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长期吸引着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作为英国的大法官，他在1623年被发现有受贿行为之前一直是詹姆士一世议会纲领的主要政治设计师。他因为其《论说文集》(Essays)和历史剧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高度敬重，但他主要致力于自然知识的革新。的确，他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Great lnstauration)在该世纪下半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当时刚出现的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中进行的许多工作都受到了“培根”的启示。
然而，虽然培根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科学中归纳方法的卓越领袖，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他还深深受惠于一些出人意外的来源。培根仔细研读过自然法术和炼金术文献，并为这些学科的传统保密习惯而痛惜。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法术师应该将自己的各种发现公之于众。但他接着又说，自然法术并非无用。的确，正是“科学将隐匿形式的知识应用于各种神奇的活动中，并通过将主动积极之物和被动消极之物统一起来(就像他们所说的)展示大自然的神奇之作”。这与约翰·狄或帕拉塞尔苏斯是何其相似!
此外，在寻求亚当所知的原初知识并使其有可能得以恢复方面，培根与同时代的许多炼金术士和赫尔墨斯派学者意见一致。由于这个缘故，他仔细研究了古代神话，并在其中发现了与最早期人类传说的一种联系。因此，他根据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寓言的方式诠释了萨杜恩(Saturn)①的故事，并用俄耳甫斯(Orpheus)对欧律狄克(Eurydice)命定的寻求②，来象征那些在寻求知识时放弃实验的人无能为力的急迫情形。并且，经他处理后，丘比特(Cupid)①的神话(物质)成了对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s)元素体系的一种分析。
①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Cronus)。——译注
②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曾随伊阿宋航海去觅取金羊毛，一路上他曾借助音乐战胜了不少困难。妻子欧律狄克在新婚之夜被蟒蛇杀死后，他追到阴间，以琴声打动冥王。冥王准许欧律狄克回生，但条件是俄耳甫斯在引其返回阳世的路上不得回头看她。俄耳甫斯未能做到，结果她仍然被抓回阴间。——译注
①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希腊神话中称厄洛斯(Eros)。——译注
培根对亚当智慧的相信与同样可识别的帕拉塞尔苏斯派特征——对亚里士多德全盘否定——相关。他确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来到，并抨击了学术界知识的贫乏，指责他们只关心保持那些已被确认的原著，而不关心对机械技艺方面所取得的令人赞不绝口的进步所急需的探求。亚里士多德理应受到指责是因为他抨击和拒斥那些更早期的哲学家的研究，从而打断了与人类必需的原初知识的最后联系。而且，他使科学服从逻辑，而进行实验只是为了证明事先认定的结论。最后，他的哲学被结合进了宗教，从而用于支持罗马教会。令人很难相信的是，此人的研究成果仍然那么有价值，而且自他所处的时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新发现。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第一步就是抛弃积累起来的古希腊文献及其最近的各种评注，或者至少是开始对这些著作进行考察而不带有学术界常常表现出来的盲目崇拜。然后，学者们必须开始对各种事实、观察和实验建立新的记载。在做这一切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比较容易地将真正的理论和自然规律分开。
但是，这项工作必须要遵循一个明确的计划。在培根看来，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他们只知道累积大量收集来的事实。哲学家也不会更好，培根把他们比作蜘蛛，他们用逻辑以自己为中心向外织成复杂的网。他解释说，将真正的科学家比作蜜蜂最恰当不过了，他们从花中吸取物质，然后把它酿造成对大家有用的蜂蜜。培根的新哲学是实验性的，但是他的实验要经过谨慎的选择且始终都要进行详细的记录。他列出多个重要题目和步骤以供检验，并强调需要大量资料以供仔细分类。对于每一个实验来说，将有一连串肯定的例子(该现象存在)，一连串否定的例子(该现象不存在)，以及一连串比较等级(该现象因其他因素不同而不同)。培根认为，从以上列出的这些最初的题目和步骤开始，通过排除不可能的假设，然后继续检验其他假设，就可以获得知识。
培根的科学方法观在本质上完全是实验的、定性的和归纳的。他像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一样不相信数学。虽然他曾声言，把数学运用于物理学是进行自然探索的最佳方式，但他也抱怨这种运用可能有些过度，而且实际上，他感到数学家们正在开始——不恰当地——统治这一领域。
培根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年)一书中预告了他所规划的著作，这部著作将归入他的“学术的伟大复兴”计划(Great Instauration of Learning)中，它包括总体介绍，科学方法的详细分析[《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和有关技艺知识和实验资料的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他估计这部百科全书的篇幅是普林尼自然史的6倍。该著作的最后几个部分将包括对古今科学理论的讨论，还有对从积累的材料中兴起的新自然哲学的讨论。
不用说，对于培根——或者任何其他人——来说，整个计划都过于庞大而难以完成。尽管他已经完成了《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但其他许多部分均未曾尝试——或者充其量只在一些序言性材料或其他简短的篇章中得到了些许反映。然而，对以大量事实为基础而兴起的科学的梦想，却鼓舞了17世纪的许多作者，他们把培根视为自己的向导。在许多“培根派学者”看来，培根的遗作《林中林》(Sylva sylvarum，1627年)是他最伟大的遗产。人们在此将发现大量按“世纪”排列的事实，这些事实将个人观察材料和其他各种来源的注释混合在一起。其结果是令人奇怪地联想起自然法术传统中的一部文艺复兴时期的“秘典”。没有其他著作如此清晰地表明培根方法完全行不通的实质。然而在17世纪，这部书的英文版至少出版了15次，并使不止一个像罗伯特·波义耳这样的作者试图续写下去。
人们会说，培根的新科学思想太不重视数学而过于重视实验。他本人似乎不能对他所处时代的科学作出正确评价。尽管他常常提及伽利略在《星际使者》中的各种发现，但他还是怀疑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价值。他批评威廉·吉尔伯特试图根据一个简单现象来建构整个哲学，他也不能接受哥白尼体系，因为他没有发现地球周日旋转的确实证据。而且，尽管培根常常抨击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但他本人在试图建构宇宙论时却依重于当时的化学理论。因此，他根据硫一汞理论来诠释天空，并将恒星的运动与天火的性质联系起来。然而，如果根据培根所处世界的整个知识范围去看待他的科学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他不仅受到人们对各门学科中经院方法的广泛不满的影响，而且特别受到自然法术、炼金术和帕拉塞尔苏斯派化学论哲学的影响。
勒内·笛卡尔
笛卡尔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培根。在此我们再次遇到了建立一门新的、普遍的哲学来取代古人哲学的企图。笛卡尔曾受教于一所新建的耶稣会会士学院，他后来说，他“发现自己受到如此多的怀疑和错误的困扰，以至于在自己看来，那些使自己接受教育的努力除了增加无知外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他接着又说，也许科学的整个主体并不需要改造，“但是，就迄今为止我所接受的所有观点而言，我认为，我所能做的工作莫过于永远将这些观点清除出去，以便今后它们能被取代……”
1618年，笛卡尔离开法国到拿骚的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 of Nassau)军事学院入伍任军官。第二年他来到德国，在1619年11月10日的沉思中，他梦见了一种普遍的自然科学，它的关键是数学和数学方法。这个说法使人联想到在当时的炼金术文献中非常著名的各种梦。事实上，我们确实知道，笛卡尔当时已经知晓那些以“玫瑰十字会会员”(Rosicmcians)为笔名写作的新帕拉塞尔苏斯派作者提出的教育改革与科学改革。而且，笛卡尔在1623年回到巴黎时，他发现朋友们担心他在离开故乡期间已经成了一名玫瑰十字会会员——他发现有必要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这段插曲在笛卡尔著作的大多数论述中也许只能作为一条脚注，但它却再次说明了17世纪早期那些寻求给“理性”和“非理性”划分一条绝对界线的历史学家们所面临的困难。
1628年，笛卡尔定居荷兰，致力于自己的研究。他在此与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与巴黎的马林·梅森纳神父保持着一种稳定的通信联系。梅森纳神父的修道院成了当时欧洲科学家的中心联络站。1623年，笛卡尔正准备出版他的《宇宙》(Le monde)，但当他听说伽利略被判有罪时，该书由于赞同哥白尼的理论而暂停出版。笛卡尔的主要著作只是后来才问世。1637年，他出版了《方法谈》(Discourse on Method)，该书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屈光学》(Dioptrics，包括透镜、视觉和折射定律)、《气象学》(Meteors，包括他对虹的研究)和《几何学》(Geometry，包括他对解析几何学的发展)的一部入门书。此后，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年)和《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年)相继问世。1647年，笛卡尔返回法国，不料，两年后他被瑞典女王克丽斯蒂娜(Queen Christina)诱至瑞典。1650年，他在瑞典去世。
笛卡尔与培根都希望建立一种不受那些陈旧观点束缚的新哲学，但在蔑视传统方面笛卡尔比培根走得更远。对于笛卡尔来说，除了彻底抛弃所有过去的知识而重新开始建立新知识外，其他一切都不够，他认为，只有上帝和个人本身存在的实在才是自明之理(我思故我在)。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思想来认识上帝，而且，以这种方式认识到的上帝的真理比通过眼睛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远为清晰。从这个基础上，笛卡尔准备推演出整个宇宙及其规律。他相信，在这种以数学为支配的方法中，每一步都将像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证明一样可靠。毫不奇怪，他在光学、虹和解析几何的研究上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数学方面的科目，并且最适合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
在其宇宙论上，笛卡尔进而从上帝出发推演到物质和运动。他对自己的成果感到非常自信，以至于确信，无论有多少可能已经产生的宇宙，它们一定都会发展成像我们自己的宇宙一样。他满意地认为，他的基本上用演绎推论的体系已使他能够有把握地证明物质的要素，但当演绎导致不同的可能时，就必须设计出实验来作出实际的选择。
笛卡尔的宇宙是“机械论的”，他拒绝在他的同代人中非常流行的生机论解释。他假定宇宙中运动的量(quantity of motion)恒定，这种运动的量是三种大小不同的粒子所固有的，而这三种粒子对应于土、空气和火三种古代元素。第一种粒子最大，它们说明物质的化学和物理性质。第二种粒子小得多并且运动较快，它们存在于土原子之间。最后是火粒子，它们的运动非常剧烈，占据着可能仍然存在的一切孔穴。所有空间都以这种方式充满。其结果是，笛卡尔(追随亚里士多德)抛弃了虚空以及超距作用的可能性。这是由物质的漩涡来解释万物的一个尝试。局部的聚集形成了行星和太阳，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遥远星体的周围。最后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体系，用来说明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图6．1)。
当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运用于人体和生物学时，就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生命”力排挤出去。他本人的著作在17世纪后期物理医学派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前面他对哈维循环的机械论“改正”中已经看到了他所作的这种探讨。在他看来，人是一个灵魂与一个像机器一样的动物肉体的结合物，他发现可以十分令人满意地将身体的运转比作水力工程的运转。这种水力工程在17世纪早期富人的花园中极为常见：
