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薛岳正指挥各路大军对重围中的土肥原部发起总攻，意在全歼此敌。重围中的日军亦拼死突围，皆被中国军堵住去路。
5月23日夜。
土肥原部一个旅团，在其大批战车、大炮支援下，对桂、邱两部实施突袭攻击，兰封守军措手不及，日军攻占兰封城，撕开了一道口子，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流产。
薛岳一气之下，立即向蒋介石控告了桂、邱二人的罪行。
蒋介石亦气得暴跳如雷，立即电令桂永清：限两天之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从事。
桂永清立即收拢各师部队，在炮兵师强大炮火掩护下，于第二天上午，向兰封城发动进攻。顽敌拼死抵抗，进攻无进展。
下午7点钟，桂永清接到蒋介石从郑州打来的电话，命令他加紧攻城，不得有误。
次日上午。桂永清又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上声嘶力竭地咆哮道：“我限令你军于今日内攻下兰封城，逾时不克，唯军长是问。”
桂永清放下电话筒，不禁浑身打抖。当即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向各师长下令：“限令今晚攻下兰封城，逾时不克，唯师长是问。”
但是，进攻遭到敌人顽强阻击，当晚未攻下城池。
第三天。桂永清司令部的电话铃又撕心裂肺般地尖叫起来，他料想又是蒋介石打来的。因已超过蒋介石的时限，未攻下兰封，他不敢接电话，叫一参谋代接。参谋拿起电话，果然是蒋介石打来询问攻城战况的。参谋撤谎说桂军长不在司令部，亲自到攻城第一线去督战去了。
桂永清不敢呆在军部，他害怕蒋介石再来电话，也怕攻城部队战斗不力。往头上盖一顶油黑的钢盔，提了支德国造冲锋枪便出了门。
桂军长来到攻城打得最惨的第46师，与师长李良荣一起并排站在第一线，共同督促部队攻城。该师第一旅旅长李昌会率队冲锋，身负重伤，被拖了下来；第三旅旅长马威龙提着冲锋枪一边向敌阵扫射，一边率队冲锋、不幸身中数弹，壮烈殉国。该师第二旅旅长见此尸山血海，浑身发软，偷偷逃跑。
日军终于抵抗不住，从南门突围，向考城逃窜。
兰封城终于打下来了。
电话铃声又响了。
桂永清拿起话筒，里边传出蒋介石尖厉的浙江腔：“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为什么没能按时攻下兰封？”
桂永清狠狠叹了口气，抹了把脸上的尘土，一边慢慢解领扣，一边回答蒋介石，“此次攻城，我军旅长一死二伤，团长伤亡各二名，营长阵亡九名，连以下官兵伤亡五千余人，全体将士已竭尽全力，我在第一线督战。仍未能完成歼敌之任务，有负校长的使命，请予处分！”
不久，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电令：
二十八军攻击兰封不力，军长桂永清撤职。三十六师师长龙慕寒玩忽职守，守城不力，而且放走敌人，着即押送武汉处决，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任、戴罪图功……
2
1938年5月底。
日军第11师团数万人，从菏泽地区南下，与第14师团会合，一举突破兰封地区中国军防线，向开封逼近。
蒋介石在郑州坐不住了，决心到开封前线督战，随行人员和一战区参谋长等人劝阻不住，只得去找德高望重的程潜将军。
程潜听说蒋介石要冒险去开封，大叫这事千万干不得，他说：蒋介石身为一国军队之统帅，轻易到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去，若有个三长两短，这就不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格、人格，关系到一国军队士气的大事。
程潜叫参谋长赶紧再去劝阻蒋介石，并叫转告他，“土肥原一个小丑，哪儿用得着委座亲自去对付。”同时，还叫转告，程潜本人马上启程去开封坐镇指挥，叫蒋介石放心好了。
正值此时，日军华中派遣军一部，从芜湖沿长江水路进攻安庆。蒋介石只得放弃亲临开封督战的打算，连夜赶回武昌布置保卫大武汉的作战方案。
6月初旬。
武昌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万分焦虑地踱步。
武汉面临的情况一下严重起来。
东边。华中日军正沿长江水路发动强大攻势，芜湖、安庆之战，守军接连失利，倍感兵力不足。
北边。华北日军第14师团和第11师团，在攻占兰封之后，继续西进，已撞开开封重镇的大门。同时，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也轻易突破中国第8军归德防线，分两路大军，从陇海路南侧向西推进。郑州岌岌可危。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主力各部，为免遭强敌歼灭，已从郑州地区退到了京汉铁路线以西。
郑州即失，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已无险可守。按照日军现在的进攻速度，几天或十来天之内，就可进抵信阳，迫近武汉重镇。
蒋介石现在才洞悉日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那么，他的军队目前状况如何呢？
用于武汉会战的主力，亦是从徐州突围的那五十个精锐师。这些部队经过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拼博消耗，已经十分疲惫、部队减员后也没来得及补充休整。目前，他们仍未摆脱日军南路兵团的尾追，正从蚌埠地区跨过淮河，然后沿淮河南侧，准备千里强行军，向信阳地区集结。
日军靠机械化运兵，千里出击，时间迅速，战力不减，一个师团顶许多个师团用。而中国军队全靠两条腿赶路，劳师千里，已疲惫不堪，很难立即投入战斗。如勉强或被迫应战，战斗力要大打折扣，武汉会战就必败无疑了。
现在，蒋介石第一需要的是时间。他至少需要两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使他的部队喘口气，稍稍恢复一下战斗力；需要时间，将这支刚从千里之外撤回的部队，进行必要调动部署，使之在部署的位置上有效地阻止日军进攻，还有，需要时间对民众进行动员和作好后勤保障的储备，将武汉地区的重要物质向后方疏散，以及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工厂和难民向后方的搬迁。
蒋介石深知，死守武汉只对日军有利。日军目前正处在锋芒锐利阶段，往往利用中国军队死守城池，而将其聚歼，徐州会战就是一个例证。武汉之战必须打，而且要狠打；武汉重镇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但这只是为了吸引日军、并大量消耗其战力。也向国人和世界证明，他对抗击侵略者是尽了职责的。
蒋介石推开窗户，望着远处滔滔向东的长江，心情并没为之激动和轻松。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和两个结局：
第一种选择：强大的日军兵团从北面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被迫应战。结局：他的疲惫不堪的军队，将彼敌人一鼓而歼之，长江正面战场将无力再战，也没军队再战了，等着他的是战败投降。
不！他坚决不干。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怎么能做敌国的阶下囚，向日本人称臣纳贡！
第二种选择：强大的日军从北方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避战，将武汉地区的部队向西南撤退，以保存实力。结局：日军将轻易占领华中大片国土，日军由于未受大的消耗而占领武汉，将凭其勇威，再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处于继续溃退和最后被打败的危险之中。
不！绝不能走这条路。这大有失他作为军队统帅的颜面。他蒋某自诩从投身军旅以来，无论打清朝辫子兵，还是打北洋兵，无论是打内战还是打外仗，他从未怕过死。他剃光了脑袋，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给他的军队树个样板，保持军人的超脱和威严。
长江水仍旧在那里浩浩荡荡，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
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开黄河大堤，用黄河之水阻挡北方日军。
他现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早在一个月前，陈果夫呈上一份报告，提出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口附近掘开黄河北大堤，让黄河水去淹北岸的日军。陈果夫的理由是：黄河水对于守卫南岸的中国军队和守卫北岸的日军，都是一大危险的东西。如果日军先打开南大堤，则我军将被水淹。既是如此，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趁日军尚未动手时，打开北大堤。
蒋介石当时想：决堤放水，虽可淹敌，但必殃民，这功与罪，是与非千秋难辩。所以，他只在陈果夫的报告上批了个“电程长官核办。”
