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时期，在对外贸易上仍然贯彻康熙中后期所推行的严格限制下的开海通商政策。一方面，允许本国商人出海和外国商人的进口贸易，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鼓励；另一方面，又对进口贸易加以种种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闭关、停止贸易。清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加以诸多限制和严格管理，这是雍乾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凡出洋贸易的商船，限"装载五百石以下"，"许用双桅"，"横梁不得过一丈八尺"。出洋贸易的时间上也有限制，规定"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这项规定后来逐渐放宽。对出口商品的限制更为严格，禁止出洋的物品很多。朝廷担心粮食出海，有可能用于"接济奸匪"。因此，商船出洋准许携带的口粮，是根据航程远近和船上人数多少决定的。其标准是"每日食米人各一升，并余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同罪"。
在中俄贸易中，北京互市规定俄国商队每四年来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200，在京停留时间不得超过80 天。海上贸易方面，外国商人与中国官方的一切联系均由行商或通事居间办理。外商只得与中国官方指定的行商贸易，外商购销货物，缴纳税款，均由行商代办。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理，外出须由通事伴随。按规定，外商在广州是不准自由行动的。一旦商务结束，外商必须随船回国，不许逗留广州，如商务未完，
也须到澳门过冬。
第四节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一、统一漠北与青海
（一）厄鲁特蒙古的强大与喀尔喀蒙古的分裂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元代，厄鲁特人自称为斡亦刺惕、斡亦刺、外刺、卫拉特：明代史籍上称为瓦刺；清代称为厄（额）鲁特、卫拉特。这些名称都是蒙古语Oyirad 一词在不同时期的音转或异译，意思是"林木中的百姓"。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活动在我国西部今新疆等地区。其中，准噶尔与杜尔伯特两部贵族姓绰罗斯，是元朝大臣孛罕的后裔；土尔扈特姓不著，是元臣翁罕后裔；和硕特部是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四部之间结成松散的联盟。
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 年），巴图尔珲台吉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他为了改善厄鲁特各部的关系，发展准噶尔的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缓和了和喀尔喀蒙古的矛盾，解除了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其次，倡导喀尔喀和厄鲁特各部封建主在塔尔巴哈台举行会盟，制定了《1640 年喀尔喀·厄鲁特法典》，从而调整了各部领主的关系。第三，与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积极支持黄教势力，和硕特蒙古逐渐迁移到西套、青海，占领了西藏，准噶尔部牧地扩大，据有乌鲁木齐。第四，努力与西南部的柯尔克孜族改善关系，使对手哈萨克陷于孤立。第五，积极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建筑业，促进了定居文明和贸易交换。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首领以后，肆行兼并，在厄鲁特四部中扩张势力。噶尔丹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生于顺治元年（1644 年），早年到拉萨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习沙门法。从康熙十二年（1673 年）起，经过多次战争，噶尔丹占有了天山北麓。五世达赖喇嘛认为噶尔丹已独树一帜，便赠以"博硕克图汗"号。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占有天山北麓以后，又出兵天山南麓，消灭了那里的叶尔羌汗国，占领了南疆。他在天山南路各城镇派有称作"昂吉"的蒙古官员，以确保赋源，镇压反抗。噶尔丹还向中亚扩张。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噶尔丹领兵进攻哈萨克的头克汗，将其擒获并作为人质，押往西藏，送给达赖喇嘛。二十三年（1684年），哈萨克的根据地和商业城市塔什干、赛里木都被噶尔丹侵占。兵锋所及，直抵黑海沿岸的诺盖人部落聚居区。噶尔丹还征服了天山的柯尔克孜人，一支部队打到了帕米尔的穆尔加布河，甚至远征到了萨雷阔里山，占领了费尔干纳。
噶尔丹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向东发展，萌发了吞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野心。明末清初，漠北蒙古高原为成吉思汗第十六世孙格埒森扎扎赉尔珲台吉的后裔所领有，部众分为7 旗，分为左右翼。其游牧范围，东达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抵阿尔泰山，北面包括贝加尔湖到石勒喀河的"达斡利亚"地区，南邻内蒙古。
清初，喀尔喀蒙古形成了三大部，即扎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康熙元年（1662 年），喀尔喀蒙古开始内讧，出现动乱。扎萨克图汗旺舒克被所属和托辉特部大领主额琳沁·罗卜藏赛音台吉谋杀后，内部失去控制。旺舒克兄绰墨尔根自立为汗，因为没有得到清朝中央政府认可，部众不服。该部阿海岱青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联兵击败了额琳沁，康熙九年（1670 年），阿海岱青向清政府遣使贡驼马，又请求以旺舒克之弟成衮袭汗号。清政府赞许阿海岱青的功绩，便授他为扎萨克，代额琳沁进九白之贡，又下诏废掉绰墨尔根，命成衮袭扎萨克图汗号。成衮得到清政府册封，立即得到了本部贵族的拥护，便开始团结旧部，收回离散的户口。
其时，扎萨克图汗部的人丁户口有不少被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隐占，且拒不归还。成衮向五世达赖喇嘛申诉，五世达赖派人到漠北召集各部会盟，协商解决，土谢图汗却拒绝参加会盟。成衮无奈，又两次上书清政府，请求干预。喀尔喀蒙古三部和清政府早有联系。还在天聪九年（1635 年），车臣汗硕垒就向尚在关外的满族贵族上书通好，贡驼马。清朝入关后，因忙于对南明政权以及农民军余部作战，无暇对漠北加强管理。尽管如此，顺治十二年（1655 年）冬，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车臣汗巴布相继袭汗位以后，都遣使到北京要求和清政府结盟。后来，清政府还对获准进贡"九白"的喀尔喀蒙古14 人授扎萨克，象征了清政府在喀尔喀蒙古加强了管理。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了解到喀尔喀蒙古内讧情况后，便令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大喇嘛一人，会同清政府大臣，到漠北调解纠纷。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八月十六日，喀尔喀各部首领集结于土谢图汗部库伦伯勒齐尔，隆重会盟。清政府派理藩院大臣阿喇尼等24 人参加。阿喇尼传达了康熙皇帝的谕旨，希望各部尽释旧怨，和睦相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漠北的管理。这对噶尔丹企图东进、吞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野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扼制。
（二）喀尔喀蒙古南迁与多伦会盟
噶尔丹上台之初，曾和清政府保持较好的贡使关系。后来，因为噶尔丹派至北京进行贡市贸易的人数逐年增加，且沿途抢掠财产，践食田禾，危害平民，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清政府决定对噶尔丹贸易人数进行限制。对此，噶尔丹怀恨在心，便开始向沙皇俄国靠拢，企图与沙俄结盟，依靠沙俄的军援，在西藏神权势力支持下，一举占领喀尔喀蒙古地区，和清政府分庭抗礼。于是，噶尔丹极力挑拨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的关系，扩大他们的矛盾。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九月，他在诱胁扎萨克图汗沙喇之后，又分兵两路向土谢图汗进攻。次年（1688 年）五月，噶尔丹派其弟多尔济扎卜领兵到车臣汗部侦察，为土谢图汗长子噶勒丹多尔济击杀。噶尔丹便以此为借口，分军三路向土谢图汗杀来。土谢图汗也不示弱，领兵前进，在喀喇厄尔齐克、察罕厄尔齐克与噶尔丹对阵。
清政府对双方的纷争采取调和态度，派侍读学士拜里、喇嘛阿齐图绰尔济会同达赖喇嘛的使者进行劝解。土谢图汗遵旨退驻楚克独斯诺尔地方。噶尔丹却另有打算，阳奉阴违，并乘机向土谢图汗所属大举进攻。土谢图汗长子噶勒丹多尔济不敌，退至齐奇尔台地方。噶尔丹又出奇兵，直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所在地额尔德尼召（意为宝寺，汉名光显寺）。哲布尊丹巴乃火速调其弟西地西里增援土谢图汗部，同时遣使到北京向清政府告急。不料，求救的使者刚走，喀尔喀的局势就迅速恶化。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当时正在漠北，他向清政府奏报情况说：噶尔丹兵尽掠厄尔德尼召居民，距哲布尊丹巴所居仅一日程，哲布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与子、媳，及喇嘛班第等共三百人夜遁。噶尔丹军纪律败坏，杀掠喀尔喀，焚烧寺庙，毁坏佛像经典。
噶尔丹一时得逞，乘势沿克鲁伦河东下，谋掠车臣汗部牧地。他还扬言：我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哲布尊丹巴。在噶尔丹军威胁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众首先仓皇南逃，挈孥载帐，部落各奔，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纷纷就近亡命至内蒙古苏尼特等旗，请求清政府救济保护。车臣汗部也人心惶惶，南迁至内蒙古锡林格勒盟乌珠穆沁、扎赉特、浩齐特、阿噜科尔沁一带。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先逃至额古穆尔，后来也迁至苏尼特边汛之地驻扎。扎萨克图汗部的南迁比较曲折。沙喇妻、子巴朗曾被软禁于阿尔泰山以南；幼弟策妄扎卜与其母辗转逃亡，一年以后也母子离散。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策妄扎卜偕同族色稜阿海等才相继进入内蒙古，被清政府安置在乌喇特诸旗。该部索诺伊斯扎布也率属迁居于归化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巴朗从阿尔泰山死里逃生，和本部台吉卓特巴等一起南迁至归化城。对南迁的喀尔喀蒙古各部，清政府均调运粮米，按口给予赈济。为了进一步稳定各部的秩序，加强管理，在康熙三十年（1691 年），又举行了多伦会盟。
清政府举行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会盟，其目的是推行盟旗、法律、封爵等制度。会盟地点选择在滦河上游闪电河畔的多伦诺尔（蒙语：七水泊）。这里南距北京仅800 华里，周围布满了清政府上驷院、太仆寺、礼部、内务府庆丰司的驼马牛羊群，距张家口、独石口粮仓也较近。清政府将喀尔喀蒙古部众汇集于此，便于调拨粮米、畜产赈济。
会盟的过程包括集中、召见、宴赏、会盟、阅兵、修庙等几个步骤。康熙三十年四月十五日以前，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已会聚在多伦附近。五月一日，康熙皇帝召见喀尔喀蒙古王公，妥善解决了土谢图汗兄弟与扎萨克图汗部贵族间的矛盾。五月二日，康熙皇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贵族的臣服。除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及众喇嘛免行大礼外，喀尔喀贵族齐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朝见大礼。典礼结束后，盛筵开始，共计200 余席。康熙皇帝亲手赐酒给土谢图汗等31 名大贵族，其余令侍卫分别赐酒，以示荣宠。
五月三日，康熙皇帝对喀尔喀贵族给予了丰厚的赏赐，随后举行了正式的会盟。会盟中，决定照内蒙古四十九旗例，对喀尔喀蒙古也编旗设佐领，建立与内蒙古相同的行政制度。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喀尔喀蒙古实行清朝的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封号上废除蒙古贵族自成吉思汗以来的济农、诺颜等称号，改为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品级。喀尔喀蒙古必须遵守法度，否则，将按清朝的法律治罪。
五月四日，清政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受阅的骑兵、步兵、炮兵各依次列阵鸣角，大呼前进，声动山谷。强大的军容增强了喀尔喀人依靠清军打回漠北的信心。五月五日至七日，康熙皇帝亲自视察喀尔喀的营寨，并进行赏赐。还决定在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每旗指派喇嘛一名长驻该寺，在蒙古部众中形成了一处新的宗教中心。
多伦会盟意义深远。首先，是在喀尔喀落实了盟旗制度，明确了扎萨克的身分和职责。其次，清政府在会盟中施行的收集离散、调解纠纷、赐赉宴飨、救济贫困、尊重黄教等政策，受到了喀尔喀各部的拥戴与欢迎，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喀尔喀人。第三，通过编旗设佐，强了喀尔喀的军事力量。
（三）噶尔丹分裂势力的覆灭
噶尔丹占领漠北以后，其政治、军事力量发展到顶峰。但是，由于他手段毒辣，引起了内部策妄阿拉布坦的不满。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分道扬镳，独树一帜，大大削弱了噶尔丹的军事力量。俗兼耕牧的杜尔伯特人的逃离，使噶尔丹的粮秣供应陷于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五月，噶尔丹率军沿克鲁伦河东来，以后又经过乌尔扎河（今乌尔逊河）、喀尔喀河（今哈拉哈河）南下，进入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锡林格勒草原、乌珠穆沁盆地，内向行劫。
清政府对噶尔丹的行踪和目的十分了解，决定一举歼灭这股强大的分裂势力，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外交、经济、军事措施。外交方面，清政府传谕俄国使节，不可误信噶尔丹的话，以致负信誓而开兵端。从而迫使俄方不得不有所收敛，减少对噶尔丹的支援。经济方面，清政府没收了噶尔丹派往归化城贸易的商队的全部马匹，断绝了噶尔丹物资补给的来源。军事方面，康熙皇帝在从黑龙江到西安的万里防线上，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日（1690 年8 月6 日），康熙皇帝命两路主力北上，以其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其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七月二十七日，当噶尔丹抵达乌兰布通时，福全军已在吐力埂河集结，堵住了噶尔丹南下和抢掠上都牧场的道路。不久，常宁军与福全军会合。七月十四日，康熙皇帝也自京起程赴前线，"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二十日抵博洛和屯，因为病重，遂停止北上。尽管如此，他对前线的
进攻、联络、供应都做了具体部署。
噶尔丹见清军秣马厉兵，便在乌兰布通觅山林深堑倚险结寨，摆设驼城。八月一日中午，清军开始进攻。右翼陷于沼泽，无法前进，左翼绕过湖泊，沿萨里克河冲锋，国舅佟国纲等中炮牺牲。清军继续强攻，用炮火猛轰。噶尔丹驼城被攻破。后来，随着夜色来临，噶尔丹施缓兵计，派人到清军军营议和，利用清军统帅部的怯战和麻痹，连夜逃出内蒙古。噶尔丹乌兰布通失败以后，虽然仅以数千人返回科布多，但是，他不甘心失败，甚至妄想灭亡清朝。康熙皇帝考虑到噶尔丹"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国一日不靖"，决定大举出征漠北。
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初，清军分三路远征。中路军由康熙皇帝亲自统率，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统率，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三路合围，互相策应，力求全歼。五月四日，西路军到达土刺河，五月十三日，与噶尔丹军相遇。双方在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以南之宗莫德）展开决战。昭莫多蒙语意为大森林，在土刺河上游。北面是大山，山下为平川，林木断续，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
清军经过长途跋涉，粮食已绝，和噶尔丹军遭遇后，立即抢占小山等有利地形，且派兵诱敌，且战且退。清军宁夏总兵殷化行刚登上小山顶，见噶尔丹军已突至跟前，便下马步行，发子母炮迎战。双方苦战二三个时辰。殷化行见敌人阵后森林中人马甚多，久不出动，断定是敌人妇稚辎重，便建议费扬古令左翼军攻敌军侧翼，再派精兵夺取敌辎重。费扬古立即下令反攻，殷化行率军从山上冲下，杀声震天，矢射如雨，敌军大溃，弃杖如麻。噶尔丹妻
阿奴也中枪死亡。噶尔丹引数骑先逃，清军月下追杀30 余里，毙敌2000 余人，另获驼马无数，牛2 万余头，羊4 万余只。经此恶战，噶尔丹精锐丧失殆尽。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到处流窜，仍然拒绝降清。他在塔米尔河流域收集残部5000 余人，牛羊甚少，庐帐也不多。由于经济陷入绝境，部众无法谋生，所以四分五裂。无奈，九月中下旬，噶尔丹又由库伦伯勒齐尔逃往哈密方向。
在噶尔丹内部分崩离析之际，清政府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招降噶尔丹部众。降者按人口赏给牛羊、米面、茶叶、银两、衣服、铺盖、蒙古包等一切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安插在气候湿润、牧草繁茂的张家口外察哈尔牧地。对于被生擒的人，不令他们为奴，而是用银赎出，开户为民，使他们和家人尽可能团聚。对于归顺的贵族，分别授予二至七品官，一、二、三等待卫。受伤后被俘的给予治疗，其中父母妻子在噶尔丹处的，伤愈后赐给粮马，准许返回敌营与骨肉团聚。康熙皇帝还谕令蒙古文书300 道，广泛散发，并不断派出使节，以优厚条件招降噶尔丹。清政府的政策深得人心，噶尔丹的残余部众纷纷南下降附。
但是，噶尔丹完全无视清政府的劝谕和部众渴望安定的愿望，继续在大漠顽抗。康熙皇帝担心他死灰复燃，乃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两次亲征。噶尔丹势穷力竭，惊惶已极，病死荒漠。清政府历经近十年（1688-1697 年）的斗争，终于歼灭了劲敌，统一了漠北。
（四）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理
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分裂势力以后，安排喀尔喀蒙古返回漠北，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管理。首先，是设置了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阿拉善即贺兰山之音转，又译为阿拉善山。阿拉善旗游牧于山之北，该旗贵族的祖先，是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19 世孙图鲁拜琥，即明末清初雄踞青藏高原的顾实汗。顾实汗的后裔鄂齐尔图·车臣汗游牧于黄河西套，称西套厄鲁特。康熙十六年（1677 年），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杀鄂其尔图，破其部。其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及其部众被清政府安置在布隆吉尔（今甘肃疏勒河）一带，后又迁移到其叔和罗理处。和罗理在大乱之后，率庐帐万余，自西套逃至甘肃，避居于大草滩，后
徙牧额济纳河。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正月，康熙皇帝在北京召见了入京朝觐的和罗理，赐牧地于阿拉善。康熙三十六年十月，清政府授和罗理为贝勒，任扎萨克，所部编为一旗，
直属理藩院。属下人丁，编为八佐领。从和罗理之子阿宝开始，阿拉善旗扎萨克与清朝皇室世代联姻，互为嫁娶。阿拉善旗的设置，不仅屏蔽了河西走廊，还为清朝统一青海、西藏、天山南北立有功勋。
额济纳土尔扈特旗设置的情况如下。17 世纪30 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本部及部分和硕特人、杜尔伯特人共5 万帐，迁到了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游牧。但是，土尔扈特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没有忘怀故土，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派其侄阿喇布珠尔赴西藏熬茶礼佛，返回时为准噶尔部所阻，稽留于嘉峪关外，遣使至北京，请求内属。康熙皇帝考虑到阿喇布珠尔等人处境的艰难，决定妥善照料他们，赐牧地于色尔腾海、党河一带，封之为固山贝子。阿喇布珠尔去世后，子丹忠袭，雍正七年（1729 年）朝觐，封贝勒，九年（1731 年），定牧地于额济纳河。
其次，是青海蒙古的归附。青海厄鲁特部游牧于西宁边外，主要是和硕特部，另有一些准噶尔、土尔扈特、辉特部众。除厄鲁特人外，还有少量的喀尔喀人。青海和硕特的首领即顾实汗，始祖是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顾实汗有子10 人，牧于青海，分为2 翼。顾实汗和清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他去世后，青海蒙古多次袭扰甘肃。吴三桂叛乱前后，为了拉拢青藏，引以为奥援，曾极力笼络青海蒙古。此外，青海蒙古和噶尔丹的关系也十分微妙。鉴于青海蒙古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恩威并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青海诸台吉及塔尔寺等大寺院的掌教喇嘛，均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归服。十一月，顾实汗仅存幼子扎什巴图尔台吉等率青海诸台吉进京朝觐拜见了康熙皇帝。次年正月，康熙皇帝诏封扎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其余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等爵。清政府初步加强了对青海蒙古的管理。
最后，在哈密编置旗队，实行扎萨克制度。哈密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是历代中原王朝向中亚伸张势力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明清之际，哈密归蒙古察合台汗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管辖。叶尔羌汗阿布杜拉曾遣使向清朝进贡，康熙十八年（1679 年），噶尔丹派属下侵占哈密。昭莫多之战后，哈密回人头目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见噶尔丹已势穷力竭，行将败亡，便向清政府表示诚心归附。额贝杜拉还把俘获的噶尔丹子色布腾巴尔珠尔等人押送给清政府。不过，额贝杜拉担心受到策妄阿拉布坦和青海蒙古的嫉恨，便吁请清政府降敕给策妄阿拉布坦和青海蒙古，使勿害己。清政府答应了额贝杜拉的请求，决定在哈密编旗实行扎萨克制，授额贝杜拉为一等部长，管辖哈密国印，食俸，赐用红纛。还命额贝杜拉子郭帕白克率百人驻扎肃州，加强哈密与内地的联系。从此，哈密不再惧怕准噶尔的恫吓、威胁，而清政府也获得了进军天山南北的巩固基地，占有了新疆的东大门。
二、准噶尔占领西藏和清政府的两次进军
（一）准噶尔占领西藏
策妄阿拉布坦初起之时，力量较弱，又与噶尔丹矛盾尖锐，所以尽力配合清政府作战。噶尔丹灭亡后，策妄阿拉布坦实力大增，占据了吐鲁番，进攻哈萨克头克汗，又占领了南疆。随后，策妄阿拉布坦为了扩大准噶尔牧地，缓和内部的经济困难，又进攻哈密、西藏和青海。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唐代名吐蕃，元明两朝称乌思藏，清代称西藏，称藏族为唐古特和土伯特。清初，藏族地区分为康（喀木，今昌都一带）、卫（前藏，以拉萨为中心）、藏（后藏，日喀则一带）、阿里等4 部。如加上青海玉树的藏族，则分为5 部。其西、南与印度、廓尔喀（今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布噜克巴（今不丹）、缅甸等国为邻，东、北部与云南、四川、青海、新疆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准噶尔攻陷西藏之前，西藏一直归和硕特蒙古汗王所控制。后来，五世达赖喇嘛任命的桑结嘉措为第巴后，和和硕特蒙古汗王的矛盾日趋尖锐，一度发生真假达赖喇嘛之争。当清政府为青藏局势忧虑时，策妄阿拉布坦也密切注视着西藏。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其骁将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进攻西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十月二十一日，大策凌敦多布包围拉萨，以三路分别占领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第四路占领拉萨河畔的一处阵地。三十日，准噶尔军攻进拉萨。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及其眷属、大臣从王宫扎西康逃到布达拉宫。十一月初一日，准噶尔军烧毁了布达拉宫的大门，拉藏汗及其家属或被杀，或被俘。随着拉藏汗的死亡，和硕特蒙古汗玉统治西藏的历史宣告结束。大策凌敦多布占领拉萨以后，准军一再闯入民宅，非刑逼供，搜罗财宝，破坏寺庙，驱逐僧人，种种暴虐，令人目不忍睹。西藏人民强烈地盼望清政
府派军入藏。
（二）清政府的两次进军
康熙皇帝得知准噶尔军入藏消灭了拉藏汗的确切消息以后，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二月十三日令侍卫色楞统率军兵，征剿西藏。色楞率领满、汉、土司兵2400 名向西藏疾进。由于清军在决策方面失误，盲目轻敌，导致急躁冒进；过分集权，正确主张不能得以贯彻执行，结果，在喀喇乌苏（即黑河、喀喇河，为怒江上游，今属西藏那曲县）附近被准军围困，全军覆没。色楞等人被俘，后被杀。
