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第三幕〓老英雄死里逃生
第四幕〓老英雄裹创奋斗
第五幕〓老英雄病中困斗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2）
第一幕老英雄建立大帝国
中国有历史的时期自商周始，驰域限于鲁豫。已如上述，在商代社会中迷信很发达，什么事情都问鬼，都要卜，如打猎、战争、祭祀、出门……事无大小，都要把龟甲或牛骨烧灰，看它的龟纹以定吉凶。在此结果，而发明了龟甲、牛骨原始象形的文字，这文字是很笨的图画，全不能表达抽象的意思，只能勉强记几个物事名词而已。在这正在建设文化的时候，西方的蛮族——周，侵犯过来了，他具强悍的天性，有农业的发明，不久把那很爱喝酒的、敬鬼的、文化较高的殷民族征服了。这一来，上面的——政治方面是属于周民族，下面的就是属于殷民族，二民族不断地奋斗，在上面的周民族很难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虽是殷人(宋国)，至此很想建设一个现代文化，故曰“吾从周”。而周时，也有人见到两文化接触，致有民族之冲突，所以东方(淮水流域)派了周公去治理，南方(汉水流域)派了召公去治理，封建的基础，即于此时建设。但是北狄、南蛮在此政治之下经了长期的斗争，才将他们无数的小国家征服，把他们的文化同化，以后才成七个大国家，不久遂成一个大帝国。
至于文字方面，也是从龟甲上的、牛骨上的不达意的文字，经过充分的奋斗，而变为后代的文字。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历史方面，都得着可以达意的记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周朝的时候，许多南蛮要想侵到北方来，北边的犬戎也要侵到南部去。酝酿几百年，犬戎居然占据了周地，再经几百年，南方也成了舞台的部分。
此时的建设期中，产生了一个“儒”的阶级。儒本是亡国的俘虏——遗老，他本是贵族阶级，是文化的保存者，亡国以后，他只得和人家打打官司，写写字，看看地，记记账，靠这类小本领混碗饭吃而已(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篇)。这帮人——“儒”一出来，世界为之大变，因为他们是不抵抗者，是儒夫。我们从字义看，凡是和“儒”字同旁的字眼，都是弱的意思，如“需”(NBD3D)字加车旁是软弱的“NDA38”(软)字，加心旁是“懦”字，加孑旁是“孺”字，是小孩子。他们是唱文戏的，但是力量很大，因为他们是文化传播者，是思想界。老子后世称他为道家，但他正是“儒”的阶级中之代表，他的哲学是儒的哲学，他的书中常把水打譬喻，因为水是最柔弱的，最不抵抗的，这就是儒的本身。他们一出，凡是唱武戏的，至此跟着唱起文戏来了。幸而在此当中，出来一个新派，这就是孔子。他的确不能谓之儒者，就是儒者也是“外江”派。他的主张是“杀身成仁”。他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完全和老子相反。老子是信天的，主自然的，而新派孔子，是讲要做人的，且要智、仁、勇三者都发达，他是奋斗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他的精神。新派唱的虽也是文戏，但他们以“有教无类”打破一切阶段，所以后来产生孟子、荀子，弟子李斯、韩非。韩非虽然在政治上失败，而李斯却成了大功，造成了一个大帝国。
(第一幕完)
第二幕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不久汉朝兴起来了，一帮杀猪的、屠狗的、当衙役的……起来建设了一个四百年的帝国。他们可说得上是有为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则绝不会有这四百年的帝国，但是基础究未稳固，而两个魔王就告来临！
第一个魔王——野蛮民族侵入。在汉朝崩溃的时候，夷狄——羌、匈奴、鲜卑都起来，将中国北部完全占领(300－600)，造成江左偏安之局。
第二个魔王——印度文化输入。前一个魔王来临，使我们的生活野蛮化，后一个魔王来临，就是使我们宗教非人化。这印度文化侵略过来，在北面是自中央亚细亚而进，在南方是由海道而入，两路夹攻，整个地将中国文化征服。
原来中国儒家的学说是要宗亲——“孝”，要不亏其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将个人看得很重。而印度文化一来呢，它是“一切皆空”，根本不要做人，要做和尚，做罗汉——要“跳出三界”，将身体作牺牲！如烧手、烧臂、烧全身——人蜡烛，以献贡于药王师，这风气当时轰动了全国，自王公以至于庶人，同时迎佛骨——假造的骨头，也照样地轰动，这简直是将中国的文化完全野蛮化，非人化！
(第二幕完)
第三幕老英雄死里逃生
这三百年中——隋唐时代是很艰难的奋斗。先把北方的野蛮民族来同化他，恢复了人的生活。在思想方面，将从前的智识，解放出来。在文学方面，充满了人间的乐趣，人的可爱，肉的可爱，极主张享乐主义，这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中都可以看得出，故这次的文化可说是人的文化。再在宗教方面，发生了革命，出来了一个“禅”！禅就是站在佛的立场上以打倒佛的，主张无法无佛，“佛法在我”，而打倒一切的宗教障、仪式障、文字障，这都成功了。所以，建设第二次帝国，建设人的文化和宗教革命，是老英雄死里逃生中三件大事实。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3）
(第三幕完)
第四幕老英雄裹创奋斗
老英雄正在建设第三次文化的时候，北方的契丹、女真、金、元继续地侵过来了。这时老英雄已经是受了伤——精神上受了伤(可说是中了精神上的鸦片毒，因为印度有用种鸦片输到中国，一是精神上的鸦片烟——佛，一是真鸦片)，受了千年的佛化，所以，此时是裹创奋斗。然而，竟也建立第三次大帝国——宋帝国。全国虽是已告统一，但身体究未复元，而仍然继续人的文化，推翻非人的文化(这段历史自汉至明，中国和欧洲人相同，宗教革命也是一样)。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王荆公的变法，正与前“任重而道远”的学说相符合。
在唐代以前，北魏曾经辟过佛，反对过外国的文化，禁止胡服、胡语即其例，但未见成功。而在唐代辟佛的，如韩愈，他曾说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三个大标语，这风气虽也行过几十年，但不久又恢复原状。然在这一次，却用了一种软功夫来抵制这非人的文化，本来是要以“人的政治”、“人的法律”、“人的财政”来抗住它的，但还怕药性过猛，病人受纳不起，所以司马光、二程等，主张无为，创设“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在破书堆中找到一本一千七百几十个字的《大学》，来打倒十二部《大佛经》，将此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来创造新的人的教育、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这实在是老英雄裹创奋斗中的一个壮举。但到了蒙古一兴起，老英雄已精疲力竭，实在不能抵抗了！
(第四幕完)
第五幕老英雄病中困斗
这位老英雄到明朝已经是由受创而得病了。他的病状呢，一是缠足，我们晓得在唐朝被称的小脚是六寸，到这时是三寸了，实在是可惊人！二是八股文章。三是鸦片由印度输入。这三种东西，使老英雄内外都得病症。
再有一宗了，就是从前王荆公的秘诀已被人摒弃了。本来他的秘诀一是“有为”，一是“向外”，但一帮的习静者，他们要将喜怒哀乐等，于静坐中思之，结果是无为，是无生气，而不能不使这老英雄在病中困斗。
清代的天下居然有二百余年，这实是程朱学说——君臣观念所致，因为此时的民族观念抵不住君臣的名分观念。不过老英雄在此当中，而仍有其成绩在，就是东北和西南的开辟，推广他的老文化。湖南在几十年前，在政治上占有极大势力，广东、广西于此时有学术上的大贡献，这都是老英雄在病中的功绩。他虽然在政治上失地位，然而在学术上却发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而成就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这种新的学术，是不主静而主动的，它的哲学是排除思想而求考据，考据一学发生，金石、历史、音韵，各方面都发达。顾亭林以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读“逼”字音，这实在具有科学之精神。不过在建设这“人的学术”当中，老英雄已经是老了，病了！