“人们可以很恰当地将我描述的这种动物机器的神经比作那些喷泉机器的水管；将其肌肉和筋腱比作使其运转的其他各不相同的发动机和发条；将其源于心而存于脑腔的精气比作推动这些发动机的水。而且，呼吸和其他各种类似功能在这台动物机器中既普通又自然，它们依靠精气之流的推动，就像时钟和水磨的转动一样，普通的水流就能使其运转不停。”
于是，外部物体以这种方式引起了大脑中的反应，这类似于走进一个洞室的参观者，踩到地上的平板使展示的塑像活动起来。因此，人体被视为一台机器，这台机器的反应能力受控于一个巨大的管网，管网中的阀门开开关关，使流体以不同的目的流向不同的方向。
笛卡尔对欧洲大陆科学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衰落。然而，如果说培根新科学的缺陷是过于重视实验的话，那么笛卡尔的缺陷就是过分重视演绎的结果。只有当笛卡尔的演绎方法运用于实际上的确适合于数学处理的学科时才真正有效，他的宇宙论或生物学思辩对未来科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产生持久的作用。
伽利略·伽利莱
尽管培根和笛卡尔具有影响，但从近代科学家的立场来看，两者所主张的方法论都有严重缺陷。人们所需要的是在归纳与演绎过程之间建立更多的真正的相互作用。这种探讨在伽利略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是在他对科学方法探讨的形式中，而是在学科的实际发展中。就我们的议题来说，最适于考察的书籍是《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推理和证明》(1638年)。我们没有必要综述该书的内容，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详细追踪17世纪的运动物理学。然而，伽利略对自由落体问题的发展，为他的方法论步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伽利略从观察开始，他注意到，在大多数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去寻找这些现象的原因，伽利略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建议说：
“现在似乎不是探索自然运动加速度之原因的合适时机，不同的哲学家已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有些哲学家用中心吸引力来解释；另一些哲学家则用物体非常细小部分之间的排斥力来解释；还有一些哲学家则将其归于周围介质中的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在落体的后部闭合，驱使其从其中的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而所有这些想象以及其他想象都应该接受考察，但此事并不真的值得去做。目前，我们作者的目的只是探索和证明加速运动的某些性质(不管这种加速度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这里的主要问题已经从“为什么”转变为“怎么样”。为了实施这一转变，伽利略转向了对自然现象的数学描述。
伽利略在探索过程中，写了一部相当于近代科学专著的作品。首先，他陈述了自己的意图——建立一门论述一种古老学科的新科学：运动中的变化。在讨论自由落体本身时，伽利略指出，物体在下落时作加速运动是众所周知的。需要确定的只是这种加速度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一点上，他介绍了自己打算使用的几个定义(包括“匀速运动”、“速度”和“匀加速运动”)。伽利略接着告诉读者，他的讨论只限于下落物体：“我们决定考虑诸如自然界实际发生的加速度落体现象。”注意，这与培根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在培根方法中，在科学定律确定之前就应该将运动的实例收集好。
在这一点上，伽利略在引入了一个简单性规则之后进一步阐述道：“为什么我不应该相信这种(速度上的)增加是以一种极其简单而对每个人又是显而易见的方式发生的呢?”这就是说，如果物体在自由下落时加速，那么我可以假定，它们是以最简单的可能方式，即均匀地加速的。现在，似乎必须做一项检验，而且伽利略的朋友塞格里多(Sapedo)承认：
“我对此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定义都不能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但是……请允许我仍然不揣冒昧地对上面提到的这种定义以及我们在自然界自由落体的例子中遇到的那种对加速运动的描述提出疑问。”
伽利略的回答是，如果自由落体确实是匀加速的话，那么就要推导出一系列所需的定理。这包括我们熟悉的等式：s=1／2 Vt和s∝t2，在这里s表示距离，v表示速度，t表示时间。伽利略提出，通过斜面可以作出一项实验证明。斜面减缓了下落运动，以便人们能测出距离和时间。他用一台水钟作为记时装置，实验获得的结果确认了他所推导的公式：s∝t2。而且，这是一种匀加速运动，尽管他乐意承认这不是自由落体运动。
为了进一步作讨论，伽利略接着假设，一个物体从斜面的铅垂面垂直下落，其获得的速度与从斜面滑下时所得的速度相等。在对此作出了逻辑证明后，他又转向了实验证明。在这个例子中，他转而研究的是一个摆。他注意到，该摆从一侧给定高度摆到了另一侧的相同高度(在考虑了空气阻力之后)。但是，由于摆的运动描绘出一段圆弧，因此可被看做是一种沿着具有不同斜度的一系列斜面的下落(图6．2)。在摆后的板上钉上一些钉子就可近似地得出这些斜面。在所有情况中，摆的摆动都接近达到初始高度(因此可以近似得出下落的初始速度)。按照这种方法，似乎有可能推出，物体沿着斜面长度下落的时间与其所处的高度有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而且物体的加速度与下落时间成反比。即， t1/t2 =h1/h2
但 v=a(加速度)t
或者 a∝1/t
因此 t1/t2=a2/a1
所有这些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加速运动。这个结果理所当然是运动物理学的基础，但在此作为程度性方法的一个例子，它令我们特别感兴趣。伽利略首先陈述他的问题，接着仔细阐述他将要使用的那些定义。然后，他对自由落体和匀加速运动作了一个必须进行检验的基本假定。通过检验定理就可做到这一点，如果自由落体运动确实是匀加速的，那么这些定理就一定有效。在原初的定理被接受之前，还要进行实验并作出进一步的假定和检验。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以对话形式进行的，其中掺合着各位参与者冗长的离题话。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存在着一个不足之处即其证明都是以思维实验①的形式作出的：这就是说，并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完成了所提出的实验。但其全部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从中看到，一位擅长操作的科学家是如何通过假说和实验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来探索一个特殊问题。伽利略所提出的步骤今天仍然能够遵循；而且，许多大学生都会记得，伽利略的斜面和摆在实验室里仍然被用来介绍运动物理学。
培根和笛卡尔都倡导摧毁古代哲学。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对17世纪后期科学界的影响，但最终，在近代科学方法的发展中伽利略的影响也许要大得多。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们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是“培根派学者”，但他们身上的伽利略传统也并不逊色。
思维实验、观察和原子理论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研究包括两个基本实验：斜面与摆。然而，就像我向读者介绍的那样，伽利略的研究强调的是结论的逻辑而不是实验的基础。因此，伽利略派的学者们为伽利略是否实际做过这些实验一直争论不休。尽管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个问题，但伽利略无疑使自己陷入易受批评的境地，这种批评在他对地球运动的讨论中就显而易见。人们对此常常问及的一个问题是：当一块石头从一艘快速运动的船的桅杆上坠落时，会落在何处?当船停泊时，很显然它会顺着桅杆下落，但当船在运动时，人们可能会认为，石头会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落在船后远离桅杆的地方，因为在石头下落的过程中船已经向前运动了。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哥白尼派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个例子中看到，它有可能与运动的地球相类比。伽利略借用“冲力”这个中世纪术语坚定地说，在运动的船中，石头仍然顺着桅杆下落。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石头带有船向前的冲力。在对话中，亚里土多德派的代言人辛普里西奥(Simplicio)回答说：“你不但没有做过100次这种实验，而且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做过。”的确如此，伽利略的代言人回答道，“尽管我没有做实验，但我确信事情会像我所告诉你的那样，因为它必定如此。”这个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在1638年，这种论证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位置运动的研究不但与哥白尼体系的命运相连，而且也与原子论的复活相关。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对运动的讨论中曾假定，速度与介质的阻力成反比。因此，在真空(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就可获得一个无限大的速度。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自然厌恶真空”。由于真空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有必要拒斥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所提出的原子论解释。
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不同重量的物体在相同的介质中的运动，它们的速度之比与重量之比彼此遵循着相同的比率。对于一个曾经观察过物体落人液体和油中——或者一块石头和一片羽毛在空气中同时下落——的人来说，这似乎的确是一个常识性的答案。但假定能够产生真空的话，那么这个真空中将会发生什么呢?伽利略指出，介质的密度愈小，落体的速度就越接近，而不论它们的重量如何。因此，他争辩说，在真空中，所有的物体将以同样的速率下落。所以，对不同重量的落体相对速度的讨论关系着真空存在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关系着原子构成物质的可能性问题。
在寻求一种从生机论和科学的联系中脱离出来的机械论哲学时，可以理解的是，仅仅根据大小、形状和粒子运动来对各种现象进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这将是有吸引力的。我们已经提到过笛卡尔较早期的粒子体系，但由于各种哲学上的原因，他曾经拒绝真空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可能出入意料，但是到17世纪早期，甚至炼金术士们也将原子论和生机论混合在一起用于各种解释。而正是伽利略认为物质由原子构成以及真空存在的观点被证明在这方面最具影响。所以，我们发现，伽利略的朋友和门徒伊万奇里斯特·托里塞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①在他的这位老师去世后不久对汞气压计作了描绘。此后，在17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汞管顶部的真空研究占据了佛罗伦萨西蒙托学园(Florentine Accademia del Cimento)①成员的许多时间。在德国，奥托·冯·葛利克(Otto vonGuericke，1602—1686)②建造了自己的真空泵，并于1657年用马格德堡(Magdeburg)半球验证了它的效果。而且，我们发现，17世纪5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曾委托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③设计一个空气泵，以便他能进行真空实验，他继而用一种微粒哲学来解释这个实验。
①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伽利略的助手。——译注
①即实验学社(Acdemy of Experiments)。它有装备良好的实验室，鼓励自然哲学家共同协作进行研究。这个团体中有伽利略的门徒。——译注
②德国物理学家。发明空气泵和起电机。——译注
③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发现固体弹性定律，提出细胞概念。——译注
