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简史
前 言
1990 年底，我们按期完成了第六个五年计划（跨"七五"）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顶目--10 卷本《清代全史》。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同行们的鼓励和鞭策。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 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同时，不少海内外朋友对书中的缺点，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我们把表彰和批评都看成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但很遗憾，在1995年重印时，只能就个别错字进行技术性的改动，至于对全书中不尽如人意之
处作较大规模的修改和补充，只有等待将来的机会了。
10 卷本《清代全史》，是一部将近400 万字的学术著作，适合专业研究人员的需要；对一般读者来说，文字则嫌过多过繁过深。为此，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袁闾琨编审提议，在《清代全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真中的研究成果，写一不供一般读者阅读的简本。我们欣然接受这个提议。我们感到，学术成果通俗化、普及化，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广大干部、广大青年提高文化素养，增长历史知识，对促进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需要对学术成果进行含英咀华的工作，消化之后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这些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对于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学术研究成果，实在很不在行。不过我们很想试一试。
我们的目标是：把《清代全史》中反映的清史研究的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给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了通俗易懂，本书对清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或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只是正面地叙述自己的看法，没有作详细的论证，也没有引用大量历史资料以表明持之有据。读者如有兴趣，可查阅《清代全史》的相关章节。本书中引用的史料原文，大多数都没有注明出处，目的是节省篇幅。
《清代简史》的作者，都是参加过《清代全史》写作的，而且大多数担任过分卷的主编。有的章节是由原作者撰写的，有的章节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清代全史》的研究成果，有的就是根据《清代全史》的相关章节改写的。因此，《清代简史》虽然是我们几个人执笔撰写的，但应该说它是《清代全史》所有参加者的共同成果。如果没有《清代全史》，就不可能有《清代简史》。当然，《清代简史》并非《清代全史》的简单重复或简单浓缩，有些节、有些目、有些段落是另起炉灶重写的，包含了作者对一些问题的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我们不愿意停留在几年前原有的水平上，总希望自己有些长进。
我作为这两个项目的负责人，最感到欣慰的是，十余年来全体参加者都能始终如一地真诚合作。撰稿人之间，作者与出版社之间，无论是组织工作上的意见分歧，还是学术上的不同见解，都能通过理性的争论，达到和谐的统一。对于这一点，我想起来就感到格外的高兴，我对于长期合作、同甘共苦的朋反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当然在学术问题上，我们之间也有不同的见解，有的甚至是较大的分歧，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圆满地解决了这些分歧。所谓求同存异，就是全书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和重大史实问题上要保持一致和完整，但不妨碍各自保留自己的见解，而目相互之间要充分尊重个人所保留的不同见解。《清代简史》和《清代全史》一样，也是采取求同存异态度解决作者之间在学术见解上的分歧。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刘如仲、李泽奉先生为本书选配图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的陈可畏先生和朱力雅女士为本书绘制地图，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袁闾琨编审和刘中平副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对于这些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至于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不吝指教。
王戎笙
1996 年4 月1 日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戎笙 刘克祥 张小林 陈祖武
宓汝成 赵云田 郭松义 董守义
绪 论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15 世纪以前，在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进入16 世纪以后，当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向东方实行殖民扩张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比如农耕工具、天体观察、人体解剖和火炮铸造等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了。当时国防尖端技术主要是造船、航海、冶铁、火药，这几项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这时候也开始落后了。
清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开始由先进变为落后的时候。这是清入关后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国和西方列强虽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落后还不算太远。是否认识到这种挑战，以及能否成功地因应这种挑战，关联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是一如既往，保持领先地位，屹立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还是停滞落后，沦落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不同的结局虽在一两百年以后才见分晓，但命运的挑战却在清兵入关之时。
人操舟而我结筏
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程之远，复航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海上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强国所能相比。但明成祖派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所以明成祖一死，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被视为"弊政"。自郑和以后，不再建造远洋巨舶，连下西洋的档案也被隐匿、销毁了。从此，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停滞甚至倒退了。
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对付东南海疆的敌人，采取了禁海政策，严峻时甚至"无许片帆入海"。这种禁海政策延续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列强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开扩新市场，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航海热又刺激天文、数学、力学、历法、地理测绘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各项科学发明，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奖励。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两代朝野上下均无海权观念。政府严厉限制民间海外通商，不许建造大型海船，禁止远洋航行，扼杀了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康熙年间的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者千余艘，这本是振兴中国造船业的一线希望。就因为其中半数卖与外国，以为这会危及大清江山而感到犹豫和恐慌，终于下令禁止。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万里海疆实际上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
大约在雍乾之际，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又推动了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各主要工业部门纷纷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使工业生产如虎添翼。到19 世纪40 年代，蒸汽机已取代其他动力。用蒸汽机驱动的机床相继发明，开始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阶段。
1785 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至1796 年（嘉庆元年），已有大约300 台蒸汽机应用于工业，到1825 年（道光五年）就增加至1.5 万台。蒸汽机除用于工业外，同时也用于航运革新。1790 年已有载客的轮船。1821 年一艘400 余吨的轮船首次横渡大西洋成功。至1830年（道光十年），汽船达300 艘，约3 万吨。1830 年斯蒂芬逊所发明的火车正式用于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钢铁和煤炭工业也飞速发展。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铁产量为2 万吨。1806 年（嘉庆十一年）增加到25 万吨。到1850 年（道光三十年）每年可产250 万吨。煤产量在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为1600 万吨，到1856 年（咸丰六年）跃增为6500 万吨。
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这时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诩，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但当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中国正在大兴文字狱。以荒诞的推理，判定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字有罪，而处以重刑并罪及亲友，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取证又是捕风捉影，以至人人自危，避祸惟恐不及。读书人的智慧和才华，被禁锢在小而又小的牢笼里。在这种极端沉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能理智地去思考问题，不敢就任何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谈吐著述，远离现实，或潜心于考据，或诚惶诚恐地做些颂扬君上圣哲的文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思想控制之严，在中国
历史上是罕见的。正当中国厉行思想控制的时候，西方各国一大批划时代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 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 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官僚队伍，是由那些背诵儒家经典和擅长八股文、试帖诗的人组成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狭隘的精神生活，畸形的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康雍乾三朝，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这个盛世，如作纵向比较，比以往任何一个盛世都毫不逊色，但作横向比较，已经落后西方很远了。这时西欧、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发展，并以同样的速度建立强大的武装，加速海外殖民扩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国落后了，而且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落后了。左宗棠说过"人操舟而我结筏"的话，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速度也很适宜。两种不同的发展速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将长期落后于西方，并陷入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鸦片输入中国，由来已久，最初只当药用，输入数量不大，清初大约每年200 箱。从雍正开始查禁，但禁而不止。后来英国商人把大量鸦片通过走私输入中国，吸食的风气日盛。"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进口竟达4 万箱。鸦片大量进口，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猛涨。它不只是耗尽个人的精力和财力，且如林则徐所说："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不但亡家，实可亡国"的可怕后果，促使道光皇帝决心从严查禁。
清政府决心从严查禁时，国势已日益衰弱。禁烟只是根据国内情况作出的决策，对禁烟可能引起的英国的反应，并未作出充分的估量，更未在外交、外贸、国防上周密地筹划对策。既不知己，尤不知彼。这种情况使清政府在新的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处于毫无应付能力的地位。清政府也缺乏坚定不移的对策，忽"抚"忽战，摇摆不定。既要征调军队开赴前线，又担心军费开支超越了国库承受能力。既不甘心丧权辱国，表示要决一死战，又怕外战引发了内乱，不敢奋战到底。小胜便骄傲，稍一受挫便惊惶失措，最高决策者也缺乏应付西方列强的心理准备和政治智慧。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弱点充分暴露，威信大损。数千英兵蹂躏沿海各省，威胁京津，深入长江。鸦片战争终于以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告终，割地、赔款、开商埠、片面最惠国条款、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丧权辱国已极。当时人惊呼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个英国人由此得出结论说："富饶的清帝国宁愿任人宰割而不敢用武力抵抗。"英法两国为了扩大鸦片战争中攫取的权益，看准了清政府不敢用武装抵抗的弱点，各自寻找借口，组成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攻入北京，洗劫、焚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到热河，清政府被迫答应了英法提出的一切要求。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此接踵而至，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更是一蹶不振。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倒给了东邻的日本一次深刻的教训，从此发愤图强。而在中国，执政当局依然苟且偷安，相信一纸条约会带来"万年和平"。少数知识分子中倒有忧心国是、放眼世界的人，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则徐是当时清政府大员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鸦片战争一结束，便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要善于向一切有"长技"的"夷"学习。但《海国图志》在清皇朝统治下的中国并未受到重视，正如左宗棠所说"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东邻的日本。这个历来被人们瞧不起的岛国，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短短的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后的小国一跃而成为雄霸东亚的强权，并参与西方列强对远东地区的殖民争夺。清政府真正感到震惊的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焚掠御苑，这才认识到"夷"确有"长技"可"师"，部分督抚和中央大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兴办洋务以求自强。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个认识过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这个认识又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强邻环列，虎视鹰瞵
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识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各国从19 世纪70 年代起，又开始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识的新的技术革命。电力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动力，并进入家庭生活。发电机、电动机、远距离输电技术的发明，使炼钢、化学和其他工业部门，以及铁路和水上运输、邮电通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钢的质量提高，产量猛增。英、美、法、德四国的钢产量，1860 年（咸丰十年）仅24 万吨，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增至2355 万吨，40 年间增加了97 倍。
电力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加速了铁路和交通运输的变革，世界的铁路长度由1870 年（同治九年）的21 万公里增加到1900 年的79 万公里。化学工业的建立是19 世纪末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又一重大突破。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兴旺，加速了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1870 年世界石油产量只有80 万吨，1900 年增至2000 万吨。电报、电话，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发明，把相距遥远的人们紧密地联结起来。
在英、美、法、德四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俄国和日本也急起直追，而中国则被西方发达国家更远地抛在后面。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更落后就更要挨打，中国已陷入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等特权，而是要求直接占领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独占市场和殖民地。
"师夷之长技"只着眼于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君主专制，官场上依然是腐败成风。积弊积弱的中国，并没有通过一场求富图强的自强运动真正的富强起来。几乎是同时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在迅速强大之后，于1894 年（光绪二十年）发动了侵华战争，即甲午之战。中国按照西方坚船利炮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陆军也不堪一击。中国之败，与其说是败于军事，不如说是败于政治。战后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日本强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勒索战争赔款白银两万万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中日甲午战后不久，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狂潮出现了。这场狂潮是从俄、德、法三国借口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开始的。俄国是瓜分中国的急先锋，很快就夺得了在东北地区修筑和经营铁路的特权，并租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东、广西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彼此承认和互相开放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大家"利益均沾"，实际上是要其他国家都向美国开放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之战促进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有识之士纷纷指出：洋务派那种枝枝节节的改革无补于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有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日本式的拥立皇帝进行变法。可是慈禧太后一个政变，光绪皇帝反倒做了瀛台的囚君，康梁成了亡命海外的游子，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一切仍由慈禧太后一人独揽权柄。