进藏清军兵败的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动，满汉大臣、蒙古王公许多人反对再次进兵。康熙皇帝担心准军在藏，边疆不宁，决定第二次进军西藏。第二次进兵，康熙皇帝吸取了上次盲目轻敌、掣肘诸将的失误，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统率各路兵马；晋封青海蒙古王公爵位，以示重用；护送六世达赖喇嘛返藏，使清军师出有名。在具体措施上，把进藏清军兵分三路。北路以进攻准噶尔本土，牵制敌人增援西藏为目的；中路管理进藏军务粮饷，并以一部分军队入藏；南路以川滇兵为主，走拉里进藏，派专人督理粮饷。三路大军号称36 万人。
这时，大策凌敦多布进藏的6000 人，由于伤亡、病故等原因，仅剩4200余名。他兵分两路，在交通要地设卡驻守，企图阻挡清军入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四月，中路清军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由西宁起程，南路清军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自成都起程，分别向西藏进发。清军一路进展顺利。大策凌敦多布见挣扎无望，仅率残部500 人生还伊犁。九月十五日，为六世达赖噶桑嘉措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清军第二次进藏由于得到西藏僧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此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在拉萨驻兵3500 名，维护治安，震慑分裂势力。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任命康济鼐等5 人为噶伦，综理藏政，其任免权由清朝中央政府掌握。开辟了打箭炉至拉里的站道，设驿站，并派兵分守。这一切，为以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统一
（一）青海及天山南北地区的统一
雍正元年（1723 年）五月，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是顾实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之子，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承袭亲王爵位，康熙五十九年参加了驱准保藏的战役。他认为，西藏乱事平复后，理应由他统治西藏，但是，清政府并未授予他这种权力。于是，罗卜藏丹津便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他强令青海蒙古各部取消清朝封号，一律呼旧日名号，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霸业。叛军攻城放火，抢掠财物。西宁附近许多喇嘛教寺院也参加了叛乱。
清政府为迅速平叛，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调川陕官兵，进驻西宁；又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清军向叛军发起进攻，罗卜藏丹津不敌，率军西逃，其党羽纷纷溃散。不久，塔尔寺等地的喇嘛叛乱也陆续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平息后，清政府设立了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一切事务，从而使青海地区完全置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此外，在青海蒙古族各部划定地界，编旗设佐，建立盟旗制度，在藏族中设置千百户，大力整顿喇嘛教寺院，进一步加强了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统治。
雍正年间，清政府还发动了西征准噶尔之役。当时，噶尔丹策凌为准部首领。准噶尔部不断扩张，威胁了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雍正帝继位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他也不能允许准噶尔蒙古割据西北边睡，威胁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稳定统治。但是，自雍正七年（1729 年）起，清准战争双方互有胜负，到雍正十一年（1733 年）时，双方都感到不好再打下去了，便开始议和，以阿尔泰山为界，划分了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分界线。乾隆十年（1745 年）秋，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准噶尔部贵族力争夺首领继承权，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达瓦齐成为准部首领。在准噶尔部内乱中，有许多厄鲁特蒙古各部贵族归附了清政府，其中有杜尔伯特三车凌、阿睦尔撒纳等著名人物，清政府均给予妥善安置，并赐予亲王、郡王等爵位。
准噶尔部内乱以及厄鲁特蒙古纷纷内迁归附，为清政府解决准噶尔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乾隆皇帝认为，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康熙、雍正两朝"筹办未竟之绪"，"准噶尔一日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国家的统一也就无从实现。于是，乾隆二十年（1755 年）二月，清军分两路正式出兵伊犁，征讨达瓦齐。
清政府以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出乌里雅苏台；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为西路，出巴里坤。两路军各25000名士兵，7 万匹马，携两月军粮，约定会师博尔塔拉河。清军进展十分顺利，不仅受到准噶尔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还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接待。经过格登山等战役，达瓦齐大败。同年六月，达瓦齐等即被俘获，押解京师。至此，准噶尔割据势力土崩瓦解。
达瓦齐势力平定后，清政府准备在厄鲁特蒙古地区采取"众建以分其力"的方针，将厄鲁特分为四部，设首领各管其属。但是，阿睦尔撒纳反对清政府的这一方针，并在乾隆二十年八月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阿睦尔撒纳并非厄鲁特蒙古的普通贵族，其母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其祖父实际上是和硕特蒙古拉藏汗。因此，阿睦尔撤纳叛乱产生了一定影响，致使班第等人被叛军杀害。
清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二十年九月，乾隆皇帝授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玉保为参赞大臣。分两路夹攻阿睦尔撤纳。策楞等率大军迅速进剿，被清政府新封授的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纷纷率师相从。平叛战争进行近两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六月，阿睦尔撒纳败逃俄国，患天花病死，其尸体由沙俄政府派人送到恰克图，交清政府官员验视。阿睦尔撒纳既亡，清政府第二次平准战役也宣告结束。
清代天山以南地区称为"回部"，这里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民。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回部首领大小和卓（即波罗泥都和霍集占兄弟）发动反清叛乱，企图建立割据政权。于是，清军在平定准噶尔之后，又进军天山南路。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五月，清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统兵平定大小和卓之变。维吾尔族人民不支持大小和卓叛乱。因此，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七月，清军在兆惠等统率下，终于擒杀大小和卓，稳定了回部的局势。
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地区以后，设伊犁将军管辖，完善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这一切，加强了清政府对天山南北的统治，维护了清朝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二）进一步统一西藏
雍正年间，西藏众噶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阿尔布巴为代表的前藏势力，反对以康济鼐为代表的后藏势力，用各种手段削弱和排挤康济鼐一派。清政府鉴于此种情况，决定设立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雍正五年（1727 年）正月，雍正帝谕示，把内阁学土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这是清政府以往派遣大臣人藏办事的继承和发展，是清朝设立驻藏大臣的开端，表明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标志着清朝统治西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雍正五年六月，阿尔布巴一伙制造变乱，杀害了康济鼐。此后，阿尔布巴等人为夺取西藏最高领导权，挑起战争长达一年之久。雍正六年（1728 年）五月，才被支持康济鼐的颇罗鼐俘获。清政府为稳定西藏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采取了支持颇罗鼐的政策。阿尔布巴之乱平息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除封颇罗鼐为贝子、总理全藏事务外，还正式决定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2 人，任期3 年，副都统马喇和内阁学士僧格即为首任驻藏大臣。
颇罗鼐在清朝驻藏大臣督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西藏生产调敝、财力枯竭问题，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乾隆五年（1740 年），清政府封他为郡王。他总理藏务近20 年。乾隆十二年（1747 年），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和达赖喇嘛的关系迅速恶化，并企图脱离驻藏大臣的羁绊，对内则排除异己。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逐渐走上了叛乱道路，自立名号，以汗王自居，秘密规定叛乱日期，届时准备杀死驻藏大臣、塘汛官兵和客商。清政府已察觉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叛逆行为。乾隆十五年（1750 年）十月十三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设计诛杀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随后，他们二人也被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党羽所害。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谋叛不得人心，达赖喇嘛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为了防止西藏地方贵族不听中央号令，清政府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提高和巩固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调整了僧俗官员的政治权势，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乾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两次企图把势力渗透到西藏去，但都以失败告终。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四月，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赫斯定仰承英国资本财团的意旨，派遣一支经过充分准备的探察队前往西藏。该探察队由东印度公司秘书波格尔率领。同年十月，波格尔一行经过不丹进入后藏日喀则。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和六世班禅都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关签约问题要由中央政府决定，波格尔企图在拉萨设立英国商务代表机构、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一个地方性通商条约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赫斯定又以祝贺第七世班禅喇嘛坐床名义，派遣武官忒涅等人，循着波格尔走过的旧路，再次到达日喀则活动。不过，忒涅企图打开通商道路的愿望也破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侵略势力两次渗透西藏的企图均遭到失败，反映了当时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对外来侵略的抵御能力。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廓尔喀乘后藏空虚，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廓尔喀原是尼泊尔的一部分，通过蚕食邻近诸部，势力日益扩大，取得了尼泊尔的统治权。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廓尔喀以西藏官员"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为由，出兵3000 余名抢占了后藏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
清政府得知廓尔喀侵犯后藏后，立即采取了军事行动。在强大清军的威慑下，廓尔喀请求讲和。谁知，清朝钦差大臣巴忠"率意专擅，欲图草率完事"，竟同意西藏地方政府每年给廓尔喀元宝300 个，作为地租，换回西藏被抢占之地。与此同时，巴忠又欺骗乾隆皇帝，说廓尔喀"震慑天威，畏罪输诚"，奏凯班师。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六月，廓尔喀因索取银两未成，第二次入侵后藏。廓尔喀兵把扎什伦布寺内供奉器具及镶嵌物件抢掠一空。西藏僧俗人民遭受巨大灾难，无数牛羊被劫掠。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乾隆皇帝派福康安为大将军，领兵入藏，驱逐廓尔喀兵。清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全部收复了被廓尔喀人占领的西藏地方，而且很快深入到廓尔喀境内。在这种情况下，廓尔喀王提出议和。尽管清军已经逼近加德满都，清政府还是同意议和，撤军回藏。
击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以后，为了整顿和改革西藏地方的各项制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章程》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规定了达赖、班禅以及各地黄教胡图克图的转世制度，完善了清朝统治西藏的各项制度，削弱了西藏地方封建农奴主的势力，标志着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进入了新阶段。
（三）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清政府在这里实行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皆世职，由中央政府发给印信等凭证，作为朝廷命官，保境安民，纳贡输赋。由于土司反叛和相互仇杀，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威胁了清朝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又由于土司管辖区域实行的是残酷的农奴制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士司制度的危机，广大土民为了生存，大景逃亡甚至反抗，因此，从雍正年间开始，清政府在某些地区废除土司，代以流官统治。这就是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 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后，雍正皇帝决定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以"操守清廉，临政敏决"名闻遐迩，很受雍正皇帝青睐。他先在东川，镇沅、沾益、者乐甸等地谨慎推行，取得经验后，从雍正四年九月开始，在四川乌蒙、镇雄，云南车里，广西泗城，湖广永顺、容美等地，开始大力推行。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镇沅、车里、乌蒙、东川、镇雄的土司或进行拼命反抗，或公开发动叛乱，但最后都被清军平定。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对维护国家统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四）剿抚苗疆与苗民的反抗斗争
在我国西南，除广大土司区以外，还有一些地方，中央政权并未在那里建立统治权力，被称为"生苗"或"生界"。雍正皇帝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在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又对黔东南和湘西六里苗地剿抚兼施，强行安营置汛，设官建治，从而把所有管外苗地，全部置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在剿抚苗疆过程中，对位于广顺州境内的长寨的用兵影响极大，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到雍正七年（1729 年），前后共归附1298 寨，近6000 户，35000 多人，年纳粮米合300 余两。从雍正四年五月到雍正九年六月，5 年的时间里，清政府通过对古州地区用兵和招抚，共收服黔省"生苗"4 万户，辟地二三千里，几乎占贵州全省一半。还在康熙年间，湘西"生苗"就已经大部分收服，惟六里苗地尚属管外。雍正八年九月，清政府采取剿抚并用政策，也最终招抚了六里苗地区。清政府在建立对苗疆的直接统治过程中，特别是修城垣、建官署、筑碉卡、开驿路等，大量地无偿役使苗民，还有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名目的摊派勒索，使苗民不堪忍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在黔东南终于爆发了包利等人领导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雍正十二年二月，因官吏滥征钱粮，古州八妹、高表等寨苗民群起反抗。早有反清言行的包利便利用这一形势，立即聚集2 万多人，攻打古州城北面的王岭汛地。起义的苗民受挫后并不气馁，到六月中旬，一度攻占凯里、重安堡、黄平、岩门、清平、余庆等州县司驿，一时"驿路四隔，省城戒严"，给清朝统治以很大打击。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增调援兵，派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镇压。直到乾隆元年（1736 年）九月，黔东南苗民反抗斗争才最后被清政府平定下去，包利也被清军俘获杀害。
（五）平定大小金川
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分大金川和小金川，皆以水得名。此地为藏民聚居区，清政府实行土司制度进行管理。从雍正年间开始，大小金川的土司就有矛盾。乾隆九年（1744 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和小金川土司泽旺矛盾激化。乾隆十二年（1747 年）正月，莎罗奔再次出兵围攻革布什咱、明正两土司。清政府为"宣示皇威，以全国体"，派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镇压。金川之地，万山丛矗，陡峻无比，隘口险要之处，皆设有碉楼。清政府从乾隆十二年四月起，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正月止，其间先后以张广泗、讷亲、傅恒为经略，调集官军数万人，却始终未能将大金川剿灭，反而损失惨重，几次陷入前不能进后不能退的困境。后来，莎罗奔有乞降受抚之意，乾隆皇帝也"深悔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才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正式降旨班师。二月初五日，莎罗奔等人到傅恒军门外设坛除道，正式投降。
清政府第一次平定金川，历时2 年，调兵7 万，耗资1000 万余两。第一次金川之役之后，清政府采取以番攻番策略，对川西土司进行统治。但是，这一政策未能成功，反而使各土司之间矛盾更加尖锐，终年攻杀不已。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七月，继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出兵革布什咱之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也进攻明正土司。乾隆皇帝闻报，见两金川同时滋事，认为以番攻番既然无济于事，更难以口舌化诲。便决定再次出兵，先征小金川，后征大金川。
从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起，清政府先后以四川总督德福、理藩院尚书温福、定西将军阿桂等人为统兵将帅，征讨大小金川，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二月，大金川头目索诺木投降止，其间清军多次失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的木果木之战中，清军战死及被俘4000 多人，丢失粮米1.7 万余石，银5 万余两，火药7 万余觔，大炮5 门，九节劈山炮7 门，其他兵械、营帐不计其数，统帅温福也阵亡。尽管如此，清军最终还是取得了平定大小金川的胜利。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十二月，清军初步平定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八月，小金川彻底平定。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大金川索诺木走投无路，带领其兄弟、妻妾及头人番众2000 余人，手捧印信，出寨投降。
清政府第二次平定金川，历时5 年，调兵近10 万，耗资7000 万两。清政府两次平定金川，虽说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平定金川之后，实行改土归流，不仅消除了以往土司之间的攻杀掳掠，而且为促进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概况和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一）满族和关外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
关外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由于清朝统治者一度大力鼓励关内民户出关垦种，所以，大批汉族农民的移垦活动，对满族官庄、旗地中的旧有生产关系，也起着变革和瓦解作用。不过，农田的垦辟，以及官庄、旗地中租佃关系的普及，促进了关外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农产品种类也有所增加。
在长白山区，不少满汉等族劳动者从事采参、狩猎等活动，也有进行开采煤、铁矿等劳动的。商业的发展也很快。商人们把关内各种生产、生活用品运到关外，然后又收购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运进关内，活跃了关内外城乡经济。康熙朝中期以后，东北满族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说汉语、穿汉服的人越来越多。
在东北地区，除满族、汉族以外，还居住着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锡伯、赫哲、费雅喀、恰克拉、库页等民族。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主要活动在嫩江流域。鄂伦春族生活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两岸，以及库页岛。锡伯族居住在
松花江中上游和嫩江中下游。赫哲族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中下游和松花江下游。费雅喀族多居于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恰克拉族则在乌苏里江支流尼满河直至东海一带活动。
上述各民族许多生活习惯以至语言多与满族相似。经济生活有的从事捕鱼、狩猎，有的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也已开展。这些民族用皮张、鹿茸、药材、牛马牲畜等物，向汉族商人交换斧、刀、锯、车钏等生产、运输工具，还有粮食、布匹、茶、糖、酒、烟等生活必需品。各民族交往的增多，商品贸易的发展，不断影响和改变上述民族的生活习俗。原始的熟食方法逐渐摆脱，狩猎技术有所提高，部落作用逐渐缩小，私有观念和贫富分化日趋明显。
（二）蒙古族的经济发展和土尔扈特部重新回归祖国
清政府统一蒙古地区，对进一步发展蒙古族与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加速蒙古民族本身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汉族农民的影响和帮助下，越来越多的蒙古人转而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则半牧半农。蒙古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一些蒙古王公开始把公共使用的草地牧场出租与汉民，进行封建租佃剥削。有的蒙古封建主还从事高利贷活动。一些王公贵族因为追求奢侈生活，尽情挥霍，落入高利贷的罗网而日趋没落。一些非贵族出身的地主也开始出现。蒙古地区由畜牧经济向农业或农牧兼营的多种经济过渡，改变了长期以
