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选》的工作起于三年之前，中间时有间断，然此书费去的时间却已不少。我本想还搁一两年，等我的见解更老到一点，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国，归国之期遥遥不可预定，有些未了之事总想作一结束，使我在外国心中舒服一点。所以我决计把这部书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动。但行期太匆忙，我竟无法细细修改，只好留待将来再版时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份——《词的起原》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的部份也须待将来补作了。
今天从英国博物院中回来，接着王云五先生的信，知道此书已付印，我想趁此机会写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选词的意思。有许多见解，已散见于各词人的小传之中了；我在此地要补说的，只是我这部书中选择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学的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今年朱强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
我以为词的历史有三个大时期：
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
第三时期：自清初至今日（1650—19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说是他“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
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但这样一来，词的文学就渐渐和平民离远了。到了宋末的词，连文人都看不懂了，词的生气全没有了。词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间的娼女歌伶仍然继续变化他们的歌曲，他们新翻的花样就是“曲子”。他们先有“小令”，次有“双调”，次有“套数”。套数一变就成了“杂剧”；“杂剧”又变为明代的剧曲。这时候，文人学士又来了；他们也做“曲子”，也做剧本；体裁又变复杂了，内容又变丰富了。然而他们带来的古典，搬来的书袋，传染来的酸腐气味又使这一类新文学渐渐和平民离远，渐渐失去生气，渐渐死下去了。
清朝的学者读书最博，离开平民也最远。清朝的文学，除了小说之外，都是朝着“复古”的方面走的。他们一面做骈文，一面做“词的中兴”的运动。陈其年朱彝尊以后，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词人。他们有学花间的，有学北宋的，有学南宋的，有学苏辛的，有学白石玉田的，有学清真的，有学梦窗的。他们很有用全力做词的人，他们也有许多很好的词，这是不可完全抹杀的。然而词的时代早过去了四百年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潮流已去，不可复返，这不过是一点之回波，一点之浪花飞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选三部长短句的选本：第一部是《词选》，表现词的演变；第二部是《曲选》，表现第二时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词选》，代表清朝一代才子借词体表现的作品。
这部《词选》专表现第一个大时期。这个时期，也可分作三个段落：
（1）歌者的词
（2）诗人的词
（3）词匠的词
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词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花间集》五百首，全是为娼家歌者作的，这是无可疑的。不但《花间集序》明明如此说；即看出其中许多科举的鄙词，如《喜迁鶯》，《鶴冲天》之类，便可明白。此风直到北宋盛时，还不曾衰歇。柳耆卿是长住在娼家，专替妓女乐工作词的。晏小山的词集自序也明明说他的词是作了就交与几个歌妓去唱的。这是词史的第一段落。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別，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別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豔歌；所以也不用特別标出题目。南唐李后主与冯廷已出来之后，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词的意境，加濃了词的内容；但他们的词仍是要给歌者去唱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始终不曾脱离平民文学的形式。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他们在別种文艺作品上，尽管极力复古，但他们作词时，总不能不采用乐工娼女的语言声口。
这时代的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学，都采用乐工娼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都不充分表现，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乱。冯廷已的词往往混作欧阳修的词；欧阳修的词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词。（周济选词，强作聪明，说冯廷己小人，决不能作某首某首《蝶恋花》！这是主观的见解；其实“几日行云何处去”一类的词可作忠君解，也可作患得患失解。）
到了十一世纪的晚年，苏东坡一班人以绝顶的天才，采用这新起的词体，来作他们的“新诗”。从此以后，词便大变了。东坡作词，并不希望拿给十五六岁的女郎在红氍毹上袅袅婷婷地去唱。他只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作他的“新体诗”。词体到了他手中，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同时的王荊工也这样做；苏门的词人黄山谷，秦少游，晁补之也都这样做。山谷少游都还常常给妓人作小词；不失第一时代的风格。稍后起的大词人周美成也能作绝好的小词。但风气已开了，再关不住了；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的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涼，哀豔，闲逸，放浪，颓废，譏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中。
这一段落的词是“诗人的词”。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这种“诗人的词”，起于荊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
这个时代的词也有它的特征。第一，词的题目不能少了，因为内容太复杂了。第二，词人的个性出来了：东坡自是东坡，嫁轩自是嫁轩，希真自是希真，不能随便混乱了。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得到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丟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剝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如此。词到了嫁轩，可算是到了极盛的时期。姜白石是个音乐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功夫。从此以后，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都是精于音律的人；他们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们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牵就音律上的和諧。例如张叔夏，《词源》里说，他的父亲作了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深”改为“幽”还不差多少；“幽”改为“明”，便是恰相反的意义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还是“明敞”呢？这上面，他们全不计较！他们只求音律上的谐婉，不管内容的矛盾！这种人不是词人，不是诗人，只可叫做“词匠”。
这个时代的词，叫做“词匠”的词。这个时代的词，也有几种特征。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词起于歌，而词不必可歌，正如诗起于乐府，而诗不必都是乐府，又正如戏剧起于歌舞，而戏剧不必都是歌舞。这种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第二，这时代的词侧重“咏物”，又多用古典。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却要作词，所以只好作“咏物”的词。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班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在这个时代，张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后，身遭亡国之痛，还偶然有一两首沉痛的词（如《高阳文》）。但“词匠”的风气已成，音律与古典压死了天才与情感，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了。
这是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也就是我选词的标准。我的去取也许有不能尽满人意之处，也许有不能尽满我自己意思之处。但我自信我对于词的四百年历史的见地是根本不错的。
这部《词选》中的词，大都是不用注解的。我加的注解大都是关于方言或文法的。关于分行及标点，我要负完全责任。《词律》等书，我常用作参考，但我往往不依他们的句读。有许多人的词，例如东坡，是不能依《词律》去点读的。
顾颉刚先生为我校读一遍，并替我加上一些注，我很感谢他的好意。
十五年，九月三十夜，伦敦。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撐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中，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国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中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憂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断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断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詒让的《墨子闲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叢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鉤沉》、《小学鉤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书，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箋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功。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道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00），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持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輝祖书》）
古人说：“鸳鸯织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织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织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织。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织，始终不肯织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然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然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然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而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樁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
（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一）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总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祿、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断玉裁曾说：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基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籬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国学研究的范围。
