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八月，永安也爆发了天地会起义。永安天地会起义，也是由当地牛头会与天地会互相仇杀所引起的。该县温登元邀众结拜天地会，不久被青溪约地方牛头会内蓝监生得知。蓝监生遂率领牛头会之人，将温登元拿获，送县审问，不久死于狱中。另一天地会会首官粤陇，见博罗天地会起义失败，向官府表示悔改，并愿充当乡勇。当地牛头会以官粤陇原系天地会之人，不肯相容，赴县控告。官粤陇遂率众报复，先后焚毁蓝举人、张监生等人家中房屋，并围攻县城。后来，这支队伍发展到二三千人，驻扎在离县城80 里的天字嶂。两广总督吉庆闻讯，立即派兵前往镇压。十月初六日，提督孙全谋率领清军2600 名，与义军接战。义军失利，连弃三寨。首领曾清浩、官粤陇等相继投降。
永安天地会起义失败后，当地牛头会大肆杀戮天地会内之人，迫使天地会起义者结营自卫。清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派遣官兵到各处山寨进行招抚，并陆续将90 余座山寨拆毁。惟有铁笼障山寨的天地会起义者，拒绝受抚。首领黄亚程、曾鬼六、温亚利、龚厘戮胆等，拥有丁壮七八百人，于寨上树立大旗，上书"官逼民变"字样，并在山寨出口处，设置炮台3 处，大炮10余门，鸟枪100 余枝。
内阁学士那彦成受命主持镇压天地会起义，他一再派人上山招抚，均遭严辞拒绝，招降者也被义军处死。那彦成招抚失败，决定强攻。嘉庆八年正月，由提督孙全谋统领各处官兵3400 余人，分作四路，向铁笼障山寨发起攻势。起义军据险抵抗，枪炮并发，木石俱下，自午至申，鏖战多时。最后起义军力竭退回山寨，清军趁势仰攻，连夺3 座炮台。次日黎明，清军四路并进。起义军首领见大势已去，遂率众由山崖绝壁"滚跌而下"，四散奔逃。首领黄亚程、龚厘戥胆，军师僧人宽成以及元帅林亚著等6 人皆被俘遇害。惟首领曾六鬼、温亚利趁乱脱逃，起义最后失败。
清政府为了镇压博罗、归善、永安天地会起义，先后调集了大批兵丁，耗用军费36 万多两。事定之后，对"失察"天地会活动及镇压不力之官员，均予严惩。两广总督吉庆被革去大学士及两广总督头衔，不久自戕身亡。广州将军书敬被"交部议处"。惠州府知府尹秉缓被"发往军台效力"，博罗县知府刘嘉颖被处以"枷号一年"的处分。清政府虽然将这次天地会起义镇压下去了，但事后仍然心有余悸。为了防范天地会的反抗，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在天地会活动地区"编查保甲"，以10 户为1 牌，10 牌为1 甲，10 甲为1 约。甲设甲长，约有约正，每日皆要查明当地有无"结盟拜把"之事发生，逐级上报。又在博罗、永安二县修缮加固城墙，添设兵弁，加强防守，将各处山寨全行拆毁。严禁民间打造兵器，现存民间之兵器，一律限期上缴，并命令开办铁厂之人，按月出具有无窝匪及私造违禁兵器之切结。
除广东之外，嘉庆八年十月，江西广昌、宁都、石城也爆发了天地会起义。这次起义十月十二日树起义旗，十三日即被官府乡绅镇压。当时，各地的天地会，主要还处于秘密联络，发展组织阶段。所进行的武装反抗大多很不成熟，往往义旗一举，即遭破获。
五、天理教起义及其他起义
（一）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 年），在京畿和河南、山东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六年以后，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陆续完成了京畿一带荣华会即白阳教与直、鲁、豫等省八卦教的统一工作，形成一个新的秘密宗教--天理教。
嘉庆十七年，林清从于克敬处获得《三教应劫统观通书》，见书中有"十八子明道"一语，宣称："现在姓李的应世，李文成当做人王"。李文成也以河南一带传有民谣："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自称"盐霜十八子"，系"李自成转世"。林清回到大兴后，在京畿一带传播歌谣："单等北水事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林清自称刘姓转世，名刘真空、刘林，号双木。汉帝指刘姓即林清本人。
嘉庆十八年八月，林清来到河南道口，说"该明道了"，与李文成、牛亮臣、于克敬等商议起义的日程。林清根据《三教应劫统观通书》上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一语，提出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同时举事。并决定起义时，一律使用白旗，以白布裹头系腰，以"奉天开道"为明号，以"容易"、"得胜"为暗号，即"河南人说容易，我们说得胜"。并且私买战马，蓄养士卒，铸造甲仗，颁分旗号，准备起义。
滑县知县强克捷得知李文成、牛亮臣准备起义，便一面向巡抚高杞报告，请兵镇压；一面于九月初二日派差役将李文成、牛亮臣等逮捕。审讯时李文成强不吐实，遭到毒打，以致"两股顿烂"，足胫也被夹断。牛亮臣也被打得"血流遍体"。酋领宋元成等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举事。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七日，宋元成等率领教徒5000 余人一举攻占滑县县城，从狱中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处死知县强克捷与巡检刘斌。李文成在县署内"设羽帐"，帐后树大纛，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并封诸卦主为卦王，首领90 余人为宫伯、卦伯、先锋、总管等，接着又攻占了滑县附近的军事据点和屯粮要地道口镇，派兵将浚县包围。
在滑县天理教起义爆发前一天，直隶长垣县知县赵纶率领兵役在与滑县交界处搜捕"习教之人"，被教徒包围并扎伤致死，长垣天理教就此起义，占领了春亨集。九月初九日，定陶的天理教徒两三千人，占据了县城。至此，滑县、长垣、定陶、曹县的起义军已联成一片。天理教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嘉庆帝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会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由北面包抄，山东巡抚同兴在东面堵截，河南巡抚高杞防守西南。不久，又派山西大同镇总兵张绩驻扎山西防止义军西窜；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南逃。九月十七日，又任命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总统军务"。调固原提督杨遇春率兵至河南，清军总计2.3 万人。
在清廷对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天理教起义军进行大规模围捕同时，九月十五日，京畿一带的天理教徒，在林清指挥下，按照预定计划，准备起义，企图推翻清政府，夺取天下，因为这一年是癸酉年，史称这次事件为"癸酉事变"。
滑县等地提前举行起义后，林清在京师并未得到消息，仍在大兴准备起义。他原计划在宋家庄、于桑垡两处，凑集100 多人，赴燕郊围场，袭击正在那里行猎的嘉庆皇帝。后因围场官兵众多，恐难成事，决定于九月十五日举行起义，称"祗往京中闹事，官兵们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们据了京师，就好说了"。林清对教徒们说："事成后大家作官，如若不去，就要被天雷打死"。十四日，200 多义军晚间分散潜入北京城，由李兰、熊五等扮作小贩，在柿子筐内暗藏短刀等器械，约定十五日清晨到东华门、西华门附近会合。后因有人畏惧逃散，只剩下70 余人，分作两队。一队以陈爽为首，30多人，由太监高得财、刘金引路，进东华门；一队由陈文魁为首，40 多人，由太监高泰、高广福引路，进西华门。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居中策应。进入东华门的义军，因被司阍官兵发现，关闭了宫门，仅进去五六个人，
很快遭到擒杀。进入西华门的一支比较顺利。他们先攻人尚衣监文颖馆，夺得门卫的弓箭，聚攻隆宗门。一部分义军越墙而过，在宫中挥舞写有"顺天保民"与"顺天开道"的布旗。这时，嘉庆皇帝正在从避暑山庄回京的途中。庄亲王奕浩闻变，急忙把原准备调往河南滑县镇压李文成的健锐、火器二营清军1000 余人，调进宫中。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正在上书房读书，匆促持枪上阵，在养心门外西墙上，以鸟枪射杀起义者多人。至午后才把进入宫内的起义者全部擒杀。共有31 人被杀，41 人被擒。
在大兴县等候消息的林清，也于十七日清晨被捕。审讯时他"挺身倨首，直认不讳"。后来与其他被捕者一同遇害。林清攻打皇宫失败后，清政府便集中力量镇压滑县等地的天理教起义军。任命那彦成为直隶总督、钦差大臣，节制直隶、河南各路清军。并命护军统领庆祥率健锐、火器二营精锐前去助战。令陕西提督杨遇春与杨芳率陕甘兵，与西安将军穆克登布、副都统富僧德、徐州总兵徐洪等各率兵协同围剿。十八日，杨遇春来到道口附近的新镇集，攻占了周潭村、连庄、罗家集、丁家集等起义军据点。二十一日，起义军于中市所设伏，与清军展开激烈战斗。然后撤回道口，挑挖深壕，坚壁不出。清军分七路围攻，并用大炮将道口攻破，起义军伤亡惨重，镇内尸骸枕藉，盈街满屋。
清军攻占道口，那彦成立即进兵滑县，以1.3 万余清兵，将滑县三面包围。十月三十日，起义军将领刘国明率领800 人，从清军防守薄弱的滑县北门，进入滑县，将李文成救出。他们计划将李文成送往山东，在直隶长垣为清军所阻，被迫取道林县回到辉县北部，占领了地势险要的司寨。十一月二十日，杨芳率清军来到司寨。双方在寨内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最后，清军将李文成、刘国明包围在一座碉楼之内。刘国明突然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杨芳欲生擒李文成，喊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起义者皆不为所动，李文成亦高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自焚。司寨为清军攻占后，滑县成了起义军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负责防守滑县任务的宋元成、牛亮臣、徐安国等凭借该地城墙坚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清军围攻数月之后，暗挖地道，内埋炸药，将城墙炸塌20 余丈，趁势涌入。双方在城内巷战。牛亮臣、徐安国劝李文成的妻子张氏装扮成难民出城，张氏坚定地表示："城亡与亡，不死非英雄"，挥刀巷战，击杀数人，然后阖户自缢。起义军首领宋元成、刘宗顺、冯柏林等全部牺牲，牛亮臣、徐安国等被俘后械送京师遇害。天理教起义遂告失败。
（二）蔡牵领导的渔民、船民起义
乾隆中叶以后，我国东南沿海各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海上贸易相当繁荣。沿海人民多以捕鱼、制盐、海上运输为业。乾隆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迫使大批穷苦渔民、船民挺而走险，结为船帮，下海为盗。当时在闽浙海域活动的有凤尾帮、水澳帮等海盗集团。乾隆末年，福建漳泉一带又接连发生水灾，迫使更多贫苦渔民、船民加入海盗队伍。蔡牵便是在这些贫苦民众中产生的首领。
蔡牵祖居福建同安县西浦乡，初以弹棉花为业，后入海为盗。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蔡牵率领福建漳泉一带贫苦渔民、船民举行起义。参加者除渔民、船民外，还有盐户、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小商贩及疍户等。蔡牵足智多谋，崇尚义气，体贴下属。手下人称他为"大老板"，或"大出海"。蔡牵领导的船帮，除从事一般劫掠外，还向出洋商船征税。凡商船出海者，勒税番银400 圆，回船倍之，才免于被劫。
嘉庆初年，闽、浙、粤海上各船帮逐渐联合，闽、浙一带多归附于蔡牵；广东一带多归附于朱龢。蔡牵的势力逐渐增强以后，受到清政府的追剿，因而从一般性的海盗劫掠，发展为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初一日，蔡牵率领一支30 多条船，四五百人的队伍，攻占厦门附近大担、小担二岛，将清军炮台摧毁。从此，蔡牵率领船队，不断地向清军发起攻击。蔡牵战船高大，清水师雇募商船剿捕，不能与之相敌。浙江巡抚阮
元捐资，命定海总兵李长庚在福建造大船30 艘，名为"霆船"，船上配铸大炮400 余尊。李长庚擢任浙江水师提督，统领兵船。
嘉庆八年初，蔡牵移师浙江定海，至普陀山进香。清水师提督李长庚乘其不备，突然发起攻击。蔡牵仓促应战，损失重大，被迫退回福建海面，仅余24 条船。蔡牵被清水师追击，只好向闽浙总督玉德诈降。玉德信以为实，即派员前去招抚，并命水师停止追击。蔡牵趁机扬帆遁去。蔡牵因屡战受挫，战船损失严重。而清水师自添霆船之后，实力大增。蔡牵更难抵挡。定海之役以后，蔡牵用重金向闽商订造了胜过霆船的战船。船造成后，商人们又满载粮食、器械出海交与蔡牵，然后以"被劫"向清政府禀报。蔡牵逐渐恢复了元气。嘉庆九年夏，蔡牵船队游戈于台湾洋面，截获商船所载大米数千石，分济广东海面的朱龢。双方联合一处，拥有大船80余艘，进入闽海，清水师不取出战。闽浙 总督命令浙江温州总兵胡振声迎战，然而闽省水师不肯支援，致使胡振声战败而死。嘉庆帝闻知后，将金门镇总兵吴其贵、副将张世雄等治罪，令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专门对付蔡牵。
同年秋，蔡牵、朱龢联军再次出动船艇百余艘进攻浙江。李长庚率浙江水师迎战。蔡、朱联军将战船一字排开，清水师从中截为两段。李长庚攻击蔡牵，其他各将攻击朱龢，使蔡、朱二人船队失去联系。李长庚追蔡牵至尽山，击沉其二副船，并断蔡牵坐船篷索，又值风雨大作，蔡牵败退。事后，蔡牵指责朱龢未尽力援救，引起朱龢不满，率船队离去，二人联合破裂。蔡牵鉴于在闽浙海面屡受挫折，难以立足，决定夺取台湾作为基地。嘉庆十年（1805 年）十一月，蔡牵出动战船80 余艘，进兵台湾。十一月十二日，在台湾淡水的沪尾港登陆成功。蔡牵祭告天地，自称"镇海威"，其印刻有"王印正大光明"六字。蔡牵在台湾登陆后，得到淡水、凤山等地人民的响应，以洪老四、吴潍泗、周添寿、陈番等为首的起义军，与之联合，起义队伍扩至2 万余人。十二月十七日，蔡牵率六七十只战船，乘潮汐拥入鹿耳门港，与清水师激战，双方皆遭重大损失。嘉庆十一年正月，李长庚率领船队赶到，蔡牵被困北汕。幸遇风浪将鹿耳门沉船掀起浮出，蔡牵趁机率部撤出，驶向小琉球返回内地洋面。
其后，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消灭蔡牵的行动。一面于各海口巡防严密，使蔡牵船队得不到粮食、火药及淡水的供应。同时拨巨款建造大船，由李长庚专一负责消灭蔡牵的军事行动。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李长庚与福建水师提督张见升率领船队紧追蔡牵，至黑水外洋。当时蔡牵只剩大船3 艘，小船10余条，指挥船的舷篷亦被打破。请水师兵力十倍于蔡牵，已占绝对优势。李长庚又以火攻船挂蔡牵坐船之后艄，欲登其船，生擒蔡牵。蔡牵船尾突发一炮，正中李长庚咽喉，旋即毙命。福建水师提督张见升"遥见总统船乱，遽麾舟师退"，蔡牵得以趁机逃脱，前往安南海面。
嘉庆十三年，蔡牵经过休整，回到广东海面，和朱龢再次联合进入浙江海面。在浙江得到以张阿冶为首的新兴帮（窍嘴帮）的响应，声势复振。但不久因浙江巡抚阮元的离间，朱龢再次离蔡牵而去，为清总兵许松年击杀。蔡牵势孤，退回闽海。新兴帮张阿冶也率所部500 余人，携炮80 余门降清。从此，闽浙两省水师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蔡牵。嘉庆十四年八月，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合师与蔡牵战于定海之渔山。清水师占据上风，蔡牵恐被包围，转战至黑水深洋。清军追至，对蔡牵船队环攻。蔡牵且战且退，已过绿水洋。清军恐蔡牵于日暮后退兵外洋，加紧攻击。邱良功率主力舰撞击蔡牵坐船，双方短兵相接，邱良功腿部中矛伤暂退，王得禄乘势补上。当时蔡牵仅剩30 余船，且被清水师船隔开，无法相救。加上炮弹用尽，只得以番银代炮子。王得禄紧追不舍，以其坐船冲断蔡牵船尾，蔡牵船尾起火，不得已沉船自杀。蔡牵余部在清政府剿抚之下，全部被消灭。
东南沿海渔民、船民，由于"官逼民反"，在蔡牵领导下，坚持武装反抗清政府的统治，纵横于闽浙粤三省，长达14 年之久。不过，蔡牵集团的活动，有很明显的消极方面。他们对商船进行抢劫、勒赎，还常常把商船上的舵工、水手等扣为人质，强迫他们在船上服役。对拒不服从者则监禁在船底。这些对当时的海上贸易与海上交通，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陕西歧山三才峡木工起义
陕西歧山县地处终南山，属南山老林地区，是我国著名的原始森林地区之一。这一带聚集着大量贫苦移民，曾是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点。这里木厢雇佣移民搬运木材，雇工与厢主之间纯属雇佣关系。厢主以现金或苞谷支付其工资。木厢雇工多寡，多视苞谷丰歉而定。嘉庆十八年（1813 年）歧山一带闹水灾，致使苞谷涨价，木厢纷纷于十一月初停工，雇工们失去生业。在三才峡木厢中承揽木材运输的包头万五与胡二、傅老八等，带领200 多人，向厢主借粮，厢主拒借并辱骂木工。十一月二十九日，万五率众将木厢所存粮食抢夺。当地一木材商人闻讯赶赴清营禀报，清军随即前来镇压。为了躲避清军的追击，他们越过太白山，来至周至县的独独河、青龙寨、厚畛子一带老林深处。沿途不断有失业乏食的木工参加，使起义队伍增至八九百人。十二月初二日，万五队伍来至佛爷滩，又有小王涧、周至县王家河、李家河等地木厢工人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
为了便于行动和觅食，万五把队伍分为黄、红、绿、蓝、青五号，每号皆有首领。万五率众由佛爷滩至太平河，将该地两号木厢焚毁，又有木工1000 余人加入起义队伍。万五沿途向各地主寨堡征收粮食，伍家堡拒绝提供，起义军即攻破寨堡，夺取粮食与器械。
陕西巡抚朱勋与总兵吴廷刚闻知三才峡木工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兵前往镇压，并向朝廷告急。清廷命令陕甘总督长龄率领1000 人星夜赶赴三才峡，又令杨遇春率领吉林、黑龙江两地马队600 人"合剿"。三才峡木工起义，最初只是因为木厢停工，雇工们失业乏食，所以只抢夺粮食，不敢伤人放火。万五率众焚烧木厢，攻打寨堡，公开同清军相抗后，起义军内部便出现了分歧。这时清军又派兵丁对起义首领诱降，致使少数首领发生动摇。红号首领杨二与其弟杨三，即带领500 余人投降。杨二等人分裂后，军师周在庭向万五建议分头活动。万五与周在庭等率领3000 余人，以太白山为据点，活跃在陕西南山老林地区的宝鸡、郿县、周至、宁陕和甘肃的陇县、两当以及川陕边境的武关一带。他们先在龙仓坪一带活动。嘉庆十八年（1813 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官兵在袁家庄相遇，损失1000 余人。十二月末，在西江口平木山不幸战败，损失大批骡马。嘉庆十九年（1814 年）正月，万五率众又回到太白山老林，不久转移到周至山中。清将达凌阿紧追不舍，并于宽沟地方设伏。十三日，万五误人伏圈，受伤被俘。其他几股义军，或降清，或被清军擒杀，不久都被剿平。陕西三才峡木工起义，是一次雇工们的自发的反抗，没有政治目标，仅仅为了掠食，内部又缺乏统一的领导，结果只能失败，被清军一股股地吃掉。
第八节 清中期的学术文化
清中期的学术文化与康熙中后期的学术文化发展有关，可以说是其继续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康熙中叶以后的学术文化。
一、"崇儒重道"国策的实施和编纂书籍
"崇儒重道"，是顺治和康熙时期制定的基本文化国策。以康熙十七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这一国策宣告全面实行。
（一）由尊孔到尊朱
推尊孔子，作为崇儒的象征，历代皆然。如果说康熙亲政之初的在太学释奠孔子，尚属不自觉的虚应故事，那么康熙二十三年之后，他的尊崇孔子，便是一种崇尚儒术的有力表示。在此期间，他拜谒曲阜孔庙，不仅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大礼，亲手书写"万世师表"四字匾额悬殿中，而且还与衍圣公孔毓圻、国子生孔尚任等讲论儒学。康熙帝尊孔的根本目的在于，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道德规范。康熙帝要表彰的儒学实质上是理学，这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康熙帝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选择作为元明两朝正统学说的朱熹儒学，他指出："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并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这样"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完成了基本
格局的确立。
（二）康熙儒学观的形成
"崇儒重道"文化国策的实施过程，也是康熙帝的儒学观从形成趋向深化的过程。在康熙儒学观形成的早期，对其影响最深的是儒臣熊赐履。熊赐履笃信朱学，经常向康熙帝讲述理学，尤其是朱熹思想。随着熊赐履在满汉朝臣的党争中失势而被黜回乡，但是他的理学主张对于康熙帝儒学观的形成，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理学真伪的辩论
康熙的儒学观，核心是一个辨别理学真假的问题。此问题始于同翰林院侍讲学士崔蔚林就理学基本范畴进行的辩论。崔蔚林为王学信奉者。他曾撰有《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进呈，康熙帝于十八年将他召至宫中。读罢讲章，君臣就格物、诚意诸范畴进行直率问答。在对"格物"阐释时，崔蔚林认为格物"乃穷吾心之理也"，认为朱熹格物太泛。康熙帝转而论"诚意"，指出"朱子解'意，字亦不差"时，崔氏不同意，声称"朱子以意为心之所
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康熙依据程朱之说予以批驳，指出理学有真假之分；说理并非玄虚的"性与天道"，无非就是规范人们言行的道理；言行是否如一，是检验理学真伪的试金石，凡行事与道理符合，就是真理学。由此他斥崔蔚林、李光地等假道学。
（四）康熙帝儒学观的基本方面
康熙一朝，"崇儒重道"文化国策实施的全过程，反映了康熙帝从了解理学，熟悉理学，直到重新为理学确定标准的思想发展脉络。因此，作为他儒学观的基本方面，首先便是将理学归结为伦理道德学说；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倡经学，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第三个方面，就是尊崇朱熹，将朱学确认为官方哲学。这就是构成康熙儒学观的基本内容。
（五）图书整理和编纂
康熙年间敕撰的大型书籍，除了前面提及的组织编纂《世祖章皇帝实录》，完成重修太祖、太宗《实录》，刊刻上述三位皇帝的《圣训》，着手编写《明史》之外，还编辑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书籍。清廷通过编纂书籍网罗汉族士人，以图"燕翼百世无疆，开国经纶万年"，达到巩固其统治目的。
（1）编纂《会典》、《则例》与《方略》
清廷重视编纂《会典》，主要是为了强化中央专制主义权力，使各级官员更有效地进行统治。清朝的第一部《会典》开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二十九年（1690 年）成书，共162 卷。全书以宗人府为首，然后是内阁，各部院衙门，实行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编次方法。《则例》由各衙门负责编修，做法是将所在衙门中经办的典型事例归纳起来。康熙十二年（1673 年），颁布《六部题定新例》，又先后编撰《刑部则例》、《中枢政考》、《吏部
品级考》、《兵部督捕则例》、《户部赋役全书》、《学政全书》、《旗地则例》等。《方略》（纪略）的资料采自军事奏报和有关诏旨，并按年月日次序进行编纂。有《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海寇记略》、《平安罗刹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2）编修史书
有《御批通鉴纲目》59 卷，《通鉴纲目前编》1 卷、《外纪》1 卷、《举要》3 卷，《通鉴纲目续编》27 卷，《历代纪事年表》100 卷。
（3）编注《经解》等类书籍
经部分10 类，《易》类有《日讲易经讲义》18 卷、《周易折中》22 卷。《书》类有《日讲书经解义》13 卷，《书经传说汇纂》24 卷。《诗》类有《诗经传说汇纂》20 卷，又序2 卷。《礼》类有《读礼通考》120 卷，《读礼志疑》、《礼经会元疏解》共17 卷，《周官笔记》、《礼记纂编》、《朱子礼纂》共12 卷。《周礼问》、《丧礼吾说篇》、《三年服制考》、《昏礼辨正》、《大小宗通绎》、《家礼辨说》、《辨定祭礼通俗谱》等44 卷。《乐》类有《律吕正义》5 卷。《春秋》类有《春秋传说汇纂》38 卷，《日讲春秋解义》64 卷。《孝经》类有《孝经衍义》。理学有《朱子全书》66 卷，《性理精义》12 卷。
（4）编辑诗文集
《古文渊鉴》64 卷，《御定全唐诗》900 卷，《御定全金诗》74 卷，《御定四朝诗》312 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486 卷，《历代题画诗》120 卷。
（5）编纂字典及有关工具书
《康熙字典》、《清文鉴》、《渊鉴类函》450 卷，《佩文韵府拾遗》443 卷，《骈字类编》240 卷，《分类字锦》64 卷，《子史精华》160 卷，《词谱》40 卷，《曲谱》14 卷。
（6）编纂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7）编纂地理、历象、数理、植物等学科书籍
