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两部分——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持异议，可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两重的区别归因于灵魂的本质……（因为）如果我们把非理性的因素归因于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灵魂的本质，那么，非理性的因素将会是从上帝那里得来……（可是）追求罪恶的动机是从恶魔处得来的。然而，所有的罪恶都是非理性的：因此，非理性是从恶魔得来的，与上帝无关，对于上帝来说，非理性是一个外来的原则。
圣奥古斯丁
尼契教会之后，基督教教理越来越标准化，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帝国的正教。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心理学被缩减到正教能够接受的程度。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许多心理学问题上的观点也变成了异端邪说。（奥利金去逝后，他因为多种异端邪说而遭惩罚，其中就是柏拉图教导他的灵魂预先存在的信仰。）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是得益于圣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之前教会的主要权威。
圣奥古斯丁（354－430）出生在罗马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他的母亲圣莫妮卡（后来被封为圣者）是位基督徒，他的法官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位异教徒。奥古斯丁周围的世界仍然属于罗马式的奢华生活，可它正在迅速的没落之中。在他的青年时代，野蛮人正在进攻帝国的边陲，到他中年的时候，罗马本身已落入哥特人之手，在他的老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少年学生，圣奥古斯丁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罗马酒色之徒。“我全身心投入通奸活动中，”他后来在著名的《忏悔录》中说到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头里，他因为母亲灌输给他的负疚感而放弃了乱交，娶了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了15年多的时间，对她很忠心。
他是位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极为敬仰，称他为“半神半人”，后来还把很多柏拉图思想溶入了基督教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来还去了罗马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圣经作品，并成了基督教东部异端分枝的摩尼教教徒。可是，他越来越受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他的苦行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的负疚感，也因为他那个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匈奴人在践踏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思雷斯国踏为平地，日尔曼人冲过了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税如猛虎，人们更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
32岁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屈服于他母亲的乞求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等着他的情人长大成人。有一天，他感到“灵魂难受，倍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他正在米兰的花园里与朋友一起坐着，突然被一阵想大哭一场的冲动笼罩住了，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了一阵孩子般的声音在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著作，随便翻开了一页，就看到了下面的话：“不是在放纵和醉酒中，不是在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中，不是在争斗和嫉妒中：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上，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装备齐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了，他感到欣慰不已，心中一片宁静。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387年复活节，他母亲骄傲地站在他身边，由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是圣徒）替他施了洗。
他回到了非洲，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穷人，并在塔加斯特成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的希波小镇的主教华勒里安的邀请，去帮他做教区的工作。圣奥古斯丁进入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华勒里安主教退休了，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候，罗马已经被哥特人所劫掠，汪达尔人也到了希波的门前，离整个帝国西部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了。
作为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仍然过着僧侣的生活。尽管个子很小，身体脆弱，而且长期受慢性肺病的困扰，可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以及与异端的斗争，而且还想办法写作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的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忏悔剥》，甚至花费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上帝之城》。他在这些著作中的主要目的，是想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合起来，可是，每当它们产生冲突的时候，他都由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不是为了相信而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而相信。”
圣奥古斯丁成了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他的裁判权延伸至他所说的有关心理学的任何话，尽管他本人从没有系统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都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跟其它任何科学一样，在它们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除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外，所有的知识要么就是邪恶的，要么就是冗余的：“不管人从其它来源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有害的，它就在那里受到诅咒（即在《圣经》里），如果它是有用的，一定早就已经在里面了。”可是，在他的著作里，有一大批心理学材料被保存下来，因而也就为学者和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医生”们所了解。
比如，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加伦就是其中一个，他重复过圣奥古斯丁的话，认为，灵魂或者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者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圣奥古斯丁举例说，太多的胆汗，会使一个人很容易动肝火，可是，一个容易因为外界的事件动肝火的人也会引起他的身体产生过多的胆汁。
