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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
第一，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早在５０～６０年代，发展中国家就已提出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实现经济独立的要求。
１９６４年“七十七国”集团建立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开始走上联合斗争的道路。
１９７４年４月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及《行动纲领》，同年１１月第２９届联大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这几个文件成了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纲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各国主权与经济权益平等的原则；改革旧的国际商品贸易制度，建立公平互利的贸易关系；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争敢更多的发展资金；加速国际经济结构改革，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修改工业产权制度，促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集体自力更生等等。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国际垄断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垄断，摆脱西方经济大国的控制与剥削，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完全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以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资格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与管理，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一种全新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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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然而，旧的国际经济关系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进行长期的控制、掠夺和剥削中形成的，改革这种旧的关系，涉及到国际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动和不同类型国家、不同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不可能不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阻力。资本主义国家历来是信奉实力政策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的虚弱，无力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因此，建立一个新的还是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动权仍然操纵在发达国家手中。
７０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利用“石油武器”
向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起冲击，敢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这些成就离第６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８０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在南北问题上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使南北对话陷入了僵局。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南北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状况，适时地不断调整和修正斗争的策略，逐步改造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以达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的。
第二，开展南北对话是改善国际经济形势、解决各国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所谓南北对话，是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着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南北双方的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谈判和斗争的重要形式。如果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因为严重触犯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一时难以为它们所接受而遭到抵制和反对的话，那么，南北对话则不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要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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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因而是一种缓和南北矛盾的适宜方式。加强南北对话，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意味着更好地共存和发展。
几十年来，南北双方进行了为数众多、内容广泛和形式多样的对话与谈判。虽然这种对话在解决南北关系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协议，这对于调解南北矛盾、缓和南北关系，促进南北双方的经济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南北方在诸如债务、发展资金、初级产品价格、贸易保护主义、技术转让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与分歧。因此，恢复和加强南北对话，加强南北合作，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途径。
第三，加强南南合作也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为联合自强，共同发展民族经济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关系。
南南合作始于５０年代，６０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几十年来，南南合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相互之间的互惠贸易增长迅速；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不断发展；在生产领域里合作日益加强；相互之间的技术合作也稳步发展。
当然，在南南合作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实际困难和障碍。例如，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贸易、技术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层次低，互补性差；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历史遗留的和新产生的各种纠纷与矛盾，以及发达国家的阻挠与破坏等。尽管如此，加强南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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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通过南南合作，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有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推动南北对话与合作，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所以，加强南南合作是一条促进世界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四，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促进世界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没有国际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的繁荣兴盛。
战后４０多年来，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但是地区性局部战争与冲突从未间断，整个世界并不安宁。为了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应当共同努力，以《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避免战争，减少矛盾与冲突，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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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１４２
第 九 章
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发展中的作用
促进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发展，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联合国设立了许多相应的机构和组织，并把经费开支和人员配备主要放在与经济、社会问题有关的各种活动上。尽管联合国机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上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的地方，但自成立以来，特别是６０、７０年代以来，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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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机构与组织
联合国的组织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在联合国系统中，约有３０多个组织和机构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直接关联。
这些经济组织和机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属于联合国主要机构的社会经济组织。主要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联合国６个主要机构之一，专门负责经济与社会问题；联合国大会和秘书处参与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事务。
