”没有结束。同样“后文革”走资派搞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善后工作至今未做，很可能要拖到走资派的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后，因为走资派同一切反动阶级一样，迫害人民永远不认错，但不能说“清查‘三种人’运动”还沒有结束。“后文革”所以要称它是“后文革”，因为中央、叶剑英等领导一再宣布用文革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划分，“前文革”、“后文革”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性质、方法、斗爭对象完全不同的文革。“前文革”、“后文革”的功或过，完全由资产价级司令部承担。而“文革”和处理善后工作，已有充分证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间的斗争十分剧烈，是谁的功过就是谁的，必须尽全力严格区别开。这样来研究文革，更利于接近真实。眉毛胡子一把抓，永远说不清，这正是这些年一些文痞，就是用这种手段搅浑水而蛊惑人心的。化这点笔墨，划分一下文革时段，十分必要。
再来谈我接待红卫兵的问题。前面介绍了我造反的原因。到了1966年的冬天，全国“文革”已轰轰烈烈的开展了，上述中央全会精神、毛主席的大字报、北大和清华附中的大字报内容，也从各种渠道传进了部队。我们所的“文革”已是一触即发，刘毅民已十分恐惧，我和一些同志已在考虑写大字报。因为考虑当时军队还未允许开展“文革”，但已是势在必行，只待中央一声令下，即刻就暴发。刘毅民很清楚这个情况，所以一方面把像我这些人支出去接待红卫兵，便于跟踪、盯稍；另方面组织力量搜集黑材料，以攻为守。我就是这样参加接待红卫兵的。由此，足见刘毅民很蠢，这正好为我了解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和地方(尤其高等院校)的“文革”情况，创造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
三、情报所第一张大字报
接待红卫兵任务胜利完成后，回到所里。由于在接待红卫兵期间，基本上清楚了中央发动文革的精神，对全国大中院校运动情况，心中也有了底，加上收集和看到了一些红卫兵造反的小报。回到所里后，就同另一位同志商讨贴大字报。我把大字报草稿写成后，考虑到事实一定要准确，不留后患。因此，召集了一些同志，反复争求意见。尽全力把大字报写得击中刘毅民问题的要害，同时又留有余地，我把大字报归纳为10几个大问号。一切准备就序，就等中央文件。
1967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传达后，按规定国防科委属以“四大”开展“文革”的单位。我同另一位同志在大字报上签字后贴在所办公楼大门外墙上。这就是本所“文革”期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在政治路线方面，刘毅民对上迎合拍马，对下压制不同意见；组织路线方面，大搞顺者昌，逆者亡，喜欢向他送“小报告”；结果，树的标兵基本全线垮掉；经济上多吃多占等等(注：因大字报底稿反复搬家丢失了)。看的人很多，但响应跟着贴大字报的不多。
1、我们贴大字报前和后国防科委运动开展情况
1)、文化大革命初的国防科委
当时，国防科委全称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号称拥有20多万知识分子的单位，集中了国家一些知名科学家和大量拔尖的科技优秀人才。聂荣臻元帅为主任、党委第一书记。科委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一个直属所即国防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研究所。司令部设九个业务局，例如八局为院校局，九局为情报局等等。九局同情报所合并，为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科委管辖几个试验基地外，还管辖2至7六机械工业部的科研机构，文革初扩大为18个研究院，和接管了一部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管辖11所重点高等院校，例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有第二炝兵。说好听一点，是个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单位。说真实一点，是聂荣臻拉山头、抢地盘的单位，所以周总理讽趣地说：“聂老总背了个大包袱”。加上聂荣臻也并非像现在一些书、刊吹得那么神，林彪讽刺地称他为“聂老五”(即本事不大)。但聂荣臻紧跟、紧追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很有两下子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凡资产阶级司令反中央的重大事件，基本上少不了聂荣臻的身影、一份贡献。