伽利略对真空的讨论显然已经导致了用实验研究来证实他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船的实验上来，就会看到同样需要实验证明。对行船问题的争论曾经是哥白尼的论敌们提出的更有力的论据之一。尽管伽利略曾经拒斥过他们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据，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并未做过实验来证明这个问题。伽利略的讨论1632年发表于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在该书出版前，他曾散发过这部手稿。从随后的通信中很清楚地看出，对此最有兴趣的人中有梅森纳和伽桑狄。1633年，梅森纳立即尝试测量从一个教堂塔顶上掉下的石头的速度。而且，他还认真关注行船实验，并曾写信给一个经常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朋友。在1634年的一次航行中，这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安排了一个水手爬上桅杆扔下重物。其结果是石头落在了桅杆脚旁，从而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但是，这项工作没有公开，接下来进行行船实验的正是伽桑狄。由于确信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他决定当众做这个实验，以使人们不可能怀疑其结果。他在普罗旺斯(Provence)④的新任长宫中找到了一名赞助人，此人对科学感兴趣。
④法国东南部一地区。——译注
伽利略讨论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检验，都由伽桑狄作出计划并于1640年10月实施。骑在马背上或坐在马车上的人，在空中扔石头或互投石头，人们就会发现，这些石头除了有扔出的横向运动外，还有随着马匹向前的运动。从一匹以最快速度疾驰的马上落下的物体，从骑马人的视点来看是以直线下落的。这些检验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检验都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成果，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演示当然是在海军的一艘三层船的甲板上做的。在该船达到最高速度之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从桅杆扔下石头还是直接向上抛掷石头，在两种情况下，石头都落到桅杆脚旁，而不是后面较远的船尾上。伽桑狄在描述这些结果时，讲明了船的速度并详细描述了所有的实验。于是，他建议读者可以做同样的实验：在阳台上散步时向空中扔一个球——或者在河上驾驶小帆船，检验他曾在三层船上演示的事实。
伽利略的情况与开普勒远为不同。开普勒的研究成果直到他死后二三十年才为人所知，而伽利略的著作都被同时代的大量读者迫切寻求和阅读。当他承认未曾做过行船实验时，有些人就认识到必须做这个实验——而且必须要有见证人。
人们意识到，1640年代的氛围与该世纪初期相比已远为不同。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传统的批评因为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而变得极为老到。虽然我们可能会指出他们方法和结果中的缺陷，但很显然，他们有关建立一门新科学的必要性、实验的作用、数学的恰当运用以及归纳和演绎过程的相互影响在发现中所起作用的讨论直接而显著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对位移运动的研究的确使他成为近代科学兴起中的一位关键人物，这不但是因为他的方法论，而且还因为他的研究结果。他抨击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础，并代之以一门精确建立在实验和从证据中推演出的结论基础上的新运动科学。此外，他对亚里士多德位移运动的拒斥重新揭示了物质原子观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希望摒弃生机论和神秘主义解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结果。的确，微粒解释或原子解释成了机械论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可以理解，将有一位名叫皮埃尔·伽桑狄的牧师，他把消除古代原子论原著中遗留下来的无神论瑕疵视为己任。
历史学家可能容易满足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在17世纪逐渐衰落所作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学术界。尽管亚里士多德成了许多作者的替罪羊，但对许多原著的研究频频揭示出，除了经院哲学外人们还关心其他各种影响，而且，新兴的机械论者会发现，化学论者比日益衰落的古人支持者更加危险。这正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七章 新哲学—一场化学论论战
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风格、辉煌与影响也许会轻而易举地诱使现代史学家相信，神秘主义者与术士们的奇思异想到17世纪早期已成往事。的确，我们发现，人们普遍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科学来取代这个新世纪头几十年的经院科学。但是，设想“新哲学”之梦仅限于机械论者，那就远非正确了。我们只需回到化学论哲学家那里，或者读一读17世纪的科学乌托邦，就会明白他们所描述的“新科学”与机械论哲学家们的“新科学”相去甚远。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是这些乌托邦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而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①与约翰·瓦伦丁·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6—1654)②在他们的理想国中反映赫尔墨斯神智学的各种主题，则是另外的例子。同样有趣的是玫瑰十字会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一份号召在科学、教育和医学中进行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改革的公开声明。而且，密切相关的是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Jean Baptistevan Helmont，1579—1644)③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以化学家和医生的观点对当时知识界的评价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当时的机械论者对这些著作的反应表明，在伽利略、笛卡尔、培根和开普勒最重要著作出版的同一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化学论哲学家们继续享有权威。
①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②德国宗教改革家。——译注
③比利时化学家、医生。由炼金术士过渡到近代化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科学乌托邦
培根在其暮年(1624年)所写的《新大西岛》，1627年由其友人威廉·罗利(William Rawley，1588—1667)作为遗著出版。威廉·罗利解释说，这部著作是想描述“诠释自然并创造有益于人类的伟大而非凡作品的一种模式或描述为此而设立的学院”。该书篇幅甚小——1664年版不足40页——但在17世纪却被广泛阅读。无疑，它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们主要的灵感来源之一。
《新大西岛》的形式与这一类型的其他著作有显著的相似性。一群航海探险家在从秘鲁到日本的途中，来到一片此前不曾为人所知的土地，这里的居民原来对自然界和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极有见识。这片土地的居民，即本萨勒人(Bensalem)为生病的探险家们提供医疗帮助，却谢绝任何报酬。最后，他们还向这些来访者通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透露了他们的国家秘密。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探求有关天国的知识，但实际上，这种探求采取研究他们周围世界的形式——这无疑反映了当时通过上帝创造的自然来探究上帝的做法。这种研究在所罗门宫进行，他们说：“我们基地的终极目的是，了解各种事物的原因和神秘运动，以及将人类帝国的疆域扩大至所有可能的事物。”在这里，可以看到进行各种观察的设备。有一些深洞可以模拟采矿的过程，并可在其中进行炼造新金属的实验。一些人在研究疾病的治疗和长生不老的方法，另一些人则倾心于研究如何使土地变得丰饶肥沃。这儿还有一个用于冷却实验的高达半英里的塔，还有一些人工湖、人造井以及容纳各种飞禽走兽的基地和公园。这儿的各种熔炉、光学设备、机械和天文仪器可供人们进行各种类型的化学、光学、机械发明和天文学的观察研究。
所罗门宫的学者向这些航海探险家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首先，他们对各种观察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然后让各个小组得出结论并提出进行深入研究的建议。当这一复杂的过程完成之后，即由“三个小组将先前基于实验的各种发现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评论、公理和箴言。这些人则被称为‘自然的诠释者”’。当然，这整个活动的全过程都是培根式的体制，其本质是定性的和观察的，几乎没有重视数学的诠释，在这里，对运动物理学的任何直接研究都将是徒劳无功的，的确，整个计划是将重心放在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化学的研究以及自然法术的有益形式上。
早在培根的《新大西岛》出版前一年，在德国就已经出现了另一部科学乌托邦著作——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该书写于1602年，它反映了康帕内拉早就倾心于贝纳德诺·泰莱西坚持认为理解最初来源于感知的观点，也反映了构成他全部著作核心的赫尔墨斯神智学。《太阳城》亦暗含政治寓意。康帕内拉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国，1600年，他卷入了一个推翻西班牙人对那不勒斯统治的计划，结果计划失败，导致他遭受27年多的监禁和折磨。在监牢里，他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手稿——其中就包括他对理想的太阳城的描述。
太阳城是一座建在山岗上的大都市，它有七层同心城墙和一个中央神殿。这一设计在许多方面都使人联想起知识殿堂或者《启示录》中所描述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图景。这些城墙对所有居民至关重要，因为上面展示了世界的智慧。每一层城墙专门用于一个不同的主题。在最里层城墙的一边，描绘了所有的数学图形，另一边则是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和对所有国家及其民族的描述。第二层城墙专门描述了各种金属、岩石和矿物以及从海水到酒这些自然和人造的液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在墙上嵌进各种样品以便老百姓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插图和图表。接下来的4层城墙则描绘了所有类型的动物和植物。最后一层城墙专门记述了各种机械技艺并对伟大的发明家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层城墙上那些法典制定者们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宗教人物：摩西(Moses)、奥西里斯(Osiris)、丘比特、墨丘利(Mercury)、穆罕默德(Muhammad)以及基督和他的信徒。
城市的中心神殿有一个绘制着天庭图的巨大圆顶，上面全部用诗歌来描述各种天体之力。城市本身由一个由赫尔墨斯术士们组成的小团体统治。这些赫尔墨斯术士们通过他们关于各种星体和自然法术的知识，英明而令人满意地领导着芸芸众生。作为真正的自然法术师，他们知道如何借用星体之力来为地上这些人的利益服务。
倘若我们不是对这种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混杂物如此熟悉，康帕内拉之城似乎就是法术与观察的一种奇异的汇集。事实上，康帕内拉毫无疑问对法术和占星术有兴趣。他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a，1638)一书中毫不迟疑地承认对费奇诺法术的支持，并且将其主要归因于赫尔墨斯的作品。此外，还有他从事各种法术实践的证据。
但是，如果说培根也许知道康帕内拉的著作，那么他更有可能了解玫瑰十字会会员更早期的著作。引起被称为“玫瑰十字轰动”的两本小册子就是《兄弟会的传说》(Fama fraternitatis，1614年)和《自白书》(Confessio，1615年)。书中表达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号召：建立一种以乌托邦形式表达的新学问。读者们被告知，他们社团的创建者，是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Christian Rosenkreuz)的传奇式人物。他作为一个朝圣者到近东去旅行，在那里与大马士革(Damascus)和弗兹(Fez)的学术社团不期而遇。因为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致力于知识和服务的欧洲学者社团，罗森克鲁兹回家后就召集了一些受他思想启示的人组成了一个小社团。这个社团在其创建者在世期间和去世后很长时期内一直秘密地努力着，但是对于其后继者来说，公开宣告他们目标的时间似乎终于到来了。
