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功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进城之初，非法买卖银元、外币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上海、武汉、广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进行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随后，针对不法投机商大量囤积生活必需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的集中调运，保证了市场供应，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
党和人民政府进行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还决定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这些措施收到明显效果，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它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国家财经状况的初步好转，还不是根本好转。1950年6月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针对有些地区在对待阶级关系上出现某些"左"的倾向，毛泽东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全会明确反对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会议，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
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八个月，连续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敌人被迫同意与我进行停战谈判。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万吨，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我双方投入战场的最高兵力达300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三年来，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英雄功臣。
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没有得到。它遭到的空前的严重失败，使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气焰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匪患基本上被肃清。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各项改革建设工作。
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约有35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决定分别不同情况，用更长的时间，采取适合各少数民族特点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措施来完成民主改革任务。在西藏地区，中央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并耐心等待各种条件的成熟。后因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在平叛的同时，应广大农奴和进步上层人士的要求，开始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党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为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我国反封建斗争深入的表现。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使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得到发展。
城市工商业的迅速恢复，与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是分不开的。城乡交流的活跃，打破了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
在对外贸易方面，针对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操纵英、法、日等36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对策，西方国家所禁运的各种战略物资，转为大部分从苏联等国家进口。同时积极争取同一些西欧、北欧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并充分利用港澳地区的转口贸易，作为反禁运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西方禁运最猖獗的195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9.55亿美元，逐渐将旧中国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
在进行各种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党和国家还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多数省、市、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正式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加强。1951年3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并做到有职有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党的中心工作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到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区47个，除最早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外，着手筹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级自治区。经过三年努力，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党确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有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建设。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陆续出版发行，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担负着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党的队伍也面临新的考验。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3年中央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在整党期间，还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到1953年6月底，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
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相配合，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党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胜利。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新中国成立三年以来，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基于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党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党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步纲领，用以规定当前革命的性质和通过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在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当时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得到很大加强；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不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土地改革后党注意发扬农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这两种生产积极性，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倡导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成为引导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逐步过渡的开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我国有重大的榜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事件。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通过这次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提供了重要保证。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中央提出，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1953年，中央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工业建设的业务。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的国防和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
1953年，党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两个决议要求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参加合作社已开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急剧扩大了商品粮食的需求量，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粮贩操纵粮食市场的局面。在中国实行工业化，必须依靠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支持。1953年10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初步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在不高的水准上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互助合作、粮食征购，成为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大战略措施。
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矛盾，通过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得到缓解，却不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中央认为，现实的办法主要是合作化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1954年初，在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农村很快掀起大办农业社的热潮，1955年春达到67万个。农业社大发展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工作粗糙，引起农民的不满。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整顿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即"停、缩、发"。经过初步整顿，当年夏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业社增产，说明这一年半时间农业社的发展和随后的整顿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初步奠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6月，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9月，毛泽东在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样，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确定大大地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此后，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这两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利润都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这就使这些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这样，1954年到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使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这些情况，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形成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形势。1954年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把个别合营和按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1955年11月，中央提出了大大加速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在各行业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下，政府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即先承认全行业公私合营，然后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利息，并实行企业改组、人事调整、生产安排等。这种公私合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实质上已没有多大差别。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设的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定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适时进行政策调整，注意对生产和流通的许多环节统筹安排，纠正了改造高潮之中出现的紊乱现象，从而避免了通常情况下生产关系急剧变革往往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总体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第六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这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195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这样，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
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
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2日至16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极大作用。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着重在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产生的消极影响，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共运，也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五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十年里，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富于创造精神的方针政策，使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良好的开端。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还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他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提出许多正确观点和主张。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党中央在六十年代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使党在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曲折。这一时期的失误及其深刻教训，对党以后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整，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这些都是同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的。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第八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一、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股猖獗十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连数日举行集会、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
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绩。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
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在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个人崇拜仍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揭批"四人帮"，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是，党必须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在总结建国以来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的新道路。
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但是，他没有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未能解决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顽强，该文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建国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部门放手地平反冤假错案，提出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该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业部门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了一些过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多年来农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发达国家情况的了解，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紧迫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和增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被冲破时，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邓小平，先是在最高领导层内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与地方领导谈他思虑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选举出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时，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内外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也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如果听任这两方面的倾向发展下去，必将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
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各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从部队到地方，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三、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这样分析我国国情: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党在调整中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党中央建议，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这次调整，除理顺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重于纠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全党对"左"的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针，要求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套老的做法，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多少带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二十多年来农村生产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结果。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有大的改变。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农村出现的改革势头，虽引起一些人议论纷纷，却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省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四、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经过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一方面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认真清理，一方面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科学评价，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能够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前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重新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应当停止使用。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党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势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就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彻底打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既要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正确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于11月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3月，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还多次强调: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些根本方针，使党既能够实事求是地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能够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至于迷失方向，丧失基本的立足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庄严宣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它的主要点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这是第一次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它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对华国锋所犯的错误提出批评并要求调整他的职务。华国锋本人也提出辞去领导职务的请求。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党在干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党中央还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79年1月，党中央宣布对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不得歧视。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获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国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中央还纠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错误，落实了党的政策。