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矛盾全面暴发，聂元帅除镇压群众，再无别法。牵制了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很大精力，处理科委的问题。所以，科委的“文革”，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概貌。凡聂荣臻领导的在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大多都是“文革”中的老大难单位，并直接干扰着所在地区的“文革”运动，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黑手就是聂荣臻和他的如王秉璋、张爱萍等几个干将。看完全文，回头再来看这个结论，看是否恰当。而情报所既是科委的直属机关(九局)，又是科研单位，情报所的同志造资产阶级司令部聂荣臻的反(批判聂的错误)，聂荣臻就感到“后院失火”，加上情报所的造反派，占科委机关总人数的65％以上，占本所90％以上。情报所又位于国防部大院外(科委后勤部也不在国防部大院)、在北京西钓鱼台附近，而搞情报工作的优势又是各种渠道和信息畅通。因此，聂荣臻用十倍的精力镇压情报所造反派。这在客观上，情报所的“文革”，远超过一个基它研究所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具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我作为科委系统在“文革”期，一再“大红”、“大黑”被“翻烧饼”，有影响的造反派，有这个责任把亲历的“文革”史实，介绍给大家，供有识之士研究“文革”史参考。
2)、聂荣臻领导的50多天的文革
按前面关于文革的时段划分，聂荣臻为首的科委党委常委(以下称：聂常委)领导的50多天的文革，即“前文革”。 聂荣臻本能地积极贯彻资产阶级司令部镇压干部和群众的资产阶级路线、方针，先下手为强，以攻为守。紧跟刘、邓向所辖高等院校派工作组，抓“右派”。他们要抓的“右派”，其实都是对聂领导集团或成员有意见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其中一些家庭出生不好的或57年反右有些言论但未被定为右派的首当其充。
早在“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 只要看一下刘、邓在50多天里，派工作组镇压师生的情况：他们很熟练地把上述经验移植到56天“前文革”。依刘、邓搞的样板清华大学为例： 6月4日，自93班的同学贴出了《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继续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因为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所以格外引人注目。6月9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叶林为组长的513人的庞大工作组进清华，罢免学校党委及各级干部的官，由工作组代理行使校党委职权，领导清华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派、二罢”。工作组在各系组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定了各系的文革委员，那些反蒋(南翔)积极的干部子弟自然成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成为各系的文革委员。我们班由一位高干子女负责，团支部、班委会停止工作。他们把干部揪到台上斗争，给干部戴上高帽子游街，并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这段时间，在清华文革史上是所谓“斗黑帮”时期。后来《红旗》杂志调查员对这个时期的清华有个形象的描述，叫做“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注：摘自清华大学群众组织414一位头头发表的文章)。
一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对“前文革”的情况介绍说：“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大家知道，他们仅干了56天，就打了这么多“右派”、“反革命”。在此算一笔帐：56天迫害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个“右派”、46个“反革命”。 参照这个打法，他们说文革搞了10年，每年按365天计，则共3650天，就该打“右派”665541个(66万5千多)、“反革命”167900个(16万8千略少一点)，合计为83万多，平均每校打34580个“右派”、“反革命”，即把当时全校师、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还不够，还得借调不少人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设当时全国为500所院校，则就该打成1729万多“右派”、“反革命”。