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太平天国造反的时期，是汉人中的精英特别容易出头的大好时机，多少山野秀士，草莽英雄，都凭借湘淮军以及其他的什么军而扶摇直上，出将入相。王闿运站错了队，固然于前途大有伤害，但念念不忘自己的知遇之主，却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的根本原因，当年“肃门四学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此人后来也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了升迁，虽说不太顺，但也位至六部堂官。肃顺死后，王闿运一直心气难平，也曾赠金给肃顺遗属，也曾赋诗抒怀感愤，浇自家之块垒。据说，直到晚年主讲船山书院时，一日跟友人谈起肃顺之事，还不觉潸然泪下，慨然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说，人说肃顺是逆臣，但是对我而言，则为恩主。
说起来，王闿运也算入过曾国藩的幕。曾国藩帐下得到保举者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王闿运什么事，是王闿运不要，还是曾国藩不给，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曾国藩帐下，只传说王闿运一人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一说是暗示过曾国藩学魏武帝，可是曾国藩没有听。当然，也许是听进去了，只是做起来却反着走——在打下南京之后，随即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
如此一来，王闿运只好踏踏实实做名士了。诙谐多智的他，世间的一切，从此概以笑骂出之。用钱钟书的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历史上，肃顺是权臣，但权臣差不多都是能臣，越是乱世，越是显出这些人的能耐。本来，受能臣赏识的王闿运，预定目标，也是能臣，或者是更大的能臣。曾、左、李，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自负身怀“帝王学”的他，一肚皮杂学，不是用来在书院零批散卖的。然而，时运不济而且性情不苟的他，最后只好将“万字平戎策”，零卖了。买的主儿，像杨度这样的，用的时候，还完全弄错，不仅自己而且连累袁世凯都落了个千古骂名。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的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用的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要算是个中的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都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的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1)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图15）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杖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2)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的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防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事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1)
雇佣兵这种职业，在西方很早就有了。在封建时代，某些封建主由于“国家机器”不够强大，但又时不时的有仗要打，下面的骑士用起来太麻烦不说，还不一定顶用，于是一种新的职业诞生了，那就是雇佣兵。跟农人种地，工匠做手艺，商人做买卖一样，雇佣兵吃的就是打仗的饭，谁给钱给谁打，今儿为甲打乙，打完了之后，明儿乙只要出钱，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转过来打甲，不存在任何的心理障碍。后来，西方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常备军，但雇佣兵的传统却并没有中断，断断续续地总有人干这个买卖，直到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地方打仗，就有他们的身影在，比如阿富汗战争，前南斯拉夫内战，以及眼下的伊拉克。
19到20世纪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多战事的地方，自然也就有雇佣兵来帮忙。最早的雇佣兵出现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兵和太平军打成一团，没断了有西方的雇佣兵掺和其间，看哪个顺眼，哪个给银子多，就帮哪个。不过，要说雇佣兵的大部队，还是在上海，1860年代，是个成全上海的年月，一面是洋鬼子看上这块地方，处心积虑在这里安营扎寨，一面是被太平军闹的，大批的长江沿岸的富豪都往这儿涌，托庇于洋鬼子寻个太平。当太平军威胁到上海的时候，所有这两部分人都有点急。鬼子急的结果，是他们宣布的中立有点名不副实，只要太平军逼进上海，他们出来干涉。而上海的富豪们的急，就急出了一支雇佣兵“洋枪队”。无论什么时候，雇佣兵总是出现在战场上钱和女人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也不例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个地方。
洋枪队的首领是华尔（Ward,Frederik Twnsend），一个美国的海上牛仔。这个牛仔纠集了一批闻着战争腥味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再加上来自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人，拼成了这支雇佣兵队伍，直接雇佣这支军队的中间人，是上海著名的钱庄老板和洋行买办杨坊。雇佣兵刚组队的时候，命并不太好，不仅跟雇主之间因文化的差异时有抵牾，而且西方列强一时也没有想明白该不该支持清政府，在上海的英国人还逮捕过华尔，把这个美国牛仔关进了局子。不过，没过多久，辛酉政变后，清朝新政府的温顺，使西方想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不再限制洋枪队，而且还低价供给他们武器，甚至授权华尔查抄没收走私给太平军武器，结果是华尔招来了自己的弟弟，专做军火生意，哥俩发大财。而太平军在江浙的扩张，也逼得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下定了借洋师助剿的决心，洋枪队在清政府和西方的双重扶植下，迅速成了气候，从洋官洋兵，到洋官中兵，队伍达到5000多人。（图16）
真正让这支队伍运转起来的动力，当然还是金钱，还有女人。洋枪队的军饷，即使是中国士兵，也要高出湘淮军，至于洋兵和洋官，则要高出中国军队十几乃至几十倍。每攻下一座城池，都有额外的赏金。华尔和副领队白齐文（Burgevine）都有了中国妻子，华尔还是杨坊的女婿（女儿也许不是杨坊亲生的，很可能只有个名义）。至于其他人，上海有的是咸水妹，以及不咸的校书和长三。不仅如此，华尔还被朝廷赏给“副将”，使得这个牛仔可以对他的国人宣称他是少将。当然，即便如此，清朝的皇帝和太后，还是会有点心理不平衡，生怕“借师”丢了面子。每当这个时候，操办此事的臣子们就会跟他们讲唐朝郭子仪借回纥兵的故事，或者强调华尔如何的“慕义”“向化”，对中国文化如何尊崇，除了没有剔发之外，穿了华服（其实是满服），而且还入了中国国籍（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国籍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每个月6、7万两的银子没有白花，洋枪队在清军和太平军的对决中，还真是起了作用。洋枪队装备精良，不仅有先进的后膛枪，还有蒸汽动力的兵舰，和大量的开花大炮。关键在军事制度、训练和技术方面，都比太平军更有优势。步兵打起仗来会排西方的方阵，排枪射击，炮兵更是出色，可以借助仪器，间接射击，害得太平军还没有弄清炮在哪里，命就丢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洋枪队的缘故，李鸿章的淮军也得到了装备和训练两方面的改善，从而大大地超过了因西方武器禁运而处境艰难的太平军。华尔死后，接替统领洋枪队的戈登（Gordon），跟淮军的合作更加紧密，待到太平天国失败，洋枪队解散，洋枪队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2)