地理类有《皇舆表》16 卷，《方舆路程考略》，《清凉山新志》10 卷。历象类有《月令辑要》24 卷，《历象考成》42 卷，《星历考原》6 卷。数理类有《数理精蕴》53 卷。植物类有《广群芳谱》100 卷。另有绘画《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图书整理与编纂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乾隆年间图书编纂首推《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开始设馆编辑。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分44 类，66 个子目，共辑录先秦至清初重要文献典籍3503 种，79327 卷。该书前后共抄写7 部，分藏在七阁，另抄副本1 部，藏翰林院。历经战乱，大部分散佚。《四库全书》的编纂，对古代图书文献的保存，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考据学和乾嘉学派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学术风尚由初期的经世学风向考据求实、穷经考古转变。
（一）考据学风的酝酿
（1）颜李学派与清初经世学风的终结
颜李学派以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首倡于颜元，大成于李塨。颜元（1635-1704 年）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讲求经世致用，指出："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成为清代学术史上著名的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述为《存治》、《存性》、《存学》、《存人》，史称"四存编"，其他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颜元以恢复"周礼正学"为己任，形成"习行经济"之学。颜元去世后，其弟子李塨继承其事业。李塨（1659-1735 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主要著作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等。他早年是颜元学说的笃信者。康熙三十四年以后，由于受毛奇龄、阎若璩等人经学影响，于是"流连三古"，遍注群经，不自觉步人考据学的门槛，改变颜学经世的特征，这表明清初经世学风已终结，经史考据之风兴起。
（2）阎若璩与胡渭的考据学
康熙中叶以后，穷经考古，阎、胡并称。阎若璩（1636-1704 年）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客居江苏淮安。主要著述有《古文尚书疏证》、《潜丘劄记》、《四书释地》、《困学纪闻三笺》等。他于经学考据最大贡献是就史籍所载《古文尚书》篇数、郑玄注《古文尚书》篇名，以及《古文尚书》内容、文句等，旁征博引，揭出梅赜伪造《古文尚书》依据，被尊为考据学开派宗师。胡渭（1633-1714 年）原名渭生，字朏明，晚号东樵，浙
江德清人。主要著作有《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胡渭的考据学集中在《易图明辨》中。本书系统地批判宋《易》先天图书象数学，开启清代《易》学复元汉《易》的先路，梁启超称胡渭对易学的研究"功不在禹下"。
（3）毛奇龄与槽初经学
毛奇龄（1623-1713 年）一名甡，字大可，又以郡望称西河，浙江萧山人。论著有经集51 种236 卷，文集66 种257 卷，共约500 卷汇为《西河合集》刊行。清初，理学盛极而衰，承钱谦益、顾炎武、费密诸大师的经学倡导，经学复兴。毛奇龄治经虽犹存理学旧辙，但他认为，"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并表彰汉学，崇尚考证，向着回归儒家经典的路径走去。他的经学观根本立足点是对既往的经说进行批判。诸如论《大学》无古今文之殊；辨证宋儒图书《易》说之非；论定《太极图》非儒家正传；斥《子夏诗传》、《申培诗说》为伪作；考订《周礼》非周公作，但不是伪书等，开继起者诸多路径。清初80 年间，同样是治经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着眼于通经致用，毛奇龄着眼于纯学术的考证。他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是清初经学演进过程的一个缩影。说明由经籍的考辨人手，对古代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乾嘉学派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无论是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以及舆地诗文诸学，几乎整个知识界皆为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之风所笼罩。学术界以考据为学的清代汉学称为乾嘉学派。因其学风为朴实考经证史，又有朴学之称。
（1）乾嘉学派的形成
乾嘉学派的形成，从外在环境看，是清廷统治趋于稳定和文字狱大兴的结果。而就其内在逻辑讲，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想正是它形成的先导。批判理学思潮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另方面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随着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的双重性发生地位转换；以法古为特征的朴实考经证史成为主要方面，而经世宗旨则继响乏人。终于在乾嘉时期形成继宋明理学之后的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
（2）汉宋学术之争
就为学蹊径而论，乾嘉汉学与宋明理学风格各异。宋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而汉学则讲求对经籍章句的考据训诂。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初无所谓汉、宋学术之分，有之则自清人始。毛奇龄、全祖望、惠栋、戴震等都表彰汉学，力辟宋学。姚鼐、翁方纲，尤其是方东树，开始批判汉学，从此，汉宋学术形同水火，不共戴天。直到晚清陈澧倡汉宋兼采说，始得持平之论。
（3）乾嘉学派分野
乾嘉学派，惠、戴齐名。因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所以又有吴皖二派之分。另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一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一派等。作为乾嘉学派，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训诂治经，离开文字训诂，即无所谓乾嘉学派。惠栋与戴震之学是乾嘉时期的主要学派。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
（4）乾嘉学派的主要成就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乾嘉学派之于经学，潜心整理，尤称专精。无论是本经的疏解，还是群经的通释，都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在古代学术史上，文字、音韵学，本为经学附庸，乾嘉诸儒治经讲求文字训诂，奉"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圭臬，终使附庸而蔚成大国。校勘、辑佚皆为整理古籍基本手段，乾嘉诸儒，经学方面对两汉经师经说的表彰，史学方面对两晋六朝及宋元散佚著作的辑录，尤其是子学方面对先秦子书及有关古籍的整理，其成就皆为历代学者所不及。乾嘉学派治史精力皆专注于古代史籍的整理，或校勘其讹误，或订正其史实，或补辑其遗阙，或整齐其故事，引古以筹今不足。乾嘉学派治史，一如其治经，走的是总结、整理一路。
三、乾嘉时期的思想家
乾嘉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有戴震、章学诚、汪中、洪亮吉、焦循等五家。
（一）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1724-1777 年）字东原，安徽徽州休宁人。戴震治学早年受江永影响。与惠栋相识后，戴震致力于六经义理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3 篇，中经乾隆三十七年前后进行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3 卷，尔后再集诸书精萃，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积20 年的努力，终于在他逝世前夕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义疏证》。该书凡3 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为宗旨，用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通过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他的"理在事中"的理气论，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中的理欲一本论，以及"仁政"的政治学说，开创了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戴震去世后，他的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学，皆得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诸弟子张大而越阐越密，惟独义理之学则无形萎缩，继响乏人。
（二）章学诚冶史的革新精神
章学诚（1738-1801 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从师朱筠，致力文史研究。主要著作《文史通义》、《校雠通义》2 书。后辑成《章氏遗书》50 卷，现改为《章学诚遗书》。章学诚虽以文史校雠为毕生的执著追求，但因其治学路径与一时考据风尚枘凿不合，故而其史学思想在他生前知音寥寥。直到晚清学风丕变，他治史的革新精神始昭显于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反对因循，救正风气。乾嘉学风，以经学考据为主流，针对汉学考据的积弊，章学诚提出两条救正之道，一是古文辞，一是史学，而归根结底还是史学。他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第二，六经皆史，学以经世。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抑经问题，贯串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所以他在阐明六经即史的同时，就再三强调六经作为"先王政典"的基本特质。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史"说，既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对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开创性总结。继往开来，功不可没。
（三）汪中子学研究的叛逆性格
汪中（1745-1795 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乾隆中叶以后的思想界，戴震、章学诚、汪中若三峰鼎峙。从形式上看，三家学虽不尽相同，但实事求是，殊途同归，都力图以各自的学术实践去开辟一时为学新路。戴震从文字训诂入手，以阐发经籍义理为归宿，承先启后，卓然大家。章学诚另辟蹊径，究心史学义例而独树一帜。汪中则以其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领异立新，雄视一时。汪中之于子学，最先致力的是《荀子》。他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他治《荀子》从校勘始，撰成《荀卿子通论》一篇，并制成《荀卿子年表》一部。当时，校勘《荀子》者虽不止汪中一家，但敢于肯定荀学为孔子真传，则应属汪中首倡。他于一代《荀子》学术的复兴，皆有摧陷廓清之功。继《荀子》之后，汪中又致力于《商子》、《老子》、《庄子》、《晏子春秋》、《贾谊新书》、《墨子》等诸家学说的研究。其中，尤以《墨子》研究历时最久，用力最勤，创获最多。汪中之治《墨子》亦从校勘入手，现仅存《述学》中的《墨子序》、《墨子后序》2 篇。汪中治《墨子》以求实存真的批判精神，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指出墨学与儒学都是救世的仁人之学，还原了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真实。
（四）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洪亮吉（1746-1809 年）字稚存，一字君直，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洪亮吉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我国古代人口学说发展做出贡献。他撰成《意言》20 篇，集中地提出了他的人口学说，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他如实地反映了18 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耕地和住房的增长难以适应人口增长的严酷现实。其次，他对社会人口的构成状况进行具体的考察，并把人口分成"勤有业者"和"游手好闲者"两类，界于这两类间的是官吏和僧徒道士。他主张抑滞、裁减游手好闲者、吏胥、僧徒道士，以缓和人口增长过快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再次，面对棘手的人口问题，虽然由于历史局限，洪亮吉看不到解决的前景，但也提出通过发展经济谋求人口问题出路等补救措施。他的人口思想在乾嘉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五）焦循的经学思想
焦循（1763-1820 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扬州人。其学博大通达，天文数学、经史艺文、音韵训诂、性理词章、地理方志、医药博物，广为涉足，"无所不精"。他一生所著甚富，卷帐之积几近300 卷。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享盛名于学术界。焦循为学首先致力于传统数学研究，《释弧》、《释轮》、《释椭》三书对天文学的数学基础知识进行了阐发，《加减乘除释》8 卷阐明了加减乘除运算的若干基本原则。《天元一释》2 卷总结了我国古代算法中解一元方程式的天元一术。在致力于数学研究的同时，焦循还究心《三礼》，有《群经宫室图》上下31 篇。诠释《毛诗》，则有《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11 卷。焦循于经学最大贡献是《周易》研究。治《易》为焦循家学，他治《易》不赞成以考据补直来代替经学研究，主张学求其是，贵在会通。他辛勤耕耘数十年，"始究程、朱，渐探陆、郑"，自汉魏以来，历唐宋元明，迄于当代惠栋、张惠言诸家，"凡说《易》之书，必首尾阅之。"焦循的《易》学研究，通贯经传固是其所长，而混淆经传也是其所短。焦循学求其是，贵在会通的经学思想是对乾嘉汉学的一个批判性总结。它标志着汉学的鼎盛局面已经结束，以会通汉宋去开创新学风，正是历史的必然。
四、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以江苏常州为中心。庄存与首倡于前，经其侄述祖传衍，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风而大张其帜，遂自成一独立学派。论学术史者，或因此一学派所治之《春秋》公羊学而称之为公羊学派，或以其郡望命名而径呼常州学派。
（一）庄存与和《春秋正辞》
庄存与（1719-1788 年）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庄存与学贯六艺，阐抉奥旨，于群经皆有论著。于一代今文经学复兴最有影响者，则为《春秋正辞》。全书本赵访以《春秋》求"圣人经世之义"的思路，"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实述何氏，事亦兼资《左氏》，义或拾补《穀梁》"，是一部旨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他认为："《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进而指出："《春秋》无空文"，自成义例，其间蕴涵着"至圣之法"。他还揭橥《春秋》公羊说"大一统"义。他治经以"实用"为宗旨，被推为一代今文经学之祖。
（二）几个承先启后的经学家
清中叶今文经学复兴，作为开风气者，孔广森、张惠言、庄述祖等人的承先启后，同样不可忽视。孔广森（1752-1786 年）以治《春秋》公羊学名世。他的《春秋公羊通义》认为："《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故其书本《公羊》立论，兼采《左》、《穀》，旁通诸家，择善而从，试图阐发《春秋》大义微言。阮元因之评为"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张惠言（1761-1802 年）以治《易》学名家。他以传《春秋》之法治《易》，"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对东汉末今文《易》学家虞翻学说系统阐发，成为一代《易》学大家。庄述祖（1750-1816 年）其学从究心《说文解字》人，以承其伯父庄存与所传《春秋》公羊学，并援以治《夏小正》而名家。他治《夏小正》一依庄存与治《春秋》公羊学之法，重在义例的阐发，后为刘逢禄、宋翔风光大。
（三）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
刘逢禄（1776-1829 年）字申受，又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他治经尽传存与、述祖家学。诸经之中，刘逢禄用力最久，最有心得的是《春秋》公羊学。他从正确阐发何休总结的"三科九旨"入手，对"张三世"、"通三统"诸《春秋》义例作了系统笺释，从而显示了《春秋》公羊学作为应变中求发展的政治学说的历史价值。至此，始为一代《春秋》公羊学的复兴奠定坚实根基。刘逢禄表兄弟宋翔风作同调之鸣，撰为《论语说义》、《大
学古义说》、《过庭录》诸书，常州庄学为之大盛而有常州学派之谓。
五、经世思潮的崛起
清中叶今文经学的复兴，一方面是清初"通经学古"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因而以之为契机，经世思想再度崛起，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等。
（一）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龚自珍（1792-1841 年）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早年受乾嘉朴学影响，后来则走上学以救世的道路。他的经世思想首先集中反映《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的撰写。他撰的《明良论》4 篇，喊出了"更法"的时代呼声。他认为，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深重，必须仿古法以行之，去"救今日束缚之病"。所谓古法，是讲求廉耻，培养士大夫的正气；破除以资格论人的积习，激发士大夫的生气；解脱对各级官吏的束缚，使之充分发挥积极性。他的《乙丙之际著议》25 篇，强调："一祖之法元不敝，千夫之义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再次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其次，援《公羊》以经世。龚自珍治《公羊》是因为其中"变"的倾向与其经世思想相吻合。他少言"大一统"，而多援《公羊》"张三世"、"通三统"诸义以言变革。他讲的"大一统"，主要是由据乱到升平再到太平的"三世"变易说，这种历史进化观虽很幼稚，但开假《公羊》以言社会改革风气之先河。
（二）魏源"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
魏源（1794-1857 年）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金潭人。他的经世思想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对乾嘉学风的批评。对于曾经风靡一时的乾嘉汉学，魏源痛加抨击，斥为"无用"之学。与汉、宋学壁垒中人异趣，他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倡导"通经致用"，进而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社会改革论。其次，《诗古微》与《书古微》的撰写。魏源的《诗古微》和《书古微》是最能体现他"以经术为治术"思想的著述。他的《诗古微》从经世需要出发，不拘泥于家传师法，而是着重阐发深微的《诗》教，以说《诗》为"谏世"之具。他的《书古微》也发明《尚书》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也体现"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的精神。
最后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纂辑。如果说《诗古微》、《书古微》是魏源在假经术以谈治术，因而还不得不披上经学外衣的话，那么他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是呼唤经世思潮的旗帜鲜明的呐喊。《皇朝经世文编》辑成于道光六年（1826 年）。凡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8 纲64 目，共120 卷。全书本"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为宗旨，计著录近200 年间经世文2000 余篇。该书辑成不仅反映了魏源思想的趋于成熟，而且也是清中叶经世思潮崛起的重要标志。
六、文学和艺术
清代中叶的文学艺术以对既往传统的总结和整理为其基本特征。嘉道以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加剧，龚自珍和魏源等力主以诗文救世，文学艺术再获生机。
（一）诗词
清中叶诗坛，以乾嘉时代最盛。主要诗派有以沈德潜、翁方纲为代表的复古派。与沈德潜同时的郑燮，则以反传统的浪漫精神而自成一派。袁枚论诗近承郑燮之浪漫精神，远绍宋人杨万里、明人袁宏道的反传统风骨，倡"性灵"之说而领袖一时。嘉道之际，诗坛革新之风起，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首倡于前，龚自珍、魏源继起而张大其帜。关心时事，不拘一格，终以龚自珍不朽的《己亥杂诗》而为近代诗风开启先路。乾隆间词坛以浙西词派为主流。嘉道之际，张惠言、周济、龚自珍诸人先后继起，一反浙西派反琐屑饾饤积习，以《国风》、《离骚》旨趣相号召，遂成常州词派而雄据一时词坛。
（二）散文
清中叶的散文，以复古明道的桐城文派为主流。桐城文派椎方苞为不祧之祖。方苞所倡古文义法，一则合文统与道统为一，适应了清廷强化思想控制的需要，再则它也确实概括了历代散文在章法布局上的若干成就，因而在雍乾文坛不胫而走。后经刘大櫆、姚鼐继承发展而加以系统化，决定了清中叶散文的发展方向。然而百余年间，文随世变，亦非其一统天下。前期有骈、散文的颉颃，稍后是阳湖古文兴起而唱为别调，最终则是龚自珍、魏源并出，以其洒脱不拘的文风，冲破清规戒律的拘囿，为散文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三）小说
清中叶的小说创作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共55 回，后来流传的56、60 回诸本，皆系他人妄增。全书以鞭挞科举取士的弊害，揭露醉心猎取功名富贵的儒林群丑为中心，对封建礼教、官僚政治以及江河日下的世风皆作了辛辣的讽刺，是一部富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曹雪芹的《红楼梦》共120 回，前80 回由曹雪芹写成，后经高鹗补为完书120 回。《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活动的描写，以及同他们发生往还的各阶层诸多人物的刻画，真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
（四）戏曲
清中叶的戏曲艺术，伴随社会的演进，显示出两个明显的时代特征。一是日益脱离现实的昆曲趋于衰落，二是植根于民间的地方戏曲蓬勃兴起。这两方面的特征，共同促成戏曲艺术的一次重要变革，使之进入地方戏曲兴盛的历史阶段，从而最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五）绘画艺术
清中叶的绘画艺术，以花鸟画成就最为显著。恽格的常州派，画风疏朗飘逸的王武派，用笔庄重的蒋廷锡派，皆各有传人活跃于画坛。无锡画家邹一桂设色明静、清古冶艳而独成一派。扬州的花鸟画家华嵒，风格秀逸，成为正统画风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扬州画派的崛起。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有汪士慎、金农、黄慎、李鲜、高翔、高风翰、郑燮、罗聘、闵贞、李方膺等。他们虽不尽为花鸟画家，但其画风直抒个性，奇逸飘洒，从而构成与先前诸派风格迥异的新画派。他们富于个性的创作风格，给清中叶的画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为近代中国画风开了先路。
第四章 列强侵逼和国内动荡
（道光元年至同治十三年）
第一节 道光朝的基本国情和内政外交