显然，蒋介石要把这件干秋难评的麻烦事推给程潜去处理。你程潜的一战区正好与日军隔河相峙，你若不想让日军放水淹你，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捅开北大堤，他蒋介石就来个睁眼睛，既不主张也不反对。今后历史上论功论罪，全都是当事人的事，他蒋某也摊不上。
但是，殊不知，程潜也非等闲之辈，对这种摆明了当替罪羊的事，程潜干脆束之高阁，非待蒋介石白纸黑字明确指令，这事是能拖就拖，能不办就不办。
现在，蒋介石的桌上堆着一大叠建议决堤放水的电文、报告。他随手翻阅着，认真思索各电文上提出的决堤理由。本来，他应该在每一份电文上签字的，但他觉得此事太复杂，在历史上的关系又太重大，因此，未在任何电文、报告上签字。
6月1日，程潜的电报上认为：“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惟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
蒋介石苦笑笑，有那么严重，你程某为啥还不动手？非要逼我明确下令才干？滑头！
此时，陈诚等人来见，一致竭力主张立即决开黄河南堤，阻敌西进南下。
蒋介石感到别无它法，乃定下决心。叫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立即密电第一战区长官部，决堤放水。
程潜等的就是这道命令，现在既有把柄在手，立即放心大胆于了起来。一战区长官部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会议，研究掘堤问题。最初选在中牟县境内的赵口，令20集团军所部第53军的一个团执行这项任务。于6月4日上午六时开始行动。一个团的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未挖开。第二天又加派一团兵力，又挖又炸，由于黄河岸边流砂土质问题，没有成功。
6月6日。再以一个团的人力，重新选址开挖缺口，经一天一夜苦战，仍告失败。
蒋介石得知一二次掘堤失败，异常焦灼，因此时日军第2军主力倾巢西进，已到达开封与兰封之间。
第一战区长官部也很着急，又把这任务交给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蒋师长带着参谋人员到现地勘察，把掘堤地点另行选在郑州以东不远处的花园口。
蒋师长的方案，得到军方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专家同意，认为在此处决口，可使黄河之水向东南而行，经过中牟、尉氏，扶沟、华西（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注入淮河，可以达到阻敌南进的战略目的。
蒋在珍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在黄河大堤上五十米的宽度开挖口子。由于这里的堤坝异常坚硬，开挖不动，只好用炸药炸，大炮轰。
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震惊中外的黄河决口掘就。
黄河之水，居高临下，似万马奔腾，汹涌咆哮，一泻千里。
决口越冲越宽，越冲越大。第二天，不知是夭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四十四个县市，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者不计其数，无家可归者不知其数。
在黄河决口前，凶恶的侵略军之第14、第16两个师团各一部人马，分由两路攻入中牟、尉氏、新郑，并已切断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线。该两路日军被黄河水切断退路，被一战区部队全歼，日军辎重弹药亦损失较重。第2军主力各师团此时正好推进到开封以南地区，突被新黄河遮断去路，只好望洋兴叹。
6月9日，深夜。
蒋介石接到程潜急电：黄河决口成功，日军受阻新黄河东面。同时，程潜建议向外宣传为日军所为：
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年附近血战，因
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年以
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
军。蒋介石深感此事罪恶深重，不敢承担责任。为了把这罪责推到日本人头上，而且还要把谎话编得更像。马上密电程潜，指令三点：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大堤；
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三、第一线各部须向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注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此后，蒋介石虽接连下令国民政府和河南、陕西等省，作好接收、安置、救济黄泛区灾民的工作，但那只是一些小的补救而已。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纷纷开动宣传机器，把这一事件强加到日本人头上。
6月11日，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6月12日，中央社又发专电：
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
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
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猛涨，无法挽救。
6月13日，中央社报道：
敌机猛烈轰炸我黄河沿岸工事，致将赵口、花园口
方面河堤炸毁决口，泛滥成灾。行政院于昨日召集关系
机关，商讨救济办法。
6月30日。
陈诚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对黄河决口之事，他重申了中央社所报道过的说法后，又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报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加在我们身上来，说我们自己毁决的。”
各国记者纷纷要求到黄河决口现场采访。
蒋介石没有阻拦，但密令一战区赶紧做好“接待”工作。记者来到现场见到的是被“狂轰滥炸”过的决口，以及一战区大批官兵和许多民工正在“奋力堵决口”。
此事虽暂时蒙混过关，但仍为一些人看出破绽。法国记者不久在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
军的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之命，换取日本人一个性
命，亦未始非计……
黄河决口，造成了从郑州至蚌埠地区的长约一千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进攻郑州的日军第2军主力，不得不改变计划，掉过头来，沿着漫长的黄泛区东北面艰难地绕行，向合肥地区集结。然后，于8月底，才从黄泛区南面（淮河南侧）向信阳方向进攻。这一过程，使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三个月。同时，使日军原计划利用淮河为水运交通，向信阳进攻的目的破产。
华北日军向中央陆军部报告：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我军进去，6丹上旬于郑州东北
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
形成了经由中年、蔚氏、周家口、颖州连接淮河的大地
障。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
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因此，日军总的战略计划也被迫更改。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变更为以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
3
6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回顾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交战的各次大的战役，分析了敌我兵力和作战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军队进行武汉会战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方针：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并相机与敌决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巩固武汉核心。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构筑完善坚固阵地。同时，沿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强兵力，以迟滞日军的进攻；