经社理事会是在联合国大会领导授权下的工作机构，现有５４个理事国，任期３年。每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时，经社理事会将改选１３，即改选１８个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任A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俄、英、中、法通常在经社理事会选举中都能当选。经社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主要审议国际经济、社会、人权、文化、教育、卫生等问题。每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着重审议社会问题，第二次会议着重审议经济问题。每次会期约一个月，地点分别在纽约和日内瓦。
经社理事会下属有５个区域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７个职司委员会（统计、人口、社会发展、人权、妇女地位、麻醉品、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７个会期、常设和特设委员会（见联合国组织机构图）上述机构中５个区域委员会和跨国公司委员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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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３４２
第二类，联合国大会附设的机构，分别主管各个不同领域的国际经济社会事务。目前，联合国共有几十个这样的附属机构，其中重点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大学、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这些附属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组织系统，在业务活动上具有独立性，但它们必须定期向联合国大会报告工作，并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第三类，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政府间机构。这样的机构一共有近２０个，包括１６个《联合国宪章》所称的“专门机构”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同联合国不是隶属关系，它们是根据各国政府间的协定而建立，并以特别协定与联合国发生关系的专门性国际组织。它们是自治的组织，各有自己的成员、立法和执行机构、秘书处和预算。它们经过经社理事会的协调机构，同联合国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和联系。各专门机构每年一次向联合国提出工作报告，由经社理事会讨论，并提出建议。联合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专门机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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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中国与联合国
织。这些专门机构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协调，以资金和技术对成员国进行援助。关贸总协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但它们与联合国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同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有许多相似之处。
关贸总协定从法律上讲并非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以多边协定为基础、临时代行国际贸易组织职能的世界贸易机制。
但它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起被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
二 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发展中的作用
联合国从成立至６０年代这一时期内，其成员中发展中国家为数较少，因而它一直为少数大国所把持，深受这些国家政府决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制约，从而成为集团政治争夺与交锋的场所。这不仅严重阻碍了联合国在政治领域中促进和平作用的发挥，而且使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在促进贫弱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有时甚至为考虑大国利益而伤害到中小国家。
６０年代以来，随着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并成为多数力量，联合国的面貌及应有的作用才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并日益成为享有崇高威望的最重要的多边协调组织。在经济及社会发展领域中，它依靠自己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同其他成员国和其他国际与地区性组织密切相联系和配合，为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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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化人们对发展的重视，积极促进经济及社会的合作与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二者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随着国际局势趋向和平与缓和，经济发展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起来。联合国在唤起人们对发展的高度关注，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它将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写进了宪章，作为其为之奋斗的目标。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在对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认识日益深刻的同时，将有关发展的议题越来越多地列入议事日程，充分利用自身在促进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方面的独特地位，通过会议、论坛、协议、宣言的方式确立关于发展的框架和纲领，强化各国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并利用其所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种机构来促进发展的有效实施。
９０年代以前，联合国关于发展所制定的重要纲领主要有：７０年代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８０年代的《发展权利宣言》等。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没有持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就没有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对发展的关注更胜往日。联合国也顺应时代要求，加强了对发展问题的重视。
在９０年代以来的历届联大上，发展问题始终是一项重要的议题。
１９２年２月，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八届大会通过了《卡塔赫纳精神》宣言，倡导将发展作为国际社会优先议程。
１９２年６月３～１４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１７０多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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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团、１０２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筹备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国际会议，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的一次盛会。会上提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
，加强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这在人类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为了促进《二十一世纪议程》综合行动纲领的实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还于１９３年２月１２日正式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１９２年４７届联大确定１０月１７日为“消除贫困国际日”。
１９３年４８届联大宣布，１９６年为“消除贫困年”。促进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特别是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已成为９０年代的优先发展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发展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１９３年９月１６日，加利在联合国人口奖的颁发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发展的挑战，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没有发展就没有民主和人权。
１９４年５月２５日，加利发表了《发展议程》，以进一步改变联合国在人们心目中“重维和，轻发展”的形象。他在《发展议程》中指出，发展概念的深化以及几十年来人们为减少贫困、文盲、疾病和降低死亡率进行的不懈努力，是本世纪的伟大成就。对发展采取协调、全面的态度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唯一出路。他积极呼吁提高对有关发展的各项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建立全球共识，以建立一种发展文化。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加利还着手在联合国内进行了机构改革。
１９２年２月，他将６个部门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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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经济社会部，１２月他又宣布将其一分为三，成立“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
、“经济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
、“政策协调和持续发展部”
，以便更加全面有效地处理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事务。
１９５年３月６～１２日，经发展中国家倡议并推动，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贝拉中心召开了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１８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６５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共同探讨发展问题，这在联合国历史及人类历史上都属首次。这充分表明了谋求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也体现了国际社会要求加强合作、促进全球社会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愿望。会议以“消除贫困、增加就业与社会和睦”