圣奥古斯丁利用早期的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们来解释意识的结构，即记忆、理智和意愿这三重功能。可是，有时候，他所说的有关这三重功能的话会变得非常神秘，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个三重体怎样也可以变成一体：
由于这三重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条生命而是一条，亦不是三种意识而只是一种，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这三种东西之所以是一种，其原因是它们是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可是，它们之所以是三种，是因为我记得我有记忆和理解力以及意志。我知道我理解，我有意志，我会记忆，而且我希望我有意愿，有记忆，有理解力……因此，虽然每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一个整体的人相等，每个作为整体的人与所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是一样的，这三种东西也就是一种，一种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体的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是，他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不可摧毁的，而且，人死后它会离开身体而变得永生不死。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者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这个概念是它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更高层次的存在亦是存在的一部分。
可是，他也经常以更为自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尊贵口吻，重述了早期对感官和记忆的机制非常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我进入了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有无数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图像之宝。”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图像怎么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什么不仅仅容纳了图像，而且还有概念，发生在意识里面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的系列，为什么有时候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跟很多的异教哲学家们一样，圣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感官是不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了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即可以确定，我们都是活着的，我们都能思想。他就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并确立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圣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心理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这种内省法的使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方法。《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这里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系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这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远非仅止于此。在《上帝之城》和其它的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可以显示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上升到比感官局限更高的地方来获取类似“数”和“智慧”等的概念，可是，我们获取最高理解力的层次却只能通过内省性的、对上帝的注视才能达到。跟柏拉图一样，圣奥古斯丁用一阵狂文书写自己感到的彻悟，通过这些沉思，他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了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可以找到的最高的真理。
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睿智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也不会不知道它将会存在，也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与这位创造了邪恶的神同样威力巨大的邪恶存在。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圣奥古斯丁推理说，因为人类是善的，他们就应该有能力来选择善的，而不是恶的（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了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会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圣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意愿曾不想选择善的，他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它给了色欲以很大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情愿去作恶而非行善。一个人有时候不愿意看到自己玉树临风，可当他自己已为肉欲所征服时，他也无法仅凭意愿使自己玉柱倾倒，形颏自消。性快乐实际上会使镇定自若的思想瘫痪掉，而肉体也会统治人，在他藐视上帝的意愿时也会否决他的意愿。
可是，圣奥古斯丁说：“真正的善人，如果可能的话，是希望不需要经历此等情事而生养后代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可能在没有快感的情况繁殖子孙而不犯罪。为什么呢？这就很难想象了，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是一些超级混合物，既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亦有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会由大夫来播撒，而妻子将会去孕育它……是有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凭意志来移动的，不仅仅是一些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我们还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张紧……（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移动，一次一只，或者两只同时动……（另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后面弄出一些音乐曲调来，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唱孔……人体器官，在没有肉欲的激发时，可以为了为人之父的目的而尊从人的意愿……当没有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是由有意的选择来进行时，精液的流动可以尽量少地刺破处女膜而进入子宫，而且就像时下的情况一样可经由同一个阴户管道进入；反过来，则会在行经时进行。
人类在心理学的头8个世纪里学到的有关人类意识的知识，圣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的；这也就是得到了他的权威的准许印行令的一些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惟一可接受的心理学。
教父调停人：
