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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的彻底实施作出应有的努力。
第二，中国积极支持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审议通过的《２００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并在国内加以贯彻实施。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２～１６日，联合国妇地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执行“前瞻性战略”的情况，与会的１５７个国家的代表共同保证，在２００年以前采取具体措施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歧视。中国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在会上发言指出，“前瞻性战略”
是一个对今后国际妇女运动具有指导性的文件，各国的有关组织要围绕这一文件确立的目标开展各项旨在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参加发展的活动。由于各地区、各国情况有差别，妇女工作进展不平衡，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监测、审核该文件执行情况时应考虑到这种特点，允许各国在执行中有所侧重。她强调，提高农村妇女地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妇女的地位，应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今后工作的重点。
１９０年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９日，联合国妇地会在维也纳举行第３４届会议，以全国妇联常委、书记处书记王淑贤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王淑贤在会上赞扬了国际社会及各国为实现“战略”各项目标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并指出妇女充分参与发展是提高妇女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妇女参与发展仍存在着多方面的障碍，各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应加强社会支助措施来促进妇女充分参与发展。王淑贤还向大会介绍了中国执行“前瞻性战略”的情况。她说，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善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水平，中国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协助委员会”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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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起草中国妇女保障法。中国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占中国妇女人口８０％的农村妇女的技术培训工作，鼓励农村妇女兴办多种经营项目，为她们提供贷款、良种等。这一系列举措正在产生良好的效益。
１９４年３月１１日，中国代表在第３８届妇地会会议上介绍了中国执行“内罗毕战略”的新进展和中国在实现有关“平等、发展与和平”的总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其表现在中国妇女参政水平和议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在１９３年中国立法机构和政府的换届中，６２６位女性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占代表总数的２１。
０３％；４位女性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１８位女性担任了正副部长职务。
①
发言中还列举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扫盲等方面所进行的具体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第三，中国积极参加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的工作。作为妇女十年活动的一部分，联合国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８日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为了监督该公约的实施，在１９８２年４月第一次缔约国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负责审议各缔约国提交的关于执行该公约情况的报告，并通过经社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该委员会共有３３名成员，每届任期４年。截至１９３年１１月，已有１２８个国家批准或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７日中国签署该公约。１９８１年９月３日该公约对华生效。
１９８２年，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部长关敏谦当选为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６年再次当选。
１９０年全国妇联国际
①《每日电讯》，１９４年３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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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中国与联合国
联络部部长林尚贞当选。
中国派代表出席了两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会议。
１９８９年按该公约规定提交了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二次目录报告。
在１９８９年２月下旬至３月初举行的联合国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第８届会议上，关敏谦当选为会议副主席。
１９０年９月中国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基辅举行的纪念《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通过１０周年研讨会，与各国代表共同交流执行公约的经验。
１９２年１月２３日，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金永健在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会议上，就中国政府在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参与社会生活以及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作了长篇报告，并对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专家提出的有关中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问题作了详细说明。
第四，中国积极派代表参加联合国系统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和相关的国际合作，促进与各国妇女运动的协作、交流。
中国加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后，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在各地举办的各种妇女领域的活动和联合国创办的妇女地位研究培训所的工作。
仅１９８６年中国就多次派代表参加了在圣多明各、纽约、达卡、日本琦玉等地举行的妇女问题会议。
１９８年中国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在奥地利举办的关于由各国全国性机构检查和改善妇女地位的讨论会。
此外，中国政府还向联合国有关妇女组织捐赠款项，帮助这些机构开展活动。
１９８７年中国向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和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研究培训所分别捐款３万美元和１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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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注意把联合国妇女领域当作支持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国际舞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历届会议和消除歧视妇女委员会历次会议上，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在南部非洲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关注南非占领下的妇女及巴勒斯坦妇女的状况，坚定不移地支持她们的正义斗争。
第五，中国为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进行全面的努力。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把妇女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继发起“国际妇女年”