（二）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例如一部《说文解字》，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方才能用这部书。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如果有人能把《说文》重新编制一番（部首依笔划，每部的字也依笔划），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略如《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清代的学者也有见到这一层的；如章学诚说：窃以典籍浩繁，问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仇之先，宜经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统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仇之良法歟？（《校仇通义》）
当日的学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这个见解，但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势力的时候，方才集合许多学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经籍纂诂》，“展一韵而众字毕供，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王引之序）；“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钱大昕序）。这种书的功用，在于节省学者的功力，使学者不疲于功力之细碎，而省出精力来做更有用的事业。后来这一类的书被科场士子用作夹带的东西，用作抄窃的工具，所以有许多学者竟以用这种书为可耻的事。这是大错的。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预备，国学止限于少数有天才而又有闲空工夫的少数人；并且这些少数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减少他们的成绩。若大的事业，应该有许多人分担去做的，却落在少数人的肩膀上：这是国学所以不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人人能用古书，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
（乙）结账式的整理。商人开店，到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账结算一次，要晓得前一年的盈亏和年底的存货，然后继续进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別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账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古代结账的书，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如唐宋的《十三经注疏》，如朱熹的《四书》，《诗集传》，《易本义》等，所以都在后世发生很大的影响，全是这个道理。三百年来，学者都不肯轻易做这种结账的事业。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烂账，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粵若稽古”“关关雎鸠”说起，人人做的都是杂记式的稿本！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怪不得国学有沦亡之憂了。我们试看科举时代投机的书坊肯费整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缩本编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们又看那时代的书坊肯费几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分经汇纂”，便又可以明白结账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现在学问的途径多了，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更有经济的必要了。例如《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连。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子的烂账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吹口气，“算了吧！”《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我们以为，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账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账。《诗经》的总账里应该包括这四大项：
（A）异文的校勘：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陈乔樅、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账。
（B）古韵的考究：总结吴棫、朱熹、陈第、顾炎武以来考证古音的账。
（C）训诂：总结毛公、郑玄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奐、二千多年训诂的账。
（D）见解（序说）：总结《诗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龔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迷的账。
有了这一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无账：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我们试看前清用全力治经学，而经学的书不能流传于社会，倒是那几部用余力做的《墨子闲诂》、《荀子集解》、《庄子集释》一类结账式的书流传最广。这不可以使我们觉悟结账式的整理的重要吗？
（丙）专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总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中国文化史：
（－）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
这是一个总系统。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横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但我们又觉得，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若不先做一番历史的整理工夫，初学的人实在无从下手，无从入门。后来的材料也无所统属；材料无所统属，是国学纷乱烦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分这几个步骤：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麗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三）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呢？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鉅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字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来被那方块头的分封说欺骗了，所以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用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来比较，就容易明白了。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各韵的区別。近时西洋学者如 Karlgren，如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制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也极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议会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御史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哲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已发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韩非，王莽，王安石，李贽，……一班人，若没有西洋思想作比较，恐怕至今还是沉冤莫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易繫辞传》里“易者，象也”的理论，得柏拉图的“法象论”的比较而更明白；荀卿书里“类不悖，虽久同理”的理论，得亚里士多德的“类不变论”的参考而更易懂。这都是明显的例。至于文学史上，小说戏曲近年忽然受学者的看重，民间俗歌近年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学接触比较的功效更不消说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术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的。
以上随便举的例，只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问；孤陋寡问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我们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史，研究这三百年的学者的缺陷，知道他们的缺陷都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又反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署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 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十二，一月。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这半年多的努力和《读书杂志》的读者也许嫌这两组大论争太繁重了，太沉闷了；然而我们可以断言这两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来最有永久价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将来，我这个武断的估价就会有多人承认的。
这一次古史的讨论中最侥倖的是双方的旗鼓相当，阵势都很整严，所以讨论最有精彩。顾先生说的真不错：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缺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经过了二千余年的编造，能够成立一个系统，自然随处也有它的自卫的理由。现在我尽寻它的缺漏，刘先生尽寻它的自卫的理由，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结论，但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至少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来，这是无疑的。
我们希望双方的论主都依着这个态度去搜求证据。这一次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双方都希望求得真相，并不是顾先生对古史有仇，而刘先生对古史有恩。他们的目的既同，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现在双方的讨论都暂时休战了，顾先生登有启事，刘先生没有续稿寄来。我趁这个机会，研究他们的文章，忍不住要说几句旁观的话，就借着现在最时髦的名称“读后感”写了出来，请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谓“影响人心”的问题。这是开宗明义的要点，我们先要说明白。刘先生说：因为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读书杂志》十三期）
他又说：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读书杂志》十六期）
否认古史某部份的真实，可以影响于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这事决不会在人心上发生恶影响。我们不信盘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并不因此变坏。假使我们进一步，不能不否认神农黄帝了，人心也不因此变坏。岂但不变坏？如果我们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几千年的大骗案，于人心只有好影响，而无恶影响。即使我们的证据不够完全翻案，只够引起我们对于古史某部分的怀疑，这也是警告人们不要轻易信仰，这也是好影响，并不是恶影响。本来刘先生并不曾说明这种影响的善恶，也许他单指人们信仰动摇。但这几个月以来，北京很有几位老先生深怪顾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辩一句。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绝不曾有害于忍心。譬如猪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头颅痛苦，孙行者告诉他那是一块木头，不是人头，猪八戒只该欢喜，不该恼怒。又如穷人拾得一圆假银圆，心中高兴，我们难道因为他高兴就不该指出那是假银圆吗？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吴稚晖先生曾说起黄以周在南菁书院做山长时，他房间中的壁上有八个大字的座右铭：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我请用这八个字贡献给讨论古史的诸位先生。
