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动力。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它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思想和斗争都会落空，都会失败。他多次讲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鱼水关系，鱼儿永远也离不开水。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再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能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取得革命成功，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到主人的质变过程。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这是不可能的。
他还指出，在本源和本质的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动力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与自由的阶级工具。
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把人民比作上帝：“我们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毛泽东这种人民群众观，是旧中国旧社会人民谋求解放的真理，是民族解放的时代精华。以这种人民群众观为指导，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人民群众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当成千上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俯下身来，用发自肺腑的声音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真正是心心相连，毛泽东总是把自己融汇在人民群众当中，而人民群众必将世世代代爱戴和缅怀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由于自幼就对《孟子》熟读成诵，所以成年后写文章讲话过程中，毛泽东能信手拈来地运用《孟子》中的章句，恰当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说：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其中的“引而不发，跃如也”出于《孟子?尽心上》。
有一天，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他：“道是很高很好的，几乎似登天一样困难，似乎不可及，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经过努力可以攀求得到的呢？”
孟子回答说：“木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意思是，高明的工匠不能因为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羿也不能因为拙劣射手变更拉弓的标准。善于教人射箭的人，他只张满弓，不射出去，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
毛泽东用此语说明共产党应当引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让群众自己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不应当对群众发号施令或包办代替。
再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说：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毛泽东所引“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典出《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桀纣已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故为丛驱雀者?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还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
“以邻为壑”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下》。
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善于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有一天，他会见了孟子，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答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白圭自称治水的本领超过了古代的大禹。孟子反驳道：你错了，大禹治水是按水流的规律，使水流注四海，而你却要“以邻为壑”，让水流向邻国，把邻国当成排泄洪水的沟壑……你这样做是为有道德的人所反对、所痛恨的，你错了。
后来用“以邻为壑”比喻只图自己一方的利益，而把困难或祸害转嫁给别人。毛泽东用“以邻为壑”这个典故，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那些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思想。号召全党提倡和弘扬顾全大局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
毛泽东对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这句话颇为欣赏。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写道：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
“心之官则思”语出《孟子?告子章句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
大意是，脑筋就是用来思考的，无论做什么事，好好想一想，才能做得正确，达到目的；不好好想一想，就作得不正确，达不到目的。这是天赐与我们的功能。
毛泽东引用此语，意在说明，凡事都要仔细观察，善于思考，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习惯，这样才能在一切工作中取得胜利。并且由此概括出“多想”两个字，用以教育干部。
6.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春秋左氏传》　[本章字数：1814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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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是毛泽东一生很喜欢读的国学经典之一，对其中的典故、事件熟悉到信手拈来、点化入神的境地。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研读过这部经典。据记载，1906年，毛泽东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氏传》，并因受该书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所编定的书，按照鲁国国君在位的顺序编撰而成。此书不但记载了鲁国大事，而且记载了当时天下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外交等一切大事。总的倾向是尊崇周天子，尊崇国君，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所以被儒家列为“五经”之一。
《春秋》记事特别简略，于是出现了解释《春秋》之书，有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就是“三传”之一。
《左传》是左丘明所著，记事绝大部分与春秋相同，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左传》是为了解释演述《春秋》的，故称该书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后来的许多书籍将两书合并在一起注释解说。同一件事，《春秋》在前，标示曰“经”；《左传》在后，标示曰“传”。所以，后世治《春秋》者，皆研读《春秋左氏传》。旧时私塾也是以《春秋左氏传》为教材。
《左传》全书共30卷，19万余字。该书上自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按鲁国君王十二公纪事，追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至周贞王十六年的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及其代表人物的史实。史料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古代史学文学名著。
《左传》的编撰方法，以年为经，以全国范围的各诸侯国的史实为纬。它广泛地采纳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熔铸为一部有系统、有断制的历史著作。
《左传》纪事，囊括了当时全国的范围，包括地处偏远的吴、越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奠定了中国史籍记载全国范围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春秋时期正是我国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左传》把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在典籍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统一意识；反过来又对国家进一步统一和民族形成共同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传》纪事，注重人事，注重记载社会生活和总结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成败经验，它从各国政治的盛衰成败，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完整的人物活动中，多层面反映了春秋史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李锐先生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是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从毛泽东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引证次数的频繁看，他对《左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古代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毛泽东运用《左传》上所记载的一些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深刻的史实，来说明他要阐述的理论、原则等。
