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稳步而有成效的发展。中国在与该组织的合作往来中，维护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增进了与世界各国劳工组织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做出了贡献。
四 中国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难民问题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社会使用的“难民”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因为种族、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原因遭受或害怕遭受迫害而被迫离开家乡、不敢返回家乡的人们。
难民通常分为国际难民和本国难民两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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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从一国逃到别国避难但不加入别国国籍的难民，后者则指从一国逃到别国避难并被当地政府承认其为国民的难民，比如中国政府收容的许多越南难民。国际社会的援助重点通常在于对国际难民的援助。但是，国际社会关于难民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难民问题也与敏感的人权问题紧密相联系。联合国１９５１年通过的《难民公约》和１９６７年生效的《难民地位议定书》将难民的概念表述为：一切“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而留在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惧怕而不能或不愿接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而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恐惧而不愿返回该国的人”。严格地讲，因逃避地震、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而离开家乡的人不属于难民范畴。但国际社会对此争议也很大，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这部分人称为“无家可归者”
，而另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则在事实上承认其为难民。比如，红十字与红新月协会曾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达成协议：因武装冲突而引起的难民问题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处理，因自然灾害而外流的难民则由该协会救济，两者难以区别时，要由两机构协调救济活动。随着国际社会解决难民问题的深入开展，在客观上“难民”的概念有不断扩大的倾向。
由于难民问题既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法律问题，又是一个法律性很强的政治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宗教、种族等诸领域，并直接关系到人权问题的解决，因此，国际社会为解决难民问题所做的工作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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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２１年国际社会就开展了对难民的组织援助工作。
同年国际联盟任命了历史上最早的一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他就是挪威籍的弗里特约夫。南森博士。在他的努力下，国际难民可以凭“南森护照”进行国际旅行。南森博士去世后，希特勒开始大肆迫害犹太人。为了救济逃离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难民，美国政府于１９３８年发起组织了“政府间难民委员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难民问题日益突出，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９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成立。它是第一个处理有关被迫流离者和难民事务的国际机构，其目标是救济、供养并最后将当时与纳粹侵略者作战的国家被迫流离的国民遣返回国。联合国成立时，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国际难民组织接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
国际难民组织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５日成立到１９５２年２月停止活动，共安置了１００多万被迫流离者和难民，还遣返了７。
３万人。联合国大会认识到联合国对难民继续负有责任，遂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决定任命一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该专员公署成立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期限为３年。此后，其任务期限一再延长，每次延长５年，最近一次延长到１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难民署，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下设难民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执委会共４７名成员（１９３年）
，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协调和推动难民问题的解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两个主要职能是向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并为难民问题寻求永久性的解决办法。难民署作为协调和推动的机构，促进多边和双边行动解决难民问题，并与各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组织密切合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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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方案主要依靠来源于政府和私人的自愿捐款资助。难民署建立以来，援助和安置了数以千万计的欧洲战后难民，以及智利、塞浦路斯、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索马里、伊拉克、波黑等国家和地区的难民。该署依靠其他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加强合作以及与各国政府的密切配合，在国际社会为难民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荣获１９５４年诺贝尔和平奖。
难民署将该奖金（约３５００美元）交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帮助那些离开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难民。
该署从１９５４年开始还颁布了一年一度的南森勋章，以奖励为难民工作有杰出贡献的人士。
冷战结束后，难民问题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趋于严重的势头。在欧洲，波黑地区的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新焦点。此外，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家内战也促使贫困地区大量人口涌向国外，许多人把迁移目标指向发达国家，致使发达国家对难民的接收限制倾向更加严重了。
１９３年１１月９日，难民署首次向国际社会发表《世界难民状况》报告。根据该报告，１９６０年全世界难民只有１４０万，１９７６年增加到２８０万，以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１９８０年达到８２０万，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年依次递增为１５００万、１７００万和１８２０万。
此外，还有２４００万人流离失所。
现在世界每天涌现１万难民。