第二，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这几个月的讨论不幸渐渐地走向琐屑的枝叶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读者被这几万字的讨论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这个中心的见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来，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个意思：
（1）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
（2）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做“剥皮注意”。譬如剥筍，剥进去方才有筍可吃。这个见解起于崔述曾说：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牺氏或天皇氏甚至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人之学之博之至于如是也！（《考信录提要》上，二二。）
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更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他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事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
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应用这方法，在百忙中批评古史的全部，也许不免有些微细的错误。但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顛僕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他举的例子是“禹的演进史”。
禹的演进史，至今没有讨论完毕，但我们不要忘了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子，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
我在几年前也曾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井田制度。我把关于井田制度的种种传说，依出现的先后，排成一种井田论的演进史。
（1）孟子的井田论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汉初写定的《公羊传》只是“什一而藉”一句。
（3）汉初写定的《谷梁传》说的详细一点，但只是一些“望文生义”的注语。
（4）汉文帝时的《王制》是依据《孟子》而稍加详的，但也没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间的《韩诗外传》演述《谷梁传》的话，做出一种清楚分明的井田论。
（6）《周礼》更晚出，里面的井田制就很详细，很整齐，又很烦密了。
（7）班固的《食货志》参酌《周礼》与《韩诗》的井田制，并成一种调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诂》更晚出，于是参考《孟子》《王制》《周礼》《韩诗》的各种制度，另做成一种井田制。（看初排本《胡适文存》二，页二六四——二八一。）
这一个例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明了顾先生的方法的意义，所以我引他在这儿，其实古史上的古史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的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
第三，我们既申说了顾先生的根本方法，也应该考察考察刘掞藜先生的根本态度与方法。刘先生自己说：我对于古史只采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读书杂志》十三期）
他又说：我对于经书或任何子书，不敢妄言，但也不敢闭着眼睛，一笔抹杀；总须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
这话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满人意了。但仔细看来，这里面颇含有危险的分子。“断之以证”固是很好，但“情”是什么？“理”又是什么？刘先生自己虽没有下定义，但我们看他的钱玄同先生讨论的话，一则说：但是我们知道文王至仁。
再则说：我们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学的史家的标准，我们要问我们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话是谁说的？起于什么时代？刘先生言“文王至仁”为原则，而以“持讯连连，攸馘安安”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为原则，而以破斧缺斨为例外。不知在史学上，《皇矣》与《破斧》之诗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说却是后起的传说变成的成见。成见久据于脑中，不经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与理了。
刘先生列举情，理，证，三者而证在最后一点。他说“参之以情”，又说“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论这个方法的危险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逕庭无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慾以度古人，......岂有当乎？（《考信录提要》上，四。）
作皇矣诗的人并无“王季文王是纣臣”的成见，作破斧诗的人也并无“周公圣人”的成见；而我们生在几千年后，从小就灌饱了无数后起的传说，于今戴着传说的眼睛去读诗，自以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见呵。
至于“验之以理”，更危险了。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中从证据中，去寻出客观的条例。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例如刘先生断定《国语》《左传》说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话不是凭空杜撰的，他列举二“理”，证明烈山氏时有“殖百穀百蔬” 的可能。他所谓“理”，正是我们所谓“意见”。如他说：人必藉动物以生既有动植物矣，则必有穀有蔬也无疑。夫所谓种植耕稼者，不过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扫荒薉，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谓“百穀百蔬”也。（《读书杂志》十五，圈点依原文。）
这是全无历史演进眼光的臆说。稍研究人类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术在今日视为“不过一举手一投足之劳”的，在初民社会中往往须经过很长的时期而后偶然发明“藉动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种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种植耕稼须假定（1）辨认种类的能力，（2）预料将来收穫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补助天行的能力，（5）比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条件供具，方才有农业可说。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决不能了解先民创造一技一艺时的艰难，正如我们成年的人高谈阔论而笑小孩子牙牙学语的困难；名为“验之以理”，而其实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后是“断之以证”。在史学上证据固然最重要，但刘先生以情与理揣度古史，而后“断之以证”，这样的方法很有危险。我们试引刘先生驳顾先生论古代版图一段做例。尧典的版图有交趾，顾先生疑心那是秦汉的疆域。刘先生驳他道：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汉之前，竟时时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尧舜抚有交趾。他引四条证据：
（a）墨子节用中。
（b）尸子佚文。
（c）韩非子十过
（d）大戴礼记少间
《大戴礼》是汉儒所作，刘先生也承认。前面三条，刘先生说“总可认为战国时文”。——这一层我们姑且不和他辨；我们姑且依他承认此三条为“战国时文”。依顾先生的方法，这三条至多不过证明战国时有人知有交趾吧了。然而刘先生的“断之以证”的方法却真大胆！他说：知有交趾，则是早已与交趾有关系了。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是墨子尸子韩非等所言实由尧之抚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战国时的一句话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证明二千年前的尧时的版图，这是什么证据？况且刘先生明明承认“春秋东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若依顾先生的方法，单这一句已可以证明尧典为秦汉时的伪书了。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4）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刘先生对于这一层，似乎不很讲究。如他上文举的三条证据，（a）墨子节用篇屡称“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无本不可考；尸子原书已亡，依许多佚文看来，此书大概作于战国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韩非子一书本是杂湊起来的；十过一篇，中叙秦攻宜阳一段，显然可证此篇不是韩非子所作，与初见秦等篇同为后人伪作的。而刘先生却以为“以韩非之疑古，犹且称道之。”不知显学篇明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五虫篇明说“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即用此疑古的两篇作标准，已可以证明《十过篇》之为伪作而无疑。这些东西如何可作证据用呢？
以上所说，不过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供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对他自己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只希望他对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严刻的评判，而不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辨护士。行文时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十三，二，八。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一
《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着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中的情节。他们并不会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是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这种附会的“红学”又可分作几派：
第一派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他们说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当时名士冒辟疆的妾，后来被清兵夺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很，随跑到五文山去做和尚去了。依这一派的话，冒辟疆与他的朋友们说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说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这一派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以上引的话均见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的提要。）
这一派的代表是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这一派的根本错误已被孟蓴蓀先生的《董小宛考》（附在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之后，页一三一以下）用精密的方法一一证明了。孟先生在这篇《董小宛考》里证明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了；顺治元年，世祖方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宮邀宠之理。盂先生引据了许多书，按年分別，证据非常完供，方法也很细密。那种无稽的附会，如何当得起孟先生的摧破呢？例如《红楼梦索隐》说：漁洋山人题冒辟疆妾圆玉女罗书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淼淼神人隔，空费陈王八斗才”，亦为小琬而作。圆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转之义，故曰圆玉。女罗，罗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与死別不同矣。（提要页一三）??