来北方民族那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丰富了蒙族人民的经济生活，这对于改变塞外地区的生产面貌，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农业发展和出现定居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更加繁荣。蒙古族传统的皮革业和制毡业有很大进步，新的手工业部门如木器业、建筑业、锻冶业、榨油业、酿造业等，也不断出现。在一些农业聚居区，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归化城、多伦诺尔、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原来远徙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部重返伊犁牧地。清政府调拨了大量牲畜、粮食、布匹、茶叶、羊裘、棉花、毡庐，进行"优恤"，并拨出牧地，"俾毋致失所"。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向清政府呈献玉印等物，表示了他们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维吾尔、哈萨克和新疆各民族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天山南路广大地区，北疆伊犁等地，也有一部分维族居住。由于清朝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在维族地区，"豪强兼并成习"，"土霸日增其富"，致使维族劳动人民"家皆贫窭不能自给"。乾隆朝以后，维族人民修复和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还使用从内地输入的农具，使粮食和棉花产量有所增加。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从事畜牧经济，从乾隆朝中叶起，畜牧业得到较大发展，富饶的牧场到处可见。各民族间的贸易日益频繁。天山南路的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北路的乌鲁木齐和古城等，都成为各族商人聚集之处。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喀什噶尔、乌什等城市，则是清政府和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贸易的地点。维吾尔和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各部与藏、塔吉克等兄弟民族之间的贸易也很发达。维族用布匹、棉花等产品交换哈萨克的牛羊等牲畜。塔吉克族人民也以羊和牦牛，向维族人民换回粮食、布匹。此外，成批的汉、回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到新疆各地"趁工佣食"。天山北路的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都是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他们为发展新疆经济、加强内地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方面，起着良好的纽带作用。清政府派驻新疆的军队，由满、汉、蒙古、锡伯、达斡尔等民族组成。他们多携带家口，一面守卫祖国边疆，一面从事生产劳动，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回族以及甘肃各民族
回族主要居住在西北的甘肃、陕西等省，此外，云南及全国各大小城镇，也有不少回族人民聚居。康熙朝以后，回族人口增长，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水利建设也得到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在城镇居住的回族人民，多擅长商业和小手工业。由于回、汉人民多邻村比户而居，所以在生产生活方面，常常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因而除了宗教信仰和少数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外，在生产活动中几乎完全相同。
在甘肃河州、循化一带，还居住着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西安大通等县，是土族聚居区。裕固族主要活动在陕西的肃州等地。这些民族和当地汉、回、藏、蒙等族的联系较为密切，接受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生产水平有所提高。
（五）西南的藏族
藏族居住在青藏高原，以及四川西部、云南西北和甘肃东南地区。他们多定居从事农业，另有相当一部分以畜牧为主。由于土地全部被农奴主所垄断，劳动人民实际上都成为依附于西藏地方政府、寺庙、贵族这三大领主的农奴，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和地方政府提供劳役地租及其他负担，因而"穷苦者多，而乐主者少"，有的甚至"宁弃田庐，甘为乞丐"，农奴的逃亡十分严重。
在清代，由于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统治的加强，藏族人民和内地汉族，以及蒙、回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更加密切。藏族人民许多生活必需品，像茶叶、布匹、糖等，都由内地输入。西藏的拉萨、昌都，四川的打箭炉、巴塘、甘孜、松潘，云南的阿墩子（今德钦县）、维西，青海的结古（今玉树县），甘肃的西宁、拉卜楞（今夏河县）等，都是藏族人民和汉、回、蒙以及其他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重要地方。蒙、藏两族人民，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在清代交往尤为密切，所以他们之间的影响也最为广泛。居住在西藏南部和西南部的，还有门巴、珞巴等族人民。他们主要从事农业，也兼营畜牧和狩猎业。
（六）彝族和傣、白等云南各少数民族
彝族主要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其中四川凉山是最大的聚居区。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和地理等条件存在差异，彝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彝族人民主要经营农业，畜牧业也有相当比重，交换并不发达。云南省是我国各兄弟民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除前面所述回、藏、彝族外，还有白、傣、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崩龙、独龙、基诺，以及苗、瑶、蒙古等20 多个民族。
白族生活在洱海周边地区，在生产和生活习俗上与汉族接近。傣族生活在普洱府的车里等地区（今西双版纳等地区），主要从事农耕业。清代自乾隆朝以后，随着云南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相互帮助、相互渗透的情况更加显著。许多农作物品种是由汉族传人的。汉族的手工业工匠也深受各兄弟民族的欢迎。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大理成为各族交易的中心。定期的集市贸易也十分繁荣。
（七）苗、瑶、土家等民族和广西僮族
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居住着苗、侗、瑶、土家、布依、水、仡佬、僮、仫佬、毛难等民族。清代中期以后，租佃关系在这些民族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中，汉族地区盛行的土地顶典、转卖等名目繁多的关系，也在这些民族中普遍出现。处在租佃制关系下的农民，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实物地租额高达五六成。高利贷的盘剥也十分厉害。
在汉族和苗、瑶、土家、僮等民族不断加强的联系中，汉族人民移住兄弟民族地区的人数急速增多，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也很快在这些民族中传播开来。各民族的传统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著名的"僮锦"、"僮人布"，美观耐用，在汉族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苗、土家、布依、僮等民族中，出现了一批商人。在苗、侗、布依、瑶、僮、土家等族居住的地区，墟集交易也很发达。
（八）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高山族
在清代，居住于海南岛的黎族人民，从耕种技术到力农工具，都与汉人无异。很多生活习俗，两族人民也都融为一体了。乾隆朝以后，许多汉族商人携带着铁制农具和盐、酒、针、布匹等商品，深入到五指山区的黎族村寨，换取各种土特产品。
在黎族内部，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土地典卖和高利贷活动也十分活跃。统治黎族人民的头目大多世袭。畲族生活在闽中、闽东、闽北和浙南等地区。清代，他们已经逐渐从狩猎业过渡到农耕业，在生产和生活习俗方面，与当地汉人没有太大的差别。畲族人民常年辛勤耕作而不得温饱，以致许多流亡舍民进山开矿，入伍为兵。台湾岛上居住着高山族人民。由于他们居住地区和语言不同，内部有阿美、排湾、泰雅、赛夏、布农、曹、雅美、鲁凯、卑南、平埔等不同称呼。长期以来，高山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发台湾岛，使高山族人民"渐知耕种"。汉人和高山人的贸易也有了发展。铁制农器、火枪等先进生产工具的输 入，促进了高山族农业和狩猎等技术的提高。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高山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趋向稳定。居住在高山地区的高山族人民主要从事狩猎业，也有的从事农业，种植芋、薯和某些谷物。
五、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和宗教政策
（一）和蒙古王公贵族联姻
和蒙古上层联姻，是清朝统治者既定的重要国策，目的是为了巩固满、蒙上层的政治联盟。在康、雍、乾三代，共有十四个公主下嫁到蒙古地区。其中最突出的是康熙一代，在抚养成年的九个公主里，竟有八人嫁于蒙古。在这期间下嫁的公主中，多数仍选择在科尔沁等内蒙诸部。随着清朝势力向喀尔喀、厄鲁特牧区推进，选择额驸的对象也扩及到这些部落中去，康乾时期，清朝皇帝还把不少宗室女子嫁给蒙古王公。为了更好地发挥满、蒙联姻的政治作用，清政府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满、蒙姻亲关系的需要。
从道光朝开始，清政府又制定了"备选额驸"制度，缩小了在蒙古王公中选择额驸的范围。尽管如此，满、蒙联姻仍在继续，没有中断。
（二）建立避暑山庄，施行"秋狝之典"
避暑山庄原称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后来不断扩建，逐渐成为一座规模宏大、风景秀丽的宫廷园囿。
清朝皇帝修建热河行宫，与它绥抚蒙古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是为了在塞外行围训练军队时，有可供打尖息脚的地方，"以省驼载之劳"。后来，这里就成了清朝皇帝接见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首领人物的重要场所。因为蒙古民族崇信黄教，所以，从康熙朝晚期起，清政府又在避暑山庄外围山麓，陆续修建起一座座宏伟壮丽的喇嘛寺庙，俗称外八庙（实际共修了11座）。清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乾隆时达到了高潮，很多蒙古等上层分子，都在此朝觐并接受封赐。
在避暑山庄以北100 多公里处，清朝皇帝还修建了木兰围场，作为"秋称大典"的场所，行围习武，训练军队。届时蒙古王公都要参加。通过木兰秋狝，清朝统治者协调了和蒙古王公等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达到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
（三）年班和围班
年班和围班都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在政治上巩固和加强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联盟的重要手段。
年班是各民族上层人士按照排定的班次，在每年旧历年前，齐集京师，朝见皇帝。清政府对于年班来京的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有丰厚赏赐。参加年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要向清朝皇帝进献贡品，还可随带货物，进京贸易。
围班也就是木兰随围，形成于设置木兰围场之后。清政府规定，蒙古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已经出痘的，参加年班，进京朝觐；未经出痘的，一律到热河觐见皇帝，并扈从围猎。即参加围班。围班的班次与年班基本相同，贡品和清政府的赏赐，接待的各种待遇，也同于年班。
（四）扶植、利用喇嘛教
喇嘛教亦即藏传佛教，发端于西藏，其中的格鲁派亦称黄教。因为西藏和蒙古都信奉喇嘛教，所以，清政府对于喇嘛教中的黄教派领袖人物达赖和班禅用心笼络，敕以封号，授以印册。对于蒙古等地的喇嘛教，清政府也着意优待，封各大庙住持为"胡图克图"（活佛），给予种种特权，发给俸禄廪给，拨款修建寺院。对于喀尔喀蒙古的喇嘛教领袖人物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内蒙占的喇嘛教领袖人物章嘉胡图克图，清政府也都敕以封号，给以册印。清政府扶植、利用喇嘛教，目的是"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因此，蒙、藏地区寺庙林立，大批人众出家当喇嘛。
六、清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管辖的加强
（一）设置卡伦、驿站和军台
清政府出于对稳定边疆统治、加强国防的需要，先后在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建立起许多卡伦和一整套驿站、军台系统。卡伦是满语，即军事哨所，多设于国境线上，分常设、移设、添设几种。
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卡伦，分属于瑗珲副都统、三姓副都统和布特哈总管管辖。喀尔喀地区的卡伦，分别由土谢图汗、车臣汗、赛音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辖领。设于西北边境的卡伦，分别辖于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在西藏，由驻藏大臣会同地方政府在各地设立鄂博，派驻卡伦。驿站又称台站、军塘、军台，本来服务于军事需要，后来兼具传达一般诏旨文移，以及转运物资，押解、发遣人犯，方便旅客等。为了保障道路通畅，台站均额设马、驼以供乘用，有固定的军丁、站役在站服务，又设章京、骁骑校、参领、把总等职，加以统领。台站的管理系统，中央由兵部和理藩院负责，地方归各所在将军、都统或参赞大臣等官辖理。每年春冬，理藩院还要派人巡查考核。
（二）实行巡边、巡海
为了更好地警卫边界，清政府除安设卡伦外，又实行巡边制度，即定期派出官兵，按照规定的路线，巡逻各边界地段。黑龙江地区的巡边活动，在每年农历五六月间进行，由驻守瑷珲、齐齐哈尔、墨尔根三地的驻军负责。在吉林，分别由三姓副都统和宁古塔副都统负责。在喀尔喀，由库伦大臣负责。西北地区，则由伊犁将军派兵巡边。西藏在每年五六月间，由驻藏大臣率兵察视重要边境卡伦，还有藏兵不时"分防巡守"。
清代的海防建设从顺治年间就已经开始。到了康熙朝中叶，随着禁海令的废除，海防之制也更趋完备。政府先后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水师提督或水陆提督，又饬令内洋沿海相度地势，修建炮台，并立墩台、斥猴。
各水师都有驾舰巡哨的制度，分为统巡、总巡、分巡和协巡，定期在所辖洋面，包括各港澳、口岸和远近岛屿，按照规定路线进行巡缉。清政府的巡海活动，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我国海疆的安全，非常重要。
（三）古州、金川地区的屯防和台湾的屯防
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和台湾推行屯防制度，以加强内部统治。乾隆二年（1737 年），清政府以古州为中心，设置了古州、八寨等九卫，每卫设千总，统领一切屯粮、训练事务。各卫都有屯军，以及为数不等的屯堡。屯军在屯堡内，农忙时耕种，农闲时训练，遇有战事，屯军应调作战。古州屯防制是清政府插在古州苗疆地区，防备各族人民反抗的一柄锋利的尖刀。四川杂谷、懋功实行土屯制。由屯守备等管理屯务，每户一丁，屯练结合。四川的土屯制既是改土归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又具有浓厚的军事戍守性质。他们"春夏训练，秋冬狩猎，有战事则搜剿山路，退兵则为殿后之用"，目的是为了加强在当地的统治。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清政府开始在台湾实行屯防制度。全台共设大屯四、小屯八，大屯屯丁400 名，小屯300 名。屯设千总、把总、外委，管辖"番社"。屯丁由"番社"中挑选。清政府在台湾实行屯防制，也是边屯边防，为了以"番"治"番"，巩固统治。
第五节 中外关系
一、早期中俄关系
在清朝初年的中外关系中，最令清政府棘手难办的，是对付不断侵扰我国东北边疆的沙皇俄国。
（一）沙俄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和我国军民的反抗
（1）沙俄早期殖民扩张
清初的东北地区，即山海关外，北越外兴安岭，东至于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那里的居民，是若干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人数不多，分散居住在山林之中和江河之畔，靠畜牧和渔猎为生，辛勤地开发着祖国的边疆。
俄国地处欧洲，自古不与中国接壤，中俄的接触是俄国殖民扩张的结果。1581 年，俄国势力开始向东扩张。万历初年其势力越过乌拉尔山，未年已席卷西伯利亚，渗透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崇祯初年其势力进至乌第河流域，建立了雅库次克城。到17 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新兴工商业的 出现，加快了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从此，沙俄进入殖民扩张高峰期，开始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的东北地区，蹂躏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的貂皮资源也遭到侵掠。17 世纪中叶俄国东侵之时，正值明清之间争夺辽东的紧要关头，双方都无暇顾及沙俄势力的侵扰，中国政府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当时的抵抗多是当地少数民族自动发起的。俄国由此得知中国在黑龙江流域防御空虚，继续
派遣更多的哥萨克进行侵略。
（2）我国军民的反抗
波雅科夫等人的入侵
1643 年7 月，雅库次克统领戈洛文派出了由波雅科夫率领的153 人的队伍，这是沙俄第一支侵入黑龙江地区的，"远征队"。这支远征队装备齐全，目的也很明确：向黑龙江地区居民征收毛皮实物和寻觅银矿、铅矿和铜矿。11 月中旬，他们闯入精奇里江中游达斡尔人的居住地。在头人多普狄乌尔的辖地，波雅科夫一伙受到热情的接待后，竟给头人多普狄乌尔戴上枷锁，扣为人质，进行敲诈，索要粮食，遭到村民们的拒绝和反抗。在莫尔迪奇村，波雅科夫手下的人绑架了头人多西、科尔帕和多瓦利亚，敲诈了10 头牛和40 筐燕麦，还要强行进村抢劫。村民们愤怒还击，沙俄70人的队伍被打死10 人，打伤50 人，残部狼狈窜逃。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自发地武装抗俄。此后，沙俄匪徒又在黑龙江江口绑架3 名费雅喀头人，索要貂皮。
1644 年暮春，侵略者在精奇里江下游遭到了达斡尔人有组织的抗击，未能实现他们登岸的企图。在松花江江口，这帮匪徒派出一支25 人的先遣队探路，遭到当地虎丘哈人围歼，只有2 人脱逃。有的地方，居民听说俄侵略者要来，就转移人畜，并将搬不走的东西付之一炬。由于供应不济，这伙凶残成性的强盗竟靠吃人肉为生，在一个冬季吃了50 个当地的达斡尔人。从此，在黑龙江流域人们都称沙俄侵略者是"可恶的吃人恶魔"（也有人称其为"罗刹"）。波雅科夫一伙既不敢在一个地方多停留，也不敢从原路撤回，匆匆东窜，1645 年夏逃到海上。翌年，波雅科夫带着剩下的33 人、绑架的3 个费雅喀头人及一大批貂皮，返回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的入侵和当地军民的反击
波雅科夫回去后向主子报告：黑龙江地区人口稠密，盛产粮食和貂皮，派300 人就足以征服这个地区。巨商出身的哈巴罗夫听到后自告奋勇，自费组织一支远征队，并要寻找一条新的、更近的路线通往黑龙江。
1650 年初，哈巴罗夫率领70 名哥萨克人，侵入中国领土，闯入我国达斡尔人拉夫卡伊的辖区雅克萨。雅克萨有5 座城堡，早在沙俄侵略者到达之前就迁徙一空，剩下几座空城。俄军在第3 座城堡驻扎。当天，前来探察军情的拉夫卡伊赶到雅克萨，向侵略者提出质问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哈巴罗夫要求达斡尔人交纳实物税，拉夫卡伊立即严辞拒绝。哈巴罗夫一无所获，恼羞成怒，下令四处搜捕，拷问中国居民。当他们得知达斡尔人已向中国皇帝进贡，中国人有强大的军队，并用火器、大炮作战。哈已罗夫胆怯了，留下斯捷潘诺夫一伙留守，自己回雅库次克求援。哈巴罗夫声称还要招募6000人才能征服该地区，但上司只配给他21 个军役人员和3 门大炮，临行时交给他一封转递给中国皇帝的信件。9 月，哈巴罗夫再次闯入黑龙江。斯捷潘诺夫与哈巴罗夫新招募的俄军汇合攻打雅克萨。经过半天多的激战，达斡尔人终因力量悬殊，伤亡重大，俄国人强占了中国的雅克萨城。
1651 年9 月底，哈巴罗夫又率领一帮匪徒闯到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村，准备过冬。1000 多愤怒的赫哲人和女真人趁哈巴罗夫外出抢鱼，留人不多之机，手持刀剑，袭击了俄国人的营盘。哥萨克人发觉后，凭借有力的地形和武器，打退了进攻者。被击退的居民向清朝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报告了俄军的暴行。顺治九年二月十五日（1652 年4 月4 日），海色奉朝廷之命，与俄军在乌扎拉村开战。清军在达斡尔、女真、费雅喀、赫哲等族人民的支持下，趁俄军酣睡之机，用大炮炸毁俄军军营的3 处城墙，打死俄军10 人，打伤哈巴罗夫等70 余人。海色麻痹轻敌，命令部众只准生擒敌人，不准杀害。因此，战场形势大变，中国军队遭受枪弹射击，仍不准还击。清军损失太大，被迫撤离。乌扎拉村之战是中国政府军对沙俄侵略者的首次战斗，也是中国军民第一次武装联合抗俄之战。当时，恰值清政府正全力对付郑成功和西南地区农民军，抽不出兵力来支援北方的抗俄斗争；但清政府果断下令让地方官打击扰边的侵略者，足以表明清政府对辖地之内统辖权的重视。乌扎拉村之战以后，哈巴罗夫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马上撤离阿枪斯克冬营逆江逃窜，途中虽遇到援兵，但哈巴罗夫惊悸未消，一口气逃到精奇里江江口。
1653 年春，哈巴罗夫因一再与同伙发生冲突，被解职押送回国。斯捷潘诺夫的入侵和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接替哈巴罗夫的是斯捷潘诺夫，他首先遇到的是粮食的困难。黑龙江地区经沙俄侵略者的骚扰、抢劫之后，居民四散，田园荒芜。同时，清政府对东北边境战事以密切关注，开始征集军队，加强战备，准备围歼入侵之敌。由于在黑龙江抢不到粮食，1653 年9 月，斯捷潘诺夫一伙侵入松花江江口抢粮，次年春，他又再次闯入松花江。这时，清政府命令轻车都尉明安达礼统兵征罗刹，并调朝鲜兵100 名协同作战。两军在松花江相遇，战斗从6月16 日开始，交战3 天，俄军受到重创，斯捷潘诺夫率残部仓皇出逃，奔往呼玛尔，准备过冬。
1655 年明安达礼奉命再次征讨，开赴呼玛尔。3 月23 日，清军抵达呼玛尔堡，在城外击毙20 名伐木造船的匪徒，接着又打死企图突围的俄军87 人。10 天之后明安达礼因担心粮饷不继，下令撤离呼玛尔城堡。顺治十四年（1657 年），清政府派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尚坚乌黑打败了一股沙俄侵略者。第二年，再派沙尔虎达率军1400 人，其中包括200
名朝鲜兵，再度征剿。7 月11 日两军相战于黑龙江、松花江汇合处，500 多俄军有180 人临阵脱逃，270 人被击毙或生俘，斯捷潘诺夫也被击毙。
顺治十六年（1659 年），清军先后收复了雅克萨，拆毁了沙俄侵略据点呼玛尔堡。顺治十七年（1660 年），宁古塔昂邦章京在古法坛林（今伯力以北）附近，伏击沙俄侵略军，俄国人弃舟登岸败走，被斩首60 余级，淹死者甚众。至此，流窜于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全部被肃清。
（二）中俄早期外交
沙俄进入殖民扩张高峰期后，其在抢占通往西欧出海口的扩张中遇到了波兰、瑞典和土耳其等几个劲敌的阻碍，对东欧的交通也受到了邻国的限制，所以极力试图从亚洲打开一条通路，并将中国视为未来一大市场。因其经西伯利亚向东方扩张遭到中国军民的联合抵抗，沙俄便改变招数，在默许、纵容哥萨克掠夺西伯利亚的同时，派遣使团来华。
沙俄政府的第一个使团是巴依科夫率领的使团。这一使团负有商业和外交双重使命，首要目的是探察中国的情况和打开贸易通道。巴依科夫使团于1654 年（顺治十一年）7 月从托博尔斯克出发，1657年3 月经蒙古人中国，历时约两年。当时的沙皇也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只把中国看作博克格汗小国。巴依科夫按沙皇训令拒绝叩头，并扬言要亲自见皇帝呈交礼物。中国理藩院官员以西方做法或许如此，但不合中国礼节，予以断然拒绝。当时，清政府已得知这批蛮横的俄国人与侵扰东北边境的罗刹是同伙，对他们在东北的胡作非为提出指责。但巴依科夫百般抵赖，不承认扰边的俄国人与俄国政府有关系。巴依科夫被理藩院官员搁置不顾达5 个月之久，清政府最后决定不令朝见，不接受贡物，遣其回国。9 月4 日，俄国使团被驱逐出京。巴依科夫在外交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却按沙皇训令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军事实力、关税、人口、财政状况以及经济财富等情报。