四、各部队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我军行动主动，以达到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会战。由于日军主力从长江东面而来，蒋介石则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战场：
江北战场，以二十三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另将一部兵力配置在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
江南战场，以二十六个军为基干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主力配置于武汉以西的长江南岸沿线。
南岸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因此是武汉会战的主战场。
蒋介石倾其空军全部战力，计战斗轰炸机100余架，全部投入会战。
海军全部，战舰40余艘，亦全部投入会战。
蒋介石豁出去了，将凡能动用的部队全部调用武汉参战，总计五十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一百一十余万兵力。
在进行了上述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下令：限8月15日以前，驻武汉三镇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全城居民一律撤退到重庆、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只留他的军事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指挥作战。
蒋介石深感此次决战之惨烈，于一切布置就序之后，拖着有些疲困的双腿，站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和全国同胞发表具有悲壮色彩的声明：“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以来，已经作战的经过，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此在上海与鲁南各阵地战中，皆足证明”。
“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的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保卫大武汉”的目的，仅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真要保卫武汉这一城一地，当然能保卫，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军方上自统帅部，下至在华作战的部队，也在这同时，改变了过去一贯坚持的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企图。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方面企图一举歼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他们接连策划并发动了华北会战，欲一举歼灭宋哲元第29军主力；山西忻口会战，欲歼灭晋军主力；淞沪会战，欲歼灭华中中央军主力；徐州会战，再次欲歼中央军主力。但日军的这一系列企图都全部落空了。徐州会战之后，日军中央统帅部和在华部队，就再也不搞“一举”的虚劲了。
5月末，日军统帅部在关于向攻占汉口态势转移的作战方针中，就只羞羞答答地要求向武汉进攻的华北、华中日军攻占汉口，尽量消灭敌军。”尽量，也就是说能消灭更好，不行作罢了，但必须占领武汉。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的关于攻占汉口的第188号指示和参谋总长下达的第250号指示中，就完全见不到“歼灭”的字样了，把武汉会战的战略目的，明确为“攻占汉口，‘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数十万大军，万里征战，只是为了占领武汉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为什么明知不能歼灭中国军队而发动这样一场宏大的战争。
日本限于人力物力，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日中战争，但他们的“和平，是基于中国政府投降基础上的。因此，他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倾其国力速战速决，实践证明不可能：重新宣布要以蒋介石为对手，商议停战吧，又大扫天皇的面子。
因此，只有这个办法，再努一把力，把蒋介石从中原驱逐出去，天皇在下令进攻武汉时，指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为地方政权。”
大战的目的是想通过占领一块显眼的地盘，使中国的合法政府降个格，这肯定又是一厢情愿的事。战后，日本一些战略家认为，近卫首相那个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给日本战时政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惨败。
由于黄泛区的阻挡，迫使日军重新拟定作战计划。
4
6月8日．日军第6师团，从安徽舒城地区南下，于6月18日攻占了潜山，加强了波田支队的攻势，同时也稳住了该支队的后方。
安庆失守，马当、湖口等地就成为武汉的前哨阵地。
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会同第九、第五战区部队，在马当至汉口间，构筑若干处要塞炮台，设立江防要塞司令部，以谢刚哲为司令官。要塞司令部将所属军舰炮艇和海军陆战队，统编为三个总队。
第一总队：驻防九江上游的田家镇、葛店一线；
第二总队：驻防马当要塞；
第三总队：驻防湖口要塞。
为便于海、陆军协同作战，防守长江水域。在马当和湖口要塞司令部之上，又设马湖要塞指挥部，由陆军第16军军长李蕴衍兼任指挥。马当要塞由陆军王锡焘充任要塞司令；湖口要塞由陆军第77师师长彭位仁充任要塞司令。
6月14日。
安庆失守在即，鏖战炽烈。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乘坐军舰，从武汉顺江直下，亲赴前线指挥海军作战。是日黄昏撤出战斗，从安庆返航。他命令舰上炮火将设于江中和岸边所有的航标，逐一轰毁。来到九江，又下令在九江以下水域布设水雷，实行封江。
海军舰艇立即出发，在马当要塞前后，布下水雷六百多个；东防面加布一百多个；湖口方面布设一千多个。
该段长江，水雷密布，险象万千，航道梗阻。
日本海军强大的第3舰队，在长江封锁线前施展不开，只好裹足不前，感到异常恼火。无奈只得派出大批兵力下江“摸雷”。另一方面，日军又采用空军对付中国海军，日军飞机沿江低空搜索，扫射轰炸中国海军的布雷舰艇。
中国海军官兵冒死布雷，其牺牲之大，为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所罕见。
6月24日。
海军威宁号炮艇，正在马当附近执行任务，敌机九架，突然顺江飞来，轮番轰炸。江水掀起数丈之高，满江浓烟滚滚，不辨南北。艇体多处中弹，烈焰腾空。艇长李孟元以下所有官兵，在烈火中挣扎，直至与炮艇一起沉没于江水之中。
7月1日。
咸宁号军舰在九江北港布雷，完成任务后，经九江驶向田家镇，航至火焰山附近，敌机七架追上来，俯冲扫射投弹。中国海军将士一面开足马力继续向上游奔返，一面沉着应战，用舰炮和高射机枪还击敌机。
这时，火药舱、头目舱、士兵舱均中弹着火，浓烟呛人。中段机锅等舱亦多处洞穿，漏水甚猛，官兵们奋勇抢救，纷纷用身体堵住漏洞。
甲板上，官兵死伤枕藉，血肉横飞。将士们怀着满腔复仇怒火，冒死抵抗，以舰上之高射机枪击落敌机两架。
该舰挣扎着返回武穴，暂靠日清公司码头扑火堵漏。不料，又有十六架敌机赶到，倾弹如雨。咸宁号军舰终于中弹肢解，连同全舰官兵满腔未酬的壮志和义愤，在滚滚的江水上消失了！
7月2日。
长宁号炮艇在武穴布雷时，突遭七架敌机围攻。艇上官兵没有躲避，冒险将水雷布完，但该艇却被敌机炸中，全体官兵壮烈牺牲。
7月3日。
崇宁号炮艇奉令在田家镇布雷，连日来数次遭敌机轰炸。官兵们一边用艇上高射机枪与敌机对抗，一边躲避轰炸扫射。艇上人员虽屡有伤亡，却都侥幸脱离险境。这天中午，敌机五架，紧紧咬住正在向江里布雷的崇宁号，连续投下燃烧弹，炮艇在一片血红的火海中不屈不挠地左冲右突。然而，艇体又不幸中了炸弹，遭受重创，操纵失灵，在滔滔烈火中，沉没于水底，为中华民族的尊严，壮烈殉国！
6月21日。
日军排除了马当下游水域的水雷，海军舰艇数十艘驶抵马当炮台附近，停靠江中，向岸边炮台日以继夜地轰击。22日清晨，日军十多艘汽艇，在军舰上大炮的掩护下，向炮台冲击。要塞各炮台官兵沉着应战，待敌汽艇驶近时，突发子母弹进行反击，当即炸沉敌汽艇大半，艇上日军纷纷落水淹毙。其余汽艇见势不妙，掉头就逃。
6月23日。
日军波田支队，在海空军掩护下向马当要塞发起猛攻。先是用军舰上的炮火猛烈炮击和飞机猛轰滥炸，接着是步兵潮水般涌来。要塞官兵与敌短兵相接，处处都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杀声喊声震天动地。驻守香口的第三总队一大队，数百名将士，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6月25日。