孟先生在《董小宛考》里引了清初的许多诗人的诗来证明冒辟疆的妾并不止小宛一人；女罗姓蔡名含，很能书苍松墨凤；圆玉当是金晓珠，名(王dan)，昆山人，能书人物。晓珠最爱书洛神，(汪舟次有《晓珠手临洛神图卷跋》，吴(上艸下园)次有《乞晓珠书洛神启》)故漁洋山人诗有“洛川淼淼神人隔”的话。我们若懂得孟先生与王梦阮先生两人用的方法的区別，便知道考证与附会的绝对不相同了。?
《红楼梦索隐》一书，有了《董小宛考》的辨正，我本可以不再批评他了。但这书中还有许多绝无道理的附会，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来。如他说：“曹雪芹为世家子，其成书当在乾嘉时代。书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时事，在嘉庆时所作可知。……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揣其成书亦当在康熙中叶。……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档案类多修改。《红楼》一收，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提要页五至六。)但他在第十六回凤姐提起南巡接驾一段话的下面，又注到：“此作者自言也。圣祖二次南巡，即驻跸雪芹之父曹寅盐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对，故有此笔。”下面赵嬷嬷说甄家接驾四次一段的下面，又注道：“圣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驾四次，特明为乾隆时事。”我们看这三段“索隐”，可以看出许多错误。(1)第十六回明说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嬷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2)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历一六八九)，到四十三年曹寅才做两淮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的。(3)《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西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了吗？(4)《索隐》说《红楼梦》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红楼梦》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可证。(详考见后文。)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庆时所作的《红楼梦》呢？?
第二派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这一派可用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作代表。蔡先生说：
《石头记》……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別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冪，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石头记索隐》页一。)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漬，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刪本书，则吊明之义也。……(页三至四。)?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但“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系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防へ苑象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 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翠縷说：“知道了！姑娘(史湘云)是阳，我就是阴。……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清制，对于君主，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臣与奴才，并无二义。以民族之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满汉以此。(页九至十)。
这些是蔡先生的根本主张。以后便是“闡证本事”了。依他的见解，下面这些人是可考的：
(1)贾宝玉，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康熙帝的太子，后被废。)(页十至二二。)
(2)《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字与礽字形相似也。……(页二三至二五。)
(3)林黛卫影朱竹垞(朱彝尊)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土宅)之号也。……(页二五至二七。)
(4)薛宝钗，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诗“雪满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高士奇)也。……(页二八至四二。)
(5)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页四二至四七。)
(6)王熙凤影余国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输入者注：此处为繁体之“国”)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页四七至六一。)
(7)史湘云，陈其年也。其年又号迦陵。史湘云佩金麒麟，当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尝以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也。……(页六一至七一。)
(8)妙玉，姜西溟(姜宸英)也。姜为少女，以妙代之。《诗》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代英字也。(从徐柳泉说。)……(页七二至八七。)
(9)惜春，严蓀友也。……(页八七至九一。)
(10)宝琴，冒辟疆也。……(页九一至九五。)
(11)刘老老，汤潜庵(汤斌)也。……(页九五至百十。)
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我记得从前有个灯谜，用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来打一个“日”字。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因为做谜的人先想着南北朝的齐和梁两朝都是姓萧的；其次，把“萧萧下”的“萧萧”解作两个姓萧的朝代；其次，二萧的下面是那姓陈的陈朝。想着了“陈”字，然后把偏旁去掉(无边)；再把“东”(繁体)字里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才是谜底！你若不能绕这许多弯子，休想猜谜！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繁体)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岂不真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他费了那么大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份；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份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做的谜可不是笨谜吗？用麒麟来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来影“乾学”的乾：假使真有这种影射法，都是同样的笨谜！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我且再举一条例来说明这种"索隐"(猜谜)法的无益。蔡先生引蒯若木先生的话，说刘老老即是汤潜庵：潜庵受业于孙夏峰(孙奇逢，清初的理学家)凡十年。夏峰之学本以象山(陆九渊)阳明(王守仁)为宗，《石头记》"刘老老之女婿曰王狗儿，狗儿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势利，便连了宗"，似指此。
其实《红楼梦》里的王家既不是专指王阳明的学派，此处似不应该忽然用王家代表王学。况且从汤斌想到孙奇逢，从孙奇逢想到王阳明学派，再从阳明学派想到王夫人一家，又从王家想到王狗儿的祖上，又从王狗儿转到他的丈母刘老老，－－这个谜可不是比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谜还更难猜吗？蔡先生又说《石头记》第三十九回刘老老说的"抽柴"一断故事是影汤斌毀五通祠的事；刘老老的外孙板儿影的是汤斌买的一部《廿一史》；他的外孙女青儿影的是汤斌每天吃的韭菜！这种附会已是很滑稽的了。最妙的是第六回凤姐给刘老老二十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汤斌死后徐乾学賻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凤姐又送老老八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汤斌死后惟遗俸银八两。这八两有了下落了，那二十两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还送了刘老老两包银子，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这一百两可就没有下落了！因为汤斌一生的事实没有一件可恰合这一百两银子的，所以这一百两虽然比那二十八两更重要，到底没有"索隐"的价值！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故我说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也还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三派的《红楼梦》附会家，虽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张《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儿子。陈康祺的《郎潜纪问二笔》(即《燕下乡脞录》)卷五说：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卫(成德官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经记憶。
又俞樾的《小浮梅闲话》(《曲园杂纂》三十八)说：《红楼梦》一书，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读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醜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适按此谕不见于《东华录》。但载于《通志堂经解》之首。)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钱静方先生的《红楼梦考》(附在《石头记索隐》之后，页一二一至一三零)也颇有赞成这种主张的倾向。钱先生说：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倩影？余读《饮水词抄》，不独于宝从间得(言斤，音"新")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
这一派的主张，依我看来，也没有可靠的根据，也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1)纳兰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西历一六五四)，死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三十一岁。他死时，他的父亲明珠正在极盛的时代，(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晋太子太师。)我们如何可说那眼见贾府兴亡的宝玉是指他呢？(2)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谕说成德中举人时止十五岁，其实连那上谕都是错的。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举人时，年十八；明年癸醜，他中进士，年十九。徐乾学做的《墓志铭》与韩(上艸下炎，音"坦")做的《伸道碑》，都如此说。乾隆帝因为硬要否认《通志堂经解》的许多序是成德做的，故说他中进士时年止十六岁。(也许成德应试时故意减少三岁，而乾隆帝但依据履历上的年岁。)无论如何，我们不可用宝玉中举的年岁来附会成德。若宝玉中举的年岁可以附会成德，我们也可以用成德中进士和殿试的年岁来证明宝玉不是成德了！(3)至于钱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虞氏，为两广统督兴祖之女；续配官氏，生二子一女。虞氏早死，故《飲水词》中有几首悼亡的词。钱先生引他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况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 (4)至于徐柳泉说的大观园里十二金钗都是纳兰成德所奉为上客的一班名士，这种附会法与《石头记索隐》的方法有同样的危险。即如徐柳泉说妙玉影姜宸英，那么，黛玉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又如他说宝钗影高士奇，那么，袭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凤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我们试读姜宸英祭纳兰成德的文：兄一见我，怪我落落；转亦以此，赏我标格。……数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对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时漫骂，无问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恶。激昂论事，眼睁舌撟，兄为抵掌，助之叫号。有时对酒，雪涕悲歌，谓余失志，孤愤则那。彼何人斯，实应且憎，余色拒之，兄门固扃。