烦琐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再发过任何议论。势力强大的罗马遭到了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直到6世纪，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世但现在已是烧毁殆尽的废墟上。它和其它城市的图书馆散布各处而且大半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以及其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都不见了。西欧社会的大部分都慢慢变成了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小王国，其好战的首领们不是经常彼此袭击和围攻，就是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诺斯人、马札儿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封建制度稳定下来的秩序，可是，封建地主们对于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东征、阴谋诡计、魔法和谦恭的求爱仪式。在一个其生活龌龊不堪、残酷而且短暂地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文化物品跟欧几里得的几何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干。
从6世纪到8世纪，西欧惟一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只有牧师了，他们在少数一些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有限的一些教父们的著作。可是，这些论题很少引起大部分牧师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僵硬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了。只有少数几位其名字不为我们今天的人所知的人慢慢熟悉了已经写下的一切，而且他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论灵魂和意识的书。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一些布道材料，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的重编和反复。
可是，变革还是缓缓地超过了封建秩序。十字军东征使成群结队的半原始西欧人与穆斯林商业与工业接触；贸易一直进发到十字军所到之处；意大利商船和商业舰队从北欧的海湾驶出，开始把东方的香料、丝绸、食物和挂毯运到欧洲港口，随之还带来了书籍和思想。随着海上运输商业开始复苏，内陆运输也繁荣起来。粗俗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有些城市，最早是波罗拿和巴黎，还建起了大学，哲学又以经院哲学的形式出现了，它主要是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有关信仰的一些大问题的逻辑论证工作。首先，经院哲学家们（或者叫烦琐哲学家）都因为《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以及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无可置疑的敬畏而大受局限。这些烦锁派的哲学家们检验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方法是，先提出一个命题，再取一个负面的立场，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后用确定的命题来辩驳它，再用《圣经》中其它的引语和教父们的语录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意识到还有其它一些更为刺激的知识来源。有一部分是从中东的作品中得知的，因为那里的求知活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更大一部分是从西班牙和康斯坦丁那布尔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尤其是阿维塞纳、阿佛尔罗和莫西·梅蒙里兹，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和心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
对许多的烦琐哲学家来说，他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从教父们枯燥无聊和来世的空想中的解放。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者圣奥古斯丁成了他们心目中最高的权威。可是，在许多年里，烦琐哲学家们分成了两大阵营：神秘柏拉图派（大部分是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和知识型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是多明我派）。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德·隆巴尔德、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教义真理的支持和证实这道真理的途径。激烈争执几十年后，亚里士多德派争赢了：阿奎那的哲学和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并利用理智来证明了教义的真理，并从此至今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
天使博士：至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可他是何等样一个人呢？算不得一个引人注目的人：默不出声、圆鼓隆冬的一大堆裹在僧人的黑袍里，通常迷恋于自己的思想中，其虔诚和勤奋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可言，一介书生而已。
阿奎那的父亲阿奎诺伯爵的城堡在罗马和那布里斯的中间，他是日尔曼的贵族，其母亲是西西里的诺尔曼王子的后裔。托马斯出生于1225年，长大成人后一脸条顿人的相貌：身材高大、厚重，面容方阔，一头漂亮头发——也像条顿人一样很迟钝。有人说，他一生只生了两次气，他在同学中的浑名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他5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几英里外蒙特卡罗的本尼迪克丁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很难说是欢乐和无拘无束的，等他14岁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位禁锢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布里斯大学又学习5年之后，他做了多明我僧人，令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曾希望他最终成为声望甚高的蒙特卡罗修道院的院长，而不是一名生活在贫穷之中的托钵僧。在他母亲的唆使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阿奎那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并在自家城堡里关押了他一年，希望他会改变主意。他没有，反而用圣者的平静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活动。
然而，他的确发过脾气，因为他的兄弟为了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曾把一名妖艳的美妇悄悄塞入囚室。阿奎那一看到她就惊慌失措地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根满屋追着她打，并把房门上的十字架都烧着了。他的兄弟们再也不给他送美妇来了。最终，阿奎那的虔诚感动了他的母亲，她帮他逃脱出去。1245年，他作为巴黎的一位多明我会神甫恢复了生活，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学习神学。
他是位了不起的学生，31岁的时候，经教皇特准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比允许授予该学位的规定提早了3年。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极为烦扰的情况下追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庭宴会上，阿奎那在深思如何辩驳摩尼教邪说的办法，对周围的盛况、珠宝、大人物和机巧的谈话全然不知。突然间，他拍案而起，一声猛喝，吓得周遭一圈人大惊失色：“这下可就搞定摩尼人了！”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是个难以亲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谈锋甚健，而且乐观达人，可是，他的头脑里面总想着高深的思想，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从醒来到睡觉，他的每一天都填塞着研究、写作、教学和礼拜。他参加所有时间的祈祷，每天要么望一次弥撒，或者听两次弥撒，讲课或者坐下写作前都要做祈祷。