、“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活动，提出了行动计划，确定以“平等、发展与和平”为总目标后，联合国妇地会又先后召开过两次世界妇女大会。
１９８０年７月，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审查和评价了各国实现“十年”的目标情况，并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了《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１９８５年７月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内罗毕举行，审查评价１０年工作的成就与存在的障碍，通过了《到２００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
１９２年３月，联合国妇地会第３６届会议通过第８号决议，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定于１９５年９月４～１５日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议目的是审查和评价“战略”的执行情况，推动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做出新的政治承诺，实现“战略”提出的提高妇女地位的各项目标。会议主题为：“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
①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任命坦桑尼亚蒙盖拉女士为大会秘书长。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性会
①《世界知识》，１９３年第１３期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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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届时将有联合国１７０多个成员国政府代表团及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各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共１。
５万余名世界各界人士云集北京。
这是世界妇女大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１９５年正值“国际妇女年”发起２０周年、“战略”通过１０周年。因此，此次大会将令世人瞩目，更是值得全世界妇女高兴的一件大事，它必将对提高妇女地位，增进各国人民特别是妇女间的友好交往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举办如此规模的世界妇女盛会尚属首次，任务艰巨而繁重。为了协调有关方面共同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已于１９２年８月２８日成立。国务委员李铁映任主席，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璪任副主席，组委会由国务院２６个有关部委、新闻单位、北京市政府和一些社会团体共３０个单位组成。
组委会的任务是，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组织和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１９３年５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女士率领第一个会议筹备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实地考察大会的会务和服务设施。
１９５年中国组委会的筹备工作达到高潮，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各族各界妇女热烈欢迎并期待各国代表和妇女欢聚北京、交流经验、加强合作，为提高世界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为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总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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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原称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１９４６年第一届会议的决定于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建立的。
当时成立的目的是向二次大战中遭受苦难的贫困儿童提供大规模紧急救济，重点是向欧洲和中国儿童提供粮食、药品和衣服等援助。
１９５３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无限期地延长任务期限，并更名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简称儿童基金会或儿基会，但保留了原名英文缩写ＵBＮＩＣＥＦ。从此，儿童基金会就开始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儿童营养不良、疾病或缺乏教育等问题上，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儿童的长期福利方案，研究发展中国家儿童保健、福利和教育问题，目的是使每一个儿童有机会享受《儿童权利宣言》中载明的基本权利和特权，并有机会为其本国的进步和福利工作做出贡献。
儿童基金会由于其出色的工作，被授予１９６５年诺贝尔和平奖。
儿童基金会是联合国系统负责儿童发展问题的主要机构，处于半独立地位，它要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报告工作，由经社理事会选出３０个（目前已扩大至４１个）国家代表组成执行局，制定儿童基金会的政策，并每年开会审查工作方案。秘书处是日常事务处理机构，并在有关国家设办事处。
儿基会完全靠自愿捐款为其活动提供经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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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３４来自各国政府的捐款，其余部分则通过各种形式A的筹资活动由各类组织、各方人士自愿捐助。全部经费主要用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在规划和设计方面提供援助；第二是为这些服务配置物资设施；第三是为培训儿童工作所需人员（包括教师、营养学家、保健和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社区领导人）提供资金。
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会就通过宋庆龄举办的“中国福利会”
向解放区儿童提供物质援助。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双方关系逐渐发展起来。
１９７９年中国与儿童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１９８０年４月３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在会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劳埃德。贝利时指出，中国保护儿童的工作从４０年前就开始了。同年５月３０日，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宣布恢复在中国的工作，１９８１年执行局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中国于１９８０年当选为执行局成员，一直连选连任至今，双方关系发展顺利。
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友好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中国在国内积极开展儿童保护、保健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儿基会。
中国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优生优育，实行了计划生育。这项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受到儿基会执行主任格兰特多次赞扬。
１９８２年６月，格兰特访华时称：“中国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儿童将是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日，格兰特在会见经贸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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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７１４
长陈慕华时再次强调：“中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不仅给中国，而且给其他国家提供了研究更好地培养教育儿童的机会。”
他还表示要把中国的经验介绍到其他国家。
此外，中国在儿童教育和妇幼保健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政府支持儿基会推出的实现儿童全面免疫的目标，中国卫生部为此做出全面免疫计划，把重点放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５日，中国同儿童基金会在北京签署了《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合作方案行动计划》。