这还不包括中专、科研院所、县以上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等。这就是“精英”们大力宣扬的他们“爱护知识分子”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暴行，并给予了迎头一击，沒有造成更惨重的后果。但是，56天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可以说严重干扰、破坏了整个文革，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另外《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是中共中央的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老总进行严历批判(注：毛主席不在北京，当时更无“四人帮”)，把朱老总批成了“野心勃勃”的“大野心家”，这件事正好发生在“5.16通知”后第七天；会议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真)、罗(瑞郷)、陆(定一)、杨尚昆）处理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这是文革初，刘、邓为了保自己、整别人，转移斗争大目标的又一例证。
聂荣臻紧跟刘、邓在科委机关布置抓右派，并积极向所属高等院校派工作组，大抓“右派”、“反革命”。上述26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大抓“右派”、“反革命”的巨大“成绩”，包括科委所属院校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工业学院在内。聂荣臻镇压革命师生，把“文革”压下去所作“贡献”不小。
在聂常委的统一安排下，情报所刘毅民积极行动，组织力量大抓“右派”，大整黑材料、迫害群众。
刘毅民除组织力量内查、外调整黑材料外，组织一些处、室干部到他家中密谋企图把我们镇压下去。
(1)、刘毅民组织处、室干部贴保刘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主要为刘毅民评功摆好。并宣扬什么“新同志(调本所工作不久的同志)要调查研究”、“老同志要独立思考”， 不要上当受骗(即指不要相信我们贴的大字报内容)。
(2)、制造恐怖
刘毅民指使其他所领导，每天早饭前强迫全所同志出操，强行要求全体人员跪下，并训话，从此本人拒绝出操。更严重的是，召开全所干部大会，进行霸道训话，制造恐怖气氛，指责如不听他们“指挥”，气势嚣张地宣布：谁要是不听话，“我就是师级干部，有权对营以下干部进行处理，……”。有位女同志，承受不了这类军阀训话，而当场退出了会场。刘毅民竟在当天对这位女同志作出“警告处分”的决定。
(3)、召开会议对我们进行围攻
刘毅民组织贴大标语：“大辩论的时候到了！”。并连续召开会议，对我们进行围攻，要我们把大字报的具体内容讲清楚。本人以一笑了之，不予理睬。这些围攻会议，一是说明我们贴的大字报击中要害，使他寝食不安；二是大字报以提问题的方式，无把柄可抓，让刘毅民无法招架。但只要把问号改为句号，就揭露了刘毅民的主要问题。刘毅民甚至违法派人对我们进行跟踪盯梢。
前面介绍过，因本人从减租减息、土改、“三反、五反”，直至反右、“四清”，都是第一线最基层的领导成员，对搞群众运动，我不是骄傲，凭我对刘毅民的了解，可能比他“内行”得多，大字报我是作了精心考虑的，要让刘毅民看了，虽非常恨我们，但就像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刘毅民上述种种丑恶表演，说明大字达到了目的，是成功的。他的表演，基本上在意料之中，只是沒有想到，他们竟会召开全所大会，理直气壮地赤裸裸宣讲：“我是师职干部，有权处理营以下干部”，并当场示范，处理了听了这种不可入耳的训斥而退岀了会场的一位女同志。
2、大字报击中了所“文革”的主要斗争目标
大字报的斗争目标集中在刘毅民一人身上，而刘毅民在“文革”期间，因失去了权力，而为了篡党夺权，夺回失去的权力，一步步走上了反党、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结论，请看完全文，看是否正确？也就证明，大字报写得是否正确？