妙玉可当得这种交情吗？这可不更像黛玉吗？我们又试读郭琇参劾高士奇的奏疏：……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凡督抚藩臬道府廳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皆王鸿绪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饋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然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骗，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门路真。……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夫以国帑民膏而填无厌之溪壑，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清史馆本传，《耆献类征》六十。)
宝钗可当得这种罪名吗？这可不更像凤姐吗？我举这些例的用意是要说明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钱静方先生说的好，"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书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二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经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我们先从“著者”一个问题下手。
本书第一回说这书原稿是空空道人从一块石头上抄写下来的，故名《石头记》；后来空空道人改名情憎，遂改《石头记》为《情憎录》；东鲁孔梅溪题为《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刪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百二十回又提起曹雪芹传授此书的缘由。大概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缘起，故当时的人多认这书是曹雪芹做的。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有一条说：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騶，必攜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独罪，乃密疏薦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供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齐读而羨之。(坊间刻本无此十字。)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豔，我齐题云：(此四字坊间刻本作“雪芹赠云”，今据原刻本改正。)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红楼梦》的旁证材料，要算这一条为最早。近人征引此条，每不全录。他们对于此条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这一条纪载的重要，凡有几点：
(1)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
（2)此条说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儿子。(又《随园诗话》卷十六也说“雪芹者，曹练事织造之嗣君也。”但此说实是错的，说详后。)
（3)此条说大观园即是后来的随园。
俞樾在《小浮梅闲话》里曾引此条的一小部份，又加一注，说：
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横楝亭，即雪芹也。
俞樾说曹子清即雪芹，是大谬的。曹子清即曹楝亭，即曹寅。
我们先考曹寅是谁。吴修的《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十二说：曹寅，字子清，号楝亭，奉天人，官通政司使，江宁织造。校刊古书甚精，有扬州局刻《五韵》、《楝亭十二种》，盛行于世。着《楝亭诗抄》。
《扬州书舫录》卷二说：曹寅，字子清，号楝亭，满洲人，官两淮盐院，工诗词，善书，着有《楝亭诗集》。刊秘书十二体，为《梅苑》，《声书集》，《法书考》，《琴史》，《墨经》，《砚箋》。刘后山(当作刘后村)《千家诗》，《禁扁》，《釣磯立谈》，《都城纪胜》，《糖霜谱》，《录鬼簿》。今之仪征余园门榜“江天传舍”四字，是所书也。
这两条可以参看。又韩菼的《有怀堂文稿》里有《楝亭记》一篇，说：荔轩曹使君性至孝。自其先人董三服官江宁，于署中手植楝树一株，绝爱之，为亭其间，尝憩息于斯。后十余年，使君适自苏移节，如先生之任，则亭颇坏，为新其材，加堊焉，而亭复完。……
据此可知曹寅又字荔轩，又可知《饮水词》中的楝亭的历史。
最详细的记载是章学诚的《丙辰劄记》：曹寅为两淮巡盐御史，刻古书凡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是也。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间年一任，同旗李煦互相番代。李于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与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连任，较曹用事为久矣。然曹至今为学士大夫所称，而李无问焉。
不幸章学诚说的那“至今为学士大夫所称”的曹寅，竟不曾留下一篇传记给我们做考证的材料，《耆献类征》与《碑传集》都没有曹寅的碑传。只有宋和的《陈鵬年传》(《耆献类征》卷一六四，页一八以下)有一段重要的纪事：
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上南巡。(此康熙帝第五次南巡。)统督集有司议供张，欲于丁糧耗加三分。有司皆摄服，唯唯。独鹏年(江宁知府陈鹏年)不服，否否。统督怏怏，议虽寢，则欲抉去鹏年矣。
无何，车驾由龙潭幸江宁。行宮草创，(按此指龙潭之行宮)欲抉去之者因以是激上怒。时故庶人(按此即康熙帝的太子胤礽，至四十七年被废。)从幸，更怒，欲杀鵬年。
车驾至江宁，驻跸织造府一日，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时有致政大学士张英来朝，上……使人问鹏年，英称其贤。而英则庶人之所傅，乃谓庶人曰：“尔师傅贤之，如何杀之？”庶人犹欲杀之。
织造曹寅免冠叩头，为鹏年请。当是时，苏州织造李某伏寅后，见寅血被额，恐触上怒，阴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顾之曰：
“云何也？”复叩头，阶有声，竟得请。出，巡抚宋犖逆之曰： “君不愧朱云折槛矣！”
又我的朋友顾颉刚在《江南通志》里查出江宁织造的职官如下表：
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曹玺
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桑格
康熙三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曹寅
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曹顒
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六年曹頫
雍正六年以后 隋赫德
又苏州织造的职官如下表：
康熙二十九军至三十二年 曹寅
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 李煦
这两表的重要，我们可以分开来说：
（1）曹玺，字完璧，是曹寅的父亲。颉刚引《上元江宁 两县志》道："织局繁剧，玺至，种弊一清。陛见，陈江南吏治极详，赐蟒服，加一品，御书'敬慎'扁额。卒于位。子寅。"
（2）因此可知曹寅当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时，做苏州织造；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他兼任江宁织造；三十二年以后，他专任江宁织造二十年。
（3）康熙帝六次南巡的年代，可与上两表参看：康熙二三一次南巡曹玺为苏州织造
二八 二次南巡
三八 三次南巡 曹寅为江宁织造
四二 四次南巡 同上
四四 五次南巡 同上
四六 六次南巡 同上
（4）颉刚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驻跸将军署外，余五次均把织造署当行宮。"这五次之中，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又《振绮堂叢书》内有《圣驾五幸江南恭录》一卷，记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写曹寅既在南京接驾，又以巡盐御史的资格赶到扬州接驾；又记曹寅进贡的礼物及康熙帝回鑾时赏他通政使司通政使的事，甚详细，可以参看。
（5）曹顒与曹頫都是曹寅的儿子。曹寅的《楝亭诗抄》別集有郭振基序，内说"侍公函丈有年，今公子继任织部，又辱世讲。"是曹頫之为曹寅儿子，已无可疑。曹頫大概是曹顒的兄弟。（说详下。）又《四库全书提要》谱录类食谱之属存目里有一条说：
《居常饮饌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曹寅撰。寅字子清，号楝亭，镶蓝旗汉军。康熙中巡视两淮盐政，加通政司衔。是编以前代所传饮膳之法汇成一编，一曰宋王的《糖霜谱》，二三曰宋东溪遁叟《粥品》及《粉面品》，四曰元倪瓚《泉史》，五曰元海滨逸叟《制脯（左鱼右乍，音"乍"）法》，六曰明王叔承《釀录》，七曰明释智舷《茗箋》，八九曰明灌畦老叟《蔬香谱》及《制蔬品法》。中间《糖霜谱》，寅已刻入所辑《楝亭十种》；其他亦颇散见于《说郛》诸书云。
又《提要》別集类存目里有一条：
《楝亭诗抄》五卷，附《词抄》一卷。
（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曹寅撰。寅有《居常飲饌录》，已着录，其诗一刻于扬州，计盈千首；再刻于儀征，则寅自汰其然刻，而吴尚中开雕于东园者。此本即仪征刻也。其诗出入于白居易、苏轼之间。
《提要》说曹家是镶蓝旗人，这是错的。《八旗氏族通谱》有曹锡远一系，说他家是正白旗人，当据以改正。但我们因《四库提要》提起曹寅的诗集，故后来居然寻着他的全集，计《楝亭诗抄》八卷，《文抄》一卷，《词抄》一卷，《诗別集》四卷，《词別集》一卷（天津公园图书馆藏）。从他的集子里，我们得知他生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九月七日，他死时大概在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下半年，那时他五十五岁。他的诗颇有好的，在八旗的诗人之中，他自然要算一个大家了。（他的诗在铁保辑的《八旗人诗抄》——改名《熙朝雅颂集》——里，占一全卷的地位。）当时的文学大家，如朱彝尊、姜宸英等，都为《楝亭诗抄》作序。以上关于曹寅的事实，总结起来，可以得几个结论：
（1）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几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亲曹玺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苏州织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同时又兼做了四次的两淮巡盐御史。他死后，他的儿子曹顒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宁织造，他的儿子曹頫接下去做了十三年的江宁织造。他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这个织造真成了他家的"世职"了。
（2）当康熙帝南巡时，他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差。
（3）曹寅会写字，会做诗词，有诗词集行世；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的刻印，扬州的诗局归他管理甚久；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几种精刻的书。（除上举各书外．尚有《周易本义》、《施愚山集》等；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也是曹寅捐资倡刻的，刻未完而死。）他家中藏书极多，精本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之多，（见他的《楝亭书目》，京师图书馆有抄本。）可见他的家庭富有文学美术的环境。
（4）他生于顺治十五年，死于康熙五十一年。（一六五八－一七一二）
以上是曹寅的略传与他的家世。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圆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钟羲先生。杨先生编有《八旗文经》六十卷，又着有《雪桥诗话》三编，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他在《雪桥诗话》续集卷六，页二三，说：敬亭（清宗室敦诚字敬亭）……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沾）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鍤葬刘伶"之句。
这一条使我们知道三个要点：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是他的孙子。（《中国人名大辞典》页九九零作"名沾，寅子"，似是根据《雪桥诗话》而误改其一部份。）