尾声
这老英雄的悲剧，一直到现在，仍是在奋斗中。他是从奋斗中滚爬出来，建设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许多蛮族，平了许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从一千余年奋斗到如今，实在是不易呀！这种的失败，可说是光荣的失败！在欧洲，曾经和我们一样，欧洲过去的光荣，我们都具备着，但是欧洲毕竟是成功，这种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比它少了两样东西，就是少了一个大的和附带一个小的，大的是科学，小的是工业。我们素来是缺乏科学，文治教育看得太重。我们现在把孔子和其同时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来比一比，柏拉图是懂得数学的，“不懂数学的不要到他门下来”，亚里士多德同时是研究植物的，孔子较之，却未必然吧。与孟子同时的欧几里得，他的几何至今沿用，孟子未尝能如此吧。在清代讲汉学的时候，虽说是有科学的精神，却非加利莱用望远镜看天文，用显微镜看微菌，以及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可比，所以中西的不同，不自今日始，我们既明白了这个教训，比欧洲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努力就有了目标，我们这老英雄是奋斗的，希望我们以后给他一种奋斗的工具，那么，或者这出悲壮的英雄悲剧，能够成为一纯粹的英雄剧。
导言
黎先生，各位同学！今天兄弟是来还债。以前李校长和黎先生同我说了多次，叫我来讲演，我因为事忙，时间不容许，虽然答应了，终没有办到，所以欠下这债来。到了这学期，定要我来讲四次，除了一次是原本，其余三次，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所以这一回，我可以说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盘剥了！
“中国禅学的发展”这个题目，中国从来没有人很清楚地研究过。日本有许多关于禅学的书，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国禅学史》，因为就材料而言，在东方堪称为最完备最详细的。这书前几年才出版。
凡是在中国或日本研究禅学的，无论是信仰禅宗，或是信仰整个的佛教，对于禅学，大都用一种新的宗教的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这是第一个缺点。其次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以为研究禅学，不必注意它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就是材料问题：禅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后来附庸蔚为大国，竟替代了中国整个的佛教，不过中国现在所有关于禅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其实禅宗最发达的时候，却当西元7世纪之末到11世纪——约从唐武则天到北宋将亡的时候，这四百年中间，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难找，正统派的人，竟往往拿他们自己的眼光来擅改禅宗的历史。我十几年前研究禅宗，只能得到宋以后的材料，唐代和唐以前的很难得到。我想：要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两种方法：一、从日本庙寺中去找，因为日本还保存着一部分唐代禅学。二、从敦煌石室写本中去找，因为三十年前所发现的敦煌石室里，有自晋到北宋佛教最盛时代的佛经古写本。现在这些古写本，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保存着：一部分在北平图书馆，一部分在巴黎图书馆，一部分在伦敦博物馆。在北平图书馆的，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是人家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伦敦和巴黎两处。从前的人，对于材料的搜集，都不注意，这是第三个缺点。
我研究禅宗，不能说完全没有上述的缺点；不过1926年我到巴黎，即存心搜集材料，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晋到北宋这一部分材料都曾经找到，非日本和中国的图书馆所能及。回国后七八年，我所找到的材料，只有一部分整理出版。当时日本研究禅学的，对于搜集材料，也很注意，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近几年来，日本也发现许多材料。所以现在研究禅学，比较便利多了。
这个禅宗问题，我会在北大及燕大讲过，不过都不是有系统的讲演。将中国禅学的发展，作整个的系统的讲演，这还是第一次。
从前许多大师，对于禅宗的材料，都爱作假。所以经我揭穿之后，有许多人不高兴。不过我不是宗教家，我只能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
中国禅学的发展，是个总题目，我打算就分作四次来讲：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来；三、中国禅学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
印度禅（1）
我何以要讲印度禅呢？禅学来自印度，虽然中国禅与印度禅不同，不过要懂得中国禅，须懂得印度禅。所以先讲印度禅，做一个引论。
关于研究印度禅的书籍，有以前香港大学校长SirCharlesEliot所著的HinduismandBuddhism(Vol.IP.P.302－324)，但是不幸书还没有完成，他就死了。我几年前也有一篇文章，篇名“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中(P.P.423－448)(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十二册《海外读书杂记》第117页至第136页)。
在禅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为yoga。此字是印度文与日耳曼文的混合语，在英文中为牛轭，引申起来，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向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两千五百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寻道者两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无论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要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禅”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经中以及各种小说里，都有“禅”字。我记得幼年看《水浒》，看见花和尚鲁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禅杖，把“禅”字读作“单”，后来才知道是读错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禅”字的原文拼音是Dhyana，音近“单”。(按：中国“禅”纽字古音，多读入“定”纽)
佛教有三大法门：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高限度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弥加五为十戒)，后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萨戒，重十，轻四十八)，从戒生律，于是成为律宗。次为“定”，就是禅，也就是古代“瑜伽”传下来的方法，使我们心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为“慧”，所谓“慧”，就是了解，用知识上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定。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如说禅是打坐，那种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禅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还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现在讲印度禅，先讲方法，后讲目的。