嘉庆帝早在嘉庆四年，亲书密旨，以次子绵宁（后因御名回避例，改旻宁）为皇太子，藏于一个金质的盒子（"鐍匣"）里。二十五年七月，他往热河作例行的"秋狝"大典途中得病，旋"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绵宁遵遗诏嗣位，庙号宣宗，并宣布明年改年号为道光，因此又称道光帝，在位30年（1820-1850 年）。
国家大政方针，在专制政体下，由皇帝一人决定，构成所谓"乾纲独断"的决策制度。这种制度，对国事、政务的治理得当与否，根本地决定于当皇帝这个人的才识品德。他如果才识平平，可是能容净臣，集思广益地御众智，还是有可能做出一些建树的；否则，自己才识欠缺，又亲小人，宠佞臣，那就很难不干出祸国殃民的事，使国家迷失前途。
道光帝的人品，倒无甚瑕疵，即位后把"黜华崇实"作为行事准则，颇能身体力行；如在生活上力求俭省，宫中费用，限定以年银20 万两为度。他厌腻政治礼仪上的繁文缛节和既奢侈又虚张声势的做法。如例有的皇帝每年于八月由圆明园进宫，设仪仗作乐，王公文武大臣于三座门前接驾；他于九年宣布对这一套"朕无取焉"予以革除。他对国家政事也颇留心，有励精图治之心，整饬纪纲之志；可是，由于他的才智胆识，远逊乃祖乾隆帝，惟步其乃父嘉庆帝后尘，以"利不百不变法"为信条。与此相关，他深防大权旁落，必择那些所谓"谨善"的人来辅佐朝政，结果只能"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虽有求治之心，却制定不出、也没有制定过致治之策。
曹振镛TC（少说话多磕头）
加上他又乏知人之明，在他掌握国运的30 年间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不下百余的重臣中，虽也不乏注重实效的能臣，如松筠、英和、陶淘、阮元和林则徐等等，他们都有心辅佐，却不被重用，如林则徐保国卫民，有大作为，功在国家、民族，反遭罪谴。他最信任的，却是谨小慎微，善于揣摩、迎合的庸臣、佞臣。曹振镛、穆彰阿两人，是此中典型。曹振镛为嘉庆旧臣，道光帝即位后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小心谨慎，谨守朝廷规章制度，决不越雷池一步，并有清廉美誉。可是此人无抱负，以做官为目的，尸位保禄是其宗旨，对人极圆滑，遇事总模棱。位居枢密重臣，不能正色立朝，专伺人主意旨行事，间或出些馊主意。晚年，他"恩遇益隆，身名俱泰"，向门生传授做高官秘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终于弄成"九卿无一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析言地方之利弊"的政风。穆彰阿继曹振镛为权臣，"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又善于逢迎。他在位20年，越来越博得道光帝的宠信。他主政之时，适当中英间因鸦片走私，纠纷迭生之时。英国挑起侵略战火，中国连吃败仗，穆彰阿窥测道光帝总想停止抗击的心思，便力主和议。他还不以此为足，主张并执行把力主禁烟、抗击英人的林则徐撤职，流放伊犁。当时就有人斥责他的这种行为，简直在于"宋之秦桧、明之严嵩"之流才会干得出来的事情。他则一意孤行，毫不反省。他权倾朝野，对不依附他的人竭力排挤，信任重用自己的门生、老部下，形成"穆党"。在这样的权臣执政下，弥漫于官场的风气，是"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有为者或指陈时政得失，提出政策建议，则难得采用。于是，一旦有事，便"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已"。
综观道光年代，无论就清代皇朝史还是几千年中国历史说，在内外形势演变中，都处于转折的关键年代。在这种年代里，一般说，既充满危机，又富含机遇，作为危机会延续，作为机遇总瞬息即逝。一个国家的前途、一个朝代的命运，究竟是遇危机而沉沦，还是抓住机遇由革新而振兴，就看当国执政者。面对变局，能否善于应变、驭变、用变了；是否善于因革损益，制定出一个能够适应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本国根本利益的国策--倒不一定是成文的、系统的；而且有强有力的政治重心来实践了。道光朝执政者的行事，对上述问题作出的答案，却都是否定的，从而带给国家以从来没有过的巨大严重损害，带给清朝自己的则是终使它被推翻的一个因素。道光朝一代政治和基本国情，且分三个子目叙述如次。
一、国情略述
（一）版图被蚕食
中国当清代乾隆中（18 世纪中叶），最后确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息疆域。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并《清史稿》记载：它东起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帕米尔高原），南至南海诸岛，北至漠北外兴安岭，总面积约达1400 万平方公里。清政府曾因事庄严声明：中国领土，"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不容侵犯。虽然此后北方边地，时遭俄国蚕食。总的说，经过一百年，进入道光朝，一直是"金瓯无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无能保国卫民，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被强制接受香港割让给英国的要求，允其"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开了一个恶例，不仅仅面积80 平方公里的宝岛被英国割去，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也都对中国领土抱着野心；在嗣后70 年间，即截至清亡，在列强的侵略下，通过"割让"和"划界"，中国领土至少丧失了150 余万平方公里，再也不是原有1400 万平方公里上下了！
（二）国土开发概况
清政府在最后确定中华民族生息疆域时，为便于施政，作了行政区划，其序列是：（1）京师，（2）直隶，（3）盛京，（4）江苏，（5）安徽，（6）山西，（7）山东，（8）河南，（9）陕西，（10）甘肃，（11）浙江，（12）江西，（13）湖北，（14）湖南，（15）四川，（16）福建，（17）广东，（18）广西，（19）云南，（20）贵州，（21）新疆，（22）蒙古，（23）西藏。至道光朝，依然如此。
中国国土辽阔，自然景貌千差万别，既有肥田沃壤，也有沙漠瀚海。地下富有矿藏资源，水域（内江、外海）又多鱼盐之利。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交相作用形成的客观现实，各个地方开发程度、发展状况很不平衡。设以上述行政区域为准，参以发展状况作宏观考察，可分两大部分：即（一）中心地区包括上述序列中（1）、（2）合一和（4）至（20）的共18 个地方，即18 行省；（二）边陲地区，又可分成四个地区，即把上述（3）盛京作为东北地区；（22）、（21）和（23）依次作为北部、西北和西南三个地区，各个地区的开发概况，基本如下。
进入嘉庆初年，中心地区相对于当时经济技术条件，除了甘肃（包含今之青海、宁夏）总的说，已实现了充分开发。华北大地的"山峦海滩"，"开垦无遗"。长江流域的中游各地，连"深山穷谷"也在耕作；下游各地，特别是江南一带，既宜农，又富水产，构成"鱼米之乡"，成为国中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区域。西南的四川，"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水陆可耕之地"，都已"垦辟无余"。云、贵两省，情况虽逊于四川，基本上也都地无弃土，或集聚于有矿山区，开采冶炼。华南的两广兼及福建，原是很早已经开发的地区，其中如珠江三角洲的开发程度，并不亚于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西北的陕西虽早是高度开发之地，只缘种种原因，进展缓慢，开发较滞后；它的南部（包括鄂西北地区），在清初康熙年间，就是"人烟星稀，土地荒芜者居多"；经乾隆中起的大力开垦，到道光朝，景观改变，如在秦岭南麓，已经出现"有土之处开垦无余"，"漫山遍谷遍植包谷"的景象。
边陲则是另一景象。此中的东北，其"辽东"、"辽西"一带开发程度，与华北平原相似。从这里往北至边地，清政府视为"龙兴"之地，厉行"封禁"，转使这块宝地任其"自然"，长期不得开发；特别是在松花江以北地区，茫茫大地，长期处在有如"洪荒"状态。主要为保障驻守沿边及各地重兵的军食、各驿站站丁的粮食供给，设置了一些屯田（兵屯），以及为拘禁、改造犯人的"犯屯"。待垦的土地大大多于已耕种的。
蒙古以大漠为界，分"漠南"，"漠北"；无论是"漠"之南或"漠"之北，受当年利用、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多未开发。加上清政府之治理其地，实施盟、旗制相辅而行，采取封禁政策，严禁汉人进人蒙地，也不准蒙族人--上起王公，下至牧民--擅入内地。虽实现了预期实现的安宁和稳定，却也使整个北边宁静得近乎死水般的沉寂，严重地限制了地区的开发。新疆以粗犷雄伟的高大山脉（如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等），坦荡辽阔的大漠戈壁（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等），构成本地区的"三山夹两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主要地貌。如此高山、盆地交错，降雨量少，气候干旱，但蕴藏丰富矿藏，动植物资源也丰富，相对于清政府在统一其地前的"千里空虚，渺无人烟"，经其后的锐意举办农牧，采取"屯田以供军食，屯牧以供军用"等措施，到道光时，已使新疆大地迅得整治；不过，还限于某些大（某一局部地区）、小（城市及其附近）不一的"点"上。西藏地方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拉萨地区和羌塘、阿里一带等少数地方，己有一定程度的开发；其余大部地方，犹待整治。
（三）经济基础
边陲地区的总面积大过整个中心地区；各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经济生活或以农或以牧为主。北边地区无论漠南、漠北，都以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几乎只有单一的畜牧生产活动；有小量的农业、手工业，只是作为牧民家庭副业而存在。放牧方式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但到了乾隆中叶，出现渐向定居放牧的演变，漠南则兼事农业者渐多。西北地区农牧兼重，矿业也较发达。西南地区农牧兼有而以农为重。东北地区农业占压倒地位，
个别地区则还盛行狩猎和采集经济生活。
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虽以封建制度占主导，但不乏仍实行奴隶制经济的，甚至还存在着氏族制残余。整个中心地区论面积虽有逊于几个边陲地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国中则占主导地位。它的某些局部地方，虽也零零点点地存在着前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究以封建经济占据主导，代表着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面貌。
国中传统的封建经济制度延续了数千年，直到道光年代中国仍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经济体系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它的特征是，主要生产资料--耕地的绝大部分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室手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他们租种土地，以收获物的四成、五成、六成以至更多的份额，或以货币、或以劳役、或以实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所有的土地，比之农民要稳固得多；随着岁月的推移，地权的分配，个别的虽时有分散、集中的变动，一般说来，是减少的少，增多的多。无权无势的人们，主要是农民，情况相反。他们终岁耕耘，却一直难以改善所处的境况。一遇病丧事故、水旱灾害等意外，不得不把自己的少量土地零细地出卖，而呈现出增加的少、减少的多的现象。土地日益集中于封建统治阶级手里。到道光年代，国内土地集中情况已很严重，地主户在总户数中占不到10％，所拥有的土地却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着社会产品的分配。地租的量（租额），随着地权的集中而增加着。若按地租率来说，道光年间与嘉庆初年相比，大致从50％增加到60％-75％。中国地主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都是小生产经济。举自耕农经济为例说。利用原始的农具、技术，动用大量的劳动，耕作着小块的土地；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水平也低。在经济生活中，小农家庭的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每家农户动员其全家成员从事田间劳动或副业生产。副业有种种，而以纺和织为重；由于小农家庭的男性多从事田间劳动，女的则从事副业而构成了"男耕女织"的模式。农家以副业之所人，补农业上或有的不足，或用以稍微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长期以来，手工业作为农家副业和个体经营形式广泛地存在着；工场手工业截至道光年代前，也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成长准备了前提条件。在中心地区，每省早有不少集镇，三日一集，五日一市；还有许多集镇，久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工商业中心，以及出现拥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都在表明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的程度和景况。
二、内 政
内政有军事、民政之分，先述民事。
（一）民 事
民事包括"科"和"抚"，涉及方面很广。漕运、盐政、河工三大项，既都关系到清政府财政的盈绌，又与民间生活密切联系，时称三大要政。然则在当年这三大政情况又是怎样呢？
（1）漕 运-（TC）
漕运由漕粮而来。漕粮是清政府从国中粮产较丰的鲁、豫、苏、浙、皖、赣、鄂、湘八省征取米豆等的实物田赋。它虽是田赋的一部分，却和地丁的征解完全分离，与漕运合成一体构成一种独立的制度。每年漕粮经运河输送京师有400 万石左右。地方官员、经手胥吏，在粮运征解过程中，上下其手，暗索明勒，到乾隆中叶，已是"诸弊丛生"，道光年间在运河日就淤塞中，更是问题迭出，却得过且过，即使探索、试行了颇见成效的办法，也不能付
诸实施。
漕粮经征集付诸运输，直至运到京师通州仓库验收，中经道道关卡，层层环节，方方面面过手的人都要染指，索取或多或少好处费。如起运时，由于各州县仓少粮多，保管困难，弄得米色不纯；职司运粮的运军运弁，便以此为由，"逐船挑剔，不肯收兑"，以求遂其勒索，然后才肯装船起运。运军、运弁押着漕船北行，一路有似闯关那样，处处打点，好不容易到了通州，又需处处"报效"，如往仓院、粮厅、云南司（户部中职司漕粮的部门）报到（"投文"），都须银钱开路，形成"常例"，名为"仓官常例"。运军、运弁对漕粮在起运前"刁制"州县办漕人员，运到通州受"刁制"于仓院等处，日久形成应付办法：起运时，夹带南货（道光时已早经明文规定可带定量货物），到通州后售卖；返回时，偷运私盐牟利。"漕臣虑重载
难行"，严禁多带，可是他们为谋生计，怎么禁总难禁止。只要有钱孝敬，漕臣也眼看眼闭对之。总之，漕政中满是弊窦。
漕粮从财政制度看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制度。每年为运解数百万石粮食，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转运组织，所耗费用数倍于粮价。道光年间有识之士屡有议论，认为该另筹良法，林则徐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超过数石粮价，绝对不是好办法；应在"京津一带兴治水利，垦辟田地，试种水稻，以所收谷物折征南漕"。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了等于白说。运河作为漕粮运道，从嘉庆年代起疏于治理，在道光年代"河身淤填日高"，"漕河常有溃决"，使漕粮运输本身出现了难以长此维持下去的警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当道光初年运河漕运一度濒于瘫痪状态，力主改用海运；道光帝虽亦赞同，却在既得利益者和赖漕运以生活者的非议，列举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所谓海运有"风涛"之险、海盗骚扰之虞，漕米会多"霉变"、费用将更形"繁巨"等等为理由的抗议下，试运成功却又因循旧例。
道光末年，安徽布政使陶澍，对类似的弊窦危机，提出类似的主张--海运，调任为江苏巡抚后负责筹备。他经周密策划，忖诸实施，终使漕粮由海路远较河运快速而安全地运抵天津。清廷派大臣检验，并无霉变，米色莹洁过于漕运，每石摊计运费只银四钱，还不到河运运费的一半。过去所有反对者列举的理由，都被事实证明为似是而非。陶澍进而疏陈海运章程八条，拟对漕运作番能适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需要的改革工夫。可是，在以"守成"为本并一代委靡政风下，终于顾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又防因漕运改道，使当年多半参加秘密会社的运夫、水手等以失业而激成变故终未曾真正付诸实施。
（2）盐 政-纲商（TC）
是又一大政。时人视盐官为肥缺。他们与盐商勾结，对盐税稽征，蒙混欺蚀，积弊重重。影响所及，盐以税苛使价格不能轻减，进而以价贵不能与私盐相竞争，导致官盐滞销、私贩盛行。官盐既滞销又影响盐税收入，形成恶性循环。不只如此，贩私者（时被称为"盐枭"或"私枭"）也多参加社会基层秘密会党。他们为抵敌缉私，往往集众持械运行。这既是对官府权威的一种挑战，也成为社会治安不宁的一个因素。对这么一些眼前问题，清政府也下不了决心来处理。滨海七省，都产海盐。内地某些省份，如豫、晋、陕、甘、川、黔以及边陲地区的蒙古、新疆地方，或产池盐，或产矿盐。
盐的制成，截至道光年间，仍全靠手工。制盐需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并非随处皆宜。制成的盐，在工业不发达的当时，专作消费资料，而且其量是有一定限度却又是必需。历来封建政府并不把制盐当做一种产业来看待。针对盐的产销特点，为把盐作为一种税源且有利于征取，采取了统制专销办法。清代也是这样规定、制定了生产、运输、销售等制度和各种法例，统名之为"盐法"。道光朝按照"祖制"行事。这个"盐法"的主要内容是，把全国滨海能制盐的海岸，划定为盐场；除个别地方例外，全属国家所有，招集殷实商人充当场商"领帖"来生产。腹地各省含有制盐之水之地，募商"投税印契"领办，虽也有少数例外，原则上与制海盐的相同。盐的运销，采取"引岸"制度。"引"即"盐引"，是转运食盐的许可证，"岸"或作"引地"，是销盐的区域。设有越界售盐，以私盐论，例禁甚严，越界买盐也不许，也定为非法。盐的销售，采取包商专卖制度。也就是有意经营盐的人在向政府输纳规定的额课后，由户部给予"盐引"（许可证），成为盐商来营业。他们具有世袭性质，由此
衍生，盐商成为专商，在官府支持下垄断盐的销售，时名"纲商"制度。
纲商制度沿用到嘉道年间，也是百弊丛生；又拖了十来年，其弊更甚。有关官员如郑祖琛指出百弊的症结：在于"商之世其业者遂专其利以病民"。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招集殷商充当场商专利上。他并历陈由此滋生的种种弊端："出之于场灶则偷漏有弊、夹带有弊，验之于监掣则掌秤有弊、捆包有弊；售之于水贩则搀和有弊，??"等等。他又揭露场商所以能够垄断专擅盐利，奥秘在于不时以"捐输"、"报效"名目，献贡金于政府，并以种种"规费"（其实与行贿差不多）"结纳官吏"。他没有揭露的其实还有很重要一点：宫廷有所额外需费，皇帝至尊也经常间接强制或讽示盐商作出"报效"。郑祖琛说：这么一来，"经费愈多"，"成本愈重"，盐价乃上涨，转又促成"私盐充斥"，导致盐税收不上来，使国库亏损。他浩叹"纲法"实在是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可收拾"还得收拾。道光十一年，陶澍继筹办漕粮之后，升任两江总督，兼管盐政，特别是要他解决此中秕政。道光帝另命令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同赴江宁，配合陶澍会商改革盐法。陶澍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采纳包世臣、魏源等人的建议，认定不减轻官盐盐价便没法与私盐相抵敌；不减轻制盐和运输的成本便没法来降低盐价；而不裁减冗费，没法减轻成本。一旦减轻了成本，官盐盐价降低，便可以压倒私盐。那么，民间怎么还会冒着犯贩销食用私盐的罪名去贩销私盐呢？他出于除弊即以兴利的认识，认为关键在于"裁减冗费"；换句话说，也就是关键在于肃贪清腐上。据此，他和王鼎一起，拟定并奏准15 条章程，改采"票法"来治理。"票法"的核心内容是：官府在盐场设局收税，商人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领票采盐。用此办法，减少盐商需要"结纳官吏"而导致的层层盘剥。他认为若"尽革中饱蠹弊"的费用，"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盐价自然可以大大降低，商人仍有利可图，私盐便不禁自绝。
这个破除垄断"世业"盐利的办法，实质是向开放盐业的方向转变，允许自由竞争经营，而符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陶澍的办法，在两淮盐场的淮北推行后，即收到了预期的积极效果。他疾恶贪渎腐败，又辅之另外一些做法：如在"裁浮费、减窝价、慎出纳、核滞销"的同时，坚决"清库款以革浸渔"，把盐政衙门小金库中的库储缴公，基本上收到了"弊风肃清"的效果。可是，陶澍不久病故，不只是本拟推广于其他盐场的未再推广，就是在
试行取得成效的盐场也不能坚持下来。随着道光年代的结束，全国动乱遍地，更出现了"盐法隳地"景象。
（3）河工（TC）
贪污奢靡风气弥漫于当年河工之中，是和盐政一样出了名的。治河总督有南督、北督之设，南督驻清江浦，事务繁剧；北督驻济宁，事务较少。主管河工的，固然也有实心任事的，一般地说，多视河工为肥缺。河工经费规定"每岁银数百万两"，大抵相当于政府财政支出总量的1/6，不能说不多；可是"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这就很少了，那9/10 哪里去了呢？--不是被有关文武员弁所挥霍，便是被大小衙门应酬所花费，还有为"过客游士"所分润。贪污舞弊者的心态多是残缺的。他们今朝有酒今朝醉，生活奢靡无度。据笔记野史：道光中，某河督宴客，宰猪50 头，专取猪背肉一片，才集成猪肉一盆；又宰骆驼数只，专取驼峰肉少许，以成驼峰一盆；配以其他山珍海馐，一席所费达白银几百两，而且还须在几个月前多方搜购才能备妥。至于下属各厅、各道，除了忌辰的日子，几乎无日不演戏作乐。河督衙门冗员特多，单说幕客，多至百人以上；不论其人有才无才、有德缺德，每每因人设职。常有在职数年，从未办过一事，纯是"闲差"；还有连与主管都从未见过一面的，只缘系显要者所推荐，担当一个挂名差使。如果说幕客中有被派督导工程事务，哪怕只是不多几天，也被同僚羡煞。因为，这正是上下其手，浮支冒领以饱私囊的机会。更离奇的是，新科翰林如果拿着朝中显要的荐书拜访河督，后者例给馈赠。就是举人、拔贡，只要持有要人的介绍书札，走访库道官员，也可以得到数以百计的赠金。
上述与河工毫无关系的支出，竟成为河工项例须支出的经费。后因财政日益拮据，道光帝于二十四年正月谕旨严禁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向河督请求资助；并命令河督，若遇到有拿了介绍信要求谒见"意在于求"的，"应即将之扣留，指名奏参"；又令两江总督、山东、河南巡抚明察暗访，如果发现有上述情事，"该河督未即举发"，"即行单衔奏参"。可是在吏治普遍腐败的情况下，有关河督投鼠忌器，罕有切实遵旨执行的。有关总督、巡抚们，有可掩饰的，总眼看眼闭地相对待，从而使腐败一如往常。道光帝也疲了，只得明知故昧地不了了之。
管理河道这个庞大机构，顶端是河道总督；次一级有河道、河厅。各省河厅一二十个不等；每厅即使很小，也照例设有同知、通判、县丞、主簿、巡检等官或吏以及幕友、书办人役。河厅外有河营，河营设参将、游击，直至千总、把总等武官，官指挥着河兵。他们要捞钱，单从河工经费中贪污，毕竟有限。一遇汛期，民间提心吊胆，他们却视为敛财的机会。他们以"抢险"为名，向民间一次又一次地摊派。当时有民谚讽刺道："黄河缺口，黄金万斗！"道光朝河政，随着岁月的推移，在日益窳败下，河工在技术上也越来越不得要领，只知加培堤岸，不求疏浚河道；以致"河底日高，堤身递增"；中游以下两岸"城郭居民，尽在水底之下"。琦善在任山东巡抚时，倒提出一个未尝不可一试的建议："改海口以减黄，抛护石坡以蓄清。"清廷以"守常为经"，认为改海口是件大事，不可不从长计议；事实是搁过一边，不再议及；仍遵循旧章，治河单以增培堤堰为主。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只在于此。道光最后10 年间，作为治河要事的增培堤堰，流落成为专干些不顾后果的粉饰之工。时人记道：有"将旧堤并不加高培厚，反将旧土铲刨见新，藉掩耳目"，"水愈长而愈高，堤愈修而愈薄"。在如此整治下，不只是屡修无效，反而"河愈治，患愈重"。防汛、抢险条件，越来越被削弱。一旦洪水滔滔，便人为鱼鳖！
（二）军事
清政府对兵采取世袭制。八旗兵丁补缺，都从各个盟旗里挑选来解决。绿营补缺原则基本相同。即汉人之被挑选为兵的一家编入兵籍，父在子为余丁，父死由子拔补，只在家无余丁情况下，才另从民间募足。这种"兵制"，实践证明，存在着严重缺陷。兵既世业，与民"分途"，变成异自于民、凌驾于民的特殊人物。特别是八旗兵，成为民间侧目的民族压迫的象征。又兵既世业，拔补兵缺，只能局限在少数人家范围内进行，难以保证兵员素质。
八旗兵一家生活固由政府包了下来，绿营兵也是这样。"丁在兵籍"，由户部支给粮银养家。这样，为维持这支常备军，不只是对兵员（无论是老、小、强、弱）都须关给饷项，而这个饷项量还需考虑到能够保障当兵的一家能够生活得下去。其结果，这支军队不单是一支花费很大的军队，而且是一支效率极低的军队。