他有这么多的祈祷活动要做，可奇怪的是，1274年他在49岁去世前竟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讲课，一边还写作了为数众多的布道辞、宗教小册子、赞歌和祈祷辞，还有对早期哲学家著作的大量冗长的评论以及卷秩浩繁的劝教著作。
这些作品旨在劝说不信教的哲学家们，因为他们的理性论阻挡了他们的信仰。阿奎那想办法用完全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狂热的神秘主义的途径来引导他们走入信仰：他给他们提供了旨在全凭理智来引导信仰的严密的逻辑哲学辩论。他在一份小册子中对一群反对者写道：“请注意，我们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它不以信仰的公文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哲学家们自己的推理和声明上的。”
还有专门对神学学生的说教，详细解释并为整个天主教教义进行了辩护。共有38份讲述不同主题的专题论文，包括纯粹哲学、伦理学、法律和心理学。其中一本书里包括了解情况631个“问题”或者主题，约代表对这些问题的一万多种反对意见或者答复。阿奎那利用辩证法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检查每一个问题。结果是，这比逻辑教科书热闹不到那里去，但作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它是无与伦比的。
也许是操劳过度的原因，1273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在望弥撒的时候突然有了奇怪的感受，从那以后，他无法再写作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他说。“我已经感到，我一生写下的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现在，我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终结。”3个月后，他去世了，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为圣徒。
阿奎那的神学和纯粹哲学在这里与我们关系不太大，只是，他使心理学与神学和纯粹哲学合谐相处了。他主要是在《人类论》、《人类行为论》和《习性论》这三篇专题论文中做到这一点的。他在这三篇文章里展开的东西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不是一位探索者，而只是基督教教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人。他的心理学大部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不过却埋伏在阿奎那自己艰涩深奥的术语里），还零星地夹杂着加伦、圣奥古斯丁和少数其他人的思想。他把很多明显和实在的东西、一些在早期的教父作品里丢失了的东西恢复进了心理学。可是，他把这门科学冻结在其古典的思辨和诡论中，并把基督教信仰中一些关键要素输入其中，比如肉体与灵魂或者意识的二元论，这使心理学蒙上了阴影，直到今天才云开雾散。
在他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中，尽管有许多托马斯式的措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话题。
在论及感觉时，阿奎那讨论了早期作者们熟悉的五种外部感官，再加上“常识”感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通过这五种感官，我们知道，通过不同的感官同时感觉到的一些材料是从同一个物体上得来的。
他以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方式细分了心灵的各种功能，把它们分为“生长性的”（其自行调节的身体功能），“有感知力的”（感觉、胃口、运动）和“理性的”（记忆、想象和理智或者智力）。可是，他极度地夸大了“哲学家”（他经常这样称呼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草率建议，说有两种智力。第一种智力的功能，或者“可能智力”，是理解、判断和就我们的感觉进行推理，第二种智力的功能，或者“代行智力”，是要从我们的感觉中抽取思想或者概念”，并通过信仰来了解其它的一些真理，比如不能通过推理得知的三位一体的神秘性。
阿奎那没有提供经验证据来证明两种不同的智力的存在，他的结论是以逻辑和教理合并而成。因为，不管灵魂里面是什么东西，它都会关系到身体的感觉、感知和情绪——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灵魂－肉体在有生命的期间的一部分——它就不能够在死后仍然存在。可灵魂却会存在下去，因为教理是这么说的。它一定就是灵魂－肉体这个单元传递更高和永恒知识的那一部分，因此也是永生的，这就是代行智力。
阿奎那因此就调和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基督教教理，因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不允许个人死后还有生命存在的说法，而基督教教理却坚持认为这是铁定的事情。然而，为了让容易消逝的“可能智力”成为一种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创造思想的机制，他从自己的心理学中排斥走了神秘柏拉图主义关于天生思想的说教。他跟亚里士多德站在一起，认为婴儿的意识就是白板一张，它具有从经验中抽取思想的能力。天生思想的教条会在以后的一些世纪里毒害心理学，可是，它并非阿奎那所为。
可是，他的确区分了从肉欲中产生的欲望和从性情暴躁中产生的欲望，这对概念他是从加伦处学来的，而加伦又是从柏拉图那里得来的。阿奎那比先辈更细致地发展了它，通过定义、演绎和常识来组织材料。其概要如下：当肉欲是因一件好事而起时，我们会感到像爱、欲望和欢乐这样一些情绪；当它是因为一件邪恶的事情而起时，则我们会感到仇恨、厌恶和悲伤。当性情上的欲望被很难得到的好的事情唤起时，我们会感到希望或者绝望；当被一件邪恶的事情唤起时，则会有勇气、恐惧或者愤怒。
对情绪的这种分类，尽管它好像是人为的，而且在今天听起来也有点假道学的味道，可是，它确是较为系统一些，也比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要透彻一些。更为重要的是，阿奎那以近乎现代的程度强调快乐和痛苦是情绪的基本构成材料，为此，他应该得到荣誉。
在就意志这个话题的讨论中，阿奎那按照教理的要求强调说，意志的自由确存在。可是，他说这话的前提是从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得到的。首先，他就理智的本质比意志“更为神圣和崇高”这个论断进行了深奥难懂的形而上的推理。而后，他更为直露一些地说，理智决定什么是善的，而意志却寻找满足对此物体的欲望。我们禁不住奢求欲望所需的物体，我们在决意为这些欲求做什么的时候也是自由的，可是，意志从属于智力，它会决定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避开。（如果我们决意去做邪恶的事情，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有一种情况下，意志是比理智更好的一位裁判：
如果所欲求的目标比灵魂崇高一些，其本质是在里面由理智来理解的，则意志比理智崇高……爱上帝要比仅仅知道上帝好得多；反过来说，只理解有形的物体要比爱有形的东西好得多……通过爱，我们紧靠着以卓越的形式升起在灵魂之上的上帝，在这个情况下，意志比理智崇高。
这又一次证明了阿奎那在信仰和理智之间的调和。他的目标是要利用自然的理智来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可是，如三位一体、化身、最后审判以及上帝的本质等的神秘性却不能通过感官或者理智的证据来演绎，而只有通过信仰来认知。因此，他就确立了一个二重的认识论：我们通过经验和理智认知一些事物，而其它的事物却只有通过启示来做到。这种自然主义心理学与基督教迷信思想的混合物会对后世的许多信仰者带来安慰，却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阻碍。
因此，阿奎那对心理学的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在他把感觉和理智描述成我们籍以获取知识的途径时，他也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有一天会获得一种实验的、科学的世界观。
可是，在他把更高级的智力作用描述成永生不死的东西，以及坚持说某些知识只能通过信仰来获取时，他就使超自然主义对心理学的控制延长了更多的时间。他的权威如此牢不可撼，至少是在天主教徒中，由20世纪——有一本甚至晚至1945年——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两本心理学史都说，阿奎那之后的心理学走入了迷途。
黎明前的黑暗