为主题，意在唤起国际社会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切，动员各方力量解决全球社会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会议通过了最后文件——《宣言》和《行动纲领》，做出了解决贫困、失业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十项承诺：创造一个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达到消灭世界贫穷的目标；将促进全面就业作为各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优先事项；建立稳定、安全和公正的社会，以促进社会融合；促进对人类尊严的充分尊重和实现男女平等和公平；促进和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在身心健康方面有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和人人享有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促进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确保在议定结构调整方案时应包括消灭贫穷、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扩大社会融合等社会发展目标；大量增加和更有效地利用分配给社会发展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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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改善和加强社会发展的国际、区域合作。继第４８届联大之后，首脑会议再一次宣布１９６年为“消灭贫困国际年”
，要求各国制定消灭贫困的综合战略。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它既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强调与宏扬，也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具有积极而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值此国际格局转形、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现代社会的矛盾重重、问题纷纭复杂，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任重而道远。要将此次会议确定的发展宏图付诸实现还需长期不懈的努力。
第二，协调国际经济关系，改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当代国际经济是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协调国际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加强和完善国际经济的良性运行机制，对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联合国系统的经济机构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国际直接投资和生产领域，联合国设立的跨国公司委员会和跨国公司中心是主要的经济协调机构。跨国公司委员会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所属的常设委员会之一；跨国公司中心是跨国公司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协调和处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跨国公司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是战后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国家的对外经济职能，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的行为体。跨国公司通过大规模对外投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和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加速了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过程，加强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跨国公司因之拥有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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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如何使跨国公司的发展同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和跨国公司中心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通过拟订《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一方面约束和限制跨国公司的不公正和非法行为，维护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保护了跨国公司正当的利益，使之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是主要的协调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和促进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稳定的货币汇价，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货币基金组织在战后２０多年里推行固定汇率制度，使得世界货币体系相对稳定，消除了由于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而引起国际金融的巨大动荡，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向那些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国际信贷，使它们在困难的情况下，仍可以进行正常的对外贸易，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稳定和增长。世界银行集团（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以比较优惠的条件向成员国发放贷款，为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援助。在世界银行集团中，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优惠贷款虽然数量有限，但由于其贷款的对象是少数最难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资金或无力偿还商业性贷款的穷国，因此这种贷款的意义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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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贷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还在缓解国际债务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债务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它关系到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为缓解债务问题，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作了不少努力。
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安排下，通过向会员国中主要债权国和债权银行进行协商，安排缓期偿付和提供巨额通融资金，促使债务危机缓和。
８０年代中后期，由于债务问题持久化，使得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及至整个世界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经常化。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参与调节债务危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对债务国作出“一揽子”安排时，则直接参加各项政策的设计、制定和执行。世界银行也增加了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提出了解决债务问题的战略，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提供贷款与援助，还举行各种会议促成债务双方的对话，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和途径。这些措施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国际债务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缓解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在国际贸易领域，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它们通过制定国际贸易领域中有关的原则和政策，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贸易问题上的争执和矛盾，促进和扩大国际贸易，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１９６４年成立的贸发会议，着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调节国际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诸如初级产品价格、为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创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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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条件等方面，贸发会议不仅成为重要的论坛，而且成为采取实际行动步骤的推动者。例如，普惠制的通过和实施，成为战后调节国际贸易平衡关系的重要措施。
１９７６年第４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商品综合方案》的决议，并于１９８０年达成了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
此外，贸发会议还通过了一些专业性国际贸易协定和协议，如国际天然橡胶协定、国际多种方式联运公约、班轮公会行动守则、限制性商品惯例原则等。这些协定和协议，对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以及其他贸易方面的利益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整个世界贸易的稳定与发展。关贸总协定的职能主要是进行多边贸易谈判和协调、解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议，从而推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结以来，已进行了８轮多边贸易谈判。这些谈判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但是通过谈判、磋商、相互妥协、让步，对于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十分盛行的情势下，关贸总协定谈判的成功，对于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最后一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关贸总协定于１９４年决定自１９５年元旦起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并已于１９５年３月选举意大利前外贸部长雷纳托。鲁杰罗为首任总干事，自１９５年５月１日起任期４年。