清政府的兵制军事，在道光一代，基本上沿袭旧轨。营务和备防国家安全情况又如何呢？这里分述如下。至于对内"重定回疆"和对外在鸦片战争中反侵略的军事，在下文再一一叙述。
（1）营务废弛
吏治败坏的风气同样侵袭到军内。加上兵制中的固有缺陷，导致出现的突出现象，是营务废弛。
清政府为酬奖"八旗"攻战勤劳，佐成大业，自始给予优厚酬庸。"八旗"也自以为"从龙有功"，一入关，即"怠于武事，耽于逸乐"。早在乾嘉之际，当官的热衷于肆意挥霍，骄纵于胡作非为；素为旗兵美称的骑射，却日益生疏起来。上行下效，当兵的完全失去勇敢、强悍的气势。在道光年代，卫戍京师的旗兵，经常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以及相聚赌博。如果遇上轮值当班，便雇人顶替，"点缀了事"。分驻各省的，则骄横得很，既凶悍，又蛮不顾法纪，经常寻衅斗殴。道光十六年秋，福州驻防旗营寻衅捣毁市上饭铺，捆打平民，激起众怒，罢市以相抗议。二十六年夏，湖北荆州满营旗兵，在观赏划龙舟时，与民众"争强互殴"，竟至拆毁汉人铺户约150 家，弃掷商货、焚毁房舍、伤毙商人20 余人。这固然是比较突出的事件，但毕竟是发生过的实事。军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进而在满汉之间产生新的怨恨。八旗兵事实上逆转成为清政府难以解脱的一个沉重政治包袱。
绿营在建军初期，表现出了能征善战的战斗力，颇有一些锐气，经过康乾盛世，日趋委靡，向着吃"铁杆钱粮"的寄生集团蜕变。在道光一代，绿营积习相沿，平时绝少操练，有时举行例行的演习，所摆队列，依然是明代传下来的旧样，在校阅中颇显壮观，临阵打仗则毫无实用。各省军事首脑如提督等大员，往往把营务推给次一级的军官去管。这些军官又再推给基层的如千总、把总等去处理。上下根本不认真从事。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考核练兵效果的"春秋两操"，各地的绿营，或虚应故事，或压根儿不予执行。陆军是这样，水师也彼此彼此。它的统巡、总巡、分巡及专汛各员，对于出洋巡哨制度，往往怠忽不予执行，或者是本应亲自巡查，却差遣微员代替。水兵们对于操练、驾驶等事，平时既少练习，甚至"全不练习"，自然"不谙水务"，不善驾驶；一旦遇上真的需要放洋，只好临时雇佣民间舵工，代为出海。
部队内部营务人员的营私舞弊，相习成风。军官冒领军饷，无论陆师、水师，习以为常。军饷之被冒领，大别有两类：一是吃空额。兵册上多虚名，有名无兵：一是克扣军饷，兵丁实际到手的，往往不到应给的一半，所谓"饷之及兵，十不余五"。兵丁所得，只能维持自己的生命，难以赡养家庭。营官为求能长保克扣收益的源源不绝，纵容营兵去别营生理。这个口子一开，营兵既有兼做生意的，也有兼做百工手艺的，甚至一支绿营原始赋予的禁赌、
禁娼的任务，反而干出包庇赌博、窝藏娼妓的恶行。营伍中弊病，一些官员屡有揭发，做皇帝的也一再下谕旨严令整肃，可是收效甚微；或如时人所记："不能稍变锢习。"锢疾不除，只能日趋恶化。道光中后期的清军终致不堪问闻："陆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官专练奉迎应酬工夫，要他练兵，摆队列阵式，教的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这些还算是好的。另有一些营伍直似由一些亡命之徒所组成。例如在福建漳、泉一带，"悍卒"千百为群，经常发生打群架、械斗等事故；四川的"冗兵"，多以"勾结盗贼为业"，或伙抢民间，坐地分赃；或窝匪行劫，无所不为。至于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则几乎各省都有。一代常备军，竟蜕变成"有将不可恃，有兵不可用"；"战守不足，扰民有余"的武装群体。
（2）国防空虚
清政府的建军宗旨，和国（家）、兵、民的三者间关系，有过阐释："国家为民设兵"，"民出赋税以养兵"，"兵任操防以卫民"。就"民出赋税以养兵"说。民，确是尽了极大的义务。时人核算，单计"养一马兵"，即骑兵，不包括喂马的刍豆等费，设以田赋为准，需费"七百亩之赋"；单养一步兵，不包括"盐菜衣装之因事而给者"，设以丁银为准，须"百丁之赋"。这支兵是"为民"、"卫民"的吗？则是另一回事了。从这支军队平时在国内的配置、驻防和所负具体任务上，可以窥见一二。
八旗的具体任务，是"翊卫京师"，"镇抚地方"。从这点出发，足足有一半兵员（十二万人）组建"京营"，驻于京师，成为京师的卫戍部队。余下的约三分之一"驻防"于"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约三分之二分别驻于一些省份，以资"镇抚"。绿营除在京师驻有巡捕五营约万人外，其余的全"按道里之远近，计水陆之冲缓"，分散在各省关山要隘，设镇戍守；任务是"防民防贼"，"建威销萌"。
清政府在理性上认识到国界界址凛然，不容侵犯；可是实际中对于防务，一贯忽视；界址虽凛然却常受侵犯！
众所周知，中国国界有陆海两界。从吉林、黑龙江起至新疆的东北、北部，西北的北界，和西南边陲地区，虽布有"防军"、"戍营"，只是略胜于无，到处存在"鞭长莫及之虞"。海防是直到同光之际才比较认真地提上议事日程的。在此之前的外海水师，"仅备海盗"，"保商靖盗"；实际上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样，东南西北任何一方设有入侵者，清军都无力制止。在道光一代，即使在鸦片战争前，俄国一再蚕食北边、英国除了擅派兵船在东南沿海任意游弋外，又数度派人从印度非法越境入西藏等地活动，与在国家防务上疏于防备也极有关系。
（三）"重定回疆"
清官书中"重定回疆"一词，系指敉平张格尔叛乱事件⑤，或简作"张格尔事件"。这一事件，是事关维护国家统一，破除分离主义者野心活动的大事。
"重定回疆"，既是民事，又是军事，或者说，是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民事。张格尔事件以及其前、其后与之密切相关的事态和处理，几乎贯串了道光一朝的始终（从二年到二十七年）。这里作一总的概述。
（1）"酿乱"和"乱"的先声
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回部"（或作"回疆"），慎选军政长官--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因俗施治"，与保留下来的伯克制度的众伯克们和衷共济，秉持"安抚"原则，协力行政，并轻减赋税，广辟屯田，出现了吏治清明，经济发展，各族居民相处和洽，民间安乐的局面。清廷鉴于大小和卓虽被正法，其家人中有逃至域外浩罕等地，如萨克木（大和卓木的儿子）并蠢蠢欲动，企图在回疆恢复其已被摧毁的统治，乃以岁给浩罕银1 万两以行监视。内政外交如此并治，边围得以安宁元事。
日久玩生，挨到乾隆末，清廷任用的将军及诸大臣多有不当，贪污滥权习以为常。他们与伯克相勾结，苛勒民间（其量往往比正额多一倍、二倍以至更多不等），而且生活糜烂，腐化到"广蓄回女"，即维吾尔等各族少女，强令他们"更番入值"陪侍。回众不堪其扰，有外流到浩罕等中亚各地，以行消极反抗。嘉道之际的南路参赞大臣斌静，更是擅作威福，"任性妄为"，荒淫无度，诸回更"恨之恶之"！
萨克木的次子张格尔把当地官员的败政恶行取作机会，便与流亡于浩罕的回人北走布鲁特，与布鲁特族（即柯尔克孜族）人一起于道光元年，侵扰喀什噶尔的近边。布鲁特头目苏兰奇人边告警，清官员绥善竟斥其多事，加以驱逐。苏兰奇愤清吏糊涂，乃与张格尔一起行动，进攻边境，并入境内。清领队大臣率师讨伐，俘百余人。斌静为邀功而滥杀，殃及无辜；且以苏兰奇通贼滋事上奏清廷。张格尔实则未受惩创，他乃利用斌静之流的只知报功邀宠，不作备防，便据那林河源，募兵集众，屡屡骚扰边境。他施展战术，引清兵出击，待清兵驰至又远遁，兵疲，边地也不得安宁。
清廷继道光二年派伊犁将军庆祥深入调查，尽得斌静"酿变"诸罪状予以革职法办后，到五年决定由新任参赞大臣永芹指挥清军出塞追剿。可是，清军疾驰400 里，又一无所遇，却屠杀布鲁特族百余人。布鲁特族首领以清兵无理滥杀，组织武装队伍，一路袭击，清军反而被杀殆尽。这个消息一传至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和阗--布鲁特和其他各族人民纷起响应，其势汹汹，构成张格尔事件的先声。清廷闻讯特命大学士长令代庆祥为伊犁将军，庆祥代永芹任南路参赞大臣，以抚慰当地回众并弹压张格尔率众扰边，一时给予权宜的处理。
（2）张格尔事件
中亚浩罕、布哈拉等部落，对中国军队到达葱岭颇多疑虑和嫉忌，同时，又都想蚕食中国边睡。此所以容留张格尔在那里，并怂恿其行动。张格尔熟知中亚诸部落以浩罕最善战，且有染指中国边地野心，可以利用。便派人向浩罕求援，愿于事成后把喀什噶尔划归浩罕，并把四城掳获所得的分给一半作为报酬，一时双方勾结了起来。
道光六年（1826 年）七月，浩罕部落首领率兵万人支援张格尔，张格尔侦知清兵驻守喀什噶尔不多，旦夕可以攻陷，便背弃前约，前者以张不重诺言，挥军回师。张格尔派人诱惑其部众数千人，发起暴动。清军轻敌大败，庆祥自杀殉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和阗四城，相继落人叛军手中。
张格尔一进入喀什噶尔，受到被煽动起来的居民的欢呼，乃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意即圣裔张格尔国王，着手复辟和卓家族的反动统治。张格尔以清政府的败政，煽动民众附从其叛乱；一旦为王，便以暴易暴，对所控制地区和住民，暴虐程度"甚于此前的千倍、万倍"。除了大肆掠夺地方府库外，又纵容伙党婪索民间财物，索要妇女，并强横骄恣任意屠杀，歧视不同教派的民人，借宗教名义，大量侵占民田民宅，等等。
清廷获悉败报，认识到回疆之乱，非伊犁所驻五六千兵丁所能平定，决定除了调动驻在新疆的绝大部分兵力，再从陕、甘、吉、黑各地调动步、骑兵6000 余人出玉门关，并任命长令为扬威将军节制诸军，陕甘总督杨遇春和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亡年春，清军齐集于阿克苏后，即大举进攻喀什噶尔并克复之，在维吾尔等族广大人民积极支援下，乘胜追击，先后攻下英、叶、和三城。张格尔脱逃出边，清军一度出塞追剿旋回师。长令旋用计使人出边告张格尔："官兵尽撤，喀什噶尔空虚，诸回翘首以望和卓"。张格尔在"穷蹙"中信以为真，率步骑500 人偷袭喀什噶尔。新任参赞大臣、提督杨芳率部反击，斩其部众几尽。张格尔仅率30 余人逃命，中途为布鲁特人擒献清军。八年正月捷报至京师，张格尔于献俘礼后，即为清廷所杀，从而结束了后被称为"重定回疆"的这次平叛战事。张格尔擒杀之后，长令行文浩罕，要求引渡张格尔家属；遭拒绝，清廷无意继续用兵，谕杨芳严绝浩罕贸易以资惩戒。十年（1830 年）浩罕王妄想用武力恢复贸易，利用摩诃末玉素普--张格尔的哥哥--带了流寓其地的喀什噶尔人大举入寇，一度夺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诸回城。长令、杨遇春、杨芳等率兵驰往，寇军闻风逃遁。
在此形势中，浩罕王上书长令，愿修旧好，请许通商。十一年十月，双方达成协议，其中要点三项：第一，浩罕将所掠兵民放还，并为清政府监管和卓族人。第二，清政府与浩罕恢复贸易，并许免税。第三，清政府将已往所抄没的浩罕人资产给还。西北边陲虽一时宁定下来了，但分离叛乱的根子，并未铲除。
清廷与浩罕成立和约之后，又采纳长令的建议，把原驻于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移驻于叶尔羌，并于西四城的闲地，招民开垦，以济军粮。那里之有屯田从这时开始。新疆一词实不确切，却也无可无不可，事实上取代着"回疆"一词的这个专有名词，也是从这时开始并沿用至今，且将垂诸永远。
（3）七和卓木之乱
经过鸦片战争，清政府更疏于陆边备防（这里专指西北），又未能注意民生疾苦。域外入侵骚扰形势，又似可以触摸感知。林则徐流放新疆处在"效力赎罪"的逆境中，在二十五年前后，深入履勘了南疆、东疆各地的垦地和调查了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怀着一片忠心，上奏清廷，恳切陈词，要注意关注回民的生计，特别是"穷回"的生计，要捍卫边地的安全，"穷（兼含偏僻、辽远与穷困的意义--引者）边"也是"边"地，同样是神圣领土不容侵犯。他有为而发说明着实际存在的相反情况。清廷对"罪臣"之言不予理会，也由于其时正遭资本主义列强的横蛮打击，根本顾不上这些本应密切注意的问题。大小和卓--张格尔之流的余孽又以为有机可乘。在浩罕部落的嗾使下，和卓木族加他汉等7 人，在二十七年率众往来于喀什噶尔附近，又准备大举侵扰。伊犁将军闻讯，派重兵驰至才遏止了这一伙史称"七和卓木之乱"事。但清廷无意也无力予以痛惩，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到同治年间，又发生了阿古柏从浩罕入侵，盘踞新疆的事件。清政府为"重定回疆"所耗经费约近银2000 万两，成为道光朝一笔巨额的"例外"支出。但它毅然大张挞伐，维护了边地的宁定，捍卫了领土的完整。这是道光年代值得一记的大事。这件事中透露出的讯息则是，当年清政府对该做、能做的政事即使尽力做去总也难把此事真正做好了。
三、外 交
中国历代政府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等特点，形成特有的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政策，一直沿袭到道光朝，仍然在说"我中原万里版图，百产丰盈，并不惜资外夷"。至于要求遣使来华，建立外交关系，仍拒绝接受。虽则如此，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美洲的美国等国，已有贸易的存在和偶有使节的往来。其中以英国的活动为最活跃。这里主要叙述英国，兼及其他有关国家。
（一）中英贸易中鸦片走私及其直接后果
大致从1750 年到1850 年这100 年里（最后30 年相当于整个道光年代），英国实现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过渡，工业则又日趋机械化、专业化、产品（商品）标准化，从而完成了第一期的产业革命。几乎与此同时并进，它日益扩大着对华的贸易活动，又始终认为中国这个潜在的理想市场不能满足它的要求，而一再蓄谋采取超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暴力手段予以突破。
（1）贸易概况
截至进入道光朝（1821 年），英国对华贸易仍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它从1790 年起半个世纪里，一直企图在广州试销英国当年的王牌产品--机制棉布、毛织呢绒；可是由于售价高昂，始终乏人问津；概括说来，总须亏本35％至40％，才能"拍卖脱手"。这是什么问题？固然作为商品有适销对路与否的问题，更基本的，表明了英国资本主义虽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设若就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的水平说，在市场上，还没有达到足以占据绝对优势的程度。
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达到的水平，相对他说是低的，但它拥有的特产品，如丝、茶、漆器、瓷器，由于品质优良，素为西方所欢迎。特别是茶，从18世纪后半叶起日益成为英国人民所普遍欢迎的饮料，销路稳步地增长着。在同一个半世纪里，从期初到期末，出现了几倍的成长。东印度公司在从中国出口茶叶这笔生意上，年年赚着大利，间接成为英国一大税项。英国的王牌产品输入中国只能亏本拍卖脱手，由东印度公司运来的其他商货，如用作茶叶箱外包的铅皮、其他金属品，以及从印度转运过来的棉花，统盘牵算，所获盈余，还不足以支付在广州购买的茶价。长时期以来，为谋求支付平衡，英商运来白银--主要为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以资抵偿。合情合理，双方兼利，相安无事。
（2）鸦片走私入华后果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施展其殖民主义活动中，当18 世纪末，掌握了鸦片在印度的种植和行销并成为大宗税源后，决心贩卖这种毒物，取代银货弥补对华贸易中的赤字。鉴于中国烟禁甚严，它便采取走私来推进。鸦片的历年走私量，无统计。作一估计，略如下表所示。
英国东印度公司把毒物鸦片当做货币来行使，不只是弥补了对华正常贸易中的逆差，而且年年有余。走私鸦片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一种手段。随着"黑"的鸦片走私入华泛滥，"白"的白银便大量从中国外流。"黑""白"对流使中国白银净流出量年为几何？难以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这里引用两个数字如下。
一个数字是据当年主张禁烟者估计。从中国外流的银量，从道光三年（1823 年）前的年约"数百万两"、1823-1831 年间的年约"一千七八百万两"、1831-1834 年间的"二千余万两"，到1834-1838 年间达到"三千余万两"。这些，还只是单从广东方面的输出说的。此外，福建、浙江、山东以及天津各海口流出的银数也不少，"合之亦数千万两"云。看来，他们为增强论据，这些数额似嫌过高。
另据近人研究，白银外流量，若综合广州对欧美（包括印度）海上合法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和鸦片走私贩销情况来考察，在1826-1827 年贸易超过350 万两；1833-1834 年度超过960 万两；到鸦片战争前夕数年间，每年白银流出量，至少是1000 万两。银货自从流入逆转为外流起，截至爆发鸦片战争的道光20 年，外流总量，估计在7000 万到10000 万两上下。直到道光年代，中国尚元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本位币制度。白银非铸币，在事实上则与制钱（铜铸币）共同构成为货币。白银以重一两为单位，制钱以文为单位。清政府规定两者比价，截至上世纪40 年代中，除了云南例外，是白银一两折合铜钱一千文。白银和制钱共同作为货币来流通，两者又不是主币、辅币关系的本身存在着一大缺陷。要想维持银钱比价的稳定，必须控制银和钱这两方面都不发生大起大落的现象，才好调节。这时，银既年益大量外流，导致"银荒"；银的钱价，乃日益上扬，影响所及，致无论农业、手工业都趋向萎缩；和国家税收以欠交的增多和税源的萎缩而难以收足。
鸦片之害，清政府初只注意于它是一种强烈的麻醉性毒品，吸了上瘾会严重摧残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到了这时，更注意到它的间接祸害--影响国计民生。于是，政府内部形成一场有关鸦片的大辩论。
（二）鸦片问题大辩论和禁烟实践
御史黄中模于道光二年（1822 年）首揭其端。他断言，鸦片足以耗财、伤生；烟不禁绝，必致国穷民困，民生永不丰裕。政府官员认识到鸦片来自外洋，通过走私输入国内，涉及对外贸易，因之又有种种议论：或主张采取以货易货来禁绝，或断绝贸易以使之根本不可能夹带进来等意见。也有人主张废除内地栽种罂粟的禁令。总的说，主严禁者占上风。
可是，十六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却力主弛禁。他从漏银外洋年达千万两，源于鸦片走私的事实，却作出这样的质疑：如果要阻止漏银外洋，只有不与洋人开展贸易。这做得到吗？又道，即使能做到，我国海岸线这么长，能保私货不潜入吗？还说，如果采取严刑峻法来处理，势必反为一般吏役制造贪污受贿的机会。他认为倒不如准许鸦片通过征取进口税使之合法化。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只不许文武官吏、兵丁染此恶习。废止内地种烟的禁令。种的一多，就可取代洋烟，走私的洋商之利从而日益减少，以至无利可图，那末，鸦片的走私也就会"不禁自绝"云云。
许乃济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固然也有一些人附和，因此形成被后人称为"弛禁"的一派。甚至连身居要职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回答道光帝征求该不该弛禁的意见，竟也昧昧然在复奏中称：如果弛禁，"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明确支持弛禁的主张。他还拟订了九条章程，把"弛禁"论转化为具体的措施（后来他的主张态度改变）。
"弛禁"论虽然一时取得邓廷桢等人的积极响应，但"举朝无继言者"，相反遭到大批官员的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和江南道御史袁玉麟是此中的代表人物。袁玉麟直率指出："弛禁"这种议论，既不明是非又昧于利害。朱樽奏折对许乃济的论点逐点驳斥，强调鸦片和商务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在乎鸦片原是戕害人民的一种毒物，这才是所以要严予禁止、坚决反对弛禁的道理。许球认为，鸦片一"弛禁"，能做到谁能吸、谁不能吸吗？明明知道鸦片是毒物，不予禁止，听任其流行，还要用课税的办法使之合法化，堂堂中国，能有此政体？他主张谨守旧章，严行整顿，并提出了内外有别的处治办法。其要点是：对内，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好民，说合之行商，仓卖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也就是凡参与走私或与走私沾边的所有的人，一律"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对
外，先把那些参与鸦片走私的著名洋商，扣押起来，向他们宣传政策，勒令其出具不再走私的保证书，从而使寄泊在伶仃洋等洋面的趸船，尽行消失回舵；并令他把中国政府严禁鸦片及所来取的措施，向其本国政府报告。严禁论者理直气壮，并提出多种办法，其中很多是切实可行的；严禁论终于压过弛禁论，占据主导地位，弛禁论调才渐归于沉寂。
由辩论的结果转化为现实，需要有一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的沿海一带，鸦片走私贩等，不但不匿迹，反而更猖獗，企图抓紧捞上一笔。同时，银价则上涨不止。
道光帝鉴于形势的严重，十八年（1838 年），下谕严饬沿海督抚设法防止漏银。鸿胪寺卿黄爵滋别有所思：空言防止，于事无补，改行痛陈财政经济危机，并陈述禁止鸦片、阻塞漏银的办法。他在题名《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对历年白银外流量作了量的估计后痛切道："以中国有用之财，填外国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他不认为当时颇有人主张禁止通商以阻止鸦片输入是种有效办法。说："烟本不〔许〕进口，而是停泊大洋"，走私进来的；内地既有吸烟之人，"自有奸人搬运"。又"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然不来了，建议禁烟，并从严刑禁止吸食鸦片着手。
道光帝看了黄的奏折，认为可行，朱批："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这些将军、督抚在复奏中，除了个别的如贵州巡抚贺长龄未针对烟禁问题，纵论银贵钱贱的原因外，其余的都同意严禁鸦片。此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态度尤为鲜明。他支持、配合黄爵滋，就如何禁烟，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从重治衙门中"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入手，以断来路的方针。他在酌拟了禁烟章程六条之余，恳切陈词：对此问
题，如果还不痛下决心，"杜根株而除大害"；那么，"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林则徐说到做到，在他执掌行政的两湖地区，大力开展禁烟工作，获得显著效果，并博得民众的广泛赞扬讴歌。表明他的言行，正体现了举国的民情民意，因而收到了预期的成果。
（三）英国对华殖民政略的形成、实施和中国的反击
英国从18 世纪末起三十年间，通过派遣特使来华、派出船只擅入中国领海强行侦察，了解了中国的实情，制定了在华推行其殖民主义的特有政略，并一再尝试以付诸实践，终不能不激起、事实上也激起了中国的反击。
（1）殖民政略的形成
英国两度遣使来华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结果，而利用使团亲临中国的机会，作了深入的侦察和多方面的了解，得出一个总印象：中国之大只是幅员之大，中国犹如一只行将下沉的大船。这是它形成其特有政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入道光朝，英国来华船只的水手、船员，多次无故毙伤中国民众，酿成刑事事件。广东地方当局要求东印度公司驻在广州的"大班"（负有管理其本国商人职责）交出凶手。后者一再拒绝，并放纵凶犯回国。不单如此，英国政府还图谋在中国领海行使其法权。如1833 年12 月英国以枢密院令，在中国设置开庭地点在广州或碇泊在广州的任何一只英国船舰的法庭来审理民刑案件。
1835 年3 月，英国外交大臣威灵顿明确指示这个法庭有权审判在该领土及港口犯了法的陛下臣民。??如此等等。约略同时，东印度公司决定对中国作一次强行侦察，密令它在广州商馆的馆员胡夏米负此使命，驾"阿美士德"号船由广州北驶。胡夏米一行的具体分工是：由该船船长礼士负责测量沿海海湾和河道深浅，绘制航海图；由胡夏米本人散发宣传小册子--《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由翻译兼医生替人治病，相继进行调查活动。他们不顾沿海地方军政官员不许英船啶泊、不许英人上岸的禁令，目无中国主权尊严，横行无忌，想在哪里停泊便在那里碇泊，想在哪里登岸就在哪里登岸。并拿出随带着货物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活动，甚至直接向地方当局要求展开贸易联系，以行试探。
郭士立以行医、治病为名，不只是调查各种情况，而且还挑拨离间中国内部的诸种关系。他们从广州海域，一直北驶到渤海湾内，历时半年，摸清了中国沿海一些口岸的情况，如认为厦门不只是商船能直接靠岸，就是大型军舰也能碇泊；福州腹地盛产茶叶，也是英国毛纺织品的最适宜行销地区；宁波是输出生丝和销售英货的良港；上海地位仅次于广州，商业十分活跃，如果强制中国开放，其地位有可能进一步得到提高。他们在侦察了沿海形势和驻军及其武备和操防情况后在报告中写道：清军装备，"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块铁片。炮，一般说来，很脏，上面几乎全生锈"。郭士立形成这样信念，"只要英国政府要求，与中国东北部（按：这是相对广州的东北部，大致是从广州沿海岸东北上到长江下游地带）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但是若不采取威胁方式"而采取商议办法，将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胡夏米说得更露骨：我确信"只须四只印度商船和一艘战船就能俘获中国战船"；然后再相机"通知中国政府，让它在友好与敌对、贸易与战争之间，任择其一"。所有这些都构成为英国用以制定对华的特定殖民政略的依据：清政府是无能保国卫民尽可欺侮的。