例如，他在讲到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术的重要方针之一”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所记齐、晋鞍之战时齐顷公所说“余姑灭此而朝食”的大话，指出：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左传》所载齐、晋鞍之战，战斗进行的很激烈，连晋军的统帅都受了伤，但晋军齐心协力，顽强抵抗，以致“齐师败绩”，晋军逐之，“三周华不注”。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毛泽东用它来说明军事指挥中气概和计划的关系，非常生动。
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不肯在楚军半渡时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错误来说明。他指出：
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出其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阐明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用兵之道。
总之，毛泽东是把《左传》当作历史来读的，他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7.毛泽东最钟爱的经典??《诗经》　[本章字数：2593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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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的必读教材。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的《诗经》，是终生所钟爱的典籍。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所收之诗，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从地域范围看，基本是处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湖北北部地区。
司马迁说，古诗三千多首，孔子删削保留了三百篇，对于此说，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当时教学，《诗经》是基础课，而且可能与实践相结合。正是孔子的教学活动，才使“诗三百”得以流传，汉代所谓“三家诗”的出现，便与这种教学模式有关。因此，孔子对于《诗经》的保存和流传功劳巨大。
《诗经》还有“六义”、“四始”、“四家诗”之说。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一般认为，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而分类的。“风”是地方的音乐，“雅”是卿大夫宴会或社交礼仪上的贵族音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赋”是叙事与描写，即所谓的“铺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是“先言他事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先说别的事物借此引出要说的事来。
所谓“四始”，是指《诗经》四体中的开始之篇，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
《诗经》在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传诗者分齐、鲁、韩、毛四家，均出自子夏，而子夏为孔子得意弟子之一。前三家为今文《诗经》，毛诗晚出，为古文《诗经》。到东汉时，毛诗盛而前三家衰。流传至今最完整者便是毛诗。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贴切地表达了自己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
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扬振宁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首先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作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毛泽东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后，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古诗，就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到回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8.《周易》与毛泽东的两点论　[本章字数：4046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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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在私塾里读经的时候，自然熟读了作为“群经之首”和中华民族智慧之源的《周易》。
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对《周易》仍然抱有强烈的探究兴趣。
据沈宜甲先生《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记载：
1918年，新民学会派毛泽东与蔡和森上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们都有机会广泛接触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各种新思潮。沈宜甲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蔡和森经常满怀激情同他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则是“孔子的《周易》之道”。
毛泽东的哲学著述和讲话表明，《周易》所揭示的“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其源头就包含在博大精深的易理之中。
《周易》是一部占卜书。它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的形式提出了“阴阳八卦说”，从中阐发朴素的辩证思想。“阴阳八卦说”，是在人们经常接触到的自然现象中，选取了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物质作为“八卦”：乾（■）、坤（■）、离（■）、坎（■）、震（■）、巽（■）、艮（■）、兑（■），认为“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质，是万物的本源。这“八卦”中，分为四对彼此对立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如天与地、火与水、雷与风、山与泽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天与地的对立，即乾卦与坤卦的对立，从卦象上看则为阴和阳的对立。它认为阴阳之间的对立斗争和转化，是世界上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中包含了“一分为二”和矛盾转化的思想。
在“一分为二”的思想因素方面，《周易》表现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如：
吉与凶的对立统一。由于这是一部占卜的巫书，吉凶这对矛盾几乎贯穿于全书。
乾与坤的对立统一。乾与坤的对立统一即天与地的对立统一，从卦象上来看，则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从含义上来看，乾是刚健进取，坤为柔弱顺从，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
泰与否的对立统一。“泰”是通泰即开通的意思，“否”是闭塞的意思。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谦与豫的对立统一。即谦逊和骄傲的对立统一。
损与益的对立统一。即减少和增加的对立统一。
这类“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在矛盾转化的思想方面，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认为平地和山坡、去往和复来都是相互转化的。《周易》列举了若干对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范畴，来说明任何事物都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突出的是《乾》卦的卦辞。
“潜龙勿用”。是说龙处于潜伏状态还不起什么作用，这时事物的发展还处于隐蔽的阶段。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说龙已摆脱潜伏状态，出现在地面上而初露头角。这时事物的发展已由隐到显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预示已处于大发展的前夕，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
“或跃在渊，无咎”。龙已跃进了深水之中，龙一得水就具有了腾飞的客观良好条件，这预示着事物有了大发展的可能。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巨龙已从深渊里往上腾飞，冲向了九天，这时事物不仅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而且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亢龙有悔”。龙由天上跌入泥潭之中，陷入了困境。这说明事物的发展到了顶点，走向它的反面，由胜利转化为不顺利。
在《周易》的《乾》卦里，以巨龙出现的变化，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说明了事物发展由隐到显，由慢到快的变化过程，尤其说明了“物极必反”、一切事物发展无不向自己对立面转化了去的辩证法道理。