此外，联合国还在技术合作与转让、世界粮农发展、国际环境保护、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第三，联合国在援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其经济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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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从６０年代开始，联合国相继制定并执行了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目前又制定并开始执行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１９１～２００年）。
６０年代制定的第一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基本上取得了成功；７０、８０年代制定的两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例如，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长期低息“官方发展援助”
，应不低于其各自国民生产总值的０。
７％，但这一目标迄今仍未达到。尽管如此，联合国所制定和执行的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另外，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联合国从６０年代以来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
例如，６０年代建立了国际开发协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贸易及发展协会、开发计划署、资本开发基金、工业发展组织；７０年代建立了人口活动基金、环境规划署、世界粮食理事会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等。这些机构和组织加上联合国原有的经济机构和组织，构成了联合国的所谓发展系统。几十年来，联合国发展系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资金和物质援助，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了一批经济、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据统计，联合国５０％的经费和６０％的人员都配置在发展系统内南北之间的合作上。
联合国进行的这些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了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管理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助于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四，联合国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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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主要阵地。首先，产生了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的主体力量——７７国集国。
１９６４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贸发大会上，７７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７７国联合宣言》，反对不合理的旧国际经济关系，由此成立了“７７国集团”。
它的成立，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由分散和自发状态进入到有组织的阶段。
自１９６４年成立后，７７国集团在联合国及所属机构讨论有关经济、贸易、金融、债务等问题之前，都要举行部长级会议，进行磋商，协调立场，制定共同纲领和政策等活动。
７７国集团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南北谈判中协调立场的重要组织，是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主体力量。其次，联合国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性文件。
１９７４年４～５月，在纽约召开的第６届联合国特别大会，通过由７７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同年１２月第２９届联大又通过了以７７国集团名义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
以上这几个文件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纲领，指导和鼓舞着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再次，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提供了斗争的舞台。联大常会、特别联大、经社理事会、贸发会议、货币金融组织等国际组织和会议都是发展中国家斗争的重要场所。它们在这些国际组织及会议上，提出了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系列具体建议、措施，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文件，其中意义十分重大的文件除前文所述的几个纲领性文件外，还有１９６０年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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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１９６２年的《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１９７５年的《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决议、１９７９年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决议》、１９８６年的《发展权利宣言》、１９２年的《卡塔赫纳精神宣言》等。在联合国诸机构中，贸发会议在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作用最为突出，成为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中心舞台。最后，联合国还以召开特别联大的方式，讨论并试图解决国际经济中存在的最重大最尖锐的问题。
７０～９０年代，联合国先后召开了讨论原料与发展、发展与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最不发达国家、非洲经济发展、拉美外债等问题的特别联大会议。这些大会的召开，对于协调南北关系、缓和南北矛盾、促进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第五，联合国在推动南北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联合国本身就是南北对话的主要场所。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国际讲坛，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都利用这一讲坛来阐明本国政府在重大的国际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并通过对话解决相互之间存在的问题。南北问题是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从６０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它们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联合国讲坛上的主要议题。几十年来，南北双方通过联合国各机构进行了形式多样、为数众多的对话。通过对话，加深了南北双方的相互了解，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因而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定或协议，如普遍优惠制、发展援助基金、商品综合方案、商品共同基金，以及在解决债务危机、援助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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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等问题上的有关协议。
７０年代末以来，南北对话陷入了僵局，联合国就成了南北之间协调关系、彼此交锋的场所。其次，联合国还积极推动南北全球谈判和其他形式的南北对话。
１９７７年的巴黎“南北会议”失败后，联合国响应７７国集团在１９７９年提出的关于在联合国范围内发动一轮新的南北谈判，即全球谈判，以探求全面和综合解决原料、贸易、发展、能源和货币金融五个领域里的问题的建议，在第３４届联大就此通过了专门的１３８号决议，责成联合国全体委员会筹备召开一次全球性会议，全面讨论南北经济关系问题。虽然全球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未能如期在１９８０年召开，但却导致了１９８１年的墨西哥坎昆南北首脑会议的召开。
坎昆会议的成果虽然也非常有限，但它为推动全球谈判、改善南北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此外，联合国也支持和鼓励各种双边或多边的、区域或跨区域的南北对话。在联合国南北对话的推动和发展中国家的斗争下，一些南北国家之间开展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对话，如美国与拉美地区的对话、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对话、欧共体与非加太地区一些国家的对话及欧共体与里约集团的对话等。
这些对话大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如欧共体与非加太地区一些国家签订的四个《洛美协定》便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第六，联合国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联合国不仅为南北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场所，而且在南南合作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首先，联合国鼓励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在联合国大会和其他许多机构中，通过了许多推动南南合作的决议。例如，１９７２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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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第３届贸发会议召开圣地亚哥大会，决定制定《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并通过了《关于调动发展中国家内部资金的问题》，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在金融领域里的合作。
１９７４年第６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第２９届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都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间开展合作的问题。
１９７５年３月，联合国工发组织利马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号召发展中国家加强在工业领域里的合作。
１９７５年９月第７届特别联大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决议。