1839 年9 月21 日，英国首相巴麦尊狂妄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开头先揍它一顿，然后再讲道理"。如果与首段里提到的它对中国的总印象联系一起来考察它的政略，虽未成文，但尽可勾画出一个大要，即：中国尽管被它看作行将"沉没下去"的大船，毕竟不是它英国所能收拾得了的。当年中国政府是腐败落后的，加上武备空虚，是有可能"揍"赢的，不妨"先揍它一顿"，然后与之所谓"讲道理"，即迫使屈从。归结为一句：不敢贸然殖民中国，但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从它的意旨，英国认为这将最符合于它的国家利益，也是它当年侵华政略的内核。
（2）英国殖民政略的实施和中国的反击
英国着手实施其殖民政略体现于它的商务监督恃强横行公然对中国法例的挑衅上；中国的反击，则表现在钦差大臣的"虎门销烟"。
1834 年（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根据其国会早经通过的决议，撤销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为照顾在华英商利益，相应地，在伦敦，由英国外交部取代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在广州，新设商务监督，取代东印度公司驻在的"大班"。英国企图利用改革其管理对华商务体制的时机，强制中国适应它的意旨，改革现行的广州贸易体制。
同年12 月，英国任命英国贵族、上院议员、海军高级军官律劳卑为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并以熟悉中国情况的德庇时、罗宾臣为第二、第三商务监督。外相巴麦尊给律劳卑的训令中指出，律等一行到了中国，就该：一、设法推广英国的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地方；二、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英国海军可以有一基地，安全活动；三、不要干涉和阻扰鸦片走私。很明显，训令的要旨在纵容鸦片走私以激化中英间矛盾同时，准备以武力为后盾强制中国开放港口，废除中国的广州贸易体制。
律劳卑心领意会，于第二年7 月到达澳门八天后，故违惯例，未经中国当局同意擅自从水路直驶广州，以行挑衅。两广总督卢坤对如此违例行为认定不能开此先例，在由行商传知要他按例行事遭到拒绝后，即采取了"封舱"即停止贸易的措施以相抵制。律劳卑旋即采取炮舰政策，命令两只英国兵船，强行驶入珠江，轰击虎门炮台，并煽动在广州的英商，支持他的行动；同时进行恫吓，声称中英战争一触即发，一旦发生，中国应负完全责任。他宣扬：只要派出"少数船舰的武力到中国沿海活动"，就可以"使中国皇帝清醒"，即迫使清政府屈从英国的意旨。
律劳卑恃强横行，虽充分"发扬"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精神，但在中国政府的严正抵制下，也由于他没有拥有发动进一步武装进攻的实力，僵持不久便溜回澳门，并病死在那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相继由德庇时、罗宾臣接任。他们根据已往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改采所谓"相安无事"的政策，避免与清政府作直接的接触和谈判，而竭力扩大鸦片走私活动，甚至为了便于英人的这种走私，把自己的办公地点从澳门移到鸦片趸船锚泊所在伶仃洋面上另一只单桅快船里。
1836 年6 月，英国外交部把驻华商务监督由三人改为一人，并任命义律担任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义律不满于"相安无事"，写信给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以武力作后盾，与中国政府重开谈判，以求达到增开商埠的目的。义律的这个任命，表明了英国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并委任他专权处理。第二年，义律一到广州，即企图强制广东当局接受其增开口岸的要求，而对责令他取缔英商走私鸦片事，却以什么船只所属国籍难分辨而拒不执行。他一再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使用武力；英国政府于1838 年7 月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率兵船两只闯入广州江面，进行武装挑衅。这种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在加紧缉私同时加紧了海岸的防卫，才迫使英兵船不得不退出广州。广州人民人心激动，于同年年底，并因事举行了近万人的反英侵凌中国的示威。
当英国紧张策划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对华关系问题时，道光帝以林则徐锐意禁烟，忠君爱国，有胆有识，召他进京。经过面察，于道光十八年底，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办理禁烟事宜。林则徐意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和形势的严峻，甘愿"蹈汤火，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毅然接受这一使命，以期为国"挽颓波"，为民"洗鸩毒"，"为中原除此巨患"，达到"拔本塞源"的目的。旋即出京南下，踏上为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而奋斗的神圣征途。
第二年（1839 年）初，林则徐一到广州，就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磋商决定"穷治其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838 年3月18 日），传谕外商呈缴鸦片，并出具"甘结"，嗣后永不夹带。英商在义律的阻挠破坏下，抗命不交；更说不上签具"甘结"。林则徐不为所动，立即给予坚决有力的反击：除了遵循旧例"封舱"外，又下令将义律和走私鸦片头子颠地软禁于商馆，严予监视。义律终于放下"一直抵制到底"的架势，作出"情愿呈缴鸦片"的姿态。林则徐就势抓紧行动，总计收缴了21306 箱（袋）共237.6 万多斤的鸦片。他旋命广州地方官员在虎门镇口（今东莞市太平镇）海滩高处，修建三口"化烟池"；于四月二十二日（6 月3 日）起正式开始销烟，历经20 天，终把所收缴的鸦片全部彻底干净地"毁化成渣"，送入大海。这一壮举，不仅仅是销毁了鸦片，更是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尊严反抗西方侵略的一次伟大的正义行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抵抗西方侵略的决心。
（四）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和战争的结局
中国的禁烟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行为。英国谋求实施其对华既定政略，决定乘机扩大事端，采取暴力手段，追求实现其目标。一场在战争"起因上"再没有"更不正义"并"足使"英国"永远背上耻辱的战争"（英国当年一政治家格兰斯东语），也就是习称为鸦片战争的战争，终被英国强加给中国。
（1）英军的战略方针和目标
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1839 年10 月13 日），巴麦尊继发出战争叫嚣之余，通知义律，即将派遣海军到中国领海，封锁珠江和白河。他在给海军部的咨文里，在既定政略的基础上，提出英军战略方针："占领中国沿海的某处岛屿，以之作为供应与行动基地"，并认为舟山群岛似乎正是合乎这种要求的岛屿；"立刻对中国沿海的某些处所实行严格的封锁"，"相信监视四五个主要地点，例如珠江、厦门、台湾、舟山群岛附近沿海，黄河口、白河就够了"。同时，"海军司令应该捕捉或扣留一切找得到的悬挂中国旗帜的商船，不管是政府的或其臣民的"。"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是以截断沿海贸易来困扰中国政府；其次，尽可能多地掌握中国人的财产"，作为强制清政府尽量答应"提出来的要求"的一种保证。日后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执行着这个方针。
道光二十年一月十八日（1840 年2 月20 日），英国政府继英女王在议会演说中胡说中国的禁烟事件亵渎了英王的"尊严"之后，任命海军少将懿律和义律为办理与华交涉的全权代表。巴麦尊则备一件照会致中国"宰相"，提出了赔款，割让岛屿等等要求；并恫吓道：设若中国不接受全部要求，英国必将"相战不息"。这个照会，实质是件最后通牒。五月二十二日（6 月21 日）起，英国的所谓"东方远征军"的英军舰队陆续到达中国海面。这支侵略军由装备大炮540 门的军舰16 艘、武装汽船4只、运兵船1 只、运输船27 只和陆海军4000 人组成；分别归伯麦和布耳利指挥。伯麦于二十三日（22 日）宣布，从二十九日（28 日）起封锁珠江海口；另遣一支小分队北犯，旨在向清廷施加压力。六月初七日（7 月5 日），英军陷定海；六月三十日（7 月28 日），封锁浙江甬江口至长江口的沿海；七月底，英军到达大沽口外，随即进行封锁。从此，中国绝大部分领海，都处于英军的封锁之中。
英军强占定海后，因疾病流行，半年间死亡数超过占领军总数的1/4。懿律谋求解决这个困境，迫其时负责浙江防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与之妥协停战，使英军得以从浙江撤出大量兵力，加强对广东方面的压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1841 年1 月），英国侵略军在广东加强进攻，继强占大角、沙角炮台之后，兵临广州城下，占领了广州城外所有炮台。靖逆将军奕山，未及交手，在英军大炮威胁下，俯首言和，同意率军退驻于离广州60 英里（96.56 公里）以外的地方。
英国认定战争已有必胜把握，四月十六日（6 月5 日）派璞鼎查作为全权代表来华。巴麦尊给予他一个内容包括必须从中国攫取的各种权益的详细训令，并指出必须使中国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英国才停止军事活动。他于六月（8 月）到中国，从所占领的香港出发，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到处烧杀勒索，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 年6 月），从印度派来的大批支援军到达后，即进犯长江，并溯江而上，直迫南京城下，以求达到预期目的，以战迫和。
（2）清政府政略战略两误和惨败结局
清政府当年对英国既不知"彼"，也不真正知"己"，特别是对世界中的中国这个"己"。这一状况，决定了清政府面临英国挑起战争后，所制定用谋对敌的政略战略，两有严重失误，结果付出了民族受辱、国权受损的惨重代价！
道光帝直至战争即将临头，仍迷信于"天朝上国"的尊严，"我为上国，率士皆臣"，谬以为区区"岛夷"，不敢冒犯，根本没有预见到英国会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他披阅林则徐奏报："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时，朱笔批复："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即可，"彼何能为也"？表明着这点。待一经交火，仍坚守传统的处理"藩邦"的老方针，玩或"怀柔羁縻"或"大张挞伐"的陈腐策略。当英军陷定海，并从海路继续北犯，道光帝谕令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闽省舟师会剿，又谕令直隶总督琦善，严密防范，"倘有桀驁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英国照会中抗议据说英商在广州遭到的所谓"迫害"，译成中文变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道光帝一看，很合口味，忘乎所以地声称："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当即查明惩戒"，决定要为英商"代申冤抑"，转而颠倒是非地斥责公忠体国的林则徐"查禁鸦片""措置失当"，决心"重治其罪"--事实上也这么做了，把林则徐流放到新疆，以显其决断的坚定。他还不无得意地对臣下说："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这正是"办理得手之机"；"朕如此羁縻，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迷离糊涂地当即陶醉于他认为即将来临的"共乐升平"的氛围。
琦善遵循"和"或"抚"的旨意，受命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与英方交涉。英国以战争相威胁，强制中国必须全盘接受英方提出的包括赔烟价、偿兵费、增开口岸、废除中国原有的管理外贸体制等要求。道光帝闻讯震怒：英国"桀驁不驯；至于此极"。"惟有痛加剿洗"，"方足以彰天讨而慰民望"。改定大计，决定一战！并斥责琦善"辜恩误国"，革职锁拿解京，以表明决心；同时令派奕山前往广东攻剿。奕山未及到广东，英军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继攻陷虎门炮台而攻打广州。
他对"逆"还未着手"靖"，急忙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先向英军求和，成立休战条款，全部接受对方提出的要求，送去名叫"赎城费"的银600 万元，允许割让香港并于异日再行协商赔偿。可是上报清廷，则饰词蒙混，说成是"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转恳大皇帝开恩"。道光帝竟也轻信"夷氛已靖"，立即批示：既然如此，"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下令沿海各地撤兵。"剿"又变成了"抚"。英国在清政府和战不定之际，派出璞鼎查为全权大使，率领军队东来，连陷厦门、定海（一度退兵）、镇海、宁波，并获悉清廷谕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的讯息，进犯吴淞口，避开重点设防的渤海沿岸，袭击防守薄弱的长江下游，深入长江，进犯镇江（漕粮北运中心），以震慑京师。直至迫近南京，道光帝束手无策，以为战胜无望，乃密谕钦差大臣杭州将军耆英、两江总督牛鉴和原任钦差大臣时在浙江效力的伊里布，便宜行事，准备投降了。
在战争期间，战略方面也失误重重。简略些说，有三点。第一，清政府根本不注意收集情报，分析敌情，对英军的战略意图，茫无所知，从而也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战略。只能有一个大而空的原则，即"沿海一体严密防范"，"大张挞伐，聚而歼之"。这是一个没法执行，事实上也不能执行的战略。第二，与此相关，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理该作有机的结合，可是，清政府实行的却是绝对的集中。作战中事无巨细，都决策于朝廷。即使情况判断正确，凭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罕有不贻误戎机的。何况，那些将军、督抚所奏报的，每多虚假，凭此怎么能制定正确的决策？第三，敌强我弱，敌侵略，我抵抗，实施的是防御战略，这是势所必然。为克敌制胜，就不能单纯采取消极防御。英国侵略军远离后方，水土不服，补给困难，人地生疏，是有可能抓住它的弱点，给以沉重的打击的，事实上也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战机。可是，在消极防御战略思想主导下，前敌将领又缺机动击敌之权，乃屡失惩创侵略军的机会。至于在防御中，基本上实施的是株守炮垒，而不作梯次地设防和无战役预备队的线式阵地防御，以致一旦前沿阵地被突破，炮台被攻占，便全无反击之力。这则属于战术上的失着了。政略战略的双重失误，虽有前敌将士浴血奋战，壮烈捐躯，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等等，文职大员懔于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如署两江总督裕谦等等以及万民请缨，自发杀敌，终难以扭转战局，使满汉等各族人民这次反英侵略的战争，遭到惨痛的失败。
（五）和谈和《南京条约》及其他续订条约
耆英等人受命与璞鼎查接触，先遭拒绝，经多方请求才获同意。所谓和议，只是由璞鼎查开列条件，强制耆英等人承诺罢了。璞鼎查调集大小兵舰数十艘，停泊南京、浦口间，声称要攻陷南京。耆英等只求南京不至于又陷敌手，要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计较了。
璞鼎查凭战胜者威势，对所提条件不许更改内容，只许在翻译文字上可以作些斟酌。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 年8 月29 日），耆英等亲至泊于南京城下的英舰"汉华丽"号与璞鼎查在日后被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上签字，达成了中华民族蒙羞的"城下之盟"。该条约全文十三款，要点是：①中国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许英国派遣领事并英商"居留"；②割让香港与英；③赔偿包括军费（1200 万元）、鸦片价（600 万元）、商欠（300 万元）三项，共2100万银元；四年期内付清；④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税应"秉公议定则例"即税率。《南京条约》签订后两星期，耆英应英方要求派咸龄、黄恩彤到英船谈判，签订《善后章程》八条，其第七条规定："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人民交涉狱讼之事；应即明定章程，英国人归英国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据以为例"。《南京条约》是英国凭暴力强加给中国规范中英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善后章程》则是补充，构成所谓法的依据。而既开五口通商，怎么通商呢？在道光二十三年中英间又继续签订条约，先一个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再一个《五口通商附黏善后条款》规定在通商口岸"各准停泊英国官船"即兵船一只以便管事官即后之领事约束水手人等"；把前订关税税率"秉公议定"，改成硬性规定，只准值百抽五；以及将来中国"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使英国在华享有片面最惠国的特权。这些则是媾和条约的延续和补充。
由于《南京条约》开了先例，中国领土被强行割让，中国主权遭到侵犯，英国可以随时用炮舰威慑，在贸易中又享有协定关税特权等等，中国固然是个主权国家，但主权不再是完全存在了，开始遭到侵犯，使中国被降为"附庸国"，沦为"半殖民地"。
美法两国虽未参加，但是或积极支持或密切关注这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一经签订，美国总统泰勒主张派遣正式代表来华，与中国建立新的商务关系。第二年5 月8 日（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九日）美国政府任命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盛为专使，率军舰3 艘来华交涉，给予的训令中明确指示：美国必须在中国开放的口岸，取得与英国相同的特权。清政府经不住他的战争恫吓，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 年7 月3 日）由耆英与顾盛在澳门
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也就是习称的《望厦条约》，其中除了"均沾"了英国所攫取的特权，又有新的补充和规定。如关于进出口税则，"若有更改，须与合众国领事议允"，"秉公议定则例"，经这么一变中国对关税的自主权便被剥夺尽净。又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这是说，外国在华的领事不单享有裁判特权，而且对其本国民人之在华犯法者的"捉拿"权，也揽在手里，进一步侵犯了中国司法主权，剥夺了逮捕权。如外国兵船停泊通商口岸事，《望厦条约》规定成为这些兵船有权任意前往碇泊通商口岸"巡查贸易"外，各个口岸官员还须负责接待！"以示和好之谊"，而又强加给这么一项条约义务。
法国则决定派遣刺萼尼为使臣带领军舰8 艘，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1844年8 月）到达澳门。清廷仍派耆英与之交涉。刺萼尼时而恫吓，时而讹诈，耆英摸不准他究竟想要求些什么。八月中旬，耆英、刺萼尼开始正式谈判。
法使援引英美先例，提出订立商约要求。耆英才从"大感困惑"中醒悟过来。他把国事交涉视同儿戏，为求急于了结此案，本着他的所谓"抚夷不外通商"的原则，迅速接受刺萼尼提出的全盘要求。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1844年10 月24 日），两人代表中法两国政府在黄埔签订了名为《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一件，也就是日后习称的《黄埔条约》。在这个条约里，法国除了援英美先例，同等地取得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主要特权外，又有增益，如有关在华英美等国商人得在各个口岸租地建屋或租屋居住外，加了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后来便成为扩大所谓"租界"区域的条约依据。
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丹麦荨国，相继而来，要求通商，追逐利权。清政府本着所谓"一视同仁"原则，或与之订约，或达成协议，或给以通商章程与税则，许其前来贸易。于是，欧洲各国只要它想在中国享有什么特殊权益，便在中国享有像英、美、法三国所享有的特殊权益。而所有这些国家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与英、美、法三国所签订的结成一体，内容互补，权益均沾，初步构成了束缚、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促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化向任哪一条约国家都可欺凌的一个虽曰主权国家却是半殖民地方向运行。
四、"衰世"的社会动荡
道光帝在其登上皇帝宝座的30 年里，内政失当、处理外务无能，国家受人侵侮，民间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况。建立在工农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呈现衰落现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趋向加剧，民众生活不易"浮口"即失业者增多，加上流民增加，盗风"日炽"，民间抗粮抗租，频繁发生。所有这些，被当年有识者名之为"衰世"（龚自珍语）。清政府对如此政治、社会秩序，无能调整，加上由于外战失败而威信扫地，进而突变为失控状态。于是暴动、起义不时爆发，终于从"衰世"径往"乱世"（龚自珍的预言）直闯了。为具体反映这些形势的演变，这里只就有关抗租抗粮和暴动起义两类事件的例子，叙述如下。
清政府鉴于各省积欠钱粮为数日多，严重影响财政收入；早在嘉庆末年，对地方州县"亏空"钱粮者严定惩罚条例。道光朝，一再命令各省当局，加强征赋取税工作。地方州县迫于功令，征取时，"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而且，"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当粮户本家无力完纳，州县衙门竟有"锁拿同族之殷室"，"锁"、"押"其亲邻责其代纳，或作为人质。征收吏役狐假虎威地行动着。他们"恃里差为前异，每一票出，数十成群，昼夜追呼，择殷飞噬；一到乡间，不问该花户完欠多寡，轿马喂养人数供给不计外，需索名色，节外生枝；稍不遂意，则拘至城中，私押数月，威逼刑求"。还有更残暴无道的，如在贵州，民间对州县官的"浮勒太甚，吏胥因缘为官"，稍泄"怨气"，地方官便"纵容殃民"。又如在甘肃，地方当局的重征苛敛，"民力既竭窘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吸髓以取之；州县刑威竭亦穷元以应，则委凶悍武弁押兵以胁之。朝指一官曰催而无力而夕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而不供而朝屠其地"。当19 世纪40 年代末，清政府的漕粮、地丁征取量之能差足全额，就是通过这样的"鞭扑"、"锁押"、"刑求"办法，才实现的。
州县官征收田赋，素来不敢得罪于"巨室"--大户，到嘉庆朝，"宽于富户，而苛于平民"，被视为当然。书吏每"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以为挹此注彼之谋"。如此征取，就官民关系说，小户由于吃亏对官府深致怨怼，大户得了便宜，使官府自损权威；就民间内部说，增加着各阶级、各阶层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田赋的征收对象是地主和自耕农，田赋实征加重结果，损害着他们，特别是大户之外的中心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业户中的部分地主，也就是中小地主，总尽可能地将加重赋额所受的损失转嫁给佃农。自耕农无从转嫁，由于深陷困境，易与佃农站在一起。佃农受亏，加剧着与地主之间的利害冲突，在越来越难以照旧生活下去，掀起抗租斗争，势成必然。