在《兄弟会的传说》中，我们发现了用一种新学习取代大学学习的号召。学者们应该寻找出上帝和自然的真理来取代亚里土多德、盖仑和他们以后的评注者。在帕拉塞尔苏斯派的风尚中，医学被称赞为所有自然哲学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医学是一种敬奉上帝的技艺，其利益应该被施舍而不应考虑报酬。尽管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懂得真正的医学，但是这些玫瑰十字会的学者们告诉他们的听众，他们了解欧洲在世的并尚在工作的那些伟大的医生、哲学家和术士。在近代，最伟大的人物是帕拉塞尔苏斯，他的著作与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的著作挨在一起被存放在他们的地下密室中。
这种“玫瑰十字会宣言”显示了一种传教士的精神。它向人们提示，如果欧洲那些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联合起来，那么就可能实现伟大的奇迹。但是，倘若这些学者们不在大学里，那在何处、又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作者建议他们以书面形式发表声明，并在即将到来的学习改革中加盟到兄弟会(brotherhood)中。为此，欧洲的学者们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并且“通过发表《联合声明》(Commanicatio consilio)或者《个人声明》(Singulatim)来宣告他们的心声”。《兄弟会的传说》和《自白书》应该以5种语言同时出版，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原谅自己说他们还未见过此书——尽管这些兄弟会会员在那时拒绝公开自己的姓名，集会也秘密进行，但他们却愿意向那些响应他们号召的人保证，他们的著作不会不被人注意。
人们可能预料这种匿名的小册子不会被人注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在1614年到1617年间，《兄弟会的传说》的确以4种语言出版了9个版本，英译本则出现于1652年。在欧洲的图书馆中，仍然保留有提请加入这个社团的信件。一个文献学家查阅过10年内出现的关于这个秘密社团是非之争的几百部书籍和小册子。那些声称自己是兄弟会会员的人造访了一些主要城市，并许诺向那些希望成为新会员的人展示其全部秘密。在1619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我们读到：
“此事传出之后，在人们中引起了多少惶惑啊，在学者中产生了多大的争论啊，那是一场怎样的充斥着冒牌者和骗子的骚动与混乱啊，不用说……一些有这种盲目恐惧的人希望使他们那些陈旧的、过时的和歪曲的东西全部保留下来并用武力加以保护。一些人急急忙忙放弃他们各种观点的力度；在谴责了奴役他们的最残酷的枷锁之后，他们便赶紧追求自由。”
由于没有迹象表明这个社团的确曾经存在，因而这种反应令人瞩目。
这次知识界骚动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产物就是安德烈的乌托邦《基督城》(Christmmpolis，1619年)，安德烈也许是《兄弟会的传说》真正的作者。《基督城》与《新大西岛》有显著的相似性，其影响几乎与《新大西岛》一样巨大，因为该书对那些构成皇家学会背景的英国社团产生了强烈影响。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对陈腐的欧洲学问和宗教的熟悉描述，以及建立一个适当的学习社会的建议。安德烈的模式就是建一个理想的“基督之城”，居民们在这里研究《圣经》和自然。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圣经》之外的书籍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无用，因为正是对自然的研究才导致了对造物主的更充分的理解。“对地球的仔细观察将使人们对天庭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当天庭的价值被发现时，地球就遭到了轻视。”
因此，对于乌托邦城的居民来说，实验室是极为重要的。并且，正如我们所料，化学实验室里装配有最完善的设备。在这里，“为了人类的利益和健康，各种金属、矿物和植物的特性，甚至动物的生活都得到观察、提纯、增长和结合。”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这里“天地是合为一体的”，而且“那些铭刻在大地上的神授的秘密已被发现”。显然，这些都涉及到了大宇宙一小字宙的类比和药效形象说。
当我们将化学与安德烈对待其他学科的态度相比，化学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甚至更加明显。在物理大厅里，基督城的居民们可以看到上面描绘的天空、行星、动物和植物的图景，这在某种方式上使人联想起康帕内拉的那些同心城墙。在这里还可以观察到各种稀世宝石、矿物、毒药与解药的样品以及对人体有益和有害的所有东西。至于数学，基督城中真正的学者可能会超越庸俗的算术和几何而去沉思那些已为古代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所知晓的天庭中神秘的数的和谐。由于天地的相互关系到处受到强调，所以占星术在这里就被提高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对于安德烈来说：
“对于那些不懂得占星术在人类事务中的价值或者愚蠢地否认它的人，要是他们不得不在不好的天气里尽可能长时间地挖掘泥土、耕作田地就好了。”
含意很清楚，即需要一种新的学习。如果这种新学习不能迎合现行的大学体制，那么就必须另外建立一所研究院或者学院。安德烈的提议能够得到任何一位化学论哲学家的支持。
罗伯特·弗拉德与新世纪的神秘化学
在响应玫瑰十字会宣言的众多出版物中，有两本非常有趣的小册子：一本由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所写，另一本由罗伯特·弗拉德所写。我们已经提到过利巴维乌斯(参见第二章)，他是一个不喜欢对自然现象进行神秘诠释的反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化学家。他相信在内服药中使用化学品的重要性，但是他一点也不想用以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思想来诠释宇宙的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因此，1606年，他对巴黎化学论医生们反对在大学教师中占统治地位的盖仑信徒的斗争给予了支持。9年后，他谴责了玫瑰十字会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似乎既是神秘的又是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而且更糟的是，它们预示古代学问的所有方面将被摧毁。
弗拉德第一批著作的出版起因子利巴维乌斯对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攻击。弗拉德是一位骑士和有产者，曾就学于牛津大学并到欧洲大陆一些主要的教育中心游历过。1609年，他当选为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此后，他与同时代许多最有学问的英国科学家都有联系。弗拉德基本上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阅读了《兄弟会的传说》和《自白书》后，他给利巴维乌斯写了一封回信(1616年)，信中攻击了大学里对古人的研究，并号召开展一种基于宗教真理的新学习。因为他认为，自从摩西时代以来真正的知识已经衰落，所以他建议学术界应该转向炼金术、自然法术和新医学来取代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他条理清晰地批评了大学文科(liberal arts)①，并特别反对经院哲学课程中对逻辑的重视。他认为，这一点在以各种定义、原理以及理论运算的讨论为基础的数学的学术方法上得到了反映。相反，弗拉德写道，数学家应该转向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的神秘教义，这些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是通过对数和数的比率的研究获得对上帝的确实信仰的。按照这种方法，数学家就可被引向宇宙和谐的概念以及世界的确切构造。
①这里指中世纪大学的文科七艺，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三艺)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艺)。——译注
在为玫瑰十字会会员们辩护时，弗拉德坚决主张，我们在着手开展新的学习时要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他列举了一系列将会成为未来研究基础的关键问题。弗拉德写道，我们必须通过上帝的神性之光来考虑创世的活动，并断言这并不亚于一切生命和运动都需要的生命精气。我们必须关心上帝创世活动的所有方面以及其他重要概念——在这里他包括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观。弗拉德写道，当我们从大宇宙转向小宇宙时，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体内这种生命精气的吸收上。在这里，他强调这种精气存在于空气中并通过呼吸进入我们体内。为确定这种精气是如何合理地滋养我们身体的一种需要，就有必要对人体本身进行一种新的研究。我们必须确定这种精气是如何从混杂的空气(grass air)中分离出来，又是如何通过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散开的。人们不难明白，弗拉德为何对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弗拉德为玫瑰十字会的辩护第二版和他的大宇宙与小宇宙史的第一卷出版于1617年。后者在已成书的同类著作中可能最详细地讲解了两个世界的宇宙。对于弗拉德来说，这似乎完成了他对建立一门新科学的诺言。作者认为，这部由圣经和赫尔墨斯文献主宰的著作，是一部化学论哲学的真正声明书。他从大宇宙的事件开始，讨论了创世、元素和宇宙的秩序。弗拉德好战地坚持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点，但他也描述了太阳的“中心性”，并争辩说它位于地球与上帝中间。该书的其他几卷涉及到人文学科、战争、气象学、解剖学和医学。弗拉德所描述的世界强调宇宙和谐，他认为这可以用毕达哥拉斯派的数秘主义以及大小世界间的和谐作用来表达。上帝和生命精气为万物所需，它从天而降并确实给万物以生命。由于对这种精气的存在深信不疑，他描述了通过化学方法把它作为一种物质从小麦中提取出来的尝试。
此人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他认为，其著作将为即将取代大学经院哲学的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提供必要的基础。事实上，学术界的确阅读了弗拉德的著作。有些人在弗拉德的著作中看到了对他们自己的一种威胁，当得知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是他们中的先驱者时，我们也就不必感到惊诧了。
对弗拉德的反应：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
对弗拉德的著作首先作出重要回答的是约翰内斯·开普勒。在《宇宙的和谐》(1619年)一书的附录以及后来对弗拉德的回答所作的反击中(1622年)，他仔细考查了英国的医生对数学的应用。开普勒在描述这一情况时，他自己的方法与弗拉德的方法的不同之处是很简单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家”反对“神秘主义者”。开普勒把他自己的宇宙和谐的概念描述成是“数学的”，而弗拉德的解释则是“不可思议的、象征性的和赫尔墨斯式的”。一个科学家怎么能将弗拉德的象征主义同他自己真正的数学图解相比呢?如果说弗拉德沉迷于他的模糊不清的不可思议的问题中，那么开普勒则把同一现象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并把它带向光明。开普勒继续写道，弗拉德从古人那里借用了寓言，而他则用数学必然性建立了自然的基本法则。弗拉德还把他完全不懂的事情弄得一团糟，而他(开普勒)则开创了一种符合自然定律的有序的新风尚。
我们也许不经提醒就可以看到，开普勒和弗拉德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神秘信念。但即使如此，数学的意义对于开普勒和弗拉德来说的确十分不同。后者是根据一个宇宙计划中预想的信仰在象征中寻求神秘的事物，结果是，其比率与和谐不得不去适合这些象征。也许正像他着迷于自己的象征性的球状世界图景，开普勒坚持其假说建立在定量的、数学上可论证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假说不能与开普勒的观察相符，那么从象征的观点看无论它有多么令人满意，他都要修改这个假说。这两种观点如此对立以至他们两人不能真正地相互理解。对于弗拉德来说，开普勒是最糟糕的那种数学家之一，是“涉身于数量阴影中”的那些粗鄙的庸人之一。相反，他认为，“炼金术士和赫尔墨斯哲学家……懂得自然物体的真正精髓”。
尽管弗拉德一开普勒的交锋十分有趣，但在法国学者中对弗拉德出版物作出反应的范围更加广泛。炼金术与化学出版物的不断增加，玫瑰十字会会员们所宣称的对巴黎的“天罚”(1623)，以及同年在巴黎导致了一系列逮捕及巴黎大学神学家之谴责的广为人知的炼金术论战，这一切都对这种新的惊恐状态的形成起到了作用。、