难民分布在亚洲最多，目前有７２０万，非洲其次，有５４０万，欧洲也有３６０万。当前世界难民的特点是：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国内的民族冲突；由于经济原因的移民也产生了大量难民。内战破坏了原有的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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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社会结构，因而对难民的保护和救助工作变得十分复杂困难，原有的保护难民机构和办法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的难民问题了。
面临日趋严重的难民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开始将历来以难民保护为中心的工作扩展到重视难民向本国遣返等一系列问题上。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难民遣返本国的问题。联合国难民署章程规定，高级专员在其财源许可的范围内，可以从事与难民归返本国有关的活动。例如，在多国部队的保护下，联合国成功地完成了伊拉克库尔德难民的遣返工作。
第二，建立防止大量难民外流的早期警报系统。
所谓“早期警报系统”就是难民署在难民发生的初期阶段或国内避难者发生的阶段，监视该国社会状况，收集情报，为防止难民大量外流而采取的适当措施。难民署通过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争取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合作，逐步建立这一系统。第三，对国内避难者加以保护。国内避难者是指尚未越出本国国界，但基于与难民同样的理由，人身安全与权利处于危险状态不得不在国内流动的人。难民署已多次出面对战乱地区避难者加以保护，如１９７４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时，对塞浦路斯国内避难者的援助；当前波黑内战中对穆斯林难民的救助。
但是，由于近年来财政经费困难，难民署的援助资金一再被削减，令人不安。
１９２年８月９日，该机构非洲事务部主任尼科拉。布瓦基拉说，１９２年６月难民署就呼吁国际社会提供５５００万美元的紧急援助，帮助遣返３０万滞留在扎伊尔和赞比亚的安哥拉难民，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在世界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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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已打破、新格局未确立的动荡转折时期，联合国如何在难民援助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与难民署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１９７１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后，１９７２年难民署就停止了台湾当局执委会会员资格。
１９７６年６月起，中国开始参与难民领域的国际活动，成为难民高专方案执委会成员之一，此后每年中国都派代表出席执委会会议。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中国同意签署《联合国保障难民权利公约》，成为在该公约上签字的第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难民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从国际合作和人道主义精神出发，参加了国际社会对难民的大规模救援活动。
１９８６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接收印支难民最多的国家。
截至１９０年底，中国共接受了２８。
７万名印支难民，他们被安置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江西等地。为此，中国政府拨款达７。
２亿美元，用以保障他们安排生活和生产、就业和教育费用。目前，中国政府每年拨款２６００万人民币，帮助有困难的难民，难民署也为在中国的印支难民提供了７４００万美元的援助。
１９８１年，邓小平会见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哈林特。哈林特高度赞扬中国为安置来自越南的２６万难民所做的努力，同时对中国向流入巴基斯坦的难民和非洲难民提供援助表示赞赏。１９８７年，中国政府接受了联合国难民署４００万美元的援助，为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西等地的难民安置点进行受援项目建设。
同年１１月，难民署会同中国方面到受援项目所在地区进行考察评估，考察组对这些受援项目的执行情况深表满意。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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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中国与联合国
估备忘录认为，中国完成了在华援助项目的目标，取得了良好效果，使绝大多数难民受益。
１９８８年，中国政府接受该机构提供的印支难民援胁３８０万美元，开展了３０项受援项目。
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帮助下，近３０万在华印支难民得到妥善安排，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难民安置问题树立了一个榜样。
中国政府在安置大量在华印支难民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国际援助难民的活动。中国政府除派代表出席历届难民高专方案执委会外，还先后派代表参加了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柬埔寨难民国际会议和非洲难民国际会议，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非洲难民义务募捐活动。
１９８７～１９４年，中国政府每年向难民署年度综合方案认捐２５万美元。
１９８、１９８９年还向泰国边境柬埔寨难民捐款５万美元，向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提供物资援助。这些活动表明，中国政府在向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的同时，坚持自己在难民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主张。
中国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只有消除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
早在１９８０年联合国难民高专方案执行委员会第３１届会议上，中国代表就指出，虽然国际社会已对大批难民做了安置，但从阿富汗和柬埔寨仍有大批难民外流。这一严峻事实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就必须制止大小霸权主义所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和迫害人民的政策。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代表团团长钱嘉东大使在难民高专方案执委会第３８届会议上指出，全面持久解决难民问题应与消除产生难民的根源联系起来；只有公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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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解决地区冲突、消除热点，难民问题才能有根本好转的机缘。在会议讨论解决难民问题方案时，中国代表指出，难民的自愿遣返、就地融合、重新安置是持久解决难民问题的有效和主要途径，至于具体地采取哪种途径，应根据难民产生的根源、性质和不同地区的客观情况来确定。
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２～２４日，“南部非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
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率团参加了会议。齐怀远指出，造成南部非洲难民形势恶化的根源在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推行的罪恶政策；要彻底解决南非难民问题，必须铲除它的根源。齐怀远对南部非洲国家、非统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在援助南部非洲难民中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赞成从政治根源和经济、社会与人道等各个方面来考虑解决南部非洲难民问题。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对南部非洲难民给予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方面的援助。