封建社会民间抗粮、抗租斗争原属常事，它是一种警讯，触动官府采取调整措施，使社会经济生活能够照常运行。清代也是这样。在道光前，这些斗争时起时伏。从道光中叶起，开始出现日渐高涨的趋势。到了道光末，由于地主的加重租额和农民的觉醒，南、北各省的抗租斗争蓬勃开展，尤其是集体的抗租斗争大为增加。仅以《清实录》所载的计算，这10 年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次数，就和前此40 年（1800-1839 年）的次数相当。
在这10 年里，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浙东的绍兴、宁波两府，和江苏的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几乎每年都有抗租大案。道光二十年冬，浙江秀水佃户拒交地租，对素来"盘剥佃户苛刻"的地主沈某，"聚众拆毁"其住家房屋。次年，秀水镇西乡人"虞阿南倡议抗租"，"胁众"千余人，并号召邻圩戽水于田，钉栅于滨，拦截催租船只的进路。同年山阴等县有所谓"刁佃""抗租抢夺之事"；杭州、湖州两府属，也接连发生藉灾"聚众抗租"、"讹诈抢夺"的事件。道光二十四年，余姚的佃户胡阿八等发动抗租，"业户催租"便持械对抗；到了道光二十八年，他们更"结群毁富门"，对于平日收租苛刻的地主，给以严厉的打击。其邻县慈谿的佃户，一再响应，采取类似行动。
道光二十二年，江苏苏、松两府农民向地方当局请愿"酌减"租额，遭到"查禁"，便径自"勒令"业户减让租额。其中昭文县由徐二蛮等首倡，"聚众"焚烧运丁船只，并打毁业户多家。二十五年前后，太仓州滨海县乡民连续展开斗争，"勒令各业户"减收地租，并以打毁地主房屋相威慑。二十六年，昭文东乡一带佃农，因地主抬价收租，"心怀不甘"，在佃户张荣荣等倡导下，写贴揭帖，"挟制各业户减价收租"。地主置之不理，佃户集众打毁业户房屋36 家。其他各省，包括台湾在内，也连年发生大小不一、激烈程度不同的抗租斗争。
抗租的斗争对象本只是收租地主，由于官府"派差缉拿"，群众便把矛头指向官府。如道光二十五年江苏昭文佃户贴出布告，"勒令各业户减收麦租"；地方官派差捕人，农民便鸣锣集众拒捕。同年，常熟佃户向官府请愿，要求减租不遂，便捣毁县署。当时江苏巡抚李星沉调兵近千名进行弹压，农民乃集数千人手执农器，抗拒三个多月。
这些年间的抗租斗争，还表明佃农具有较高的斗争艺术。他们的斗争有组织、有计划，有理、有节。例如，道光二十二年，江苏华亭、娄县就涌现出马洪洲等群众领袖。他们首先利用庙会宣传抗租的必要性，接着便在县属各村串连，组织群众，公议决定勒令地主答应减轻租额；并商定了行动计划："以鸣锣为号，务须齐集"。他们选定以官僚地主徐行、倪楷两家为"先行勒让"的对象；若不从，便以"打毁〔器皿〕唬吓，使各畏惧"，但不伤人。在行动中，他们除把倪楷换为文生冯某作为斗争对象外，一切都照预定步骤进行。他们的行动取得预期效果后，紧接着"逼令"徐、冯两家，"出具让租若干字据"，使往"各处粘贴"，以扩大影响。佃户群众在实践中提高了斗争艺术，使官府"不胜骇异"。地方官运用暴力镇压，群众便"焚烧运丁船只"。清廷曾命令对他们"认真查拿，不可姑息"；江苏当局也认为此风断不可长，"亟宜严加惩创"。但是，他们面对手执农具严阵以待的农民群众，无可奈何地首鼠两端，虽"调兵往捕"，更怕"别滋事端"，而不敢贸然行动。
在鸦片战争后10 年间，田赋征收定额虽未提高，但"银钱转折"，或"银谷转折"，却使实际负担提高了。加上地方州县的苛敛，吏胥的讹索，而且动辄滥用国家机器实施暴力强制，抗粮斗争也急剧高涨。在某些地区，银贵一度成为发生抗粮斗争的直接导火线。例如湖南的郴州（道光二十一年），耒阳（二十四年），浙江的奉化（二十四年），石门（二十七年），福建的台湾（二十四年），江西的临川（二十七年），乐川、贵溪（二十八年）等地较大规模的抗粮斗争，直接起因都是折征过重；以致当时有人说："漕之证也，起于银贵。"
遭受重赋损害的，不只是农民，也包括中下层地主。后者之中有些具有文武生监功名，是农村中的头面人物，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倡首发动，广大农民积极支持。道光二十五年，浙江奉化文生张文渊"挟制完粮减价"，乡民负耒赴城者"以数万计"，就是一个典型。
从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抗粮斗争在南北各省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其著者如道光二十年，江苏丹阳乡民以"完粮折价"过重，聚众抗官毁署，拒交钱粮。二十一年，江西新喻监生万国彩"纠众"闹漕抗官。二十二年，山东潍县，"乡民因纳粮与县吏争哄"；江苏川沙、南汇、奉贤三县，乡民"纠约"，"恃众挟制"各该县地方官，以遭到鸦片战争战火的意外损失，要求免征，或减轻征额；湖北崇阳，诸生钟人杰等聚众达两万人，"抗粮不完"；浙江缙云胡喜芹等"拥众"挟制地方官发布减价完粮告示；归安稽祖堂等人"诱胁乡民，哄堂抗粮"，"戕害兵役，殴毙地保"，阻止各村完粮，"各粮户纷纷效尤"。
道光二十三年，有所谓稽祖堂案的"逸犯"，恃众抗粮，迫使官府"停征"。同年在湖南的耒阳，有文生蒋庆云、蒋文葛兄弟聚众千余抗粮，护理道台高某遣家丁带民壮"密拿"，"民壮被伤"，"家丁被虏"。在江西安仁，有"棍徒"高嫩??等，"聚众抗漕，拒捕伤官"。二十四年，耒阳段、阳两姓，抗不完粮；"痞棍"阳大鹏"纠众至千人之多"，"夺犯攻城"，"拒伤官兵"，"哄堂塞署，挟制减粮"；"凡充户书、粮差、里差者"，都被抄抢一空。在台湾嘉义，武生郭崇高和洪协等人，"聚众数千"，反对折征，"汹汹欲变"；??等等。
抗租抗粮，以及各地因这种那种原因所触发的吃大户、抗讹索、阻米出境等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动荡不宁。在这种形势下，民间不顾官府"禁邪教"的法令。破坏"严保甲、整乡约"的措施，秘密习教、结社的活动，广泛展开。
清廷屡次命令各省督抚严缉各该省"教匪"，要求"净绝根株"，而"教"的名目却越来越多，"匪"的队伍也越来越大。道光二十二年，湖北崇阳钟人杰倡首的抗粮斗争，迅即分头纠众"达数万人"，"拒捕捆官"，攻占通城，自立为、"钟勤王"，成为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后规模最大的暴动。
从这时起，全国各地接连发生暴动事件。如白莲教、天理教发动斗争于华北各省，捻党活动于河南、山东、安徽一带，斋教散布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各地，天地会势力更遍及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单据《东华录》记载，在道光最后10 年大大小小的各种反清暴动，达110 余起。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及全国。例如：在长江流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各地，"匪徒结党成群，几乎所在皆有"；江苏苏北的海州、徐州各地，千百为群的盐果和山东、河南的村村寨寨的"捻"众，串联一起，在地方营汛"讳匿延搁"下，"土匪窃发"，对官兵一再发生"持械拒捕重情"。江浙交界之处，"匪徒盘踞"，"肆行劫夺"；太湖上的湖匪，"乘机伺劫"。浙江的宁波、绍兴等府各县抢劫巨案，层见叠出。
西南地区更不平靖。云南省矿业从嘉庆年间急剧衰落时起，素来依矿为生的劳动群众--主要是本省和从川、湖、两广前来充作矿夫的人，以及其他商贾、负贩、百工众伎，多半失业；他们与当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结合一起，行劫以维持生存；某些多山府县，充满了"亦民亦匪"、"民匪难分"的群众。
华南两广地方，"盗风大炽"。广东的"土匪"成群，"盗犯"横行。为首者在当时多为众所知名；不只行劫民间，并伙抢职官公物。广州府属一带，"土匪劫掠为生，结党聚众数万余人"。他们"出没无常"，地方官府，不敢奈何；"兵多即远避，兵少即横行"；有的在活动地区，公开"设厂征税"。
西北的新疆，各族贫民、饥民，为了活命，乞食滋事案件接连发生。清政府无能养民，对之却蔑称为"饥匪"，猛加镇压。结果，"饥匪""越来越多"，行动也越来越加劲了。如此等等。
到了道光末年，"盗风甚炽"在全国规模内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截至道光三十年，江苏、直隶、山东的"邪教"，以"盗匪"为生业；贵州有大伙抢劫；晋、豫、皖、鄂、陕、川、黔、湘、浙等省水陆交界之区，盗贼公行；而最多且甚者，莫如两广，特别是在广西。"土匪""遍地如毛"。"党类尤不胜穷"。全省十一府一直隶州，"无贼者不过三府"。更难的在于是"民"是"匪"，形迹难辨。在"兵少匪多"的局面下，调兵镇压，"顾此失彼"，"仓皇失措"，"屡遇屡溃"。如此"甚炽"的"盗风"，体现了社会危机的严重；更表明社会机制开始濒于崩解，政权机构已经丧失维护秩序的能力。
第二节 太平天国与各地各族反清起义
清政府在嘉庆朝以10 年时间镇压了白莲教起义，抗清斗争一度处于低潮。待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同一年，湖北崇阳由天地会人监生钟人杰以抗粮为契机倡首起义，成为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后规模最大的暴动。全国各地"民变"事件，嗣后接连发生。反清暴动规模有大有小，总次数超过百数。涉及地区极其广泛，而以湖南及其与粤、桂两省交界地区所发生的最为频繁。
经过8 年酝酿，民间揭竿而起的行动终于发生。太平天国以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要求变革旧社会，推翻清政府，倡言建立一个符合皇上帝意志的人人丰衣足食的地上天国。同时，各地各族人民，在同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受太平天国的激励和影响，为保卫生存权利，也相继展开反对清政府的暴动，终于汇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坚的反清大起义。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生命，厉行镇压，时间持续长达24 年，卒使国中到处残破，生产萎缩，经济倒退，使国家实力陷入"虚耗之极"（李鸿章语）的境地。
一、太平天国的兴亡
太平天国的兴起得追本溯源于"拜上帝会"（"会"或作"教"）。"拜上帝会"由洪秀全发起、冯云山附议而组织起来的。它的创设日子难以确定，根据其日后行事推定，该在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之间。它声称传播"上帝真道"，实则探索并实践改造社会和救国救民的道路，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斗组织。
洪秀全（1814-1864 年），广东花县人，他出生于"力农为业"的家庭；幼人家塾，攻读《四书》、《五经》。如同当年一般士子那样，本拟定科举一路，晋身仕途。可是，他屡次应试屡次落第，始终是个童生。愤愤然发誓："等我自己开科取天下士吧！"一个偶然场合，他得到一本当年基督教的布道书--《劝世良言》，潜心研读，若有所悟，立志斩除妖魔，尽除人世间的不平和痛苦。
冯云山（1815-1852 年）也是广东花县人，是秀全的表弟。他出身于本属"家道殷实"又"中落"的家庭。和洪秀全一样，"自幼诵习经史"，也屡试不第，对科举制度和清政府都有不满。他在和洪秀全共读《劝世良言》中，支持并参与创立"拜上帝会"。
洪、冯创设了"拜上帝会"，吸收一些至亲好友加入后，即"出游天下"。虽说"专心致力于传教事业"，实是亲身参与社会实践，为"唤醒英雄"作准备。洪出游几个月后回到老家，连续著书，主要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些篇章，运用不少宗教词汇，抒发了他的意志：崇正黜邪，去私立公；尊上帝，废妖魔；从正已做起，进而正家、正国、正天下，这些，构成他的救国救民、除旧更新的理想，并成为发动太平大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冯云山在洪秀山"出游"期间，广泛考察广西浔州等地的山川形胜，民情风习，深入"人迹罕至"常有"土匪作乱"的紫荆山区。他以一家塾师为掩护，用"布道"形式，启发唤醒周围贫苦大众，该铲除人间的一切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信奉上帝。经过两年时间，他终于把紫荆等山区广大劳苦大众两千余人（约占整个山区人口的半数）转变成为拜上帝会的会众，影响所及，则远及于这些山区之外，从而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军事：从"旗开得胜"到战略进攻的停止
（1）全田起义和定都南京
道光三十年（1850 年）七月，拜上帝会为准备起义，动员各地会众齐向广西桂平金田村集中；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1 月11 日），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鉴于各地会众大体已聚集于金田，利用祝贺洪氏38 岁生日的时机，"祭旗"誓师，成立太平军，发动了武装起义。十二日，太平军向东推进30 里，控制"郡城咽喉"的江口圩重地，几次击败前来围攻的清军。它在粉碎清廷的所谓"直捣贼巢"、"扫穴擒渠"的战略的同时，于咸丰元年（1851 年）二月初，向武宣、象州进发。军行途中，洪秀全于二十一日正式登极为天王，并建立五军主帅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四人依次分别为前军、后军、右军和左军的主将，以利于加强领导，推进革命战争。
清廷在清军屡战屡败之余，担心出现所谓"群盗分窜"、"扰及邻省"的局面，三月初九日任命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往湖南、广西交界地方，督办防堵事宜。又命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随往协同办理。这三人一受命共同制订并经清廷同意的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是步步进逼，聚而歼之。
太平军面对强敌，力作苦战，为保存和发展自己，在反击获胜的间隙，于六月初回师金田休整。七月中，再从这里向永安（今蒙山）进发。闰八月初一日，攻下永安州城。大平军在据守的半年多时间里，开创新朝--太平天国，或简作"天朝"--封王建政。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即：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依次分别为西王、南王、北王和翼王。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把权力集中到杨秀清一人身上。这固有利于推动当时军事形势的发展，却也造成日后君臣权力倒置的后果。
清军对永安采取包围战术，企图困死太平军。太平军经与清军作了200天的浴血搏斗，于同治二年二月弃城突围，目标为攻取桂林。同月底，兵临桂林城下，但屡攻不下，四月初一撤围北上。十六日克全州。南王冯云山在攻战中遭清军炮击，旋牺牲，太平天国丧失了一位极为重要的领导人。太平军的决策，顺湘江经永州（今零陵）衡阳，直指长沙。军行至蓑衣渡，中湖南永州知州江忠源伏兵的阻击。太平军在仓促应战中，遭到从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将士伤亡近千，辎重尽弃，乃放弃原定计划改循湘江东岸北上。在五月初起几个月里，太平军转战在湘南地区，在一路攻占（旋又主动放弃）道州、桂阳、郴州等地同时，广泛吸收穷苦百姓、会党群众，扩大队伍。七月，全军经过整编，面貌一新。杨秀清建议向长江流域进军，并制定当前的战略："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日后攻战实际，基本上据此展开。
太平军挺进湖南，在它的攻战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之相辅而行，对清政府发动政治攻势。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等三个文件，发出了推翻清政府统治，"扫除妖孽，廓清中夏"的号召。《讨胡檄》中历数清政府的罪恶："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同时严正声明："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激励"四民人等"，"同心同力以灭妖"，为推翻清朝统治"共立功勋"。萧朝贵在太平军于七月初攻占郴州后，奔袭长沙。太平军兵临长沙城下时，驻守清军早已增集兵力备防。萧朝贵难施奇袭战术，转行强攻，不幸阵亡，使太平天国又丧失了一位"勇敢刚强，冲锋第一"的主将。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全军驰援，五次进攻长沙未克，至十月十九日撤围，向宁乡、益阳进军。
二十二日，太平军抵益阳，"获得民舟数千"，即"顺流而下，过临资口而出洞庭［湖］"。十一月初三，不战而得岳州。又征集数千民船，并起出170 多年前吴三桂留下的大批大炮、军械。于是，从岳州启程，一派"千船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气势，"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直趋武汉。清军望风披靡，太平军于十二日占汉阳，十九日占汉口，十二月初四攻下武昌。这是太平军起义以来攻下的首座省城。
太平军既攻下武汉，声威大振。在这里论功封赏、度岁休整。领导层经一度审议，旋即决定按既定战略方针行事。三年正月初三日，太平军放弃武昌，由杨秀清率众号称50 万（战斗员约10 余万），以石达开为前导，"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沿江而下。太平军之由武昌向江南进军，以水路为主，大王与东、北、翼三王率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由水路进发；林凤祥、李开芳、胡以晃等统带部众循江岸陆路并进，兼行护卫。
清政府震惊于武昌的失守，加上对太平军行动的捉摸不准，深感防不胜防又不得不到处设防。就顺流而下江南说，它设定只是太平军的可能行进的一路，尽其一时所能，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督带兵勇三千，负责江防。屡战屡败的清军，此时一闻太平军行将到达，便不战而逃。这样，太平军于十一日克九江，十七日克安徽省城安庆，二十七日水师前锋占领江苏江浦石碛镇，次日陆路先锋进抵南京聚宝门。二月初，翼王、北王所统太平军主力，顺流蔽江而下，分泊于上河、下关等江面，并决定采取"穴地攻城"战术，以北城仪夙门旁城墙为突破口，初十日拂晓攻陷了时称江宁的南京城。接着，太平军除在南京城外设防以堵御向荣所率清军的追击，又分兵东下，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分别攻占镇江和扬州，由罗大纲、吴汝孝和林凤祥、李开芳镇守，以屏蔽南京，形成犄角之势。
天王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在南京军民跪迎中，于二十日进驻南京城，以原清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决定定都于此，并改江宁名为天京。
（2）"扫北"、西征和卫护天京
太平天国既定鼎天京，可是，举国土地基本上都还是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下一步怎么办？在军事上，制定了关系全局的战略，分兵三路：第一，以精锐守卫天京，部署兵力五六万。第二，"扫北"，即发大军北伐，用兵约10 万。第三，西征。日后事实证明，这个战略的重大失误在于，分散了自己的兵力，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最后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扫北"，即北伐。既定战略目标是直取北京后移师取山西、甘肃，并南入四川等地。太平天国以李开芳、林凤样为"扫北"主帅，制定的进军方案是分中、东、西三路北上。中路由李开芳、林凤祥亲自指挥，东路、西路分别由朱锡银、黄益芸和吉文元指挥。北伐全军从浦口出发，预定中路经滁州径直北上；东西两路为两翼，北上作战；谋求能疾速挺进，对攻下城镇，采取弃而不取方策。
咸丰三年四月初，"扫北"军出征。东路出师不利，溃败于六合，一部分退至天京，一部分由朱锡银率领至滁州，与李、林部会合一起北上。中路经乌衣直上滁州，克临淮；遭清军堵截，改与西路靠拢北上。这样，三路并成一路，形成孤军挺进。由于远离基地，且是无后援的孤军。这样的方略，与日后惨败，很有关系。
北伐军全军从浦口出征起，到五月初进入河南境，拟从刘家口渡河，取道山东直指京师；因遭清军堵截，改循南岸西向，逼近省城开封；复西进至郑州、荥阳，到达黄河渡口汜水镇，太平军赶紧抢渡，未及渡毕，清军追至，未渡部分被迫由许州、临颖南返。清军报称，这支部队全军覆没，事实上则有一部分汇集于已克安庆的西征军中。已渡的部队是主力，于六月初，占领温县、武陟，进攻怀庆（今沁阳）。围城两个月，反被包围，于八月全力突围。北伐军胶着、滞留于怀庆，是一失策，使清廷取得从各地厚集兵力的时间，为自己增加了进攻京津地区的困难。
太平军既不能由怀庆经大丹河、顺卫河而至直隶，改行西向，绕道济源，进入山西境，连克垣曲、曲沃、平阳至洪洞；又遇清军堵截，转而东向，经屯留、黎城复人河南境，于涉县进入直隶。太平军在直隶境内，几乎以日克一城的气势，连陷诸州县，如武安、顺德等等，直逼近距省城--保定不到数十里的深州（今深县）。清廷闻讯举朝震惊，特派胜保为钦差大臣，又任命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军力强弱的悬殊使太平军既难以北上，乃东南向献县，复受阻折，往交河，经南皮攻下沧州。太平军在这里以自己前锋精锐牺牲四千的义愤，却迂怒于百姓，下令屠城。结果，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此后到各地，百姓出于恐惧和愤怒，并在清方的策动下，屡作抵抗，屡使太平军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太平军旋弃沧州，经青县于十月占领静海、独流镇，前锋直抵天津城西10 里，被清军包围于静海、杨柳青、独流之间。清军日夜以重炮进攻，太平军以兵力日削，援军又无讯息，经几度试探，在突围、被围的反复中，冲至献县、阜城，一路遭清军截击，吉文元战死。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南撤至东光连镇。李开芳、林凤祥两人商定：林据守于此，李从正东冲出，期与可能有的援军联络后回救连镇。事实是：林率部在重重包围中，煮皮质刀鞘充饥，掘一切野菜果腹，拚死抵抗清军，至五年正月失守。守连镇的太平军几乎全被屠戮，林凤祥不久在北京就义。李开芳突围后一直没有遇到前来接应的援军，至高唐，在州属冯官屯被围据守。清军以屡攻不逞，从东昌（今聊城）引运河水灌淹，遂陷李部于绝境。李开芳本人旋被押解到北京受刑。林凤祥、李开芳所率数万精锐的北伐军，经25 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斗，最后全军覆没。李秀成后来检讨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十误"中把"扫北"的失败，列作首误。这有一定道理。
西征的战略目标，是夺取长江中游各地，作为天京屏障和供给基地，进而经略四川，与"扫北"军会师。首批西征大军近万人在赖汉英率领下，于三年四月下旬乘船离天京上驶。五月初克安庆，旋人江西境，十六日占南康，二十日开始围攻南昌，久攻三月不克，八月二十二日撤围。赖汉英被革职，召回。石达开奉命赴安庆一带安民，并主持西征全局。他调遣南昌撤围的西征军一部以加强安徽方面的兵力，另一部则于同月二十八日攻克九江后进攻湖
北田家镇，并于九月中旬连克黄州、汉口、汉阳等地。十月初，石达开命西征军东撤，除以部分兵力退保黄州、蕲州一带外，以重兵进攻皖北，连克桐城、舒城，进逼庐州（今合肥）。十一月，石达开回大京，秦日纲前往安庆代理。十二月十六日，太平天国以太平军攻克庐州（今合肥）为标志，在安徽20 多个州县安民，建立了政权组织。接着，太平军加强对湖北、湖南的进攻。
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太平军大破黄州外围清军，十九日，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六月初二日，再克武昌。在此期间，分兵两路，一路西向，攻占宜都、枝江、宜昌；一路南下，虽于三月先在岳州，后在靖港大败清军方面的湘军，但旋为后者所败，使进攻湘潭的重兵，几乎全军覆没。败退岳州的太平军见湘军大举北犯，命令进占常德，华容的部队，与先已从宜昌南下的部队会师东撤以待敌，结果又连连失利。七月初一，太平军再失岳州。这些战役的失败，不仅被迫从湖南全境退出，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军事斗争的全局，由胜利进军逆转为一再失利。
守卫武昌的太平军闭城作消极防御给予湘军以从容人围并廓清江面太平军水师船只的机会。八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撤离武昌，汉阳守军于同时撤出。天国中枢急命秦日纲赶紧在田家镇一带部署防守，又从安徽调遣兵力投入反攻，但都被湘军所败，后者乘胜东向，迫近九江。石达开再次受命主持西征全局，亲赴湖口部署防御。十一月下旬，湘军主力围攻九江屡战不胜，转攻湖口。十二月中，逞霸江上的湘军水师长龙舢板百余只冲人鄱阳湖，石达开指挥太平军给以拦腰一击，把它分割为内湖、外江两支，并以火攻焚毁外江湘军水师船只几尽，使之溃不成军，取得了从湘潭遭到全军覆没以来的首次胜利。二十五日，太平军再以小艇袭击湘军外江水师的残部，并掳获湘军头子曾国藩的座船，而给予湘军以沉重一击。
太平军在湖口、九江一带连战连胜、痛惩湘军之余，突然向湖北境内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咸丰四年除夕，太平军进攻广济，清驻军五千不战而溃。次年正月初，太平军第四次占领汉口、汉阳。下旬占兴国，形成会攻武昌态势。二月中，太平军三克武昌。石达开令韦俊固守，自己则亲率大军征取江西。从同年秋到第二年春这一期间，太平军连连得手，江西全省十三府中的八府四十多州县，成为"天国"所占所治之地。西征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天京护卫原属头等大事。杨秀清坐镇天京，军务则由韦昌辉统率。当太平军从武昌直下江南时，清廷把太平军手下败将、提督向荣特任为钦差大臣，跟踪而来，扎营于南京郊区孝陵卫，并迅即组成所谓江南大营。太平军占扬州后，原署河南巡抚时授钦差大臣的琦善，率兵进驻扬州城外帽儿墩，扬言伺机反攻，组成所谓"江北大营"。奉命协助这个大营的，还有一大批满汉官将，如新任漕运总督福济、署漕运总督查文经、署四川总督慧成、革职刑部侍郎雷以諴、都统西凌阿、副都统托明阿、德兴阿等等一大批。朝令这群官将悉受琦善节制，事实上琦善无法，也无能节制。所统马步兵虽有二三万，可是多无战阵经验，又北兵不习南方水土，因病缺员甚多。统率江南大营的向荣对太平军只是一个徒有"尾追"之能，缺乏招架之力的主将；江北大营在实质上又是乌合之众--无论官将、士卒，都似"乌合"的一群，当时连清方的识者都认为其"难成大事"。