沙俄政府不满意巴依科夫使华的结果，于1658 年（顺治十五年）又派佩尔菲利耶夫为使、阿布林为助手率团来京。该团于1660 年6 月到京，呈交了200 卢布的礼物和一封给中国皇帝的信，信中建议双方建立外交及商务关系。由于信中采用了俄历纪年，特别是"语多不逊"，引起大臣们的愤慨，但皇帝还是以宽宏大量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命令贡物照收，量加恩赏，并设宴款待，但皇帝未予接见。佩尔菲利耶夫此行的贸易利润是100％。1669 年（康熙八年），由阿布林率领一个商团带着4500 卢布的货物抵达中国。他行跪拜之礼，获得贸易许可。这次他挣了18700 卢布，获利达315％。就在沙俄频频遣使来华之时，俄国在黑龙江的侵略活动也有增无减，甚至逐步升级。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下令设吉林至黑龙江城的驿站。这条驿路将黑龙江城与北京联结起来，为东北三将军驻地通向京师的干线，俗称大站。康熙帝还令设置从墨尔根至雅克萨的驿站。这段路南联卜魁，经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入喜峰口，直通北京，全长2300 里，设25 站，俗称蒙古站。这是传递奏折的专用线。前线军报，由此路飞递京师。加强水师。清政府原在吉林乌拉设有船厂，已造战船40 艘、江船数十艘。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令户部尚书伊桑阿带领工匠，前往吉林船厂，又造100艘新船，同时修理旧船。船上装有神威将军炮、威远炮、龙炮、子母炮。另调擅长水战的福建水师将领林兴珠率藤牌兵前往吉林，就近训练水师。
（2）雅克萨之战
康熙帝在加紧整饬边防的同时，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令理藩院晓谕俄国，"倘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至天讨，难免诛罚"。对此建议，俄方无回音。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康熙帝任命都统彭春为主帅，调京营八旗约600 人、福建藤牌兵420 人，连同在黑龙江城驻防兵2000 人，共3000人，对俄作战。布哈特八旗和蒙古部落负责侦察敌情、安置驿站、供应军需。五月二十二日，清军抵达雅克萨城，分水陆两路列营，准备强攻。二十四日，沙俄从尼布楚来援的援军顺流而下，企图冲进城中增援，被藤牌兵格杀大半。二十五日，双方大战。清军用炮火击毁城中塔楼、教堂、仓库、钟楼。清军持盾牌、藤牌进攻，阵亡150 人。俄军只有450 人，已伤亡百余人，兵力大减。二十六日中午，清军在城下积薪，准备烧毁木城。以托尔布津为首的俄军只得打出白旗，发誓不再侵犯中国领土。清军遣回战俘，另有45人携妻子自愿留在中国，后被安置在盛京。被俄军俘获的160 名中国人均获解救，被送回原地。清军焚毁雅克萨城，撤回黑龙江城。
俄军退后，盘踞在尼布楚的督军弗拉索夫，又派托尔布津率兵800 人返回雅克萨，筑城设防。翌年，康熙帝命萨布素、郎谈再次督兵收复雅克萨。六月，清军大举攻城，托尔布津被炮火击毙。俄军寡不敌众，龟缩城内，到寒冬来临之时，城中只剩150 余人，能站岗的不超过15 名哥萨克和15 名少年。
这时，俄军派使臣到北京，要求解雅克萨之围，进行边界谈判。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四月，清军撤出雅克萨。双方的争斗转入外交领域。
（四）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1686 年初，俄国任命御前大臣、将军戈洛文为全权大臣，组成谈判使团。沙皇秘密训令使团："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否则就以左岸支流比斯拉特河（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再其次以雅克萨为界。但俄国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有通商的权力。"妄图通过谈判，侵占中国边地。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五月，康熙帝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组成谈判使团。康熙帝谕令索额图等："朕以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照此"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六月，使团行至克鲁伦河附近，遭到蒙古准噶尔部的阻击，退回北京。后经两国重新协商，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1689 年8 月22日），在尼布楚正式开始谈判。在尼布楚谈判中，中俄使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戈洛文诬蔑清军挑起战争，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当即严加驳斥，指出俄国侵略了中国的领土，中国才被迫自卫反击，并严正声明：鄂嫩、尼布潮（楚）系我国所属毛明安诸部旧址，雅克萨系我国虞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俄国所窃据。俄国应归还侵占中国的领土。索额图遵照康熙帝的密谕，坚持必须收复雅克萨，戈洛文则坚持以结雅河为界，拒绝交回雅克萨，谈判陷入僵局。清朝使团担任翻译的耶稣会士张诚（法国人）、徐日升（葡萄牙人）等，在会下往返协商，从中斡旋。经过16 天的谈判交涉，七月二十四日（9 月7 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字。
条文共六款，主要内容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等。关于东段边界的划分，条约明确规定了以流入黑龙江之卓尔纳河（即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又规定外兴安岭（即石大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划界问题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将贝加尔湖以东（包括尼布楚）直至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的原属中国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俄国在额尔古纳河南岸的寨堡，也必须迁至北岸。条约又规定严禁彼此越界入境，收容逃亡者，以减少边界争端。签约后，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贸易互市。《尼布楚条约》是清政府与外国缔结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清政府收回了被俄国侵占的部分领土，阻止了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俄国由此合法占有了中国的尼布楚地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继续划定了两国中段边界。
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俄国派遣义杰斯出使中国，谈判贸易问题。清政府准许俄国商队每隔3 年来北京1 次，每次不得超过200 人，免税贸易80天。俄国政府的商队，由此得以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毛皮，并采购茶叶、缎布运回本国，获利很大。签约以后，清政府又陆续在边境地区设置卡伦，并规定了巡边制度，以巩固边防。
二、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交往
16 世纪初，西方人开始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早来华的是葡萄牙商人。后来，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人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勾结中国海盗，武装走私，强占中国沿海岛屿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17 世纪40 年代，欧洲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展开竞争，并竟相向世界各地扩张。他们接踵东来，蚕食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权力。当时，中国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有力量抗拒来自海上的侵扰。中国和西方的
接触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一）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早期交往
明正德六年（1511 年），葡萄牙商人占领马六甲。正德九年，到达广屯岛，这是葡萄牙人初次抵达中国。正德十二年，8 艘葡萄牙商船来华，有一使者同船而来。经中国政府批准，使者由广州到达北京。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此后，葡萄牙来船不断，和中国军民屡起冲突。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一些自称来进贡的外国人，以贡船遇风为借口，要求在澳门海岸晾晒贡物，葡萄牙人趁此机会入居澳门。4 年之后，葡萄牙人在澳门建造房屋，又贿赂明朝官员，缴纳租金，擅修炮台，并设官管理，窃据为殖民地。从此，至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为止，葡萄牙人利用占据澳门之便，基本上阻止了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来华贸易的企图，垄断了对华贸易。
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华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最初接触是在马尼拉。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殖民地。明嘉靖三十六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派人来华，中国福建总督热情接待，但拒绝其久留布教。后来，西班牙殖民当局两次在马尼拉大批屠杀华侨，但是，受殖民地经济的吸引，迁往的华人犹未减少，西班牙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靠他们运输。
荷兰的殖民扩张略晚于葡萄牙和西班牙，1595 年，荷兰探险队到达东印度。1602 年荷兰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东印度公司"。1619 年他们占领爪哇的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并以此为大本营四处扩张，逐步建立了海上霸权。荷兰船只多次到澳门、澎湖活动。明天启二年（1622 年），有15 艘荷兰船攻打澳门，登岸800 人，损失三分之一后退却，后来占领了澎湖群岛，筑城设守。天启四年，明军攻澎湖，荷兰人从澎湖撤到台湾。此后，便占据了台湾，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
在殖民扩张的浪潮中，英国殖民者也来到了亚洲。明崇祯十年（1637年），5 艘英国船结队抵达澳门，遭到葡萄牙人阻挠，后来强行开进虎门。虎门炮台的中国驻军开炮拦截，英舰还击，闯入广州。广州当局允许他们卖掉货物，载走糖和人参。
明清之际，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得到巩固和加强，对进一步发展海外殖民贸易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时的葡萄牙、西班牙虽然已经丧失海上霸权，但仍固守原来的殖民据点，并全力维护已经得到的殖民利益。新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已开始或正准备进入中国。
（二）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的交往和贸易
（1）与西班牙的接触
崇祯末年，从菲律宾来的西班牙使臣在回国途中暂住福州，恰逢清兵南下入闽，派人将他们送入北京。清政府于顺治四年（1647 年）赏给使臣衣帽缎布等物，赠敕谕一道，送其归国。此时的西班牙由于经历了30 年战争的失败，以及葡萄牙（曾被西班牙兼并）宣布独立，国力每况愈下。马尼拉殖民地的经营主要靠每年从墨西哥运来的银元维持，康熙四年（1665 年）后，每年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银元补贴是200 万元。这批银元大部分通过那些去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从菲律宾又流向中国，中国商船是中西贸易的主要运输者。西班牙当局为避免银元流入中国，限制马尼拉其他人来华贸易，以后也没有再派使者来华。
（2）与葡萄牙的关系
葡萄牙由于占据澳门，也是与清政府接触较早的国家。最初，葡萄牙与南明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有不少葡萄牙人曾参加桂林守城战和东南沿海抗清武装。后来，葡萄牙发现局势的发展对南明不利，便决定改变策略，改与清政府打交道。清兵占领广州的头几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只经销一些粮食和食品等。清政府下令禁海，尤其是下令迁海以后，澳门贸易受到严格限制。
康熙二年至三年（1663-1664 年），广州当局俘获7 艘葡萄牙商船，葡萄牙为此行贿2 万两白银才得放还。康熙五年（1666 年）又有6 艘商船被清军击毁。康熙六年（1667 年），葡萄牙派遣使臣玛讷撤尔达聂带着一封国王署名的信，抵达澳门。由于使臣坚持要面呈皇帝，引起广州当局的不满，一再推迟赴京日期，挨到康熙八年年底（1670 年1 月）才登船北上，五个月后到京。在京期间，使臣玛讷撤尔达聂不幸染疾，康熙帝派御医登门探诊。葡萄牙使
臣身体康复后离京回澳，途中旧病复发，在山阳县（今淮安）逝世，清政府派江南布政使负责料理后事。葡萄牙使臣此行正值海禁期间，对澳门贸易并未起促进作用。但自葡使所带5 船货物交易后，不时有葡萄牙商船暗中往来贸易，并与藩王尚可喜建立了联系。葡商每年收购价值30-40 万盾的中国丝运到巴达维亚，又从巴达维亚运来大量胡椒，从中获利。
康熙十一年（1672 年），葡萄牙人从传教士处得知康熙皇帝非常想得到一只狮子，便设法从莫桑比给送一只狮子到澳门，康熙十七年八月（1678 年9 月）送抵北京。虽然狮子到京不久便死了，但葡使提出与广州进行正常贸易的要求得到了重视。自康熙十九年（1680 年）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澳门的贸易限制，中葡贸易基本恢复正常。
（3）清政府与荷兰的关系
与清政府往来密切的另一个西方国家是荷兰。17 世纪40 年代，荷兰已基本控制了亚洲贸易，但在对华贸易中，它们占领的台湾不如葡萄牙控制的澳门近便。特别是中国商品在对日贸易中所占的优势，使荷兰急欲开辟对华直接贸易渠道。中国明清鼎革，荷兰人认为有机可乘，便从巴达维亚派使来华。
顺治十年（1653 年）初，荷使来到广州，见到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交涉通商。巡抚李栖凤见使臣既无表文又无贡品，严辞拒绝。两位藩王也劝使臣回去告诉巴达维亚总督，遵照中国的规矩携带表文和贡品，乘便贸易。使臣表示愿意马上派人回去备办表文和贡物，并请允留几人暂住省城。顺治皇帝以无表无文，诚敬不昭，拒绝通纳。
顺治十二年（1655 年），荷兰的巴达维亚总督又遣使来华。使臣携带总督给顺治皇帝的信件和给两藩王的书信。在给皇帝的信中，荷兰人明确要求"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使臣留京期间，受到礼部宴请和顺治皇帝的召见。使臣所带的礼物相当丰厚，欲借此表达要求通商的迫切心情。顺治皇帝错误地把使臣提出的自由贸易，看作是请求"朝贡出入"，下令将贡期定为8 年，员役不过100 人，止令20 人到京，所携带的货物在驿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交易。
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殖民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沉重打击。巴达维亚评议会曾几次派船来华与清廷相配合，共同攻打台湾，均未成功。三月壬辰（5 月1 日）康熙皇帝为了奖励荷兰人，同意他们每两年来华贸易一次。在清代历史上，由皇帝特地批准贸易期是罕有的，国家间的往来通常只称贡期，这次充分体现了康熙皇帝对联合攻打台湾的高度重视。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政府又把攻打台湾提到议事日程，闽督姚启圣提出再次联合荷兰攻打台湾，并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姚启圣派遣的使者于康熙十八年（1679 年）十一月到达巴达维亚，荷兰总督按东南亚亲王的规格接待。商谈中，荷方提出按每船每年10 万盾计费，先付钱再出兵。清使不敢作主，于次年五月回国。此后清军厉兵秣马，单独攻打台湾。
早期的中荷贸易，多被郑成功集团控制。尽管荷兰东印度司采取低税政策吸引华商，只要交550 里尔便可免除在爪哇贸易的各种盘查和麻烦，但每年只有一两只船到巴达维亚。荷兰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或靠台湾转运，或赖澳门葡商贩运。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加强对海上活动的限制，中荷贸易出现一个冷淡时期。康熙八年（1669 年），公司改变了以往限制贸易的政策，鼓励巴达维亚的荷兰市民和华侨来澳门贸易，每年约来船10 余艘。
（4）与英法的交往
清初，英法两国与中国政府虽无正式官方往来，但一直谋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当时，他们的对华贸易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顺治元年七月（1644年8 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了一艘商船到澳门，受到敲诈，贸易结果并不理想。顺治十五年（1658 年），又有两艘商船到达广州，因被索以重税，未卸货而还。英国人另找门径，康熙九年（1670 年）与郑氏集团达成协议，在厦门和台湾两地贸易。据167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调查报告统计，贸易额曾高达5 万元（3 万元硬币和2 万元货物）。清廷统一台湾后，英国与台湾的贸易，才告一段落。康熙二十年（1681 年），英国的厦门商行关闭。尽管这样，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在想方设法打通对中国大陆贸易的渠道，康熙十年至十六年（1671-1677 年）年间，多次派船来澳门要求贸易，均因葡萄牙的阻挠而未获成功。
法国除顺治十七年（1660 年）派一艘船来广州外，很少有船来华贸易。
（三）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西方各国的对华渗透与影响
清初，清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采取的固定模式，包括国家之平等、外交代表之交换、与派往国国家元首直接接触及两国间与国民间的贸易毫无了解。在处理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政策，也就是沿用传统的宗藩观念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对外政策也是依据这个指导思想来制定的。
当然，清政府在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若干变通的。顺治四年八月（1647年9 月），两广总督佟养甲向朝廷建议：禁止外国人入广州城贸易，但允许商人载货到澳门贸易，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允许外商在澳门贸易是以"通商裕国"为理由的，其目的主要是补充当地政府经费的不足和解决沿海一带因战争而造成物资匮乏的困难。这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通商裕国，在清初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遗憾的是这种利用外贸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新苗头，在连年战争环境中，却被那种用封锁沿海贸易作为制裁敌方的政治斗争手段所淹没了。
顺治十三年六月（1656 年8 月），清政府认为郑成功力量的存在与沿海人民的支持有关，下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同时还勒令地方官严厉查处，地方保甲互相检举。这个禁令也使葡萄牙、荷兰等国扩大对华贸易的企图更难实现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台湾回归，全国统一为止。
清初，在清政府实行的禁海、迁海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和交流的同时，欧洲殖民势力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并逐步地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
历史上，在殖民势力东来之前，中国作为亚洲大国，曾在亚洲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和保护弱小国家，调解国家的纠纷，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屏障。各国也纷纷主动遣使进贡，接受中国的保护。
自从西方殖民势力东来后，它们在亚洲抢占领土，掠夺原料，干涉弱小国家内部事务，亚洲的和平环境受到威胁。清政府忙于国内战争，逐渐地丧失了对弱小国家的政治保护作用，它的国际地位也受到影响，逐步下降。其次，殖民势力东来后，在亚洲建立起殖民据点，并通过殖民据点逐步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而这些弱小国家主权旁落，无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往来，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帝国借亚洲国家之名，如荷兰就打着噶喇吧的旗号，与清朝继续交往。这样，这些亚洲国家与清朝的外交活动，被殖民国家用作扩大贸易、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工具，清朝与这类国家的交往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再者，殖民势力在亚洲所经营的殖民据点诱使中国沿海人民纷纷外流，移居到马尼拉、爪哇等殖民地区从事垦殖、贸易等活动。即使在海禁森严之时，也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迁往这些地方。除了某些政治因素外，这些殖民地区商品经济活跃、贸易繁荣，为那些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又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华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此外，急需劳动力的殖民主义者采取了优惠贷款、减免人头税等措施，鼓励华侨移入，大大地吸引了中国沿海居民。种种迹象表明，清政府对此已难以控制。传统的统治手段，在殖民势力的冲击下，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这种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对清政府的统治已构成威胁。但这时的清朝统治者，对此却毫无觉察。
（四）中英贸易的发展和英国使团来华
从17 世纪末到18 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历史转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逐步走向衰落，后起的英国，则在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成为西方国家的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此垄断了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
从雍正朝开始，中西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商品结构的变化，封建外贸体制的健全，使中西贸易成为这一时期中西关系的主流。围绕着贸易出现的中英政治势力的接触与冲突，构成了19 世纪中西政治斗争的前奏。
这一时期的中西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开海贸易，设闽、粤、江、浙四海关，从此，中西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土布。西方国家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大量利润。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最后几年，仅茶叶贸易一项，就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和公司的全部利润。而外国商船运来的货物，除转口贸易的香料、毛皮在中国市场获利外，西方生产的大宗机制产品却打不开销路，英国机织棉布不敌中国土布物美价廉，毛织品不适宜在炎热潮湿的南方销售。中国大量出超。英国商人不得不支付白银填补巨额逆差。乾隆、嘉庆间（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自广州流入的白银每年约为100 万至400万两。英商为了弥补贸易逆差，扩大贸易地盘，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清政府对此十分警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朝廷关闭了闽、粤、浙三海关，广州成了惟一的中西贸易口岸。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东印度公司派洪任辉率领船队驶抵天津，上书朝廷，要求放松贸易限制，允许在宁波通商，增开天津口岸。清政府严厉拒绝，并由两广总督颁布《防范外夷五项规条》，进一步限制外商。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英国国王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凯思卡尔特为使臣，到中国交涉通商事务，并谋求建立外交关系。使臣在中途病死。
五十七年（1792 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以祝贺乾隆帝83 岁寿辰为名使华。这次出使活动经过精心的安排，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