敌海军驱逐舰多艘，在巡洋舰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马当水域。
守军各炮台立即万炮齐鸣，猛烈轰击敌舰。
敌舰亦万炮齐发，轰击炮台。
整个要塞炮声隆隆，地动山摇，烈焰滚滚，天地变色。
巡洋舰被守军大炮击中，顿时火光冲天，浓烟升腾，日军舰队一片慌乱。
守军官兵大受鼓舞，炮火更加猛烈。
敌舰队失去旗舰，无力还击。只见两艘驱逐舰挟拖着巡洋舰向下游逃去。其余舰只纷纷掉头逃窜。
守军官兵冲出炮台，欢呼雀跃。
6月26日。
日军陆海空一齐出动，对马当要塞进行立体攻击。坚守长山阵地的江防部队，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守军伤亡也很惨重，逐渐失去抵抗力，当日中午被日军攻占。
日军夺取长山阵地之后，采用迂回包围战术，很快推进到马当。各炮台附近出现便衣汉奸和日军大部队，情况异常危险，炮台失去作用。要塞司令王锡焘下令各部队突围。
当日下午，马当要塞失守；
6月27日，上午。
陈诚带着第九战区参谋长施泊衡和参谋处长刘云瀚来到湖口，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视察了江防阵地和有关部队。最后来到湖口要塞司令部，把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要塞司令彭位仁。
蒋介石在信上指出湖口要塞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重要地位，令其务必督率全体官兵，坚决阻止日军前进，为主力部队的调动争取时间，没有军委会的命令，不得后退半步。
彭位仁看完信，深知要塞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立即向蒋回电：末将誓与要塞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随后，彭位仁召集要塞司令部全体官兵在炮台阵地上开会，神情异常严肃地宣读蒋介石的亲笔信，念完，带头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
陈诚站到高处，挺着胸脯晃动着拳头，厉声训话：“倭寇入侵，意在亡我国土，亡我民族，身为中国军人，保土卫民是我们神圣的光荣使命！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台儿庄，我军广大将士，同仇敌汽，浴血死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和民族精神。现在，倭寇受阻于黄泛区，便沿江猛犯，意在夺我中原，占我武汉。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我炮台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武汉的6月，如火炉炙烤。陈诚早已汗如雨下，可他一身整齐的戎装，风纪扣、武装带严严实实。内里头却早已被汗水浸渍得皮肉痒痛，额上的汗水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难受。可这位年轻的上将始终纹丝不乱，立在部下面前，凛然训示：“现在后悔当炮兵也迟了！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作为中国军人，只有一个选择：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全体官兵，闻者凛然，情绪激昂。阵地上响着憾动山河的口号：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从炮台下来，汗水、泪水满脸纵横，这才掏出手中抹抹脸，揉揉眼睛。他与随行高参正欲赴江边登小挺回武汉，忽见马当要塞司令部刘参谋长满身征尘地从旁边经过，当即叫住，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刘参谋长站住，怯生生地回答：“马当失守了！”
陈诚凛然作色，“谁叫你们撤退的？”
刘参谋长吱晤着说：“炮台遭日军包围，王司令命令……”
陈诚怒喝道：“你身为要塞参谋长，阵地丢失，擅自撤退，难道没你的责任吗？”
喝令卫兵将其扣押，带回武汉交军法处审判定罪。
彭位仁见之，在一旁倒抽口凉气，直觉得浑身虚汗直冒。
7月2日。
日本海军舰队，被水雷困住，无法前进。乃由陆军担任前锋，向湖口要塞进攻。连日来，敌飞机对湖口要塞各炮台阵地轮番轰炸炮台阵地大多被摧毁。这天，敌陆军大队赶到，全线发起进攻，川军第43军26师等部与敌展开恶战。
彭位仁率领要塞官兵，操步枪、冲锋枪等轻武器，与敌陆军短兵相接，反复争夺炮台阵地。阵地前，敌遗尸遍野。要塞官兵亦伤亡惨重，血染炮台阵地。
战斗至7月4日，湖口要塞所有的江防炮台阵地，都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只有少数官兵，其中包括轻重伤号，仍紧握手中武器，在硝烟滚滚的废墟上坚持抵抗。
7月5日。
湖口要塞停止了枪炮声。滚滚的硝烟渐渐散去，所有的炮台阵地不见踪影，在满目惨景的焦土上，横亘着遍地的守军和敌军的尸体。
一股浓烈呛鼻的血腥味儿，久久地飘散在这片焦土的上空.
敌海军舰队自6月26日起，派大批兵力下江排雷，但进展不大。便贸然溯江上驶，被水雷炸伤炸沉舰艇数艘，不敢再轻举冒进，遂改为由小型舰艇在前作探险性开进。
7月13日。海军陈绍宽总司令挺立军舰指挥台上，举起望远镜从远处向湖口方向了望，发现在湖口江面上停靠着一大群日军的中、小型军舰。回过身来对一参谋下令，立即组织快艇袭击敌舰队。
7月14日。
海军总司令部派文93号快艇前去袭击湖口江面的敌舰队。该艇开足马力，划开一道雪白的浪花，顺流直下，照直朝敌舰队冲去。
敌舰队慌忙开火，在江上组成一道严密的火网。雨点似的高射机枪子弹和轰隆的炮弹，落人空阔的江面激起一层层白色的水浪。
快艇冒着敌人炮火全速冲击，待靠近敌艇队时，才发射鱼雷。只听一声巨响，敌舰队中间冒起一般浓烟一艘中型军舰渐渐倾斜沉没。
文93号快艇得胜归来，艇身弹痕累累，艇上官兵几乎全部挂花。
7月17日。
海军又派史223号和岳253号怏艇，再次袭击湖口敌舰队。清晨，江风徐徐，十分惬意。两艘快艇装上鱼雷，顺江而去。但是，在途中却被陆军拉布的水下阻网缠绞，无法脱身，史223号快艇无声无息地含恨沉入江中；岳253号也致重伤，无法开动。
敌舰队遭中国海军快艇袭击，受到很大威胁。于是，出动机群沿江搜索，终于在薪春附近发现快艇停泊基地，便立即对其轰炸攻击，快艇部队几乎遭到全歼，无力再组织对敌舰队的进攻袭击。：
7月22日。
陈绍宽上将乘湖隼号鱼雷快艇到九江前线视察。经实地考察已认为只布设固定水雷阻敌，效果不大。决定采用浮雷攻击敌舰。
他对布雷部队官兵讲话：“浮雷飘泛在水面，顺江而下，向敌舰迎头痛击，定使敌舰无法躲避，效果一定良好。但是，施放浮雷，首先要弄清敌舰停泊或行进的路线地点，在相当近的距离内放雷，才能获得所希望之成果，因此，执行这项任务，是非常危险的，希望我海军将士，无愧于民族卫士的称号，发挥决战决胜精神，完成此项艰巨任务！”
于是，组成若干个布雷别动队，专布浮雷。各队秘密出发，在黑夜里越过我方自己布设的数道水雷封锁线，抵达敌舰队很近的地方，放下浮雷。首次出击，即将湖口江面的敌舰队炸沉炸伤各一艘。
另有一支布雷别动队，带着沉重的浮雷，从陆路穿过敌占区，深入到安庆敌后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在贵池等地，潜伏于大江两岸芦苇丛中，寻机放雷，奇袭敌舰，断敌交通，神出鬼没，打得日军坐卧不安。
5
7月上旬。
正当中、日两军在马当、湖口地区进行武汉外围战，并都在积极调兵，准备大决战之时，从北方传来一个令蒋介石十分振奋的消息：苏联红军在吉林省珲春县最南端的中、苏边界上，跟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沙草峰等地发生了激烈交火，而且规模还不小，双方都投入了上万人马。
蒋介石立即预感到这一事件将带来世界局势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分析中、日、苏三国的关系，认为：如果日、苏之间由此酿成大战，日本将抽兵北顾，自然给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减轻压力；如果日、苏间暂时罢兵言和，则苏联对日本仍是一大威胁，日本必然倾全力以攻中国，意图将中国战败之后，早日抽兵他顾。
此时，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将军来见，诚恳地向蒋介石建议，应适当变更和调整会战兵力，周恩来指出，明朝覆亡的教训之一，就是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而没有在敌后留下一定数量的部队以牵制敌人。我国既已作持久抗战之计，就不应倾其所有兵力来进行这次会战。具体建议以三分之一的部队与日军对峙；三分之一的部队转入敌后，化整为零，开展敌后游击战：另以三分之一的部队撤到后方，进行整训补充。