在重新考察化学论哲学家主张的首批法国学者中有马林·梅森纳。在《科学的真理》(1625年)一书中，他认为，只有在自然的数学诠释克服了化学论者的主张时，真正的自然科学才能得到发展。他通过一位炼金术士、一位怀疑论者和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对话的形式，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些主张。对于炼金术士来说，没有哪一门科学比他的科学更确定，因为炼金术是通过经验传授的。在他看来，似乎一点也不用怀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公认充满了危险的神学观点——已经被化学论者更合理的观察研究所取代。
梅森纳坚决反对炼金术士的观点。“基督教哲学家”认为，巴黎大学神学院最近的指责是公正的。这些学识渊博的神学家曾对炼金术论题的神学含义提出过恰当的质疑。其中，他注意到了炼金术对原子论的支持，梅森纳早在当时就把它视为一种很容易就可推翻的主张。至于炼金术士们极力自我吹嘘的以“观察”为基础的元素和要素体系，梅森纳回答说，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要素可能已经被人为地分解了。要真是这样，这些要素就不必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了。
然而，梅森纳继续说道，如果炼金术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有错误，那就不应该全部抛弃它。更确切地说，必须寻找某种控制方法来避免炼金术士们过去过于频繁地跌入其中的危险陷阱。梅森纳建议，在每一个王国中都要建立一些把增进人类健康作为其目标的炼金术研究院。这些研究院，不但要通过惩罚江湖骗子，而且要通过积极从事科学改革来整治该领域。那些寓言式的神秘的术语必须抛弃，并用建立在实验室进行的化学实验基础上的清楚明白的术语来取而代之。
对于梅森纳来说，一种经过改革的炼金术将完全避开宗教、哲学和神学问题。在他看来，这门学科是作为一些人反教会之用的。这些人认为，最古老的神学、法术与异教寓言通过这门学科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实际上，很多人都坚持对创世作化学诠释。如果这门学科得到天主教会的认可，那么这些梦想和推测就必须立即抛弃。
梅森纳在其著作中提到许多化学家，他认为这些化学家的出版物是危险的，其中突出的一个人就是罗伯特·弗拉德。梅森纳将他视为那种最糟糕的异教徒和术士。深受伤害的弗拉德在两部重申其化学论哲学主张的著作中对这位法国修道士作了回击。他在这里再次描述了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类比、两个世界的和谐、生命精气的意义及其通过动脉系统的散播。弗拉德坚决主张，真正的炼金术的目标，就是建立一门全面的化学论哲学并以此作为诠释人类和宇宙的基础。
很清楚，弗拉德所理解的这种炼金术正好是梅森纳觉得要反对的。弗拉德尤其被梅森纳关于炼金术士应该将自己从宗教事务中分离出来的警告搞得心烦意乱。正相反，他认为化学家和神学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当做玄妙化学”的实用神学那一部分。在这里，自然和超自然很清楚地联系在一起——化学正是开启两者的钥匙。
1628年年底，梅森纳把一本弗拉德的著作选集送给其友人皮埃尔·伽桑狄以求帮助。伽桑狄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评论。不出所料，伽桑狄反对弗拉德对基本要素和化学创世的诠释。当面对弗拉德反对哥白尼和吉尔伯特时，伽桑狄只能断定，“比起我们通常的理解，弗拉德所理解的是另外一个有规律运行的地球和位于中心的太阳”。在讨论弗拉德提出的真假炼金术的区别时，伽桑狄不满意于这样一种解释，即总是“把炼金术当成唯一的宗教、把炼金术士当成唯一的教徒、把炼金术入门指导当成唯一的教理问答手册”。
除了回忆伽桑狄在其回答过程中曾经描述并反对哈维的血液循环观点——而正是此事导致弗拉德为其朋友进行辩护——之外，我们不必更加详细地追溯这场论战。弗拉德在1633年对伽桑狄的回答，使得梅森纳对弗拉德和化学论哲学的怀疑作出了更多的努力。梅森纳的信件——一直持续到1637年弗拉德去世后很久——表明了他不懈地致力于取得欧洲学者的支持去反对与他自己相对立的弗拉德的“新哲学”之梦。
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的新哲学
在寻求反对罗伯特·弗拉德的支持者中，梅森纳曾写信给许多欧洲学者。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就是其中之一，后者与这位法国学者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最早的一封信中，范·赫尔蒙特对伽桑狄当时刚给弗拉德的答复是否有价值的询问作了回答。这位比利时医生兼化学家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弗拉德是一个知识贫乏的医生和比较糟糕的炼金术士——伽桑狄不应该在这个浅薄学者身上浪费时间。这一评价极为有趣，因为范·赫尔蒙特的许多著作都以梅森纳曾经指责的概念和态度为其特色。然而，范·赫尔蒙特的著作在当时似乎已显得非常独特，而可成为17世纪医学化学新学派的基础。
范·赫尔蒙特探求真理是一种强烈的个人行为。这曾使他拒绝了鲁汶大学的硕士学位，因为他觉得在那儿什么也没有学到。此后，他又拒绝了贵族们的雇用，而宁愿在家里致力于自己的研究。由于对个人名誉几乎不感兴趣，直到1621年他被一个耶稣会会士引入一场关于武器药膏的论战时，他才发表作品。对造成伤害的武器加以处理就可以治愈受伤者，这一信念在17世纪曾广泛传播，它依据的是认为自然界中存在普遍的互感作用的概念。
范·赫尔蒙特关于这一主题的小册子抨击了所有参与论战的人。他不否认它有治疗的功效，但他坚决把那些用超自然的术语进行描述的人排斥在外。由于主张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范·赫尔蒙特继续说道：“自然……并不要求神学家作为她的诠释者，而只希望医生做她的子民。”事实上，人们也许认为，是伽利略而不是范·赫尔蒙特告诫其耶稣会对手：“让神学家去了解上帝，而博物学家关心的是自然。”
武器药膏可以通过对较大和较小世界相和谐的恰当理解进行解释，在这两个世界里，“一切特殊事情都在其中包含了对整个宇宙的描述”。至于帕拉塞尔苏斯，他的著作将得到赞扬，他的三要素将被毫无保留地接受。法术是“关于事物的最渊博的先天知识”，无论是用于善或恶，其基础都保持不变。而且，当人们恰当地理解自然界的互感作用时，就会渐渐明白圣物的作用与富有魅力的武器药膏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范·赫尔蒙特作为一名自我标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看法。
这个小册子的出版几乎恰逢其时。范·赫尔蒙特对一个著名的耶稣会会士的抨击和对法术与帕拉塞尔苏斯的捍卫，加上他对圣物神奇力量的诠释，不可能不引入关注。1623年，他被鲁汶大学医学院告发，紧接着又被西班牙宗教法庭传唤。他著作中的许多主张被宣布为异端邪说，他本人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又受到软禁。没有教会的允许，他不得出版任何作品，甚至在他1636年获释之后，教会的诉讼还一直延续着，几乎直到他1644年去世。
范·赫尔蒙特给他儿子留下大量手稿以期最终能出版。其全集《医学起源》(Ortus medicinae)在他去世4年后问世，到1707年，该书以5种语言印刷了12次。在这部影响极大的著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必须“摧毁古人的全部自然哲学并使自然哲学界的学说得到更新”。范.赫尔蒙特把古代科学和医学描述成是“数学的”和逻辑的，他认为，这必须由对自然真正的观察研究所取代。古人对运动的研究也并不比这更好。亚里士多德派的位置运动使人们相信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原动力。范·赫尔蒙特反对此说，因为基督教的教义不允许对造物主有这样的限制。实际上，运动是生命中固有的，它被造物主注入到最初的种子里。如果数学抽象能够导致这样一个错误结论，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亚里士多德派对自然的描述和诠释，
“是一种从数学科学中抽取出来的异教徒学说，这种数学科学使第一原动力自身必须永恒不变并永不停止地推动着万物……因此，要让学术界知道，数学规则或者通过论证得到的学问与自然并不相符合。 因为人并不量度自然，而是自然量度人。”
显然，范·赫尔蒙特所构想的新哲学反对任何主要通过数学来诠释的自然概念。
可以看出，范·赫尔蒙特的著作贯穿着自然和宗教的紧密联系。我们再次被告知要首先看一看《创世纪》中对创世的描述。如同弗拉德所说，这表现了创世的秩序和真正的元素。在这里没有提到火，而土被看成是水的产物。至于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要素，它们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是从诸多物质中蒸馏得来的。但更加成熟的范·赫尔蒙特不再认为它们是自然界中真正的元素。开启自然的钥匙将在新的观察中发现，正是化学给我们提供了寻求真理的最大机会(图7．1)。与此相关的是，对定量的认识——这里是按照实验室的重量和测量而不是数学抽象进行理解的——极有可能提供新的视野。范·赫尔蒙特通过称量一棵柳树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重量试图论证水的基本性质。他感兴趣的还有测定金属的比重以及比较相同体积尿液的重量并以此来了解疾病。他寻求更精确地测定温度的标度，而且他的研究使他坚持物质不灭和化学变化中的重量守恒。
作为一个彻底的生机论者，范·赫尔蒙特继续发展了对基于他的元素体系和万物自身生命循环的万物存在的解释。在这里，他讨论了生命之源和种子，它们对如同矿物和人类疾病一样多种多样的结果负有责任。他的医学反映了他的全部哲学。由于不愿意接受古代医学文献，范·赫尔蒙特也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打扰，这些人会接受归之于帕拉塞尔苏斯的一切。因此，在这些晚期著作中，范·赫尔蒙特反对把人假定为较大世界的精确微型复制品的小宇宙学说。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号召人们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自然间存在的大量相似性。范·赫尔蒙特对自然界中生命精气的关心并不比弗拉德少。弗拉德曾试图通过小麦的炼金术实验来分离出这种精气，而范·赫尔蒙特则试图通过蒸馏血液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深信血液中存在这种生命力，这使他成为最早反对放血疗法的医生之一。
还可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范·赫尔蒙特的兴趣。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尽管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两人都受到他们的赫尔墨斯和帕拉塞尔苏斯背景的影响，但这两位化学论哲学家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前者受到乌托邦的玫瑰十字会宣言的鼓舞，寻求对重视内在真理、真正宗教和神秘炼金术的自然进行一种新探索。后者也许未必真的极其反对这些观点，但他更强调新的观察资料。
尽管事实上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有许多相同的看法，但17世纪的大多数学者仍把两者看成是非常不同的。对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许多人来说，范·赫尔蒙特似乎为新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和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一样充满希望。这就是对自然进行一种“基督教的”观察研究，它似乎反对较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信徒的神秘主义，但仍然表明把人和自然进行比较是正当的。在英格兰，范·赫尔蒙特的著作促使沃特·查尔顿(Walter Charleton，1619—1707)于1650年筹备大量翻译范·赫尔蒙特的单本小册子，并且，罗伯特·波义耳在其《怀疑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中重述了赫尔蒙特派反对帕拉塞尔苏斯派要素的争论。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①把《医学起源》作为其新化学生理学的基础，甚至艾萨克·牛顿也仔细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做了大量注释。
①英国解剖学家、医生。在脑解剖学上有重大发现。——译注
以弗拉德的著作为中心的争论以及同一时期对范·赫尔蒙特著作的广泛兴趣，表明了17世纪人们对化学论哲学的普遍关注。弗拉德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的对抗始于其最早的出版物(1616年，1617年)，并且持续了20年。范·赫尔蒙特的问题亦始于其第一部出版物(1621年)，但由于官方的迫害，他的观点相对而言鲜为人知，直至1648年他的选集作为遗著出版。因此正当欧洲学术界开始吸收笛卡尔和培根的著作时，就面临着一种新的、更重视观察倾向的化学论哲学。范·赫尔蒙特对教育改革的吁求、对古代哲学的反对以及他的许多观察资料受到了当时范围广泛的欧洲学者的关注。