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在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党委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要求，各级纪委把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作为根本任务。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形成的指导和规范执政党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对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全会还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同年11月召开的中纪委座谈会传达了陈云的意见。他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进一步引起全党对党的建设的重视。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中央认真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开始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现象，其核心则是权力过分集中。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这篇讲话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国家重新呈现勃勃生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得到加强，优良的传统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迈出重要步伐，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开始改变。经济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呈现初步的繁荣景象，党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加强。这一切表明，党和国家终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大转折正在平稳地实现。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大会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经受各种考验，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题词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的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经济特区。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工业总产值接近300亿元，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工业产值从1986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2亿元。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工业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
开放地域的扩大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国务院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即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显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进入八十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现国防建设现代化。1985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裁军百万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对别国的主权和内政进行干涉。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党中央还总结过去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党或组织的关系。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三、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大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大会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从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一线退了下来，但是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
四、经济上的治理整顿和经受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
十三大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86亿元增加到2357.2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3376.4亿元增加到744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102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只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严重失调。1988年夏季，在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混乱状况没有得到扭转的情况下，中央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但这一决策未能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结果诱发全国性抢购风潮，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为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根据这一决定，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治理整顿的措施，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整顿经济生活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效果，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却受到严重干扰。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八十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于在一段时间里，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大肆散布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制造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他要求全党，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对的要继续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他以斩钉截铁的语言阐明了当时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鉴于赵紫阳在制止动乱的关键时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江泽民在会上表示:这次中央领导核心虽然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通过这次全会，党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绝不会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从而使党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他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一再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我就不再过问。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新的领导要一切负起责任，放手工作。"这就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认为，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全会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这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这一阶段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根据这一部署，国务院从1990年底开始，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督促企业提高效益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措施。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1990年4月，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的开发开放迅速启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东地区奇迹般地崛起成百座高楼大厦和其他现代化设施，成为国际化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五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农业生产连续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业生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达119.77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一倍多。外贸实现顺差。这样，治理整顿工作以取得显著成效而基本结束。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功地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图谋。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中国面临着极大压力和考验。对于这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及时作出透彻分析，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他特别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断开拓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从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逐步改善同我国的关系。这年7月，日本政府恢复对华贷款。随后，西欧国家恢复对华政府贷款、经济合作与科技交流等。10月，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中美关系也逐步得到改善，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并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样，西方国家的"制裁"终于破产。它们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当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4300亿元，均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这意味着，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并提出了"八五"计划的建议。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受住严峻考验后，更加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大会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经受各种考验，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题词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的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经济特区。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工业总产值接近300亿元，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工业产值从1986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2亿元。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工业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
开放地域的扩大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国务院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即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显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进入八十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现国防建设现代化。1985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裁军百万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对别国的主权和内政进行干涉。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党中央还总结过去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党或组织的关系。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三、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大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大会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从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一线退了下来，但是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
四、经济上的治理整顿和经受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
十三大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86亿元增加到2357.2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3376.4亿元增加到744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102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只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严重失调。1988年夏季，在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混乱状况没有得到扭转的情况下，中央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但这一决策未能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结果诱发全国性抢购风潮，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为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根据这一决定，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治理整顿的措施，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整顿经济生活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效果，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却受到严重干扰。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八十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于在一段时间里，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大肆散布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制造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他要求全党，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对的要继续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他以斩钉截铁的语言阐明了当时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鉴于赵紫阳在制止动乱的关键时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江泽民在会上表示:这次中央领导核心虽然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通过这次全会，党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绝不会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从而使党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他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一再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我就不再过问。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新的领导要一切负起责任，放手工作。"这就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认为，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全会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这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这一阶段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根据这一部署，国务院从1990年底开始，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督促企业提高效益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措施。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1990年4月，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的开发开放迅速启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东地区奇迹般地崛起成百座高楼大厦和其他现代化设施，成为国际化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五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农业生产连续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业生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达119.77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一倍多。外贸实现顺差。这样，治理整顿工作以取得显著成效而基本结束。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功地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图谋。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中国面临着极大压力和考验。对于这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及时作出透彻分析，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他特别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断开拓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从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逐步改善同我国的关系。这年7月，日本政府恢复对华贷款。随后，西欧国家恢复对华政府贷款、经济合作与科技交流等。10月，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中美关系也逐步得到改善，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并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样，西方国家的"制裁"终于破产。它们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当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4300亿元，均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这意味着，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并提出了"八五"计划的建议。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受住严峻考验后，更加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第十章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一、邓小平视察南方和党的十四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这样，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同时提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从原定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9%；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3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