教士教民，倚仗帝国主义势力，欺压中国人民。民教冲突，由来已久，而且势同水火。特别是甲午战败后反帝爱国思想的昂扬，混杂着排外情绪的滋长，由广泛的反洋教运动发展起来的义和团，到处打击帝国主义，到处焚教堂、杀教士教民、拆铁路、毁电线，乃至仇恨一切洋事洋物。光绪二十六年，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个国家联合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八国联军蹂躏京津及华北，甚至东北，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勒索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年息四厘，再加上各省地方性赔款，约等于清政府12 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西方列强中"瓜分"、"共管"的论调甚嚣尘上，正如兴中会宣言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接壤，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与康、梁的变法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不同，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则认为中国病根在君主专制，而清政府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于是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结束清入关以来268 年的统治。
第一章 满族的崛起
（自先秦至崇德八年）
第一节 满族的先世
清代，是以满族在统治阶级中占支配地位的朝代。满族是女真的后裔，在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先民可以上溯到3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的肃慎。
肃慎是中国东北的古老的族属，见诸先秦、两汉文献。自虞舜起，历夏、商、周，一直与中原有联系。是中原人对居住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两岸，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的古代居民的泛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献中的肃慎，是一个族系的名称。在两汉三国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无非是说明这些古代的族的共同体都属于肃慎一系。
北宋末，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统一各部，于宋政和五年（1115 年）建立金。七年，与北宋联合灭辽。金天会五年（1127 年），推翻北宋政权。天德五年（1153 年）迁都燕京（今北京），辖境北至外兴安岭上的火鲁火疃谋克，东临海，西以"界壕"与蒙古为邻，南达淮河，与南宋并立。从此，大批汉人迁徒东北地区，女真人则陆续迁居中原。南宋端平元年（1234 年）金被无所灭，入居中原的女真人，只有一小部分回到东北，大部分留在中原和汉族融合。没有人居中原留居东北的女真各部，元朝政府设立多层次的统治机构分而治之。
到了明代，女真被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类。（1）建州女真。因明招抚设置建州卫而得名，居住在今新宾县和今桓仁县一带。因其西毗连明辽东各卫所，南隔鸭绿江与朝鲜紧邻，受汉族和朝鲜族影响较大，发展很快，是明代女真各部中比较强大的部分，是后来建立金国的主体部分。（2）海西女真。居住在嫩江以东到倭肯河的松花杠及其各支流的沿岸的许多部落，松花江在元明两代又称海西江，因而统称之为海西女真。（3）"野人"女真。明政府歧视少数民族，对女真人统称为"野人"。单列"野人"女真，不仅仅是因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比建州、海西更"野"，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在极为偏远的地区，故把这一部分女真称之为"野人"女真。
明代对女真采取招抚为主的政策。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对女真各部的招抚，为明统治整个东北，远到黑龙江下游人海地区奠定了基础。明朝政府设立辽东、奴尔干（今黑龙江下游）等指挥使司及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管辖女真地区。明朝政府在女真各部设置的卫所都是羁縻卫所，和在各行省设置的卫所不同。羁縻卫所按部落设置，授予首领头人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衔，使"各自雄长，不相归一"，以达到分而冶之的目的。其职位可以依照明朝政府的规定世袭，无年俸，卫所随部落的迁徙而迁徙，治所无常，无衙暑，类似宗藩关系，在政治上必须向明朗中央政府朝贡，服从征调，是中国历史上以往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制度的继续。
中国历史上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另一统治政策是朝贡贸易，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也采取这种政策。女真各部首领来京进贡，明政府则发给印信或敕书，授予官职。朝贡对女真各部首领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义务，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凡是得到明朝政府委任为卫所的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千百户、镇抚的，就是取得了明朝政府承认的对本部落的统治权。印信或敕书，就是统治权力的标志。印信或敕书的持有者既是部落首领，又是明朝的地方行政官员。明朝政府和历代政府一样，对朝贡者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凡来朝贡的女真各卫官员，都给予优厚的赏赐，并允许在京贸易。为了适应军事和驿传对马匹的需要，明政府在辽东开设"马市"，用高价大量收购马匹。"马市"成为汉族与女真族以及女真各部之间商品交换场所。女真人上市的商品，主要有马匹、貂皮、各种兽皮、人参、东珠、松子、木耳、蘑菇、蜂蜜等，汉人上市的商品有耕牛、猪、羊、大、粮食、盐、布匹、丝绸、衣服、水靴、陶瓷、铁锅、铁铧等等。
第二节 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的，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他早年丧母，因生活所迫，投奔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他的先祖中有许多人接受明朝的册封，担任指挥使、都督金事、都督等官职。他的祖父觉昌安（明人称之为叫场），父亲塔克世（明人称之为他失），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在觉昌安父子的时代，女真社会各部蜂起，互相攻战。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建州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勾引明军镇压建州首领王杲之子阿台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给明军带路而被误杀。努尔哈赤承袭祖父职位为建州左卫的指挥使，成为建州女真的首领之一。他打着为祖父、父亲报仇的旗号，以"遗
甲十三副"宣布起兵，尼堪外兰则凭借明廷的支持，收集阿台旧部，并且逼迫努尔哈赤归附。宁古塔穆昆中觉昌安兄弟6 人的子孙，对努尔哈赤承袭其祖父觉昌安的职位不服，共同对神立誓，要谋害努尔哈赤，归附尼堪外兰。而萨尔滁城的诺米纳、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都归附努尔哈赤，结盟共谋进攻尼堪外兰。苏克素护部各城各寨在混战中重新组合。努尔哈赤联合诺米纳、噶哈善、常书、杨书，兵力仍不满百，披甲者只有30，于万历十一年五月取图伦城，尼堪外兰逃往靠近抚顺关的嘉班城。努尔哈赤"克图伦"一事，史称"太祖起兵"，揭开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序幕。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主要是在苏克素护部内同尼堪外兰的争夺，其他各部则因各自的利害，依违其间。尼堪外兰被消灭后，附近各部皆望凤归附。万历十六年（1588 年）克完颜城，消灭了完颜部，万历十七年攻克兆嘉城，完成了对建州各部的统一。明朝政府封努尔哈赤为都督金事，建州女真内部称之为都督。
建州女真统一以后的形势，有利于努尔哈赤继续征服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叶赫等9 部联军的进攻，趁势招抚珠舍里部，攻灭讷殷部。二十三年，被明晋封为龙虎将军。此后又陆续吞并其他各部女真，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吞并哈达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吞并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吞并乌拉部。努尔哈赤在消灭乌拉之后，一面厚结蒙古的喀尔喀部和科尔沁部，他本人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同蒙古
联姻。同时派兵到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去收服黑龙江虎尔哈各部和东海各部，包括沿日本海岛屿散居的小部女真人。除叶赫部暂时对峙外，努尔哈赤统一了所有的女真各部。将其所属国人统统编人八旗，确立了八旗制度，满语称之为固山牛录。
八旗制度是根据女真族狩猎时采用的"牛录"组织形式加以改组扩大而建立的，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按规定，每300 人为一牛录，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为一甲喇，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立一固山额真。初设黄、白、蓝、红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满洲八旗。后金全部人丁，均编入八旗。平时狩猎，是生产单位；战时出征，是军事组织。军政费用及
各种差、役，均摊派给八旗各牛录承担。由于战争的经常化，氏族成员中的男丁成为军卒，氏族的一切活动都服从征服战争的需要来编组和安排。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称汗，建立"大金"，年号"天命"。努尔哈赤之所以建国号为"金"，是因为他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作是历史上金朝（1115-1234 年）之复兴和继续，史学界称之为"后金"。天命三年（1618 年），后金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月十三日，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明，揭开了明金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七大恨"的内容主要是说，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被明军杀害；明朝政府对待女真各部不公平，偏袒叶赫，压制建州；明朝政府不守信义，不遵界约，侵占建州取得的哈达的土地。除了七大恨之外，还有数不清的许多小恨。这些大大小小的仇恨，是明政府对女真各部实行民族压迫的结果。誓师攻明，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一面，又有到汉族农业区掠掳人口、耕牛、粮食的落后性的一面。誓师当天，努尔哈赤率领主力，乘隙攻人抚顺，守城官李永芳投降。另一路攻取附近的许多村落，都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后金攻明，首战告捷，从此改变了辽东的形势。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 年）明政府以杨镐领兵进攻后金，结果大败于萨尔浒（今新宾县西），史称萨尔浒大战。后金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这对明金关系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在这以前，女真是明朝的"属夷"。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才对明朝亮出金国的牌子。后金称明政府为"南朝"，自称金国，铸"天命金国汗印"，不再使用"建州左卫之印"。萨尔浒大战胜利后，努尔哈赤乘胜利余威，攻陷开原、铁岭，吞并叶赫，完成女
真的真正统一。
第三节 努尔哈赤时期辽东的军事和政治
天启元年（1621 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相继攻占沈阳、辽阳等70 余城。金军攻下沈阳、辽阳以后，不像过去那样毁城撤兵退回老家，而是把老家迁徙到新占领区。努尔哈赤决定把都城迁至辽阳。以后又迁至沈阳，改名盛京。
在封建租佃关系已经相当发达、文化水平远远高出女真人的汉人农耕社会的土地上，用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怎样安顿女真人，又怎样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呢？这些都是摆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金国统治集团面前的新课题。
过去金军对凡是抵抗者，在攻陷之后，男丁一律屠杀，掳掠妻小分给八旗军户为奴。攻取抚顺之后，开始改变。下辽沈以后，已经认识到要在辽东建立统治，不杀汉人对自己是有利的，能够"增加国人，增加兵，增加钱粮"。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屠杀抗拒者的积习，是努尔哈赤在认识上和政策上一大进步。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为了在辽东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天命六年（1621 年）七月十四日，颁布计丁授田令。按计丁授田令规定，应是圈占无主荒地，但实际上不仅不是无主荒地，几乎是全部辽东的耕地。计丁授田令没有明确规定每一男丁授田多少，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作出种种推测。土地只有按当地的实有数额来计丁授田，但在实际运作中，授田是肯定不够数的。天聪朝汉臣的奏章明确指出"名虽五日，实在只有二三日"①。
努尔哈赤实行计丁授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是在进入辽沈地区以前在辽东山地已推行的牛录屯田制度的发展。顺治元年清军入关以后，在京辅地区圈地则是计丁授田的继续。计丁授田是狩猎的女真族在征服农业民族以后，使本民族的生产也全面地向农业生产过渡，把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强制地束缚在土地上。
计丁授田制度所建立的生产关系，与明季辽东地区解体中的军屯制和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封建租佃关系相比，显然是大倒退。但就女真族自身来看，走出辽东山地以前，农耕的拖克索（庄园）是依靠汉人战俘和掳掠来的朝鲜人耕作。牛录屯田的收获，只作军马粮草的补充。农业生产还没有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计丁授田在女真社会中确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土地成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无疑的是女真社会发展史上阶段性的飞跃。
努尔哈赤一进入辽北，立即强迫汉人迁徙。努尔哈赤强迫汉人迁徙，是其既定国策。努尔哈赤不明白，农业定居民族的大迁徙将要引起怎样的社会动荡，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狩猎的女真人是比较习惯于迁徙，其先世建州女真在元末明初的半个多世纪里就曾有过多次的迁徙。努尔哈赤崛起以后，其中心从费阿拉迁到赫图阿拉，建国后根据战争的需要初迁界藩，再迁萨尔浒，终于一次大迁徙来到辽东。稍后，国都迁沈阳。顺治元年又一次大迁徙，迁入山海关以内，建立全中国的统治。弃故土，据新地，是狩猎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传统。但大规模地迁徙汉人，是出自圈占汉人土地分给女真人的需要，所以说计丁授田和迁徙汉人是民族压迫政策。
后金对汉人还因其投降的迟早和是否抵抗而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凡是在进占辽东以前，在赫图阿拉时已归降的，在汉人中的地位最高。汉人中的各种工匠和在农业方面有特殊技能的，也能受到优待。
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 年）八月，明廷派孙承宗以辅臣身分经略辽东。孙承宗使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加固宁远城墙，积储粮草，屯聚重兵，配置西洋火炮，阻遏住了努尔哈赤的凌厉攻势，使之按兵不敢深入者数年，辽西失地也渐次收复。其后由于孙承宗遭权奸魏忠贤嫉恨，被朝廷罢斥，改由高第代行辽东经略。高第到职后，下令尽撤关外守备，退入山海关。袁崇焕拒不执行高第的错误命令，决心死守宁远孤城。努尔哈
赤以为是良好战机，于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 年）正月十四日亲率大军13 万，于二十三日兵临宁远城下。经过几昼夜的激战，后金兵大败，损失惨重。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竟然惨败在宁远城下，悲愤至极。努尔哈赤积郁成疾，八月六日，病势加重。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与世长辞，终年68 岁。
第四节 皇太极继汗位及其新举措
努尔哈赤病死，汗位继承人问题，立即成为后金政局的焦点。努尔哈赤生前曾有以长子诸英为继承人的意向，也一度授权褚英处理军国要政。但诸英作风跋扈，不善于团结甚至排挤诸兄弟，遭到贵族势力的孤立，使努尔哈赤放弃了以诸英为继承人的设想。后来以罪幽禁褚英，并下令将他处死。褚英死后，努尔哈赤曾有意以次子代善为继承人。代善虽然军功显赫，但缺乏政治才能，在汗位继承问题上与诸弟存在尖锐矛盾，诸弟也百般制造口实攻击代善。这时又发生了代善与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关系暧昧的事，以及代善次子硕托投明未遂一案，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放弃以代善为继承人的想法。
选择汗位继承人的两次挫折，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改弦更张。天命七年（1622 年）三月，努尔哈赤发布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汗谕"，这是努尔哈赤为死后设计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最主要之点是在努尔哈赤死后，大大地限制汗位继承人的权力，提高八大贝勒集体共治的权力。这种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是根据女真族的贵族政治原则制定的，是八旗旗主联合主政的形式。强调"同心谋国"，共议国是，在政治上汗王与八和硕贝勒处于平等的地位，国家大事的决策，军事义务的承担，掠获品的分配，司法权的行使，都要经过八家共议才能决定。经济上的一切利益，要坚持"八分"分配的原则。对汗王的拥立或废黜，也要通过八旗共议才能决定。规定以后推举的共主称国主，不称汗，八旗贝勒称王。原来强调一切必须听从汗的命令，现在强调国主必须听从八王的话，如不听从，可以更换。原来由父汗任命大臣，现在规定由八大王共同议定任命大臣。
努尔哈赤去世前后，在八旗和硕贝勒中拥有的实力是不平衡的。汗王努尔哈赤拥有两黄旗，谁能继承汗位，谁就能得到这两旗。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拥有两红旗。皇太极拥有正白旗，褚英之子社度拥有镶白旗，莽古尔泰拥有正蓝旗，舒尔哈齐之子阿敏拥有镶蓝旗。就当时的实力而言，皇太极不及代善，但因代善政治上失意，失去了被拥戴的机会。而皇太极声望较高，又有较强的政治军事才能，结果被拥戴，于天命十一年（1626 年）九月一日即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之继承汗位，是合乎女真贵族共议国政制度的。在他即位时，谈到他应当承担的义务时说，应当"上敬诸兄，下爱子弟，国政必勤理，赏罚必悉当，爱养百姓，举行善政。"在这几项义务中，"上敬诸兄，下爱子弟"最为重要。因为皇太极之所以能即位，是由八家女真贵族共同拥戴的，对拥戴的报偿，就是尊重和保护各贵族的权益。