（三）清宗室敦诚的诗文集内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
敦诚字敬亭，別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軼事也散见《雪桥诗话》初二集中。他有《四松堂集》诗二卷，文二卷，《鷦鷯轩笔麈》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懋齐诗抄》。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我今年夏间到上海。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他回信说，曾有《四松堂集》。但辛亥乱后遗失了。我虽然很失望，但杨先生既然根据《四松堂集》说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这话自然万无可疑。因为敦诚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们的证见自然是可信的。
我虽然未见敦诚兄弟的全集，但《八旗人诗抄》（《熙朝雅颂集》）里有他们兄弟的诗一卷。这一卷里有关于曹雪芹的诗四首，我因为这种材料颇不易得，故把这四首全抄于下：
赠曹雪芹 敦敏
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蘿门巷足烟霞。
寻诗人去留僧壁，卖书钱来付酒家。
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
新愁然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
访曹雪芹不值 敦敏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佩刀质酒歌 敦诚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我问贺鉴湖，不惜金龜掷酒墟。又问阮遥集，直卸金貂作鯨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间更无黄金璫。秋气釀寒风雨恶，满园榆柳飞苍黄。主人未出童子睡，斝干甕涩何可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溫枯肠，身外长物亦何有？鸞刀昨夜靡秋霜。且酤满眼作软饱，……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寄怀曹雪芹 敦诚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嗟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然梦久已绝，且着临邛犊鼻裩。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籬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燭风雨昏。接罹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辨虱手捫。感时思君不相见，薊门落日松亭尊。劝君莫弹食客鋏，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
我们看这四首诗，可想见他们弟兄与曹雪芹的交情是很深的。他们的证见真是史学家说的“同时人的证见”，有了这种证据，我们不能不认袁枚为误记了。
这四首诗中，有许多可注意的句子。
第一，如“秦淮残梦忆繁华”，如“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绝，且着临邛犊鼻裩"，如"劝君莫弹食客鋏，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都可以证明曹雪芹当时已很贫穷，穷的很不像样了，故敦诚有“残杯冷炙有德色”的劝戒。
第二，如"寻诗人去留僧壁，卖书钱来付酒家"，如"知君诗胆昔如铁"，如"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都可以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是一个会作诗又会绘书的人。最可惜的是曹雪芹的诗现在只剩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了。但单看这两句，也就可以想见曹雪芹的诗大概是很聪明的，很深刻的。敦诚弟兄比他做李贺，大概很有点相像。
第三，我们又可以看出曹雪芹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鬱，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排遣。上文引的如"雪芹酒渴如狂"，如"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溫枯肠"，如"新愁然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如"鹿车荷鍤葬刘怜"，都可以为证。
我们既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和他自身的境遇了，我们应该研究他的年代。这一层颇有点困难，因为材料太少了。敦诚有挽雪芹的诗，可见雪芹死在敦诚之前。敦诚的年代也不可详考。但《八旗文经》里有几篇他的文字，有年月可考：如《拙鹊亭记》作于辛醜初冬，如《松亭再征记》作于戊寅正月，如《祭周立厓文》中说："先生与先公始交时在戊寅己卯间，是时先生……每过静补堂，……诚尝侍几杖侧。迨庚寅先公即世，先生哭之过时而哀……诚追述平生……回念静补堂几杖之侧，已二十分年矣。"今作一表，如下：
乾隆二三，戊寅（1758）。
乾隆二四，己卯（1759）。
乾隆三五，庚寅（1770）。
乾隆四六，辛醜（1781）。自戊寅至此，凡二十三年。
清宗室永忠（臞仙）为敦诚作葛巾居的诗，也在乾隆辛醜。敦诚之父死于庚寅，他自己的死期大约在二十年之后，约当乾隆五十余年。纪昀为他的诗集作序，虽无年月可考，但纪昀死于嘉庆十年（1805），而序中的语意都可见敦诚死已甚久了。故我们可以猜定敦诚大约生于雍正初年（约1725）．死于乾隆五十余年。（约1785－1790）
敦诚兄弟与曹雪芹往来，从他们赠答的诗看起来，大概都在他们兄弟中年以前，不像在中年以后。况且《红楼梦》当乾隆五十六七年时已在社会上流通了二十余年了。（说详下。）以此看来，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至于他的年纪，更不容易考定了。但敦诚兄弟的诗的口气，很不像是对一位老前辈的口气。我们可以猜想雪芹的年纪至多不过比他们大十来岁，大约生于康熙未叶（约1715—1720）；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以上是关于著者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这个见解，本来并没有什么新奇，本来是很自然的。不过因为《红楼梦》被一百多年来的红学大家越说越微妙了，故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极平常的见解反觉得他有证明的必要了。我且举几条重要的证据如下：
第一，我们统该记得《红楼梦》开端时，明明的说着：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自己又云：今风塵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诚不若彼裙钗。……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
这话说的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懺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第二，第一回里那石头说道：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到新鲜別致。又说：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问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
他这样明白清楚的说"这书是我自己的事体情理"，"是我半世亲见亲问的"；而我们偏要硬派这书是说顺治帝的，是说纳兰成德的，这岂不是作茧自缚吗
第三，《红楼梦》第十六回有谈论南巡接驾的一大段，原文如下：
凤姐道：“……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偏的没赶上。”
赵嬷嬷（贾琏的乳母）道：“哎喲，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说起来——”
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粵闽滇浙所有的洋沿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喲，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別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种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凤姐道：“我常听见我们大爷说，也是这样的。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样富贵呢？”
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吧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此处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曹家几代在江南做官，故《红摟梦》里的贾家虽在"长安"，而甄家始终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门里。《红楼梦》差不多全不提起历史上的事实，但此处却郑重的说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樁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这也是敦敏送他的诗里说的“秦淮然梦忆繁华”了。但我们却在这里得着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一家接驾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随便有的机会。大官如督抚，不能久任一处，便不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甯织造，恰巧当了四次接驾的差。这不是很可靠的证据吗？
第四，《红楼梦》第二回叙荣国府的世次如下。
自荣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平静中和，也不管理家务。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又额外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职。令其入部学习，如今已升了员外郎。
我们可用曹家的世系来比较：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潘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
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盐法道。
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
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
元孙：曹顒，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员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祜，原任州同。（《八旗氏族通谱》卷七十四。）
这个世系颇不分明。我们可试作一个假定的世系表如下：
－－頫-－寅－－顒
曹锡远－振彥－玺－宜－－頎
－尔正－荃－－天祜
曹寅的《楝亭诗抄別集》中有"辛卯三月问珍儿殤，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诸友"诗三首，其二云："世出难居长，多才在四三。承家赖犹子，努力作奇男。"四侄即頎，那排行第三的当是那小名珍儿的了。如此看来，顒与頫当是行一与行二。曹寅死后，曹顒袭织造之职。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顒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换了，故次子曹頫接下去做。织造是内务府的一个差事，故不算做官，故《氏族通谱》上只称曹寅为通政使，称曹頫为员外郎。但《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
第五，最重要的证据自然还是曹雪芹自己的历史和他家的历史。《红楼梦》虽没有做完（说详下），但我们看了前八十回，也就可以断定：（1）贾家必致衰败；（2）宝玉必致沦落。《红楼梦》开端便说，"风塵碌碌，一事无成"；又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当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这是明说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当著书时，已在那穷愁不幸的境地。况且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时在梦中对凤姐说的活，句句明说贾家将来必到"树倒猢猻散"的地步。所以我们即使不信后四十回（说详下）抄家和宝玉出家的话，也可以推想贾家的衰败和宝玉的流落了。我们再回看上文引的敦诚兄弟送曹雪芹的诗，可以列举雪芹一生的历史如下：
（1）他是做过繁华旧梦的人。
（2）他有美术和文学的天才，能做诗，能绘书。
（3）他晚年的境况非常贫穷潦倒。