全权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英国是有声望的贵族，他长期在东方任职，并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使团随员中，还有秘书斯当东爵士（兼代缺席时的全权特使）、使团卫队司令本松上校以及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画家、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他们还特地购置了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军械、车辆、船只模型等礼品。使团分乘皇家战舰"狮子"号等五艘船只，于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日（1792 年9 月26 日）从英国出发，经过十个月的航行，翌年六月十八日（1793 年7 月25 日）抵达天津大沽。
使团经由北京转赴热河，八月四日（9 月8 日）到达热河行宫。十日（14日），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万树园御帷觐见乾隆帝，递交国书。他们还出席了宴会及祝寿的娱乐活动。觐见之前，马戛尔尼曾与清朝大学士和珅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乾隆帝对此比较通融，客气地召见了英使，而马戛尔尼也当众三下跪，表现得十分礼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
英国国书提出要求派遣使臣常驻北京和扩大通商，乾隆帝对此不快，决计尽快礼送英使出境。八月十七日（9 月21 日）英使启程返京，八月二十九日（1O 月3 日），清朝颁赐国书和札品，示意英使回国。马戛尔尼急忙开具说帖，提出六项要求，要求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准许英商像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的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乾隆帝颁发敕谕，驳斥英使的要求，称："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朝廷同时谕令沿海督抚戒备英人骚扰。
九月三日（10 月7 日），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几乎纵穿中国腹地，到达广州，于十二月九日（1794 年1月10 日）自广州回国。使团虽然未达到通使、通商的目的，却探察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况，沿途收集了中国自然资源、水文地理、风俗民情、宫闱内幕，为英国日后侵略中国做了资料准备。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英国散商因向中国走私鸦片而大发其财，实力日增。东印度公司受到来自国内的散商和西方其他国家商人的挑战。为了继续垄断对华贸易。嘉庆十三年（1808 年），英军借口对抗法国，强行登陆占领澳门。因清廷态度强硬，英军被迫撤退。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阿美士德作为英国的另一大使，来到中国。这一使团仍以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为出使目的，副使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斯当东。斯当东是马戛尔尼使团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曾作为马戛尔尼的侍童随同来华。在斯当东的坚持下，阿美士德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嘉庆帝大为恼火。英使头天晚上至京，第二天一大早就被驱逐，沿运河南下，经广州回国。虽然如此，使团仍然不虚此行，所过之处，凡山水、城郭、人物、花木、鸟兽，均绘图带走。
嘉庆帝原本打算用停止贸易来惩治英国，但被两广总督劝阻，并未施行。他对英国垄断对华贸易的企图有所了解，并为此谕令两广总督："此次该国贡船来往经过浙洋，并未寄旋，其意似专意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总督等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即来亦不能径达，方为妥善。"嘉庆帝因礼仪纠葛而斥退阿美士德使团，是不明智的。广州单口贸易制度是不可能阻止英国为继续垄断对华贸易而进一步采取行动的。
三、传教士来华与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
西方传教士是怀着献身宗教，改造异教徒的热忱踏上中国的土地的。他们以传教为主要任务，同时也不能不在政治上为本国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务。为了方便传教，他们炫耀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康熙皇帝服膺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对一些耶稣会士宠信有加。作为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他既要利用传教士的技艺为其服务，又要求他们服从于中国的理学伦常，这就不能不与罗马教廷发生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冲突。天主教在中国度过短短的"黄金时代"之后，又陷于寂寥。
（一）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明末最先来华的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他历经艰险，直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病死在离广州30 里的上川岛，也未能进入内地传教。随后又有几名传教士相继来华，均被拒之门外。耶稣会士在无法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对来华传教的方法进行了探索。沙勿略提出应当派有学识的传教士到东方传教。传教士范礼安继承了这种主张。他巡视东方传教工作后也向罗马耶稣总会提出：到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风俗文化。罗马耶稣会总会根据范礼安的报告，决定采取科学知识作为来华传教手段，把会规订得很严，入会的人必须具备一门专长，才被允许学习神学。特别对派遣来华的会士挑选得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因此这些人不但被誉为西方的"进士"，他们自己也以"西儒"自居。
万历八年（1580 年）耶稣会士罗明坚随葡商至广州，向两广总督陈文峰献上贵重礼物，获准暂居暹罗贡使的驿馆。万历十年（1582 年）罗明坚应两广总督的邀请到总督驻地肇庆长住。不久，他向新任总督郭应聘献自鸣钟等礼品，获准在肇庆建立教堂。次年利玛窦也来到肇庆。明末清初人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即以利玛窦为首的万历朝开创时期，崇祯、顺治朝的修历时期，以及康熙朝的御前活动时期等。
（1）开创期
罗明坚、利玛窦在肇庆建立的教堂，名为"仙花寺"，教堂大厅内陈列西洋镜、自鸣钟等西洋奇器，墙上悬挂著名地理学家奥代乌斯绘制的西方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引起了肇庆知府王泮的兴趣。王泮请利玛窦翻译此图，于万历十二年（1584 年）秋刊刻出版。从此，王泮和耶稣会士交往频繁，联系密切，经常邀请他们到衙门会面，私下允许他们自由传教，甚至邀请他们到他的家乡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开教。
利玛窦发现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最能吸引中国的文人学士，于是，他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改穿儒服，研究《四书》、《五经》，援引孔子言论阐述教义，拜访和结交中国朝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意大利姓名玛泰奥·利奇加以汉化，改为姓"利"，名"玛窦"，字"西泰"，故中国士大夫尊他为"利先生"、"利子"。利玛窦还援引天主教教义傅会理学的伦常，允许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清初的一些耶稣会士都遵从利玛窦的方式，称之为"利玛窦规矩"。
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利玛窦随同兵部待郎石兴赴京未成，从南京迁居江西南昌。万历二十六（1598 年）八月进入北京，两个月后退居南京。他在南京结识了许多学者名流，如徐光启、李贽等。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再入京师，向万历皇帝进献天主图像一幅、报时自鸣钟等西洋贡品，被允许留在北京建堂传教。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在宣武门建北京会院（后称南堂），从此终日与公卿士大夫相周旋。其中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阁臣的过往也很密切。后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因竭力推崇天主教，被称为中国护教史和开教史上的三大柱石。利玛窦还和一些东林党人来往，使其中一些人成为他的朋友和信徒。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
（2）修历期
由于利玛窦做了较好的铺垫，耶稣会士渐渐地能够参与朝廷的一些活动了。崇祯帝即位后，启用徐光启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聘用耶稣会士推算历法，在宣武门内首善书院设历局，编《崇祯历书》137 卷。崇祯皇帝亲题"钦褒天学"匾额，褒奖耶稣会士的修历工作。
清政府建都北京后，汤若望、南怀仁又先后担任钦天差监监正。当时的一些传教士为了能与皇帝和满洲权贵接触，还刻苦学习满蒙语文。顺治帝特别宠信汤若望，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一说因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免去三跪九叩之礼，加封他为三品太常寺卿，赐"通玄教师"尊号。顺治帝经常与汤若望谈论朝政和天象问题。后来，又授予通政使，加封光禄大夫。
汤若望向清廷上书，提出旧历有大谬七条，请求派人实地测验他所推测的日蚀是否准确，希望采用按西洋新法制定的《崇祯历书》。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丙辰朔，日蚀，摄政王多尔衮命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官员进行实地观测。结果，汤若望的新法预测准确，而大统、回回两法，俱有误差。于是，清廷决定采用《崇祯历书》，历书封面刊刻"依西洋新法"五字。这就是顺治二年（1645 年）颁布的《时宪历》（统称"农历"）。汤若望由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了朝廷命官，开创了传教士直接掌管钦天监的先例。清朝所以采用新法，除了其果然精确外，当时改朝换代都要颁行新历，另定正朔，区别于前朝，以表示"天运已新"。汤若望的改历建议正好附和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故受到顺治帝、多尔衮的种种优待。这次改历，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历法改革。
顺治十六年（1659 年）五月，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作《摘谬论》一篇，批判西洋新法，又著《辟邪论》三章，攻击天主教为邪教。次年又向礼部递《正国体呈稿》，认为《时宪历》封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三年（1664 年），杨光先在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下，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状》，并进《摘谬十论》、《选择议》、《与许侍御书》等，指控汤若望等制造妖书，邪说惑众，潜谋造反。
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吏、户两部及其他大臣会审，汤若望和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钦天监官员、教徒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等被传讯到礼部大厅审问，为时12 天。汤若望已73 岁，猝患痿痹，口供由南怀仁代替。十一月十二日又进行第三次会审，前后长达40 多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吏、户两部判决：汤若望错定皇子殡葬时刻和地点，罢钦天监监正，打入监狱；钦天监官员之附教者李祖白、宋可成等五人斩首；废除《时宪历》，恢复《大统历》；禁止中国人信天主教，散居各地的耶稣会士押送澳门。后来，由于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才免于流徙，获释出狱，后病死。康熙四年（1665 年），清廷授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升为监正。杨光先把监内精习西法历算的30 多名监官全部题参免职。他既不懂西方历算，又不通中国传统历法，却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大统历恢复后屡出差错，不得不换用回回法，并起用对历法茫然无知的吴明恒为钦天监监副，推算仍不准确。
康熙帝召杨光先、南怀仁在宫中当众测试天象。南怀仁使用西法每次测算准确，而杨光先既不会计算，又不能做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试验。康熙七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图海、李霨等28 人奉命率领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经3 次实地测验，南怀仁准确无误，杨、吴二人均有误差。次年正月，又令他们同时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的推算测试都准确，吴明烜均有误差。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康熙十二年升为监正。又请了一批耶稣会士入监，从事天文历法工作，改造北京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为制订中国的历法做出了贡献。杨光先从宽免死，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
（3）御前活动期
历法之争使年轻的康熙皇帝对西方科技知识兴趣大增。他后来回忆历法之争时称"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于是，康熙帝一方面在经筵学习儒学，一方面延聘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等轮番进讲自然科学知识。每天进讲两三个小时的功课，风雨无阻，先后坚持10余年之久，即使在西郊畅春园避暑，也未中辍。康熙帝还让皇室子弟跟他同时学习。有时他亲自给予弟和大臣讲课，以检查自己的理解程度。他喜好代数几何，经常把学到的几何知识用于实践，与传教士一起到各处去测量，就连率兵亲征噶尔丹，也不忘用投影法测量地形。直到晚年，康熙帝还一再强调"历算之学果然好"。他对西方语言、音乐也有兴趣，曾让传教士白晋等人在宫中教自己和皇子们拉丁文，并命徐日升等编撰乐理书籍《律吕正义》。康熙帝对有才能的传教士非常器重。他曾两次到南堂看望传教士，并书"敬天"匾额赐给该堂。在历法之争中表现突出的南怀仁更被委以重任。因三藩叛乱和沙俄入侵，康熙帝命南怀仁铸造大小红衣铁炮120 尊，分送前线，发挥了较大的威力。后来，南怀仁又仿造命中率较高的欧罗巴式炮320 尊，康熙帝亲临芦沟桥观看试放，大为赞赏，当场赐给南怀仁御用貂袍，晋封工部侍郎衔。南怀仁死后，谥"勤敏"，举行盛大的送殡仪式，他是惟一死后得到谥号的传教士。有的传教士还参与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活动。清政府派遣使团赴尼布楚与俄国谈判，张诚、徐日升曾被任命为使团译员，在谈判中往来于双方之间。白晋曾被任命为中国皇帝的钦差，去欧洲延聘人才。
康熙帝信用耶稣会士，对天主教也相对宽容。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他发布上谕，罗列了传教士的一系列功绩，为天主教正名，称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令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这就是所谓的"康熙保教令"。于是，传教士均"奉旨回堂"。
康熙保教令颁布后，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各地的教堂也越建越多。到了康熙晚年，教堂已由初年的159 座发展到300 座。教徒也有25 至30 万人，遍布全国15 个省区。北京地区的传教土每年要为3000 人受洗，上海每年有1000 至1300 人入教，仅崇明岛就有教徒3000 人之多。在教徒中还有皇亲国戚，八旗将领。如宗室苏努、德沛，国戚佟国器、佟国维等人。康熙朝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较快时期，也可以说是天主教在清朝传播的黄金时期。
（二）礼仪之争和清政府禁教
"康熙保教令"颁布后，天主教势力日益强大。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托体修会之一的多明我会，联合圣方济会，坚持宣传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惟一主宰，攻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对教义的背弃。双方都上书罗马教皇，互相指责，这就是所谓"礼仪之争"。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新任教皇格勒门德十世断决：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实属异端，应予禁止。铎罗携带禁止异端的禁令前来中国。康熙帝传谕：慎无扰乱中国，来华的西人必须谨守法度，劝铎罗返回。铎罗返回途中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传教士和中国教徒遵循。康熙帝对铎罗抗旨很恼火，将他押送澳门。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又传谕各国传教士："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康熙五十八年（1718 年），罗马教皇格勒门德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异端的禁令。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罗马教廷派遣教士嘉乐携带"禁约"（即所谓"七条禁约"）来中国见康熙帝。禁约规定，在中国之西洋人和中国天主教徒，不许用"天"字，不许祭孔子、祭祖宗，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规处罚。康熙帝接见嘉乐，驳斥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只可禁得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可禁也"。并明确宣布此后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行，传教士除去会技艺之人留用外，其余均回西洋。嘉乐被斥离去。康熙帝随令广东等地禁止天主教。一些传教士陆续离华返国。应该指出的是，康熙帝虽然宣布禁教，但执行的并不严格。一些留在中国的传教土仍然在各地活动，发展门徒。
（三）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及影响
为了传教的需要，耶稣会士从西方携带大量的科学文化书籍来华。如继利玛窦为中国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氏派遣金尼阁返欧洲，募集了大批图书，于万历四十六年和邓玉函等22 位耶稣会士第二次来华，带来图书7000 余部。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物理化学、地图测绘、音乐绘画，各种知识均传入我国。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天文学之外，要属地图测绘学和数学。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地图和世界地理知识，并且传入西方最新的测绘方法。利玛窦为了奉承万历皇帝，测量了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绘制了一幅迎合中国传统观念的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从此，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有关5 大洲和5 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划分传入了中国，并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提高了中国的地图绘制水平。庞迪我专门为明神宗绘制了4 幅世界分洲地图，图的四周加上文字说明，略志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物产的概况，称之为《海外舆图全说》。后来艾儒略根据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又于天启三年（1623 年）撰《职方外纪》6 卷，当年在杭州刻版印刷。此书分天下为5 大洲，既有地图，又有详细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文字。崇祯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在实地精密测量的基础上，依靠明代陆应肠的《广舆记》、徐霞客的旅行日记等有关中国方舆志的文献和图书资料，综合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长期观测研究的成果，绘制出大量手稿，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返欧的旅途中完成了《新世界图》、《中华帝国图》和《中国新地图册》。前两幅是大型地图，共8 页，1654 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后者是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地图集，共17 幅，附有171 页文字介绍（可称"地理志"），末附日本国地图1 幅，一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完全、最准确的著作。因此，德、法学者称卫匡国是西方"研究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由传教士和中国学者一起组成了一支测绘队，开始大规模勘察全国地理，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地理实测。他们运用当时西方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和梯形投影法，费时10 年，终于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之一，曾多次翻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成为直至近代中国地理学与地图学的依据。
数学在西方被视作科学之王。耶稣会士的来华，传入先进的数学知识，为我国数学填补了许多空白。特别是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的《几何原本》，是一部介绍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的系统著作，大大丰富了我国几何学内容。利、徐又合译了《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两部应用几何书籍。利氏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第一次向我国数学家介绍了西方笔算之法，自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到比例级数等等，并附有练习题，不但弥补了中国传统筹算、珠算之不足，而且这种笔算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另外，有罗雅各著《测量全义》，介绍西方三角术，计算圆周率至小数点后21 位。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圜容较义》，专论几何学中圆之内接、外接问题；顺治时薛凤祚与穆尼阁合泽《天步真源》，第一次介绍了西方的对数。这些数学知识是新的科学成就，对中国来说也闻所未闻的。康熙时期，在数学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学者，当首推王锡阐和梅文鼎二人。他们在算学中比较了中法和西法之异同，既申明了古意，又补充了西法之不足。康熙帝对数学也有一定造诣。他曾传授梅文鼎之孙梅彀成从西方传入的借根法，并告诉他西洋人称之为"阿尔巴达"，译言"东来法"。梅彀成研究天元术，重新发现了明代已经泯灭不彰的代数学，使其复显于世。又，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在吸取了西方有关知识后，取得了不少成就。如明安图研究割周密率，用连比例方法，把中法二等分一段弧，与西法所传三等分一段弧相结合，从而证明了传教士杜德美求圆周率的三个公式。此外，他又发现了六个公式，合为有名的"九术"，写出了他的名著《割圆密率捷法》。总之，康熙年间传教士从西方传入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这些科学技术知识虽然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大体反映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新水平，这对突破笼罩中国学术界的刻板的八股、空疏的理学，无疑是有益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科技成果和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推广到民间，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应用，而多半是为了满足以皇帝为首的少数人的兴趣和要求的，即为宫廷服务的。
（四）中国学术著作的西传及影响