在努尔哈赤当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误。影响全局的失误，是对汉官汉民的政策。屠杀、镇压、奴役的结果，激起汉族各阶层的反抗，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皇太极即位后的当务之急，是调整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使汉官汉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缓和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在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四天，就颁布了一项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在颁布这项法令以后的第三天，又颁布了一项新的重要法令，改善汉人的社会地位，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个新法令说：今后停止筑城等过重的劳役，使民人可以"专勤南亩，以重本务"。新法令还说：在社会上"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判罪犯，承担"差徭公务"等，不得差别对待。不准诸贝勒及其下人，对庄屯人民进行勒索扰害。
努尔哈赤病死，后金面临着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的问题。宁远一败，锐气大挫。经济上也发生危机，严重缺乏粮食和布匹。由于努尔哈赤晚年的失误，需要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总结和调整。在明朝方面，崛起于陕北的农民军已呈燎原之势，也需要争取一个喘息时间。于是，"妥协"、"议和"，便有了可能，皇太极抓住这个时机推行他的"议和"策略。
努尔哈赤死，皇太极即位，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了一个34 人的使团到沈阳，吊唁努尔哈赤之丧，并祝贺皇太极即位。使团受到热情的接待。皇太极派员回访，并致书袁崇焕，表达了停战议和的意向。明朝方面，对金议和问题刚刚提出，很快就成为朝廷里派系斗争中某些人攻击政敌的借口。在议和期间，皇太极又乘机出兵朝鲜，打败毛文龙，回军围困锦州，魏忠贤及其党羽认为这些军事上的失算都是"议和"造成的，弹劾袁崇焕不救锦州。天启七年（1627 年）七月，袁崇焕被迫辞去辽东巡抚职务，议和也就停顿下来。
明熹宗死，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及其党羽彼清除，去职的袁崇焕被召回，以兵部尚书衔出任蓟辽总督。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 年）正月，派员吊唁天启帝之丧，并贺新君即位，同时表达恢复议和的意愿，但毫无结果。复职的袁崇焕热衷于他的"五年复辽"计划，对后金方面的议和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态度。皇太极在推行全面议和策略的同时，也推行地方性局部议和的策略，但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崇祯二年（1629 年，金天聪三年）十一月，后金兵突然出击，克遵化，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帝误中皇太极反间计，以"倡为和议"、"卖国欺君"等罪名，将袁崇焕下狱处死。此后对金议和问题，成为明朝官员中的极大忌讳。
在调整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以及推行"议和"策略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加强了对明军明将的争取工作。在永平之役中初见成效，争取了相当一批明军中下级军官如马光远等人投降。在大凌河战役中，争取明军明将的工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明朝在东北地区著名的主力军"祖家将"中，除主帅祖大寿本人外，计高中级军官30 余人都归顺了后金。祖大寿的子侄亲属，也有五六人之多。这30 余人中，绝大多数是辽东镇出身，原籍各卫所的"辽将"，这些辽将是祖大寿的"关宁铁骑"的班底，使明朝长期培训出来的辽兵辽将，损失殆尽。接着是争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原属毛文龙部的明军，归人皇太极麾下。这些部队都是训练有素而且有实战经验的，装备也比较好，有火炮、鸟铳，有水军、兵船。这些装备，正是后金军队所最缺乏的。后金的武装力量，自吸收了"祖家军"的辽兵辽将之后，又接纳了孔、耿、尚三军的"毛家军"的精锐，大大地增强了作战能力。这就为皇太极组成他的"外族军团"，创造了条件。
天聪五年（1631 年），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皇太极所建立的六部，是以明朝的六部为模式的。明朝的六部是没有中书省、没有丞相的六部。后金仿明制设六部，承袭的是明朝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六部都直属于汗，由八旗贝勒分别掌管部务。这样，皇太极与诸贝勒的关系，变成了君臣隶属关系。天聪十年（1636 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崇德改元前一个月，即天聪十年（1636 年）的三月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这是继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动。五六月间，还设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统治机构。完善中央统治机构的过程，就是削弱八旗贝勒的实权、逐步集权于中央的过程。
满族社会中沿袭着一种很古老的婚姻习俗。崇德改元之后，皇太极进行了坚决的改革，规定："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同时还改革了"夫死妻殉"的陈旧习俗。天聪六年（1632 年）一位满文改革家达海，改进了初创时期的满文。他利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的办法，区别原来难以区别的语音，使之更适合表述日益丰富的女真语言。习惯上把未加圈点的满文称之为"老满文"，天聪六年以后己不通用。经过改进的满文称之为"加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有了本民族的文字，就可以用来书写各种文书，记录历史，翻译汉文书籍，这对于如日东升的满族来讲，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有力地促进了满族的兴盛和发展。
第五节 统一东北及入关袭扰
皇太极称帝，清国政权机构日臻完善，国力军力都有很大增长。但是它的地盘，仍限山海关以东。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如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山海关等等，这些据点是清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统一东北并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必须拔除这些据点。从崇德六年（1641 年，明崇祯十四年）开始，对锦州采取了长期围困方针。对于明朝来说，这些据点所形成的一条防线，是拱卫大门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但是，这时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在河南、湖北飞速发展，杨嗣昌兵败自杀。两面受敌的明朝，正以全力对付农民军的进攻，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出任蓟辽总督，挽救辽东危局。这次救援锦州的大军，包括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号称13 万人，都是明军中的精锐。洪承畴是一位富有实战经验的统帅，他所率领的明军，是分别由八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的。兵虽是精兵，但明末的将帅是骄横出了名的，临阵能否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最大障碍。急于求成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了一个名叫张若骐的人任兵部职方郎中，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这个张若骐虽是五品小官，但职权很大，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又一障碍。
皇太极把清军部署在明军的南面，在明军的背后形成一种大包围态势。明军的战略意图是在松锦之间与清军决战，现在却被清军切断了后方的供应，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洪承畴主张决一死战，而各部总兵官主张南撤。战斗刚刚开始，大同总兵王朴乘天黑率部逃走，其他各部争先恐后地向杏山方面狂奔，遭清军伏兵阻击，损失惨重，被消灭5 万多人。洪承畴率残卒万余人退回松山固守。不久，松山城破，总督洪承畴被俘。锦州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遂率部下出降。洪承畴被俘后不久也投降了，是当时降清的明朝最高职位的官员。洪承畴与祖大寿的降清，标志着皇太极争取汉人政策的成功。松锦战役结束之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皆被清军占领，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明清间的战争，还有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即清兵对明国内地的长途奔袭，是清对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长途奔袭，开始于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率后金兵绕过山海关，从北面长城口进入，对北京实行突然袭击。此次得手后，曾多次深入内地进行袭扰。天聪六年（1632 年），皇太极远征察哈尔林丹汗，回军深入大同、宣府等地袭扰。对明内地的奔袭战，规模大的共有三次。
第一次大规模的奔袭战，由阿济格、阿巴泰等率领清军，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 年）八月十二日抵达长城脚下。皇太极又派多尔衮、多择另领一支部队佯攻山海关，以牵制明军。阿济格率领八旗将士约10 万人马，分三路入独石口，扑向北京北面的延庆州，突入居庸关，攻取昌平州，并迫使明总兵巢丕昌投降，焚毁了明熹宗朱由校的陵墓--德陵。清军未围北京，而是从西山脚下奔良乡，转掠沙河、清河等镇，旋攻陷定兴、房山、宝坻、文安、永清、郭县、迁安、雄县、安州、定州、香河、顺义等州县。阿济格向皇太极报告此次长途奔袭的战绩是：大军直入长城，过保定府，至安州，攻克12 城，战56 次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179820。北京附近城乡，遭到严重破坏。明兵部尚书张凤翼与宣大总督梁廷栋援救不力，引咎自杀。这次奔袭战自五月三十日出发，八月三十日过冷口东归，九月二十八日返抵沈阳，总共用了四个月，但作战时间不过二十五六天，大部分时间在途中奔驰。
第二次大规模奔袭战，从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八月二十七日出发，至次年的三月返回，历时半年有余。参加这次大规模奔袭战的清军共分两路：左路以多尔衷为主帅，豪格、阿巴泰为副帅；右路以岳托为主帅，杜度为副帅。皇太极则率大军佯攻锦州、宁远，以牵制明军。右路军先行，于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北的墙子岭毁坏长城冲入内地；左路军于九月四日离沈阳，九月二十八日至青山口，乘明军无备，毁边墙突入。清军越过迁安、丰润，至通州以西地区，绕过北京，南下涿州，向西穿行，分兵八路，于京师南部各县往来掳掠。清军蹂躏京师南部数十州县之后，突然转头南下山东。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清军攻陷济南，明朝官员及德王眷属大部被杀，德王朱由枢被清军活捉并押往沈阳。清军对繁华的济南府城厢，对山东的许多州县，大肆屠杀掳掠。二月间，多尔衮才率清军经天津卫，渡过运河东归。三月间，仍从青山口出关，返回沈阳。此次奔袭战，清军所获战果，据多尔衮和杜度分别向皇太极提出的报告说：左路共克城34 座，降6 城，败敌17 阵，俘获人口257880。右路共克19城，降2 城，败敌16 阵，杀明二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共100 余员，生擒亲王、郡王、奉国将军各一，俘获人畜共204423，掠得金共4039 两，银共977406两。
崇德七年（1642 年）十月，清军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奔袭战。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率领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等军出发征明。这次清军从界岭口毁边墙进入，攻陷山海关附近的石城和雁门关。清兵沿运河南下，攻陷山东充州府，杀死明鲁王朱衣孤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诸王、官吏数千人。攻克3 府，18 州，67 县，共88 城，降6 城，所获黄金12250 两，白银2205270 两，珍珠4440 两，俘获百姓369000 口，牲畜321000 头，其他锦缎皮货无数。
以上三次大规模的奔袭战，都是绕道边墙隘口，采取突然袭击方式，长驱直入。大肆掳掠之后，迅速返回，不在内地停留。掳掠的对象主要是人口、牲畜、金银珠宝和布匹。这种掠夺性的奔袭战，对明国是极大的消耗，而对于缺乏劳力、物力和财力的清国则是及时的补充。
第六节 入关前夕消除后顾之忧和解决心腹之患
16 世纪90 年代，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兵侵犯朝鲜，明朝出兵协助朝鲜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使朝鲜和明朝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朝鲜的存在，是金国势力发展的后顾之忧。控制朝鲜或征服朝鲜，成为金国对明作战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皇太极在战略上是先征服蒙古，再征服朝鲜，最后全力攻明。
天聪元年（1627 年）正月，皇太极为了缓解攻明的后顾之忧，决定用武力迫使朝鲜就范。他派大贝勒阿敏和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率大军进攻朝鲜。朝鲜防御薄弱，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攻陷平壤。朝鲜国王遣使求和，阿敏派代表与朝鲜订立"平壤之盟"。盟誓之后，阿敏违反誓约，纵兵抢掠3 日，获大批财物人畜而回。
金国此次用兵朝鲜，目的在于以武力迫使朝鲜切断与明的关系，使其在金明交战中倾向于金或保持中立。这个目的并未达到。朝鲜虽然战败，但不愿就此屈服。对议和条件，采取敷衍态度，仍与明保持君臣关系，以物资和船只支持明对金的军事行动。至于金国要求朝鲜与明断绝关系一事，朝鲜国王李倧明确向皇太极表示："敝邦之于明朝，君臣分义甚重，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
天聪九年（1635 年），金国取得了征服漠南蒙古的胜利之后，皇太极从内部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心最后解决征服朝鲜的问题。崇德元年（1636 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攻陷义州，势如破竹，平壤、汉城先后陷落。朝鲜被迫订城下之盟。盟约内容主要有："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浩命册印。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目期限不得有误"。朝鲜国王李倧上书皇太极，表示接受条款，并公开表示："自（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以前则为明朝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自此以后，朝鲜由明的藩属国变成清的藩属国，清的后顾之忧已经解除，惟一的斗争对象就是明了。
正当清朝势力入主中原的条件正在逐步形成的时候，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清国皇帝皇太极突然死去。由于死得突然，来不及确定皇位继承人，甚至连立嗣的原则也没有来得及确定下来。暂时的权力真空，必然会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当初努尔哈赤提出的关于继承人选的原则，即八贝勒公推共主、共治国政的原则，已不适用于皇太极新建立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
皇太极猝死后，满洲贵族中有实力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主要有几大势力。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论其长子地位、军功和才能，又有两黄旗及正蓝旗三个旗的支持，是继承皇位的理想人选之一。二是多尔衷，皇太极之弟，能力强，权势大，威望高，有两白旗和其他旗中个别势力的支持，也是皇位继承权的有力竞争者。三是代善，资历最老，地位最高，据有两红旗的实力。但他年老体衰，无意争夺皇位。所以，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多尔衮与豪格之间进行。而代善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支持谁或反对谁，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镶蓝旗主济尔哈朗，倾向于任何一方，对权力斗争的结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皇位继承权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纷争之后，出现了一个妥协折衷方案。这个方案是由聪明过人、善出奇谋的多尔衮提出来的。他提出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6 岁的福临继承皇位，并由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为辅政王，摄理国政，待福临长大之后再归政。这个方案的主要之点是立了皇太极的儿子福临，是一个可为多方面所接受的方案。既完全排斥了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豪格，又安抚了主张立皇子的两黄旗的势力，使他们放弃原来拥戴豪格的立场。对于起初赞成立豪格的济尔哈朗来说，在这个方案中他是幼年皇帝的辅政王之一，也是一个受益者，自然不会反对。对于多尔衮来说，他是这个方案的最大受益者。虽然放弃了对皇位的争夺，但是却得到了辅政王的地位，为将来攫取更大的权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于整个满洲贵族来说，这个方案避免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权力斗争，平稳地实现了权力转移，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崇德八年（1643 年）十二月十五日，由摄政的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定议，召集诸王贝勒大臣等宣布了一个重要决策。这个决策有两个要点，一是宣布国家大政的决策权，今后属于两位摄政王，不再由众贝勒大臣公议；二是国家的重要行政部门--六部，今后不由贝勒贝子兼理，而改由六部的长官--尚书受理。这样一来，多尔衮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最高的决策权，也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而把贵族势力排除在外。多尔衮虽然没有登上皇帝的宝座，但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却超过了皇太极在世时期。不是皇帝，胜似皇帝。多尔衮实际上是以摄政王当政。他很想攻下尚在明总兵吴三桂手中的宁远，以打开山海关大门。但清军的进攻，未能得逞。只要宁远还在明军手中，清军就不可能通过山海关进入中原。他写信给李自成，建议"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字，富贵共之"。这封信没有到达李自成手里，即使到了李自成手里，李自成也不会采纳这个建议。因为拥有雄兵百万的李自成，己有独力推翻明朝统治的能力，无需找人合作，更不会把已经到手的胜利拱手送与别人分享。
第二章 建立全国统治的努力
（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
从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在40 年的时间里，中国出现了清朝、明朝和农民军三大势力相互角逐的局面。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趁农民军推翻明朝政府之机开入关内，逐渐在角逐中占据了上风。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举行了即皇帝位的大礼。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等清初统治者剿灭了农民军和南明小朝廷，实施了适应汉族地区发展水平的统治制度，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思想。成功地建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
第一节 清朝的建立与民族矛盾的激化
一、明朝的覆亡
就在清军厉兵秣马，准备从辽东南下，夺取中原的时候，农民军从西部向北京发起了进攻，推翻了明朝政府。明朝末年，朝廷政治极度混乱。统治集团长期分裂争斗。大小官员一味避祸自保，贪污纳贿。崇祯帝为人刚愎自用，偏执急躁。他痛恨大臣腐败，便任意责罚，在位17 年，先后更换内阁大学士50 人（被流放和处死各两人），刑部尚书更换17 人。煎线统军将领，稍有失误，就被免职或处死。领兵总督先后被处死8 人，巡抚被处死11 人。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将领越来越少，且人人自危。军队因朝廷拖欠和军官克扣，发不出军饷。士兵衣食不济，或哗变索饷，或劫掠扰民，已无纪律可言。崇祯末年，天灾疾疫不断，干旱、洪涝、蝗灾、天花，接踵而至。腐败的明朝当局不但无力赈灾，反而因辽东战事加派税饷--"辽饷"、"剿饷"、"练饷"，号称"三饷"。每年三饷征银2300 余万两。百姓不堪忍受，纷纷揭竿而起，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几经周折，逐渐强大起来。其中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支队伍最具实力。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的农民，21 岁时应募做驿卒，后来参加农民军，成为首领，号称"闯王"。张献忠是陕西延安卫人，曾在明军当兵，后发动农民起义，自号八大王。就在清国解决了继位危机并派出军队攻打宁远的时候，李自成占领了西安。第二年（顺治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自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初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从西安出发，兵分南北两路，进攻北京。一路上，大顺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二月初占领了山西太原。