在此，我想讲的是，贴大报不能以个人好恶为准。前面我较详细介绍了刘毅民是很看重我的，并亲自培养而化了些精力。但一旦我发现他重视、培养我是为了增加一个吹捧、树他自己的一分力量后，我开始也是善意向他提意见，希望他改正这些问题；不料一提意见，反遭打击，矛盾由此一步步加深。刘毅民对我的启重，在全所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我为了个人“前途”，只要顺竿爬就什么都顺顺当当。因此，大字报贴岀后，有的同志找我谈心，问我为什么从你的大字报和以后的批判发言，都集中批刘毅民而不批江涛同志(当时的党委副书记、所长)？因为我刚分配到所，干了第一件影响较大的工作，江涛同志不仅沒表扬我，反狠狠批评我一通，从上午10点批评到下班吃中饭还在批，最后还是刘毅民来解围，让我下班吃中午饭。在此，顺便介绍我分配到所参加工作的情况。我学的工科，对情报工作一无所知，而且1960年，又是情报所调进的第一批理、工科的大学生，以往的全是学外语的。当时的情况正好苏联撤走专家不久，靠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导弹。前面介绍了我调到所后，突击学了两个多月英语，参加了高教部和国防部联合举办的火箭导弹师资训练班的学习，就投入工作。当时正遇上称为“攻关”(即导弹研制中的难题)。我第一篇文章，是同另一位同志合写的“弹上天线”，实践证明，这篇文章是起了作用的，直至上世界70年代，有关部门还拿着被翻烂了的文章，来要求再给一份。接着是为导弹头部的外层蒙皮在再入大气层后的烧蚀和温度变化情况怎么测试？我提出三种方案，一种是用热电耦测，另两种用什么测烧蚀情况忘了。把测得的数据通过无线电遥测系统直接发送回来，或用记录设备，在适当高度把记录设备弹射岀来，为寻找方便，记录设备内可按装无线电信标和放射性元素。这些方案也是被采用了的。接着是研究无线电制导在导弹中的应用前景，因当时国内外都一致采用惯性制导，无线制导都下马了。我在一份美国杂志上看到，美国的土星火箭，有可能采用无线控制横偏的报导，但仅这一句话，再无别的内容，也查不到其它旁证。我反复思考后，即便地对地导弹不用无线制导，但就当时的技术状况，如果研制飞航式战术导弹，无线制导无疑有其一席之地，因此写了无线制导在导弹制导中的前景一篇短文。这篇文章被当时的第五研究院(七机部前身)院长王秉璋看到后，批示二分院进行研究，并成立了无线制导研究室，室主任带领了几位科技干部，来找我，询问我写文章的依据，最后要求查一下我自己制作的工作用的有关一些国外报导的文章卡片。结果，江涛同志从他们取走的卡片(打印了出来)上，把《国际电信技术动态》之类简写为“动态”，而大发火，狠狠批了我一通：问我，什么“动态”？“外军动态”？……？我一再解释这是我自己用的为了查找方便而制的卡片，不是对外的。他仍一股劲的批评，直到前述刘毅民来解了围方休。所以知道这些内情的同志，看到大字报未批评江涛同志一句，反全部批刘毅民，有些不解。我对他们说，江涛同志尽管批评我很狠，但目的是为了搞好工作，把工作应做得很细致，出发点很好。写大字报，千万不能以个人恩怨为出发点，更不能利用大字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以至美化自己，而伤害旁人。不久，江涛同志不幸患肝癌住院手术，在他病危时，我专门去医院看望他。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眼泪一下掉了下来，对我说：“恽仁祥同志，很对不起你，我看错人了…”。我含泪不让他说下去而对他说：“江所长，你不能这么说，你批评我批得对。现在你千万保重身体，安心养病”。
四、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全国造反派同刘少奇、邓小平镇压广大革命干部、群众，企图把“文革”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可以说1966年8月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在这前“人民日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评论员的评论，以及其后，周总理亲自为清华大学蒯大富平反，宣告了造反派同刘、邓资反路线斗争的胜利。但科委聂常委仍负偶顽抗，死捂着盖子。1966年10月13日，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到北京要求科委副秘书长路扬交出工作组整的“黑名单”。但仍沒能冲垮聂常委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防守。
至1967年4月，北航学生韩爱晶带领一、二百人到国防部南门(即科委大门)外，要求科委领导出来澄清问题，科委领导拒不接见，师、生们就在大门外静坐。科委领导几昼夜不接见，影响愈来愈大，直到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此事，毛主席指示：“搭个棚子，…，给水喝”。北航师、生一直静坐了二十八昼夜。北航一些师生把工作组镇压师、生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明确表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大鼓励了革命师、生投入文革的热情。聂荣臻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认真总结教训、检查错误，而是把长期住院的与派工作组不相干的钟赤兵同志(科委副主任)从301医院逼出来，带了氧气瓶，交北航师、生批斗。聂荣臻坐在批斗会主席台上，对钟赤兵同志说：“你身体不好，战争中受过伤，我也保不了你”。在背后，聂常委把工作组整的师、生的黑材料转移到总政治部隐藏起來。李敏同志把批斗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回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來的，他在娄山关战斗中负的伤(锯掉一条腿)”。北航师、生知道这情况后，转向追究向北航派工作组的后台。聂荣臻舍车保帅，把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推了出去，交北航师、生批判，并承认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至此，聂荣臻在北航问题的认错，只是像挤牙膏似的，挤出了一点。