耶稣会士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把我国的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介绍给西方世界。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古代著作范围很广，包括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刘向《列女传》、《历代名贤传》，朱熹《劝学篇》、《通鉴纲目》，以及《孔子传略》、《孙吴兵法》和音乐、舞蹈、宗教、天文的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康熙二十年（1681 年）耶稣会士柏应理回欧洲时，一次即带回中文书籍400 余册，并于康熙二十六年在巴黎刊印其《中国之哲学家孔子》。耶稣会士卫方济以拉丁文译《四书》及《孝经》、《幼学》，还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这些研究中国经学的著作，都于康熙五十年由巴拉革大学图书馆出版。除此之外，卫匡国于顺治十五年（1658 年）发表了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十卷》（亦称《中国历史概要》）、中国现代史--《鞑靼战纪》（又称《鞑靼同中国的战争》）、《中国耶稣会士纪略》（亦称《中国教友人数和质量简报》），以及带有自传性质的《卫匡国行实》等。康熙四十年（1701 年）龙华民发表了《关于中国宗教的几个疑问》。
18 世纪，欧洲出现了耶稣会士们编辑的多达15 卷本的专谈中国的巨著：《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回忆录》。再有，传教士还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磁力与大体有关的理论，以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国家制度和艺术的情况，对欧洲近代思想和哲学，特别是启蒙运动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也大量传入欧洲，欧洲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曾看过卜弥格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及《中国医学及脉经》等，他的著作中提到中国的科学成就和动植物学情况的有104 处之多。在建筑方面，中国古老的土木建筑和园林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此时也传入西方，并影响！西欧的建筑风格。传教士马国贤把承德避暑山庄的镌版带到伦敦，给当时西欧建筑设计和装饰艺术输入了一股新风气。康熙九年（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按照传教士有关中国建筑的描写和附图，营建了著名的托里阿诺望瓷器馆。这座宫殿的外表装饰着彩釉陶瓦，宫内收藏大量的中国青花瓷器，庭院里种植着中国运去的桔树，看上去古色古香，颇具东方建筑神韵。除此之外，传教士还把中国古老的架设铁索桥的技术传到了欧洲。中国两轮车上竖帆的作法也是此时传到欧洲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传教士的介绍，汉学在西方被人们接受，并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耶稣会士，也因此成为第一批著名的汉学家。
四、中国与亚洲诸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国，在亚洲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与东亚、南亚诸国关系十分密切。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与中国有密切的民间往来，如日本；另一种属于中国的藩属国家，如朝鲜、琉球等国。
（一）与日本的关系
明清鼎革之际，南明各政权和地方抗清武装纷纷派人到日本，寻求军事援助，均遭拒绝。清朝初年，清政府实行海禁，中日交往减少。郑成功与日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在日本铸铜，用永历钱，购买盔甲、器械等物。他的船队也装载生丝、丝织品、砂糖、药材等为日本人所喜爱的中国商品输入长崎，并将日本的铅铜转运到菲律宾、安南、暹罗等国。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兴造洋船，装白糖、鹿皮等物，运往日本，继续从中日贸易中获利。除此之外，大陆的商人也不断冲破清政府海禁的限制。私自从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驾船转道或直航日本。据日本资料统计，康熙初年，平均每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有31 艘，最多时一年可达40 多艘。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日本贞亨元年），清朝政府取消禁海令，允许沿海商民出海贸易。于是，一度受到影响的中日通商贸易很快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势头。康熙帝对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是十分看重的。当时他除考虑用对外贸易的税收，解决驻扎在东南沿海地区清军的饷银以外，还想借输入日本"洋铜"，补充国内铸制铜钱原料之不足。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康熙帝令福建地方官派官船13 艘运载台湾的砂糖，去长崎进行贸易。在康熙帝的支持下，开海后仅仅4 年时间，驶往长崎的中国商船就增长了8 倍多。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驶抵长崎的中国船24 艘，康熙二十四年85 艘，康熙二十五年102 艘，康熙二十六年150艘，康熙二十七年193 艘，赴日人员9128 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海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的31 年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共计2446 艘（其中没能进行交易而返航的商船356 艘），平均每年76 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管理对日贸易商船出海，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至康熙四十年（1701 年）间，清政府逐渐把对日贸易的管理权交给了宁波、南京（即江苏）两海关，由其专门监督管理。从此，上海（属南京海关）、乍浦（属宁波海关）成为对日贸易的基地。为了安顿中国商人和船员，日本当局于元禄二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长崎郊外十善寺村的地方建成300 坪，能容5000 余人的"唐人屋敷"，即"唐人馆"或"唐馆"。当时，这些中国人还在长崎建起了天后堂、观音堂、幽灵堂，以及崇福寺（即福州寺）、福济寺（即漳州寺）和兴福寺（即南京寺）等所谓唐三寺。当时，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生丝、丝织品、糖、药材、书籍和文房四宝等。从日本运回的商品除铜外，尚有"俵物"（用草袋子装的水产品，如海参、鲍鱼等）、硫磺、漆器等。康熙帝对于中日贸易及日本国的情况十分关心。例如，他从宁波铜商处得知日本政局不稳，有可能再次演变成侵犯中国的军事行动，当即面谕苏州织造李煦会同江宁织造曹寅、杭州织造敖福合等秘密派专人赴日调查。赴日之人得出日本不会兴兵犯境的结论，回国后专门向康熙帝面奏此事。
中国开海后，江浙闽粤等省商船纷纷驶往日本，贸易额骤然上涨，致使日本的金、银、铜等大量外流。日本政府为了控制贵金属流失，采取了贸易限制政策，规定唐船贸易额为6000 贯，荷兰船贸易额为3000 贯。康熙二十八年（日本元禄二年，1689 年），规定今后唐船每年春秋两季各20 艘，夏季30 艘，全年共70 艘。后来又规定每年再增加10 艘，共计80 艘。日本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幕府当局又颁布了"正德新令"，即实行信牌贸易制。其中规定只有领到信牌的商船，来年才能允许来日本贸易，没有信牌的商船一律不准迸港。中国的一些船主为此发生了一些纷争，中国政府特地批准中国商船可以持日本颁发的信牌进行贸易，但规定信牌不得私自持有，回棹时须交给海关保存。于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后，中日长崎贸易又活跃起来了。
康熙年间，中日两国除了有密切的经济交往外，文化交流也相当频繁。德川家康将军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崇尚儒学，他的继承者也受到影响。在幕府将军的倡导下，中国文化在日本影响很大，汉学地位显赫，极受重视。特别是江户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进一步推广儒学，在幕府中设立儒官，儒学被视为"官学"。日元禄四年（康熙三十年，1691 年），德川还下令在江户修建孔庙（即今东京汤岛圣堂），亲临讲解《论语》。并亲笔题写"大成殿"匾额，悬挂在圣堂大殿内。当时日本人对康熙帝极为敬重，尊其为"上国圣人"。康熙年间传入日本的《六谕》，经日本学者荻生徂来附以训点，由室鸠巢译为日文，以《六谕衍义》书名刊刻发行，遍布全国，广为流传。同时，康熙帝的训谕《十六条》也以《圣谕广训》的书名，在日本刊行。此时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迅速在武士阶层普及，并几乎为武士所垄断，从此儒学与僧侣分离，改变了以往名僧即名儒的状态。中国学者朱舜水东渡，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儒学的发展，朱舜水，名之瑜，字鲁玙，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曾几次赴日，最后定居日本。他渊博的知识和对儒学的精深造诣使不少的日本学者为之折服，纷纷拜他为师，形成了程朱理学的一支水户学派。其组织倡导者就是德川家康的儿子水户藩主德川光。他尊朱舜水为宾师，在水户建立了"彰考馆"，聘请著名学者编撰书籍、研讨学问，从而形成学派。他还组织人员编写了《大日本史》。
在康熙年间，中国的文学、绘画、建筑、陶瓷、医学、风俗习惯和宗教对日本也有较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学书籍大量流入日本，特别是明清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春秋列国志传》、《唐国志传》、《皇明开运英烈传》和《剪灯新话》等，在日本朝野广为流传。中国的白话小说和评论小说对日本的近世小说（即"读本"）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世小说吸取了中国小说的营养，创作方法、情节、构思和主题的设定等，多是在中国小说的基础上加工或重新创作而发展形成的，从而开创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新篇章。另如，在宗教方面，日本一度不振的佛教，由于明末清初福建黄檗山名僧隐元隆琦赴日，并在德川家纲和大老（官职，在武职中仅次于将军）酒井忠胜的支持下在京都附近的山城宇治，修建了黄檗山万福寺，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后来福州黄檗山慧门使者高泉性激，为了庆祝隐元和尚70 寿辰，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赴日，并留在日本成为黄檗山第五祖。黄檗宗传入日本，振兴了日本佛教，它对日本佛教的禅宗、临济宗以及曹洞宗均产生了影响。
康熙年间，日本文化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出版的书籍如《吾妻镜》等，是商船带到中国的，颇为中国学人所重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的风气比以前更浓。此外，日本的歌舞艺术也对中国戏剧创造产生了影响。例如曹寅在其剧作《太平乐事》（康熙帝在南巡时曾看过此戏）中就曾用"寄语"（即用汉字注日语发音的方法）编写了第八出《日本灯词》，此戏曾受到清代大戏剧家洪升的称赞，说它"怪怪奇奇，古所未有，即以之绍乐府余
音，良不虚矣"。曹寅创作的《日本灯词》无疑是16 至18 世纪，日本文化与文学艺术西渐中国大陆，推动中国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二）与朝鲜等国的关系
清朝初年、清政府和朝鲜、琉球、安南（今越南）等周边国家，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的"宗藩关系"。所谓"宗藩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封建君臣关系在国家关系中的体现。按规定被册封的藩国，必须定期向清廷献纳贡品。如每当旧皇帝去世，新皇帝登极，或重大节庆（如冬至、元旦、清帝万寿节）之时，藩国均要派使节到中国或告哀，或请求册封，或表示祝贺。而清政府则在某种程度上有维持藩国正统统治秩序的义务。为了显示清帝国的宗主国地位，清廷除颁布敕谕诏旨、派遣使节到各国册封外，还要赏赐各藩国国王和各级朝贡使臣大量物品。各藩国的内政、外交，清廷一般不加干涉，更不在藩国派驻官员和兵将。清廷与琉球、朝鲜、安南以及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1）与朝鲜的关系
在历史上，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对朝鲜格外优待，如允准朝鲜使团全班人马一起人京、觐见皇帝排在他国之前等等。至清初，与朝鲜关系开始有些芥蒂，其原因是入关前，满洲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朝鲜低下，再加上皇太极两次入侵朝鲜，朝鲜当局基于对明朝政府的传统感情，虽然对清政府表面上恭顺，内中却大为不敬。
三藩战争期间，朝鲜的反清情绪曾一度有所抬头，但经审时度势，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此外，两国还因参农越境挖参和边境划定等问题，曾引起交涉，但由于两国当局彼此谅解，并未发生大的摩擦。这一段时间，总的说来两国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朝鲜在京城专门建筑了慕华馆，用来招待清政府使节。每次清政府使节赴朝时，朝鲜国王都要亲自接见；朝鲜使节来华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当局热忱款待。中国的官员、士大夫们常常陪同他们游览，逛琉璃厂，购买汉籍和文物等。当时两国为了加强交往，还专门培养了不少通晓对方语言的翻译人员。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朝鲜国王李渊患眼病，康熙帝得知后，特派侍读学士阿克敏等带去中药空青，到朝鲜进行慰问。
两国间的经济交往也很密切。除了双方的"封贡"贸易外，中朝人民还在边境互市，互通有无。当时清廷准许在会宁、中江（今义州）、庆源等地进行定期贸易。中国运往朝鲜的物品有丝绸、棉布、谷物、汉文书籍和文房四宝等；朝鲜运至中国的有金、银、水牛角、貂皮、鹿皮、水獭、腰刀、铜、硫磺、麻布和高丽纸等。
两国人民不但平时互通有无，每当遇有困难，也经常相互支援。朝鲜李朝肃宗二十四年（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朝鲜全境发生天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清廷得知，派遣吏部待郎陶岱率大小船110 余艘发仓米1 万石赈济，并许朝鲜买米2 万石。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还从陆路向朝鲜赶运粮谷，支援朝鲜人民渡过难关。为此康熙帝还特别撰写了《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
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的书籍在朝鲜大受欢迎，上至国王，下至百姓，无不喜爱。1668 年，朝鲜皇帝李渊因患眼疾，下令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抄写成大字以便进览。边市贸易中也以中国书价最高，康熙初年一部《明季遗文》就可以换一头牛，这充分说明朝鲜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中朝关系的发展，一直得到清统治者的赞许，他们把朝鲜列为对外交往的榜样，对朝鲜格外优待，还不时宣称，要把往来之国"与朝鲜一体优待"。
（2）与琉球的往来
顺治四年二月（1647 年3 月），清兵平定浙江和福建后明确表示：如遇琉球、安南、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国来进贡，地方官员要热情款待，并立即上奏。因此，清兵人闽后发现明末来华的琉球、安南、菲律宾三国使者，立即护送进京，给予优待和赏赐。同年七月又颁诏广东，要求接纳从暹罗、安南派来的使者。接二连三的谕旨，表明清政府急欲在邻国中树立起新朝的威望。由于当时东南沿海战局不稳定，邻近各国对清政府仍持观望态度，来
者不多。
顺治八年（1651 年），顺治皇帝要求琉球交还故明敕印。1654 年4 月，琉球国中山王尚质遣使来京进贡，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清廷厚加赏赐，派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为使，带着敕印、赐谕出使琉球。由于清郑交战，清使直到1663 年才到琉球。第二年，琉球又派使者来华。尔后，隔年一次，渐成定例，贡道由福建入京。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清政府派出使臣再次出使琉球。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清朝政府以海宝为正使、徐葆光为副使到琉球册封尚敬为国王。当时派往琉球的使臣均从翰林院的官员中选拔。中国每次出使琉球的封船均为2 艘，约四五百人。每当中国使节的船只驶进琉球国的那霸港，该国国王均派大小彩舟百余艘出港迎接。琉球国王还特别在那霸港盖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天使馆"，其"屋宇皆如中国衙署"，专门用来接待中国使臣。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中国册封副使徐葆光在馆内院中种植大榕树4 株，成为中琉人民友好的见证。
琉球国遣华使团大约每两年一次，一般船舶2 艘，乘员在150 至200 人左右。正使、副使多由该国高级官员担任。为了接待琉球使团，清政府特在福州建筑了"柔远驿"和"进贡厂"（贮存贡品处）。每当琉球国使团到福州城外时，福建地方官都要到宾馆迎接，设宴款待。使团部分成员随同正、副使，由福建地方官陪同进京觐见，其余留在福州附近从事贸易或滞留学习。琉球国还有不少留学生随使团来华，他们有的到北京国子监读书，名曰"唐
监生"；有的就在福州当地学习，名叫"劝学人"。琉球国王经常以方物向康熙皇帝"进贡"，同时康熙帝也要回赐大量礼品。按照朝贡条例，贡船可以附带货物来华进行贸易，享受免税待遇。当时琉球向中国的输出品有马、硫磺、红铜、螺壳、牛皮和海产品，此外还有一些转口商品，如苏木、胡椒和日本折扇等；从中国运回的货物主要有生丝、绸缎、铁制品、陶瓷、书籍、玳瑁、药材、糖以及文房四宝等。当时琉球与中国沿海各地，经常有遇难船只漂流到对方领域，对此双方均给予多方照顾，修理船只，补给淡水、米柴，送其返国。琉球国还将每年漂流到其境内的中国船记录在案，送给中国福建地方官查验。现已汇集成书，公开出版，名为《历代宝案》。
由于交往增多，中国文化也在琉球得到传播。康熙九年（1670 年），琉球紫金大夫金正春请立孔庙，获得批准，于两年后建成。庙中设孔子塑像和神位，庙制俎豆礼仪俱遵照会典。1683 年，又建关帝庙，塑关公像以供祭祀。从此，中国流行的文武圣庙在琉球也受到崇奉。在中国学习的琉球人更是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了回去，如琉球人传莫、真知2 人曾在福建学画，师事王调鼎、谢天游等，颇得闽派真谛，学成归国后，成为琉球国王宫中著名的画师。
（3）与暹罗和安南等国的关系
清初，与中国保持官方往来的还有暹罗和安南。顺治十年（1653 年）暹罗首次遣使来京。这是除朝鲜外亚洲第一个主动来使的国家，使臣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因暹罗来使是从暹罗湾乘船到广州的虎门，沿途受东南沿海抗清力量的干扰和影响，极不安全，暹罗只能于康熙三年、七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不定期地派使臣到中国。康熙三年，使臣不幸中途病故，康熙皇帝下令江西布政使致祭，并置地营葬，立石封识。
台湾统一后，海道平静，暹罗才循三年一贡之制，正常遣使来华。这个时期的安南，由黎氏把持政权，但曾与黎氏争夺王权的莫氏并没有被彻底击败，还占据高平一带。莫氏力量较弱，期望尽早地争取到清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以加强自己的地位。顺治十六年九月（1659 年11 月），莫氏集团的莫敬耀派人到广西南宁投书表示臣服，要求授敕印。两年后，莫敬耀死，清朝政府授其子莫元清为安南都统使，但认为都统使不宜授印。黎氏集团的黎维祺知道莫氏已先向清朝臣服，也于顺治十七年九月（1660 年10 月）奉表进贡，以图争取清朝的认可。1663 年，安南黎氏再次遣使进贡。同年，国王黎维棋去世，清政府派使臣出使安南致祭。1666 年，经清朝多次催讨，安南交出明永历所赐敕印，清政府又派使臣到安南册封黎维禧为国王。
康熙年间，安南名义上虽仍由黎氏家族执政，但实际上由南北两个封建集团分别控制着。北方是郑氏，南方是阮氏。为郑氏牢牢控制的黎朝则作为越南统一的象征与清朝保持着宗藩关系。清廷承认并册封黎氏为安南国王；统治越南南方的阮氏政权（即广南国），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曾遣使由海路赍国书贡品往广东求封，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愿望。
康熙年间，中国和安南之间使节往来不断，联系频繁，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康熙二年（1663 年），清廷规定每三年朝贡一次；康熙四年（1665 年），规定安南贡道由广西太平府入境。康熙七年（1668年），规定每六年朝贡两次，从海路入境，每次贡船不得超过3 艘，每船不得超过100 人，到北京的员役不得超过20 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康熙帝又下谕旨，规定六年朝贡两次，使臣3 人，行人20 人，永为定例。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安南国王去世，康熙帝遣使赍敕封安南国世子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并赐故安南国王祭文、银绢，谕令嗣后照此例行。
安南对于清政府稳定西南局势，也能积极配合。清政府为了肃清南明残余势力和防止吴三桂等三藩之乱的叛军进入安南，曾照会安南当局，要求帮同缉捕"海盗"。安南政府果然遵照要求向清政府移送俘获人员，并得到奖赏。
在此期间，中越两国除封贡贸易外，民间市场贸易也很活跃。这种贸易大致可分为陆路与海路两种。由于海上无关山阻隔，同时船舶的载运量也远比车拉马驮和肩挑要多。因此，海上贸易的数额远比陆路贸易额大；而陆路贸易主要是边民间相互交易的小额贸易，以日常生活品为主。当时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是布匹、绸缎、衣物、纸张、陶器、铁锅、颜料、茶和药材等；输入品主要以大米、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和海产品为主。同时，安南使节进京时也常常携带部分商品从事贸易。他们征得清政府同意，在江宁（今南京）等地大量购买丝织袍服、采章等物，有时一次的交易额竟达白银万两之多。当时安南境内康熙通宝与安南本国所铸铜钱通用，由此可见两国经济交往的频繁。
由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明末清初之际，有不少明朝遗民逃到安南。大批中国人的来到，带来和传播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与当地劳动人民和睦相处，共同生产和生活，为安南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康熙十八年（1679 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约有3000 多名"义不事清"的劳动人民，在明朝遗民杨彦迪和陈上川等率领下，分乘五六十艘船只，乘风破浪，历尽千辛万苦，在安南南方（即当时的广南国地方）靠岸。当时的广南王阮福让这些人到其辖地的南侥（今嘉定地区）去开垦处女地。这些华侨不辞辛苦，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垦地造屋，很快就把荒野变成了良田，并在此创建了一座新兴城市--边和城。不久，安南人也渐渐向这里聚集，彼此建立起友好关系，共同开发这一地区。在不到20 年的时间内，边和城地区人口猛增到20 万人左右，成为当时安南南方地区的一个经济和文化中心。
康熙年间，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很密切。此时，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势力正在加紧向这些地区渗透，影响了当地各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发展，彼此的关系有时受到阻隔。但是，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是割不断、分不开的。特别是菲律宾、咬■吧（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南掌（今老挝）和缅甸等国，中国商船和商人，一直和他们往来频繁。大批华侨生活在东南亚各地，他们长期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亲如兄弟，不畏艰辛，勤于劳作，与当地人民共同为发展所在国的经济和文化做出了贡献。例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左右，广东雷州人郑玖，率领1000 多名华侨在柬埔寨河仙地区开荒生产，并创建了河仙城。华侨还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劳动人民，很快使该地从一个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之区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富庶地区，并成为当时柬埔寨的一个大港口，素有"小广东"之称。又如在康熙末年，在巴达维亚地区，就有华侨10 多万人居住，他们与当地劳动人民共同促进了该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康熙年间，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生活，不仅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付出了自己的血汗，而且对入侵该地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例如，康熙元年（1662 年）和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华侨与当地人民一起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西班牙入侵者的斗争，给了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第六节 基层社会组织与乡绅