提及化学论哲学家，他们频繁出现于起初很可能料想不到的那些领域。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化学论哲学家们都认为他们并不仅仅从化学或医学方面来进行研究。更确切地说，这是公开尝试去发现一门能说明整个宇宙的新哲学(philosophia nova)。只有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它进行探究之后，才有可能解释梅森纳和开普勒在弗拉德的数学中看到的对自然哲学的威胁，才有可能解释范·赫尔蒙特著作引起的广泛兴趣和影响。而且，只有当我们将它——作为“新科学”的蓝图——置于17世纪的史境中理解时，我们才可能希望从中找到一切，可以想象，这一切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的艾萨克·牛顿所感兴趣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八章 结尾与存疑
对某些人而言，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医学的著作，以讨沦罗伯特 · 弗拉德和让 · 巴普蒂斯特 · 范 · 赫尔蒙特作为结尾，似乎会产生误导。在这些作者身上我们发现的科学 “ 进步 ” 远比我们希望的要少。但是，最后转向讨论弗拉德和范 · 赫尔蒙特，的确强调了这一时期的复杂特点。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正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 17世纪机械论哲学的兴起上，却没有同时评价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自然法术在当时令人感兴趣的理由，这往往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时期的评价不完整。而且，直到最近，人们才充分重视这一事实，即一些新哲学的传统中心人物不仅坚定地坚持法术与神秘主义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坚定地坚持古代哲学的基本信条。如果17世纪的学者们没有考虑过弗拉德与范· 赫尔蒙特著作的重要性，那么它就决不会成为论战的中心。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早此一个世纪的帕拉塞 尔苏斯。
科学与两种人文主义
要弄清楚为什么实证主义的历史在过去居于统治地位并不太难。科学与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改变。人们主要按照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来对15世纪中叶的学术界进行诠释。毫无疑问，批评的自由影响了主要的思想领域。因此，14世纪学者对位置运动的详细考察使亚里士多德见解中的弱点显而易见，解剖学中观察教育的重要性也迅速得到认可，并促使人们对医科学生公开解剖尸体的广泛接受。这些进展可能只发生在数量有限的一些大学中，但这些大学居于欧洲最有声望的学术中心。
中世纪晚期内部的自我批评在后两个世纪中被公开的反叛所取代。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突破，到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和医学研究是在大学之外的地方进行的。尽管认为大学在这些进展中没有起作用并不正确(帕多瓦与医学传统是最显著的例外)，但这一时期初期成立的科学学会和地方性学者团体，较之于传统的教育中心来说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的确是真的。此时，已经听到了对新科学或哲学的大声疾呼，并要求取代亚里士多德派和盖仑派的训练，因为这些训练似乎并无用处，在精神上令人窒息，并且在神学理论上(有时)也不足以信。
对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史—— 科学史和医学史应该包含在这个概括性术语中 —— 的任何研究，都必须重视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人文主义较晚才进入各门科学之中。直到 15世纪下半叶，我们才在科学界看到了对古代经典作品同样的热心搜寻，而这些古代经典作品已经成为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舞台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在1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中，波伊巴赫和雷纪奥蒙坦在搜寻托勒密《至大论》的完整希腊语译本。在医学方面，利纳克雷和金特的同样努力出现得甚至更晚。这些科学与医学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哥白尼事实上是托勒密天动说复兴的产物，而维萨留斯和哈维同样反映了16世纪的盖仑学说。
这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是《天体运行论》、《人体结构》和《心血运动论》背景中富有影响的部分。哥白尼对《至大论》的研究使这一著作成了新世界体系的基础，但经他之手，古代天文学的结构仍然清晰可见地保留了下来。与哥白尼地动思想相关的问题，将导致一门新运动物理学的产生和宇宙无限这一可能性所提出的难题。医学人文主义的意义也不亚于此，从帕多瓦传统到哈维血液循环的发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和文学人文主义者一样，这些学者型科学家和医生也崇敬古代权威，但正是他们的工作导致了古代权威的毁灭。一个运动着的地球要求必须有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远远不同的物理体系，而盖仑的学说再也不能在因17世纪生理学新发现而获得改变的医学中统治下去了。
最后我们看到，同样的发现还具有神学上的意义，而这一点很少被发现者说起。虽然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遭到了路德派神学家的攻击，但他本人却受到自己所在教会的尊敬。到了17世纪早期，这一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伽利略首先受到警告，后来又被宗教法庭起诉。笛卡尔害怕信仰哥白尼事业所带来的后果，于1633年仓促从印刷商那里撤回了他的《宇宙论》。虽然到此时，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对《圣经》进行原义诠释，但科学家们却回答说，《圣经》并不就是研究自然的指南。尽管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仍然远在将来，但其种子已经播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远比初看时来得复杂。当时人们不仅重新获得了古代医学和物理学经典，而且也重新获得了古代晚期神秘主义作品，而它们的影响不亚于盖仑和托勒密。马尔西利奥· 费奇诺翻译并研究了赫尔墨斯文集的秘密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试图揭示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隐藏着的各种关系，结果掀起了对自然法术及其所有相关领域重新感兴趣的热潮。占星术、炼金术、犹太教神秘哲学和毕达哥拉斯数秘学的学者们相互竞争，以期找到一把能解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
这种人文主义的倾向—— 赫尔墨斯派的、法术的和炼金术的 —— 在这一时期的科学中根深蒂固。这些学者一神秘主义者不断重复他们的这一信念，人应该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造物主本身。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科学和医学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界秘密 —— 及其隐藏着的力量 —— 的知识。简言之，科学和医学两者都被看成是自然法术的。人应该通过观察那些将自然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和谐来学习。阿格里帕、波塔和狄都参加了这种通过自然对真理的神秘寻求。但在所有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他们公开号召摧毁古代权威。正是他们 —— 而不是帕多瓦的解剖学家或者哥白尼派学者 —— 看到了对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和医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科学和医学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医学化学体系基础上，这导致了一场言辞激烈而又深具意义的论战。
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就承认，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熟知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托勒密和盖仑，而且也熟知赫尔墨斯全集和炼金术士与占星术士的著作。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着对建立一门新哲学的广泛吁求，而且再次表明，这既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梦想，同时也是帕拉塞尔苏斯、康帕内拉和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梦想。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 真正的 ” 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这条通向新哲学的 “ 其他道路 ” 无论在哪里都不如在 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中更加明显。
正是这种“ 理性 ” 和 “ 非理性 ” 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影响继续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罗伯特 · 弗拉德的论战和范 · 赫尔蒙特对改革的吁求。弗拉德是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的精神继承人，其著作成了论战的风暴中心。对他著作的主要攻击来自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这些学者原本就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还可以把弗拉德与其对手的交锋视为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人文主义传统和赫尔墨斯人文主义传统之间旷日持久论战的后期表现。
至于范· 赫尔蒙特，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致力于用一种新科学取代古代哲学，但他却公开反对帕拉塞尔苏斯较为神秘的著作、弗拉德选集以及所有这些强调神秘主义与法术的炼金术和医学化学的作者。因此，尽管他们都赞同需要一种化学论哲学，但弗拉德和范 · 赫尔蒙特在方法上显然不同。有趣的是，前者遭到早期机械论者激烈攻击，而后者的著作则得到了仔细阅读和欣赏。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范 · 赫尔蒙特只不过要求一种与教会控制相分离的新哲学。而且，范 · 赫尔蒙特后来被公认是自然研究新方法的奠基人，这种新方法与 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匹敌。由于受到宗教法庭的起诉并被软禁，范· 赫尔蒙特的情况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伽利略相似。
人的改善：教育、农业和战争
到17世纪中叶，许多人都公开谈论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论战，但他们完全懂得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正如我们认为，最具批判性的论战很可能发生在机械论者和化学论者之间。这从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英国文献中得到了最好说明。内战(the
Civil War) ① 与王权空白 (the
Interregnum) ② 促使人们在共和政体 (the
Commonwealth) ③ 期间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中许多计划特别涉及到教育改革，其中包括彻底变革大学课程的要求。赫尔蒙特派学者们坚决主张，在因政治革命而进行宗教改革的同时，也要将高等教育建立在源于自然的新观察资料的基础之上。
①指 1642 — 1649 年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译注
②指 1649 — 1660 年英国王位空缺时期。——译注
③指 1649 年克伦威尔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后开始到 1660 年封建王朝复辟时止的英国共和政体。——译注