关于印度禅的方法，计有五种：第一个方法最浅显，便是“调息”，佛书中叫作“安般”法门。“安”(ana)是“入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盘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调和呼吸。这种调息的方法，又可分为四项：一、“数”，就是从一到十来回地数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围环境的扰乱，使心能够专一；二、“随”，便是心随鼻息跑，所谓念与息俱，使心不乱；三、“止”，就是看息停止在什么地方，中国道家向有所谓“视息丹田”，即此；四、“观”，就是客观一点，把自己的元神提出来，看看自己到底怎样，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边看，又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口，对于过路的人，某是张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认识。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其方法有“数”、“随”、“止”、“观”。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乱子。譬如在打坐的时候，忽然涉想某人欠我的债，或恋爱的事情，或可恶的人与可恶的事，心更不定了。在这时候，非数息所能为力，所以还要旁的方法来帮助，即靠“慧”——知识——来帮助。所以，第二个方法叫“不净观”。所谓“不净观”，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干净。譬如当我们涉想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她身上是如何的不洁净，鼻子里都是鼻涕，嘴里都是唾沫，肚子里都是腥血等不洁之物，并且到她死后，桃色的脸庞也瘦成白皮夹腮了，乌云般的头发也干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尸体烂了之后，更是怎样地腐臭，怎样地变成骷髅。如此，我们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钱，地位，都作如是观，自然这些念头都会消除净尽。
印度禅（2）
第三个方法叫作“慈心观”。所谓“慈心观”，便是训练你自己，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仇敌；不但爱人，还要爱一切物。如当不安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一作“慈心观”，便会不生气了。但有时还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就是“思维观”，就是凭我们理智的了解力来解决一切。常言道“无常一到，万事皆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都不过是九十几种元素所凑成，将来都要还为元素的。比方有人骂我是反动派，反革命，走狗，当我们听到，自然很生气，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要是拿我们的思维力来一分析：骂，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由空气传来的一种音浪，对于音浪，自然用不着生气。至于骂我的人呢？依着化学的分析，也不过是几分之几的氢气氧气等等的化合物，而被骂的我呢？也是和骂我的人一样，几种元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后，大家都物归原所。如此，则所有骂詈，不过是一种气体的流动，两个机关打无线电而已，有什么了不得？到此地步，就无人无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识略高的人说．至于智识太低的人，怎么办呢？就有一种“念佛法”，即第五个方法。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的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念书的“念”，从心中想而到口头上念。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帮助“定”，用“定”帮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种，都是禅学的方法。现在讲印度禅的目的，即禅学的境界。此种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认识，其实都不一样；至于印度禅的究竟，谁也没有做到。
记得清初有一个大学者，颜习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当蒙馆先生，学做圣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记》，叙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三百年前的圣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么境界呢？他说，在一个夏天，我坐在柳树之下，看看那柳叶，直变成了美丽的绿萝；太阳光从这绿萝似的柳叶透过来，都成了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听到苍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尧舜时代所奏的九韶之乐一样。像他这样，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了。却是到不了印度禅的究竟境界。
印度禅的境界到底怎样呢？计算起来，有好几种的说法，现在略述其重要的：
第一是“四禅”，也叫作“四禅定”。即：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望，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再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joy)，便是第二禅。但第二禅还有欢喜，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连这种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第四禅。
初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其次，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一、“空无边”，就是想到空处。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地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见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观。
二、“识无边”，“空无边”还有想，便是一种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连这空的印象都没有了，便到“识无边”处。
三、“无所有”，一切都没有了，便到“无所有”处。