方案包括建立妇幼保健示范县、儿童药品生产、儿童发展研究等３８个项目。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４日，儿基会公布了一份有关世界儿童状况的报告，对中国各省已有８５％的儿童接受免疫接种给予了高度肯定。
报告指出，中国新生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表明，中国在宣传和执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报告还赞扬了中国边远地区各级领导为少数民族宣传儿童计划免疫所做的工作。
第二，中国与儿童基金会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争取援助。
儿基会从１９８０年恢复在中国的工作起，已向中国提供了约１。
８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包括８００万美元的承诺数）
，用于帮助中国发展儿童初级卫生保健、基础教育、妇女儿童福利、伤残儿童康复等项目，并结合中国的发展计划，把合作重点放在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收到较好效果。
１９８０年儿基会援助中国３００万美元，１９８１年向中国提供４００万美元，用于中国儿童的免疫、营养和教育，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儿童保教工作和发展方向方面的交流。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该机构向中国提供２００多万美元的援助，用于中国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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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妇幼保健、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等方面。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儿基会又向中国提供包括建立妇幼保健示范县、儿童药品生产、儿童发展研究等３８个项目约５００万美元的援助。
１９８９年４月，儿基会同意从１９０～１９４年五年内向中国提供８００万美元资金，以提高中国妇女、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中国贫困地区大约有１。
２亿农民成为这一援助计划的直接受益者。目前中国与该组织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双方一共进行了四期合作方案，进展很顺利。儿基会执行主任格兰特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全国妇联前主席、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叶剑英、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田纪云、李铁映等都先后会见了格兰特。
１９８７年７月４日，李先念主席在会见格兰特时高兴地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儿童谋福利而到处奔走，你们是在帮助中国搞基本建设，因此中国人民欢迎你们。”
①
中国政府还热情邀请儿童基金会及所属委员会访问中国。从１９８０年起，先后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委员会、中东国家代表团、欧洲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方案预审团等组织来华访问，中国领导人亲切会见了这些组织成员，向他们介绍中国儿童教育、妇幼保健成果，并对儿基会的援助表示感谢。通过这些活动，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巩固与加强。
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支持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使其发挥重要影响。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儿基会执委会历届年
①《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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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会议和其他各种会议，支持儿基会为改善世界儿童生活状况、造福儿童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工作。
１９８６年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年度会议集中讨论了处境特别困难的儿童问题，会议一致通过文件，敦促基金会扩大为境遇特别困难的儿童造福的合作项目。中国代表王淑贤指出，维护世界和平是发展各国经济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也是改善世界儿童状况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中国人民愿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经济繁荣共同做出努力。同年１２月１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大隆重庆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４０周年的特别会议。
１２月１１日下午，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也召开了庆祝大会，宣读了李先念主席给格兰特先生的贺电，对儿基会４０年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在１９８７年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年会上，中国代表俞孟嘉对儿基会针对近年来全球性资金短缺、经济困难条件下提出的“儿童生存与发展战略”表示支持。他认为，该战略有利于引导人们注意低费用措施在保护儿童基本需要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将促进低费用措施的大规模应用，减轻经济困难给贫困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
１９８年儿童基金会年度报告呼吁建立“大联盟”
，动员所有国家、政府、机构和人士积极从事保护儿童健康工作，积极广泛宣传传染病预防措施和进行免疫注射。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丁原洪大使在执行局会议上发言，表示中国赞同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保护儿童“大联盟”的建议，赞同执行主任关于人类在２００年前的首要任务仍是保持世界上千百万儿童生命与身心发育的观点。
１９０年９月３０日，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加拿大、墨西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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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瑞典和马里等共同倡议召开的，有７０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数十个国家的外长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世界宣言》和《９０年代行动计划》。
宣言提出了保护儿童和改善生活的十点方案，包括：推动尽早批准和执行１９８９年第４４届联大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中保证儿童的生存、卫生和教育以及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剥削等方面的最低标准；促进世界采取全国性和国际性行动，以增进儿童健康；制定减少文盲、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方案；改善千百万生活在特殊困难环境中的儿童的命运等。
中国外长钱其琛作为李鹏总理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向大会转交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政府总理李鹏发去的贺词。
会议召开之前的９月２３日下午，欢聚在北京官园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烛光晚会上的５００余名中国儿童和世界７５个国家在１４００余处举行同样活动的小朋友一起向即将召开的这次盛会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１９１年３月１５～１８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访问中国，并参加了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正式签署１９０年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世界宣言》和《９０年代行动计划》的签字仪式。他还特别会见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与儿基会合作的有关部委负责人，探讨执行该宣言和计划的后继活动，以及在中国酝酿实施“优生、优育、优教”的“三优”工程方面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还多次向儿基会捐款支持其工作。