这些建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也许就是由约翰· 韦伯斯特于 1654年提出的。他起先是一个清教徒，后来又成为一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牧师，年轻时学习过炼金术，并懂得足够的医学知识，曾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兼随军牧师)在奥利弗· 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④ 的军队中服役。由于确信在共和政体的早年将完成必需的宗教改革，他对大学里的牧师训练越来越感到苦恼。因此，他写了一部名为《考察》 (Examination)的书，他在书中要求进行教育改革，所用术语使人回想起弗拉德和范· 赫尔蒙特所说的话。
④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 (1599--1658) 。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保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 (1653 — 1658 年 ) 。——译注
韦伯斯特认为要反对在大学里讲授亚里士多德内容贫乏的无神论著作，而赞成“ 具有高度启发意义的玫瑰十字会 ” 。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所宣称的，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然知识，可以通过直观演示得到最好的传授，通过 “ 亲手处理煤炭和熔炉 ” 习得。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继续寻找自然法术和 “ 犹太教神秘哲学科学 (Cabalistick
Science)” 的秘密时，就有可能懂得三要素的重要性。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要对基督教原理 (Christian
Pnnciples)的知识进行适当改革，就必须要像培根曾经提出过的那样建立一些公理表。但是我们还必须—— 作为真正的基督徒 —— 寻求了解自然：
“ 这种了解建立在感觉、理性、实验和《圣经》原理的基础上：在人类全部学识几乎所有的方面中如此完整的作品 …… 就是学识渊博的弗拉德博士那些论述详尽的著作，比起以前提到过的所有方面 …… 世上还没有一件作品比这更杰出、更具实验性和更完美。 ”
另外，韦伯斯特还告诫新哲学的实践者们，要避开亚里士多德而求教于费奇诺、柏拉图、吉尔伯特和赫尔墨斯的著作，就像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实验化学将成为打开自然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和范· 赫尔蒙特的医学将取代盖仑医学。
韦伯斯特的小册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受到了塞思· 沃德 (Seth
Ward，1617—1689) ① 和约翰 · 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1614—1672) ② 的严厉抨击，他们两人在今天被尊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前者从 1649年起一直在牛津大学教授天文学，他在这里把开普勒椭圆轨道的教学引入了英格兰。威尔金斯作为哥白尼体系的捍卫者以及《数学法术》(Mathematical
Magick，1648)和半乌托邦著作《发现月球上的世界》(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e，1638)的作者而闻名于世。当时，他们两人合写了一部关于大学的《辩护》(Vindication)。在这里，沃德强调了大学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并着重指出了韦伯斯特建议的不恰当和前后矛盾之处。在逐点批驳了韦伯斯特的著作后，沃德承认大学里数学的情况有待改善，因为它几乎不能用于彻底考察韦伯斯特所提出的神秘和谐。他对完全抛弃盖仑医学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并认为，韦伯斯特指责大学里不知道化学是不公平的。如果韦伯斯特曾指出弗兰西斯· 培根的著作是改造自 然的基础，那么塞思· 沃德对此是赞同的。但韦伯斯特是如何遵循这个看法的呢 ?他转向了提倡“ 理性 ” 和 “ 实验 ” 的罗伯特 · 弗拉德。这确实太过分了 !“ 对这种卑鄙无耻之徒能有什么信任呢 !” 尽管不久以前他曾推崇弗兰西斯 · 培根的 “ 严格而准确的归纳方法 ” ，但他现在 “ 又陷入了犹太教神秘哲学的神秘方法以及表面的数字之中：全世界再也没有比拉 · 维里拉莫 (L.Verulam)和弗拉德更加对立的两种方法了，一种方法是基于实验，而另一种方法则基于神秘的观念理性；甚至一会儿他盯住这个，一会儿他又瞄准那个，这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呵，风向的变化是多么神速!”
①英国天文学家。——译注
②英国医学家，皇家学会最早的秘书之一。——译注
沃德最后说，如果韦伯斯特当时讨论了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Epicurus)、菲洛劳斯和吉尔伯特，那么为何还有必要说这些话呢!因为，“ 如果弗拉德博士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走得更远呢 ?”
韦伯斯特一沃德论战常常受到误解。约翰· 韦伯斯特被指责为轻率地提出用一种科学与迷信 —— 化学与法术 —— 的怪诞混合物作为大学改革的的基础。沃德由于对此作出正当愤慨的反应而受到赞扬。但正如我们所见，韦伯斯特的化学观并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化学，而他的法术也与这个词本身暗示给我们的妖术 (black
art)相去甚远。在此，他对弗兰西斯· 培根 “ 自然法术 ” 一词长期被误用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 “ 清除了虚无和迷信的 …… 自然智慧 (Natural
wisdom)或自然睿智(Natural Prudence)” 。更为复杂的是，当托马斯 · 霍尔 (Thomas
Hall，1610—1665年)在当年决定再次回击韦伯斯特并以此来捍卫亚里士多德派的主张时，他声称没有必要讨论各门科学的状况，因为沃德和威尔金斯已经极好地对此作了描述。结果，我们发现，古人的拥护者与机械论者—— 或 “ 今人 ”—— 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化学论哲学家。
寻求教育改革对化学论者和机械论者来说是共同的目标。但到了17世纪中叶，这两派把其主张视为根本对立。这两派中当然是化学论者对激进的变革最感兴趣。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希望用新哲学来为人类和共和政体造福。这无疑是源出于自然法术—— 与妖术 (black
magic)相反—— 的目标。自然法术家寻找隐藏在自然界的秘密以便将它们应用于实践。在小宇宙层面上，尽管这在别的领域也会产生结果，但它鼓励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去寻求一种新医学。对于弗兰西斯 · 培根来说，如果自然法术不具有实用性，那么它就一无是处。他坚决主张，要对各种技艺进行全面考察，以便通过深入研究使其得到提高。他希望建立每门技艺各自独立的 “ 历史 ” ，这后来成为早期伦敦皇家学会以及 17世纪所有其他科学学会计划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早期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665年创刊)反映了培根的这一实用目的。与纯科学论文一起发表的是能让医生受益的医学报告。早在1665年，该学会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考察农业状况并提出可能改善的建议，这些人特别重视普通的农产品。该学会还鼓励其会员和通信会员交流他们对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植物的观察资料。他们也鼓励那些关心航海的人。因此，我们发现了对新的计时装置(用于确定经度)的详细描述，也发现了在地球的不同地区磁性的变化。采矿被认为极其重要，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关矿山和矿石的报告。同样，他们还讨论了各种新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经过改进的犁、会说话的喇叭、建筑石块、铁的制造、金属铸造、啤酒酿造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产品都得到了详细的描述。毫无疑问，培根对此是会赞许的。
这种对实用的偏好长期以来被当成是新科学的主要特征而受到关注。但在此目的上，化学论哲学家与培根派学者们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他们的医学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他们公开蔑视那些学术界只懂理论的内科医生。赫尔蒙特向盖仑的信徒提出挑战，要求做一个试验来决定未来医学的方向：
“ 让我们从医院、军营或者其他地方挑出 200个或者500个有发烧、胸膜炎等病症的穷人，把他们分成两半。然后抽签决定其中一半由我负责，另一半由你负责：我将不用放血和清肠的疗法来治愈他们…… 然后我们看看各自会有多少病人亡故。 ”
他的追随者在几十年间反复提出这个挑战，但没有找到一个应战者。
对于其他人来说，通过农业改革和新型化学战，化学被视为国家的潜在救星。帕拉塞尔苏斯的确著文论述了肥料中存在着一种予生命的盐(life-giving
salt)，并认为这就是肥力之所在。这个题目很快被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伯纳德· 帕利西 (Bernard
Palissy，1510—1589) ① 抓住，并用来讨论泥灰用作肥料的问题。到该世纪末，英国的休 · 普拉特 (Hugh
Plat，1552—1608) ② 对农业实践中使用较新型的肥料发表了长篇报告。在他看来，这给国家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他的报告还反复使用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生命精气和化学理论来讨论生殖和生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在弗兰西斯 · 培根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实验 —— 因此，当我们发现皇家学会所试图建立的最早的培根派 “ 历史 ” 之一就是农业史时，我们也许并不会感到惊异。尽管该委员会的全部成果从未出版过，但这些确实流传下来的报告却再次表明，他们是通过传统的化学方法研究这一课题的。
①法国陶器搪瓷匠人、自然科学家。对化石的本质和地下水的形成有正确认识。因宗教信仰被判死刑，死于巴士底狱。——译注
②英国农学家。 1600 年提出了穴播小麦的方法。——译注
化学论者对化学战的兴趣在约翰· 鲁道夫 · 格劳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体现。在 17世纪下半叶的化学论者中，格劳伯的威望被认为仅次于范· 赫尔蒙特而位居第二。由于亲身受到三十年战争 (the
lhirty Years’War，1618—1648) ③ 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深刻影响，格劳伯撰文认为，需要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德国建成 “ 世界霸主 ” 。这一目标可以部分地通过新的经济繁荣、部分地通过新的军事技术来实现。两者都是恰当运用从化学论哲学获得的化学知识的结果。
③指 1618 — 1648 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译注
经济繁荣可以通过对化学论哲学的新关注来实现。那些在丰收之年和歉收之年都饱受严重损害的农民，可以学会在丰年把他们多余的粮食浓缩成麦芽汁，这些麦芽汁日后可以用来酿造啤酒。种植葡萄的农民也可以从同样的过程中受益。假使如此，他们须把葡萄汁蒸发到蜜一般浓醇，这样就能够保存任意长的时间，然后在发酵之前再兑水还原。这样酒商不仅可以节约运输费用(如果需要装运的话)，而且还可以囤积产品直到所需之时，从而获取可观的更大利润。
这样农民们不再浪费粮食而能保障自己的富足。但刚发生过的战争表明，精明的农业管理无补于战争中士兵的破坏。国家必须要有能力保护人民，保护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谁也不能说出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正如格劳伯所写的，他听说上耳其人正在行动—— 而且近期发生反常的风暴和地震，还出现了一颗罕见的彗星 (1662年)，这一切确实表明了神的不悦。对于格劳伯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正迫在眉睫。因此，国家必须用自己开发的新式武器来武装自己。他描述了一种长型“ 军用手杖 (warlike
canes)” ，可以用它来喷射酸雾或者酸雨。围城中的保卫者用这种方法能使敌人致盲。或者，如果是基督徒的军队在进攻，那么用这种灌满同样酸液的小型手榴弹就可以把敌人要塞隙望塔内守卫者的眼睛弄瞎；然后就可以打开城门，以便基督徒的军队能够进去。
格劳伯充分意识到这里包含着一个道德问题。他的发明击退了一些敌人，因为别人会因它而严重致残。但格劳伯回答说，火药与他的酸是极为不同的，前者会“ 消灭和杀害众多的人 ” ，
“ 而用我的这个发明，就不会有人遭到杀害，还能从敌人手中夺取胜利，那些被活捉而成为俘虏的人可以强迫他们做工。在我看来，这总比把他们杀死更有利。 ”
无论如何，“ 我们用弄瞎眼睛来打击我们的头号敌人土耳其人，为的是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妻子儿女，难道这不合法吗 ?”