农民军从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发出文告，称"五年不征，一民不杀"，还派人扮作小贩四出宣传大顺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各地人民纷纷迎接大顺军。二月下旬，李自成率农民军主力经大同、阳和（明宣大总督驻节处）、宣府，于三月十五日抵达居庸关下。明朝居庸关守将总兵官唐通和太监杜之秩开关迎降。明朝西北全境失守。崇祯帝困守北京，十分焦急。过去每逢辽东等地有事，朝廷常抽调陕西三边的精锐部队应急。现在，陕西的精兵悍卒归李自成所有。崇祯帝无奈，想调吴三桂入卫，又担心辽东空虚，迟迟拿不定主意，贻误了时机，直到三月份才下令吴三桂入关勤王。
这时，朝廷上又有人提出南迁之议。按照明朝的两京制度，南京一直保留六部，是陪都。崇祯帝曾和大臣讨论过迁都南京，或派太子南下监国，因他迟疑不决，问题被搁置。这时，他想自己南下，派大臣或太子留守北京。廷议时，大臣或不表态，或主张太子南下监国，没有人迎合他。崇祯帝大发雷霆，不许人再提去留问题。从此，明朝断绝了迁都的后路。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开抵北京城下，包围了北京，并从西直门、平则门（阜成门）、彰仪门（广安门）等处攻打城门。明朝守军器械不足，人员有限，官军加上宫中小宦官才勉强够一垛一卒。这些乌合之军根本不敢迎战，一味龟缩城上，拖延时日。十八日夜里，农民军大举攻城，一太监打开彰仪门，起义军进入南城。
崇祯帝得知城门失守，命太子及永王、定王跟随太监出城躲藏。他对皇后说："大势去矣！尔宜死！"皇后自缢而死。他砍死了几个嫔妃，又对15 岁的长公主喊道："胡为生我家！"举刀砍了长公主和小公主。随后换上平民的衣服，带领几百名太监奔向齐化门（朝阳门）。守军不肯放行，他们又由崇文门抵达正阳门，口称太监奉命出城，欲夺门而出。正阳门守军以为他们是奸细，举弓下射。崇祯帝又急又怕，转身返回皇宫，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上万岁山，自缢而死。崇祯帝死后，南明谥称为思宗，后改毅宗。清谥称为怀宗，后改庄烈帝。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攻下内城各门，整队人城。中午，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青布战袍，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护卫下，由德胜门进入北京，经承天门迸驻皇宫。明朝官员除极少数（20 余人）自杀殉国外，绝大多数都跪倒在大顺军脚下，叩首投降。先后投降者达两三千人之众。
大顺军从西安出发，只用了3 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整个黄河流域，横扫千军，灭亡了统治中国276 年之久的明朝政府。这一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农民军的领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很快就暴露出农民阶级的许多弱点。大顺军推翻明朝后，立即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设吏、兵、礼、工、户、刑六部，由农民军将领刘宗敏统一节制。军国大事由李自成、刘宗敏和另一农民军将领李锦共同议定。为了选拔官吏，充实政府，新政府还宣布对明朝的官员进行录用，并开科考试举人。明朝官员得知这一命令，大喜过望，一时间居然有几千人申请被录用。
大顺政府建立得过于仓促，李自成又是最具农民本色的统治者，他仍然坚持实行农民阶级的恐怖统治，劫富济贫，追赃助饷。凡是被录用的明朝官员，均被刘宗敏勒令助饷。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 万两以自赎，小官最少也得1000 两。大学士魏藻德交出1.3 万两黄金，仍被打死。已故皇后的父亲周奎被打死之前，交出白银50 万两。据说，当时北京被打死的官员和财主有1000 多人。后来，勒饷愈演愈烈，甚至殃及平民百姓，遭到京城人民的怨恨。
李自成知道了这种情况，召集将领并责问他们说："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将领们却不以为然，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大顺军在北京追得助饷银据说有7000 万两。将领战士各有体恤，多的上千两，少的也有三四百两。有的人已经考虑携资回乡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大为削弱。
大顺军勒饷的消息传到山东、河北、河南，官僚地主恐惧万分，纷纷召兵买马，抗拒大顺政权，杀逐大顺委派的官员。大顺的处境日益恶化。李自成作为起义军领袖，对身边将领过于讲哥们义气，在将领们滋生骄傲情绪时，又不能行使权力约束他们，谋土宋献策看到这种情况，发出了"我主马上天子！"的哀叹。
李自成除了在政治上有诸多失策之外，在军事上也有些麻痹，他自恃实力雄厚，甚至没有部署必要的军队防御辽东的清军和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以至于不久之后大败于山海关，果然成了"马上天子"。
二、山海关之战
顺治元年（1644 年）正月，多尔衮从蒙古部落处得到大顺军占领西安的消息，决定介人角逐。这时，李自成正率领大顺军向北京挺进，根本未把地处东北一隅的清国放在眼里。甲申三月，吴三桂放弃宁远，奉诏"勤王"的消息传到盛京，大学士范文程立即上书多尔衮，称"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他建议趁大顺政权立脚未稳，迅速出兵与之争夺天下。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征调八旗70 岁以下，10 岁以上的全部男丁，组成大军。于四月九日率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谋士范文程、洪承畴和明朝降将孔有德等人，大举南下。临行前，顺治帝特别授予多尔衮奉命大将军印和一切赏罚及攻取方略均可便宜行事的特权，并指示王、大臣等"事大将军如事朕"。清军行至半途，听到了吴三桂与大顺军交战的消息。原来，吴三桂率领宁远和山海关守军5 万余人人卫京师，三月二十日行至河北丰润，得知李自成已于一天前占领了北京，立即退驻山海关，并派人打探留在京师的父母和家小的消息。李自成以吴三桂父亲吴襄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劝吴三桂投降。吴三桂接受了李自成的4 万两犒师银，允诺投降。二十二日，他将山海关交给李自成派来接防的唐通，然后率领军队开赴北京，朝见李自成。行至途中，他遇见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农民军拘禁了他的父母，夺去了他的爱妾陈圆圆，还大肆拷掠明朝大臣，心中大怒，立即回师山海关，赶走唐通，据关自守。
李自成闻变，于四月十三日亲帅大军6 万，号称20 万，讨伐吴三桂。同行的还有大将刘宗敏，及明太子、定王、永王、吴襄等人。吴三桂见大顺军发兵，一面派人去见李自成，口称真心降顺，请求缓师，一面，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给多尔表送去书信，许诺裂土封疆请求清军帮助他袭击农民军。李自成接到信后，信以为真，果然放慢了进军速度。多尔衮接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即改变了进军路线，直奔山海关。多尔衮还写信给吴三桂，要求他投降称臣，并允诺晋封藩王。四月二十日农民军到达山海关，是时，吴三桂已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布兵列阵，双方于四月二十一日向石河和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展开激战。到了傍晚，吴三桂已经招架不住了。是日夜间，清军赶到山海关。吴三桂亲自出关迎接多尔衮，杀白马黑牛，对天盟誓，并当场按满族习俗剃了发。他们约定吴三桂的军队一律用白布系
肩，以便识别。二十二日，大顺军自山北至海滨排列一字长蛇阵，与吴三桂交战，战斗十分激烈。中午时分，双方已精疲力竭，忽然刮起大风，风止之后，多尔衮一声令下，阿济格、多铎带领清军从大顺军的阵尾杀出，直捣其中间。大顺军以百战精锐做拼死抵抗，但经不住这支生力军的左冲右突，不久阵脚大乱，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正驻马高岗观战，见有清兵，叹道："此满洲兵也！"急忙下令撤退。大顺军被清军追杀40 里，一路退到水平。李自成在永平杀了吴襄，二十六日退到北京，又杀了吴三桂全家34 口。此时，大顺军已兵败如山倒，士气低落。李自成见无法固守北京，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忙举行登基典礼，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第二天，放火烧了皇宫，车载妇女辎重珍宝，狼狈地撤出北京，向西转移。
他占领北京42 天，直到最后一天，才登基作了皇帝。
三、迁都北京
多尔衮在山海关击败大顺军之后，马上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拨给他马步兵各1 万，命他为逐杀大顺军的前驱，自己则亲统八旗劲旅，直奔北京。多尔衮还向军中诸将申明，此次出兵是为了夺取天下，沿途不得杀害无辜，劫掠财物，焚烧庐舍，如有违约，从重治罪。清军一路传檄明朝地方官，声明要为他们报君父之仇，宣布"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永平、昌黎、滦州、丰润等地的明朝地方官员，相继开城迎降。五月一日，多尔衮行至通州，获得李自成放弃北京西逃的消息，立即命令阿济格率领吴三桂尾随追击。他自己则于第二天陈列仪仗，从朝阳门进入北京，在武英殿升座，受到明朝官员的顶札膜拜。李自成兵败如山倒，一路被吴三桂等人追杀，在河北真定（河北正定）退入山西，派精兵扼守固关，自己率领大队人马向陕西方向转移。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初，是很谨慎的。他在争取汉族官僚的支持，巩固新取得的胜利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第一，多尔衮在到
达北京的第三天，下令为崇祯帝发丧。官民戴孝三天，礼部太常寺以帝后的葬仪埋葬崇祯帝和皇后。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布改朝换代结束，清朝已经继明朝之后，成了中国的正统。第二，多尔衰下令沿用明朝旧规，对明朝官员既往不咎，不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不论是否降服过大顺，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没有作过官的山林隐逸，也一概收罗录用。第三，在经济上，多尔衮宣布"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对恢复中原地区原有的经济生活，是有益的。多尔衮还宣布除正额赋税外，明末的三饷等额外加派一律蠲免，以收拾人心。第四，宣布文官衣冠，暂用明朝旧制。清军在进入北京的当天，曾颁布过剃发令，引起百姓怨恨，多尔衮专门为此宣布暂时撤销剃发令，以缓和民族矛盾。清朝的这些措施，很快就收到效果。如清朝召徕明朝官员的命令发布后，原已逃匿的文武大吏，纷纷带着明朝的户口钱粮兵马册籍，到新政府报到，并使之很快地运转起来。不久，北京冠盖如故，恢复了都市风貌。顺天巡抚宋权曾归附过大顺，他说："我封疆臣，国亡无所属，复故主仇者，即吾主也。"这话代表了许多明朝官员的心思。宋全降清后为清朝出谋划策，协助清朝捕杀瓦解境内大顺军数千人，收复了畿辅地区四路二十一州县的土地。除畿辅地区之外，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的明朝官员，或凭借手下的明军，或在籍的地主武装，袭击农民军，捕杀大顺委派的官员，投降清政府。清政府用了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就占领了山东、山西的大片土地。多尔衷占领了畿辅及周围地区之后，立即把迁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满洲贵族中许多人持有大肆劫掠一番，返回盛京老家的守旧观点。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就提出杀戮一番，留诸王镇守，大军返回盛京，或退守山海关的主张。一时间，北京谣言不断，如：七八月份清军要班师东归；八月份要屠民，小皇帝至北京，将下令屠杀汉人，杀尽老壮，只留孩童，等等。为此，多尔衮在六月份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大臣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宣布迁都北京，并当即委派亲信大臣返回盛京，迎接顺治帝的车驾。他下令除留少量官兵镇守辽东外，绝大多数满洲贵族、兵丁奴仆，及盛京的帑银、存粮一律搬至北京。为肃清谣言，他还特地告谕百姓"民乃国之本"，朝廷不但不会任意杀戮，而且"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
九月，顺治帝到北京。十月一日，告祭天地，正式宣布即皇帝位，定都北京。同时大封功臣，以多尔衮功最高，命札部建碑纪绩，加封为"叔父摄政王"。其余功臣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多尔衮的对头豪格曾被削去王爵，这时也恢复了肃亲王爵位。随后，清政府发动了征服全中国，建立大清一统天下的战争。十月十九日，以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吴三桂、尚可喜统兵西行，直下西安，讨伐李自成。六天之后，又发布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摧毁福王政权。清政府迁都北京，无疑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策。满族在迁都过程中，完成了民族大迁移，加速了与汉民族的融合，这对满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国将多年积攒的帮银和粮食运至北京，为被天灾人祸破坏殆尽的中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对清政府建立全中国的统治，完成朝代的更替是十分重要的。
四、李自成、张献忠的相继覆亡
李自成退回陕西后，仍有大军数十万之众，实力相当雄厚。他想趁清朝在京师立脚未稳，向其发起反攻。顺治元年（1644 年）七月，他发布北伐文告，声称要打到辽东，灭亡清朝。从夏季开始，大顺军攻克井陉，进逼大同。秋天，李自成亲自出马，统率大军驻扎韩城，调集山西大顺军两万人，配合河南驻军反攻怀庆，并连连获胜。清军河南一线告急。多尔衮接到怀庆告急的报告，大为震惊，立即令多铎所部由南下改为西进，解怀庆之围。多铎接到命令后，率孔有德、耿仲明火速赶到怀庆，先击败大顺军，然后乘胜由孟津渡河，途经洛阳，到达潼关。清军此役志在必得，不断调兵增援，还配备了先进的大炮。李自成深知形势险恶，亲自与刘宗敏率领大军增援潼关，企图保住这一入陕门户。他指挥部队依山列阵，深挖壕沟，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十二月二十九日，双方开始交战，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直到第二年正月十一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开潼关城，并大举进攻。李自成抵挡不住，连夜率主力部队撤回西安。十二日，多铎攻下潼关，随即率军向西安方向挺进。阿济格也击败大顺军在陕北的守军，经绥德、延安，进逼西安，与多铎形成夹击之势。十三日，李自成放弃西安。十人日，多锋占领西安。清军占领西安后，多铎奉命按原计划南下江南，阿济格则尾随农民军，一路追杀。李自成取道商洛，转入襄阳，又从襄阳进驻武昌。这时，大顺军除陕北守军被清军阻隔之外，有30 万人汇集武昌。不久，阿济格追击而至，大顺军出战不利，李自成引兵东撤。双方在九江决战，清军大获全胜，冲人大顺军老营，俘获大将军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及许多将领的家属。刘宗敏后被杀害，宋献策投降清朝。
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率军向西南转移，行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带领28 人查看地形，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被害牺牲，年40 岁。李自成死讯传回大营，大顺军将士聚在一起大哭一场，剿灭了通山县地主武装。从此各部分散，分别在湖南、湖北继续抗清。
张献忠农民军是以四川为基地与清军对抗的。张献忠与李自成一直不和。大顺曾任命四川节度使，并派往四川赴任，张献忠怒不接受，将其赶出四川。李自成自北京败退西安后，这两支农民军仍然不和。张献忠甚至派兵攻取陕西汉中府，与大顺军以兵戎相见。
顺治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人们又称这支农民军为大西军。大西国设左右丞相、六部，开科取士，委派地方官。又整顿兵马，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分统大兵。四人拜张献忠为父，均改姓张。张献忠亲自统领老营，称为御营。他在四川追拿缉捕明朝宗室、地方官员和乡绅豪强，勒罚饷银，实行严厉的统治。
顺治二年（1645 年），清军进攻陕西，李自成和张献忠仍然互不相顾。李自成败亡之后，张献忠便直接暴露于清军之前。十月，清军派人招抚，张献忠置之不理。十一月，清朝任命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领兵进攻四川。顺治三年正月，又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西征，于五月攻占汉中。九月，张献忠命四将军各领兵10 万，自成都北上迎敌。十一月，大西军将领刘进忠派人到清营接洽投降，并带领清军入川。豪格在入川途中，得知张献忠驻扎在西充县，立即派鳌拜为先锋，自己率大军紧随其后。太军衔枚而进，一昼夜疾行300 里，次日黎明到达西充。张献忠根本没料到清军已进入四川，接到报告后仍然半信半疑，甚至未披戴盔甲，只带少数随从出营观察敌情。大西军数十万将士，也毫无战斗准备。张献忠行至凤凰山，遭到清军偷袭，猝不及防，中箭阵亡，大西军将士战死数万人。孙可望等四将军抵挡不住清军的凌厉攻势，急忙收拾残部南撤，退人贵州、云南一带，继续抗清。
豪格指挥清军乘胜追击，先后占领遵义、内江、资阳等地，后因地方屡经战乱，经济调敝，无法解决军粮，才被迫撤兵。
第二节 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和南明的覆亡
清政府建都北京之后，长江以南汉族人民反抗清军民族征服的战争仍在继续发展，此起彼伏。明朝官员先后拥立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室藩王，在长江中下游和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的大旗。其中，以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尤为壮烈。在民族大义感召下，李自成大顺军余部投附到南明旗帜之下，张献忠余部也联合桂王抗清。
一、弘光政权的灭亡
明朝中央政权被李自成农民军灭亡后，南方的半壁江山还在明朝官僚手中，这些官僚以复辟明皇朝相号召，在南方重建明朝小朝廷，历史上称这些小朝廷为南明。
南明的第一个政权是弘光政权。"甲申之变"后，明朝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决计重建明朝，拥立新君。是时，明朝宗室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都在江淮一带避难。福王血统与崇祯帝最亲近，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阉党阮大铖相勾结，要拥立福王。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和东林党系统官员则因明末党争对福王心有疑虑，拥戴潞王。马士英先下手为强，派兵将福王送到南京，造成既成事实。福王于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初二日在南京监国，十五日正式称帝，定明年为弘光元年。史可法、高宏图、姜曰广、马士英、王铎为大学士。十九日史可法到扬州统领军队，马士英则以拥立之功，深得福王信任，在内阁掌权。弘光政权拥兵50 万，控制着淮河下游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人力物力资源均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首，本来是有力量与清军抗衡的，可惜，弘光政权奉行的是"联虏剿寇"的国策，一心要借用清军力量剿灭大顺军。福王派遣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大仆寺卿马绍愉为使臣，到北京感谢清军将大顺军赶出北京--"剿逆"的功劳，请求与清军同心杀灭"逆贼"。内阁议定的与清朝谈判的原则是：不屈膝辱命，保持天朝体统；割让山海关外土地给清朝；每年赠给清朝岁币10 万两白银。九月，使臣到达北京，送上黄金1 万两、白银10 万两、绸缎10 万匹作为酬谢清军剿逆的礼品。还给吴三桂送去了晋封他为蓟国公的敕书和赏赐他的10 万石大米。
清朝这时已根本不把弘光小朝廷放在眼里，直到十月十四日，才由大学士刚林接见左懋第等人。刚林见到明使，指责道：我们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勤王，突立皇帝，这是何理？左懋第立即解释当今皇帝是万历皇帝嫡孙，臣民拥戴，承袭大统。现正操练兵马，欲与清国相约杀贼。刚林未等左懋第说完，冷冷地打断他的话，说不必多言，我国不日发兵下江南。明使请求祭告崇祯帝陵寝，也被阻止。吴三桂接受了礼品，根本未接见明使。
十一月，明朝副使陈洪范降清，允诺南下招抚明朝诸臣，才被放归。左懋第和马绍愉被扣留北京，成为清朝阶下囚。
弘光小朝廷"联虏剿寇"的计划破灭后，因清朝南下大军途中转入陕西作战，又苟延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糊涂的弘光君臣仍未把力量放在抵御清军上。朝廷上最有威望的史可法在知道和议已经破裂的情况下，还上书福王请求速发讨贼诏书，派大兵征剿李自成农民军。朝廷上天天争论先剿西面的大顺军，还是先征东面的清军，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坐失良机。