四、“非想非非想”，既到“无所有”处，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连想都没有了，连“没有想”也没有了，此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常言说，“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禅是一种说法，四念处又是一种说法，并不是先经四禅，而后到四念处。
又其次，便是“五神通”。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顺风耳。比方现在南京开的五中全会，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可不是用无线电。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观三十三天，下观一十八层地狱，一切都可看见。想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三、如意通，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里所想的，我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现在和未来，而且知道过去无量劫前生的事。
总起来说，印度的禅，不过如此。此是粗浅的说法。从数息到“空无边”处，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种催眠方法达到“入定”。
再讲两个故事。
印度禅（3）
印度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西历纪元3世纪(晋朝)，即已有人译成中文。这个故事的目的，在教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
某时代，有一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解说，于是要他用一个盘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杀头。这个条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顶美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救火抢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在殿梁上的一巢马蜂，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螫人，这人虽然被螫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地捧着油盘往前走。最后，他竟达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在11世纪时，中国的法演和尚，也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办法。故事是这样的：
五祖寺中有一个和尚，人问他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有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法子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太大听到，就叫丫环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掀髯微笑道：‘你此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中国禅宗的起来（1）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个裁缝，辛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去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杀猪的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儿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磅钱，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磅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向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磅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的说法，一种是牧师的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的说法
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大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520或526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法眼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作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作慧能。当时一班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义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得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了。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作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作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之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当时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中国禅宗的起来（2）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的说法
所谓牧师的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撰)。这书乃述说印度北方罽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什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就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力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传》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罽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这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实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二十八祖，谓《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仁宗明令规定(按：嘉七年，即1062年，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作假。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且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中起来，于是采取了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见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以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作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著的《高僧传》(止于西元519年)。