这不是贾宝玉的历史吗？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三个要点。第一是曹雪芹家自从曹玺、曹寅以来，积成一个很富麗的文学美术的环境。他家的藏书在当时要算一个大藏书家，他家刻的书至今推为精刻的善本。富贵的家庭并不难得，但富贵的环境与文学美术的环境合在一家，在当日的汉人中是没有的，就在当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寻找了。第二，曹寅是刻《居常饮馔录》的人，《居常饮馔录》所收的书，如《糖霜谱》《制脯鮓法》《粉面品》之类，都是专讲究饮食糖饼的做法的。曹寅家做的雪花饼，见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二十一，页十二），有"粉量云母细，糝和雪糕匀"的称誉。我们读《红楼梦》的人，看贾母对于吃食的讲究，看贾家上下对于吃食的讲究，便知道《居常饮馔录》的遗风未泯，雪花饼的名不虚传！第三，关于曹家衰落的情形，我们虽没有什么材料，但我们知道曹寅的亲家李煦在康熙六十一年已因亏空被革职查追了。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八册有雍正元年苏州织造胡凤翬奏摺内称：
今查得李煦任内亏空各年余剩银两，现奉旨交督臣查弼纳查追外，尚有六十一年办六十年分应存剩银六万三百五十五两零，并无存库，亦系李煦亏空。……所有历年动用银两数目，另开细折，井呈御览。……
又第十三册有两淮巡盐御史谢赐履奏摺内称：
窃照两淮应解织造银两，历年遵奉已久，茲于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奉户部諮行，将江苏织造银两停其支给；两淮应解银两，汇行解部。……前任盐臣魏廷珍于康熙六十一年内未奉部文停止之先，两次解过苏州织造银五万两。……再本年六月内奉有停止江宁织造之文。查前盐臣魏廷珍经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两，臣任内……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两。……臣请将解过苏州织造银两在于审理李煦亏空案内并追；将解过江宁织造银两行令曹頫解还户部。
李煦做了三十年的苏州织造，又兼了八年的两淮盐政，到头来竟因亏空被查追。胡凤翬折内只举出康熙六十一年的亏空，已有六万两之多；加上谢赐履折内举出应退还两淮的十万两：这一年的亏空就是十六万两了！他历年亏空的总数之多，可以想见。这时候，曹頫（曹雪芹之父）虽然还未曾得罪，但谢赐履折内已提及两事：一是停止两淮应解织造银两，一是要曹頫赔出本年已解的八万一千余两。这个江宁织造就不好做了。我们看了李煦的先例，就可以推想曹頫的下场也必是因亏空而查追，因查追而抄没家产。关于这一层，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话不是假的。袁枚的《随园记》（《小仓山房文集》十二）说随园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此隋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頫的任的人。（袁枚误记为康熙时，实为雍正六年。）袁枚作记在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去曹頫卸织造任时甚近，他应该知道这园的历史。我们从此可以推想曹頫当雍正六年去职时，必是因亏空被追赔，故这个园子就到了他的继任人的手里。从此以后，曹家在江南的家产都完了，故不能不搬回北京居住。这大概是曹雪芹所以流落在北京的原因。我们看了李煦、曹頫两家败落的大概情形，再回头来看《红楼梦》里写的贾家的经济困难情形，便更容易明白了。如第七十二回凤姐夜间梦见人来找他，说娘娘要一百匹錦，凤姐不肯给，他就来夺。来旺家的笑道："这是奶奶日间操心常应候宮里的事。"一语未了，人回夏太监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活！一年他们也够搬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好容易凤姐弄了二百两银子把那小内监打发开去，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凤姐笑道，"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就是一千两。我略慢应了些，他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又如第五十三回写黑山村庄头乌进孝来贾府纳年例，贾珍与他谈的一断话也很可注意：
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別过年了！"
乌进孝道："爷的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荣国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
贾珍道："如何呢？我这边到可已，没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比不得那府里（荣国府），这几年添了许多化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却又不添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吗？"
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听，他说的可笑不可笑？"
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化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精穷了！"……贾蓉又说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二嬸娘（凤姐）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大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借当的事又见于第七十二回：
鸳鸯一面说，一面起身要走。贾琏忙也立起身来说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儿，兄弟还有一事相求。"说着，便骂小丫头，"怎么不泡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日进上的新茶泡一碗来！"说着，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完了。几处房租地租总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要二三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傢夥，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
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不像一个贪官汙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爱挥霍，爱抛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以致于亏空，以至于破产抄家。《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猻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经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经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总结上文关于"著者"的材料，凡得六条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麗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书，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现在我们可以研究《红楼梦》的"本子"问题。现今市上通行的《红楼梦》虽有无数版本，然细细考较去，除了有正书局一本外，都是从一种底本出来的。这种底本是乾隆末年间程伟元的百二十回全本，我们叫他做"程本"。这个程本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的第一次活字排本，可叫做"程甲本"。一种也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程家排本，是用"程甲本"来校改修正的，这个本子可叫做"程乙本"。"程甲本"我的朋友马幼漁教授藏有一部，"程乙本"我自己藏有一部。乙本远胜于甲本，但我仔细审察，不能不承认"程甲本"为外间各种《红楼梦》的底本。各本的错误矛盾，都是根据于"程甲本"的，这是《红楼梦》版本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
此外，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红楼梦》，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们可叫他做"戚本"。有正书局的老闆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国初抄本《红楼梦》"，又在首页题着"原本《红楼梦》"。那"国初抄本"四个字自然是大错的。那"原本"两字也不妥当。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抄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见已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两种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后，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见。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展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当价值，正不必假托"国初抄本"。
《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这是无可疑的。程本有程伟元的序，序中说：
《石头记》是此书原名。……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有称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壁？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种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榫音筍，削木入竅名榫，又名榫头。）。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扬，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鐫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小泉程伟元识。我自己的程乙本还有高鹗的一篇序，中说：
予问《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僕数年铢种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一七九一），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此序所谓"工既竣"，即是程序说的"同友人细加厘扬，截长补短"的整理工夫，并非指刻板的工程。我这部程乙本还有七条"引言"，比两序更重要，今节抄几条于下：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紕繆。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阅者諒之。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茲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旦不欲经掩其本来面目也。
引言之末，有"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兰墅又识"一行。兰墅即高鹗。我们看上文引的两序与引言，有应该注意的几点：
（1）高序说"问《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引言说"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从乾隆壬子上数三十年，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今知乾隆三十年间此书已流行，可证我上文推测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之说大概无大差错。
（2）前八十回，各本互有异同。例如引言第三条说"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我们试用戚本六十七回与程本及市上各本的六十七回互校，果有许多异同之处，程本所改的似胜于戚本。大概程本当日确曾经过一番"广集各本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的工夫，故程本一出即成为定本，其余各抄本多被淘汰了。
（3）程伟元的序里说，《红楼梦》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这话可惜无从考证。（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我从前想当时各抄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后四十回目录的，但我现在对于这一层很有点怀疑了。（说详下。）
（4）八十回以后的四十回，据高程两人的话，是程伟元历年杂湊起来的－－先得二十余卷，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又经高鹗费了几个月整理修辑的工夫，方才有这部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他们自己说这四十回"更无他本可考"：但他们又说："至其原文，未敢臆改"
（5）《红楼梦》直到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始有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出世。
（6）这个百二十回的全本最初用活字版排印，是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的程本。这本又有两种小不同的印本：（一）初印本（即程甲本）"不及细校，间有紕繆。"此本我近来见过，果然有许多紕繆矛盾的地方。（二）校正印本，即我上文说的程乙本。