由于有《周易》的良好开端，几千年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宋明以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均注目于“一两观”的探讨，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周易》中朴素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彻底改造，对唯物辩证法核心的矛盾规律作了科学表述。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在《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文中，毛泽东在阐述到同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时说：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
这两段话表明，毛泽东是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矛盾规律的。
毛泽东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时，还批评地汲取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观和“一两观”。他在谈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时，就是与从古代就已形成的“两点论”和“一点论”联系起来考察的。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
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
接着他引用《周易》中的成句说：
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①
在《矛盾论》中，他还用《汉书》的史料来说明：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①
《周易》是占卜之书，通俗地讲，就是古人用它来算卦，以占卜吉凶，所以《周易》最大的特征就是由“八卦”两两重叠成“六十四卦”。那么，毛泽东在其一生中，算过卦没有？这恐怕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解放后，毛泽东确实算过一次卦。
据权延赤《领袖泪》中记载：
1954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经常出去散步爬山。有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参观了寺观。关于这次参观游览，著名摄影家侯波和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张木奇均有过回忆，但是情节有些出入。
先看侯波的回忆。她说：
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山上有个庙，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过安全措施，庙里只剩了一个瞎眼和尚。供桌上有个木筒，里边装了竹签。那是抽签算命的。
毛泽东指着木筒：“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我上去抱住木筒一摇，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要用号码去对照。我跑去对照，真糟糕，是说命不好的，家里家外不安宁。这个签不能给主席看的，我不按号码，另找了一个说好话的签给毛泽东拿去。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②
张木奇的回忆是这样的：
1954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腰有紫来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照例一番谈古论今，说南宋皇帝祭什么先农的时候就在那里作作样子，亲犁几犁。几位领导谈论着谁耕过田谁没扶过犁地爬上山来。
山顶有个福星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游人很少，庙观里也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在观外看看便走入观内。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有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住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了，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③
显然，侯波和张木奇讲的都是一件事。不过侯波把毛泽东这次去的地方说成为佛寺，而张木奇则清楚地记得是道观。关于抽签之事，侯波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事实。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身份，是不可能亲自去抽签的，但他开玩笑地对侯波说，你去给我抽一支，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寺观抽签的办法，先要摇动签筒，当签跳出之后，签上只有号码，然后按照号码再到签柜中去索取签单。侯波所说也符合上述程序。至于张木奇所看的签的内容，则正如侯波所说，是经过她挑选的，因此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开怀大笑。这一笑表明，毛泽东已经识破了侯波的用心。
当然，毛泽东这种抽签算卦的方式，与《周易》规定原始的用蓍草或龟甲起卦的方式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引用《周易》中的句典。如在“灭顶之灾”语出《周易?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是说遇到这种卦，预示出门遇到水淹至头顶，这是不祥之兆。后以“灭顶之灾”形容大祸临头，有无法克服之危难。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借用此语说明抗日的政治动员对于陷敌于被动，最终战胜敌人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族抗战，才能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各得其所”一语出自《周易?系辞下》：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意思是：神农发明了农业和医药，砍削木头，制作成翻土的耜；弯曲木条，作成耒；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中午时进行集市交易，互通有无，从而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各得其所”原指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后指人或事物都得到合适的位置或安排。
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共产党人要对地主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正确态度，做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的工作，并把他们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
9.毛泽东活用《尚书》句典　[本章字数：3078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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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无疑研读过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属于华夏民族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的汇编。“尚”是上古、上代的意思，“书”是指历史简册。“尚书”，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上古的史书”。
孔子在删定六经时，曾整理过《尚书》，所以两千年来，儒家把《尚书》作为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其为《书经》。但据后世学者研究认定，这部《书经》有一半是假的，那就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来的“今文”各篇。
毛泽东对这部最古老的经书的内容是很熟悉的。在写文章时，常常话用《尚书》中的典故和成语。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典故，出自《尚书?盘庚?上》。原文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大意是说：你不把我的好话告诉百姓，只有你自取祸患。所做的坏事已经败露，这就会害你自身。既然煽动民众做了坏事，就应当承受痛苦，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看这时候的小民，还能听我规戒，唯恐他们说溜了嘴，况且我掌握着生杀大权！你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而用谣言去蛊惑人？恐怕民众一蛊惑起来，就像大火燃烧在原野，不可以靠近，还能扑灭？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坏事，不是我有什么过错！
这是商代国君盘庚，听到大臣向他反映，百姓不满意他从黄河北迁都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时，对大臣的训诫。盘庚迁殷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生产，绍复了“先王之大业”，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文中的“若火之燎于原”，是个生动的比喻，后来人们把它演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以形容新生力量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毛泽东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是批评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二是用以指出新生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而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信心，鼓舞革命斗志，以奋勇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还告诉人们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②