蒋介石基本接受了周的建议。当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军事人员会议，商讨对策。最后，蒋介石作出决定：“我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以作长期持久抗战准备。要使倭寇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将其拖垮击败，武汉会战的摊子已经摆开，我军非到有利地区，而不要轻易与敌决战。我们只以原计划百分之六十的兵力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因此，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应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调整兵力部署。”
根据蒋介石这一俄略部署，陈诚立即将江南第九战区数十万大军重新作了相应的调整。将主力集结于鄱阳湖西面水网地带和庐山地区，准备在这有利地区歼灭日军，同时，也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白崇禧受命之后，也立即赶往商城，在城北的祠堂里设立第五战区指挥所（因李宗仁患牙病住院，五战区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将精锐之师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调到合肥以西，背靠大别山东麓以作持久战。其他部队则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麓，和大别山南面的长江沿线。白崇禧给本战区部队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大别山南北两面险要地区阻敌窜入，或诱敌于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同时，白崇禧将第五战区部队划分为三个作战兵团：
左兵团：指挥官孙连仲。负责大别山西北麓方面，将敌诱至有利地区予以歼灭；
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负责大别山南面，利用长江北岸港湾错杂的有利地形，相机歼敌；
中央兵团：指挥官廖磊。大军藏于大别山中，部分兵力守在大别山东面险要隘口各处，阻止日军进山。
白崇禧真不愧为“小诸葛”，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经他这样一拨弄，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坚强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行动自由，置于不败之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大别山，以作长久抗战之计。
白崇禧部署好部队，就将指挥所搬到大别山西边一个名叫宋埠的小镇上，在这儿，他一方面可以就近与陈诚的九战区长官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江两岸协同作战；另一方面，这一带是他预设的歼敌战场，以便就近指挥督战；其三方面，他设指挥所于此，是便于掌握左、中、右三个作战兵团的情况。
却说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中将，新近才被蒋介石提拔为第4兵团司令，心里很激动。新官上任，他想早点到战场上去烧他几把火，打几个漂亮仗来报答蒋介石，也不在提拔他一场。
他从白崇禧那儿得了将令出来，跳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小越野车，驱车赶往鏖战正酣的黄梅前线。
车窗外，江水奔腾。他的心也如江水那样激荡，那江水仿佛幻化成了他的千军万马，正以澎湃之势，向敌军发起反攻……
突然，一群敌机顺江而来，对着小车俯冲扫射。
司机大惊，车身失控，连人带车滚进路旁水田。
这位陆军中将从破车里爬出来，拔腿就跑。
这时，只见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对着那辆破烂小车哒哒地一阵扫射，然后，机头一翘，屁股后漏出一个娃娃样大的铁玩意儿。李中将赶紧朝地上一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震他差点儿吐了出来。湿乎乎的稀泥，忽啦啦地从天而降。把他半个身子都埋在了土里。
他猛地一蹦，站了起来。才发现后脑勺和背上都糊着大块大块的烂泥。回头看去，他坐的那辆车，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其地已创出了一个半间屋子样大的土坑，好险！在他脚边还有一大块黑不溜秋的东西，是车门还是车顶盖，也说不清楚。
呸！他朝那土坑狠狠唾了一口，头也不回地照直朝黄梅前线走去。
中日战争扩大化，也迫使希特勒德国在远东的这两个伙伴之间进行选择。日本工业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与之结盟，可以作为德国侵略扩张的有力帮手；中国工业落后，军事力量软弱，与之结盟，不但不能给希特勒以军事上的支援和策应，反而还要希特勒来“救济”这位又穷又大的穷朋友。
希特勒毅然选择与日本结盟，一脚踢开了中国这位可怜的穷朋友。
虽然中国曾竭力揭露日、苏暗中勾结，但事实却胜于雄辩，日、苏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恶化。而中国与苏俄的靠近却日趋明朗。1938年初，苏联秘密卖给蒋介石包括飞机、大炮和枪支在内的，共计一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虽然斯大林一点也不客气，对贫穷的中国人分文不让，照收美元不误，但那毕竟是军火，是用于战争的东西。
希特勒果断地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军事联系。先是断绝武器装备的交易，再是当武汉会战打得正激烈时，下令撤走所有的德军顾问。
希特勒落井下石，釜底抽薪的行为，在德军顾问团中引起强烈不满。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长期在华工作，同蒋介石和中国军界结下了深厚友谊。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带头向柏林提出，愿以个人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警告法肯豪森等人，如不遵命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将面临严重后果。
德国军事顾问团大多数成员被迫于6月底离华回国；但是、仍有五位顾问，毅然舍去一切，坚持留了下来。所有回国的德军顾问，临行前都来向蒋介石保证，决不出卖中国利益，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秘密。
正当蒋介石为德国的卑劣行为感到气愤之时，斯大林却向他伸出一只热乎乎的大手，其原因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因为日苏间发生的张鼓峰事件。
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月13日，四十余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悄悄进入了吉林省珲春最南端的张鼓峰地区，关东军立即查阅地图，看出该地为“满洲国”的领土，于是认定苏军为非法侵犯行为，调遣部队进行“自卫还击”。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首先发难。双方在此迅速增加兵力，动用坦克，重炮部队展开大战。正当日军第19师团数万人陷入绝境，将被苏军全歼时，莫斯科方面却突然主动宣布停战言和，停战之后，日军方面也十分知趣，不再提苏俄军侵略满洲帝国领土之事，慷慨地容许苏军“合法”占领张鼓峰地区。
张鼓峰事件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日本方面认为，自己的两条腿还深深地陷在中国这块泥沼里，一时还拔不出来，无力对苏联展开大战。所以，在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对斯大林采取尽量克制的态度。
第二方面，苏俄方面认为，他的西边受到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威胁。日本在亚洲同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当然是俄国的死对头。但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都不会让自己陷入两面出击，因而亦是两面受夹击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当然明白这一点。在斯大林看来，既然日本与中国已摆开那么大的摊子，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还不如在诸如张鼓峰这样的事件中，对日本作些让步，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
为了切切实实让日本方面理解斯大林元帅的良苦之心，日、苏在谈判停战时，苏方一再向日本表示，绝不会对日本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