阿奎那于1724年去世之后的好几个世纪中，心理学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这位圣人和哲学家合并起来的权威使其石化了，而少数一些写过心理学方面的著作的牧师又几乎没有新的东西说出来。时代对知识探索也不尽适宜。14世纪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及其它流行病使社会秩序陷入大混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受到激励，竟然要去以科学和哲学的态度来探索人类的心灵。就连受过教育的那些人也在绝望中转入了占星术、迷信和魔鬼信仰的研究中。一些在稍好些的时间里有可能会写出更多有关古典著作和教父哲学的评论的牧师们，他们反过来研究并写作有关女巫的行为和方法，审判官可以用来证明被告与魔鬼结伴，为虎作伥。
恶鬼或者群魔在里面出现的错觉和幻觉被广泛信以为真，精神病行为被解释成通过梦对病人的附体或者恶魔本人上了身。天使或者圣母玛丽亚或者耶稣的声音、光辉、影子通常都被认为是实际的降临或者通话。对意识和情绪的理解，至少在欧洲又回到了它几千年以前的模样。
然而，到15世纪末，一些社会变化带来了一些条件，它们将促进心理学自希腊时代以来最大的一些进步。火药引入欧洲以后，城墙和个人用的盔甲顿成废物，从而也使封建制度过时了。随着文艺复兴的黎明到来，不是僧侣，因而也不受正统说教限制的学者人数也增多了。约1450年左右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们可能在教会控制的大学之外进行研究。重新发现往日的知识开始把人们的意识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好几个领域里的科学家第一次取得了在一千多年时间里真正重大的一些进步。维萨里纠正了加伦的一些解剖学错误；哥白尼证明了太阳系的日心说；伽利略发现月球上有山，银河系是由各个单独的恒星组成的；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阿格里科拉对矿物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帕雷对外科学，墨卡托对制图学，泰科和开普勒对天文学和哥伦布及麦哲伦对地理学都作出了贡献。对心理学的兴趣也复活了，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出任何进步。在16世纪，有好几百本著作问世，可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就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加伦和其他一些人的心理学著作的一般性评论，或者把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就自由意志和灵魂本质所说的一些话重新炒过。一些思想家，其中有马基雅弗利、帕拉切尔苏斯和梅兰希顿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了这种或那种精明的心理学观察，可是，没有哪位以任何系统的方法推动过这门科学。
可是，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前，有三位作者却是值得顺带着提一下的。
其中之一是不知名的一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作家，名叫马鲁利奇，他好像是第一位在一份时间约为1520年的、不甚清楚的手稿中，使用了psychologia这个书面语。这个词一时还没有大量使用，尽管有一两位其他的作者也用过它。可是，1590年，一位日尔曼百科全书编者名叫管道夫·哥依克尔（拉丁语是哥克尼里亚斯）的，曾在一本书的书名上使用过这个词：PsychologiaHoc Est， de Hominis Perfectione（《心理学：论人的改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这个词慢慢成了这门科学确定的用语。
第三位作者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这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尔后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卡萨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冗长的、名叫《De Anima et vita》的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可是，它因为一件事情而值得一提：比韦斯编辑了比他的前辈们长得多的一个单子，里面有图像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来联系的许多方法，他还是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锋，假使不是最早产生此想法的人的话。20世纪的一位联想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可是，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
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三次造访
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学识之长进》中总结了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状态——在1605年，一个人还是有可能这么做的——然后大胆预言：
依时下局势，现学问之三番来访，余不可不信，此开化学智之三番巡视，必迫近彼希腊并罗马人所学，且令吾等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也？盖百般几趋完善：当今人杰不特胸怀异禀，卓尔不凡，且精力充盈，图思建树。上古哲人劳作之成果尽可为我所用，印刷之术令书册延至百姓庶人，航海越洋令国人眼界大开，陡见它乡实验之多广，异域自然历史之繁复。时机若此，焉有不成之理？
这样果敢的预测，以前通常证明是错误的，可是，这次却不然。在这个世纪内，知识会达到培根也无法想象的高水平，这都是因为正在重塑欧洲社会的一些重要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科学“新智识”。围绕着教堂、城堡和守卫家园的半原始的封建生活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广泛的群体生活，城市生活开始复苏，贸易和工业进一步扩展，而改革已经削弱了以教会为主心的传统主义对人的思想的控制，并在新教土地上引发了怀疑主义和知识探索的酵素，而且，因为一种社会渗透作用，天主教内也产生了这样一些思潮。
这些发展刺激了实用和纯粹知识的进展。17世纪的商业、军队和金融及税赋系统皆需要新的有效方法来进行思考和处理数据。在纯粹知识的一面，许多有思想的人已经从神学研究的吹毛求疵中转向收集有关现实世界更为实在的信息。因为这些原因，这是一个适合实用科技的时代。在这个世纪内，产生了十进制计数法、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空气泵、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和望远镜。
这并不是说，科学就到处受到欢迎。人本主义的复兴早已恢复了柏拉图传统以及它的神秘主义和对物质世界的蔑视，许多知识分子都依照彼特拉克、伊拉斯谟、拉伯雷和维夫的观点贬低科学。宗教提出了更为凶险的对策；在整个17世纪，不仅无主教，而且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都残酷地迫害异端，任何公开信奉与当地国家正宗教会相冲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仅冒着名声尽失的风险，而且会失去社会地位、财产和甚至生命。
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科学还是繁荣起来。在西欧各主要国家，追根究底的一些人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偷偷窥探，在玻璃瓶里配制试剂，在地上掘出深洞，切割动物和人的尸体，计算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沃利斯、哈维、玻意耳、胡克、哈雷和牛顿，有法国的笛卡儿、费马、马里奥和帕斯卡，在意大利有伽利略、维维阿尼和托里拆利，在瑞士有雅克和伯努利，在德国有莱布尼兹，在荷兰有惠更斯和列文虎克。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彼此通信，分享思想和成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大运动中的合作人。到17世纪中期，在牛津、伦敦和巴黎，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一些人以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会面——他们被称作“看不见的同事”——互相交换科学发现，并就一些思想进行辩论。在1662年，查尔斯二世给伦敦小组颁发了一份特许状，命名“伦敦改进自然知识协会”，通过这个协会在大陆上的“哲学交换”和类似的通信物，科学家们开始建立了一个信息交换网络和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