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３～１４日，“印支难民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通过了《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
代表团团长钱嘉东在会议上指出，要真正彻底解决难民问腿，关键是消除产生难民和寻求庇护的根源，因此，对产生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负有直接责任的国家应当立即停止导致大批本国和邻国国民外流的政策，承担起对国际社会应尽的义务。在此之前，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周刚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吉隆坡举行的“印支难民国际会议”筹备会议。周刚大使在会上指出，柬埔寨难民是整个印支难民问题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与其他印支问题具有相同的根源；应该明确指出解决柬埔寨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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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从而体现国际社会对整个印支难民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协调一致的立场。
１９１年１月２２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永健在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柬埔寨难民捐助国际会议上发言，表示希望越南和金边方面认清形势，采取现实态度，以使柬问题尽早得到全面、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使数亿万计的柬埔寨难民早归家园。中国政府将继续向联合国边境救济署捐款，用于救济泰国境内的柬埔寨难民。
１９０年随着某些地区冲突的缓解，有关难民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纳米比亚难民顺利返回家园；中美洲的和平进程也推动了该地区的难民自愿遣返；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也进入新阶段。
但是就全球而言，新的难民问题仍不断出现，世界各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仍有不断增加之势。世界难民形势仍很严峻，出现了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范围广、人数多、时间持续长。例如，阿富汗难民人数就高达５００多万，非洲难民、巴勒斯坦难民等问题已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得不到解决。
中国代表在国际讲坛上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一严峻事实应引起极大的关注。
中国主张解决难民问题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二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中国政府还注意到，由于财政经费困难，联合国负责难民援助工作的难民署近年来援助方案一再削减，这与严峻的世界难民形势很不相称。因此，国际社会应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合作，解决难民援助方案的财政问题。
中国与难民署保持了十分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解决印支难民问题上，双方相互协调、共同磋商，努力寻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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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合作关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哈特林、奥凯，副高级专员杜威，联合国秘书长援助柬埔寨人道计划特别代表功力达朗，难民署亚洲和太平洋局局长塞。比。迪迈洛，非统组织１５国难民委员会主席米本格等人先后访问中国。其中迪迈洛曾于１９８、１９８９、１９０年三次访华，与中国有关方面就在华印支难民、世界难民形势和难民署的财政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现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女士（日本籍）也与中国方面保持着传统的深厚友谊。
中国政府本着国际合作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联合国难民工作上毫无保留地给予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物资援助，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了长期的友好合作，为减轻世界难民的疾苦和寻求持久的解决办法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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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麻醉品委员会
科技、文化、教育、卫生领域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些领域里如果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就会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因而积极参加联合国这些领域里的各项活动，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互相学习，扬长避短，已成为各国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积极参加了有关组织的活动，在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及卫生医疗设备、委派人员出国进修学习、传授中国传统医学、参与世界缉毒禁毒工作、坚持扫除文盲工作、举办有关知识产权、专利制度座谈会、研讨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在接受这些组织捐款的同时，通过有关组织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为促进世界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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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教育、科技和文化组织的简称，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６日成立，到１９３年已有１８１个成员国，３个准会员（阿鲁巴、英属维尔京群岛、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它是一个与联合国建立联系的独立的政府间机构，通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协调机构同联合国合作，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教科文组织的宗旨是：增进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方面的合作，以促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确认的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以期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教科文组织通过大会、执行局和秘书处进行工作。