通过张鼓峰事件的友好解决，夭皇和日军统帅部“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同时，苏俄方面认为，也不能让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给打败了。日本征服了中国，总有回过头来进攻苏俄的危险。于是，应该对中国的抗战施以国际主义之援助，使其牢牢拖住日军，让日军长期陷在中国那块泥潭之中。有鉴于此，援助中国抗战，无疑是给中国这块战争的沼泽地再灌些水，使之永远是无底的沼地。
对于蒋介石来说，处于那种非常困难的境地，谁的支援，物质的和精神的不论，都一概是求之不得的。
在张鼓峰事件爆发后，苏联开始热心援华，开来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大队和军事顾问，运来了许多大炮和枪支。
6
1938年5月19日。
中国空军第一次打出国境，远征日本取得成功。
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想用飞机去轰炸日本本土，以示报复。1937年9月，他派了个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作购买武器的秘密谈判。蒋介石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五百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这是为了反击日本，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代表团在苏谈判期间，蒋介石最为关心的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大个儿炸弹，曾数次去电询问情况。但苏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无论如何也不肯卖那些东西给中国。成交结果，5公斤至10公斤重的小西瓜炸弹到是卖了不少给蒋介石，五百公斤的大个儿一个也没给。
蒋介石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也就告吹。
到1938年4月中旬，蒋介石产生了一个新的点子，决心冒一次险，对日本侵略者精神上来一次狠狠打击。他命令政治部第三厅的“先生们”（因三厅主要为共产党员组成，负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抗战宣传文化工作，因此，国民党上层亲切地称三厅的人为“先生”，赶紧编写印刷一批传单备用。
五月中旬，几十万份传单便从郭沫若那儿送到了航空委员会。
蒋介石亲自下令，派两架轰炸机带着这些宣传品到日本去撒。
中国空军第14大队队长徐焕章，副队长佟彦博，分别驾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在茫茫的云海上空向东飞去。
两架轰炸机飞出了大陆，飞出了中国领海。深夜两点四十五分进入日本本土。
近百年来，中国军队都是躲在自家门框后，被列强任意追打欺凌，而这一天，中国军人第一次勇敢地闯出了自家大门，在上万米的云端，高高在上地鸟瞰敌国的土地。
日本全国一片惊慌失措，警报声响遍了日本列岛，他们以为中国人带来了报仇雪恨的炸弹。然而，当九州、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随手拾起天上飞来的中国传单时，才发现那上面充满了善意的文明的语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佟二人，本来抱着有去无回的心情前去日本撒传单的，谁知，到了日本上空却大出原来之意料。当他们驾着飞机在日本上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撒完了所有的传单时，也没听见日本人开炮打他们。觉得好生奇怪，朝下一望，只听见警报声还在哇哇乱叫，各大城市一片慌乱，竟还没回过神来关灭电灯。徐、佟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无线电里对起话来。
徐说：“你看他们慌得那样儿，到处都还亮着灯。”
佟说：“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徐说：“你看有一片灯光突然灭了。哦，又有一片灯光熄了。”
佟说：“他们到现在才想起该做什么事呢！”
两架轰炸机在武汉机场安全着陆。当徐、佟二人走出驾驶舱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已伸着两条胳膊迎了上来。
何应钦说：“欢迎你们，我们的民族大英雄！”
孔祥熙腆着个大肚子说：“你们从机上发回的，征服倭寇的电报，委员长知道了，高兴得很，特地派我们来迎接！”
小车把这二人拉到蒋介石的会客厅。
蒋介石已迎候在门口，他这会儿竟然也忘记了身为军人的礼节和统帅的威严，在受部下军礼之前，就伸出手去、弄得徐、佟二人不知是向他敬礼好，还是和他握手好。
进客厅坐下，蒋介石竖直耳朵，像山沟里的小孩子打听大城市的新鲜事那样好奇地打听他们的历险记。听到高兴处，竟有些失态地手舞足蹈起来，连说：“不行不行，日本的那个防空，太幼稚了！”
徐、佟二人成了大英雄，成了报纸电台的头号新闻人物。武汉各界代表前来慰问，请去作报告，把他们当圣品展览。
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和第18集团军，特送红彤彤的锦旗一面，致以民族的敬意。
日军认为，这一次比台儿庄的“差错”更丢脸；日军航空部队对武汉地区，不分军民地施以报复性轰炸，同时，以绝对优势之空中力量，专寻中国空军决战，以图歼灭中国空军。中国空军虽然力量薄弱，却勇敢地迎战。
5月31日。
大批日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14架。在此前不久的另一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敌机21架。在这次战斗中，空军勇士陈怀民的飞机被敌机击中、本可以跳伞逃生，但他却毅然驾驶着负伤的飞机向敌机撞去，和敌人同归于尽，把他那无畏杀敌的精神和未酬的壮志一起挥洒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在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将日军有名的木梗津轰炸机联队，几乎全歼。
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空军，也在武汉空战中消耗殆尽，无力再战。
日本飞机却乘机猖狂，定要将中国军队统帅部摧毁，把蒋介石炸死才解恨，在7月的一天中，敌大批轰炸机，连续两次轰炸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及卫士们躲进防空洞。
天空中20多架轰炸机，打着圈儿，一遍又一遍地专门扫射轰炸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地。转眼之间，蒋介石的宅所、客厅、会议室都被炸成废墟。
突然，几枚炸弹咝咝怪叫着坠到防空洞外，爆炸之后，不少卫士已被炸死，距离最近的那颗炸弹，离蒋介石不过30市尺左右，炸弹响后，鲜血飞溅残壁，断肢倒挂树梢，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宋美龄被震昏倒在地，呼之不应。
蒋介石完全明白了，敌人出动这么多飞机，专炸这小小的地方，是要将他置于死地。不由得心中怒火中烧，干脆从防空洞里爬了出去，迎着自天而降、恐怖怪叫的炸弹，在血肉横飞，熊熊燃烧的土地上走着。
他铁青着脸，伫立在刚被炸弹炸开的新土上，仰首怒视着仍在逞狂的敌轰炸机群，心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7
1938年9月29日。
刚从延安飞抵武汉的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亲手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剪开信封，取出信笺，只见上面龙飞凤舞一手好字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铩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杭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体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对武汉危急，国民政府内意见不和，汪精卫等主和派的活动甚嚣尘上，而还在战、和两种选择中徘徊的蒋介石，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信任。