一为唐道宣著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645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传》中已有二十一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便有这些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一百三十三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晋代(2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小道地经》；3世纪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404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410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刚才我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410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500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竟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便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炼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NB231，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3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禅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
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中国禅宗的起来（3）
当3世纪到4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地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经典。但经典渐渐地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得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作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唯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一千八百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作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礼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到5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作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什么，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则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作顿宗，主渐修的，叫作渐宗。那时《涅NB231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全，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NB231经》中，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NB231经》传入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是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4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5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作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作“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行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作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觉的《楞伽师资记》，1931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1）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NB231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当宋齐之际，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生造下了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谓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花子教他们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满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在贞观十六年(西元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世非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但当7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话难穷，励精盖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作疏或钞(钞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8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人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是：
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的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736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年到739年，这约四十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著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上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前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据《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入定(止)，往往心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734年(开元二十二年)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地要打倒伪法统，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2）
原来在7世纪末8世纪初，中国另发生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又起一个大革命，革命的首领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广东佬，神会口中所说的慧能和尚。自从7世纪晚年，弘忍死后，他的两大弟子，神秀就称为北宗的大师，慧能也成为南宗的大师。慧能是广东新州人(现在新兴县，在高要的西南)，他住过广州，后来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后人皆称为“曹溪派”，又因为他在最南方，就称为“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种革命的教义也就是“顿悟”，他是个不识字的人，靠着砍柴过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于713年(开元元年)，留传下来的只有《坛经》一书。这书也经过了许多变迁：1926年我在伦敦看见的敦煌唐写本，约一万二千字，可说是最早的一个本子；去年(1933年)在日本看见的北宋初(970年，宋太祖开宝间)的《坛经》，分两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计约二万四千字。但这部法宝《六祖坛经》，除《忏悔品》外，其余的恐就是神会所造的赝鼎(按：可参看《神会和尚遗集》卷首的《神会传》)。慧能的教义可分几点说：
(一)自性三身佛
他说：向来劝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劝你皈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皈依觉(佛)，皈依正(法)，皈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都在你自己色身中：见自性净，即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自性千万亿化身佛；念念善，即自性圆满报身佛。他又说：我本性元来清涉，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复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此义。此义还是源于“凡圣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的。
(二)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自性自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法门无边誓愿学—自心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自悟即佛道成。
(三)无相忏悔
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四)摩诃般若波罗密法
“摩诃”之意即大，所谓“性含万法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谓“一切时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罗密”之意是到彼岸，所谓“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
(五)反对坐禅
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说“一行三昧”，就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动是禅，维摩诘不合诃舍利弗宴坐林中。”(这是《维摩诘经》的影响)。
神会，襄阳人，约710年(睿宗景云元年)到曹溪见慧能。在慧能死后二十一年，即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他才到河南滑台传道，到现在1934年我们来讲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年纪念。那时他在大云寺大会上当众宣述南宗的宗旨，说当时公认的传法正统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树神秀为第六代”。他说当初菩提达摩，以一领袈裟为传代法信，授给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我们才是正统，有传法袈裟在韶州为证。他自己称说这次在河南“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是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现在普寂妄称自己为第七代，把神秀称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对！或曰：普寂禅师名望盖世，天下知闻，如此排斥，恐与身命有关。他说：“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岂惜身命？”他更进一步说，神秀在世时，因袈裟在韶州慧能处，所以不敢自认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让同学广济于709年(景龙三年)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当时普寂尚在，但也没有人出来否认。可是，神会也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人问他：菩提达摩以前，西国又经几代？他可没有预备，信口答出“八代”，并且还把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误作一人(见前讲)。至745年(天宝四年)，神会到了东京(洛阳)，在荷泽寺继续“定南宗宗旨”，继积攻击神秀、普寂一派的“北宗”为伪法统，定慧能一派的“南宗”为菩提达摩的正统。他提倡顿悟，立“如来禅”，破北宗渐教的“清净禅”。其实，平心而论，真正的顿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钓鱼，被文王任为宰相；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按：此两事，神会语录中常举作“顿悟不思议”的比喻)；乃至李白之斗酒诗百篇，莫不是积了数十年许多零碎的经验，蕴蓄既久，一旦发挥出来。所以“顿悟”云云，往往也须经过“渐修”，不过因他是年过八十的老头儿，状貌奇特，侃侃而谈，就轰动了不少的听众。其时义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时似乎是不理他，死后他们的徒子徒孙，眼见他声名日大，而且绘出图像来宣传他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统史，公开地攻击北宗法统，说来动听感人，于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势力来压迫神会。753年(天宝十二年)，遂有御史卢奕上奏，弹劾神会，说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赶出东京，黜居弋阳(在今江西)，又徙武当(在今湖北均县)，又移襄川(在今襄阳)，又移荆州开元寺，苦煞了这个八十五六岁的老头儿！
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3）