尽管心理学从这只哲学——神学之茧中突现出来的时间比各门自然科学要晚得多，可是，这个时代里思想最为细腻的科学家们已经转而注意到这门科学了，并且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对由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构想新的答案了。尽管17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们，甚至包括他们在18世纪早期的一些后继者们，除了沉思默想和回忆之后，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来调查人的思维，可是，他们知道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一些新发现。他们不仅对以前的学说进行了重新探讨，而且在旧的心理学基础上探索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品种。
理性主义者 笛卡儿
任何稍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热内·笛卡儿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和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如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所言，他还是“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可是，沃森还说：“这样说并不等于说他就是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他与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不一样，他仍然进行一些形而上的假想，而且他的心理学经常是他的哲学分支。”可是，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创造了一门新心理学的人。
笛卡儿1596年出生于土伦，他母亲生产时将结核病传给他了。并在几天后因此病去世。他生而残弱，儿童时期病恹恹的，成年后个子很小，而且相当脆弱。他父亲是位很发达的律师，8岁时把他送入拉弗莱奇的耶稣学院，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和哲学。他的教师了解其身体的残弱和异乎寻常的大脑能力，允许他呆在床上长时间读书，因此，躺在床上看书，然后整个早晨沉思默想，成了他终生的习惯。值得庆幸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使得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长期保存下去。
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笛卡儿，他在十八九岁以前曾尝试过巴黎的社会生活和赌场，可觉得甚是无聊，因而转回去从事数学和哲学的寂寞研究。可是，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因为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那么多有学问的人得出了那么多不同的答案，他感到勇气不足，而且深感压抑，遂决定去现实世界里寻找答案。他报名加入了纳索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然后又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他是否经历过作战这一点不清楚，可是，他觉得普通人没有学者聪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几年之后，他回到了独自思索的世界。
就在他回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之前，笛卡儿还有一次值得记念的哲学幻觉经历。23岁那年冬天，他一整个上午把自己关在一只“火炉”里——这是他的话，实际可能是指一间有暖气的小屋子——中间出现了好几次幻遇，他意识到，自己可以不理会“古人”们彼此相左的一些看法，而用数学的严谨推理来到达哲学上的确定结论。这样一来，实验主义哲学就开始了。
从部队复员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以后，笛卡儿花了一些时间四处周游，然后在巴黎住了一些日子，一边研究哲学和物理科学。32岁的时候，他搬到信奉新教的荷兰，部分是因为在巴黎，朋友们经常不期而来，干扰他安静的沉思，也因为他害怕对于真理的追求——首先是怀疑一切——会引起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他很害怕这个，他希望与天主教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在一部著作中中断对灵肉问题的讨论，说出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话：“我深知自己的卑微之处，因而什么也不肯定，我只是把这些意见放在天主教的权威之下，并交由更贤明的人去裁决。”
他在荷兰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之中度过的，不过，有时候，他也受到新教极端分子们的攻击，说他持有危险的异端思想。为了保留自己安静和隐密的生活，他在20年内搬了24次家。可是，他并非苦行僧或者隐士，他喜欢接待饱学之士们造访，他有一个情妇和一个女儿（早年夭亡），住在环境优雅之处，还有扈从服务。
他最重要的著作《方法论》（1637）和《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是在荷兰生活期间写的。他的大部分心理学学说也就散见于这些著作之中。余下的部分可在1633年的《世间》里找到，可这本书是在他逝世后才发表的。在他准备将此书交出版人付印时，突然得知伽利略已因为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理论而被裁判所处决，而他自己的著作也是讲这个观点的，因而，他压下了此书。
尽管他在这类事情上小心翼翼，可是，他还是很轻率地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在1649年的邀请，去瑞典教她学哲学。他在斯德哥尔摩受到隆重欢迎，可很失望地发现，女王要他每天早晨5点开课。他以前习惯于在床上一直呆到中午才起床的，现在得每周三次天没亮就起床，在冬夜凛冽的寒风中挣扎着奔往她的读书室。1650年2月，他染上风寒，发展成肺炎，经过一些临终仪式后死去了，终年54岁。
笛卡儿的哲学虽然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内，可是，我们得看看它的启始处，因为这是他的心理学的基础。他是用他在“火炉”中得出的洞察力来进行他的哲学方法的建立的：
（我在想）应该把所有的观点都当作绝对错误的东西抛弃掉，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因此也就可以确定，在这样做了之后，我的信仰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东西留下来。
因此，他就怀疑自己的感觉，因为感觉经常出错；怀疑他以前被说服的一切，因为人可能会在哪怕最简单的几何问题上出现推理谬误。而且，千真万确，他怀疑所有在他醒着的时候进入他思想的东西，因为在他睡着的时候进入的类似的想法，都是一些错觉。这使他得到了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洞察力：
我立即注意到，就算我希望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我这个进行这种思考的人也非得是某种东西才行。我观察到，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存在——是确凿无疑的，明白无误的，不管怀疑主义者如何大肆攻击，它是无法推翻的。我得出结论，只有毫不怀疑地接受它，把它当作自己一直在追求的哲学的第一原则。
接着，他问自己，这个一定存在的、进行着思考的“我”是什么。他说，他可以想象自己没有形体，也不在哪个具体的地方生活，可是，他不能够想象自己不存在，因为他的思想证明事情不是这样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一个戏剧性的推理：
我得出结论，即我是个东西或者物质，其本质或者本性就只有思想，而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空间或者任何物质的东西或形体才能够存在的。因而，这个我因之而成为我的自我，这个思维，这个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肉体不存在，这个灵魂也不会停止它现在所是的一切。
这样一来，他一方面怀疑古代贤能者所说过的一切，同时又通过他自己的推理再一次建立了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