“发号施令”这一句典，引自《尚书??命》。原文是：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者，万邦咸休。
大意是：从前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国君聪明贤达好像圣人。大小官员，都满怀忠诚正直；他们的侍卫、车夫和随从，也没有一个不正派的人。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注意纠正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国君出入宫廷，行走坐卧，没有人不钦敬；发出的号召，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不好好执行的；臣民们尊敬他们到如此程度，各路诸侯都停止争斗。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发号施令”，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称赞。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发号施令” ① 时，则是对主观主义者的批评。因为，那些主观主义者，跑到一个地方，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其结果，也只有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有备无患”一语，引自《尚书?说命?中》。原文是：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意思是：由于国家治乱在于各级大小官员，因而任用官吏不应该凭关系亲疏，只能看他有无才能；爵禄不封给道德败坏的，只封给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施政要考虑好才行动，行动要抓住时机。有好人好事不鼓励，就会丧失好人好事；有恃才骄傲的不纠正，就不能把事办成功。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准备才没有祸患。
这里论述的是古代任用官吏和施政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没有彻底实行过，但是它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使用的“有备无患”，也长期被后人用来勉励办事要做好准备，以避免灾祸。
毛泽东使用“有备无患”，意在指出：要想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稳操革命胜券。有备无患，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心一德”、“任人唯贤”、“独夫”、“兢兢业业”等句典。
“一心一德”出于《尚书?泰誓》：“乃一心一德，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朝君主纣王暴虐无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带兵伐纣。武王在向商朝都城进攻之前，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动员会。武王对全军宣布了商纣王的罪状，分析了商军必败，周军必胜的道理，他在誓词中号召大家要“一心一德，在战斗中立大功，打倒商纣王，永保天下太平”。“一心一德”是说大家一条心，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②
毛泽东在这里用“一心一德”说明，共产党人斗争目标相同，思想行动一致，要进行坚决的抗战。
“任人唯贤”一语出于《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意思是任用官员只看他的品德和才能如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现在的任人唯贤，“贤”的意思是指“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毛泽东语）
“独夫”见于《尚书?泰誓下》：“独夫受（即商纣），洪维作威，乃汝世仇。”
“独夫”又谓“一夫”，《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后用以称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毛泽东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说：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③
毛泽东用“独夫”一词，说明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发动反共内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孤家寡人。
“兢兢业业”见于《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万几”，即“万机”，指纷繁的政务。这句话的大意是：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天的大量日常政务。“兢兢业业”比喻小心谨慎，一丝不苟。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④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借用此语，要求与会代表以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把会议开好。
10.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本章字数：3798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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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①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于毛泽东终生的读书生活。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自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奋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予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修身”以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泽东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①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中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针对此论，毛泽东指出：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②
值得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11.《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本章字数：4101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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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中“读经”的时候，自然攻读了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五经”、“四书”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章，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还只是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因为那时的中华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康有为在《礼记?礼运》基础上所著的《大同书》，就大有不同了。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世界，不仅是指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还包括着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这种“大同”，是比中华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阔的“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进了近代社会的改良主义，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丰富、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以“公”为核心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诸如政府皆由民选、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儿童出生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各项事业、病人入养病院、老人入养老院、设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确奖罚、死后火葬，等等。
《大同书》还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渐行之升平世”，“成就之太平世”。这也就是说，“升平世”时就进入了大同世界；到了“太平世”，不仅神州大地进入了大同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进入了大同世界，“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大同说”，乃是一种非常宏伟、非常美妙的理想。
康有为曾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的崇拜的偶像，所以毛泽东很容易地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大同世界”只有在砸碎旧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艺。