１９７８年８月，联合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鼓励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的资源增加生产，促进专门知识的交流和鼓励搞联合计划等。
１９７９年５～６月，第５届贸发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决议》，号召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从原料、能源、金融、生产、贸易和技术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以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上述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达成的协定多数并未得到贯彻执行，但对南南合作的推动作用并不能低估。其次，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起到了桥梁作用。各专门机构通过召开发展中国家合作会议、举办报告会、研讨会、培训班、讲习班，以及组织参观考察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的机会与场所。有些机构还进行投资促进活动，既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也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在资金和生产方面进行合作。
１９３年４月，７７国集团决定成立发展银行和三大洲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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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７５２
网，以促进南南合作与交流。一些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较强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前南斯拉夫和韩国等，还通过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技术和财政援助。
此外，联合国还在文化、人权、妇女、儿童、劳工、难民及灾难救助等社会发展领域积极开展保护、促进与援助工作，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联合国在促进社会进步、协调国际经济关系、改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与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联合国体系内部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的地方。例如，联合国大部分经济机构，尤其是比较重要的机构，多数受制于发达国家，不能公正地协调国际经济关系；联合国机构臃肿，职能重迭，文山会海、效率低下；联合国经费有限，财政受制，难以有更大的作为，等等。因此，要进一步发挥和加强联合国在促进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有必要对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从机构设置、决策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重大改革，才能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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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中国与联合国
第 十 章
中国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为促进世界发展而斗争
在联合国６大主要机构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机构。它在联合国大会权力下负责协调联合国以及各专门机构的经济及社会工作，在联合国发展领域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
１９７１年以来，中国作为经社理事会连选连任的理事国参与了该理事会的决策，管理以及有关活动，为协调国际经社领域中的矛盾，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世界发展，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在经社理事会下属的区域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中更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成为该委员会及其活动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与者，为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社会发展与共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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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９５２
一 中国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置的联合国的６个主要机构之一。由５４个理事国组成，任期３年，每年由联合国大会改选１３，可连选A连任。基席位分配为：非洲和亚洲国家２４席；拉丁美洲国家１０席；东欧国家６席；西欧和其他地区国家１４席。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
经社理事会的机构有：①理事会会议。通常每年举行两次。春季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着重研究和讨论社会问题；夏季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着重研究和讨论经济问题。
②会期委员会。经社理事会开会期间设立的经济、社会和协调三个委员会，分别审议与会议议题有关的问题。③常设委员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政府间机构商谈委员会、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人类住区委员会和跨国公司委员会。另有许多常设专家机构，如防止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发展规划委员会、科技发展应用咨询委员会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税务条约专家小组等。
④职司委员会。
共７个：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麻醉品委员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⑤区域委员会。共５个：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拉美和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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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中国与联合国
比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
经社理事会的宗旨和职能是：按《联合国宪章》规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促进较高的生活水准、充分就业、经济及社会进步和发展条件；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和国际文化及教育合作；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及基本自由。
经社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协调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研究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卫生等问题，并向联合国大会和会员国提出有关报告和建议；促进国际合作；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召开国际会议，并起草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公约草案；与各专门机构商订协定，确定这些机构与联合国的关系；通过与各专门机构的协商，向这些机构、联合国大会和成员国提出建议以协调各专门机构和活动；经联合国大会许可，为联合国成员国服务；应专门机构的请求，为其提供服务，并同与经社理事会有关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磋商。
４０多年来，经社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积极开展活动，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经社理事会的发起国之一。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２６届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在经社理事会的合法权利也随即恢复。
同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当选为经社理事会的理事国。次年１月５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经社理事会第５２届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
从１９７１年开始，中国一直被选为经社理事会的理事国，参加了理事会的历届年会和其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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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１６２
中国在恢复了经社理事会中的合法权利之后，又陆续参加了理事会下属的大部分委员会的活动。
在区域委员会中，中国是亚太经社会的创始国之一。
从１９７３年起，中国每年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亚太经社会的年会，并陆续参加了该委员会下属的９个立法委员会及一些附属机构的活动。在职司委员会中，中国经常作为成员国或以观察员身份派代表团出席其会议。中国不是统计委员会的成员，但１９１年２月，中国统计局局长率团出席了该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第２６届会议。
中国是人口委员会２７名成员之一，１９１年２月，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率团出席了该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第２５届例会。
中国在１９８９年被选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国，并于当年３月出席了该组织的第３１届会议。
以后，中国出席了该组织各届会议。在选为成员国之前，中国曾以观察员身份多次出席了该委员会的届会。
中国自１９７９年起连续３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人权委员会会议。
１９８２年，中国当选为该委员会成员国，并连选连任至今。在妇女地位委员会中，中国分别于１９７３、１９８０、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当选为该委员会成员，并派代表团出席了该委员会历届会议。在麻醉品委员会中，中国于１９７３年派观察员出席了该委员会第２５届会议。
１９８１年起，中国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该委员会的历届会议和特别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