（7）程伟元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即是这一百三十年来的一切印本《红楼梦》的老祖宗。后来的翻本，多经过南方人的批注，书中京话的特別俗语往往稍有改换，但没有一种翻本（除了戚本）不是从程本出来的。这是我们现有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历史。这段历史里有一个大可研究的问题，就是“后四十回的着者究竟是谁？”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考证《红楼梦》的一条说：
《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
俞氏这一段话极重要。他不但证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鹗是实有其人，还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船山即是张船山，名问陶，是乾隆嘉庆时代的一个大诗人。他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中顺天乡试举人，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成进士，选庶吉士。他称高鹗为同年，他们不是庚戌同年，便是戊申同年。但高鹗若是庚戌的新进士，次年辛亥他作《红楼梦》序不会有"闲且憊矣"的话，故我推测他们是戊申乡试的同年。后来我又在《郎潜纪问二笔》卷一里发见一条关于高鹗的事实：
嘉庆辛酉京师大水，科场改九月，诗题"百川赴巨海"……闈中罕得解。前十本将进呈，韩城王文端公以通场无知出处为憾。房考高侍读鹗搜遗卷，得定远陈黻卷，亟呈薦，遂得南元。
辛酉（一八零一）为嘉庆六年。据此，我们可知高鹗后来曾中进士，为侍读，且曾做嘉庆六年顺天乡试的同考官。我想高鹗既中进士，就有法子考查他的籍贯和中进士的年份了。果然我的朋友顾颉刚先生替我在《进士题名碑》上查出高鹗是鑲黄旗汉军人，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科的进士，殿试第三甲第一名。这一件引起我注意《题名录》一类的工具，我就发愤搜求这一类的书。果然我又在清代《御史题名录》里，嘉庆十四年（一八零九）下，寻得一条：
高鹗，镶黄旗汉军人，乾隆乙卯进士，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
又《八旗文经》二十三有高鹗的《操縵堂诗稿跋》一篇，未署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小阳月。
我们可以综合上文所得关于高鹗的材料，作一个简单的《高鹗年谱》如下：
乾隆四七（一七八二），高鹗作《操縵堂诗稿跋》。
乾隆五三（一七八八），中举人。
乾隆五六－五七（一七九一－－一七九二），补作《红楼梦》后四十回，并作序例。
《红楼梦》百廿回全本排印成。
乾隆六零（一七九五），中进士，殿试三甲一名。
嘉庆六（一八零一），高鹗以内阁侍读为顺天乡试的同考官，闈中与张问陶相遇，张作诗送他，有"豔情人自说《红楼》"之句；又有诗注，使后世知《红楼梦》八十回以后是他补的。
嘉庆一四（一八零九），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自乾隆四七至此，凡二十七年。大概他此时已近六十岁了。
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我们可约举几层证据如下：
第一，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
第二，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有做成呢。
第三，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第四，高鹗自己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条说："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顛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因为高鹗不諱他补作的事，故张船山赠诗直说他补作后四十回的事。
但这些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举出三个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他的三个理由是（1）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2）史湘云的丟开；（3）不合作文时的程序。这三层之中，第三层姑且不论。第一层是很明显的：《红楼梦》的开端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明说"蓬牖茅椽，繩床瓦灶"；岂有到了末尾说宝玉出家成仙之理？第二层也很可注意。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怪！依此句看来，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宝玉做夫妇，不应该此话全无照应。以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了。
其实何止史湘云一个人即如小红，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极力描写这个攀高好胜的丫头；好容易他得着了凤姐的赏识，把他提拔上去了；但这样一个重要人才，岂可没有下场？况且小红同贾芸的感情，前面既经曹雪芹那样郑重描写，岂有完全没有结果之理？又如香菱的结果也决不是曹雪芹的本意，第五回的"十二钗副册"上写香菱结局道：
根并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乡。两地生孤木，合成"桂"字。此明说香菱死于夏金桂之手，故第八十回说香菱"血分中有病，加以气怨伤肝，内外挫折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渐羸瘦，饮食懒进，请医服药无效"。可见八十回的作者明明的要香菱被金桂磨折死。后四十回里却是金桂死了，香菱扶正：这岂是作者的本意吗？此外，又如第五回"十二钗"册上说凤姐的结局道："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个谜竟无人猜得出，许多批《红楼梦》的人也都不敢下注解。所以后四十回里写凤姐的下场竟完全与这"二令三人木"无关，这个谜只好等上海灵学会把曹雪芹先生请来降壇时再来解决了。此外，又如写和尚送玉一断，文字的笨拙，令人读了作呕。又如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摟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
以上所说，只是要证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村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哪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字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
以上是我对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十，三，二七，初稿 十，十一，十二，改定稿
(附记)初稿曾附录《寄蝸残贅》一则：
《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相传其书出汉军曹雪芹之手，嘉庆年问，逆犯曹綸即其孙也。亡族之祸，实基于此。
这活如果确实，自然是一断很重要的材料，因此我就去查这一樁案子的事实。
嘉庆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天理教的信徒林清等勾通宮里的小太监，约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乘嘉庆帝不在京城的时候，攻入禁城，占据皇宮。但他们的区区两百个乌合之众，如何能干这种大事？所以他们全失败了，林清被捕，后来被磔死。
林清的同党之中，有一个独石口都司曹綸和他的儿子曹福昌都是很重要的同谋犯，那年十月己未的上谕说：前因正黄旗汉军兵丁曹幅昌从习邪教，与知逆谋。……茲据讯明，曹福昌之父曹綸听从林清入教，经刘四等告知逆谋，允为收众接应。曹綸身为都司，以四品职官习教从逆，实属猪狗不如，罪大恶极！……
那年十一月中，曹綸等都被磔死。
清礼亲王昭（木连）是当日在紫禁城里的一个人，他的《啸亭杂录》卷六记此事有一段说：有汉军独石口都司曹綸者，侍郎曹瑛后也，（瑛字一本或作寅。）家素贫，尝得林清资助，遂入贼党。适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勾结不轨之徒，许为城中内应。……曹福昌临刑时，告劊子手曰："我是可交之人，至死不卖友以求生也！......”
《寄蝸残贅》说曹綸是曹雪芹之孙，不知是否根据《啸亭杂录》说的。我当初已疑心此曹瑛不是曹寅，况且官书明说曹瑛是正黄旗汉军，与曹寅不同旗。前天承陈筱庄先生（宝泉）借我一部《靖逆记》（兰（上竹下移）外史纂，嘉庆庚辰刻），此书记林清之变很详细。其第六卷有《曹綸传》，记他家世系如下：
曹綸，汉军正黄旗人。曾祖金鐸，官骁骑校；伯祖瑛，历官工部侍郎；祖（王咸），云南顺宁府知府；父廷奎，贵州安顺府同知。……廷奎三子，长紳，早卒；次维，武供院工匠，次綸，充整仪卫，擢治仪正，兼公中佐领，升独石口都司。
此可证《寄蝸残贅》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十，十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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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跋《红楼梦考证》
一
我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胡适文存》卷三，页一八五－二四九）里，曾根据于《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三部书，考出下列的几件事：（1）曹雪芹名沾，不是曹寅的儿子，是曹寅的孙子。（页二一二）（2）曹雪芹后来很贫穷，穷的很不像样了。（3）他是一个会作诗又会绘书的人。（4）他在那贫穷的境遇里，纵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骚的心境。（以上页二一五－六）（5）从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诚弟兄的关系上看来，我说“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一七六五）”。又说“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未叶（约一七一五——一七二零）；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我那时在各处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因为我知道《四松堂集》里一定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我虽然承认杨钟羲先生（《雪桥诗话》）确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统觉得《雪桥诗话》是“转手的证据”，不是“原手的证据”。不料上海北京两处大索的结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对于《四松堂集》，已是绝望了。有一天，一家书店的伙计跑来说：“《四松堂诗集》找着了！”我非常高兴，但是打开书来一看，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诗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陈肖庄先生告诉我说，他在一家书店里看见一部《四松堂集》。我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吧？”陈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错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抛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箋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刪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箋。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卷首有永恚(也是清宗室里的诗人，有《神清室诗稿》)、刘大观、纪昀的序，有敦诚的哥哥敦敏作的小传。全书六册，计诗两册，文两册，《鷦鷯庵笔(上鹿下主)》两册。《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所采的诗文都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我在《考证》里引的那首“寄怀曹雪芹”，原文题下注一“沾”字，又“扬州旧梦久已绝”一句，原本绝字作觉，下帖一箋条，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雪桥诗话》说曹雪芹名沾，为楝亭通政孙，即是根据于这两条注的。又此诗中“薊门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时余在喜峰口。”按敦敏作的小传，乾隆二十二年丁醜（一七五七），敦诚在喜峰口。此诗是丁醜年作的。又《考证》引的“佩刀质酒歌”虽无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题下注“癸未”，大概此诗是乾隆二十六年壬午作的。这两首之外，还有两首未刻的诗：
（1）赐曹芹圃（注）即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然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这诗使我们知道曹雪芹又号芹圃。前三句写家贫的状况，四句写盛衰之感。（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