大会由成员国代表组成，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其主要职能是决定本组织的政策、计划和预算。执行局由大会选举的５１名成员组成，任期４年，每两年改选半数，可连选连任；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开大会当年举行３次）会议。其主要职能是负责监督大会制定的计划的执行。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寻，负责执行计划。
为实现其目标，教科文组织实行两条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的行动路线：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智力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开展促进社会、文化及经济诸方面发展的业务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普及并指导教育，使各国人民更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发展事业；协助各国建立科学技术基础，使各国均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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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自己的资源；鼓励民族文化价值并保护文化遗产，以便从现代化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又不丧失文化特性和多样性；发展交流和新闻系统，以促进情报的均衡交换以及汇集全世界的知识；发展实现人权、正义与和平的工具——社会科学。
这些活动具体表现在以下５个方面：１。
教育方面。教科文组织制定世界扫盲计划，并将扫盲计划与普及初等教育消除文盲根源结合起来，组织专家设计、实验新的教学方法；向各国政府提供关于教育规划和课程改革的咨询意见，１９７２年由国际教育委员会出版的《教育的趋势》反映了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方面的一个全球性的工作成就；帮助培训教师、教育规划和行政工作人员。
２。
科技方面。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人和生物圈”计划、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计划、国际水文学计划、国际地质学相互关系计划、“当代世界的科学”计划等一系列科技发展计划；为成员国制定科技政策提供咨询意见，组织区域性科学部长会议，讨论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协调各国科技发展；制定教育和培训计划，帮助各国培养科技人员。
３。
文化方面。教科文组织制定主要文化研究方案支持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本民族文化特点的维护；领导了拯救努比亚寺庙运动，发起了保护菲莱、威尼斯、婆罗浮屠、莫汉约达罗和阿克罗波利斯的运动。
１９７０年在威尼斯召开的关于文化政策的第一次政府间部长会议为后来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区域会议开辟了道路。
４。交流方面。
教科文组织关心情报的自由交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均衡的情报交流；组织、实施图书发展和生产、版权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创办低成本的乡村报纸的计划；帮助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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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卫星通讯，特别是通过电视进行教育；研究传播媒介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与区域机构合作举办专题讨论会，以便增进第三世界的新闻流量。
５。
社会科学方面。教科文组织注重促进社会科学的教学，以此作为促进发展的必要工具；就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种族主义、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人与环境的关系等专题提出研究报告；积极推进对种族主义、人口、滥用麻醉品、妇女与发展工作和妇女在新闻工具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鼓励对和平的研究和人权的教学。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９日执行局第８８届会议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该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中第一个驱逐台湾当局的专门机构。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出席了教科文组织第１７届大会，此后派团参加了该组织的历届大会，并一直出任执行局委员。
１９７４年３月中国向该组织派出常驻代表团。
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正式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积极参与制定教科文组织的活动计划与经费合作，广泛参加教科文组织各个业务领域的活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关系日益加强。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扫盲和初等教育普及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国一贯重视国民基础教育，早在建国之初，通过开展识字运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普及义务教育等形式，使国民初级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１９７２年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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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中国与联合国
与教科文组织加强了这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在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的扫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１９０年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讲话，①与４０年前相比，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２０％上升到９７％，全国文盲率由８０％下降到２０％，占全国人口８０％的地区普及了初等教育；４０年中，初等教育共为国家培养合格毕业生近５亿人，累计扫除文盲１。
６亿多。
为此，１９８４年８月中国四川巴中县首次获教科文组织野间扫盲奖５００美元，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６日吉林省又荣获扫盲荣誉奖，１９８６年山东省玉莲县荣获教科文组织１９８６年度扫盲奖。中国扫盲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９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普及小学教育实地考察座谈会第二阶段会议在中国南京召开，中国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中国扫盲工作“一堵、二扫、三提高”的经验，受到与会各国的好评。
１９０年３月，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介绍了山东省平度县和甘肃省安西县普及初等教育和扫盲的成功经验。
第二，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和研讨活动。
近年来，举办的比较大型的活动有：１９８６年的全国高级教育管理人员讲习班，１９８７年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研讨会、农村地区教育革新规划及政策讨论会，１９８９年底的“面向２１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此外，教科文组织还在中国建立起农村扫盲与职业技术教育试点中心。上述活动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际教育合作交流。