意思是：孔子因为认识到了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建立大同世界的道理，才把立“太平世”作为最终目的，同时又不废弃“据乱世”和“升平世”。这里所说的“孔子知此义”，实际是康有为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没有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如此，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自然是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此时，毛泽东早年的创世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其目标就是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接着便是实现全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就是带着这种伟大的理想，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的。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他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昆仑》一词，词中抒发了他胸中时时存有着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据此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一直就是胸怀着祖国同时又放眼于世界的。他要手挥倚天长剑，把莽莽昆仑山裁为三截，分别放到世界的几大洲去，使整个的地球“同此凉热”。这是多么宏大的胸怀和气魄！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泽东一直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与世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例如他说，“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纪念白求恩》），就是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的体现。
毛泽东虽然继承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他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大同的理想靠改良的办法是绝不能实现的，要实现这种理想只有经过革命。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说的就是改良主义无法使世界进入“大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大同理想，就必须让“资产阶段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段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就必须让“资产阶段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毛泽东又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理想意象里，人民公社是一个“一大二公”的政社合一性质的社会：政治上人人平等，生产上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生活上走集体化道路（大办食堂、托儿所、养老院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是基本上实现了，所以他才在《七律?答友人》中，把神州大地比喻为人间的“芙蓉国”，高唱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赞歌。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的“芙蓉国”以后，毛泽东接着便想到世界人民的解放。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觉得有些注家的部分解释不对，于是便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天头上写下了一些说明的文字。在写这些说明的文字时，毛泽东一下子想到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修改《古小说钩沉》时“饕蚊遥叹”的现实，一下子想到了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解放，于是长期存在于脑际里的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他写道：
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接下去，毛泽东试仿陆放翁的《示儿》诗，作了一首表达大同心志的绝句：
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全人类的“大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时时不忘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他时时都在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能够一齐起来，把地球上的“蚊阵”一扫而空，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使人类大同的理想真正能够实现。他叮嘱人们，到全世界各族人民扫尽饕蚊实现大同理想那一天，一定不要忘记告诉马克思他老人家。
除了“大同”思想外，《礼记》中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备受毛泽东的推崇。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源自《礼记?杂记下》原文说：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大意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子贡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
“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
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也不行的道理。
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涵，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
1.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　[本章字数：1404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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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千秋史”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这是武汉大学教授高亨歌颂毛泽东的词的前四句。“掌上千秋史”这五个字对毛泽东深厚的史学素养概括地准确而又生动传神。
毛泽东虽然不是专业史学家，一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但是他终身酷爱阅读史籍，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历史见识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仅在他的四卷《选集》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诗人，如曹操、孙武、司马迁、朱熹、韩愈等，也有奸相佞臣如李林甫、秦桧、刘瑾、魏忠贤；既有圣贤如孔子、孟子和历朝各代的帝王将相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也有被统治者污蔑为“反臣逆贼”的农民起义领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
至于毛泽东在平时的讲话、闲谈中所引用的历史人物、典故、传说、故事，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一口气举出中外历史上出身卑微，而又有所建树的年轻人士三四十人。从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到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从汉朝的政论家贾谊、晋朝的哲学家王弼，到唐朝的诗人王勃、李贺；从战国时期甘罗12岁当丞相，到晋朝13岁搬兵救父的女孩荀灌娘，等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家世、业绩，他都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在座的党政干部无不为他的博闻强记而叹服。
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他的博闻强记，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他很喜欢读中国的史书，历史的知识很渊博。” ① 谭震林说：“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 ②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在与张闻天散步谈话时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③
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
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许多国际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在与毛泽东交往接触后，对毛泽东的史学修养也极为称道。
早在1936年就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④
在延安时期就和毛泽东有较深入的接触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说：“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却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思想都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些人因懂得引经据典并且滔滔不绝讲三四个钟点的理论而洋洋得意。毛氏也懂得这一套，却很少这么做。他在抗大和陕北的讲话以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是根据中国的生活和历史。” ⑤