可是，他是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人，周围都是科学和科学在物质世纪里的知识爆炸，而且，与柏拉图主义者不一样，他认为有形体的世界不光是墓墙上的影子，而且跟思维一样真实，不是幻觉，而是它们所呈现的样子。他把这个观点建立在信仰之上：由于上帝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形体和感觉，由于上帝不会欺骗我们，因而物质的东西一定存在，而且跟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纯粹的理性主义。可是，在那个时代，笛卡儿有一种准经验主义的倾向。他很清楚当时的新生理学的一些发现，他自己也进行过动物的肢解活动，观察过神经系统与肌肉的联系。在他看来，这些都类似圣日尔曼伦拉依皇家御花园中的一些雕塑品一样，它们在通过管道导来的水力的作用下，弄出了一些逼真的动作和声响。
因此，他发展出了一套人类行为机械——水力学说。灌注进脑室或大脑里面的空腔的液体——我们今天知道这些是脑脊髓——他认为那是“活力”，是血液里面的一种纯度极高的元素，他认为这种极高元素中其较粗糙的部分，在它们到达大脑前已经被极细小的一些动脉过滤过。（这是他在希腊人的pneuma概念上发展修正得来的，它是指一种气体，是灵魂的基本物质，在神经系统中循环。）由于神经系统从大脑向身体的各个部分发散，活力也一定是从大脑向神经流动的（跟希腊人一样，笛卡儿也相信神经是空的，当时显微镜还不存在），并在到达肌肉时使其肿涨并运动。
他想象，活力的流动也一定给消化、血液循环、呼吸和一些心理功能提供了动力，如感觉印象、爱好和激情以及甚至记忆。后者尽管只是思维的一个功能，他也用机械术语来解释。如同在亚麻布上用针刺的一些洞，当针拿走后，洞还留在原来的地方一样，重复的经验也在大脑上留下一些小洞，因而也就对活力的流动产生更多的接纳可能。笛卡儿因此就把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提取出来的）有关灵魂有一些“生长性”及“感知性”的功能的学说搁置一边了。在笛卡儿的系统里，这是纯粹理性的，而其它的一些功能则属于肉体。
他的机械－水力学说在细节上尽管是错误的，可是，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几近正确：它把肌肉的控制归因于从大脑经过输出神经传出的刺激。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其它一些猜测。他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使活力向肌肉流动的呢？他又一次拿皇家花园里的自动装置打比方。行人踩到隐藏的踏板上时，就会打开水龙头，因而启动了这个装置。他说，在生物世界里，感觉刺激也起同样的作用，它们会给感觉器官提供压力。这个压力在通过神经转输进大脑以后，会打开一些特设的阀门，因而引起这种或那种肉体活动。笛卡儿因而成为第一个描述后来叫做“反射”现象的人，即某种特别的外部刺激会引起机体产生某种特别的反应。
然而，机械－水力学说没有解释意识、推理和意志。笛卡儿相信，那些较高级的大脑活动一定是灵魂（或者思想）的功能。这个会思考的灵魂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和思想的呢？他说，在它与肉体在有生命的时期共同存在时，它通过肉体的感觉、激情和记忆获取一些思想，而且它还会从所记住的感觉印象当中制造一些信息——想象的物体、梦幻及类似的东西。可是，它最为重要的思想不能够从这样一些来源得到，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因而知道他的灵魂存在时，他从没有以感觉的形式体会到自己的灵魂。灵魂这个概念一定是灵魂本身的一部分。相似地，像“完美”、“物质”、“质素”、“一体”、“无限”和几何公理对他来说都是超然感觉经验之上的，因而就必须是从灵魂本身得来的。它们是天生的。
想当然，他会补充说，这些一些与生俱来的思想不是在一出生的时候就以成熟的形式存在的，灵魂有一种针对经验产生反应而形成思想的倾向或者习性。“它们是由自然养殖的、原初的真理细菌。”感觉印象使我们在自身发现它们。例如，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从等数中减去等数，余数还是等数”这个普遍真理，除非你给他一个例子。
他的肉体灵魂二元概念提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当肉体和灵魂在生命期间互相锁定的时候，它们是互相起作用的。肉体的经验会在灵魂中产生激情，而灵魂的思想和意志会引导活力的流动，产生情不自禁的行为，可是，这种相互作用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呢？无形体的灵魂，它既没有固定的东西，也不占据什么空间，它是怎样与有形的肉体相连接，并接受它的感觉和经验或者对它施加任何影响的呢？
早期的二元论哲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有生理学意识的笛卡儿却不可能。从他和其他人的解剖学研究当中，他知道，大脑有两个同样的半球，可是，在它的深层，有一个很小的腺体（即松果体）；因为这是个单独的东西，就像灵魂本身一样，而且因为它在大脑里面的位置关系，在他看来，这是灵魂和肉体的显示的连接之处。他猜测，由于其在大脑中的位置，“其最为轻微的运动也会极大地影响活力的流动，反过来说，活力流动的最轻微的变化也会极大地影响腺体的运动。”尽管他从没有解释有形的松果体和无形的灵魂是如何发生接触的，但他确信，它们的确是有接触的，而且灵魂是通过这个腺体来影响肉体的，肉体亦是如此影响灵魂的。
思维的全部活动（即灵魂）是这样构成的，即它如果期望某种东西产生，它会通过与其紧密连接的小腺体来产生符合意愿的合适结果……（反过来）大脑里面被神经激发的（腺体的）活动会以相反的方式影响灵魂或者思想，而思想是按照运动本身的各种变化与大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而，肉体就在灵魂里面产生诸如爱、恨、恐惧和欲望等的感情。灵魂有意识地思考每一种感情，并自由地对其产生反应，或者，如果它认为某种感情是己所不欲的，还可以忽视它。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呢？笛卡儿说，并不是因为灵魂选择要去犯错误，也不是因为灵魂出现了自我冲突，而是因为极度的感情也许会造成活力的“混乱”，因而覆盖掉了灵魂对松果体的控制，激起与灵魂的判断和意愿相反的反应。
可是，笛卡儿提出其心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显示如何通过理智和意志来控制感情。他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忠告，如当强烈的感情被激发起来时，人应该有意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直到这种感情消退下去，这时候再来作出一个决定，看怎么办。他就控制感情所说的很多话都在这个水平上，这是他的心理学当中最没有意思的部分。
他把感情分为几种，可没有对其起源提出任何有见解的理论。共有六种原初的感情——惊奇、爱、恨、渴望、喜悦和悲伤——其余的都是这些感情的合并或者组合。他对感情的讨论不像他对第一哲学原理的描述那般具有戏剧性，而是一些概念式的味同嚼蜡的一些东西：
爱是灵魂的一种情绪，由活力的运动引起，它会激起灵魂将自身情不自禁地与看起来易于接受的一些东西连接起来。而恨是由活力引起的一种情绪，它会激起思维产生从看起来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一些物体中脱离出来的意愿。
尽管笛卡儿对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解释错得厉害——在人类身上已经产生退化的松果体对输入和输出的神经冲动都没有影响——机械细节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和肉体学说，他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实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在一个活人身上产生一时和谐、一时竞争性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竞争是人类存在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个学说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进行的自我了解，但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心理学史学家雷蒙德·番切尔总结了笛卡儿二元论的优缺点：
一方面，他宣扬说，人是一台机器，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加以研究；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人类禀性当中最有价值和最非同一般的特征，即灵魂，只有由通过理性的沉思才能理解。再接着，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说成是可以通过解剖学推理、心理学内省以及尤其空洞的逻辑分析推论出来的。