江南成营后，北从长江南岸的石准桥起，沿栖霞、尧化门、孝陵卫、秣陵关、溧水等地南至东壩，构成一道沿城东山地、城南秦淮河、石臼湖、固城湖的由北而南的防线以威胁天京。江北大营组成后，当太平军主动要撤而取得扬州，再进攻瓜洲、镇江、金山，便都被太平军所击退。此后便一直株守于大营。面对如此顽敌，太平军在长时间中不予扫荡，在策略上是一失策。使此两营，形成长期扼制天京的态势。
咸丰五年，清廷命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帮办向荣军务，率部与江南大营部分军力，进攻镇江；杨秀清才先后抽调西征中的秦日纲、石达开率部东援，集聚于南京附近的栖霞、龙潭一带，与围攻镇江的清军对峙。继由陈玉成破清水师防线，与镇江守将吴如孝部会合。咸丰六年二月底，太平军发起总攻，从镇江内外夹击清军，大败之，胜利会师；次日，又在扬州方面发起攻击，踏平清军江北大营大小营盘120 余座，再占扬州。五月，杨秀清又决策摧毁清军"向营"，并下军令状："不奉令者斩"。此时，石达开从西征军抽调的主力已由皖南芜湖、金柱关赶到天京北郊，即与得胜回师驻于燕子矶一带会合一起，共5 万余人，于十七日会攻江南大营。次日，天京守军也出城投入战斗。不只是解了镇江之围，且攻破了江南大营，使清军狼奔豕突，溃逃四方。主帅向荣及其骁将张国樑和福兴等率残部退至丹阳。向荣忧愤交加，旋即死于丹阳。清廷即赏加张国樑提督衔，任命为江南大营总统，收拾残余，又使这个江南大营败而未亡。这是一次胜利。但此役就全局说，只是太平军为巩固政权而展开的战争中以曾屡失戎机后的一次迟到的胜利。
（3）天京事变及其直接政治、军事损害
咸丰五年起至六年上半年，太平军在赣鄂两省连连获得大胜。它把这时主力敌军--湘军主帅曾国藩困于南昌，把他的水师打得七零八落，将他骁将阵毙的阵毙（罗泽南）、气死的气死（塔齐布），把江西土地占有过半。长江江面从武汉到天京，通行无阻，又继之以突破江南大营。可是，这些军事的胜利并没有成为太平天国巩固已建立政权的保证，反而激化着太平大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终于酿成被时称为"内证"或被后人称为"天京事变"
的惨剧。从此，在其发展过程中于军事上虽也有战役的胜利，总的趋势是由兴旺的巅峰向着败亡的深渊加速度地滑落。
上文提到，太平天国任命杨秀清为军师受权节制全军，使洪秀全虽位居天王，一切军政实权，实集中于杨秀清一人手里。杨另有一系列宗教性头衔，如"劝慰师"、"禾乃师"。"赎病主"等等，且拥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权。他的尊呼仅比有"万岁"之称的洪秀全少一千岁（"九千岁"）。他上朝奏事，可"立于陛下"，不必下跪。一旦"天父下凡"，他来"代言"，虽身为天王，也不得不匍匐在他的跟前。他在天京的居处--东王府，其规格与大王府相埒。当年天京居民从官殿的规制上，就有"不辩谁臣又谁主"之谣。
洪秀全从一个失意书生被推戴为天王，志得意满，在革命队伍内部，又安于被给予神化，特别是在进入天京后，更沉湎于宗教、宫廷生活。于是，军政大权，全集于杨秀清。"一切号令，均自伊出"，洪秀全几乎没有起什么太大作用，"画诺而已"！
杨秀清富于谋略，且有干才；性阴沉，多猜疑；建都南京后，天国军政大权既尽落其手，从此专横独断，为所欲为。"定鼎"当年冬，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即代传神旨，严责天王有错，要杖责天王四十下，不许韦昌辉、秦日纲代为受杖，到底逼得洪秀全自称遵旨，跪伏愿杖。杨秀清假托神意，闹此一着，既显其威势，更暴露出他藐视洪秀全的天王权威，潜具取而代之的野心。此着得逞，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其他各王，更任意斥责。如第二年曾到北王府，"杖昌辉数百"。众多受者"积怒于心"，只是"口顺而心不息"。
六年上半年，太平军既连连获胜，杨秀清认为时机已至；在派遣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离开天京分别前往赣、鄂等地扫荡清军之际，于七月十五日，在闻讯清军主帅向荣死后第六天，又假传"神旨"，要洪秀全亲至东王府加封他为"万岁"。他意欲何为已昭然若揭。秀全方才惊醒，急召韦、石、秦率师返天京救驾。八月初，韦昌辉带精兵数千抵天京，入谒天王，决意当夜诛杀杨秀清；他在前往刺杀时，不遵当初"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的约定，野心勃发，除杀了东王全家，还杀了他的部属，秀全无力制止，无可奈何地徒然慨叹东王"部属"何辜，竟被滥杀！
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内讧"，从此开始。石达开一回天京，也责备韦昌辉的滥杀。韦昌辉不只不肯倾听，反而盛气相待。石达开揣摩到有可能不利于己，一回家，即暗越城墙，潜返驻地安庆。果不出所料，韦当夜即围攻翼王府，尽杀其妻、其子。韦昌辉专擅横暴，甚至于率兵包围天王府。洪秀全至此被迫诏近畿军队人卫，十月初，韦昌辉在天京军民的"同心"收拾下，终被擒杀。洪秀全即令将韦的首级送石达开军营，并召之人京。石达开一到天京，促使洪秀全处决参与诛杨密谋及在天京滥杀的秦日纲及陈承镕；腥风血雨的天京事变，才告终结。
洪秀全经过这次起自内部自我残杀，才从深邃的宫殿中走了出来。为了使太平天国事业能够继续下去，他一面召石达开入朝佐理政事，一面又深予戒备，重用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分别封他们为安王和福王。企图依靠这两个纯属乡愚的自家兄弟建立一个领导核心，监视石达开。想用血缘关系来建立他的统治权威，导致了石达开的出走。石达开一去，使太平天国出现了"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的严重政治危机。石达开临出走时，飞檄所部准备出发，又运动其他部队加入。
咸丰七年八月，他即率军渡江，随行者有数万人。他率部历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去南、湖北、四川九省，终归覆亡，饮恨大渡河边。大队精兵悍将脱离太平军主体而行动，带给太平天国事业的损害之重是难以估计的。天京事变，被清方利用作为"乘其内乱，次第削平"的绝好机会。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督率湘军，加强了对武汉的围攻，又乘胜进攻黄州、广济、大冶等地，截至六年十一月底，使湖北继湖南之后成为湘军的又一后方基地，不再是太平天国的米粮之仓了。在此期间，清军在江西也连续发动进攻，从八年四月江防重镇九江易手起，到八月，太平军在该省的最后一个城市吉安也落人清军之手。安徽、江苏方面在清军加强攻击下，皖南重镇宁国继皖北要地庐州之后，于六年十一月失守。在江苏的天京附近，太平军在七年五六月间连失溧水、句容等地后，曾被击溃的清方江北、江南两大营又再建了起来。同年十一月，拱卫天京的镇江、瓜洲守军，在坚持了4 年零8 个月之后，在援军的接应下撤出。到十二月，清方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南京近郊，"筑造土营，挑挖长濠"，使太平天国的京城复陷于重围。
（4）战略守势中的战役胜利和受阻
天京复陷重围困境之后，太平军为缓解这一局面，再也难作战略进攻，而转入战略守势。虽有战役的胜利，终难解脱被动的态势。洪秀全在石达开出走后，选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分别为前军、后军主帅，并封为英玉和忠王。李秀成为解除"京围"，亲率5000 人由芜湖等地渡江，攻取和州等县，与陈玉成、李世贤部会合，于八年八月，大败德兴阿、胜保等所部马步兵于浦口；继而攻占六合、天长和扬州（旋自动放弃），再次把江北大营摧毁。接着，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率部与清军激战于三河，歼灭湘军6000 人，文武官员400 人，大获全胜。
不过，浦口的胜利，只是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通路。为拔赊江南大营，洪仁玕、李秀成决定采取"围魏救赵"战略，即出兵进攻该大营后方杭州，乘清军出兵救杭，转乘虚袭击该大营。按此计策，李秀成率部从浦口至芜湖，由皖南入浙，连克安吉、长兴、吴兴、武康，于十年二月袭破杭州。江南大营果然大举出兵驰援。李秀成急返天京进攻大营，在与驻守天京的太平军内外夹击下，尽毁其营堡，官兵死亡万余。大营主帅钦差大臣和春自杀，总统江南提督张国樑败逃中溺死河中。天京之围，随着江南大营再次摧毁，完全解除。太平军既摧毁清方江南大营，洪仁玕与陈玉成、李秀成等集议下一步的出击部署，决定进取长江下游，也就是天京迤东的苏常一带。
咸丰十年闰三月，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受命从天京出发，经句容，不过50 天，势如破竹，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宜兴、昆山、太仓、吴江、青浦至松江，并进入浙境攻占嘉兴等地，这就是说，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除了上海附近地带，加上浙西一府，都成为太平天国管治的地区。
太平军力攻上海，上海的英法驻军应清政府的"协防"要求，起与太平军对敌，不只是"协防"，而且还出击东下的太平军。美国无赖华尔又受清政府雇佣，组织洋枪队参加中国内战。太平军进取上海一举，面对这个新增的外敌，受挫受阻。
其时，天京屏蔽的安庆告警。太平军又决定西征，商定的军事计划是：李秀成从南路即由皖南的石埭黔县，入江西至湖北；由陈玉成统率北路从皖北入鄂，直趋武汉；杨辅清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经徽州人赣东；刘官文、赖之鸿攻祁门湘军大营，以作牵制；并期于十一年春会师武汉，然后顺流而下，解安庆之围。战争实际则是另一种结局。南路、北路基本上如期于该年二月、五月，逼近武昌。可是，在这里，正像东征中到达接近上海时那样，在英国领事巴夏礼干预下，终未把武昌夺取到手。李世贤部至赣东原拟渡鄱阳，经南昌至湖北，却于同年八月在乐平为清军左宗棠部所败，经玉山，退入浙江。原期牵制湘军大营之师，未能成功。
李秀成在此役征战途中得悉安庆失守，乃退兵至江西，与原随石达开出走至广西折返至江西的朱衣点、吉庆元、汪海洋等所率部众结合，于同年秋，分兵两路入浙。在衢州，与李世贤议定，李秀成等为一路，目标是攻取杭州，破绍兴各县；李世贤为另一路，攻打温、台、处三州和宁波等处。日后行动，基本上按上述部署进行。截至同年年底，太平军攻取了浙江的大半州县。李秀成等攻取杭州，军势臻于极盛；部署分师五路，水陆并进，进攻上海、松江。虽然截至同治元年一月底，这五路分别到达吴淞、泗径、松江、南桥和高桥，对上海形成了多路包围的态势，可是英法军队公然与清军联合一起，与太平军作战。太平军经半年苦战，终未达到自己的目的。加上形势的突变，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松江的作罢，标志着太平军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主动出击作战的结束。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理想和实际
洪秀全集中农民的思想意识和意志、愿望，利用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些词汇，汲取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杂揉成他独有的充满神学色彩的政治理论。他认定世间所有的人，在"皇上帝"这个"大共之父"面前都是平等的，彼此间不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可有"尔吞我并之念"；又认为世间"一切物类"都是"皇上帝"所创造，也理该归"皇上帝"所有，并由它"统一运用"。太平天国的天王既自许是，也被拥戴为"皇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这样，理该归"皇上帝"所有和"统一运用"的"一切物类"，自然该由天上"所有"和"统一运用"。 洪秀全坚信天上有"天堂"，由此引申地上也有"天堂"；为资区别，他把地上天堂称之为"小天堂"。太平天国以"小天堂"作为人间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和追求的最终目标，激发太平军将士为之奋斗、献身。太平天国既定鼎天京，这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误认为革命大功基本告成，已经跨入了"小天堂"。虽则如此，这个"小天堂"毕竟虚无缥缈，并未具有任何实际的含义，形势迫使他们对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必须作出一个能够顺应社会进步、时代发展趋势，并体现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答案。
（1）理想蓝图
太平天国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就重建中国对其社会经济结构，先后提出过二个蓝图。一是《天朝田亩制度》，一是《资政新篇》。《天朝田亩制度》在定都南京当年，首次刊刻；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等方面，但以经济结构、土地制度为核心，故以"田亩制度"作为这一蓝图或纲领的题称了。
太平天国以"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作为指导原则，对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明确规定"归上主"即"皇上帝"所有；落到实处，也就是归天王所有；或简单他说，设想实施土地"王有"制。
天下所有"王有"的土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平均使用，也就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具体办法，将"天下田"，按产量多寡，分成上中下三级九等，"好"、"丑"搭配地以家庭为单位，算其人口多寡，不论男女，十六岁以上者分给一份，十五岁以下者减半。若以人口为准，土地在"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反之亦然。务期天下人使用的土地量，能臻于均匀，即"田产均耕"。
在"有田同耕"的基础上，于必要时作适当调剂，务使余缺互补，丰荒相通，以期达到"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实现"元处不均匀，元人不饱暖"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为期求实现上述目标，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每个社会成员既分得有权使用的土地，就应力田生产，勤者奖，情者罚。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生活之源，确定产品剩余部分归公的原则，"凡当收成时"，除留足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不单对农产品是这样，对其他副业、手工产品等，也这样处置。这就是所谓"凡麦豆芒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全社会所"余"产品"归国库"，用求保障与生产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实物，如政费、军费以及满足为全社会共同需要（如文化、教育）和民间婚丧等特需、孤寡老人暨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活保障等等的供给。
《天朝田亩制度》中设想的社会其运行，亟有赖于拥有绝对权威者的作用。与此相关，与改革田制居于并重地位的是乡官体制。太平军从开始成军时，就有比较严密的军事编制。据《太平军目》：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
五师为"军"，最上则有全军统帅，派出"总制"、"监军"指挥各军。金田发动起义起一路征战的胜利实践，在构想新社会的蓝图时，便仿这个军制来制定新的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结构。
根据这个蓝图，把社会基层结构的最高一级，名之为"军"。每13156家设一军帅；次一级名为"师"，设五个师帅；再次名"旅"，每"师"设五"旅"，"旅"各设旅帅。"旅"下为"卒"，设卒长，每旅统五卒长。
"卒"下为"两"，设两司马，每卒统四两司马。"两"下为"伍"，设伍长，每两统五伍长。每一伍长各统四伍卒。"凡设军以后，人家添多"至五家，"另设一伍长，添多二十六家另设一两司马"；以此类推，直至添多13156家"另设一军帅"。
上起军帅，下至两司马，由本地人出任，名日"乡官"。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指望由乡官为轴来运行，从而赋予乡官以极大的权威。连最基层的两司马只管辖25 家居民，但权力之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相关，规定乡官除了人选条件必须遵守、奉行太平天国的制度、法令并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外，其产生方式，规定每年由下而上地逐级递上"保举"，最后由天王裁定"调选"。
"两"在社会改革设计中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基层单位。它的首脑"两司马"，统管组成"两"的25 家的经济生活，督率每个成员以家庭为一生产单位，从事农业、副业的生产。手工等匠作限定于农闲"治事"，乡官拥有赏勤、罚情之权。掌握国库，对成员家庭中遇有特殊而必需的需要，从国库拨给通天下一式的定量钱谷，以资应用。对难以自食其力的孤老废疾者，也这样以资赡养。每"两"设一礼拜堂，两司马在这里主持教读"两"中童子《圣经》和太平天国官书。逢礼拜日，"两"中所有男女俱往那里听他"讲道理"。每家规定一人为伍卒，两司马在有警时"统之为兵"，无事时则"督之为农，耕田奉上"。各家或有争讼，由两司马处理；若解决不了，则逐级上报，直到军帅，由他会同"典执法"判断曲直是非。既经判决，上报县级守令监军，再逐级上报，直至天王，作出"或生或死，或予或夺"的最后裁决，然后发交军帅执行。此外，两司马对"两"中的"贤"者"良"者，负有供中央遴选的保举任务，举得其人受赏，反之受罚。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久已存在要求平分社会财富的思想。太平大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均耕"土地的方案。广大贫苦农民渴求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憎恨贫富悬殊，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他们的这一思想，事实上否定了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一切土地私有制，但同一制度规定农民耕耘所获，除预留必要的口粮后的全部产品，全交"国库"。在此分配制度下，即使五谷丰登所保证的"饱暖"，也只能限于必要限度的最低水平；就是佃农，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利益。情况较佃农为优越的其他农民，势必不只得不到更大利益，反而会遭到或大或小的损害。所设计的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一旦选出便不虞罢免监督而拥有绝对权威的乡官体制，实际是把农民千百年来过惯了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给以理想化，并拟把由25 家组成的"两"的农村使之永恒化。历史表明：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必须有商品经济作为补充。商品经济在中国早已有了发展，太平天国却仍要把自然经济理想化，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将造成的后果是生产力的倒退而不是前进，这将是完全背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暴露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从根本上说，一个充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搀杂着宗教信仰所编撰的理想蓝图，是没法付诸实现的。
《资政新篇》，撰著者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咸丰九年，他从香港到广州，乔装商人，经江西、湖北辗转到达南京。他期许自己在"善辅国政，以新民德"上，能为太平天国效些心力，以"事有常变，理有穷通"为指导思想，强调"审时度势"，"因时制宜"，提出了题名《资政新篇》的治国建议。洪秀全目击天京事变后人心涣散，领导核心分崩离析的困境，谋求重振革命形势，赞赏洪仁玕的志趣，即封他为干王，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的同时，对《新篇》中建议的诸项，给予几乎全盘的肯定；又"旨准颁刻"，使《资政新篇》成为太平天国设计改造社会经济结构的又一纲领性文件。
洪仁玕就当时在香港的见闻，概述了当年各国或盛或衰的大势，实质上提出了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来重新组建中国和中国社会。《资政新篇》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诸方面，都提出了革新建议，对经济问题，尤作了着重的论述。它倡导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如铁路、轮船、机器制造等等，以求全面发展工商农矿各种生产事业。
《新篇》主张制定奖励个人发明、保障专利的政策；并鼓励"财主"积极投资"大有利商贾土民"如银行等企业。若用洪仁玕所拟另一文件中用语，他认为能这样才叫做"善用财帛"。《资政新篇》中主张，应"准富人请人雇工"，"禁卖子为奴"；该强制"游手偷闲"的游民和不事生产的"富贵"人统统"归于正业"，使之"自食其力"，"自养其身"。换言之，《新篇》主张加强劳动立法并采行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
洪仁玕肯定当时西方国家拥有"技艺精巧"的事实，在对外关系上抨击"闭关自守"的做法，奚落若这样做是"浅量者所为"；并警告势必将自食有如"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的恶果。《新篇》中制定了中外交往原则：睦邻、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交往。对来华外籍人士，约法两章：一、严禁携带禁物如鸦片之类入口，"走私者杀无赦"；二、技艺精巧并志愿为中国献策效力者，以"不得毁谤国法"为前提，准入内地"教导我民"，但不得擅入内地。外国臣民在华已设的企业等资本主义势力，承认其存在，但必须作好准备，与之竞争并深信定有把握竞而胜之，期望"与番人并雄"。《资政新篇》的内容，体现出了突破了农民思想的局限。它虽体现了农民要求有地可耕的愿望，但设计了有悖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废除私有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保护私有、承认"财主"的存在，鼓励富人雇工生产，客观上谋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但毫未触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这样，它既不能结合革命的现实需要，虽然"旨准颁行"，而文件精神难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即使在太平天国军政首脑中，也遭到"皆不屑看"的漠视了。
（2）社会经济实践
太平天国提出了重建社会、创建新国的蓝图，一时间虽曾力谋付诸实践，也作过部分尝试；实践证明难以行得通，遭到百姓对平均主义的抵制，便自然地逐步回到现存政治、社会运行的旧轨道上。洪秀全对"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原则的旨准，标志着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国策纲领推行的结束，尽管《天朝田亩制度》此后还再次颁刻。《资政新篇》中所敷陈的"邦法"和治国需"法善"的"法"，如主张澄清吏治、实施民主、发扬舆论、改革恶俗、破除迷信，等等，确实都属于该实行的"善"，可是在军事倥偬中，实难以实行。但所提出的"邦法"，虽当年不被众所识知，却是在中国最先提出的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表明着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早意向。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起源于武装起义之前。道光三十年秋，洪秀全、冯云山作为"拜上帝会"会首，号召各地会众向金田村会合，适应起义的需要，会众须把自己的财物上缴于公库，并由公库供给会众的生活需要。第二年十月，并正式定名为"圣库"，形成为一种制度。会众团聚一起过着公有共享生活，保障了原是贫苦农民、饥饿大众出身者的物质需要。对他们来说，获得"同食同穿"、"一律平均"，确乎像登上了"天堂"，享上了"天福"。不单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激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进而对于巩固和壮大起义队伍、坚定斗争决心说，都起着积极作用。