北航师、生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动路线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下，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对贯彻“5.16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情报所“文革”的促进更为直接，我们乘北航同聂常委斗争胜利的东风，要刘毅民领队去科委，要求科委领导解决情报所的问题，一下去了四卡车造反派。唐延杰副主任接待了我们，我们把刘毅民迫害干部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唐延杰同志表示常委进行研究，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久，科委召集刘毅民去开会，聂荣臻同意机关搞“四大”，承认这以前执行了刘、邓资反路线。并点名叫刘毅民处理好这些问题。至此，情报所开始批判刘毅民执行的资反路线。
聂荣臻问题在北航的暴露，这位在科委机关一向奉为“神”一般的元帅的“尊严”随之一落千丈，又被迫承认在科委机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刘毅民吓得惊惶失措，找到本人，要我出来组织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运动。我对他说：“我只主张批你的错误，没有别的想法，希望你认真检查错误，并更好搞好工作，千万不能躺倒不干”。遗憾得很，他很快召开党委会议，作出了改组党委决定。聂常委批准了改组的报告，选举中刘毅民落选。他在办公室台历上写道：“睡在我身边的是什么人？”企图把矛头引向所长江涛同志，本人动员大家别上当。从此，刘毅民依仗上司支持步入篡权、反党的道路，这在下面逐步介绍。
在党委改组前，我们要求刘毅民对受迫害同志作出平反决定、销毁“黑材料”，尤其对前述退出会场受了警告处分的女同志，除撤销处分外，向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这些刘毅民都答应后，就进行大批判。这时，全所90％以上的干部、群众、职工都被动员起来批判刘毅民、批判刘、邓资反路线。搞得轰轰烈烈。
先补充介绍一下北航批资反路线时，除批罗舜初和工作组外，校文革筹委会负责人孔令华同志(李敏同志的爱人)，也被批了，并给戴了高帽。被科委派往北航任工作组成员的李敏同志也被批判了。所以在一些出版物中，当李敏同志他们回家时，江青同志说：“保皇派”回来了。毛主席问有沒有戴高帽游街？但他们后来都成了造反派，这在以后介绍。这些事例说明，文革初，“红五类”不一定都造反，后来也不是都“保守”。又如七机部叶正光同志(叶挺将军的儿子)等，“文革”一开始就造聂荣臻、王秉璋的反，直至文革结束。就本人，可能不红也不黑，从“文革”开始造反至今未变。因此，希望千万不要用唯成分论来划分“造反”还是“保守”，这是对后来者的误导，对史实的歪曲。一个人走什么路？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另外，人是容易变的，这也是事实。“文革”期间，我口头或文字，都沒有讲“造反派”、“保守派”， 我赞同“革命不分先后”的提法。但近几年来我才讲“造反派”，因在近30年造反派被走资派批“臭”了,成了“过街老鼠”，我才说我是造反派。而“保守派”很香，吃得开，所以我才称有的人是“保守派”。
关于如何批资反路线？就不细述了。但战胜刘、邓资反路线的斗争实践，就本人亲历的，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也可供后来者探讨。
1、 关于群众组织问题
“文革”一个大特点，同以往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不同是，在“文革”开始一段时期内，除了前述红卫兵可免费大串联外，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这就是当时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各种名称的人员多少不一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出现，大大加快了走资派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覆没，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例如，如果不是像北航造反派群众组织“称北航红旗”那28昼夜的顽强斗争，要冲垮聂荣臻那个山头推行的刘、邓资反路线统治是十分困难的。但也有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例如群众组织也是刘、邓派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能延续的重要原因，最后有些地区或单位的一些群众组织又被走资派所利用，不仅借以保自己，而且挑动两派群众组织武斗。这一教训很值得总结，即如何防止被坏人利用。