从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国政府共捐款４３０万美元和２６万人民币，仅１９０年就捐款６５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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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政府在与儿童基金会的２０余年的合作中，相互信任，密切合作，为中国和世界儿童的生存和健康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国处理劳工的专门机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社会就开始了保护劳工的工作。联合国成立后，国际劳工组织成为联合国扶助劳工的专门机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９７１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该组织也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于１９７９年派代表参加了它的活动。从此，中国与联合国在劳工问题上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多，友好关系也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时期。
国际劳工组织是根据《凡尔赛和约》作为国际联盟的附属机构，成立于１９１９年。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与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建立联系，成为联合国的第一个专门机构，有１６４个成员国（１９３年）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该组织以“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双方合作、扩大社会保障措施、保护工人生活与健康”作为自己的宗旨，主张通过劳工立法来改变劳工生活状况，进而“获得社会持久和平，建立社会正义”。其主要活动包括：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制定公约和建议书；进行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并进行培训、教育和研究工作。
自１９１９年成立以来，反对失业和贫困的斗争一直是该组织全力以赴的中心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因为世界各地劳工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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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的忠实服务而荣获了１９６９年诺贝尔和平奖。
同年，该组织又提出了世界就业方案，目的在于帮助国家范围和国际范围所做的努力，为急剧膨胀的世界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所做的主要贡献。
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三边结构，即：在其成员结构上实行“三方代表”的原则。虽然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雇主和工人的代表们也同政府一样参加它的决策和其他工作。国际劳工大会是其最高审议机构，在历年会议上，每个成员国的代表团均由政府代表２人，劳工代表１人，雇主代表１人组成，三方都参加各类会议和机构的活动，独立表决。
国际劳工组织机构包括四个部分：①国际劳工大会。它是最高权力机构，通常每年６月在日内瓦举行，负责制定和通过以公约和建议书为形式的国际劳工标准，审核批准工作方案和预算，通过劳工组织总政策并为未来活动提出指导方针，为各方代表提供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②理事会。是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由大会选举产生，任期３年，每年举行３次会议。它由５６名理事组成，包括２８名政府代表（其中必须有１０名来自重要的工业国家）
，１４名工人代表和１４名雇主代表。③国际劳工局。是常设秘书处，负责起草大会和各专门会议的文件、报告，征聘和指导该组织在世界各地进行技术合作的专家，发行专门性出版物和期刊，并与各国劳工、雇主组织及政府合作。
劳工局局长由理事会任命。
④附属机构。有工业委员会、联合海事委员会、公务联合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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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邮电和电讯事业联合委员会、社会保障专家委员会等专门性机构，负责将某一部门从事劳工问题研究和具体工作的三方代表召集到国际一级组织，讨论劳工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
联合国会员国正式接受劳工组织章程后即可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非联合国会员国则需在提出申请后，由国际劳工大会的２３多数票通过才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此外，该A组织还在世界各个地区设有办事处。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该组织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
１９８３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６９届国际劳工大会，这是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在此次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决定免去中国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６日到加入该组织会议期间应交纳的会费。大会以３９２票赞成通过决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此后，中国担任了常任政府理事。
１９８４年，中国政府决定承认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前的中国政府批准的１４个国际劳工公约，同时废除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台湾当局批准的２３个公约。
１９８５年１月３１日，国际劳工组织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该局负责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政府、工会组织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联系工作，承办中国在培训技术员、提高工人素质等方面的技术合作。从此双方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劳工组织的各项活动，参与制定和批准了一些公约，为国际劳工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１９８３年以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历届国际劳工大会和每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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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理事会，还积极参加了其下属各专业委员会的活动。
１９８６年底，中国海员行表船员、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代表船主正式参加国际劳工局下属的联合海事委员会。
中国纺织工业部、全国纺织工会、服装工业总公司组成的三方代表团出席产业委员会举办的服装工业三方技术会议。
１９０年中国获得了第１２届亚太劳工部长会议的举办权，并参加了非煤矿、消防、露天矿和印刷等４个专业会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１９８７年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１５９号《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１９０年批准了中国曾积极参与制定的《男女同工同酬公约》和《三方协商促进贯彻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等。
第二，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在反对种族隔离、促进就业与社会保障、致力于环境保护等问题的会议。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５～２８日，中国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就业与结构改革”高级会议。会议对失业与贫困的严峻形势、经济失调原因、结构调整和整顿政策等劳工界十分重视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方面积极参与上述工作，并向劳工组织提交了中国政府执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和《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和建议书》的情况报告。