①《人民日报》，１９０年３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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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积极参加教科文组织的历届国际教育会议和其他活动，并担任国际教育局理事会成员。
１９０年３月，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率团出席了在泰国宗滴恩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大会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
中国代表团还主持了一个介绍中国全民教育情况和经验的圆桌会议，举办了一个展览。与会期间中国与各国充分交流发展教育的经验。此外，中国还积极协助教科文组织开展各项活动。
１９８９年５月，第４届世界继续工程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担任大会名誉主席并会见了部分会议代表，国务委员宋健主持了开幕式。
在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１９０年中国成功地主办了第３１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技交流领域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第一，积极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教科文组织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进行的国际合作中最重要的政府间计划。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１日，中国“人与生物圈”
委员会秘书长李文华教授当选为“人与生物圈”计划第９届协调委员会主席。
第二，中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经常率团参加该组织举办的一些大、中型国际会议，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在自然科学领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如参加该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人与生物圈”
计划、政府间信息学计划、国际水文计划、综合情报计划等大型合作计划理事机构的会议，为促进这些机构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８９年５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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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访问了教科文组织总部，与马约尔总干事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就科技领域内的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
第三，在教科文组织的协助和赞助下，中国举办了多方面的国际研讨活动，并通过邀请国外著名科学家访华和派科技人员出国访问培训的办法来加快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近年来举办的比较大型的会议有：１９８６年的国际天体物理讨论会、长白山生态保护带国际会议；１９８７年的信息学及其应用培训班、太阳能使用国际讨论会、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研究会；１９８８年的土壤侵蚀及控制国际讨论会、亚洲第一届海洋地质讨论会；１９８９年的同步辐射及其应用国际圆桌会议、国际高级水文培训班、国际淤泥质潮滩研讨会；１９０年的国际实验物理教学研讨会、海洋声学讨论会等。这些活动广泛地促进了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广泛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中国政府主张加强多边国际合作，以缩小南北之间的技术差距，并通过教科文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科技援助，发展自己所长，为第三世界服务。例如，中国的优质水稻种植技术已传播到非洲一些国家。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日，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向中国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颁发１９８７年科学奖，以表彰他在培养高产水稻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交流领域的工作重点是保护和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通过扩大国际范围的合作建立新的新闻秩序，加强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与教科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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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５４
织在这一领域内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第一，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的活动，努力扩大中外文化交流。
１９８６年３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批准书正式生效。
１９８７年被该组织确认在中国境内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有长城、故宫、黄山、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其兵马俑、泰山、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
１９３年又有武陵源、九寨沟和黄龙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１９８９年，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举办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第４次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会议、第４届亚太地区图书馆馆长会议和孔子诞辰２５４０周年纪念会。１９０年中国还举办了亚洲地区戏剧研讨会。
第二，积极协助教科文组织完成“丝绸之路综合研究”
项目。
“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是由教科文组织发起组织、由２０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新闻媒介人员参加对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进行的考察。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１９８９年成立了丝绸之路项目协调班子和工作班子，召开了有关省市自治区外办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保证了该项目在中国境内的沙漠路线考察的圆满完成。
１９０年７月２０日“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沙漠路线考察在中国西安正式开始，考察队途经陕西省、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于８月２２日抵达乌鲁木齐。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夏尔马专程来中国参加了此项活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京会见了夏尔马。同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国学者和记者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启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活动。中国政府还为考察活动能在１９１年２月９～１９日在中国广州和泉州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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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４中国与联合国