本人自始至终不赞同军队搞群众组织、以及同地方间串联。因此，我这个“造反派”很特殊，从未组织群众组织，更谈不上当过群众组织头头。为利于总结，我如实介绍亲历的事实。本人是我所唯一以我个人名义调动几卡车志同道合的同志，搞集体行动(具体事例在后面介绍)。又如，前面谈了刘毅民召开党委会作出了改组党委决定，聂常委批准改组；在新党委成员选出后(刘毅民落造)，前面讲了我收回入党申请的详细情况，因此这时本人不是党员，而且也不会利用反资反路线斗争的胜利而申请入党；但是，当时主持科委日常工作的唐延杰副主任，同我仅前述刘毅民带队，几卡车同志去科委要求解决所的问题时，听了我几分钟陈述，即仅一面之交。突然所政治部通知我说唐副主任让你立即去科委。去后，唐延杰同志开门见山：找你来听听你对新党委分工的意见，主要是谁任书记。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我知道，因为报上来的名单上沒有你，问了一下，才知道你不是党员；不是党员，也可以发表意见。如实讲，新党委分工，基本上是安我的意见定的，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这件事，只是对其中具体人的评价，在后面介绍。时间关系，仅举这两个例子，供讨论的是，是否一定要组织群众组织、当上头头，才能和大家一道造反？我不赞同搞群众组织，而主张党委领导，还不怕党委主要领导有问题。我认为，只要中央是无产阶级掌权，则下面只要自己坚持的路线正，最后必能取胜。如果自己坚持的路线错了，由自己一人负责；如果当了群众组织头头，错了就连累一大串，甚至祸害一大片。
通过“文革”的实践，我的观点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以上地方政府可以成立群众组织，而工、矿、农村等生产单位，以及中小学等不宜成立群众组织；军队不宜成立群众组织(军队院校除外)。
2、严格掌握无产阶级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毛主席语录，在“文革”期，可能绝大多数投入运动的，都能背。但事实上，一些造反派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生命”问题上粗心大意了，…。而且在斗争实践中，从上到下，无一人能例外地在这个问题上不岀偏差，都程度不同地沒有做到“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也符合辩证法，都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但作为造反派，必须在主观上念念不忘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要绝对避免在原则问题上犯错误，尤其是明知故犯。而同时又要敢说、敢想、干敢。本人在此，只能把问题提出来，我无能力讲透它，只能讲点“文革”中遇到的一些事例的处理情况，作个介绍。
1)、如何对待不同观点的同志
在这个问题上，批资反路线之初，刘毅民把他在背后组织一些干部对我进行围攻的情况，讲得很具体。我曾公开这些内容，实际起到了批判了少数群众，沒能处理好如何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发现这个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才逐步纠正过来，并对有些同志当面向他表示歉意。但不能说我完全处理好了，对个别同志造成的隔阂，可以说难以弥补。当然，有些是双方的，但作为本人，还是自责为好。
2)、批斗“保皇派”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反对划分为“造反派”、“保皇派”，这在前面介绍了我这个态度。批斗“保皇派”，本人不仅坚决反对，并对某些同志(观点相同的)力所能及地做工作、劝阻。由于本人水平问题，工作做不通、劝阻不了，最后唯一的办法自己拒绝参加这类活动。这还包括给干部戴高帽、游街等，甚至随便(即对一般未执行资反路线的干部)给戴高帽、游街。我对搞这些活动的人，除劝说外，并很严肃地指岀，这些同志都是共产党的干部，给戴高帽、游街，是人身伤害、对党的丑化。也同前一样，劝说、批评无效，本人一概拒绝参加这些活动。