一、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
清朝建立以后，为有效地控制基层社会，在继承了明代里甲法的同时，又把从明中期开始在一些地区推行的保甲法，确立为国家正式制度加以推行，并力图赋予其多方面的职能。企图通过保甲制度，建立起一种由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的社会基层组织。
清朝由前朝继承下来的里甲制度，虽然已不是一种严密的地缘性组织实体，更不具有村社共同体的性质和职能，但仍是一种政府在登记户籍、征收赋税时惟一可以作为依据的系统。尽管里甲户籍早已十分混乱以至严重失实，但地方政府要掌握或稽查课税对象，并向其课征赋税，只能通过这一系统来进行。当时清政府编审户口的出发点，不过是为了掌握更切近实际的人丁田产状况。各级政府希望办到的，至多也不过是利用原来的里甲系统，进行更准确的人丁和田产登记。因此，清代各州县用作征税和户籍管理的里甲体制，基本上一直维持着明末的格局，虽在不少地方也曾做过一些整顿或调整，但里甲的基本构造事实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早在顺治元年（1644 年），清政府就企图参照古代保甲法建立起一种新的地方组织来控制人民。但是，这一被称之为"总甲法"的制度，在清初那种军事、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康熙帝重申实行保甲法，进展还是缓慢，并未在各地顺利推行。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发布一系列法令，反复说明要实行保甲法，把推行保甲法的成效作为地方官考成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保甲制在雍正乾隆年间得以逐渐推行于全国。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推行保甲制用力最多，规制最为详备，施行的范围也最为广泛的朝代。特别是雍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推行保甲制度日趋积极，朝廷内外，绪绅士大夫也都议论纷纷。从官方的法令看，清代的保甲制度也比前代更为严密，不但一般土著民户一律编为保甲，流动人口，从矿厂丁户、盐场壮丁，客商游民，直至来往过客，都在保甲编查之列。保甲长不但要告发罪犯，还要稽查出入，如此种种，法令不可谓不严。在保甲的职能方面，
除了维持地方治安这一基本作用外，清政府也力图扩大保甲的职能，加参与地方司法行政事务，办理赈济，推行教化等等。但实际施行情况，并未如法令规定的那样理想，在相当广大的地区，保甲不过是一种有名无实的组织。事实上，保甲在地方上的权力和职能，一直是十分有限的。对于地方社会的各种事务，保甲长大多惟乡绅父老之命是听。在国家赋税征收事务上，虽不少地方都有借助于保甲长来进行的做法，但一直未形成为正式的制度，而是长期保留了早已变得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里甲制度，作为稽查籍贯和征收赋税的户籍系统。在乡绅或宗族等势力在地方社会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保甲长一类职务则成了基层社会中乡绅父老权力的执行人。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其说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代表，不如说是听命于乡绅同政府打交道的中介人。他们的职能与其说是充当官方控制地方社会的
工具，不如说更多的是站在地方利益的立场上应付官府的事务。
二、家族、宗族和乡族
民间自然形成的农业社会群体，主要有家族、宗族、乡族等。家族组织的特点是天然形成、数世同堂，财产共有，代代相传。宗族是由各家各灶的"家"，通过立宗收族，追溯到共同的祖以至于始祖而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自治性的群体组织。
族长是一族之长，是族权的化身，其产生多为推举。族长在宗族中地位高，权力大。从宗法纲常的角度说，族长主祭，代祖宗立言行事，因此族人"宜恭顺退让，不可渎犯"，"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从宗族组织的角度说，族长掌财、政大权，管理全族事务，所谓"家之有长，犹国之有官"。他们为政于家，凡族人家务巨细，必先关白，令行禁止。对犯有"忤逆奸盗之罪"的族人，得"以祖法加挞罚，直至随意处死"，以致"无有敢违其言
者"。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之处，是族权的象征。祠堂又是处理族中事务、执行家法的所在地，所以往往成了宗族权力机构或管理机构的代名词。
乡族组织是地方上各种社会群体的联合体。联合的形式各有不同，其中最普遍的形式是联姻。地方上各巨族大姓，通过联姻扭合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小说《红楼梦》对这种联合体，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写道，地方官要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心中须认得一张"护身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便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其中贾代善娶了史侯的小姐为妻（贾母）；贾政、贾琏娶了金陵王家的王氏、王熙凤；王夫人之妹嫁与了"丰年好大'雪'"的薛家；薛宝钗后又与贾宝玉成亲。"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盘根错节，成为地方上能够左右官府、横行乡里的强大势力。此外，政治、文化、社会救济、经济等方面的共同目的，也使各
姓各族联合起来，构成地方上的乡族组织。政治方面，各姓各族由于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歃血盟神，联合起来对付政治上的共同敌人。文化及社会救济方面，如全国各地星罗棋布的书院、义学、义仓、救济院等设施，经常举行的迎神、赛会、演戏等活动，也多数以若干宗族的联合体为后盾。数姓共立文会、香会、祀孔会、关帝会、义仓会、义渡会等记载，在族谱、方志中到处可见。经济方面，数姓共营水利，共管墟市，甚至因经济目的联合起来进行械斗的例子也所在多有。
家族、宗族、乡族等群体组织中，仍以宗族组织较为严密，较为普遍。宗族组织与具有官方性质的保甲组织相比，有明显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特点。如很多宗族组织规定："各房有争论不平事，须本名申明主奉主管，会同族长秉公理处，不服者申官理断。如不先在主奉主管前申明，请族众理处而遽行人讼者，俟批下之日由主奉主管会同族长投牒官府，请无论是非曲直，先治原告以不遵家训之罪。"又如很多宗族设有拘房、刑具，对犯禁的族人径行惩罚甚至处死。所谓"族必有师，师必有长。族之子姓毕听命于一二人。其或有争，必听断于族，族不断，然后讼于官，大不率至败伦伤化者，则族师声众而杀之无罪。"这种做法，得到了官府的支持。
三、乡绅与基层社会控制
从明代起，乡绅在基层社会的控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雍乾及其以后，其作用愈加明显，且有日渐加强之势。乡绅，是指有功名仕宦的人，是明清时期由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
明清两代举人和入了府、州、县学的生员，均取得了终身的资格。举人中式成为进士，固然可能得到官职，就是举人本身和监生也有出仕的可能。学校和科举造就的这批人才，形成固定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阶层，也可以分为缙绅和绅衿两个等第。缙绅是指现任和退职的文武官员，以及封赠、捐买的实、虚衔官员；绅衿则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监、生员，他们着青衿之服，以示与平民有别。
由这些现任、致仕官僚及有功名的人所构成的乡绅，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在明代，在法律上，缙绅同庶民有不同的议罪、量刑标准，法律还给予缙绅在礼仪、居处、舆马、服饰、婚冠、葬祭、蓄奴等方面一些特殊待遇，以表明他们高于庶民的政治身份。对士绅，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政府赋予的优免赋役特权。清承明制。清皇朝建立之初，便迫切需要培植一个支持新政权的乡绅阶层。"于是甲申即位，乙酉即行乡试。"在清军入关的第二年便沿袭明代科举旧制恢复了乡试，次年又恢复了会试。清皇朝不仅按明朝常规开科考试，并根据范文程的建议举行加科乡会试，而且在康熙十八年特开"博学鸿词"科。用开科取士淡化汉族知识分子的故国之思，诱导他们投靠新朝。于是大批在清初持观望态度的社会名流成为朝廷新贵，清代捐纳之滥也是空前的，每遇治河、用兵、赈灾，政府就大开捐纳。首次开捐文官在康熙十三年。因用兵三藩，军需孔亟，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十六年，就捐了知县500 余人。清皇朝通过这种政策，成功地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乡绅阶层。
对这个阶层，清政府同样给予各种优惠。顺治初年，清政府颁布《官儒户优免则例》，沿袭明朝的办法，按官员品级之大小分别优免丁粮。但按这种办法优免，势必出现明后期的隐占、诡寄等诸多弊端。因此不久清政府就停止优免丁粮，但乡绅本人的免役特权并未取消。政府还给予乡绅一定的司法豁免权。诸生违反禁令，轻者由府州县教官处分，重者要上报学政，斥革功名后，才能按法律治罪。乡绅阶层有国家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成为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是通过下列多种渠道实现的。
（1）操纵宗族、保甲组织
乾隆年间，宗族组织愈来愈加庶民化，普遍化，甚至出现了许多并无血缘关系的虚拟的宗族。宗族已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宗族的作用愈来愈大。雍正四年，政府制定"选立族正之例"，并陆续在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份推行，乾隆年间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以族正制和保甲制互相配合。族正由宗族内选举产生，上报州县批准后发给牌照。族正与族长不同，族正具有官方人士色彩，选立族正的目的在于把宗族势力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宗族的真正操纵者都是乡绅，他们往往出任族正、族长，把持宗族大权。即令不出任族正、族长，单凭他们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声望，也使他们在宗族事务中起重大作用。
保甲制的推行无疑是出自治安的目的，但它又同族正的设立一样，也是企图通过县官任命保甲长，将国家政权的势力渗透到基层社会之中。雍正、乾隆年间，保甲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更定保甲法，规定保甲的执事人员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一般说来，乡绅并不贪恋保甲职务，但他们却通过对保甲人选的推荐，保甲重大事务的决策来控制保申系统。保甲长虽受命于县官，但实由乡绅所培植，所控制。
（2）通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控制地方
社会公益事业中最主要的是仓储、赈济。平粜、赈灾，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因而国家特别重视仓储，在各"省会至府州县，俱设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储粮备荒。国家规定有完善的储谷制度。但因国家财力有限，乡绅捐谷便成为仓谷的重要来源之一。乡绅在仓储方面的另一个作用是主持社仓、义仓。一旦灾荒发生，乡绅参与核实灾情，申报赈济，与当地政府合作，主动散谷救灾。修桥铺路、疏浚河道、修堤筑围等地方公共工程建设，有的由官府拨款，乡绅主持。有的工程规模较大，则由官府组织，乡绅捐资。各地小型的公共工程多由乡绅出面组织，以各种方式集资、派工。在各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中，乡绅是比较活跃的，他们希望通过主持公共事业提高声誉，扩大影响。地方上的神诞祭祀、迎神赛会所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也是乡绅控制基层社会的领域。乡绅往往是各种庆典活动的实际领导者，即使他们不出面主持，也是幕后的决策者。
（3）掌管地方教化
掌管地方教化，是乡绅从思想上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方法。乡绅制定家法、宗规、乡约，宣讲皇帝谕旨。他们在书院讲学，或在义学、社学任教。这些都是地方教化的重要活动内容。乡绅一方面俨然以官方代表的姿态，对本社区内部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乡绅又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不时地向地方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地方官，尤其是新上任的地方官，也往往就地方舆情，不时向乡绅征询意见。当地方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时，乡绅理所当然地为之抗争。
有时乡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却打着保护地方利益的旗号，公然胡作非为，甚至不惜与官府对抗。在地方上经常发生的如争土地、争水源而进行的械斗，也往往受到乡绅的支持与鼓动。这类行为，自然就为朝廷所不容了。清代乡绅虽然出现种种劣行，但较之明代，他们谨慎守法多了。
四、民间秘密宗教和会党
清代有两大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一是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一是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两者分枝多，流传广，在社会下层拥有广大群众，所以影响很大。它们被政府视为"邪教"和异端。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天灾人祸相继而来的年代，它们常常组织群众揭竿而起。嘉道时期的川、楚、陕白莲教反清起义、攻打清皇宫的"癸酉之变"、河南山东的天理教起义、山西赵城的先天教起义、台湾的小刀会起义以及广东、江西各地爆发的天地会斗争，都是民间秘密宗教或秘密结社所组织的。
（一）白莲教系统的秘密宗教
白莲教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是明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延续和发展。教派的名目、信仰、组织等，和明代大体相同。清廷对"邪教"的防范、查禁、取缔、镇压，远比明廷严酷。但民间秘密宗教的活跃和盛行，一如既往，而且比明代更具有叛逆性。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多，分布地区广。其中重要的教派有：（1）张保太无为教；（2）罗教；（3）清茶门教；（4）八卦教；（5）弘阳教。
明清的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很庞杂。它们吸取了各种成份的思想养料：儒家的纲常伦理和大同、小康的政治理想；今文学派中的谶纬和三世说；道家的宇宙观和个人修行；道教的神仙、修炼和方木；佛教的神学、戒律和仪式。还有佛教各个教派如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三阶教的教义和信仰，摩尼教的宗旨和习俗等等。这些内容糅杂起来，并且加以低层次的通俗化，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白莲教思想体系。民间秘密宗教的基本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等。白莲教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等地。
（二）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
康熙初年以来，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公开的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逐渐被非武装的秘密斗争所取代，秘密结社获得迅速发展。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 年），在福建漳州地区出现了天地会。
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秘密结社。它和民间秘密宗教不同，是一种以歃血盟誓、结拜弟兄方式组织起来的秘密群体。因为会内之人"以洪为姓"，故又称洪门。天地会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南方各省。其基本群众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商贩、挑夫、游民等下层苦力劳动者。领导核心和骨干，多为寺僧和尚、反清志士、失意的小知识分子、浪迹江湖的侠客、艺人。凡持有会簿、花帖、票布等会内秘密文件，均可纠众结拜，自行起会，不相统率。会内成员，以兄弟相称，标榜"忠义堂前无大小"。但会内实行的是家长制统治，只不过比教门较具平等色彩。
天地会不同于其他秘密结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拥有一套独特的结盟仪式与联络暗号。其内容在创立之初，较为简单。康熙乾隆年间，天地会结会时，主要是歃血钻刀。所谓歃血，即将中指刺破，滴血入酒共饮。所谓钻刀，即用两把刀斜架作叉状，众人从刀下钻过并立誓。又以"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和"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为暗号，逐渐为外人所知，清政府也不断派遣耳目打入会内，刺探其内幕，会内秘密逐渐外露。为了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及防备清政府的破坏，对其结盟仪式与联络暗号不断加以改变。于是各地天地会，以福建省的结拜仪式和联络暗号为基础，结合本地情况，进行创新和发展。
天地会虽然也供奉观音、土地等民间诸神，但它的宗教迷信色彩较为淡薄。它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以梁山英雄为楷模，崇尚忠肝义胆，提倡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为了约束会众，天地会制定了严格的誓约会规，强调组织纪律，要求所有会员严守会内机密，"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为了教育会众和便于秘密联络，天地会还编制了大量诗词、隐语、暗号，以及述说结会缘起与宗旨的秘密文件--会簿。嘉道以后，天地会发展迅速，有些派别拥有武装，成为公开反抗清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七节 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康熙帝晚年标榜宽容，一改早期那种整饬吏治，严惩贪污的作风，甚至对证据确凿的重大贪污案件也不予追究，致使官吏贪污加派之风日益严重。随着封建经济逐渐恢复，农民遭受地主的压榨也日益深重。上下交征，造成阶级矛盾激化。不断有人破产流离，更不断有人抗租抗粮，甚至武装起义。雍正帝继位以后，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同时调整赋税制度和社会经济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人民的反抗趋于缓和。乾隆帝早年亦有所建树，但晚年昏庸
奢靡，好大喜功，耗尽国家财力物力，官吏肆意贪污纳贿，更造成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终于在嘉庆年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从此，清朝进入多事之秋，内乱不已。
一、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
清初在大规模的战争过后，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群众遭受的封建压榨也日益深重，出现了大批破产流民。康熙末年吏治败坏，肆意加派，更使广大农民为饥寒所迫，不断举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六月，浙江大旱。浙江巡抚和布政使加派公费，下属州县，拟派每亩加三。百姓听说，当即有数千人至巡抚辕门吵闹抗议。督抚被迫出告示安民，百姓才散去。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清廷下令蠲租，江西雩都佃农陈万余等人本着"蠲租则蠲耕田者租"的主张，利用蠲租令下达之机，集聚众佃农围困田主赵唐伯，要求除赋蠲租。当年秋天，他们拒绝向田主纳粮。田主向县衙告发，官兵逮捕40 余人入狱。陈万余率千余佃农据险拒守，官兵前来镇压，陈万余战败被俘，英勇牺牲。次年，官府又将狱中30 余人处死。
同一年，江西兴国县也爆发了佃户抗租斗争。兴国县衣锦乡佃农李鼎三组织当地佃户和福建、广东迁来的农民共约数千人，向县官提出"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批，指"批赁"）的要求和"一家赎田，齐心拦阻"的倡议。他们取得了胜利并勒石为例、组织"会馆"、刊刻传单。每年秋收，倡议"七收、八收"，即将七成或八成交租。凡田主高额收祖，佃户即集聚起来，夺回多收地租交人会馆。会馆也因此成为当地佃农的依靠。这次抗粮斗争坚持
十余年，直到雍正四年（1726 年），政府强行拆毁会馆，斗争才被迫停止。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河南宜阳县的农民群众进行了反加派的斗争。
河南巡抚李锡传令8 府所属州县加派田赋，每亩私派银4 厘，又借故科派马捐。百姓不堪忍受，集聚2000 人，在亢??领导下将知县张育徽逮捕，占据神??寨。又与渑池县的抗粮者李一临合兵，劫持永宁知县高式青为人质。同年，阌乡人民因知县白澄预征银粮，也在王更一领导下围聚县城闹事。河南新上任的巡抚张圣传和总兵冯君??无法制服反抗者，又不敢向朝廷报告真实情况。后来，康熙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称"亢??所据之神■寨，即李自成据以作乱之地，炮枪兵器皆在焉"，立即派刑部尚书乘驿疾驰当地，主持围剿。亢??抗拒官兵失败，自缢而死。其他领导者15 人被清朝处斩，15人处绞，24 人被流放到三姓地方做奴隶。加派横敛的原巡抚李锡和二知县也受到法办。
二、朱一贵抗清
各地人民除抗租抗粮斗争外，有的地方还发动武装起义来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如：康熙三十五年，福建台湾府吴球率众起义；三十九年十二月，广东琼州（今海南省）黎民，因不堪清朝官员采取花梨沉香，婪索滋扰，在王振邦率领下起事；四十年，台湾刘却起义；五十年五月，陈五显等人领导2000余名因年岁歉收乏食的饥民，在福建泉州永春、德化两县交界处起事；六十年正月，山东东南近海区的盐工孔振公率众起义；同年四月，台湾朱一贵起
义的规模和影响最大。
（一）台湾的社会状况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闽粤地区沿海贫民渡台谋生者日益增多。经过他们胼手胝足地辛勤劳作，台湾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台湾人民却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朝廷害怕人民反抗，也害怕郑氏复辟，对台湾居民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规定台湾人民不得在当地入伍当兵、不得立盟结社、不得私藏武器。还限制生铁和铁器输入台湾，限制沿海人民自由移居台湾。凡赴台者，均需经官府批准给照，不许携带家眷。大陆赴台的航船也严格限制在厦门至安平港一线，且手续繁琐，盘查极严。由于台湾天高皇帝远，官吏贪赃枉法，苛虐百姓，较大陆更甚。
台湾人民的赋税也较内地重。内地田赋苏松地区最高，每亩纳米一斗五六至二斗左右，台湾竟高达三斗五六至四斗，比苏松地区高一倍。内地丁税较重的长江流域，每丁一般不过一钱，台湾每丁至四钱八分。此外船民、渔民还要交纳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如船只梁头税（以重量计担征银）、船户港税，等等。官员私加的羡余火耗，使费陋规，更是难以枚举。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凤山知县出缺，台湾知府王珍自兼县令，县事让儿子代为办理。王珍之子征赋将征实物改征折色，每石索银七钱二分，比原额多一倍余，台湾百姓对此极为不满。当年，台湾因地震海水泛涨，人们合伙唱戏谢神，当局竟以"无故拜把"的罪名监禁了40 余人。又捉拿违禁进山砍竹的二三百人，给钱就放，不给钱则打40 板，驱逐过海，撵回原籍。另外又擅自征收耕牛税，每头牛纳银三钱。每座糖蘑铺纳银七两二钱，方许
开张。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百姓的怨恨。
（二）朱一贵起义经过
康熙六十年（1721 年）春，朱一贵开始密谋反清。朱一贵为福建漳州人，赴台后先在台厦道衙门当"夜不收"，后靠给人佣耕种地度日。他擅长养鸭，早晚放牧鸭群都编队出入，人们以为他不凡。他性情豪爽，交接了许多朋友，且都痛恨台湾的贪官污吏。朱一贵姓朱，可以冒充朱元璋的后代号召民众，于是，众人共推朱一贵为首领，聚集千余人在朱一贵的好友黄殿庄上焚表拜把，竖旗起义。旗上书写"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的字样。朱一贵树旗后，即连夜攻克距台湾府治仅30 里的冈山汛。与此同时，南淡水的杜君英也聚众反清。杜君英为广东潮州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移台，一直佃田耕种。
六十年三月初十日，他听说百姓痛恨官府，也集聚客籍佣工，打出"清天夺国"的旗号造反。后来，又有杨来、颜子京、戴穆等人陆续参加，队伍逐渐集至1000 余人。杜君英获悉朱一贵在冈山树旗，即令杨来、颜子京去会朱一贵。四月二十一日，双方拜把结盟，相约共同抗清。同日，清台湾镇总兵官欧阳凯得知朱一贵聚众抗清，即派右营游击周应龙率兵400 前往镇压。周应龙行动迟缓，第一天仅行5 里，第二天行15 里，至二十三日才行至离台湾府城30 里的小冈山。在此期间，朱一贵已先后夺得槟榔林、大湖乡两汛兵的军械武器。二十三日，两军相遇，义军见清军来势凶猛，退守附近村庄。清军奸淫掳掠，引起百姓的恐慌，几天之内，投奔朱一贵的竟达2 万余众。
这时，杜君英等人于二十五、二十六日在下淡水打击清军，又于二十七日与朱一贵南北夹击，大败周应龙，擒杀把总周应遂、千总陈元，周应龙只身逃回府城。杜君英又趁胜攻打凤山县南路营，杀死把总林富，守备冯定国自杀，参将苗景龙被义军擒获处死。清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台湾府城，文武官员各遣家属连夜逃命，纷纷驾舟抢渡鹿耳门。五月初一日黎明，朱一贵、杜君英率领数万起义者与清军在春牛埔交战。刚交战，清把总杨泰即刺杀总兵官欧阳凯，内应起义军。清军阵容顿时大乱，水师副将许云及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十多人死于混战。清军溃不成军，千总、把总纷纷倒戈，文武各官仓皇夺舟逃命，或去澎湖，或走泉州。当天中午，起义军便控制了台湾府城。杜君英先占住总兵官署。朱一贵继入台下