１９８８年５月，国际劳工组织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举行反对种族隔离三方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和修订１９８１年６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关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宣言》，并将附件中关于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的结论改为行动纲领。会议重申了对南非当局进行强制性制裁、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政府派劳动部部长李伯勇率团与会，中国工人组副理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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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反对种族隔离行动三方大会。
１９０年６月１５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７７届世界劳工大会，代表团团长、劳动部部长阮崇武发言指出，治理环境、控制污染、保护好地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１９２年６月３～２３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７９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保护工人债权公约等一系列文件，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保护工人利益。中国代表发言指出，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带来切身利益，消除失业与贫困是今天劳工界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迫切任务，失业与贫困依然困扰着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促进民主和社会正义应该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消除贫困、改善生活的目的。
１９４年６月８日，中国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在第８１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发言，强调解决失业问题是各国当务之急。根据国际劳工局的统计，全球登记失业的人数超过１。
２亿，另外还有７亿人就业不足。他呼吁国际劳工组织加强同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帮助成员国在就业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
第三，中国代表团在历届劳工大会上积极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介绍在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业已取得的成就，尤其在人权问题上积极维护中国的权益，与少数西方国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１９２年６月，中国代表在第７９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介绍了中国政府为解决占世界人口２２％的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和公民劳动权益所做出的努力。中国代表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人口大国来说，人民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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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问题和生存权问题都已基本解决，这是中国在争取独立、民主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谈到当前世界上民主化进展问题时，中国代表强调，国际劳工组织在促进民主的过程中，应强调不能给成员国带来贫困和动乱，不能损害广大劳动者最基本的民主权益。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应该落实到工人更有效的参与上，中国工会特别注意基层的民主建设，一直把推行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
中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在谈到中国的环保工作时，中国代表指出，保护环境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中国环境保护总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是：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环保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制定了多项法规，成立了中央和地方的环保委员会，建立了环境科研、监测和教育网络，增加了环境投资，从而减少了工业“三废”排放量，改善了城市大气污染和水域环境，提高了林木覆盖率，减缓了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
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０年两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少数国家代表就１９８９年中国政治风波攻击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中国代表团批驳了他们的无理指责，维护了祖国荣誉和民族尊严。
１９０年２月，中国劳动部外事司司长张佛还致函国际劳工局局长汉森，严正驳斥国际自由工联在“１５０案例”中对中国的诬告。
１９３年６月，中国代表在第８０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建议国际劳工组织对国际劳工领域普遍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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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问题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在该领域活动的力度，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社会保障领域的技术援助，强化培训和咨询，力促有更多的资金安排到社会保障领域。
第四，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加强了技术合作，双方关系顺利发展。国际劳工组织在上海、天津建立培训中心，举办各种研讨会、讲习班。
１９８６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举办了“农村就业战略和政策国际讨论会”
、“人口教育课程设置学习班”
、“亚太地区职工教育讨论会”
、“职业安全与卫生讲习班”
等活动。
为适应中国即将出台的劳动制度改革要求，１９８６年９月，该组织还与中国政府综合举办了社会保险培训班。
中国自１９８３年恢复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活动以来，同国际劳工组织进行了多方合作，但由该组织资助在中国举办社会保险培训班还是第一次。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险司司长汤布利先生以及国际劳工局特邀的第一流国际社会保险专家到会做了系列专题报告。同年，中国还派有关人员参加了劳工局都灵中心举办的“劳动统计”
、“企业管理”训练班，以及“亚洲区域建筑业职工安全、卫生及福利讨论会”
、“亚洲区域促进和发展工人教育机构讨论会”
、“与工作有关的福利设施和服务跨地区讨论会”等活动。
１９８７年，劳工局在北京举办了《９０年代亚太地区工人教育面临的挑战》讨论会，在南京举办了“化学工业职业安全与卫生”
讲习班。
中国还派人出席了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防止职业事故与疾病”
、“有关发展问题工会作用与工人教育”
、“东亚地区非歧视就业”
、“亚洲区域工人教育”
、“亚太地区与工作有关的福利设施和服务”等讨论会、讲习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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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４中国与联合国
中国在执行与国际劳工组织技术合作项目的同时，与该组织的人员往来也日益加强。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下旬，国际劳工局局长勃朗夏正式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和外长分别予以接见。
双方就国际劳工组织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与该组织关系进行了友好交谈，中方表示，中国政府把支持劳工组织同失业和贫困作斗争作为自己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
１９８７年，国际劳工局第一副局长鲍村、亚太分局正副局长中谷兹和奈克、劳工局海事处处长尼尔逊先后访华，与中国有关方面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合作的问题。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还与意大利政府共同组团来华考察，商讨和制定建立劳工信息处理的实施方案。
亚太分局职业与安全卫生顾问小木和孝也来中国讲学。
１９８９年以来，由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压力，国际劳工局负责人来华访问次数相对减少，但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仍然十分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