神会被贬逐的第三年(755年，即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两京陷落，明皇出奔，太子即位。至757年(肃宗至德二年)，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神会也回到东京来了。那时大乱之后，军饷无着，于是右仆射裴冕提出一个救济经济的政策：“大府各置戒坛度僧”，“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这就是做和尚先得买执照。本来唐朝做和尚的，须购度牒，有了度牒，就算出家，可以免除租、庸、调诸税。但残破乱离之际，这种公债无法推销，非请一位善于宣传的出来负责发卖不可，于是大家都同意把神会请出来承办劝导度僧，推销度牒，筹助军饷的事。他以九十高年，搭棚设坛，大肆鼓吹，听者感动，男女剃度者极多，这种军用公债果然倾销起来，一百吊钱一张，而当时施主也不少，于是为政府增加了大宗的收入，功劳甚大。肃宗皇帝下诏叫他入内供养，并且替他盖造禅院于荷泽寺中。到760年(上元元年)，神会死，享年九十有三，赐谥真宗大师，建塔洛阳，塔号般若。他死后三十六年，即796年(德宗贞元十二年)，在内殿召集诸禅师，由皇太子主席，详定传法旁正，于是朝廷下敕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于是神会的北伐成功，慧能的南宗遂成为禅宗的正统了。
关于神会的思想，我不打算细讲。其教义可得而言者，约有五点：
(一)顿悟
这就是神会的革命旗帜。他说：“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以明“顿悟不思议”。简言之，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二)定慧平等
他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慧。”即以“慧”摄“定”，最后“戒”、“定”都可以不管，只要“慧”，归到理智主义去。
(三)无念
他的禅法以无念为宗。“不作意即是无念。”“所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NB231，并属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四)知
他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所以，中国禅宗侧重知解，终身行脚，求善知识。且此语实开中国思想界“良知”一派的先河。
(五)自然
他说：“修习即是有为诸法。”“生灭本无，何假修习？”只是自然，只是无为，与中国道家思想相合。
总之，神会倡言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所以他对于神秀一系的旧法统极力诋斥，建立起自己的新法统来。1926年我在巴黎发现了神会的许多材料，后来在日本又发现了一些。因知8世纪的前期，普寂盛行的时候，僧人都附于楞伽宗派，所谓“东山法门”；等到8世纪的后期，神会兴起，以至9世纪以来，又都成了南宗门下的信徒了。
“杀猪的”的说法(即旧说)就没有神会的地位，因其门下无特出的人物，而继续努力的人也非同门，所以他的功劳渐渐堙没，过了几百年就完全被人忘记了。
8世纪中，神会北伐成功，当时全国的禅师，也都自称出于菩提达摩。牛头山一派自称出于第四代道信。西蜀资州智诜派下的净众寺一派和保唐寺派，也都自称得着弘忍的传法袈裟。人人依草附木，自称正统。
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4）
(一)成都净众寺派，其法统为：
弘忍—智诜—处寂—无相
所以又称无相派。此派为宗密所分叙的第二家，与北宗接近，以“无忆，无念，莫忘”为宗。就是说，勿追忆已往，勿预念将来，“常与此志相应，不昏不错，名莫忘也”。此宗仍要“息念坐禅”。
(二)成都保唐寺派，宗密记此派的世系如下：
弘忍老安—陈楚章—智诜—处寂—无相无住
无住把净众寺一派的三句改为“无忆，无念，莫妄”，“忘”字改成“妄”字，宗旨就大大的不同。无住主张“起心即妄，不起即真”，似乎受了神会的影响。且此派更有革命左派的意味：“释门事相，一切不行礼忏，转读，画佛，写经，一切毁之。所住之院，不置佛事。但贵无心，而为妙极。”此派也想争法统，说慧能的传法袈裟被武则天迎入宫中，转赐予智诜，又递到无住手里。
但是忽然在江西跳出一个和尚来，名叫道一，又称马祖。他说慧能的传法袈裟又到了他那里，其实这些都是假的。他本是四川人，落发于资中，进具于巴西，是由北宗改入南宗的。他是无相(净众寺派)的弟子，后离蜀，赴湖南衡岳跟六祖嫡传怀让修行，才入“顿门”，故史家称为慧能的再传，其实他也属于智诜一派。道一这派的宗旨有八个字：“触类是道，任心为修。”他说：“所作所为，皆是佛性：贪嗔烦恼，并是佛性；扬眉动睛，笑欠声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这叫“触类是道”，既是凡碰到的都是道，就是随时皆为道，随心皆为修行。这个本来就是佛，所以不起心造恶，修善，也不修道，不断不修，任运自在，名为解脱，无法可拘，无佛可作。他只教人“息业养神”，“息神养道”。这叫“任心为修”。他殁于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
马祖门下有一个大弟子，名叫怀海，就是百丈禅师(殁于814年，即唐宪宗元和九年)，建立了禅院组织法，世称“百丈清规”。凡有高超见解的和尚，称为长老，自居一室，其余僧众，同居僧堂。禅居的特点，是不立佛殿，唯立法堂佛教寺院，到此为一大革命。并且他们提倡做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和尚的格言。以后的禅门，大都是从马祖、百丈传下来的。自8世纪以下，禅学替代了佛教，禅院替代了律居，佛教差不多完全变成禅学了。
中国禅学的方法（1）
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演，黎先生刚才对我说今天功德圆满，其实不过是我的一笔旧债还清了。
这次讲的是中国禅学的方法。上次本来想把中国禅宗的历史讲得更详细一点，但因限于时间，只能将普通书所没有的禅宗的来历，说了一个大概，马祖以后的宗派，简直就没有工夫来讲。但不讲也不大要紧，因为那些宗派的立场跟方法，大抵差不多，看不出什么显著的区别，所以也不必在分析宗派时多讲方法，现在只讲禅宗整个的方法。
中国的禅学，从7世纪到11世纪，就是从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时止，这四百年，是极盛的黄金时代。诸位是学教育的，这一派人的方法于教学方面多少有点启示，所以有大家一听的必要。
南宗的慧能同神会提倡一种革命思想——“顿悟”，不用那些“渐修”的繁琐方法，只从智慧方面，求其大彻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因为旧的方式过于复杂，所以这种单刀直入的简单理论，感动了不少的人，终于使南宗顿教成为禅宗的正统，而禅宗又成为佛教的正统。这是他们在破坏方面一大成功。可是慧能同神会都没有方法，对于怎样教人得到顿悟，还是讲不出来。到9世纪初，神会的第四代弟子宗密(殁于841年，即唐武宗会昌元年)，方把“顿悟”分成四种：
(一)顿悟顿修
顿悟如同把许多乱丝，一刀斩断；顿修如同把一团白丝，一下子丢到染缸里去，红即红，黑即黑。
(二)顿悟渐修
如婴儿坠地，六根四体顿具，男女即分，这叫顿悟。但他须慢慢发育长大，且受教育，成为完人，这叫渐修。故顿悟之后，必继以渐修。
(三)渐修顿悟
这好比砍树，砍了一千斧头，树还是矗立不动，这叫渐修；到一千零一斧头，树忽然倒下来了，这叫顿悟。这并非此最后一斧之力，乃是那一千斧积渐推动之功。故渐修之后，自可成顿悟。
(四)渐修渐悟
如同磨镜，古时候，镜子是铜制的，先由粗糙的铜，慢慢地磨，直至平滑发亮，可以照见人影，整理衣冠。又如射箭，起初百无一中，渐渐百可中十，终于百发百中。
这四种中间，第一种“顿悟顿修”，是不用方法的，讲不通的，所以后来禅宗也有“树上哪有天生的木勺”的话。第二种“顿悟渐修”，却是可能的。第三种“渐修顿悟”，尤其可能。这两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在西洋也有很多：如圣奥古斯丁，起初是一个放荡不羁、狂嫖滥赌的人，说重一点就是流氓地痞。一天在街上听了一位教师的讲演，忽然省悟，立志苦修，竟成为中古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是“顿悟渐修”，却也是“渐修顿悟”，因为他早已有种种烦闷，逐渐在变化，一旦下决心罢了。又如三四百年前科学大师伽利略(Galilei，意大利人)，生而有艺术的天才，但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送他到大学去习医，他的兴趣不倾向于这方面，而于音乐、绘画等倒是弄得不错。有一天，国王请了一位数学家来讲几何学，他听了一小时，忽然大彻大悟，就把一切抛开，专发挥他从遗传中得来的数学天才，后来便成了几何学、物理学的老祖师。再举一个日常例：我们有时为了一个算学或其他的难题，想了几天，总想不出，忽然间梦里想出来了。这也是慢慢地集了许多经验，一旦于无意间就豁然贯通。第四种“渐修渐悟”，更是可能，用不着来说了。