十四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成功地进行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落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国务院调整经济发展计划，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各项部署。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2700多户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出现了邯郸钢铁总厂等一批在市场竞争中经济效益连年提高的先进典型。
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大步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相继放开；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逐步推进；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加快经济发展的条件更加具备。广大干部群众热情高涨，中国大地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
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不够全面，认识上发偏差，同时由于旧的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致使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主要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投资规模过度扩大，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
从1992年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一再提醒全党，要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1993年3月，党中央着手解决乱集资、乱拆借和经济过热问题。6月，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等。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运用经济办法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党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江泽民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作了阐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转，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与此同时，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从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大起大落。这在建国以来是没有过的。
与此同时，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决议，对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个决议的贯彻，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
三、"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
这个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是党中央经过长期酝酿，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思念之情，宣布了尊重台湾现状，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并建议两岸实行通航、通邮、通商，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进行交流。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并可保留军队等等。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国两制"，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后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人民一直强烈地期盼能收回这两块领土。但在长期积弱积贫的旧中国，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到八十年代，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时机渐趋成熟。
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起草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原则，中国政府排除各种阻力，有条不紊地进行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
同样本着"一国两制"原则，1987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国人大随后起草并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范例。
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五洲四海，万众瞩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
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逐渐朝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台湾当局尽早结束与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同时还多次表明:不能允许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这一讲话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引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结束了长期隔绝局面，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少数"台独"势力的分裂企图不断受到有力打击。2000年3月以来，台湾政局发生了变化。党中央继续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和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中国共产党将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一道，坚决阻止任何制造分裂的图谋，为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不懈奋斗。
四、党的十五大和跨世纪发展战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努力促进改革和发展，而且考虑着怎样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的世纪。
经过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奋斗，特别是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加速发展，到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陷于极大的悲痛中。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此，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048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江泽民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大会在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大会规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开拓前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大会还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
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鹏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以这次大会为标志，党进入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全党按照十五大确定的发展部署，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面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因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面对这一冲击，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并采取出口退税、打击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对策很快见效，1997年后，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相应改善，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在周边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而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风暴承担了风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积极贡献。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确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稳定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
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夏，我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二亿二千三百万。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周密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三十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1999年，党中央还统揽全局，针对国内外一系列突发事件，领导全国人民及时果断地进行了三项重大政治斗争:一是针对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公开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组织全国各界开展对"两国论"的批判；二是针对少数人利用"法轮功"蛊惑人心，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及时发动社会各界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野蛮行径，开展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上述胜利的取得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开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驾驭全局、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奋斗目标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信心。
五、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党之所以能够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在迈向新世纪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关键在于不断加强了自身建设，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根本保证。
面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考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更加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集中宣传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努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措施使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和宣传教育工作，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得到明显加强，保证了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决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上，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一总目标，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持从严治党方针，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经验。
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中央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各级领导层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干部队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锻炼成长，涌现出孔繁森等一批深受人民爱戴的优秀干部。这是党能够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成为党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根据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党中央对这次"三讲"教育高度重视，作出全面部署，进行精心指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认真总结经验，检查和改进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性问题，推动"三讲"教育扎实、有序地开展，并分别到7个县(市)进行调研，指导工作。全党共有70万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其中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达2100多人。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三讲"教育十分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仅直接听动员报告、参加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就有500万人以上。广大干部在"三讲"教育中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坚持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有明显提高，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三讲"教育中思想上、作风上的收获，不断转化成广大干部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廉洁自律、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实际行动。许多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花这么大力量，在领导干部中进行这样认真的自我教育，显示了共产党人敢于揭露并解决自身问题的勇气和气魄。
实践证明，进行"三讲"教育，是促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正确决策，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是延安整风精神和党的"三大作风"在历史新时期的丰富和发扬。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在2000年春进一步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深刻总结我们党近八十年历史经验，特别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后，全党进行认真学习，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底，中央进一步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力措施，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二十一世纪完成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作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六、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关系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全面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1989年9月，党中央明确提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全党兴起学习高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要求全党坚持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些重大决策，提高了全党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四大进一步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中央先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人口及环境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果断地进行宏观调控，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我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实行"走出去"战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为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展示了光明前景。
--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中央适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逐步确立其基本框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以及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党中央还坚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社会稳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普遍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基础地位切实加强，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的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壮大，城乡基层的民主建设逐步加强。各级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通过精简，机构设置更趋合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1年7月，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作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些重大决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2年1月，中央提出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4年以来，中央先后决定全国对口帮助西藏建设、沿海省市对口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党采取正确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巩固和发展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裁减员额50万为主要任务的体制编制调整和改革，向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迈进，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人民利益，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开创了香港、澳门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保持了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在对台问题上，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有力地捍卫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论断，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决打击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开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许多国家确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加快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良好形象。
--坚持党的领导，做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开展"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党的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通过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形成了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工作格局。这些重大举措，有效地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随着"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生产力水平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到十年，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这就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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