已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称赞：“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像力的诗人。” ⑥
当代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所接受。” ⑦
毛泽东读史，与那些“钻故纸堆”的所谓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古为今用”，即让历史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但他远远胜于只知纸上空谈的史学家。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和伟大之处！
2.骋目于二十四史　[本章字数：3333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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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特别爱读“二十四史”。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是1952年购置的。
翻开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有不少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划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
有些册的封面上，他用苍劲的笔迹写满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的目录。
其中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些字迹笔划颤抖，却很清晰，是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亲笔写下的读史记录。
毛泽东评点过的这部“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与线装书局合作，按原貌影印出版，名之为《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所谓“二十四史”，是指清代乾隆年间钦定的记载清以前历史的24部“正史”：
1.《史记》 ［西汉］ 司马迁撰 130卷
2.《汉书》 ［东汉］ 班固撰 120卷
3.《后汉书》 ［南朝?宋］ 范晔撰 130卷
4.《三国志》 ［西晋］ 陈寿撰 65卷
5.《晋书》 ［唐］ 房玄龄等撰 130卷
6.《宋书》 ［南朝?梁］ 沈约撰 100卷
7.《南齐书》 ［南朝?梁］ 萧子显撰 59卷
8.《梁书》 ［唐］ 姚思廉撰 56卷
9.《陈书》 ［唐］ 姚思廉撰 36卷
10.《魏书》 ［北朝?北齐］ 魏收撰 130卷
11.《北齐书》 ［唐］ 李百药撰 50卷
12.《周书》 ［唐］ 令狐德芬等撰 50卷
13.《隋书》 ［唐］ 魏征等撰 85卷
14.《南史》 ［唐］ 李延寿撰 80卷
15.《北史》 ［唐］ 李延寿撰 100卷
16.《旧唐书》 ［五代?后晋］ 刘?等撰 200卷
17.《新唐书》 ［北宋］ 欧阳修等撰 225卷
18.《旧五代史》 ［北宋］ 薛居正等撰 150卷
19.《新五代史》 ［北宋］ 欧阳修撰 74卷
20.《宋史》 ［元］ 脱脱等撰 496卷
21.《辽史》 ［元］ 脱脱等撰 116卷
22.《金史》 ［元］ 脱脱等撰 135卷
23.《元史》 ［明］ 宋濂等撰 210卷
24.《明史》 ［清］ 张廷玉等撰 332卷
上述24部史书，总计3259卷，线装850册，约4000万字，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下迄明末的长达四、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要想真正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来龙去脉，要想深入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要想重温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要想弄明白历史上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就不能不去读“二十四史”。可是，卷帙浩繁，字数太多，就是粗粗从头到尾看上一遍，也是一件很费时吃力的事。毛泽东诗云，“读罢头飞雪”，就有这方面的深切体会。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书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①
毛泽东这段谈话，道出了“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而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讲他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角度的。因此，他又强调：
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②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③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爱读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他批注最多的是：《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中的几种，或原作或其他注本，作过比较，批写或谈及了一些评议意见。他认为：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颜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李贤好。
刘?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而注意在大量史料（包括野史、裨史、通俗历史小说等）中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例如《史记?陈涉世家》记叙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毛泽东批注他们的起义失败有“二误”。“一误”是指他们功成忘本，杀了旧时的伙伴，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指他们任用朱房、胡武等人不当，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其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万众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短命地夭折了。
再如，毛泽东还对梁武帝时的名将韦睿十分赞赏，在《南史?韦睿传》的天头上，他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大圈，标写着“梁将韦睿传”五个大字。传记中浓圈密点，批注有25处之多。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表达了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拳拳不尽之心。从批注看，毛泽东赞赏他会打仗，多次批注：“以少击众”，“机不可失”；欣赏他善于调查研究，多次批注：“躬身调查研究”，“躬身”还加以套圈，以示强调；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还说他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等等。总的批注是：“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毛泽东重视学习和研究“二十四史”，决不是要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人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服务，使人们从历史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毛泽东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全国解放不久，他就提出要组织史学家从事“二十四史”的标点。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后，齐燕铭、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和古典史籍的普及。
3.《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　[本章字数：3885　最新更新时间：2010-01-19 17:4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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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很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式有简明扼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史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英宗鼓励他继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去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予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毕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实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发生的大事。除采用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详而不乱。因此，这部编年体史书，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具体，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的兴趣。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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