道署。他们分发府库金银，又打开赤嵌城，获得了40 年前郑氏所藏的大量军火兵器。这时，赖改（赖元解）、万和尚（王印）等人也在诸罗树旗，杀清北路营参将罗万仓响应。于是，全台除北路淡水营及南淡水的粤民客庄外，都在起义军控制之中。义军达30 万人。
朱一贵攻克台湾府城后，即在原治所建立"大明"政权，被拥为"义王"，建年"永和"。五月初三日，一贵按明朝礼制举行登基典礼，封军师、太师、国师、国公、将军、候、都督等40 余人，任命文武官员，诏告天下。朱一贵起义军是由各地的义军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朱一贵建元称王后，他们便彼此争权夺利，逞凶示强，起义军将士斗志涣散，军纪松弛，将军戴穆强娶民女，太师洪镇私卖官札。他们都被一一处决了。但是对于不遵从命令的杜君英，朱一贵却无可奈何。
杜君英比朱一贵年长20 余岁，是起义初期南路首领，实力比朱一贵强大。攻克台湾府城时，杜君英想立自己的儿子杜会三为王。众首领不服，都拥立朱一贵。杜君英仅受封国公。因此，他异常气恼，凡事骄横自恣，四出抢劫，不听约束。他抢掠妇女7 人，朱一贵出面阻止，杜君英却我行我素。两人矛盾日深，终至兵戎相见。朱一贵派杨勇、郭国正等出兵讨伐杜君英。杜君英被打败后，率粤人1 万余北渡虎尾溪，屯驻于猫儿干（在今云林县境）。
朱一贵、杜君英内战，给清军造成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
六月十六日，南澳镇总兵官蓝廷珍、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骤率领战将120余员、兵壮1.2 万余名、大小船只600 余号、舵工水手6000 余人进抵鹿耳门外。守护炮台的起义军只有3000 人，炮10 尊。首领姜天威一面请求一贵救援，一面率众拼力抵抗。在激战中，因炮台火药堆被清军炮弹击中，爆炸起火，起义军伤亡惨重。这时，海水正涨潮，蓝廷珍所率清军强行登岸。起义军抵挡不住清军的攻势，炮台及安平镇先后失守。义军杨来、颜子京等为夺回安平，与清军鏖战两天，不能取胜。朱一贵再派人收复安平，所设牛车阵又为蓝廷珍击破。起义军只得退保府城。
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施世骠遣前锋林亮带精兵千余人、蓝廷珍亲统水师五六千人先后登占西港仔。守港义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次日晚，义军重整旗鼓，准备偷袭清营，又遭蓝廷珍袭击。蓝廷珍乘胜南下，直趋府城，与施世骠水师成夹击之势。朱一贵率全部精锐迎战，仍不能抵御。二十三日，他被迫带领数万义军撤离府城，向北转移。朱一贵撤离台湾府城后，一路败退。这时，清朝"招降"的敕书也下达军前，起义军的处境更加困难。诸罗县沟尾庄乡绅杨旭、杨雄接受蓝廷珍守备、把总的职衔和指令，设计诱捕朱一贵。闰六月初五日，朱一贵率众至沟尾庄索取食物，杨雄等人假意应承，虚与周旋。初七日晚，淫雨不止，杨雄故意将朱一贵等人分散安排于各处住宿，又传集附近6 乡600 余人佯为守护，暗中却用水灌湿朱一贵所携大炮。至五更时，庄周围金鼓火炮齐发，伏兵齐出，朱一贵被捕，解至清营。蓝廷珍审讯他，他昂然而立，怒斥敌人，腿骨被打断，仍不屈服。后被械送厦门，解赴京师。仓促中逃走的义军将领吴外等9 人，也被杨雄等抓获。
在北路大排竹，朱一贵部将杨来被当地乡民杀害。赖改、万和尚在诸罗被清军擒杀。北路1000 余里地方尽为清军所有。在南路凤山，颜子京等人在朱一贵撤离府城后不久，即兵败被俘，惨遭杀害。南路500 里地方也归于清军掌握中。在下淡水，"客庄"部分粤民在朱一贵起义之初就打出"大清义民"的旗号，联络乡民与朱一贵为敌。朱一贵遣陈寿福、刘国基、王忠等领众万余往攻。六月十九日，双方大战于淡水溪。陈寿福损失惨重，自刎获救。他听说安平已失，遂逃匿南路观音山。刘国基、王忠等人逃往琅■。不久，刘国基接受招抚，王忠转逃凤山深林中。七月下旬，蓝廷珍又招降了在阿猴林再度树旗的江国论等人。
八月中旬，台湾府遭强台风袭击，施世骠因风灾惊悸发病，于九月中旬死去。福建水师提督印务由蓝廷珍署理。蓝廷珍一面大肆捕杀在盐水港、六加甸、旧社、红毛寮继续抗清的朱一贵余部，一面用"恩典"将陈寿福、杜君英、杜会三陆续骗至军中。十月中旬，幻想降清后能谋取官职的杜、陈一伙被诱送厦门，解往京师。六十一年（1722 年）二月二十三日，他们与朱一贵等人一起被判处死刑。因系自行就抚，杜、陈三人仅免凌迟，被斩于市。其他降清的起义将领和作战被俘的将领一起，都先后分别被判刑问罪。因清军诱杀降人，滥杀无辜，分散在各地的朱一贵余部降而复叛，流动游击，辗转抵抗，直到雍正元年（1723 年）四月十五日王忠在南路凤山森林被俘，这场抗清起义才在台湾岛被最后平息。
三、川楚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是系统的民间秘密宗教，入清以后，潜伏各地。乾隆末年，白莲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终于在嘉庆元年（1796 年）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历时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清朝也元气耗尽，由此走向衰落。
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主要酝酿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南巴老林地区。南巴老林包括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是我国著名的原始森林地区。
老林地区高山、茂林绵亘千数百里，竟日不见人烟。居民大多从广东、广西、江西、安徽等省迁来。他们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被称为"棚民"。耕地不足，又到林中木厢、盐厂、铁厂、纸厂、煤厂等处充当雇工或搬运为生。数年之间，聚集数十万人。棚民受到山内地主，山外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还要受到官吏、差役、兵弁的欺凌。在"厂"中充当雇工的更苦，如"木厢工人"在山林中背运枋板，厂人称之为"某骡子"。他们背运的枋板每块重二三百斤，上下山坡，日行三四十里，偶一失足，即坠陡坡深涧，而劳动所获仅够糊口。这些贫苦移民，成了白莲教等秘密宗教传播的基本群众。
（一）收元教与混元教在老林地区的传播
宋元时期的白莲教于明朝初年被取缔后，转入地下，一直未停止活动。乾隆年间，它的一支以收元教为名，在河南广为收徒，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传入了湖北北部。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湖北襄阳人孙贵远、寄居湖北房山的王应琥和陈金玉等开始在老林地区传教。
乾隆五十年（1785 年），收元教遭破获，教首孙贵远被处死，其徒姚应彩被处以杖责枷号。姚应彩获释后，于乾隆五十三年复兴旧教，改称"三益教"。次年河南新野县宋文高和族弟宋之清人教，姚授以《太阳灵文》。同年二月，宋之清又遇混元教内骨干刘之协，拜其为师人混元教，获双重教籍。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宋之清因不肯将敛得之根基钱送交刘之协，而另立"西天大乘教"，在湖北北部及老林地区传徒。他收襄阳齐林为徒，齐林的徒子徒孙们，将西天大乘教传至陕西南部安康一带，齐林和妻王聪儿传徒姚之富，在襄阳地区发展。齐林把襄阳的徒众分为南、北二会，二会中的很多人后来皆成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与骨干。西天大乘教还分别从陕西南部与湖北西部传入四川的东部、东北部、东南部及湖北的中部和南部。
在老林地区传播的混元教，主要是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传习的一支。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樊明德拜同县人杨集为师，得受《混元点化书》与《大问道》、《小问道》歌词。杨集告以经书俱系"仙人所传"，每晚烧香持诵，"可以烧香获福，死后不堕低于地狱，世世转生好人"。其后，樊明德收同县王玉怀、王发生（法僧）父子同时入教。王玉怀又传同县刘松为
徒。乾隆四十年三月，混元教遭破获，樊明德被捕遇害，王玉怀与子王发生逃往江南。王发生于途中被捕，与刘松皆发遣甘肃隆德，在配所二人"间壁居住"。
混元教虽遭破获，而教内骨干仍以王玉怀的名义，进行复教活动。乾隆五十三年，刘松的徒弟刘之协来到甘肃隆德配所，与刘松秘商"复兴旧教"，将混元教改称"三阳教"，《混元点化经》改名《三阳了道经》，又把"灵文"改为"口诀"，并和刘松策划寻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假称明朝嫡派。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人其教者，可以免遭水火兵刀之厄。从此，混元教有了较快的发展。
乾隆五十四年，刘之协又传收元教宋之清为徒。这样，以宋之清为中介，收元教与混元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自立"西天大乘教"，为了同刘之协相抗，宋之清又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他乃"真弥勒佛转世"，其子名叫卯金刀，小名卯儿，将来必定大贵。刘之协得悉后，于同年三月来至甘肃隆德与刘松商议，并邀刘四儿前往襄阳与宋之清理论。后来他又到安徽太和县杨家集，找到刘廷章之子双喜儿作为"牛八"，带领去襄阳交与来之清看视。不久，刘之协在河南扶沟被捕，旋即逃脱，此后便在河南南部潜行传教。因他主要着眼于传徒敛钱，故未参加白莲教大起义。因刘之协热衷于敛钱，刘松父子又长期被拘禁于配所，混元教除个别首领外，在贫苦百姓中的影响日渐缩小。而以宋之清为首的西天大乘教，接受了刘松、刘之协提出的"弥勒佛降生，保辅牛八"的口号，把反清的理想逐步付诸实施。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四月，在湖北各地的教首商定于"辰年辰月辰日"即嘉庆元年（1796 年）三月初十日，在各地同时举行起义。决定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湖北各地，一场起义即将爆发。
（二）起义的导火线
西天大乘教在各地的迅速传播，引起官府的注意，并对教众进行搜捕。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四川大宁县教首谢添绣、谢添锦、萧太和等被捕，供出该教传自湖北竹溪的陈金玉及教内骨干名单。其后，陕西安康的教首萧贵、萧正杰等5 人及教徒67 人也被官府捕获。清政府根据四川、陕西被捕者供出的线索，先后在襄阳捕获西天大乘教首领宋之清及教内骨干樊学鸣、伍公美、齐林等62 人。在郧阳府及房县、竹溪、竹山、咸丰、来凤等县，捕获陈樊等50 人，连同宋之清等共112 人。在房县獐落河石岭沟地方捕获教首王应琥、王应凤等21 人，九月下旬，在甘肃隆德配所审讯刘松，追查近年来到配所看望过他的人。刘松供出刘之协、宋之清曾6 次来配所探望。不久在河南拿获宋显功等51 人，并将刘四儿捕获。刘松、刘四儿在押往襄阳的途中被处死。在清政府大肆搜捕白莲教的过程中，官吏胥役趁机进行敲诈勒索，以搜查教徒为名，四处搜捕，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他在荆州、宜昌搜捕教徒，凡衙署寺庙，人满为患，各令纳钱释放。其中少有供招者，立施酷刑，甚至有用大铁钉将人掌钉于壁上。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令衙役挨户搜捕，也引起较大民愤。酝酿中的武装反抗斗争，终于被清政府对白莲教徒的搜捕、镇压所引发。
（三）起义爆发和湖北各地起义军的活动
乾隆六十年（1795 年），湖北各地白莲教徒为武装起义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在湖北枝江、宜都、长乐、长阳传教的张正谟组织教徒制造兵器，屯集粮食，缝制红白布帽。嘉庆元年（1796 年）正月初八，张正谟带领几百人到达枝江，与聂杰人会合。他们的活动被官府发觉，初十，官兵前来镇压，张正谟率众拒捕反抗，起义就此爆发。十三日，张正谟、聂杰人开到江家垱，同先期到达的刘盛鸣、张宗文会合，聚有一万余人。他们从各地运来火药、粮米，又转移至地势险要的灌湾脑。
枝江、宜都起义爆发后，湖北各地白莲教教徒纷纷起而响应。东湖县教首闵正鼎、周凡彬、陈德本，当阳县熊道成、杨起元，长阳县林之华，房县张驯龙先后起义，建立"天运"年号，设立军师、都督、先锋等职。另外，来凤县教首杨子敖、胡正中，保康县姚学文、曾世兴也举行了起义。
继枝江、宜都、保康等县之后，襄阳地区的教首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教徒按照原定计划，于三月初十日在襄阳附近的黄龙垱起义，聚有万余人。三月二十九日，焚烧吕堰驿。四月初，攻樊城不下，渡河攻打襄阳县城。清政府对湖北各地白莲教起义极为震惊。嘉庆帝命陕甘总督宜绵镇压郧西义军；湖广总督毕沅、荆州将军成德、头等侍卫舒亮剿办当阳、东湖一带义军；湖北巡抚惠龄、总兵官富志那进攻枝江、宜都一带义军；头等侍卫鄂辉进剿襄阳、谷城、均州一带义军，都统明亮"总统湖北诸军"。此外又调直隶古北口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率兵2000，并赦免湖北、河南的蒙古"窃马谪犯"，编为骑兵，协同作战。湖北各地的白莲教起义，对清统治者虽然构成严重威胁。但因各地起义军之间，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又被动的据守县城或山寨，消极防守，从而使清政府得以从容地调兵遣将，各个击破，致使曾世兴、祁中耀、杨起元、陈德本被俘，唐贵、田谷敦、杨子傲、张正谟先后或投降，或被俘，或被奸细杀害。
湖北起义军中，以襄阳起义军力量最强，坚持的时间也最久。清政府从嘉庆元年四月起，便集中力量围攻襄阳起义军。王聪儿、姚之富在襄阳一带转战5 个月之后，于八月来到穀祥，队伍发展到四五万人。清军尾随而至，从四面八方包围毅祥。八月下旬，王聪儿等率众突围北上，于九月到达襄阳北部的双沟，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从枣阳赴河南唐县；一路由张汉潮率领，由白河西进，经吕堰驿赴河南邓州。嘉庆二年二月，襄阳起义军的两路，会合于河南唐县附近的滹坨镇。然后分兵三路在川、楚、陕边境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他们采取分兵灵活的战术，"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所经之处，白莲教徒纷纷起而响应。各地教徒的不断加入，使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起义军在老林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加上地形熟悉，使清军在后面尾随，只是疲于奔命，无法达到消灭起义军之目的。各地清军将领为保存实力，也尽量避免与起义军相遇，大多观望避战，以至出现"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及"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的局面。襄阳起义军三队在陕西镇安会合后，渡过汉江。又分兵三路，越过大巴山，进人四川。
（四）四川各地白莲教起义与襄阳起义军失败
嘉庆元年（1796 年）九月，四川各地的白莲教纷纷起义，响应湖北白莲教。四川白莲教起义，首先在达州爆发。达州白莲教首领徐添德九月十五日提前在亭子铺起义，旬日间聚众万余人。东乡（今宣汉）白莲教徒亦群起响应。九月二十一日，王三槐、冷天禄等率领教徒和百姓七八千人在莲池沟起义，次日到达达州之丰城。十月，徐添德之兄徐添富率众起于太平县之城口。十二月，王三槐与徐添德攻打东乡县城，二十九日将县城攻破，杀死知县张宁阳。这时陕西南部的白莲教徒冯得仕、翁禄玉、林开泰、王可秀、成自智、胡知和、廖明万等也举行了起义。
十二月，四川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巴州罗其清与其弟罗其书及苟文明、鲜大川起于方山坪；通江的冉文俦与其侄冉天元起于王家寨；太平县的龙绍周、徐万富、龚建等起于南津关。清廷急命陕甘总督宜绵率师入川，总统四川军务。嘉庆二年二月，王三槐、冷天禄、徐添德在东乡被宜绵打败，逃至中河，恰好遇到从东乡来的湖北襄阳义军，两军会师。东乡会师后，起义军进行了统一编号。
湖北襄阳义军中，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一支称襄阳黄号；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的一支称襄阳白号；以张汉潮为首的一支称襄阳蓝号。四川义军中，以徐添德为首的一支称达州青号；以冷天禄为首的一支称东乡白号；以龙绍周为首的一支称太平黄号；以罗其清为首的一支称巴州白号；以冉文俦、冉天元为首的一支称通江蓝号。此外，还有以林亮功为首的云阳月蓝号，以龚文玉为首的奉节线号。这时，起义军已形成20 万人的规模，活动范围包括湖北39 州县；四川36 州县；陕西35 州县；河南20 州县。可惜，各股义军之间，除有暂时的联合外，大多独自行动。有的首领甚至为了本地和小团体的利益，拒绝同其他义军联合。襄阳黄号的王聪儿、姚之富曾向东乡白号提出联合行动，却遭到王三槐拒绝。襄阳义军只好留李全、樊人杰、王光祖等在四川，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主力返回湖北。两支最大的队伍未能联合，其他各支也都各自为政，分散活动。
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襄阳起义军，从嘉庆二年七月起，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前队王聪儿、姚之富率领2 万余人，人湖北后，由兴山北上，攻保康、南漳一带。后队王廷诏等率领1 万人，经远安、当阳，再转而北上至漳阳与前队会合。九月攻打襄阳，因该处防守严密，又进入陕西南部。十月，原来留在四川的李全一股从川东北来至陕西南部，在安康同王聪儿、姚之富一股会合。十二月，王聪儿、姚之富将清军主力德楞泰部引至宁羌、
广元一带，使高均德一股趁机抢渡汉水成功。德楞泰放弃追赶王聪儿，往汉中追击高均德。王聪儿率领2 万人翻越秦岭，直取西安。李全率领一队人马，攻至西安附近之焦家庄，全陕震动。陕西巡抚秦承恩急忙回救西安。起义军在西安附近与总兵王文雄激战失利，首领王士奇战死，余部败回。王聪儿、姚之富在清军追击下，折向陕西南部，在山阳一带再次受挫，只得且战且退。嘉庆三年三月，王聪儿、姚之富一股进入湖北郧西，在山岔河被清军、乡勇
包围，进退无路，王聪儿、姚之富率众爬上卸花坡山梁，最后跳崖牺牲。起义军7000 余人战死，1000 余人被俘。
王聪儿、姚之富一股覆灭后，襄阳起义军虽然还有李全、高均德等骨干，率领余部，同四川的阮正隆，聚集在陕西南部的镇安、山阳一带。但是，作为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从此一蹶不振。从嘉庆三年（1798 年）起，白莲教起义军的主战场已转移至四川。四川起义军中比较强大的，有以徐添德为首的达州青号；以王三槐、冷天禄为首的东乡白号；以冉文俦、冉天元为首的通江蓝号；以罗其清为首的巴州白号。湖北起义军，在李全、高均德率领下，也活跃在四川。
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掌握了实权。他采取措施，改革弊端，进行整顿：罢黜了权臣和砷；倚用汉人地主武装，鼓励地主招募乡勇筑寨自保，同时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军，这就是所谓的"团练"。正月，嘉庆帝任命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豫甘五省军务。勒保上任之后，仍然对农民军一筹莫展，嘉庆帝大为恼火，下令革去勒宝五省经略之职，由额勒登保继任，以德楞泰为参赞大臣。额勒登保上任后，推行了两项打击起义军的策略，一是把起义军引出老林地区，再驱赶到川北，集中加以消灭；二是推行坚壁清野，断绝义军的粮食供给和人员补充。这两项政策在嘉庆五年以后，产生了明显的效应。
（五）后期的艰苦斗争与起义失败
从嘉庆五年（1800 年）下半年起，白莲教起义进入后期，逐渐走向衰败。清廷的"坚壁清野"使起义军失去接济，力量逐渐衰弱，只得退守巴山老林。嘉庆六年以后，义军的处境更为困难。二月，高天升、樊人杰在陕西南部遇到清军伏击，高天升阵亡。三月，王廷诏在川陕边境被俘。四月，高天德、马学礼在四川被俘。只有冉学胜为首的一股，在陕西留霸袭击清军成功，但受到额勒登保等清军的追击及沿途团练的阻遏，又转入巴山老林之中。在湖北的义军徐添德、苟文明等股转战于郧西、竹山、兴山、房县一带，也受到清军的追击和乡勇的阻遏，只能分散行动。后来因在湖北无法行动，又于六月进入陕西。徐添德在陕西西乡覆舟身亡。嘉庆六年下半年，冉学胜转战于川北，被俘牺牲。龙绍周在陕西与清军作战阵亡。
嘉庆七年以后，形势对起义军更为严峻。六月，樊人杰一股在湖北竹山、房县一带兵败，误人深山，因山水猛涨，全部溺水牺牲。七月，苟文明在陕西宁陕厅被围，力竭跳崖牺牲。九月，襄阳蓝号戴仕杰在湖北兴山县战死。同月，东乡白号汤思蛟在四川东向县被俘。十二月，清军统帅额勒登保向朝廷奏称"大功戡定"。
白莲教起义遭到惨重失败以后，各地余部或数百人，或数十人，拒不投降，坚持抗清。他们在老林中出没，用伏击、狙击的方法，打击清军。嘉庆八年七月，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再次奏报"三省肃清，官兵凯旋"。嘉庆帝论功行赏，额勒登保晋一等侯，世袭，授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德楞泰晋一等候，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勒保、明亮、杨遇春等以次封赏。同时命额勒登保等不必回京，继续领兵追剿。
清军裁撤大批乡勇，每人给银五钱，收缴刀矛，给银二两，遣返回籍。数万乡勇一旦遣散，有人无家可归，流落山林，与起义军为伍，袭击清军。义军苟文润部陆续有数百乡勇加入，实力增强，取得阵斩清军副将朱槐的战绩。
起义军余部虽然分散成零星小股，但都是百战之余，熟悉清军号令及老林路径。"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屡屡被围，又屡屡突窜，有人身中数矢，仍能力战。清军在三省劳师靡饷，人无斗志。一直到嘉庆九年（1804 年），最后两名起义军将领苟文润、苟朝九牺牲，这场轰轰烈烈的白莲教起义，才最后平息。
嘉庆元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历时9 载，波及川、楚、陕、豫、甘5 省。清廷为了镇压这次起义，从全国16 个省调集了10 余万大兵。各地乡勇不下数十万。农民军被杀数十万。被起义军击毙的提督、总兵以下军官400 多人，其中提、镇大员即多达20 余人，耗费银2 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4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四、天地会系统的武装起义
（一）台湾小刀会起义
小刀会的名称出现较早，乾隆七年（1742 年）福建漳浦出现过小刀会，乾隆四十七年台湾也出现过名为小刀会的秘密结社。但从其活动内容看，均不属天地会系统，仅为一般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系统的小刀会，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台湾凤山的郑光彩首倡。嘉庆初年，台湾小刀会开始举行武装反抗斗争。
嘉庆二年（1797 年）十二月，台湾淡水的杨肇等人结拜小刀会并举行武装起义。杨肇原籍福建漳浦县，寄居台湾淡水的鹿寮庄。嘉庆二年十二月，杨肇与郑化、张耸、许围等人商议仿照天地会结盟拜会，"同心举事"，众皆允从。是月初十日，杨肇备好鸡酒，邀众同至吴兴家中结拜。众人推杨肇为首，郑化等7 人为头目，献血饮酒，钻刀为誓："一人有事大家帮，泄漏机关剑下亡。"相约以三指取物为暗号，同会之人相见，可不问自知。众人因天地会名目张扬，遂"变名小刀会"。其后聚至100 余人，制造了"漳泉灭广"布旗，于二十五日聚集小刀会会众，各带半斩刀、竹篙串、木棍等物，焚抢水枧头粤庄，杀死广东籍移民魏华古等9 人。清军闻讯前来搜捕，杨肇同众人四散逃逸，后向清军投降。
嘉庆三年七月，台湾嘉义县徐章等结拜小刀会，准备起义。徐章原籍福建漳浦，寄居台湾嘉义，生活贫苦。嘉庆三年七月，徐章与胡杜猴、陈蔚等相会，各道度日艰难，商议聚众抢劫富户。但很快就被官府访拿，徐章等被捕遇害。
嘉庆三年九月，台湾凤山县汪降与李南、蔡光辉等结会，欲攻打县城。因事泄恐遭官府查拿，于是月十三日夜，在凤山县半屏山会齐，准备杀进城去。因人数不多，未敢举事，而官兵已上山搜捕，有50 余人被捕。汪降等所结之会，亦属小刀会。
嘉庆五年四月，台湾嘉义县又有陈锡宗等结拜小刀会，相约于五月初早稻收获时举事。众推陈锡宗为首，吴泰为军师，戴助、胡杜猴为头目。四月初三日，会内有人被官府逮捕事泄，即于四月初五日提前举事。当晚四更时，陈锡宗率领400 余人，各持刀枪器械，同至盐水巷。先攻入佳里兴的巡查署，杀死巡查姜文柄。接着攻打盐水巷营汛，于营汛内杀死兵丁11 人，伤10 余人，将汛营焚毁。台湾镇总兵爱新泰闻知，会同台湾府知府吴逢圣，率领弁兵500 余人，于初六夜晚赶赴盐水巷救应。两军相遇，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各有伤亡。
台湾道遇昌恐爱新泰首尾受敌，派兵200 余人，与台防同知延青云、台湾府知府吴逢圣雇募的"义民"千余人，前往接应。初九日黎明，起义军千余人逼近清营，爱新泰带领清兵抵御，双方相持不下。陈锡宗骑马执旗，自东北角率众向清营逼近。清营枪炮齐发，陈锡宗中炮牺牲。清军趁势反击，起义军群龙无首，纷纷逃散。首领王思谦、军师吴泰均被俘遇害。事败，起义军被俘者达400 余人。此次战役，清军亦伤亡多人。此外，嘉庆九年（1804 年），台湾凤山又有李顺领导的小刀会起义，也遭清朝镇压。
（二）广东博罗、永安、归善天地会起义
嘉庆七年（1802 年），在广东博罗、归害、永安一带爆发的起义，是嘉道年间天地会系统会党起义规模与影响最大的一次武装反抗斗争。这次起义是从博罗县开始的。该县天地会首领陈烂屐四家道殷实。陈烂履四自嘉庆六年起，即开始结拜添弟会。两年之内，发展会众1 万余人。他见会众日多，便准备树旗起事。他潜买硝磺，配制火药，打造军器，并制有大小布旗数十面，上写"顺天行道"四字。
嘉庆七年八月初八日，陈烂展四在博罗羊屎山罗溪营率领添弟会会众树旗起义，有众万余人，皆用红布包头。陈烂履四之父身穿黄袍，坐于上首，陈烂屐四站立旁边。众人向他们父子跪拜磕头，称陈士庄为"老大王"，陈烂展四为"大王"。陈烂履四封张锦秀等25 人为元帅、先锋等职。广东添弟会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嘉庆帝大为震惊，严厉申斥地方官员说："（陈烂履四）聚集至1 万余人，制有号布器械，其蓄谋已久。该管府县及营弁，竟毫无察觉，所司何事？"命令两广总督吉庆严惩有关地方官员。又令广东巡抚瑚图礼与广州将军书敬，于广东驻防满兵内，派拨部分官兵，前往协剿。
各地清军奉调抵达博罗后，分路向羊屎山罗溪营进兵。提督孙全谋率部由西路进攻，副将李汉升从东路进攻。起义军于山顶、山坡设立木栅，安设枪炮。孙全谋率兵由山下仰攻，起义军伤亡甚大。清军抢上山梁，砍开木栅，放火焚烧。起义军千余人后撤。九月初，清军大举进攻羊屎山罗溪营。清军左翼镇总兵黄标由东路进攻，提督孙全谋由西面夹击，总督吉庆自率一军，居中调度。九月初四日，黄标一路大破起义军，俘虏元帅张锦秀等300 余人。初六日，又将陈士庄等500余人擒获。陈烂屐四率余众千余人奔赴罗浮山，继续抗击清军。十四日，清军围剿陈烂履四，义军战败，纷纷逃散。陈烂履四等滚崖而逃，元帅谢文光等300 余人被俘。十九日，陈烂展四在博罗、增城交界之处，被清军俘获。受审时，他挺身承认，毫不畏惧。最后牺牲，年仅26 岁。
与博罗添弟会起义同时，归善天地会在首领陈亚本、蔡步云等领导下，也积极准备起义。他们制造器械，并抢夺当地牛头会的村庄。牛头会是地主、乡绅组织的，以与天地会作对为宗旨。凡人其会，即按照家中拥有耕牛头数交纳银钱，所得收入，用来雇募乡勇，与天地会中人相仇杀。但陈亚本尚未动手，即遭官府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