福王政权被马士英把持。福王深居宫中，忙于营造宫殿、演杂剧、饮醇酒、淫幼女，醉生梦死，不问政事。朝廷大臣多是昏庸无耻之徒，大学士王铎为福王宫殿书写的楹联竟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更可悲的是大敌当前，朝中官员仍在闹党争，东林党官员自视为正人君子，在朝堂上攻击异己官员。马士英则荐举阉党阮大铖入阁，排挤东林党高宏图、姜曰广等人。他们互相攻讦，全不以大局为重。弘光朝的武官则互相争夺地盘。武官刘泽清驻淮北、管辖淮海区；高杰驻泗水，管辖徐泗区；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寿区；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和区。四镇各有额兵3 万，粮饷就地自筹，所得城池，归本镇管辖，实际是跋扈的军阀。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又与朝中官员相勾结，参与党争。刘泽清曾受马士英调唆，上书指责东林党官员。史可法受命督师，四镇并不听节制，只有高杰钦佩史可法的为人，还肯听从调遣。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原为明朝总兵官，号称有兵20 万，是阻挡农民军的屏障。他也介入了党派之争，与马士英闹对立。东林官员多依附于他，以为靠山。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弘光朝的财政也面临困境。小朝廷是在仓促之间勉强拼凑起来的，没有任何财政积累。朝廷名义上拥有50 万大兵，却发不出军饷，因此也无法控制江北四镇和左良玉。各地将领因争夺恼地而相互猜忌，纠纷不断。马士英等朝廷大臣借口筹集军饷，搜刮民财，卖官鬻爵，招得百姓怨恨。民间流传"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等谚语。小朝廷威信扫地。
小朝廷在内忧外患之中勉强支撑了半年多。顺治二年正月清军攻占西安，二月，大将军多锋从西安移师河南，沿途招降大顺军将领，挥师出虎牢关，兵分三路南下，直取归德。清军大兵南下，小朝廷的内讧却日益加剧。正月，四镇中的高杰受史可法委托，率军北上抵御清军，中途被许定国设计杀害。许定国降清，高杰部众四散。三月底，左良玉因李自成兵临武昌，要躲避大顺军，同时受朝中东林官员的鼓动，率大军沿长江南下，提出"清君侧"，要清除马士英。马士英见左良玉来势凶猛，急忙抽调史可法和江北将领抵御左军。四月初，多铎攻下归德，占领河南，挥兵直下江南。归德是弘光朝在河南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失守，淮南一线告急。史可法奏告朝廷，提出清军大敌当前，应以抗击清军，守卫淮南为主。马士英却扬言"宁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手"，仍重点防御左良玉。清军趁江淮空虚，渡过淮河，四月十八日开抵扬州城下，次日开始攻城。驻守扬州的史可法奉调抵御左良玉，行至浦口，听说清军来攻，立即返回扬州。他调令各镇来援，各镇俱不听命，只有总兵官刘肇基率兵2 万，与史可法共同守城。二十四日，清军调来红衣大炮，向城内猛轰，二十五日攻克扬州。城破后，刘肇基督兵巷战。史可法被清兵掳去，多铎敬重他的为人，劝他投降，他以我此来只求一死，严辞拒绝，三日后被害。多铎痛恨扬州人民顽强抵抗，纵兵在城中杀掠十日，繁华的扬州变成一片废墟。史可法死后，明军溃败。左良玉在东下途中病死，他的儿子左梦庚率领马步兵13 万之众，投降了清朝。
五月初九日，清军自瓜洲渡过长江，长驱直入，到达南京城下。福王朱由崧出奔芜湖，被清军俘获押送北京，于次年遇害。马士英弃城南逃，后来也死于清军之手。五月十五日，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30 名大臣打开南京城门，跪迎多铎进城。闰六月，清军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涝降清。江北明军23 万也先后投降。弘光小朝廷灭亡。
二、隆武、浙东政权和抗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弘光政权灭亡之后，钱谦益曾经向多铎献策说："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烦用兵。"清朝统治者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改南京为江南省，应大府为江宁府，对江南人民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于顺治二年（1645 年）六月十五日颁剃发令，命令民众剃发易服，将汉族装束改为满族装束，剃发不如式或剪而不剃者，罪至论死，这就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在汉族人民看来，尊奉这个刚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朝廷的命令，改变汉族自古以来的习俗，是奇耻大辱。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城人民的反抗尤为惨烈。
江阴是长江下游的商业重镇。六月二十八日，已投降清朝的江阴知县方亨发布剃发令，全城闻讯，立刻骚动起来。次日，江阴百姓推举代表，向方亨请愿，请求留发，遭到拒绝。群众当场骂道："你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作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几天之后，周围百姓鸣锣持械，拥人城中，揪出方亨，扯破他的官服，杀死清朝派来监督剃发的士卒，据城而守。秀才许用等百余人在文庙集合，提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四乡百姓10 万余人闻风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虽三尺童子，也誓死战斗到底。距城五六十里的农民也自备粮食，进城参战。清政府几次调兵，攻打江阴，都遭到江阴人民的拼死反击。江阴人民守城80 天，直到八月二十日，才被清兵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攻入城中。江阴陷落之后，百姓又展开激烈的巷战，誓死不肯屈服。清军痛恨江阴人民顽强抵抗，在城中屠杀三日，"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据说被害者达17 万人，全城百姓仅13 名老小幸免于难。
在江阴人民武装抗清的同时，嘉定人民也发动了反剃发的起义。嘉定人民于闰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六日和八月十六日，三次举行起义，武装反抗剃发令。三次起义都被清军镇压，嘉定也三次惨遭屠城之祸。嘉定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先后共有十几万人参加起义，牺牲约2 万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嘉定三屠"是江南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又一悲壮事件，也是清军野蛮镇压人民反抗的又一例证。
这一时期，吴江、苏州、松江、昆山、嘉兴、太湖等地的人民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牵制了清军的兵力，延缓了清军南下的进程，使浙东、福建的明朝官员和缙绅地主得以重新组织力量，建立浙东鲁王政权和福州唐王政权。鲁王政权是明兵部尚书张国维和举人张煌言建立的。顺治二年六月，张国维、张煌言共同迎接在台州避难的鲁王朱以海至绍兴，建立临时政权，号称监国，不立年号，是为鲁王政权。
唐王政权是闰六月建立的。原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泉州总兵官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在福州拥唐王朱聿键即皇帝位，改明年为隆武元年，福州为福京天兴府。是为福州唐王政权。
唐王、鲁王与福王不同，他们都以抗击清军，复仇雪耻为己任。唐王曾经称赞江阴人民抗清壮举，"我家（明朝宗室）子孙，遇到江阴三尺童子，也要尊敬"。他们对于农民军余部和民间自发的抗清斗争，也能够互相联络，主动配合。
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陷于分裂，各部分别在刘体纯、郝摇旗、李锦、高一功带领下，向长江以南转移。清朝多次招降，都被拒绝。他们向唐王政权表示愿意共同抗清。唐王在福州听说，大为振奋，命何腾蛟督师湖广，坐镇刘体纯、郝摇旗营，堵胤锡总制李锦、高一功军。李锦赐名赤心，高一功赐名必正，晋封侯爵，挂龙虎将军印。他们的军队赐名忠贞营，李自成夫人高氏（在高一功军中）封为贞义夫人。郝摇旗赐名永忠，授援剿左将军。何腾蛟将农民军整编为13 镇，组成10 余万人的抗清大军。
大顺军联明杭清后，湖广的抗清力量骤然增加，很快便掀起了南明抗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顺治二年冬，大顺军余部向清朝发起进攻。李锦发兵围困荆州。刘体纯帅军北伐，过宜城，攻襄阳、均州、邓州，破竹林关人陕，兵锋直指关中。何腾蛟率郝摇旗进攻岳州，并敦请唐王亲赴赣州，收复江西。抗清的形势虽好，唐王和鲁王政权却因自身的问题，无法有效地承担领导责任，抗清高潮也未能持久。
就在这年十二月，贝勒勒克德浑自江宁率满蒙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直逼湖广，解荆州之围。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正督兵开赴荆州，援助李锦。他的军队在长江遇见勒克德浑的船队，根本未弄清青红皂白，便放弃了原来的防区，掉头向南狂奔，一直奔到湘潭、衡州一带，方才驻足。何腾蛟驻足之后才得知清军是偷袭忠贞营，在庆幸之余，他竟没有将这一重要敌情，通报正在江北率忠贞营作战的李锦。
清军未费一兵一卒便通过何腾蛟防区，横渡洞庭湖，从后面两翼包抄，袭击忠贞营。城内清军也趁势杀出，对忠贞营形成夹击之势。李锦等未料到清军主力会从后方杀来，直到哨兵来报，还将信将疑，结果措手不及，遭到惨败。堵胤锡丢下在危难中的忠贞营，逃回常德。忠贞营兵败之后，一部分投降了清朝，一部分在李锦、高一功带领下，一直退到襄阳附近，才摆脱清朝追兵，转入夔东山区（即川鄂边区，亦称"西山"），重整兵马，图谋再起。
这时，刘体纯的北伐军也遭到清军西北主力的围剿，战败后转入陕南山区，与大顺军留在陕南的残部会合，坚持武装抗清。荆州之战是第一次抗清高潮中关键的战役。忠贞营遭到惨重的打击，精锐几乎全部损失，大顺军余部从此无力独当一面，承担抗清重任，这次抗清高潮也随之削弱。荆州败后，江北抗清各军次第失败，清军立即转为进攻，从荆州、岳州两路南进，半年之内便攻下湖南和粤东地区。自大顺军余部兵败之后，唐王和鲁王失去屏障，直接暴露于清军之前。情势危急，唐王和鲁王却不能共赴国难。他们因两政权并立，名分难定而产生矛盾，互挖墙角。清军于顺治三年二月发兵南下，五月渡过钱塘江，六月攻下绍兴，八月浙东八府全部陷落。从此，鲁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监国空衔，但长期漂泊海上，先后依附于张煌言、郑成功等人，已经名存实亡，难有作为了。
鲁王政权灭亡之后，清兵继续南下，攻取福建。这时，唐王政权的处境也十分不利。唐王政权一直被控制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原为海盗，靠海上贸易起家，是福建的首富。唐王的财政开支全靠郑芝龙供给。郑芝龙一心要保住自己的财产地位，暗中投降了清朝，写信密告洪承畴，称"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非一日也"。清军开进仙霞关，郑芝龙果然撤去守军。清军长驱直人，很快就占领了泉州、福州。郑芝龙在家乡南安投降了清朝。唐王从延平向西逃奔，在汀州被清军追骑捕获，押回福州杀害。
唐王朱聿键死后，他的弟弟朱聿浮海逃往广州，十一月一日称帝，十二月十五日被清军俘获，绝食而死。福王政权灭亡。
三、永历政权和抗清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唐王死后，顺治三年（1646 年）十月十四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十一月十八日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历史上称这个政权为永历政权。
永历政权初建时，控制的领土只有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及湖广、广东之一部，这些地区（除湖广、广东的部分州县外）大部分是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土地贫瘠，且被大小军阀占据。处于如此不利之地理环境，又有情军大兵压境，可是，永历朝却仍然内讧不断。清朝派降将李成栋征剿永历小朝廷。十二月，李成栋攻入广州，次年正月占领肇庆，向桂林进军。桂王先从肇庆逃往梧州，又经桂林北走全州，在武岗稍作停留，途经柳州、象州、南宁等地，到处逃亡。仅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他逃遍粤、桂、楚三省，行程近6000 里，左奔右突，活动范围日益缩小，累累若丧家之犬。可是，就在顺治五年，这个小朝廷居然绝处逢生，遇
到新机遇。
清朝在征服江南的过程中，或用明朝降将在军前开路，充当马前卒，或用他们维持各地秩序。可是，最高统治者对这些降将始终存有戒心。而降将因手中握有兵权，期望值往往比较高，改换门庭后一旦捞不到相应的官职，也会心理失去平衡，继而受到人民抗清精神的感召，萌发故国之思。顺治五年，江南出现反正之风。左良玉部将金声桓在弘光政权覆亡后降清，曾平定江西，残酷镇压各地的抗清运动。清朝只授给他提督之职，满洲贵族有时甚至持势凌辱他。金声桓在明朝就是提督，降清后不但没升官，反而受到挤兑，于是便萌发了反意。 清朝大吏听到风声，一面上报朝廷，一面向他索要财物。金声桓索性于顺治五年（1648 年）正月逮捕了清朝大吏，反清归明。金声桓反正后，广东提督李成栋，大同总兵姜瓖等许多降将竟相效仿，甚至清朝在晋北、晋中和陕西、甘肃的驻军也纷纷倒戈归明。
随着这股反正之风，南明的抗清运动掀起了又一次高潮。何腾蛟、堵胤锡率领大顺军余部收复了湖南大部，四川的各路兵马也归附了永历小朝廷。到了顺治五年年底，永历政权先后控制了贵州全省和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它的影响甚至达到黄河以北。永历政权控制的地区虽然广阔，但它既发不出军饷，也无权调动指挥各支队伍。各支抗清武装拥兵自重，矛盾丛生，因此也难逃被清军各个击破的命运。
从顺治五年春季开始，清政府几乎出动了全部八旗精锐，镇压抗清运动。四月，多尔衮任命他的亲信固山厄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固山厄真何洛会为副，开赴江西，将金声桓围困在南昌城内。永历小朝廷催促李成栋救援，李成栋行至半途，即屯兵观望。南昌被围8 个月，粮尽援绝。顺治六年正月，清军攻克南昌，金声桓兵败自杀。金声桓死后，李成栋唇亡齿寒，暴露于清军之前。二月，李成栋被谭泰击败，在溃逃中因甲重坠马，溺死。
山西方面，清廷任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平西大将军，率兵围困大同姜瓖所部，顺治六年二月，多尔衮亲自出征，坐镇雁北督战。这时，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反清力量所控制。姜瓖不与这些反清力量联络配合，反而孤军困守大同，与清军商讨投降条件，讨价还价，一直拖延到八月，城中粮尽，饿死多人，一部将造了反，杀死了姜瓖和他的弟弟，将大同献与清军。山西各地被清军次第平定。陕甘地区和山东的抗清运动也于是年失败或转入低潮。北方的抗清高潮退落。
就在"反正"诸军相继败亡的同时，永历小朝廷又闹起内讧。四川方面的南明部队内部打了起来，互相仇杀，使四川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清军趁势扩大地盘，至顺治七年已占领了四川大部分地区。湖广方面，清廷任命济尔哈朗为征远大将军，领兵进入湖南。何腾蛟却置大敌于不顾，因与堵胤锡争功，将堵胤锡和忠贞营排挤到江西，他自己则因兵力不济，被清军俘获，惨遭杀害。忠贞营战败之后退入广西。整个湖广又为清军所有。
忠贞营退入广西后，水土不服，疫病流行，李锦等人相继去世，部队严重减员，加上内部矛盾和永历小朝廷党争的影响，内部发生了分裂。高一功等失望之余，离开了永历小朝廷，回到夔东地区，自谋发展。
永历小朝廷在忠贞营离开后，处境更加险恶。顺治七年（1650 年），清政府加封辽东降将孔有德为定南王，领兵进攻广西；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进攻广东。十一月尚可喜占领广州，孔有德攻陷桂林，明军作鸟兽散。桂王从肇庆出逃，途经浔州、南宁，不断向西逃窜，身边的随从也不断减少。顺治九年二月，他逃至大西军余部的地盘，寻求庇护。这时，他身边的随从只剩下稀稀拉拉的50 人了。从此，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重要城镇，都被清军占领。
四、孙可望"国主"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清兵南下之后，因江南地区掀起两次抗清高潮，军事进展时断时续，直至顺治九年（1652 年），兵锋始终未能到达云南、贵州两个西南边远省份。大西军余部也恰恰是利用这个空隙，在云贵地区建立起政权的。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公推孙可望为"国主"，设六部、寺、院等官，管理军政大事，并建立州县政权机构。除此之外，他们还澄清吏治，减轻赋税，训练军队。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因未受战乱影响而得到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孙可望还与永历政权建立了联系，于顺治九年正月将桂王接到贵州安隆，安顿下来。从此，孙可望"国主"政权接受永历年号，举起复明抗清的旗帜，掀起了第三次抗清运动高潮。
三月，大西军余部兵分三路，出师北伐。一路由李定国率马步兵8 万，进军全州、桂林；一路由刘文秀率马步兵6 万，出兵四川；一路由孙可望亲统"国主驾前军"，移驻贵州，居中指挥。刘文秀人川后，攻破重庆，占领成都。清朝急调吴三桂救援四川。刘文秀过于轻敌，未等援军到达，即与清军决战，被其打败，退走之时，吴三桂不敢追击，对人说："生平未见如此劲敌"。清军虽胜，已无力再战，刘文秀占有四川大部。孙可望调刘文秀驻云南，四川一路再未取得进展。李定国一路于五月攻克沉州、靖州、武冈，乘虚突人广西，所向披靡，一连三次击败广西清军，又于严关与孔有德决战。李定国驱大象突击，大败孔有德。七月初四日，李定国攻克桂林，孔有德城破后自杀。李定国趁胜攻城略地，仅用了十几天就收复了广西全境。八月，李定国北伐湖南，连克州县。他出师仅7 个月，攻克16 府，32 州县，军威大振。孔有德死后，清廷大为震惊，出动10 万满洲精锐，以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进军湖广。李定国放弃湘潭、长沙，退守衡州。尼堪一面向朝廷发出"大捷"的奏报，一面亲率轻骑追击，一昼夜疾行230 里，十一月二十四日进入李定国设在林中的埋伏圈，被打得大败，拔刀力战，死于阵前。桂林和衡州之战，李定国大获全胜，接连击毙清朝两员亲王品级的大将，实为南明以来最辉煌的战绩，永历政权出现了所谓"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大好局面。
刘文秀、李定国出师后，孙可望率领"国主驾前军"开人湖南，于同年九月攻下沅州、辰州。李定国创下"两蹶名王"的战绩后，孙可望嫉妒李定国功高，不顾清廷正往衡州调兵，私下调走了他的一部分军队，还派人情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想借机杀了他。刘文秀的儿子派人把消息透露给李定国。李定国为避免冲突，领兵南下，退入广西。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追杀李定国，冯双礼不愿自相残杀，投顺了李定国。
李定国退入广西后，孙可望因急于北上立功，率军进驻宝庆。清廷调遣对付李定国的大军攻打孙可望。孙可望轻敌冒进，大败而归，固守宝庆，不敢再战。清军趁势占领了湖南的一些州县。从此，大西军全线转入守势，宝庆、武冈一带，成了两军对垒的分界线。到了顺治十年（1653 年），清军和大西军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相持局面。清政府派大将镇守湖南，于汉中、荆州、广州，形成一条防线。大学士洪承畴驻守长沙，经略湖广、两广、云贵地方。清军虽然不敢轻易南下，却也阻止了明军北上的势头。大西军余部则据有云贵、广西和湖广、四川部分地区，与清军相对峙。
李定国的锋芒受到内证侵蚀，孙可望更减发他的饷银，迫害他留在云南的将士家属，使他时时有后顾之忧。顺治十年，李定国两次围攻肇庆，均未得手，再攻桂林，又被清兵击退。翌年，李定国进军广东，事先，他与在福建坚持抗清的郑成功联络，约期进攻广州。可惜，这时已失去当年他与孙可望、刘文秀三路大军齐头并进，遥相呼应的大好背景。郑成功也未能如约会师。李定国出师不久，在广东新会被清军击败，一路退到南宁，手下将士只剩下6000 余人。孙可望不但不派兵援助，反而派4 万大兵切断他的退路，使他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更可悲的是，地处安隆的桂王不但不能设法弥合孙、李之争，反而使他们的裂痕不断扩大。桂王属下的明臣利用孙李矛盾，离间他们的关系。孙李关系破裂以后，桂王授意大学士吴贞毓给李定国送去密敕及"屏翰亲臣"的金印，请他前来保驾。不料被孙可望察觉，处死桂王50 余名大臣中吴贞疏以下的18 人，史称"十八先生之狱"。顺治十三年初，孙可望命刘文秀到安隆，迎桂王入黔。三月，李定国领兵到安隆，刘文秀转而依附李定国，共同将桂王送到昆明。桂王加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李定国派大将白文选去贵州，与孙可望议和，遭到孙可望拒绝。
顺治十四年七月，孙可望率兵14 万进入云南，与李定国决战。孙可望的部下不愿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一些人在阵前大呼"迎晋王，迎晋王"，跑入李定国营中。孙可望败归贵州，又被守城大将冯双礼闭门不纳。他在众叛亲离，失望之余，于同年十月到长沙投靠洪承畴，叛变降清。孙可望降清之后，大西军抗清运动亦走入穷途末路。刘文秀不久病故。李定国独自支撑桂王小朝廷，既要防备孙可望旧部的反叛，又要阻挡清军，首尾难顾。顺治十五年三月，清政府集中湖南、四川、广西三路大军，对大西军发动总攻击。李定国、冯双礼、白文选诸军先后战败，大西军全线溃败。十二月十五日，李定国拥桂王撤离昆明，向滇西逃走。后来，桂王与李定国失去联络，逃入缅甸，被缅人献与吴三桂。桂王父子于康熙元年（1662 年），被吴三桂在昆明缢杀。李定国听到桂王死讯，悲愤呕血，在猛腊病逝，时年42 岁。至此，抗清运动后期的主要力量大西军余部完全失败。
康熙二年，清廷调集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兵力会剿夔东十三家。十二月，10 万大兵攻击十三家军的据点天池寨，刘体纯战败自杀，郝摇旗等被俘牺牲，最后只剩下李锦义子李来亨被清军围困于茅麓山。李来亨宁死不屈，在缺粮断水的情况下坚持了8 个月之久，终于在康熙三年八月五日被清军攻破山寨，全家举火自焚，壮烈牺牲。自李自成退出北京以来，大顺农民军坚持抗清近二十年。至此，这支农民军最后被消灭。
五、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
李定国、桂王败亡后，据守福建地区的郑成功成了坚持抗清的主要力量。郑成功是郑芝龙长子，原名郑森。唐王政权建立后，唐王因政府财政诸事处处仰仗郑芝龙，对郑成功也另眼相待，亲赐朱姓，改名成功，授为御营中军都督。当时的人因此而称他为"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 年），郑芝龙降清之时，曾写信给逃至金门的郑成功，让他一同投降。郑成功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回信称："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从此他召兵造船，义无反顾地走上武装抗清的道路。这一年，他才23 岁。