武汉会战时期，尽管蒋介石从未放弃过反共的方针，国共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黄金时期。孙中山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政体，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政治团体的一致拥护。当时，中国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致抗日的，各党各派均可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崭新的、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各党各派都坚持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但却出现了全国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处于军事上的绝对劣势，政治上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具有伟大政治远见的毛泽东却独具慧眼，认为”大难有转旋之望”。只要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团结抗战路线，与各党各派平等治国，则中国的独立自由就可以实现。并坚信中国会“雄立于东亚”。
1938年3月29日。
国民党在武昌珞加山武汉大学内举行了该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制走了抗战路线。最重要的是决定组织民意机关，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实行国民参政大会制。
国民参政会的人选由各党派、文化团体、经济团体和生产者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咨询机关，规定凡国家大政方针，都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入选为参政委员。
7月1日。
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未到会，但给大会发来电报，明确呈述了他的参政观点和意见：
寇深祸亟，神洲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老子党”的作风，尊称共产党人为有志之士，并发表对共产党人的宣言书。“馨香祷祝”国共两大党和各党各派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其军事机关，也作了一定改造，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以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床若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主管政治宣传，三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陈诚等人对三厅的工作也是放手让干并给予支持的，如三厅的活动经费问题，陈诚一开口就答应给郭沫若一个军的经费（80万元）。
三厅的工作可以放手去做。独立组织盛大集会、游行，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印刷报纸传单和小册子，发到前线连排战士手中；举办画展；组织宣传队，演剧队、孩子剧团等等。
1938年1月11日。
中共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公开在全国发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该报书写报头，题了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领导人，知名人士纷纷为该报题词祝贺。计有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邵力子、陈铭枢、张治中、石瑛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也可公开支持该报，纷纷题词相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著作，也可在武汉印成小册子，在长江方面战场的军队中发行，一些部队还自由选择《论持久战》为政治教材，组织官兵学习。
武汉时期的民主共和局面，虽然短暂，且还很不完善，但它是永远值得回忆和深思的。正如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所说，那是“希望无穷”的……
（毛泽东的信引自《湖北文史资料》第243页）
8
7月26日。
武昌。军委统帅部接到九江守军总指挥李汉魂将军电话：守军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消耗以后，已撤离阵地，转移到南浔铁路一线。日军占领了九江。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陈诚似乎很平静·。
苏军顾问们（1938年7月，德军顾问团撤走后，根据中、苏协议，苏军顾问团派驻中国军队）却沉不住气了，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建议蒋介石立即反攻。
、
蒋介石睁大了眼睛，吃惊地反问；“反攻”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懂得反攻为哪码子事。
总顾问切列潘诺夫耸耸肩，比划着说：“反攻！把九江夺回来，把日寇赶下长江去。”
蒋介石与陈诚相视一笑，马上对顾问先生们皮笑肉不笑地连声道：“啊，反攻。很好！很好！”
顾问们被蒋介石用“很好”打发出来，就再也没有发现统帅部有什么具体行动来实施这一建议了。
总顾问急了，又找到蒋介石吵叫反攻之事。该总顾问曾经在中国军北伐时期，来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与蒋的个人关系不错。因此，见面说话都很随便。
在客厅就坐以后，总顾问直截了当他说：“总司令（他还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尊称蒋介石为总司令），说实在的，我对您和您的统帅部所采取的战略有不同看法。”
蒋介石欠欠身，“好，好，请直言，请直言！”
切列潘诺夫说：“经过我的观察了解，我认为总的说来，你们整个的抗战是消极抵抗。”
蒋介石皱皱眉头，“哦，何以见得？”
总顾问说：“你们只是以一部分兵力向进攻的敌人，作节节抵抗防御，而其余的部队通常都在后边待命。”
总顾问突然激动不已地捏着两个拳头喊道：“不应当呆着不动，要行动，积极行动！积极反攻！要集结大兵团，像山上的雪崩一样压向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歼灭！”
蒋介石罗汉似地坐着，颇感兴趣地听他说完，才说：“阁下的意见很好！很好！”
总顾问已经受过他一次“很好”的款待了，心里很恼火，觉得刚才那一席肺腑之言又白说了。抓起茶杯咕咆咱地喝。
蒋介石似笑非笑他说：“不过，总顾问阁下，我们也应该这个，看到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十多年前北伐军打中国的军阀了。日本军阀可不比北洋军阀好对付呀！当年，我曾到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研习日本军事，毕业后又入日本上官学校当士官候补生，对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教育训练，武器装备、总之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等等，虽不敢妄称日本通，但不客气他说，我对他们是很了解的。”
蒋介石也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说：“如果一能达成速战速决，能有效地大反攻，我何尝能容忍倭寇的铁蹄践踏我神圣领土的一寸一步！彼我的战力，决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如果几个月前，我在徐州图个痛快，不将主力撤退转移，现在，日军也可能不是在武汉外围苦战，而是在重庆街头列队行进！”
总顾问无言以对。
蒋介石对老朋友善意地笑笑，“阁下的建议，也很有道理，我一定认真研究！”
其实，蒋介石和陈诚、何应钦等人早就定下了在江南反攻敌人的计划，不过不像顾问先生们所主张的那样简单。
冈村宁茨的第11军占领九江之后，按原计划从南岸配合海军沿江西进，仰攻武汉的路就行不通了。因为在他们的前头——瑞昌至富池口，这几十公里的地段上，集结着一股中国的精锐部队，这个精锐集团计有孙桐萱第3集团军；关麟征第32军团；汤恩伯第31集团军和孙相堂的第12军。这些部队曾在华北、上海、台儿庄等会战中战功卓著，威名赫赫。
冈村宁茨的部队还受到来自九江南面庐山地区的威胁。因为九江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都转移到了庐山地区，他们随时可以向九江出击，切断长江交通。
冈村宁茨因此决定改变原计划。以一部兵力从庐山西麓，沿南梁铁路南下，占领德安重镇，消除九江侧背威胁；同时，再以有力之一部兵力，从德安地区向西攻进，迂回到孙、关、汤军侧后，配合海军，拔掉这个钉子。
冈村宁茨的打算，正中蒋介石下怀。
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第70、第8、第4、第64、第74、第66七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