在此，想讲一个问题，即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的头脑不能发热，在沒有发动起来前，倒是要热一点。这也是毛主席教给我们的。发动岀来后，有一种很值得引起重视的倾向，即极少数人认为赿“左”越“好”，怕别人说你“保守”。其中极个别就是投机的，而不是造资产阶级的反。这极个别，在顺利时，比任何人都“左”，但一不顺利，遇上逆境，当投降派最积极的就是这类人。尽管我举例不当，如电视剧《江姐》中的甫志高，就是个好教材。另仅举两个“文革”期我亲历的例子。一个例子是，前述积极主张给干部戴高帽、游街的，其中特别坚决的，很快变成了人们所说的走资派的捍卫者，脱离了造反派。另一个倒子是，在清队时，派出外调的同志打来长途，告诉我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有我们所的所长江涛同志(即前面介绍的)曾参加国民党一个训练班学习，后突然跑了，离开了这个训练班，而我们政府把这个训练班定为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接电话后，我找了两位同志商量这件事。我说：突然不见，很可能是弃暗投明，参加革命来了，在他们年青的年代，一些知识青年找生路，找错了门并不希奇；另外，江涛同志参加革命后，未发现任何异常；但这只是我的分析，缺证据，我说他爱记东西，是否可以到他家看看，如他的日记中有这段记载，问题就清了，但不能去抄家，他家属(江已住院)同意就看，不同意则作罢；但这件事，沒弄清之前，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可以说，今天我第一次公开这件事。可其中有一位同志当时就说我“右倾”，他要写“打倒狗特务江涛”的大标语，我们俩怎么劝阻也劝阻不住。他在我们所大门口，用很大的字写了大标语贴了出来，并以“卫东革命造反派”(这在以后介绍“卫东造反派”)名义贴出的，但实质是一个人、也只代表他一个人写的。问题是江涛同志的夫人和子女，至今也会认为是我同另一位同志去查阅江的日记的两个人干的，而事实上我俩在这个问题上无任何过错，还不便向江涛同志的夫人、子女讲清楚，前些时候我们俩相遇还谈到这事。可是，那位刷大标语的朋友，后来在聂常委制造“国防口5.16”这一大假案时(注：以后详细介绍)，那个制造冤、假、错案的专业队，对他豪不费力，他就顺竿被诱出一大堆见不得人的假口供，诬陷了我们俩，他便“光荣”地被招安了。
通过这些实例，我深感紧紧撑握政策的重要，还应特别警惕“极左”的冲击。这可能是所有造反派都会遇到极少数“极左”的，弄不好就会“一缸清水”，让“一条泥鰍”搅混了。对一些头头，更是一种考验，看你能不能坚持原则。
3)、批判犯了错误的干部问题
犯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理应受到群众批判的。但批判他们，不仅应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且特别要注意不乱扣帽子。理论上好讲，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没有把握好，有些右倾保守，但我至今认识不了自己保守。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批资反路线，刘毅民肯定是批判的重点。而当时，本所有不少同志不同意我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的意见，而各处、室都成立了群众组织。有的组织批这个领导干部，有的批那个，…，“百花齐放”，但主要集中在批刘毅民。在揭批中，揭出了副政委姜某的问题，在土改后带了武器回家，对当地农会把他家定为地主表示不滿：我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这么干，……。闹得很僵，把他的枪缴了，并把情况通报了部队。这就成了挨批的第二重点对象。
关于如何批的问题，我找了影响较大的群众组织头头商量，我说：刘毅民的错误很严重，该狠狠批。但是，刘毅民家庭出身中农，他的母亲因刘毅民参加革命，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的。因此，我认为不能把他定为走资派批，何况说他是走资派，证据也不足，弄不好反造成群众意见分歧，这就更不好。当然，我这样分析，是否有唯成分论？可以讨论。关于姜某的问题，同样可以批，但不能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批，因为土改早已过去，尤其是他的错误，当时他所在部队已作了处理。他们听不进，认为照我这一说，我们所的“文革”就沒有什么好搞了。可以说这次商讨是不欢而散。后来，新党委书记在全所大会上，喊口号：打倒走资派刘毅民！会后，我隨即找他，我问他：你作为党委书记，说刘毅民走资派，证据是什么？他说：不这么喊，一些人通不过。我说：你这样喊原来是为了迎合一些人，是不是为了保住书记的“宝座”？我到担心一个党委书记这样干，想把运动向哪里引？他被我批得连连认错。
至于刘毅民自己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一步步走上疯狂反党、反毛主席的路，是后来的事。我在这里仅把批判犯资反路线错误的干部问题，我同一些群众组织的大小头头讨论、争论的实际情况介绍给大家，其中是是非非，我不想发表意见。但这些问题，不仅是“文革”，即便平常工作中，也会遇到，有可供讨论的意义。
五、5.13北京展览馆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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