郑成功公开抗清之后，郑芝龙旧部，唐王政权的文臣武将和东南沿海的抗清义士，纷纷投奔到他的麾下，他的部队迅速壮大。顺治四年四月，郑成功率兵进攻海澄，八月，与郑鸿逢合攻泉州，均被清军击退。翌年，他攻克同安，不久又失陷。后来，他移师清军尚未控制的粤东地区，招降了一些地方武装，缴获和征集了不少军需粮饷。这时，他得知桂王在广西称帝的消息，高兴得以手加额，说："吾有君矣！"立即派人前往祝贺，并改用永历年号。从此，开始了他与西南地区抗清力量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的新时期。
顺治七年（1650 年），郑成功从兄郑彩、郑联手中夺取了厦门，合并了他们的军队。翌年，他率兵南下勤王时，清军偷袭厦门。他闻讯返回，赶走清兵，以放弃职守罪杀了留守厦门的族叔郑芝莞，又以放走清军将领罪迫使他的堂叔郑鸿逵脱离部属，由金门隐退白沙。从此，郑成功不但完全控制了金、厦两岛，而且基本上掌握了郑芝龙的旧部，他的队伍成了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支抗清武装。
这时，鲁王带领张名振、张煌言穷蹩来归，郑成功不再提唐王和鲁王的往日恩怨，与二张互相推重，经营闽浙沿海。张名振在郑成功的支持下，四次北上抗清，创造了破镇江，登金山，设醮三日，遥祭孝陵的战绩。郑成功也几次应李定国之约，南下广东，打击清军。顺治十二年（1655 年），郑成功设立"六官"，分理庶政。清廷为了对付郑成功，下令实行海禁，断绝郑成功的物资接济。郑成功则因地制宜，利用郑芝龙的海上贸易系统，发展海上贸易，不但筹集了军饷，而且解决了物资匮乏问题。
郑成功和李定国互相声援，使清军顾此失彼，十分被动。于是，清军改变了策略，实行东抚西剿，一方面集中大兵围剿李定国；另一方面，令郑芝龙出面，写信招抚郑成功。郑成功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虚与委蛇，向清朝提出索地、增饱和不剃发的要求。他与清廷进行了三次谈判，同时趁机攻城掠地，占领了一些城池。不久，他与清廷谈判破裂，这时张名振已经病逝，大西军余部也因内讧，无法再与他配合作战。顺治十四年。十五年，因广西桂王告急，郑成功和张煌言曾两次率军北上，均以失败告终。顺治十七年，他们趁清廷会剿李定国之机，又一次北伐，从舟山溯江北上，夺瓜洲，克镇江，大军一直开抵南京城下。传檄大江南北，各地人民响应，官员归附。张煌言的先头部队甚至打到芜湖，沿途收复4 府27 州县。郑成功到南京城后，以为收取南京如探囊取物，不攻城，不打援，放松了警惕。清廷则举朝震动，顺治帝甚至准备领兵亲征。这时，清军远征云南的凯旋之师自荆州顺流疾进，来到南京城下，并与城内清军里应外合，大败郑军。郑军全线崩溃，损失12 员高级将领，士兵死伤过半。郑成功见大势已去，急忙沿江东下，返回福建。郑成功南逃，张煌言孤立无援，全军覆没。他只带一童一卒，从山间小路逃回浙江天台，图谋再起。郑成功因北伐失败和桂王小朝廷覆亡，处境日益困难，于是便准备收复台湾，另图发展。
台湾是福建的一个海岛，明朝末年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实行统治。郑芝龙当海盗时曾在台湾出没，他的部下何斌留在了台湾，后来当了东印度公司的通事。何斌曾劝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从南京败归后，何斌献上了台湾地图，地图上标有台湾的航道、荷兰人的兵力部署和炮台的方位。顺治十八年（1661 年）四月初，郑成功亲率大军2.5万人，大小战船数百艘，到达了台湾鹿耳门。在台湾人民支持下，郑军顺利登陆，占领赤嵌城，又围困台湾城9 个月。荷兰的台湾总督揆一走投无路，只得在投降书上签字，离开了台湾。从此，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倾注心力，建设台湾，改赤嵌为东都明京，设1府（承天府）2 县（天兴县、万年县），改台湾街为安平镇，在澎湖设安抚司。他还整顿纪律，组织将士屯垦，发展台湾的社会经济。次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年39 岁。两年之后，张煌言被叛徒出卖，死于杭州，终年45 岁。从此，东南沿海的抗清运动沉寂了。
第三节 清初权力斗争及各项政治经济政策
清朝初年，满洲统治集团因不适应入关后所面临的新问题而产生出许多新矛盾，有派系之争、新旧观念之争，也有满汉之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尖锐激烈。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些内部纷争中逐步地适应新情况，一方面指挥军事征服，一方面改变了满洲奴隶制旧规，建立起适应汉族地区发展水平的封建政治制度，采取措施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清初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
清初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多尔衮摄政阶段、顺治帝亲政阶段及康熙帝初政阶段。
（一）多尔衮摄政阶段
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主持迁都，劳苦功高，他一派系的贵族实力越来越强盛。多尔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又是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相辅相成，同步进行的。
入关之前，清国是由皇帝主持的诸贝勒、八大臣（即八旗固山厄真，合称八大臣）议政王会议统治的。诸贝勒平时分理政务，战时则受命统领八旗兵对外作战，这是一种皇帝主持下的贵族集体统治的制度。
多尔衮辅政之初，即与济尔哈朗宣布改变诸王贝勒与八大臣共议国政、诸王兼领六部的旧制，将议政权集中到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手中。同时，宣布停止诸王兼理六部事务及贝子、公管理部务。六部各任命尚书、侍郎管理。这一举措削弱了满洲王公大臣的政治权力。
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为辅政大臣，多尔衮能力更强，加之济尔哈朗在皇位之争时支持豪格，济尔哈朗自知无法与多尔衮相匹敌，便于顺治元年宣布，诸大臣奏事先奏多尔衮，自己甘居其次。顺治四年，多尔衮以济尔哈朗府第逾制为名，罚银2000 两，罢去辅政。这样，中枢权力都集中到多尔衮的手中。同时，他又加封自己的同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以加强自己派系的实力。
多尔衮有同母兄弟二人，其兄阿济格为一员猛将，入关以后追剿李自成农民军，招抚左良玉残部，立下赫赫战功。此人在政治上有些糊涂，曾反对迁都北京，主张洗掠一番，返回辽东。他还当面向多尔衮索要"叔王"称号。多尔衮只让他领兵打仗，从来不许他干预朝政和交接汉官。多铎多次挂印出征，收复南京，经略江南，征讨苏尼特蒙古，在政治上比较谨慎，因此也更受重用，被封为辅政叔王。
顺治五年，多尔衮继罢黜济尔哈朗之后，又除掉了他的对头豪格。顺治元年，多尔衮因豪格背后骂他，曾罗致罪名将豪格幽禁。小皇帝福临哭泣不止，饭也不吃，苦苦哀求，豪格才免于一死。清朝迁都北京之后，豪格因作战立功。恢复了肃亲王爵位。后来，他又先后率兵到山东镇压抗清义军，追剿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平定陕西、四川，射杀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得胜还朝，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慰劳。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部将冒功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顺治帝下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多尔衮不听，三月，豪格幽死狱中。豪格死后，多尔衮娶了豪格的福晋，清查拥立豪格的贵族，兴起大狱，牵连多人。济尔哈朗也被株连，降为郡王。多尔衮排除了豪格等敌对势力之后，权势更大了。在此之前，他以身体有"风疾"，已不再对顺治帝行跪拜礼，是年，顺治帝又封他为"皇父摄政王"（满语作"汗的父王"）。从此，贵族间的矛盾更为尖锐了。
顺治六年，多铎病死，多尔衮在贵族集团内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只有同母兄阿济格领有重兵。朝政由他的亲信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这三人都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处理，称"理政三王"。这时，多尔衮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已在贵族集团权力之争中取得绝对胜利。他常常告诫大臣对顺治帝要恭谨，并说："俟上春秋鼎盛，将归政焉。"
顺治七年，多尔衮因多铎英年早逝而心情不爽，到边外狩猎散心，十二月病死于哈刺城，年39 岁。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命令以皇帝之礼治丧，上尊号为"敬诚义皇帝"。从此，顺治帝开始亲政。
多尔衮是清朝的开国功臣。他率军入关，迁都北京，遣将西征，传檄江南，依仿明制建立对中原大地的统治，功劳盖世。他号令诸王贝勒，擅权跋扈，其中既有他个人对权势的热衷，也表现了清初统治集团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过渡的历史进程。顺治帝也是如此。
（二）顺治帝亲政时期
顺治帝亲政之后，清初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主要表现为顺治帝支持济尔哈朗反击多尔衷一系贵族、依仿明制进行政治改革和皇室纠纷。
（1）打击多尔衮一系的贵族
多尔衮死后，阿济格成了多尔衮一系最有权势的贵族。顺治八年正月，济尔哈朗在阿济格护送多尔衮灵枢返回北京的路上，以阿济格密谋作乱的罪名逮捕了他，将他削爵幽禁，在狱中赐死。随后，济尔哈朗又带领理政三王满达海、博洛、尼堪及内大臣共同上书顺治帝，攻讦多尔衮：独擅权威，不令济尔哈朗预政；自称皇父摄政王，僭拟至尊；构陷威逼，使豪格不得其死等等。顺治帝将多尔衮的罪状布告天下，下令追削多尔衮封爵，籍没家产入官，并将他掘墓鞭尸。
处罚了多尔衮之后，顺治帝又将多尔衮倚重的大臣和满洲贵族处死数十人，几乎铲除殆尽。内大臣何洛会、吏部尚书谭泰是多尔衮心腹，顺治帝先将何洛会正法，又将谭泰判处死刑，抄没家产。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刚林、祁充格都被认定有罪。满洲大学士刚林和祁充格被判处死刑，籍没家产，刚林死后还被灭族。汉族大学土范文程贬官认赎，宁完我降调国史院。理政三王虽然刚刚附和济尔哈朗攻讦多尔衮，也被降爵，停罢理政。不久，满达
海和博洛病死，尼堪在湖南衡州战死，从征诸将也以兵败议罪。
顺治帝为了防止大臣专擅，加强了被多尔衮削弱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先后任命30 多位满洲官员为议政大臣，还特地选派皇太极系统、拥立豪格、曾遭多尔衮迫害并且揭发多尔衮有功的大臣鳌拜、遏必隆、索尼、苏克萨哈为领侍卫内大臣（统领侍卫亲军）、议政大臣，参与议政。其中鳌拜、遏必隆属镶黄旗，索尼属正黄旗，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两黄旗与正白旗由顺治帝直接统领，成为新的上三旗（正蓝旗换出）。从此，以济尔哈朗为首的贵族控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
（2）依仿明制改革政治
顺治帝利用济尔哈朗清除多尔衮派系，在政治上，他与济尔哈朗是有分歧的。顺治帝主张依照明制进行政治改革。议论帝王治术时，他曾一再赞扬朱元璋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意在实行明制。这与多尔衮摄政时期的举措是相承袭的。济尔哈朗在政治上是守旧派。他上书提出皇太极曾担心后世子孙"沿习汉俗"，要求顺治帝效法努尔哈赤、皇太极，"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其用意为加强满洲贵族特权，反对承袭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除此之外，顺治帝为了加强皇权，对济尔哈朗也不得不有所限制。顺治九年正月，顺治帝下令解除济尔哈朗摄政大臣的职权，规定一切奏章不必再交济尔哈朗过目。随后，又以金册金宝加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以抚慰他。从此，济尔哈朗在朝廷上受到极高的礼遇，直到顺治十二年患病去世为止，他以满洲贵族首领的身份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但再也未享受过摄政大权。
顺治帝仿照明制对清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重要的改革有如下两项：改定官制--顺治帝下令撤除满洲旧有的内三院：弘文院、国史院、秘书院，销毁旧印。内三院满汉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东阁、文渊阁）衔，兼管某部尚书事，统称为内阁。另设翰林院掌管文翰。朝廷官衙和官员名称，均满汉文并用。满汉官员原来各有品级，满官高于汉官，这时一并划一改定。这样，实际上是提高了汉官的品
级和地位。
八旗官员原来只有满语名称，这时也确定了汉语名称。任用宦官--明朝的弊政之一，是宦官干政。顺治帝效仿明制，也将这一弊政承袭下来了。清朝原来没有宦官，顺治帝进入北京后，役使明代皇宫里的宦官，这些宦官由内务府统领。顺治帝亲政之后，设十三衙门（因宦官有乾清宫执事官、司札监、御用监等十三个部门）管理宦官。因明太祖朱元璋曾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顺治帝也依样效仿，命工部立十三衙门铁牌，明令宦官倘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诸事，"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虽然立有铁牌，顺治朝仍发生宦官吴良辅交接官员，纳贿作弊事件。吴良辅因受顺治帝宠信，当时并未治罪，直到顺治帝病死，才被处以死刑。有清一代，宦官干政之事仍然屡禁不绝，但因清代诸帝大多大权独揽，宦官干政的危害比明代有所减轻。
（3）皇室纠纷
顺治帝聪明过人，但异常任性，在宫廷生活中常常做一些不合礼法的事，也因此与周围的人有些不和谐。顺治帝生母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在朝廷上很有权威，朝廷大事，官员升降，顺治帝都是先禀告皇太后，然后行事。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是皇太后的娘家侄女，由多尔衮为他聘娶，顺治八年被册封为皇后。顺治帝对这位皇后十分冷淡，于顺治十一年将她废为静妃，移居侧宫。大学士冯铨等上书劝谏，顺治帝不听。第二年，皇太后又为顺治帝娶博尔济吉特氏之女，册为皇后，新后与废后为姑侄。顺治帝又与之不睦。顺治帝宠爱董鄂氏，顺治十三年立她为贤妃，十二月晋封皇贵妃。皇太后不喜欢董鄂氏。皇太后与皇帝后妃之间，也因此产生了许多矛盾。
清世祖福临御书"敬佛"石刻
顺治十四年以后，顺治帝信奉佛教禅宗，先后邀约江南禅师茆溪森、玉林琇、木陈忞等多人来京，驻于万善殿，不时与他们谈论禅机。顺治帝自称"痴道人"，董鄂氏也信奉佛法，顺治帝对她宠爱有加。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帝宣布亲征，受到皇太后斥责，他还执意要去，后经僧人（一说为耶稣会传教士）劝阻而作罢。顺治十七年，董鄂氏病死，顺治帝悲痛欲绝，得皇太后允准，追封为皇后，令茆溪森主持道场，诸臣以次致祭。
顺治帝因悲痛过度，决意出家为僧，已剃度净发，幸亏有玉林琇和尚自杭州来京劝阻，才再蓄发。顺治帝情绪消沉，不久染上天花，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病死，年24 岁。因顺治帝笃信佛教，世上遂有清世祖并非终于帝位，而是遁迹空门的传说。
（三）康熙帝初政阶段
顺治帝死后，孝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立顺治帝第三子，八岁的玄烨为帝，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因他的庙号为圣祖，历史上又称其为清圣祖。议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奉诏辅政。太皇太后以顺治帝的名义颁布遗诏，罗列顺治帝的十四条"过失"。其中有渐习汉俗，更张祖宗淳朴旧制；对皇太后未尽孝养，子道不终；对宗室诸王友爱之道未周；经营殿宇靡费甚多；董鄂妃之丧逾滥不经；任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知过不改等等。这个遗诏公开宣布排斥汉官汉俗，主张恢复清太祖、太宗旧制，代表了满族贵族守旧派的政治观点。
（1）四大臣辅政
宣布四大臣辅政之后，索尼因大臣辅政不符合旧制，恐诸王不服，跪告诸王、贝勒，请诸王、贝勒与他们共同管理国政。诸王回答说"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从此，四大臣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朝政。这就是辅政四大臣体制。
四大臣中，索尼是四朝元老，年最长。他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位居辅臣之首。康熙四年（1665 年），太皇太后又册立他的孙女为皇后，使他成为显赫的皇亲国戚。鳌拜立有战功，工于心计。遏必隆才智平庸，因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平日常常附和鳌拜。苏克萨哈是多尔衮旧属，与索尼、鳌拜不合，常有抵触。索尼和鳌拜成了主要决策者。四大臣自顺治十八年（1661 年）至康熙六年（1667 年）辅政，在太皇太后支持下，借口仰法祖宗，恢复了若干旧制。
顺治十八年二月，四大臣辅政后立即宣布革去十三衙门，内廷仍用宦官，由内务府统领。六月，宣布废除顺治帝设立的内阁和翰林院，恢复内三院。各设满洲大学士、汉大学士、满洲学士、汉军学士和汉学士。汉大学士定制为二员，内三院各一员。四大臣还改变了顺治帝满汉官员品级划一的规定，恢复了太宗时满官高于汉官的旧制。满大学士为正一品，汉大学士为正二品，满尚书为正一品，汉尚书为正二品，以下各级满官品级均高于汉官。
四大臣恢复祖宗旧制，最为扰民的要属更换圈地。更换圈地又与四大臣之间的权势之争有关。清初圈地时，蓟州、遵化、迁安诸州县的土地应划归镶黄旗，多尔衮因这些土地较好，将它划归自己所掌管的正白旗。圈地是清初弊政，顺治帝已于顺治十年诏令永行停止。四大臣中，鳌拜和遏必隆同属镶黄旗，索尼年老多病，鳌拜有遏必隆附和，权势渐大。鳌拜的弟弟穆里玛为镶黄旗都统、儿子那摩佛为领侍卫内大臣，侄子塞本得等为侍卫，他的家族在上三旗占据绝对优势。他交结了许多满洲重要大臣，以家族为中心结成死党，并一贯控制两黄旗，打击正白旗。康熙六年，鳌拜提出将镶黄旗圈地与正白旗交换。消息传出，当地农民惊慌失措，多抛荒不种。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属正白旗）、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奉命经理此事。他们三人均上书反对换地。鳌拜大怒，矫旨杀害了这三位大臣，强行更换土地，并以此为借口，继续圈占汉民耕地。此举名为换地，实为在京畿地区恢复推行圈地制。
鳌拜一举杀三大臣，康熙帝亦无法制止。从此，鳌拜结党擅权，权势更盛。康熙六年，康熙帝已14 岁，索尼眼见鳌拜日渐跋扈，心中不安，于三月上疏请康熙帝亲政。太皇太后不允，康熙帝留中不发。六月，索尼病死，七月，康熙帝得太皇太后允准，宣诏亲政。从此，清朝政局有了新的变化，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康熙帝亲政
康熙帝亲政之后，鳌拜继续专权。一切朝中大事，他均先在家中与党羽议定，然后再拿到朝中实行。有不肯依附者，则深文周纳，置之死地。辅臣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与鳌拜因换地之事，结怨较深。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帝刚刚亲政，鳌拜上疏诬陷苏克萨哈不愿归政，请求以大逆罪论处。康熙帝不允，鳌拜以康熙帝少年可欺，在御前攘臂力争，累日强奏，终于迫使康熙帝批准判处苏克萨哈绞刑，弟、子、侄、孙10 人处死，家产籍没，妻孥入官为
奴。
苏克萨哈死后，辅政四大臣只剩下鳌拜和遏必隆，遏必隆又依附于鳌拜，辅政四大臣体制，已蜕变成鳌拜个人专权，这就威胁到皇帝的权威，也引起朝中汉官的担忧。这时，太皇太后也由支持辅政四大臣转而支持康熙帝向鳌拜夺权。康熙帝以索尼的次子索额图为一等待卫，倚为心腹，命他训练身边的少年侍卫。
康熙八年（1669 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入见，康熙帝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一拥而上，将鳌拜拿下，交议政王审问。议政王勘问鳌拜30 条罪状，拟议将他斩首。康熙帝念他早年立有战功，将他革职拘禁，后来鳌拜死于狱中，他的弟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及主要党羽被处死9 人。遏必隆削职免罪。被鳌拜冤杀的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人平反昭雪。
清除鳌拜及其党羽，是康熙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他以16 岁的年纪，缜密果断地除去权臣，没有引起政治动荡，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从此，清朝在他的治理下，日臻繁荣昌盛。
二、对汉族官僚地主的控制与笼络
清军入关之后，即遭到各地人民激烈的武装反抗，后来，虽然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汉族官僚地主仍然在隐蔽的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与其相抗衡。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严刑峻法，牢牢控制汉族官僚地主，尤其是江南地主阶级；一方面提倡"以收拾人心为本"，笼络汉族上层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对汉族官僚地主控制与笼络两手并用、恩威并重的政策。
顺治二年（1645 年）五月，清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当年闰六月，多尔衮选派大学士洪承畴接替多铎主持江南大局，特地给他铸了"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洪承畴为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迸士，在明朝官至总督，与清军作战，兵败被俘，不久投降。他善于用兵，有政治谋略，又在汉族官僚地主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是招抚江南的最佳人选。洪承畴到达江南后，一边进剿南明小朝廷，一边发布告谕，宣扬朝廷德意，招抚江南土大夫，使不少明朝官员投降了清政府。