总之，“顿悟渐修”、“渐修顿悟”都是可能的，都是需要教学方法的，“渐修渐悟”更是普通的方法，只有“顿悟顿修”是没有教学方法的。
禅门中许多奇怪的教学方法，都是从马祖来的。马祖、道一，本是北派，又受了南派的影响，所以所创立的方法，是先承认了渐修，然后叫你怎么样渐修顿悟，顿悟而又渐修。他的宗旨是“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如扬眉，动目，笑笑，哈哈，咳嗽，想想，皆是佛事。此种方法实出于《楞伽经》。《楞伽经》云：
非一切佛国土言语说法，何以故？以诸言说，唯有人心，分别说故。是故有佛国土，直视不瞬，口无言语，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直尔示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但动眉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唯动眼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笑，名说法；有佛国土，欠NB74A，名说法；有佛国土，念，名说法；有佛国土，身，名说法。
又云：
如来亦见诸世界中，一切微虫、蚊蝇等众生之类，不说言语，共作自事，而得成功。
中国禅学的方法（2）
所以他那“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的方法，是不靠语言文字来解说来传授的，只用许多奇特古怪的动作。例如，有一个和尚问他如何是西来意，他便打，问他为什么要打，他说：“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又如法会问如何是西来意，他说：“低声，近前来！”于是就给他一个耳光。此外如扬眉、动睛以及竖拂、喝、踢，种种没有理性的举动，都是他的教学方法。这种举动，也并不是叫对方知道是什么意思，连做的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样给你一个谜中谜，叫你去渐修而顿悟，或顿悟而渐修。马祖以后，方法更多了，如把鼻，吐舌，大笑掀床，画圈(圆相)，拍手，竖指，举拳，跷足，作卧势，敲柱，棒打，推倒，等等花样，都是“禅机”；此外来一两句似通非通的话，就是“话头”。总之，以不说法为说法，走上不用语言文字的道路，这就是他们的方法。
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8世纪到9世纪初传遍了全国。本来禅学到了唐朝，已走上语言文字之途，楞伽宗也从事于繁琐的注疏。但是那顿悟派依然顿悟，不用语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彻悟。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声，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发疯，正是方法。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骗人的。
马祖不靠语言文字说法，他的方法是对的，是真的；但是后来那些模仿的，就有些要算作末流了。这里且讲一个故事：有一书生，衣服褴褛，走到禅寺，老和尚不理他。后来小和尚报告知府大老爷到了，老和尚便穿上袈裟，走出山门，恭敬迎接，招待殷勤。书生看了，一声不响。等到知府大老爷走了，书生说：“佛法一切平等，为什么你不睬我，而这样地招待他？”老和尚说：“我们禅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便是招待。”书生听了，就给他一个嘴巴。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打人。书生答道：“打便是不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仿这种方式的表示，有一些是靠不住的。
在9世纪中年，出了两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鉴(殁于865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临济义玄(殁于866年，同上七年)。他们的语录，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连经连佛一起骂，什么释迦牟尼，什么菩提达摩，都是一些老骚胡，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粪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后来的禅门，总不大懂得这两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禅机——呵佛骂祖禅。
平心而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不须用嘴来宣说什么大道理。因此，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最易拿来欺骗人，因为是纯粹主观的，真假也无法证实。现存的五部《传灯录》，其中所载禅门机锋，百分之七十怕都是无知妄人所捏造的。后来，越弄越没有意义了。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当时的大和尚中，的确也有几个了不得的；他们的奇怪的方法，并非没有意义的。如我第一次所讲贼的故事，爸爸把儿子锁在柜子里，让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说：你不怕没有饭吃了。这个故事，就可比喻禅学的方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教育上说，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看来很像发疯，但西谚云：“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ismethod.)(按：西文两词音近，中语四字也都是双声)禅宗经过四百年的黄金时代，若非真有方法，只可以骗人一时，也不能骗到四百年之久。
禅学的方法，可归纳为五种：
(一)不说破
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问，要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NB231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便成了“口头禅”；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故说破不值半文钱。所以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有两句香艳诗，可以拿来说明这个方法，就是：“鸳鸯绣取从(随)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且讲他们三个故事来作例子。其一：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并求其说法。沩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其二：香严和尚请沩山解说“父母未生时”一句，沩山说：“我若说似(与)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木，偶尔抛一块瓦砾，碰竹作响，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遥礼沩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云岩和尚的弟子，每逢云岩忌日，洞山必设斋礼拜。或问他于云岩得何指示。他说：“虽在彼处，不蒙指示。”又问：“和尚发迹南泉，为何却予云岩设斋？”他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大家听了三个故事，便知“不说破”是禅学的第一个方法。因为早经说破，便成口头禅，并未了解，不再追求，哪能有自得之乐？
中国禅学的方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