薛岳将军说：“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玄乎！颇有些诸葛亮八阵图的神秘感。
7月底。日军第106师团全部，从九江沿南浔路南下，进至庐山西麓马回岭附近，立即被薛兵团第9集团军各部重重包围。敌军拼死突围，终不成功，遂抢占阵地，原地待援，陷入绝境。
8月20日。
日军第101师团渡过鄱阳猢，在星子地区强行登陆，企图救援第106师团。该敌进至庐山东南麓，被薛兵团之叶肇第66军，王敬久第25军，以及陈安宝第29军死死咬住，亦陷入重围，不能自拔。
8月8日至24日。
日军陆、海军配合强攻瑞昌阵地，与守军孙相堂第12军等部激战半个月，夺取瑞昌城。
为了救援重围中的第106、第101师团，日军第9、第27两个师团和波田支队等部，在40多艘舰艇和大批飞机的配合下，猛攻码头镇、宫池口一带守军阵地。陈诚的精锐嫡系第54军，在军长霍揆彰，参谋长郭汝瑰将军指挥下。与敌接战，守军官兵冒着敌施放的大量毒气，奋勇杀敌，激战数日给敌以沉重打击。汤恩伯又指挥其他各军轮番出阵，将敌消耗近半。然后，第54军等部撤出阵地，在富水河东西两岸布防，严阵以待，阻敌西进。
日军第9、第27师团经过兵员补充，火速向南深入，意图解救被困于庐山地区之敌。
第9师团一部突破王陵基第30集团军阵地、进至马回岭附近，遭到黄维第18军和俞济时第74军拦阻围攻，在此进退困难。
第27师团主力沿瑞武公路南进，企图占领武宁，向东策应被困之敌。却在德安西南方的麒麟峰、张古山、万家岭一带陷入薛岳兵团和川、滇军的重围。
至此，冈村宁茨的第11军主力各师团，几乎都陷进南浔路山岳水网地带，机械化优势完全丧失，分别被第九战区各军包围攻击。
1938年9月中旬。
陈诚带着苏军总顾问切列潘诺夫，顾问卡里亚金奇若夫和布尔科夫等人，来到南浔路前线，在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将军的陪同下，一同走上山头阵地。举目远眺，山岳屹立。河川纵横，到处都传来战斗的枪炮声。
切列潘诺夫似有所感，忽然问陈，“你准备要干什么？”
陈诚狡拮地笑笑，“反攻！现在才应该反攻！”
切列潘诺夫赞道：“哦，你和蒋总司令原来是胸有成竹呀！绝妙的战场，乌拉！”
陈诚下达全线反攻命令。
参加南浔路大反攻的计有二十万大军。
9月24日。
川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一部向麒麟山之敌发动强攻。
滇军卢汉第30军团的将士们，与川军合围敌寇，他们雄壮的军歌响彻底云霄：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的战场
兄弟们
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云南是三十军团的故乡
三十军团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川滇两军与日军在麒麟山反复冲锋争夺，敌我双方死伤累累。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川军阵地发动反冲击，在情况危急之时，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将军，亲率六个营的预备队赶到，拼死堵住夹围的日军，许多山头阵地都在进行惨烈的肉搏厮杀。9月29日午后2时，川滇两军向麒麟峰最高点发动攻击。日军的工事全被中国军队的炮火摧毁，他们以尸体垒成工事进行顽抗，对冲锋的川军施放大量毒气弹。川军将士冒着日军猛烈炮火和浓烈的毒气，在满山遍野的喊杀声中，不顾一切地向敌人的尸阵扑去。下午4时许，攻占了主峰。
此后，全歼日军铃木联队。
10月初旬。
久困于庐山地区的敌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数万人，从德安附近拼死向西突围迂回，企图与敌第27师团会合，在万家岭地区又遭到欧震第4军，俞济时第74军和叶肇第60军主力的包围。三军将士密切协同，向敌发起猛攻，战况顿呈白热化。
第74军冯圣法的第58师的战斗至为关键。
日军为了摆脱困境，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向58师阵地拼死突围，大批敌机接连出动，轮番轰炸，并投下硫磺燃烧弹，将58师阵地上的树木草丛吞噬一光。该师将士在毫无藏身隐蔽的光秃秃的山坡上，顽强阻击，打退敌人数次反扑。但自己的伤亡也特别惨重。此时，另一股日军从庐山方向赶来接应救援，致使腹背受敌，全师官兵伤亡殆尽。师长冯圣法蹲在阵地上的一个弹坑里，抱着电话向俞济时军长痛哭求援。俞济时手里已无预备队可用，只得把警卫营的两个连也拉了上去增援冯圣法师，才扎住了那个缺口，将万家岭之敌牢牢地关在铁围中。
万家岭战役的总指挥——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军，为了就近指挥作战，他将指挥部设在前线奢溪附近一个小村庄上。第66军司令部也设在这个村里。
10月7日。
三军部队发起最后总攻。
整个万家岭地区笼罩在激烈的炮火硝烟之中。每个山头，每区村庄都在展开惨烈的厮杀，反复争夺，一日数易其手。敌轰炸机群一日数次飞临万家岭上空，但因地面上两军短兵相接的混战，厮杀成一团，不知弹投何处，急得在战场上空团团打转。旋又一遍遍地俯冲，终因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而在天上干瞪眼儿。
吴奇伟的总指挥部却受了“优待”，连日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他和66军叶肇军长以及参谋人员几次遇险。，有一次，他正与第4军欧震军长通电话，一架敌机俯冲扫射，竟将电话机打碎。另一次，他和参谋长等人聚在地图前画箭头，策划作战事宜，猛遭敌机轰炸，指挥部房子被炸飞半头，另半头塌下来，将他和参谋人员埋在下面，幸为木柱瓦房，未伤筋骨。
日军在重围中死伤惨重，特别是各级官佐战死尤多，致使许多单位无法统率指挥。（火田）俊六大将派出十多架飞机，将两百多名师圆长以下各级官佐，空运到万家岭空投，以补充战场指挥官。敌军一个大队从鄱阳湖方向开来增援，该敌从庐山东面向上攀登，企图袭击中国军侧背。他们爬至香炉峰半腰时，已疲惫不堪，便在山间一块较隐蔽的平坝里架锅造饭。被中国军一个团包围，从四面山上居高临下尽情围剿，敌军措手不及，五百余人，无一漏网，悉数就歼。
10月10日。
万家岭战役结束。
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四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三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一千余人逃脱。
这天是国民政府国庆日。
武汉三镇大挂青夭白日旗，以示庆祝国庆；也庆祝南浔路大捷。
在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陈诚、何应钦和苏军顾问们，不断收到南浔路各部队发来的反攻战报。最后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他向蒋介石报告：“在我军向万家岭总攻时，敌第27师团长本间雅清中将亲率一部兵力，孤军冒进，驰援万家岭之敌。行至德安河岸，遭我军突然袭击，敌军大乱，向西溃退。德安河岸，敌遗尸累累，日军第27师团长本间中将被击毙！”（本间师团长被击毙为误传）。
蒋介石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对着话筒叫道：“军委会将传令全军嘉奖第30集团军，并给奖金三万块！”
9
8月下旬，合肥日军第2军，以四个师团为基干兵力，分两路沿大别山北麓进攻，企图从信阳地区南下，从北面包围武汉。
第五战区左兵团孙连仲，指挥第2集团军所辖第30军、第42军和宋希廉的第71军，在霍山至商城沙窝一线阻敌。同时，胡宗南第17军团和川军第22集团军、张自忠第27军团，在信阳以东迎战日军。
9月2日。
日军第13师团，在师团长获洲立兵中将指挥下，向第五战区左兵团前卫阵地富金山进攻。
富金山靠近豫皖边界处的叶家集，山如扇形之雄立于公路南侧。第71军军长宋希濂中将指挥所部第36，第88两师，在山上构筑阵地，对西进之敌，如同鱼骨卡喉。因此，敌军不惜一切代价猛攻山头阵地。
正面守军第36师与敌竟日激战。
军指挥所设在山上。宋军长站在窗口处，不用望远镜就可清楚地俯瞰战场全貌。日军无数次进攻，都被36师打了下去，守军阵地前敌军横尸遍野。远处，日军的活动尽收眼底。汽车运输队来来去去，有的是运兵，有的是拖来大炮、弹药，有的是向合肥方向运走伤员；远处山坡下撑起许多白色帐篷，那一定是敌军的战地救护所，大队大队的日军正慌慌张张地来回调集运动；公路哪边日军的炮兵阵地上，一排排野战重炮昂然屹立……
宋军长贪婪地盯住那些威武的大炮不转眼，馋得没法。心想，要是分一半给我就好了，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也行！我要是有几杆那玩意儿，保证给他个毁灭性打击，日军也不会那样猖狂了，竟敢在我眼底下，如此放肆猖撅。
天上传来嗡嗡声，举目望去，好威风，敌机来得真多，黑压压地一大片，如同黑云压顶。
敌机对山上阵地施以狂轰滥炸。火光闪耀，山在颤抖，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儿。飞机贴着山坡俯冲，树梢都被狂风折断。
敌机刚去，大炮跟着轰击。有几发炮弹呼啸着落到了军指挥所附近。打得真远，难怪宋军长对它们如此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