清政府还采用了所谓"使天下英雄入我毅中"的办法，举行乡试，网罗汉族知识分子。起初，还有许多人坚持气节，不肯应试。几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抵御不住"学而优则仕"的诱惑，忘记了故国之思，应试当官。到了顺治五年，朝廷中的汉族官员已经很多了。其中不但有辽东降清的旧臣，还有定都北京和占领江南后新附的汉人新官。江南人陈名夏，明崇祯时进士，官至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曾投降李自成，依附福王，最后投靠清政府，成为顺治帝的宠臣。清政府设立六部汉尚书后，陈名夏任吏部汉尚书。浙江海宁人陈之遴，明崇祯时进士。降清后被任命为礼部侍郎。经过他们的互相引荐提携，大批江南知识分子进入了清政府。顺治帝亲政后，多尔衮案牵连满洲权贵多人，满洲大学士刚林、祁充格被处死。汉族大学士卷入的程度有限，范文程、宁完我只受到夺官赎罪处分，不久就官复原职。
顺治八年（1651 年），陈名夏被擢任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次年被弹劾夺官。陈之遴继之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这时，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并任大学士，满族大学士只有额色赫一人。顺治十年（1653 年），陈名夏被任命为秘书院大学士。因吏部掌握用人大权，关系最重，顺治帝命陈名夏以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之遴为户部尚书，江南高邮人王永吉为兵部尚书。汉族官员逐渐掌握了朝廷上的实权部门，权势日隆。
汉族官员权势日隆，就不能不与满洲官员发生矛盾。汉族官员大量进入政府，又把明末党争积习和舞弊行为带人新政府。这样，朝廷上满汉大臣之间，及汉族文臣中汉军和汉人，南人和北人之间发生了各种矛盾。清朝统治者认为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对之深恶痛绝，十分警惕，甚至有意识地制造狱案，以肃清党争积习，并借此加强对汉族官僚地主的控制。
任珍案及其后果
顺治十年，汉军总兵官任珍因擅杀家人受到贬滴，家婢控告他居家怨望。顺治帝命九卿科道议罪。朝中满洲官员认为应当处死，陈名夏、陈之遴等27 名汉族官员却另持一议，认为任珍既不承认怨望，不能据以定罪。顺治帝见朝中汉官、满官各持一议，心中大怒，指斥陈名夏等人"溺党类而踵弊习"，并挖苦汉官说"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陈名夏因此案被罢免吏部尚书，仍留任大学士。陈之遴削衔罚俸，仍供原职。其他汉官均被酌量判刑。
任珍案之后，顺治帝先后任命范文程、宁完我为议政大臣。范文程、宁完我以汉军旗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在清代属特例，是特殊宠信。宁完我代表北人的利益，得势后便转而打击以陈名夏为代表的南人。顺治十一年，宁完我弹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揭发他说过"只需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及"庇护同党"等7 罪。宁完我还提醒皇帝，如果纵容陈名夏结党营私，将重蹈明朝的历史覆辙。陈名夏受审成狱，被处绞刑。一些由他引荐的官员也受到惩处。两年后，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也被御史弹劾"植党营私"、"市权豪纵"，发往盛京居住。
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1657 年），顺天乡试，与试生员4000 人，贡监生1700 余人，中额只206 名。因名额有限，考生四处钻营。考官也欲借此机会交接权贵，密许已达千人。榜发后，众考生哗然，有人状告考官科场舞弊。科场舞弊，清代以前也时有发生，案发后大多惩办舞弊者，从来未兴大狱。这次却不同，顺治帝借机兴起大狱。顺天案考官及中试者有30 多人被流徙，江南案中有19 人被处死，8 人流徙，其中大部分为江南名士。科场案是陈名夏事件后，对江南名士的又一次打击。
哭庙案
晚明以来，江南士子集会结社，议论朝政，蔚然成风。顺治帝对此深恶痛绝，下令严禁。顺治十八年（1661 年）初，顺治帝去世，苏州府设幕，命百姓哭灵三日。诸生金人瑞等借机率领土子聚于孔庙哭灵。苏州一带的习俗是诸生有冤屈，即到孔庙着儒冠撕裂卷堂文，称为"哭庙"。金人瑞等哭庙之后，向江宁巡抚朱国治进呈揭帖，控告吴县县令任维初贪赃枉法。朝廷认为哭庙之举违反禁令，将有关诸生不分首从，一律定为死罪。据说此案重辟者70 人，凌迟者17 人，绞死者数人，这就是所谓"哭庙"。
奏销案
明末清初，天灾人祸不断，社会生产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清军入关之后，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江南经济富庶，历来为政府的赋税重地。明末以来，江南地主规避赋税，拖欠钱粮，左右官府，已成为积习。清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命令江南地方官催征钱粮，并以征收钱粮是否满额为"考成"标准，决定官员的升迁。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死后，朝廷下达更为严厉的谕旨，限令地方官催征赋税。六月，江宁巡抚朱国治疏奏苏、松、常、镇四府抗欠钱粮缙绅13517 人，衙役254 人。朝廷命将现任官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结果，逮捕其中3000 余人械送刑部议处，次年五月始放还。这就是震动江南的"奏销案"。此案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主阶级，一时名士如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翁叔元都被降调或革籍（学籍）。己亥进土及第三人叶方蔼仅欠一厘，也被黜，当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整顿赋税，清理积欠，固然为政府日常政务，但清廷借奏销案兴起大狱，实际是借机整治江南地主缙绅，使之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俯首听命，不再对抗。
明史案
明史案是对江南地主缙绅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江南富户庄廷鑨购得明代天启朝内阁大学士朱国祯所著明史稿本，续补天启、崇祯两朝事，于顺治十七年（1660 年）由庄廷鑨署名刊刻。被罢免的归安知县吴之荣向杭州将军科魁告发此书对满洲多有斥责，庄家以重贿得免。吴之荣不死心，又于康熙元年（1662 年）告到刑部。刑部查处此事，将购书、校勘、刻工、刷匠及办理此案的一些汉族官员一并治罪，处死70 余人，充军者数百人。这就是"明史案"。明史案是因修史触犯禁忌而兴起的大狱，开创了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其宗旨为压制人民的反满思想，平息汉族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的对抗。
三、清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它所采取的措施
明末清初，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大规模的战乱，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再加上清政府的圈地、投充、逃人、禁海、迁界等倒行逆施，造成田园荒芜，人民逃移，社会生产调敝。清政府在多尔衮摄政及顺治帝亲政之初，就已经开始考虑它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了。顺治元年，多尔衮曾提出过"省刑罚，薄税敛"的主张。顺治三年，他更提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是，由于战争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激烈进行，再加上清政府初建，一切都没有进入正轨，清初的经济政策大致沿袭明制，同时掺杂满洲旧习，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当时，清政府在财政上人不敷出，十分困难。以顺治八年为例，该年政府需银1573.4万两，而各项赋税仅得银1485.9 万两，缺银87.5 万两。连年的征服战争需要大量钱粮，更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清军进剿云南贵州两省时，战火蔓延全国，各省兵饷1300 余万两。清政府为了收拾人心，曾宣布免除明朝的"三铜"，后因军费开支过大，又依明制逐年征收"加派"，一年多至400 余万两。加重税收，又必然导致人民逃亡和田园荒芜，造成恶性循环。如此巨额的财政亏空，实为大局初定的清政府能否巩固其统治的一大难题。
康熙帝亲政之后，清政府已经征服了除台湾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发展社会生产，康熙帝相应地调整了经济政策，采取措施改革弊政，与民休息。康熙十一年（1672 年），康熙帝发布诏谕"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康熙帝的道在不扰，实际就是恢复汉族地区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恢复封建经济。清朝统治者主要是从如下两方面采取措施：（一）废除清初带有奴隶制特点的圈地、投充及逃人法；（二）实行更名田，依仿明制改定赋役制度，编审人丁，调整经济政策。
（一）废除圈地、投充及逃人法
圈 地
满族在辽东实行的是奴隶制性质的计丁授田制。清军占领北京后，夺占京畿地区的土地，按计丁授田制，分给东来的诸王勋臣、兵丁，称为"圈地"。清朝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共没收汉人田地146766 顷，包括北起长城，南至河间；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的广大地区。圈占的土地名为无主荒地，其实，有主的田地、房屋都被圈占。圈地的人一到，田主登时被逐出，室中财物都被占有，甚至妻子儿女也被强行留下，只有相貌丑陋者才能带走。圈地不但严重地侵犯了汉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大大地激化了京畿地区的民族矛盾，而且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使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更加调敝。
康熙八年，康熙帝断然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无地旗人拨给古北口等处空地耕种。康熙二十四年又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结束了这项弊政。
投 充
满洲将士，上至诸王贝勒，下至八旗兵丁，都以打仗为职业，一般不从事社会生产。他们在京畿地区圈占了大量田地后，继续推行辽东的编庄制度，役使奴仆壮丁从事生产。汉族农民投靠满洲人为奴，称为"投充"。因有此制度，一些土地已被圈占但又不愿迁移的农民，也投靠了新的土地占有者。满洲贵族和替他们管事的庄头，更以投充为名，强迫失去土地的农民充当奴仆。据统计，当时投充人总数为9900 丁，连同家口当有数万人。这种生产关系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封建祖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增强。遵化州经过圈地和投充后，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彻底，根本没有剩余。如此，没有纳税的人丁，国课亏减，肥了私人，亏了国家，有人称之为"上下交困，莫此为甚"。
逃人法
清初与投充相关联的弊政，还有逃人问题。当时，逃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被逼勒投充者，他们不甘充当奴隶，陆续逃亡。另一种是满洲官兵从关外带来的大批奴隶。这些奴隶是清军历年人关掳掠的汉族人民（犯罪被罚为奴或买卖为奴者只是少数），他们不甘忍受压榨，思家心切，随清军进关之后大批逃亡。这就是所谓"逃人"问题。
顺治三年（1646 年），多尔衮谕兵部"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旗下奴仆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八旗生计，清廷为此制定了严苛的逃人法，设立督捕衙门，督捕逃人，惩罚窝主。逃人法规定查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原主。藏匿逃人者从重治罪，本犯处死，家产没收，邻里、甲长、乡约，各鞭打一百，流徙边远地区。逃人法对窝主惩罚较重，是一项维护落后奴隶制的法律。逃人法颁布后，并未阻止奴隶逃亡，他们逃回家乡藏匿或聚众自保，
因此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逃亡的奴隶和投充者在编庄内形同牛马，没有生产积极性，畿辅地区的社会生产也因此受到影响。
到了顺治六年（1649 年），奴隶逃亡者已如此之多，以至多尔衮发出了"逃亡已十之七八"的哀叹。康熙帝亲政之后，由于旗地上的租佃关系已逐渐发生了变化，旨在维护奴隶制的逃人法和督捕衙门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康熙帝逐渐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撤裁了督捕衙门。清朝统治者停止圈地、投充，废除逃人法，实际是宣告在汉族地区推行落后的奴隶制失败。在此之后，大规模的霸占土地、人口的现象停止了。满洲贵族恃势抢占土地，俘掠奴隶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
（二）实行更名田，改定赋役制度
清初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沿袭明制，恢复被战乱破坏的赋役制度。此外，并无重大兴革。
更名田
实行更名田是清朝统治者调整经济政策，恢复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更名田的土地是明朝藩王勋贵的藩庄封地，散布于直隶、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省。明亡后，这些土地有的荒芜了，有的被原先租种土地的农民占有，有的则落人地方豪绅手中。
清军人关之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地主，恢复封建秩序，下令明代的土地各归原主。这一命令颁发后不久，清政府开始圈地，把明代皇庄和王府勋贵的土地圈为旗地。因此，土地各归原主的命令从未兑现过。后来，又规定藩产"入官"，宣布清理废藩田产，或"变价"处理，或"召佃"征收租粮。由于"变价"银两一变再变，加上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即使多方招徕，买田和承种者都很少。
康熙八年（1669 年），康熙帝下令将仍未"变价"出卖的藩田分给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民地一样征收钱粮。这些土地"改人民名"，称为"更名田"。据统计，康熙年间更名田的土地约175126 余顷。在这些更名田中，山西、陕西、甘肃及山东、湖北多数州县，国家所课取的，仍以地租为主，特别是某些边远贫瘠地区，租额的负担相当重。还有些省份，如河南、湖南、安徽和直隶，因业经"变价"等缘故，已按照当地大粮地科则征赋，或大体与民
田科则相同。这样，在更名田内部，就课税形式而言，实际上存在着如下几种情况：（1）仍然征收地租的官田；（2）按照大粮地起科，基本上已经民田化的土地；（3）因调整科则，介乎民田和官田之间的那部分土地。
更名田虽系藩田，但并不是所有明代藩田康熙时统统改成更名田了，畿辅的一些土地已被圈占，四川、江西等省也有一些藩田并未改成更名田。应当注意的是，更名田即使照大粮地起科，承种土地之人也并未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好处，但它标志着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封建秩序而不断地调整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这对恢复藩庄废地的生产，无疑是有益的。
赋役制度改革
整顿赋役制度是清政府为了改善财政经济状况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清初沿袭明制，以田赋、丁役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因此，明末赋役繁重的种种弊端也沿袭下来了。尤其是明末以来，户口土地册籍多毁于战火，整顿赋役制度就更加显得迫切了。
清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和顺治帝亲政之初，就已经开始改革赋役制度。顺治三年，谕户部将明代乡官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一体均当，朦胧冒免者，该管官徇私故纵者，治以重罪。同日又谕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特遣大学士冯铨、户部尚书英俄尔代查核钱粮，并责成京师各主管衙门和地方抚按，严格查核，编纂《赋役全书》。由于当
时全国仍处于战争状态，编纂工作并未顺利进行。
顺治十四年（1657 年），户部右侍郎王弘柞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应征、起解、存留实数编列成秩，名为《赋役全书》。按《赋役全书》规定，钱粮则例，俱以万历初年为准，天启崇祯时的加增，尽行蠲免。地丁则开原额若干，除荒若干。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除荒以复奉谕旨为凭。每年由督抚核查，填入易知单内，照数办理。以后如有应增应裁者，由督抚汇集造册报部，以凭稽核。《赋役全书》分户部钱粮总册和各省分册，详细记载中央和地方
各项钱粮的收入和支出。由于钱粮收支不断变化，《赋役全书》也需要不断续修。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由于户口田地有所增加，朝廷重修《赋役全书》，只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称《简明赋役全书》。
清政府征收钱粮，沿袭明代旧例，发给纳税户"易知由单"，令其按期缴纳。后改用"串票"，一称"截票"，上列实征地丁钱粮实数，是田赋缴纳凭证。票分二联，一给纳税户，一存政府。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改为三联，除纳税户、政府各一联外，一联给差役，称三联串票。三联串票实行后，减少了官吏差役的侵渔，民以为便。
编审人丁
清初在编纂《赋役全书》的同时，还改革了人丁编审制度。顺治五年（1648 年），户部查照明代黄册制度旧例，行文各地编审人丁。所谓丁，是指16 至60 岁的男子，凡男子16 岁以上即以成年入籍，60 岁以上即以年老开除。编审只计人丁，户与口因与赋役无关，一律不计。少数省份如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仍沿明代旧制，向妇女征收盐钞银，册籍中计有妇女。还有一部分人，如享有优免权的官绅，依附于主人的奴仆，虽属16至60 岁的男性丁壮，也不在编审之列。从顺治十二年（1655 年）起，朝廷规定各地按明代旧例，或3 年编审一次，或5 年编审一次，以便及时反映不断变化的人丁状况。但是，由于编审项目过于繁琐庞杂，各地很难严格按照这些规定执行。结果往往以造册人的主观臆测上报，并层层敷衍。
每次编造的清册，各级政府和中央主管部门都要存留一份备查，需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这是当时的财力所难以承受的。虽然在顺治十三年、十七年多次加以简化，但仍显得繁琐而无实效。康熙七年，政府下令停止攒造黄册。此后，人丁编审仍为5 年一次，编审的同时，查核人丁所占的土地。每次编审，各地汇造"编审册"，其中载有地、丁两项内容，存于县一级地方政府备查。另有向中央主管部门呈报的"编审人丁清册"，只记人丁和丁银情况。编审人丁清册以县为单位，按照旧管、新收、开除、现在四类记载人丁及丁银总数，不计土田和田赋情况。
康熙十二年又制定了编审违限处分例，规定各地编审人员必须限期将编审人丁清册交送户部，否则经管各官依例议处。至此，编审制度日益完善。编审制度实际是实行赋税差役等封建剥削的措施。人丁被编审入册，即不能任意俘掠或逼勒投充为奴，实质上也是对满族奴隶制残余的一种限制。清初调整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并无重大兴革。但是，经过废除满洲奴隶制旧规，整顿赋税制度，社会生产逐渐有所恢复，社会秩序也得以稳定。人民饱经战乱之后，终于可以从事正常生产，重建家园了。这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第四节 清初的统一大业
自康熙初年，清政府即确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但是，南方的汉人军阀"三藩"和台湾的郑氏集团作为不可忽视的割据势力，仍然威胁着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朝的统治。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三藩起兵，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陕西、甘肃等地的汉族文臣武将相继起兵响应，连续攻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形成延续8 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据守台湾的郑经，也在福建沿海向清军发起进攻。年轻的康熙皇帝果断地平定了这场战乱，
完成了清初的统一大业。从此，清朝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一、三藩割据势力的形成
顺治元年（1644 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他披坚执锐，追击李自成农民军，从辽东一直打到云南，并留在云南，为清政府镇守边关。辽东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别领兵南下作战，被册封为王。耿仲明封靖南王，顺治元年死于江西，其子继茂、其孙精忠先后袭封王爵，后移驻福建。孔有德封定南王，驻守广西，顺治九年战死，儿子也死于战乱，无子爵除。尚可喜封平南王，驻守广东。史称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为清初三
藩（因孔有德爵除）。
三藩原为明末辽东军阀，藩兵只忠于藩王个人，实为私人武装。朝廷为激励三藩镇压农民军和南明小朝廷，规定每收复一地即可扩为藩地，三藩打仗十分卖力。藩兵按汉军八旗的规定编制，可与汉军同样圈占土地，享有诸多特权。三王分镇之后，各霸一方，位尊权重，逐渐与中央政府产生了矛盾。
吴三桂