不过，起义队伍毕竟主要是由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农村无产者所组成。圣库制度把他们结成一体，却并不能根绝他们的私有观念。而且，不单是一般成员有此观念，就是领导人物也难例外。洪秀全被拥戴为天王后屡颁诏旨，或由其他领导人（西王萧朝贵）以他名义告诫起义者："有银钱须要识得破，不可分尔我"；"各宜为公莫为私"，"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财物，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这些告诫，使分散的农民群众在圣库制度下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也折射出小私有者的私有观念一再在冲击着圣库制度。洪秀全颁布的《永安破围诏》里，一面要求"同心放胆同杀贼，金宝绸帛在所缓"。紧接着许愿，一旦成功，"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暴露着整个起义队伍思想上的尖锐矛盾：接受圣库制度，目的在于取得更多财富！这又无异于表明圣库制度在它开始实行时，就内含着自我否定的破坏因素。
太平军从咸丰二年春永安突围到首次攻下武昌不过一年期间，队伍急剧扩大，从三四万人激增到号称百万。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利用宗教、迷信和军令纪律，有可能一时约束几万人、十几万人以至更多一些人的私有欲望，却终无力改造数达百万众的私有观念。私有观念事实上一直起着作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洪秀全命令，"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黄金，尽缴归天朝圣库"。否则，"一经察出，斩首示众"，反映出了这点。此后随着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在军事缴获、强制征发来源充沛的情况下，私有观念且急剧膨胀起来。就将官说，他们最初在广西境内与清军转战时，与战士过着同样生活，缺粮时共同食粥，缺盐时共同淡食。可是一到长江中下游诸大城市，一变而动心于"繁华之区，锦绣山积"，"盛饰"驻地，并用缴获之物，"创设卤簿仪仗"，坐上往日官衙的"绿蓝围轿"。左右攀比，上仿下效，竟相追求。军中新老兄弟，始则"爱衣饰华美"，渐至于"插戴满头珠翠"，终至于珠玉佩环，"悬带于腰项襟袖之间"。产生的后果，不只是人各"为私"泛滥，"私藏秘积"现象日益流行，而且出现了等级差别明显化的倾向。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四月攻下扬州，终于公开宣布："准新旧兄弟腰金五两"，绝对禁止私藏财宝变为允可限量私有；意味着"为公"原则遭到破坏。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点，而且陶醉于胜利，蔽于多如"山积"的物资，以为尽可"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作为物质基础，反而决心把公有原则推广到整个社会。这个精神，体现于同年底刊刻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便是有关"国库"的规定种种；见之于行动的，是继在武昌、扬州两地一度设置男馆、女馆，分别安置城中居民，无论贵贱，平均配给日用油盐衣食之后，在南京，也设立"男营"、"女营"，安置全城居民的男性、女性，计口配给粮食，维持生计。可是，南京居民对这种生活方式，甚不习惯，更不满意，怨声四起，或做消极抵制，或相率逃亡。圣库制度由于并非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上，而是凭借所缴获征发的物资，势难持久，事实上也难以坚持下来。天国当局虽未明令废止，在天京的实践中，以四年诰谕中承诺一待推翻清政府，家人"仍然完聚"，潜向着恢复一家一户的家庭生活，否定过圣库制型生活转变。此后，社会上不再推行，只是在军政行政系统中仍在实行，始终用圣库之名；若与社会上局部推行过的公有共享制度作比较，根本上是迥不相同的另一回事。公有共享原则，曾经促进起义参加者的万众一心，紧密团结。但绝对平均的圣库空想，和植根于小农经济的私有观念，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单是这一矛盾的发展，太平天国也必将陷于失败。
太平天国设计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中，乡官体制具有重要作用。这一体制，在天国治区内设置了；不过，名虽为"乡官"制，实则向着传统社会的保甲制度演变，终至成为这次革命内溃原因之一。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取得南京，一路攻下许多城池，占而不守；建都南京之后，林凤祥等率师北伐，疾趋北上，仍是克而不守，进行的都是没有根据地的战争，自然也就说不上建置乡官了。咸丰四年，石达开到安庆主持南京上游军政大事，在所克之地，注意于设官建政。每占一地，立即限令当地居民举出乡官，以利于安民，以求能尽速从军事管制转变为民政管理，使不致阻滞军事的推进。此后，直至太平天国败亡前夕，都沿袭此例办理。
西征中最初建置乡官，一度严格依据《天朝田亩制度》办理，责民五家设一户〔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直至一万二千五百家立一军帅。可是，按诸实际，扞格难行，旋未执行，改按居民聚落地界区分成类如前、后、中、右等营，分设乡官，或沿袭传统的村、镇、都、图来区划，也不一定以五的倍数进级从而一军也未必恰由一万二千余家组成。乡官的产生，原定由民间"公举"，最后听天王"调选"。这是一种不胜繁琐的程序，只是体现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制度。在紧张的战争年代，这个程序势难执行，事实上也没有执行。总的趋势，日渐放松，从最初"申送"中央，一改为"呈报"省级军政当局，再改为各地举出乡官，具报备案即可。
"公举"在中国村落体制中原不陌生，是推举管事人的一种传统方式。怎么举法，因时因地而异，多种多样。参加"举"乡官的范围，受历史条件制约，都比较窄，局限于乡里中少数人物中来进行。这种"举"，有采取"拈阄"办法的；更多的则是在村落中原头面人物间经过熟筹利害，安排某人出头而被"推定"、"举"出的。
乡官人选，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选率先欢迎、投奔太平军的来充任，基本上符合组织原则；但不一定要求出身于"力农"者，这种变通，也基本合理。问题在于，最先接触、欢迎太平军的人，固有真心投奔革命的，更多的是随着大势所趋而来的；抱有贰心、首鼠两端的也不在少数。因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太平军在各地面临需就地筹饷的情况下，对乡官人选，颇有意于组织、利用旧时绅耆、富室，原任里正、图正以及流氓无产者为己效力，以备征取不足时，责他们或以私财抵偿，或迫使他们敢于不择手段地追缴。所谓"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这样，实任乡官遍及管辖区中各阶级、各阶层，或各行、各业以及无业、失业的人。
富绅之流一般说来对太平天国原具有或多或少的贰心；里甲以及流氓无产者辈，又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太平天国对这些人利用之而不加改造，且倍加倚重，终使自己在政治上付出了难以估计的严重代价。出任乡官者的动机，多种多样，很不一致。有很多出于真诚拥戴太平天国的，不论哪种出身的都有其人。在革命形势左右下，"靡然从风"的更不在少数，出发点又各不相同，有为"保全身家"、"保邻里"、"为乡党"的，也有"求免再三"而不得，或防"辞则招害"以及"为糊口计"的。等而下的，则是别具用心者。他们或艳羡于当乡官能"多得利，且势耀"，怀着谋"号令一乡"，作威作福野心，百般钻营而得逞的。最后，敌对分子也难免有所混人。他们的真心，在"藏以待时"，"以待官兵"作内应。这最后一种人与其前三类，则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乡官制度事实上并非如原设计建置于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原赋予的职责从而有很多无须执行或无从执行。面对战事倥偬，安民和保障后勤，成为乡官的两大职司。建置了乡官，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如安集流亡、配合太平军镇压敌对分子、维护治安、制裁地方歹徒的劫掠作恶等等，对稳定辖区秩序，都起着作用；进而促进正常社会生活的恢复，培育革命的物质力量。
保障后勤，主要有二：向民间派差和征收税捐。各地乡官奉命行事，由军帅逐级下派至两司马；再由两司马将所征银两，逐级上缴，以至军帅，再转给地方当局，据记载：往往"一呼百应"，"咄嗟立办"，或"督民充役趋事"。至于临时派差、派物，乡官"率奔走恐后"。这些，显然是乡官制的积极作用。
退一步说，太平军建置了乡有，设所征取，太平军可通过乡官这一系统，谕令及民，有可能减少，以至避免采取直接的征发手段，极有利于贯彻执行太平天国所要求的"民守民道，兵守兵规"这一政策原则。随着总的革命形势的日趋衰颓，征赋派差的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频繁，使某些乡官固有的劣根性在天国当局从力能控制尚能受到约束，演变成元力掌握以至失却控制能力，乃似沉渣泛起。乡官之"暗压孤弱，欺诈百出"，"重征厚敛"，谋求"浮余入己"的不少。
民间对某些乡官的贪读恶行，积愤不平，暗中咒骂他们在于"虐齐民、灭祖德"的坏事。郁积一久，发为行动，什么都干出来了，或殴打乡官、拆毁官局，甚至私刑、暗杀以泄愤。这些行动，针对的是具有劣迹的乡官，太平天国则也为之付出了民心散失的政治代价。太平军在征战途中，始终号召"商者商而贾者贾，尽可乐业以如常"；并以严明军纪，保障着商人和商业。如从广西向长江流域进军时，太平军人"遇途卖酒浆者，饮之罄，辄投以钱"；所到之处，"买饭求浆，多给市值"；或"照常市价，无有短少"。北伐中军经涡阳，"市不易肆"；西征中，在安庆，一度征集沿江船只备用，后知系"皆任贩运以通有无"的商船，为避免"货源立竭"的"坐困"，旋即发还原征船只；东征中太平军"人市购物，遵市价，不强取"。"给价公平，决不短少"??等等。这些保护了商人和商业的行事，既有利于保障军民的需求，也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展开。
太平天国所设想的新社会经济生活，是均匀分配，自给自足，不需要商业以资流通；无视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一定都南京，凭革命权威，天国当局即宣布废除商业，即："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这种作法，既非科学地认识世界的产物，也不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之，立即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和引起社会不安。天国当局有鉴于此，予以调整，转向听任商业的存在，进而明确承认商业的必要。如西征军主将赖汉英以翼王石达开名义，明文宣布"一切贸易，无容闭歇，免致采买无向，自迫其乱"。过后，太平天国在颁行的《醒世文》中，要求普天下周知："百般贸易俱可做，烟酒禁物莫私营"。这样，太平天国治区除了南京因始终处在清军包围态势的特殊条件中，宣布"天京乃定鼎之地，安能妄作生理，潜通商贾"（事实上并没有禁绝）外，支持、扶植商业，成为自己的方针政策。由于处在内战的非常状态，太平天国支持、扶植商业的政策，期求实现的目标，除了发挥商业所固有的流通物资、调节有无的职能，另含有招民交易作为"安集流亡"的一着，和通过商事活动，以便获取清方的情况报道。另以政令规定，为防止清方奸细混迹商场，提醒经商者：凡是置办货物，上下客商，尤须询明来踪去迹；设若遇到踪迹不明的可疑人员，决不准轻易容留，提高警惕，借资防范。太平天国对商业，由最初的一度废除，旋即给以积极的支持和扶持，终
于取得了不单"利民生"，而且"裕国课"的效果。
（三）财政--筹饷征税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迈上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保障供给与军事斗争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且相辅相成。军事进展的顺利与否，每每影响物资供应的盈绌；饷糈的充裕与否，又常影响军事行动的开展。取给之道，又势必与民间利害息息相关。若能善取、慎取，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能合情合理，则既能赢得民间的理解，并获得积极支持；设若情况相反，则难免使民间的向往之心散失。太平天国为保障军需、国用的补给，因应战争条件的变迁，基本上通过两大渠道来取得。一是直接的军事征发，包括来自战场上的缴获，接收原清地方政府的库藏以及向民间采取类似"打先锋"、迫"贡"等方式；二是在《天朝田亩制度》刊刻后不久，为解决天京对财物的急需，更为了缓和某些地区民间对平均主义政策的抵制，采取了照旧征取田赋和税捐的做法。
（1）缴获和征发
太平军最初与清军转战于广西各地，总的说，胜多败少。清军火器精、粮饷足；太平军战而败，无所失；清军败，它的精良火器、充足粮饷，即被缴获为战利品；攻下一些州、县城池，地方府库所藏，自然也为太平军所有。待出广西，北上两湖，折而东下，直至南京，一路清军不战自溃。伴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截至围攻长沙时，保障供给有余，除油盐足用外，还储粮"十万余（石）"；且可用以散赈贫困大众。克武汉三镇，接管了清方的武库、仓廪所藏全部军用、民需物资；又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所征敛来的饷银127 万两，接收湖北省库银100 万两等等。至九江、安庆等地，缴获的库银、制钱、仓米，以及炮位、军械，难以计数。攻克南京后所接收的物资，据事后清方署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若按白银计，"不下数千万〔两〕"。太平军接着取扬州、克瓜洲，除了尽获清军防守两地的军械、军装暨漕运总督库藏实存银100 余万两，还缴获了碇泊于此的满载漕粮的千只漕船和漕粮。清军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厉行所谓"坚壁清野"的战术，在与太平军接仗时，每每滥肆破坏。尽管如此，太平军只要得胜，或多或少总有缴获。其著者如，四年西征军克江西饶州，得漕米万余石、仓米千余石；六年，再克扬州，缴获清军江北大营所储大量军装、器械以及粮、钱、用物。十年再破清军江南大营一役，缴获饷银200 万两。东征中，攻常州，缴获清军存米4 万余石，火药数十万斤，储银七八十万两。攻克苏州、杭州以及宁波、象山等府县地方，都获大量银钱赀财。缴获，是太平天国为保障自己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
筹饷的另一渠道是向民间实施直接的征发。太平军从金田起义胜利起直到临最后失败，一直采行着这着。在转战广西，进军湖南、湖北各地，军行所至，有需要和可能时，即向富家征发钱谷财物。到武昌，明令有"金帛珠玉者"，统统拿出来以助饷需；接着，补充以强制措施：太平军"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一概取走。民间之被抄有姓名可考而且著名者，如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高官程矞采家里，督促他家的家丁抬出"元宝银60 万两"、"其余锭件金珠无算"。太平军攻下南京，作了一次全面"搜妖"行动，尽查抄了官宦家庭财物，在下扬州前后，先收下扬州地方富商江寿民在漕运总督但明伦示意献出的数十万两的"求和"白银，接着进入扬州，没收城内豪商、富室的财物，"不下千万厚赀"。嗣后，太平军从民间强制征发，继续作为筹饷的重要一着，但有特定名称："打先锋"。这种行动，每在既攻占州县城池于经略四乡中展开，既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显示革命威势，镇慑残敌，更在征发财物其对象主要是富室和典当铺户。这在咸丰初年很明确。如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至湖北大冶，"觅絷富民，拷取财物"，或"勒重金"取赎；次年至黄州，"搜刮富姓大家"；在麻城，"尽封富室绅富"；同年，至江西高安，征发所及，以"典铺大户为甚"；1855 年再至，"仇视官绅，苛勒绅富"；1856 年克崇仁，扣押财主，"逼财赎命"；同年克奉新，"刮富户金帛，多者数千，少亦数百"；如此等等。进入同治初年太平军在苏、浙两省，固仍以富室、大户为主要目标，变得也广泛及于穷民、贫户了。除了迫令富户"纳款"，必使"尽献所蓄"而后止外，也出现贫者也"无有免"者的情事。如在浙江丽水，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表明了这一点。"打先锋"对象扩大同时出现的是行动次数的无度。太平军初期，对象限于富室，行动也有节制，在每占一地后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到了后期，则失之于滥。在某一地"打先锋"，并不限于占领该地几日中展开，而在占领期间，如数月，而"逐月至乡"行动其后果，既阻滞着一地之由军事管制转入民事治理的进程，又使已属"安民"之地仍动荡不宁。至于某些地方军政当局，为求贯彻某种军令、政令，也不乏以"打先锋"作为一种强制手段的，更成为一种暴政。
太平军军行所经，从最初起，各地群众时有自发劳军之举，以枣栗灯鸡（谐音："早日登基"）作彩礼，诚申其早日成功的愿望；更主要的在贡献财物以助饷需。这种行动名之为"进贡"。太平军攻克武昌，把群众的这种行为制度化，设进"贡"公所，收受"贡"礼。自发的贡献并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强制，也就是根据不同对象，在收受贡礼上，天国当局作出不同的对待。对于一般居民，出乎拥戴真情，并不在乎礼之厚薄，有了即可。即使只贡献一盘米，或再压上百钱、千钱，收后便给"贡单"，予以保护。至于那些半心半意或虚情假意而又是富商、官绅，则"责贡甚严"，也有指名或不指名地"促"贡、"劝"贡。设有冥顽不灵或敢于违抗不贡的，则"一经搜出财货"，严惩不贷，甚或处以"阖门斩首"之刑。通过这些程度不等的强制方式，有受"促"、或被"劝"而终于贡出"黄金多至数百两者"。"迸贡"既作为筹饷体制的一种，嗣后，即一再采行。量既可观，而且更具有及时予太平军以补给的优越之处。
与"打先锋"一样，"进贡"在执行过程中，也在渐变着。从最初到后来，虽基本沿袭成例但又有一些变化。就对象说，在最初，明确以"户"或"众户"为对象；到了后来，日益由人而转以地为对象，如某"都"、某"图"，或"城乡"居民。这样，"进贡"从作为个人或众户对太平天国的"向化"的一种表示，渐而质变为太平军对某一地方的摊派。贡之予以"招"、予以"促"，原是重责富户助饷的一种委婉说法，而今"招"、"促"某地进贡，
弄到底便成为整个村镇贫富皆须负担了。如咸丰十一年（1861 年）在浙江慈谿，"勒限各乡，按都图进贡"，贡额多寡，"以村落大小，户口贫富为差"；在诸暨，勒限进贡情况，也是这样。于是贡物的量虽因图而异，村各不同；就同一村，同一"图"的居民说，一般便形成殷户、富商等以"洋钱元宝"进献；贫家则只得搜罗鸡、豕、鱼肉、菜蔬为贡了。相对于贫富迥殊的负担能力说，前者未必负担重了，后者的负担程度，很可能反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天国在各地军政当局，为宽筹经费，或应付某种军需，不定时地征取或摊派，名曰"军需捐"，也有别称之为"大捐"或"特捐"的；至于用"借饷"、"助饷"等名目来征收，实质上只是"大捐"或"特捐"的另种说法。"大捐"对象本来专指富人，到了后期，除了仍以富人为重点，却也渐变以某地为对象。以致居此地者，富户固出捐银八千、三千、二千不等，穷困农户，也受摊派，按钱文计，"或数十，或十数，或四、五数"。"大捐"捐到只有制钱四五文，所谓"大"、所谓"特"便失却了意义，再也说不上是对豪绅、富室的一种打击手段。
（2）田赋和税捐
太平大国既定都南京，在政略上决定开疆拓土，保障太平军的供给单靠缴获、征发，原是不稳固的，难以持久的；为保证百万队伍的衣食军需，并巩固新建的政权，有可能也有必要另辟一能经久不绝的财源。太平天国在所设计的社会经济规划难以实施下，从咸丰四年起，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交粮之"粮"是土地税，也就是田赋。交纳手续，基本上沿袭旧例，征取对象是土地所有者，即"业户"或"粮户"。个别地方有过特殊规定，如在浙江奉化，对有田不过五亩的免征。适应战时的非常情况，若业户流亡在外，为使征取有着，采取"着佃代完"，即由佃户代"业户"完纳；也有因经过战争，地权不明，田亩界址不清，便以实际耕种者为稽征对象，即不分"业""佃"，随田纳粮。
太平天国在所管辖区内，征取田赋，虽说"一切皆因旧章"，对田赋税率，总期能有所减轻，事实上在前期也确能做到这样。在皖赣鄂三省辖区中，纳粮情况，"种一石"，终岁责交钱1000 文，米3.6 石；也有交熟禾五斗、八斗的。据太平天国遗存的一纸"纳米执照"来计算，在安徽桐城地方，每亩年交钱粮不足银一钱、米五升五合。后期在苏、浙辖区，虽然政策依然，迫于形势，事与愿违，总的趋势逐年增加。
清政府田赋之苛，原是"不在正额，而在额外"。额外的苛敛量，与正赋比较，地各不同，从数倍到10 倍不等。太平天国针对此弊，严禁额外浮收。这样，太平天国在征取制度上尽管照旧，可是在征取量上，即对正赋酌减若干。如上祛除浮勒，使民间负担减轻，转而乐于输将，作用所及，田赋征额反而易于征足。连敌方人物，虽蔑称"贼假仁义使地方相安"，也不能不承认能"善取之，轻取之"，终于产生"民渐有乐于相安"的效果。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咸丰末。
由于革命形势逆转，天国当局谋求突破增加着的军需、国用的支出和减少着的财源所形成的困境，期望通过增重赋额（包括正赋和附加）来解决，而设想许多"附加"或"附捐"的名目。其结果：耕种五六亩的一个佃农，每年需交附捐银1.5 两左右。这对于贫穷的佃户说，是过重的负担，就是对那些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说，负担也是不轻。另一件遗存文物据其数字核算，附加达到正额的5.5 倍，这是相当重了，造成民间无论贫富陷于无一不困的境地。税，有对手工业征税，如榨坊，其项目很少，为数不多，且略。主要是商税，又分种种。关税。在商业、交通要地设置内地关，先后在武昌、武宁、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南京以及无为都设过关。不过，这些地方多数或属战事频仍之处或时受战事影响，虽设关，"无暇榷税"，或商贷无多，税收似有实无。只有无为、太平两关，日收税银较多。但究有多少，已难查考。咸丰十一年底太平军于浙江宁波一度设过海关--天宁关，但不过半年，宁波重入清军手，此关也不存在。
卡税，此税原无名，以其设卡征税，故名卡税。它与清军为就地筹饷的厘金雷同。卡在一个地区的设置无定数，总趋势是日益增多。税率参差不一，既地各不同，又时有差异。卡税，是天国后期一项重要财源。各地军政费用，主要指靠此项。无论坐商、行贾，除了须交"凭照"费，即执照费，还有营业税，简作"捐"。细分成日捐、月捐、股捐等名目。前两者按营业额计征，演变成按店的大小来计数；如有按营业额每千收五十文捐的，也有大店日收三百钱、小店日收十文的。股捐则按资金多寡征取，捐率大致为1％，如"千金本，日捐十千"等等。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为严查好究，保障社会秩序，即采取发给凭照如门牌、船凭等措施，未见有收费记载；其后，酌量收费。门牌收费无定数，在江、浙辖区，量力多寡来征取。多则银洋成千、成百，少则一二角，一般是一二元；也有兼收钱和米的。某些地区另作规定：贫户无力完者，由富户代纳。船有船凭，按船只的大小，"出钱千百不等"。个别地方，开征过房捐、丁口捐，如在浙江海宁，一度每人征200 文；在嘉兴，房屋每间日捐3 文。税捐和田赋一样，后期征课日渐加重，终致"派款不息，数额大小不等"。在辖区内部，"富户不堪其求，率皆规避"，或外逃他方。一般老百姓和农民大众，更"被累不堪"。太平天国受形势制约，别无良策，乃加多征课名目和加重征课量，即使一时增加了一些收入，但付出的代价是人民离心！
（四）天国的败亡和余部的溃灭
太平天国未能也不可能提出重建国家、改组社会经济结构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案，难免遭到民间因失望而离心的结局。天国领导者既拿不出能使国家真正改变成为"新天新地"的方策，便只能逐步回到本拟予以革除的旧秩序的运行轨道，而且在某些方面，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理想的乡官体系很美妙，实际的表现不然；赋税制度的实际也是这样，而终成为导致"内溃"的因素。军事的战略方面，也差失一着。所有这些，是太平天国总难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巩固下来的根本原因，也使其敌方--清政府掌握了予以摧折的机会。
咸丰十年（1860 年），清廷任命曾国藩署（旋实授）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继而又给以钦差大臣使命，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督办江南军务。
安庆扼南京上游，曾为太平军西征军大本营所在地。它在太平天国治区，是仅次于天京的政治军事重心。曾国藩受命督办江南军务，总结了积年与太平军为敌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的战略思想。他对太平军东征一举，置于次着，率湘军分三路全力进攻安庆并于四月合围。洪仁玕同样深知安庆在地理上居于天京"锁钥"的重要位置，轻弃既定战略，改行发动第二次西征，设想经皖北入鄂，直趋武汉，再顺流而下，以解安庆之围。实战结果，太平军既受阻于武昌，安庆终被清军所得，失去了天京前卫的"锁钥"重地。
清军既得安庆，曾国藩更自信他的战略之可行。他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方略，对太平军的东征、西战，能抵制则抵制，难以抵制就不力争；而坚定地实施对南京的大包围策略，以期最后实现攻占南京城，全歼太平军，为清政府摧毁与之对峙的国中第二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