十分有趣的是格劳伯还预见到，一些新式武器有可能被叛徒出售或者在战斗中落人敌手。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泄露出去，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机智敏锐的人 ” 应该不断寻求改良现有武器和发明新式武器，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必须制定这样的研究计划， “ 我相信，未来战争与迄今为止发生的战争不同，它将依据另外的方式进行。武力必须让位于技艺，因为技艺有时的确能战胜武力。 ”
教育改革、农业改革以及化学战是化学论哲学家们试图完成实用目标的有趣事例。而这些事例还具有更大意义，它们表明尽管这些化学论者同机械论者和科学学会的早期会员(化学论者很少参加这些组织)也许有过唇枪舌剑的斗争，但他们也像其科学和医学上的论敌一样，十分关心用知识来造福人类和他们的国家。
的确存在一场科学革命，但作为一场革命，它是一个长期的事件。我们所记载下来的巨大变化发生于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中。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期来说，以费奇诺和帕拉塞尔苏斯的知识继承者为一方，以安德纳希的金特和波伊巴赫的知识继承者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和相互影响。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炼金术士同他们的论敌盖仑的信徒和托勒密派(或哥白尼派)的学者不断论战，直到完全进入17世纪。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流最适当地划出了“ 文艺复兴时期 ” 科学的界线。科学的其他方面能够发生变化并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对这场论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 1660年之后几十年间新科学学会的发展，可以看做是实现了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虽然培根派学者和机械论者在这些组织中的人数占有统治地位，但皇家学会并没有排斥像伊利亚斯· 阿希莫勒这样杰出的炼金术士。至于约翰 · 韦伯斯特，他把皇家学会的杰出研究当做写作题材，对他来说，这似乎就是在实现化学论哲学家的梦想。
我们已经按照年代顺序讨论了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即从赫尔墨斯全集的翻译和波伊巴赫著作开始，到范· 赫尔蒙特和早期机械论者著作的面世为止。但是，如果有人假设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所有证据都在 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消失了，那么这是不正确的。波义耳的著作带有范· 赫尔蒙特早期著作的强烈色彩，而且他是其同代人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人。艾萨克 · 牛顿很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以至于现在有些学者断言，炼金术是其物理学理论的真正基础。但这种断言仍未得到证实；牛顿的《原理》 (1687年)中并没有关于炼金术的形象化描述和推测。牛顿的著作在两个世纪里关于真正的宇宙体系的论战中达到了顶点，至今仍然是现代物理学各分科的基础。但对我们来说，牛顿值得关注还有第二个原因，他发表了关于光学的实验研究成果以及对物理学定律的数学论述，却把自己的炼金术手稿封存起来。
牛顿的活动对后来的科学史具有象征意义。 18世纪是启蒙运动时期，也是理性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学是“ 牛顿派的 ” ，因为它以定量化为特征并在描述和阐述自然现象时运用了数学抽象的实验科学。这是各学院和学会的科学，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众所周知的神秘主义和法术加以摒弃和贬斥的科学。但事实上，炼金术作品在 18世纪仍然继续出现，其速度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一样快。尽管如此，早期的论战已经不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些论题不再是科学主流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交锋此时正处于休眠期，它只有在新世纪的黎明到来时，伴随着自然哲学的兴起，才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得复苏。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进一步阅读建议
文艺复兴时期仅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文献，不但卷帙浩繁，而且高度专业化。因此，本文主要限于英文书籍类的研究文献。但是，也有许多例外，读者将会发现本书还列出了以其他语言写成的许多文章，甚至还有几部长篇著作。尽管本书的重点是放在这一领域中最近的研究上，然而所做的实际努力已经表明英语文献中丰富的原始资料资源。
如果没有阅读欣赏过雅各布· 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Basel，1860)，要想写出任何这类文章将是不可能的。可资利用的还有许多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in
Italy)那样的英文译本。那些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哲学背景感兴趣的人，还应该参阅保尔· 奥斯卡 · 克利斯特勒 (Paul
Oskar Kristeller)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Eight Philosopher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Stanford，1964)、《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一：古典的、经院的和人文主义的世系》(Renaissance Thought
I：The Classic，Scholastic，and Humanist Strains，New
York，1961)，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二：人文主义与艺术论文集》(Renaissance ThoughtⅡ ： Papers
on Humanism and the Arts，NewYork，1965)。弗里德利希·B· 阿茨 (Frederick
B．Artz)撰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300-1550)》(Renaissane Humanism
l300-1500，Oberlin，Ohio，1966)对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进行了简要描述，而亨利· 奥斯博恩 · 泰勒 (Henry
Osborn Taylor)写的《16世纪的思想与表达》(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2 Vols．1920；2d rev．ed· ， New
York，1959)是一部陈旧但具有总括性的著作，该书试图涵盖这一时期知识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些对在布拉格鲁道夫二世宫廷中从事的时而怪诞的科学和神秘主义研究感兴趣的人将发现，伊文思(R．J．W．Evans)的《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1576—1612年知识史研究》(Rudolf
Ⅱand His World：A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1612，Oxford，1973)这部书值得一读。
在那些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一般性论著中，巴特(E．A．Burtt)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m Physical Science，rev．ed· ， london，1932)和斯特朗(E．W．Strong)的《过程与形而上学：16、17世纪数理科学的哲学研究》(Procedures
and Metaphysics：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al—Physical Scienc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Berkeley，1936)这两部开创性的著作不能不读。它们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林恩· 桑代克 (Lynn
Thomdike)的巨著《法术与实验科学史》(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8 Vols· ， New
York，1923—1958)强调的是法术而不是科学，对任何一位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人来说，该书可作为一部丰富的文献目录来源。乔治· 萨顿 (George
Sarton)不亚于纪念碑式的编年体科学史从未涉及到文· 艺复兴时期，但有两部短篇著作，即《文艺复兴时期 (1450—1600)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评价》(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1450—1600，New
York，1961)和《六大派别：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工作者》(Six Wings：Men Of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Bloomington，Ind.，1957)，则以一种独特的实证法展现了数量可观的资料，怀特曼(W．P．D．Wightman)的《科学与文艺复兴：16世纪科学形成研究导论》(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Scienc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2 Vols.，Edinburgh and
London，1962)是一部研究科学和医学的优秀著作，其中的一卷登录了主要的资料来源。在图尔(Tours)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专门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雅克· 罗吉尔 (Jacques
Roger)以此次会议的主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 ” 为书名，将会议讨论记录编辑成册并出版 (Sciences
dela Renaissance，Paris，1973)。该书收录了各学科著名权威的论文。理查德· 福斯特 · 琼斯 (Richard
Foster Jones)的《古人与今人：17世纪英国科学运动兴起研究》(Ancients and Moderns：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1936；2d
ed.，St．Louis，1961)尽管研究方法相当过时，但该书仍然很有影响。
赫伯特· 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New
York，1952)作为一部教科书至今仍然有用，该书源于战后几年作者在剑桥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玛丽· 波斯 (Marie
Boas)的《科学的复兴(1450—1630)》(The Scientfic Renaissance 1450—1630，New
York，1962)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对于那些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社会以及科学与知识活动的其他方面更加广泛的联系有兴趣的人来说，怀特曼的《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a Renaissance Society，London，1972)值得一读。对那些寻求传记资料的读者来说，查尔斯·C· 吉利斯皮 (Charles
C．Gillispie)主编的《科学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14Vols．，New
York，1970—1976)是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保罗· 罗西 (Paolo
Rossi)的《近代初期的哲学、技术与工艺》(Philosophy，Technology and the Art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New York，1970)将技术与16、17世纪的哲学与科学联系起来，该书由萨尔维多· 亚坦西奥 (Salvator
Attansio)翻译、本杰明· 尼尔森 (Benjamin Nelson)主编。伯特兰· 吉列 (Bertrand
Gille)写过一部《文艺复兴时期的技师》(Engineer of the Renaissance，Cambridge，Mass.，1966)。泰勒(E．G．R．Taylor)在《发现港口的技术》(The
Haven Ending Art，London，1956)一书中记述了一段有趣的航海史，而维特士(D．W．Waters)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的航海技术》(The
Art of Navigation in Tudor andStuart
England，London，1959)则是一部更加详尽的研究著作。数学家和仪器制造者是泰勒(E．C．R．Taylor)《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的数学实践者们(1485—1714)》(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1485-1714，Cambridge，1968)一书论述的主题。在《17世纪的火器发射学：关于英国科学与战争关系的研究》(Ballis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of Science and War with
Reference Principally to England，Cambridge，1952)一书中，霍尔(A．R．Hall)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罗列了17世纪之前的材料。
除了泰勒之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数学的学者们希望读到保尔· 劳伦斯 · 罗斯 (Paul
Lawrence Rose)的近著《意大利数学的复兴：从彼特拉克到伽利略的人文主义者和数学家研究》(The Italian Renaissance of
Mathematics：Studies on Humanists and Mathematicians from Petrarch to
Galileo，Geneva，1975)。人们通过原始资料对尼古拉斯· 库萨努斯 (Nicolaus
Cusanus)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库萨努斯的影响由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其宇宙论和数学的影响而很重要。杰尔曼· 赫隆神父 (Fr．Germain
Heron)翻译了他的《论有学问的无知》(Of Learned ignorance，London，1954)；约翰·P．多兰(John P．Dolan)为他编制了一部有趣的选集《统一性与改革：尼古拉斯· 库萨努斯作品选》 (Unity
and Reform：Selected Writings of Nicholas de Cusa，South Bend，Ind.，1962)，该书收录了《白痴》(The
ldiot)中的重力实验。这一时期的科学自传几乎是空白，但也有一个出色的例子，杰罗姆· 卡尔 (Jerome
Cardan)这位博学者撰写了一部《我的生活》(The Book ofMy Life)，该书由胡安· 斯托纳 (Jean
Stoner)翻译(New York，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