三藩当中，吴三桂的实力最强，地位最高。他的军队都是百战精锐，骁勇敢战。他多年苦心经营云南地区，水陆要冲遍置私人，屯战攻守之宜，无不具备。他的世子吴应熊尚公主为和硕额驸，授三等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元年（1662 年），吴三桂擒获桂王，灭亡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因功被晋封为亲王。次年，朝廷敕谕云南贵州的总督巡抚听从吴三桂节制。从此，吴三桂在云贵节制督抚，总理一切，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官吏由吴三桂自行任免，号称"西选"。据说，当时西选之官几遍天下。吴三桂还用许多其他手段交结朝廷官员，培植党羽。他性喜散财结客，知县以上的官员到任后例谒王府，吴三桂必定设法罗致。对于督抚大吏，吴三桂更是不惜重金交结。遇有巡抚内召或离任，吴三桂必赠程仪，或10 万、或3 万不等，据说是"挥金如土为防口"。除了在云贵培植党羽外，吴三桂还在京师安插密探。他派人随同额驸吴应熊住在京师，以重金交结朝廷大臣，刺探朝廷动向。吴三桂的军队共有甲兵1 万，绿营及投诚兵6 万。他精心培养将校，操练士卒，囤积硝磺等军需物资。又开矿铸钱，征收盐税，同达赖喇嘛在北胜州互市，以茶易马。他还张皇边事，连年征讨贵州土司，向朝廷表功。
清政府自多尔衮以来对吴三桂是用其所长，但始终存有戒心。他的世子吴应熊以额驸的身份留居京师，实际是朝廷的人质。顺治十七年，朝廷以赋税不足，令吴三桂裁减绿营及投诚兵。吴三桂将绿营及投诚兵减至2.4 万人，数量虽减，去弱存强，留下的都是精锐之师。吴三桂成功地应付了裁军的命令，却不能消除朝廷对他的怀疑和抑制，尤其在擒杀桂王，天下大定之后，削弱他只是时间问题了。
尚可喜
尚可喜权势虽然不及吴三桂，但他在广东建藩最久，有权便宜行事，一手遮天，无所顾忌。尚可喜年老多病，世子尚之信受命佐理军事，尚之信酗酒嗜杀，虽身边姬妾仆役，亦不能幸免。清初有"平南之富甲于天下"之说。尚可喜父子生财有道，他们除霸占土地，建立王庄，加增田赋之外，还针对广东商业发达的特点，开办总行、总店，垄断商业，牟取暴利。商贾除向州县衙门交纳税银，还要交藩税，仅此一项，平南王藩下每年就抽取十余万两白银。他们强霸盐田，占据盐阜，勒令盐商抬高盐价，每年获利七八万两。把持渡口，私抽渡税，每年勒索二三万两。平南藩下还打造海船，私通外洋，每年获利四五十万两。种种巧取豪夺，使平南藩下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耿继茂父子
耿继茂及其子耿精忠在福建也十分跋扈。他们有权便宜行事，调度军机事务。藩兵依势欺压百姓，督抚不敢过问，藩王府中男子14岁就发给弓矢，练习骑射，可以说是久蓄异志了。靖南王以暴敛闻名。他们随便役使百姓，每日派夫1300 名，一半供其役使，一半令折银。城中每夫折银一钱，乡间折银二钱四分。除加增田赋外，靖南藩下还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抽税机构名为总牙，各处市镇关隘，均派人把持征税。米、柴、果子、丝、布、纸、竹、木料、棕、油等物，统统抽税。乡间农夫，挑负一二担杂货，不纳税也不放行。耿继茂还插足当地商业，凡当铺、牙行、盐商，诸色店铺买卖，他都或出本，或伙开，从中分利。后来，耿继茂病死，耿精忠袭爵，继续在福建危害百姓。
吴三桂等三位藩王割据一方，尾大不掉，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心腹之患。在南明覆亡，清政府大局初定之后，中央政府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矛盾就越发显得突出了。其中，尤其以经济矛盾最为尖锐。三藩军费庞大，吴三桂每年需饷300 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一切仰仗江南供给，绌则连章人告，赢则不复稽核，中央政府几乎无帐可查。以至当时就有"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的说法。削弱三藩已经势在必行了。
康熙二年，辅政四大臣强令收缴吴三桂大将军印，后来，又裁其用人提补之权。康熙六年五月，吴三桂见他所提补的官员多不如请，心中疑惑，便上疏试探，以目疾为辞，请求解除总理云贵两省事务。四大臣令吏部复议，同意将吴三桂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惯例，交督抚管理。大小文官亦照各省例，由吏部提授。康熙七年七月，康熙帝亲政，他以三藩、河务、漕运为国家三大要务，十分重视。九月，云贵总督卞三元、提督张国柱、李本深上疏提请吴三桂仍总管云贵事务，康熙帝不允。翌年元月，九卿科道推荐林天擎为云南巡抚，康熙帝以其为平西王藩下人员，一口拒绝。
三藩知道朝廷刻意防范他们，深感不安，日益讲究自固之策。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派深受朝廷信任的范承漠（范文程之子）任福建总督。耿精忠担心范承谟负有特殊使命，常常终夜彷徨，衷甲而寝。三藩与朝廷的矛盾不断加深，一场大规模的对抗已经不可避免了。
二、三藩之乱及其平定
（一）撤藩之议
康熙十二年三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因朝廷对三藩心存疑虑，恐其子酗酒嗜杀的不法行为被朝廷怪罪，牵连自己，便疏请归老辽东，由尚之信袭封留镇。康熙帝马上令尚可喜全藩北撤。撤藩令下，吴三桂和耿精忠深感不安，也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朝廷虚实。
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论此事，议政王大臣对吴三桂请撤一事产生分歧，拟两议上奏。一议以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为主，主张云南撤藩，吴三桂及其所属官兵撤至山海关外；一议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首，主张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康熙帝认为吴三桂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下令三藩并撤，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柄往福建，经理撤藩。同时谕令户部：三藩及各官兵家口安插地方，所需房屋田地等项，应预为料理，使之迁到之日即能安居乐业。
（二）吴三桂倡乱
吴三桂请求撤藩原本为试探朝廷态度，仍希冀降旨慰留。朝廷撤藩令下，吴三桂及其党羽大失所望，决计造反。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公开叛乱。他以召集会议为名，将忠于朝廷的云南巡抚朱治国拘禁杀害，并传檄四方，诡称拥戴明朝朱三太子（实无其人），兴明讨清。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兵马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吴三桂追剿南明，绞杀永历帝父子，事已做绝。但他深知自己仓促起兵，只有以拥明为旗号，才能裹胁更多的人跟自己走。
吴三桂的反讯传到北京，在朝臣中引起一片恐慌。索额图以为吴三桂之反，是由撤藩而引起的，提出处死主张撤藩的大臣，以平息吴三桂的怒气。
康熙帝不准，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康熙帝又下令停止平南王、靖南王撤藩，以防止叛乱蔓延。孔有德父子死后继无人，其婿孙延龄曾请求承袭王爵，清廷不准。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帝任命孙延龄为抚蛮大将军，统帅定南王藩下旧部，以安抚人心。康熙帝还亲自发布诏书，谴责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下令将居住在京师的吴三桂世子吴应熊，世孙吴世霖处死，以示决不妥协。
（三）三藩并起
吴三桂起兵后，即致书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和在贵州、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的亲朋故旧，煽动反清。此举在汉族将领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各地汉族将领，或为辽东军阀，与吴三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于清军进关后被迫降清，与满族权贵隔阂较深，对朝廷排挤压抑汉官心怀不满。他们纷纷响应吴三桂。一场大规模的反清战争爆发了。
贵州四川
吴三桂反清后，首先派兵开赴贵州，贵州提督李本深在安顺起兵响应。云贵总督甘文焜见贵阳不可守，率数骑避走，后受与吴三桂勾结的叛将逼迫，自刎于镇远吉祥寺。贵州巡抚曹申吉、黔西总兵官王永清先后降服吴三桂。次年正月，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官吴之茂、谭宏起兵响应吴三桂。吴三桂未打一仗，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西南云南、贵州、四川三省。
湖南湖北
吴三桂占领西南三省后，立即派大兵进攻湖南。康熙帝得知吴三桂欲犯湖南，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帅八旗兵开赴湖南前线，抵挡吴军。八旗官兵自入关以后被清朝视为国家的根本，予以种种优待，养尊处优，已失去当年的锐气。勒尔锦行动迟缓，三月才抵达荆州，他见吴三桂兵强气盛，不敢渡江争锋，屯兵江北，与吴军隔江相望。吴三桂招降纳叛，有汉族将领为内应，只用了几个月的功夫，就占领了沅州、常德、宝庆、长沙、永州、衡州、岳州和湖北松滋地区。吴三桂亲到常德督战，令吴应麒在岳州浚濠筑垒，又于澧州、长沙布重兵相为犄角，坚守湖南，同时兵分两路，一路东取江西，一路西出四川，经略湖北及陕甘地区。
福 建
靖南王耿精忠接到吴三桂煽动反叛的书信后，即囚禁了福建总督范承漠，于康熙十三年（1674 年）三月十五日，据福建反清。他攻陷福建延平、邵武、福宁、建宁、汀州诸府，邀约吴三桂合兵攻打江西，唆使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叛扰广东，又书招台湾郑经发兵攻取沿海郡县，以为声援。随后，他兵分三路，东路攻打浙江温州、台州、处州；中路进犯浙江金华、衢州；西路侵扰江西广信、建昌。又遣兵进犯安徽，侵掠徽州、婺源、祁门，气势猖獗。
广 东 尚可喜虽然跋扈，但在政治上并无异志。吴三桂叛乱之后，尚可喜逮捕了吴三桂的使者，将逆书呈奏朝廷，并上书表白效忠清朝。他担心长子尚之信招惹是非，请求朝廷允许以次子尚之孝袭封。康熙十四年正月，朝廷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令尚之孝袭封，并任命尚之孝为平南大将军，尚之信为讨寇将军。
这时，广东局势十分危急，吴三桂在广东招降纳叛，郑经又发兵助刘进忠入寇。尚之孝迎战失利，退驻惠州。十五年一月，尚可喜病重，二月，尚之信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遣心腹封锁藩府，幽禁其父。又与郑经讲和，夺尚之孝兵权，使之闲居广州。十月，尚可喜忧愤而死。从此，尚之信毫无顾忌，更加为非作歹。
广 西
孔有德死后，其女孔四贞嫁孙延龄为妻。孙延龄因此得授广西将军，统辖孔有德所遗部众，驻镇桂林。孙延龄年纪轻，资历浅，不能服众，都统王永年等人曾联名弹劾他。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帝为安抚孙延龄，封之为抚蛮将军，命他固守广西。孙延龄痛恨王永年等人，趁西南出现变乱，于康熙十三年二月杀了王永年等人，监禁广西巡抚马雄镇，起兵响应吴三桂。五月，他自称安远大将军，派兵攻掠广西各地。
陕 西
陕西提督王辅臣原为吴三桂藩下总兵官。康熙十三年八月，王辅臣奉命率兵两千跟随大学士、兵部尚书莫洛自陕西向四川进军，征讨吴三桂。十二月，途经宁羌，王辅臣因受到莫洛凌辱，袭杀莫洛，还据平凉，并与吴三桂通款。吴三桂大喜，急忙给王辅臣送去20 万两犒师银，授其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兵。王辅臣叛变后，甘肃、陕西一片混乱。固原、定边、巩昌、临洮、兰州、同州、延绥等地守将先后附敌。
台 湾
郑成功死后，长子郑经继承延平郡王王位，行招讨大将军事。郑经奉永历年号，继续抗清。他重用陈永华，发展农业生产，解决了征台大军的粮食问题。派工匠教当地居民取土烧瓦，起盖房屋，发展手工业。又利用台湾的有利地形，通海贸易，发展商业。他还建孔庙，立学校，考试青年学子，优秀者补六官内都事。这是台湾有儒学教育和初级科举的开始。台湾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
郑经因台湾地处一隅，与清朝抗衡无异以卵击石，不敢大举进犯东南沿海。清廷因大局初定，水师力量薄弱，也无法收复台湾。台湾这时实际上是处于地方割据状态。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以为有机可趁，立即积极介人。他与吴三桂、耿精忠取得联系，于康熙十三年三月亲率舟师抵达厦门。
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到康熙十三年底，在吴三桂倡乱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反清战火迅速蔓延，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台湾的全部及福建、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已先后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清政府处处被动，局面岌岌可危。
（四）平藩战争的胜利
三藩叛乱之后，康熙帝立即派遣满洲诸王，统帅八旗禁旅前往镇压。勒尔锦南下之后，他又先后指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攻打岳州；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攻打江西；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守江南；多罗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与莫洛合兵由陕西攻打四川；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由浙江攻打福建。
与军事行动相配合，康熙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攻势，剿抚并用，分化瓦解三藩。他处决了吴三桂在京的子孙，对耿精忠在京之弟则十分宽容，派耿聚忠与朝廷官员同赴福建招抚，并反复声明若耿精忠悔罪投诚，复其王爵，令其照旧镇守福建。朝廷还一再宣布原吴三桂属下官民，无论在各省做官或闲住者，只要与叛乱无涉，虽父子兄弟在云南，概不株连。对立有战功的绿旗将领，康熙帝也分别予以赏赐，以联络感情，缓和朝廷上的满汉矛盾。
康熙帝对军需问题也十分重视。当时有"三吴财富实甲海内"之说，吴三桂倡乱之后，康熙帝即对江南的防守做了周密的安排，并在政治上对江南地主采取灵活的政策，如准许开销"奏销案"黜革的缙绅等等。结果，在平叛战争中，江南地区保持稳定，为清政府提供了有效的经济保障。后来，江宁巡抚曾说过，平叛战争军需取给于江南不下3000 余万。除此之外，康熙帝还裁减地方经费，加强财政管理；削减官俸，加征官绅田赋，鼓励官员和富
民捐纳；改折漕白二粮，增收盐课；增收关税和杂税，采取种种措施筹集经费，终于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吴三桂这时年纪已过60，多谋而不善断，无心进取。他横穿云贵，轻取湖南之时，曾有谋士劝他乘势北渡长江，与清廷争夺天下，他却放回折尔肯，付疏至京，希冀索回子孙，与清廷划地讲和。直到康熙帝绞死吴应熊父子，吴三桂才恍然大悟，叹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王辅臣叛变后，叛军纵横五省，天下震动，可是，吴三桂仍然一心经略长江以南，企图与清廷划江为界，裂土称王。正因为如此，康熙十三、十四年，吴三桂虽然在战
场上处于主动，却未扩大战果。
到了康熙十五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陕甘战场 王辅臣为人有勇无谋，他叛变后，踞蹙于平凉一隅，未作进取发展。清政府从北京和湖厂调集兵力，先后收复了绥德、兰州、巩昌、延安、定边诸城，截断王辅臣与四川叛军的联络通道。康熙十五年二月，康熙帝任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负责西北战事。图海亲至平凉督战，指挥清军围攻平凉，并截断叛军饷道，使之坐困孤城，陷入困境。六月，王辅臣粮尽计穷，不得已派人乞降。康熙帝下诏赦罪。清军乘胜收复固原、庆阳，西线大捷。
浙赣闽战场
康熙十四年，郑经应耿精忠之约，协同对清作战，十月，出兵攻陷漳州，并乘胜袭取兴化、汀州。十二月，攻取温州。十五年，郑经又陆续收复了广东潮州府和惠州、广州二府的一些州县，势力达于极盛。六月，他违约偷袭耿精忠的地盘，迫使耿军自江西前线撤军回防。清军乘势大举进攻，越过仙霞关，攻克建宁，抵达延平。耿精忠势蹙出降，献出福州，随同清军一同攻打郑经，连克兴、泉、汀、漳四州。郑经势单力孤，于十六年初败走厦门。浙江、福建又为清军所有。广东广西战场 耿精忠降清后，孙延龄、尚之信深受震动。孙延龄因有清朝派人招抚，又有部将傅弘烈、妻子孔四贞规劝，决计降清，并于康熙十六年初，派傅弘烈赴江西迎接清军。吴三桂侦知孙延龄动向，派从孙吴世琮领兵攻入桂林，杀死孙延龄父子，将孔四贞带到云南，并派部将留守桂林。不久，孙延龄旧部杀死吴军守将，投降了清政府。
尚之信叛清原为争夺王位，他接受了吴三桂的封号，却不肯听从吴三桂调遣，也不派兵攻打清军。康熙十五年底，尚之信见清军在福建、广西进展顺利，心中不安。十二月，他派人携密疏至江西简亲王军前乞降。十六年三月，清军进入广东。广东平定。湖南战场 湖南是三藩之乱的中心战场。吴三桂占有湖南后，主力军一直坚守湖南，清军频频进攻，败多胜少，始终不能动摇吴三桂。康熙十五年三月，安亲王岳乐趁吴三桂亲赴松滋指挥吴军援助王辅臣之机，攻下醴陵、萍乡，直逼长沙。吴三桂闻讯，急忙亲统大军自松滋回援。康熙帝命勒尔锦率荆岳大军渡江南下接应，勒尔锦行动迟缓，更于途中遇上吴三桂回援大军，望风溃遁，奔回荆州。
从康熙十五年（1676 年）秋季开始，全国形势发生了逆转。陕西王辅臣、福建耿精忠先后降清，吴三桂半年之内连失数省，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但他凭借百战劲旅，仍然坚守岳州、长沙，屡屡挫败清军攻势。康熙十七年（1678 年），吴三桂已67 岁，起兵反清也有6 年了。这时，他势单力孤，深感日暮途穷，遂决计称帝封臣，以鼓舞士气。三月初一，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建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僭造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于军中。十月，吴世璠（吴应熊庶子）迎丧还滇，即帝位，改元洪化。
吴三桂死后，康熙帝督促各路大军进剿，又遣吴三桂原下属赴各地军前招抚。吴世璠凭借吴三桂多年来在西南地区蓄积的力量，与清军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相持数年，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军才最后攻下吴氏老巢昆明，吴世璠自杀。清军进入昆明后，戮吴世璠尸，传首京师。吴氏灭亡之前，三藩当中的尚之信已于康熙十九年闰八月被清朝赐死于
广州。耿精忠于清军攻克昆明后的第二年正月被凌迟处死。孙延龄之妻孔四贞被清军带回京师，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王辅臣则畏罪自杀。
至此，延续8 年之久，战火波及十几个省区的三藩之乱被彻底平息了。年轻的康熙皇帝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使他的政治声望大为提高，康熙帝的统治巩固了。
三、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三藩被清廷分化瓦解，各个击败之后，郑经在厦门就孤军暴露，难以立足了。康熙十九年三月，福建总督姚启圣率大军围攻金门、厦门两岛，郑氏诸将相继降服，郑经退走台湾。郑经回到台湾后，意志十分消沉。他委托长子郑克■监国，自己则带领文武官员围射游乐，纵情酒色，终为酒色所戕。
康熙二十年（1681 年），郑经病死，年39 岁。这时，郑氏重要谋臣陈永华（郑克■之岳父）已于一年前去世，郑克■年仅18 岁，孤立无援，不久被侍卫冯锡范借口不是郑氏血脉而杀害。郑经次子郑克■（冯锡范之婿）袭延平郡王，年仅12 岁。二十年六月，康熙帝得到姚启圣关于郑经已死，郑氏内乱的密报，决计规取澎湖、台湾。他根据大学士李光地和姚启圣的建议，启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协同迸取。施琅原为郑成功部将，顺治八年降清，曾任福建水师提督，后调北京任内大臣。他擅长海战，了解郑氏集团，实为攻打台湾的最佳人选。
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并以加衔提督整顿水师，筹划进剿。在制度上提督要受督抚节制，施琅因与姚启圣在进剿时间上有分歧，上疏朝廷，称"臣于水师营中，简选精兵二万余，战船三百艘，己足破灭海寇。请令督抚趣办粮饷给臣军，而独任臣以讨贼。"请求给以独征台湾的兵权。康熙帝打破常规，同意了施琅的请求，批准由他"相机自行进剿"。
姚启圣虽因施琅的一纸奏折而无权指挥征台大军，但他仍以全局为重，居中调度，为施琅准备了充足的物资，并分拨捐膳兵、战船随施琅出征，或为他往来策应。
这时，对清政府更为有利的是台湾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台湾地方狭小，人口有限，但军费开支较大。百姓除田赋、丁银外，又加征乡村茅舍税，房屋每丈征银5 分，百姓不堪负担，有十分之三的房屋被毁坏。郑氏连年征兵，每10 家征1 人，每人折价100 两。每一征兵，城乡均骚扰不堪。此外，还向高山族产金处勒索黄金，役使高山族男子搬运军需，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台湾歉收，出现饥荒。十二月，承天府大火，延烧1600 余家，米价居高不下，第二年春天，灾荒更重，百姓饿死甚多。郑氏统治发生了深刻的危机。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攻打澎湖。郑氏以刘国轩为总督，统辖2 万水师、200 艘战船据守澎湖。刘国轩兵力不及施琅，且粮饷不济，不久即被清军打败，仅率30 余船逃回台湾。
澎湖一战几乎耗尽郑氏的兵力粮秣，郑克■无力再战，上表降清。七月，台湾兵民剃发，缴纳册印。八月，施琅抵达台湾，料理善后。九月，郑克■等相继进京陛见。康熙帝授郑克■公爵、冯锡范伯爵，赐第居京师，刘国轩天津卫总兵官、伯爵，官兵各给安置，隶上三旗。十一月，施琅将台湾交给手下将领把守，班师凯旋。
清军收复台湾后，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施琅上疏反对，强调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东南之保障"，倘若外国占据，"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康熙帝与议政王大臣、福建督抚提镇反复商议，决定在台湾设府，由福建省管辖。台湾府下设台湾、诸罗、凤山三县。合厦门置分巡台湾道，全台设总兵一、副将二，士兵8000。澎湖设副将一，士兵2000。从此，台湾府归于清政府统治，直属福建管辖。
第五节 清初的思想文化
顺治及康熙初叶，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人才林立、群星璀璨的生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