进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中国参加教科文组织倡议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弘扬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促进了国际文化合作和中外学术交流，同时加强了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关系。
第三，积极促进各国间新闻交流与合作，尤其注意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１９８７年６月８日，受教科文组织的委托，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新闻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发展中国家新闻研究会”。
来自东盟、南亚、中东、非洲、拉美、大洋洲等地１５个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记者协会主席吴冷西到会致词。这次会议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新闻媒介所面临的挑战及其使命与职责，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中国在１９８８年举办了亚洲女新闻工作者研讨会，１９０年举办了“女新闻工作者在发展中的作用”
研讨会。
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敦促建立世界新闻和传播新秩序。
１９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国代表袁士摈在联大特别政治委员会关于新闻问题的专题讨论中发言指出，建立世界新闻和传播新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呼吁各国利用当前国际形势缓和的良好势头，以一种相互理解、妥协和合作的新精神来解决建立世界新闻和传播新秩序过程中的问题。
１９２年７月３０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团代表中国政府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的代表格雷先生递交了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官方文件。
《世界版权公约》于１９５２年在日内瓦签订，目前共有８８个成员国。
中国申请加入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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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反映了中国在完善版权保护制度，促进国际间文学、艺术和科学交流，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真诚态度和良好愿望。
中国加入该公约后将认真执行公约的规定，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使受公约保护的作品在中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也使中国的作品在公约其他成员国得到同等保护。
２０多年来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加强了交往与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仅“七五”计划期间（１９８６～１９０年）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业务领域的合作项目约１３７０项，其中教育４２６项，自然科学６４８项，社会科学、文化和交流２３３项，其他６３项。
１９８９年合作项目就达３２２项，其中教育９０项，自然科学１７７项，社会科学１３项，文化与交流３６项，其他６项。
①中国参与教科文组织的业务活动包括：派出专家学者参加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学术性会议，争取该组织的奖学金、研究金，派出专业人员出国考察、进修和接受培训，邀请该组织专家来华考察、讲学和技术咨询，接收外国留学生等。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中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同时也加强了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及其它成员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不仅注意加强与该组织的业务合作，尤其注意利用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讲坛，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成就，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并在坚持教科文组织的宗旨、维护正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１９８５年
①参见《中国外交概览》（１９８７～１９１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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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４中国与联合国
４月，中国向教科文组织捐款６０万美元，帮助其克服因美国、英国相继退出而产生的财政困难，积极支持教科文组织本身进行的必要改革以及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对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化发展方面确有实效的活动。
中国积极支持教科文组织反对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１９８６年中国举办“关于种族歧视讨论会”。
同年为庆祝教科文组织成立４０周年，中国于１１月４日举行庆祝会，会上宣读了中国领导人的贺电，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出席了会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杨海波作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的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在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于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２～２７日在北京主办第９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教科文组织第三个中期计划（１９０～１９５年）
、世界文化发展十年（１９８～１９７年）
、扫盲、普及教育及加强地区合作等问题。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应中国方面的盛情邀请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中国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出席会议并向大会致词。
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大会各项议题的讨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官员多次访华，高度评价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１９７２年８月，总干事勒内。马厄应邀访问中国，继任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曾于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先后５次访华。
１９８７年３月４～２０日，教科文组织第２３届大会主席、保加利亚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托多洛夫访华。
１９８８年，现任总干事费德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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