不过，后来的淮军虽然武器装备换了若干茬，但训练却日见松弛，战术战法没有变化，制度和编制当初就没有改。这样的军队，对付一下国内的叛乱还凑合，碰到外国人，就不济事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1)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又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对于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父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图17）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的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2)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件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问题。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踞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防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2006-5-3于京北清林苑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1)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图18）看京剧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不过那篇文章主要是说西太后和京剧的故事，有点冷落了老瓦，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稍微仔细一点把这件事说一说。瓦德西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说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文革中众多演戏界人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海上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抗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的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宛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令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40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武夫，英法联军法国军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40年以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却只有厌烦的份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都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全不在他们心上。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2)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大呼小叫，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功夫了，从冯婉贞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那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的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 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作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1)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图19），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讯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支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晴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第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完没了。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2)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打仗主要还是男人的事，连这个事都指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似的就好。
选举与美女经济(1)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图20），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1，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选举与美女经济(2)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
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有点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得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
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搏很吃亏。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洲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
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它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已经经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个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也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
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
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
一旦革命成了功——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的是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折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作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份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享受。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稍有怠慢，就说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元回家乡，四处还钱。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很快，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手下这么多帮中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过去曾经一块混过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了上县，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分政府，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官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几天功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分政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作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帮中弟兄，分的不均，就是不是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被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了），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以色事人和以貌取官
眼下，女大学生分配，工作难找，但是美女除外，不用统计就知道，漂亮的女大学生肯定比相貌平平的同学就业率高。其实，到找工作的当口，无论男女，相貌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那些爹娘没有给个好皮囊的，怎么都要吃点亏，不仅今天如此，古代也差不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凤雏先生庞统（图23），由于生的难看，到刘备那里去求职，结果只得了一个小小的耒阳令，到任之后，终日沉醉在酒乡里。后来由于鲁肃和诸葛亮的大力推荐，才得到重用，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此事虽为演义，但史书上也有影子，只是为尊者隐，只记了后面的事，没提刘备重色轻才的糗事。
处于乱世用人之际，尚且如此，别的时候就更不好说了。南北朝选官讲究门第，但即使贵胄弟子，也须生得“美风仪”，才易得美官，做皇帝的近侍，那些歪瓜劣枣，长一副络腮胡子的家伙，大概也只有落寞的份。唐代实行科举，千辛万苦考上了，想要做官，必须得过吏部遴选的一关。这个时候，爹娘生得不济的主儿，就有些麻烦，得不到好位置不说，甚至有可能被淘汰。清朝是满人的天下，满人，或者说旗人是最讲规矩的，所以这个时代，做官的人至少在皇帝和上司面前，都必须做出一副奴才相。奴才相是什么样？古来没有定论，但首先必须是伶俐样，乖巧，低眉顺眼，但必须周正。其次是老实忠厚样。方头大耳，浓眉大眼加厚嘴唇者最佳，具体尺度，比照这个样子有所增减，但大体上不能太离谱。考试取官，衡文不衡人，虽然考生的“人事档案”上都有相貌的描绘，但无非“面白无须”之类，太粗，大体上还只能以文取人。即便如此，殿试的时候，长得对不起皇帝的，还是没有进入前几名的可能。有清一朝，传说有歪头举人，但从没有听说有过歪头进士的，如此说来，考前还是有相上貌的检验。
最露骨的以貌取官之举，要数大挑举人。在清朝，举人一般说来是不能直接做官的，但朝廷会不定期地在那些几次会试不第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挑上的可以被派去做知县和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人称“大挑”。大挑不用考试，甚至挑和被挑者之间，话都不用说，一般是皇帝派个亲信王公，主持其事，被挑的举人们十个一排，跪在下面，王公挨个端详，看着顺眼就挑出来。相貌在这里起了几乎是唯一的作用，据说，就脸相而论，“国”字形最佳，“日”字形就差点，如果是“冒”字或者“昌”字形，上大下尖或者下大上细，就玄，如果是“月”字形，有点歪，肯定没戏。传说晚清的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此公相貌不样，一眼高一眼低，主持的王公一见，即大笑不止，说这样的一副相貌居然也来“大挑”。
古代社会，女子以色事人，相貌自然绝顶要紧，都说红颜薄命，但又有几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相貌佼好呢？无论社会地位高低，生的好，固然有薄命，被山大王掠走做压寨妇人的可能，但机会毕竟多一些。没办法，谁叫那是男权社会呢。不想，那些被女子所侍奉的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相貌，靠低眉顺眼为官。某些大权在握的男人，偏是喜欢属下的男人，在操持公务的同时，奉献一点色相。显然，这里跟同性恋关系不大，只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怪不得在某些古人的语境里，“臣”和“妾”具有差不多的意义——一边是君与主，一边是臣和妾，风流所被，至今古风犹存，君不见，庐山会议上，“政治贞操”的概念，不仅被发明出来，而且十分管用，爱提意见又不服从领导之徒，“贞操”说一出，立即缴械投降。
只要我们的官是为个人服务的，无论这个人是君主，上司，还是别的什么角色，无论男官女官，大概都脱不掉以色事人的干系，相貌，就永远会成为选官的因素之一。
又想起了王大点(1)
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2000)的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的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醤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又想起了王大点(2)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衷，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图24）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又想起了王大点(3)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的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1)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战功虽然没有，但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先前的战功，由于后来共和的缘故，在革命党人，是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总参谋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他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帝制的不可能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这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2)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养的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此举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不幸的是，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经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