尽管笛卡儿的立场当中有很多难以立脚的逻辑困难……可是，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还是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肉体是分开的，但多少也是它们自己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这增大了笛卡儿学说的力量。不管里面有什么错误，他的相互影响式的二元论牢牢抓住了西方人的想象力，以至于人们认为它的学说想当然就是对的。任何科学门类里面都没有哪一种学说曾达到过这样的成功高度。
笛卡儿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笛卡儿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修正他的心理学，他们通常被称作笛卡儿主义者。他们希望解释非物质的、不占有任何空间的一种东西是怎样对物质的、三维的松果体产生影响的，或者是怎样反过来产生影响的。
他们主要的方法是要暗示，实际上，肉体与思想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接触关系；上帝会保证，在一边脑球里产生的不管什么东西都会伴随着另一边脑球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个学说看起来会使上帝劳作不停，为每个人经营两个世界，可是，一位聪明的笛卡儿主义者阿诺德·海林克斯（162－1669）提议说，肉体和思想就像上帝上足了发条的两座钟，它们会彼此十分谐调地走动，在此之后，上帝不再需要做任何事情。精神的现象只象是在产生物质的反应，自然的经验会产生精神的反应，可是，事实上，每种系列的现象都只是在与另一半完美的同步运动中发生的。
不管这种被称作“平行主义”的理论，是否最好被认为是形而上的纯粹哲学、神学或者很奇妙的废话，这都显然是在心理学的范围之外的，让我们一笔带过，就此了事。
斯宾诺莎
可是，我们决不可错过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作品，他通过纯粹的理性方法，对自由意志、因果关系和灵肉关系问题得出了与笛卡儿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就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一位温文尔雅的荷兰塞法迪犹太人，伯特兰·罗素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当中最高贵、最可爱的一个”。他的《按几何顺序示证的伦理学》（1677）是所有哲学著作当中最具苦行理性主义特征，但又是最为崇高的。
但是，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却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认为影响很大，另外一些人认为不太大。这些意见互有长短，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伦理学》，斯宾诺莎在这部著作里讨论了心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但它艰涩难懂，里面全是一些几何学上的表达方式（公理、命题、实证和“证明完毕”），还有大量纯粹哲学的术语。可是，更多的却是因为，他关于宇宙以及心理学的一些思想，一些人认为如此现代，另一些人却又觉得老掉了牙。
他最为现代的思想是对上帝的定义：斯宾诺莎使上帝与宇宙以及宇宙里面的万事万物等同起来，一切都服从宇宙的法则，因而也无法干扰事物的正常秩序。结果，斯宾诺莎就被很多人严厉斥责为无神论者，而另一些人又因为他在万事万物中都看到上帝而赞扬他。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和“我们这个摩登时代里不信教的人的罪魁祸首”，可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学家诺瓦里称他为“der GotbetrunkeneMensch”迷醉于上帝的人。关于他的心理学，保持有两种同样分歧的意见都是有可能的。
斯宾诺莎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会堂里接受过犹太式的教育，他一家生活在这座城市。可是，他有一颗学者的探求知识的头脑，20岁上就掌握了拉丁语，研习过哲学，而把会堂里的事情抛置脑后。犹太社区的头儿们害怕他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徒，因而决定，如果他掩藏自己的信仰，并不时地来一下会堂，每年可以给他1000弗罗林的年金。一种不足信的传闻说，他当时不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就想暗杀他，可最后没有成功。可是，有一项是史实，即他们把他赶出社区，并用约书亚曾经咒过杰利科和以利沙咒过一群嘲笑过他，后来被母熊吃掉的孩子们的咒语来诅咒他。斯宾诺莎的自传当中惟一有趣的这段驱赶和诅咒，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在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在海牙过着安宁和风平浪静的生活，靠当磨镜片师傅和家庭教师维持贫穷的生活，大部分成年生活就在一个单间里度过，也出门，但很少，45岁那年死于肺炎。
斯宾诺莎深受笛卡儿哲学的影响，跟笛卡儿一样，他使用纯粹的推理演绎世界、上帝和思维的本质。可是，他发现笛卡儿有关松果体的理论完全不足信，而且缺乏证据，因此对他的灵肉相互影响解释没有什么帮助。他跟笛卡儿不一样，他相信自由意志，认为所有的精神现象跟自然世界的现象一样，因为有原因，因而也有前因，简单地说，他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如他自己在（伦理学）前几页中所言：
公理3：从一给定的确定原因，得出一必然的结果；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给定一确定原因，则不可能得出一结果。
命题29：大自然中不存在偶然事件，一切事物皆由存在并以某种方式行动这一神圣本质的需要而决定。
示证：凡存在之物，皆存于上帝，可上帝不可称作偶然之物，因上帝必然存在，而非偶然存在。且，神圣本质之方式必然随之而来，而非偶然，视其为绝对亦好，抑或决定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也罢。
得解释此生涩之语，“上帝”代表“宇宙”，“神圣本质之方式”代表“精神及自然的现象”，须以“非由它因而起”代替“偶然”。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斯宾诺莎的世界，包括人类精神活动，都是从属于自然法则的，而且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他就预测了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前提。他还说，最为基本的人类动机是自我保存，这又一次预测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然而，他的思想只是间接地影响到了心理学的发展，而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博士在他们的《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他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却是如此之广泛，他的基本概念已经成为普通意识形态趋势的一个部分”。而且以这种方式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和其它一些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除开这些基本的概念之外，斯宾诺莎的心理学在范围上很有局限，响应者亦廖廖无几。他讨论了感觉、记忆、想象思想的形成、意识等等，可关于这些东西几乎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东西。在给“思想”和“智力”定义的时候，他的结论简单得吓人：“思维”只不过是我们所体验到的一系列感觉、记忆和其它精神状态的抽象术语，而“智力”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意愿的总和。
然而，这些话题并没有引起他的关心，他在心理学中的兴趣只与感情（情绪）有关，尤其是与我们如何通过理解其成因从其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对情绪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笛卡儿为范本的。他说，共有三种基本的情感（笛卡儿说有六种）——喜悦、悲伤和欲望——共有四十八种不同的情绪从这三种感情的相互影响中得出，其中有日常生活中的愉快和不愉快的刺激。
这些解释虽然足够有理，可是，它们是纯粹的逻辑，而且很肤浅。它们对于今天心理学家们所理解的无意识动机、儿童成长、社会影响或者其它一些情感行为上的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跟斯宾诺莎其它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一样，这些段落如果不是又一次因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决定论，则有可能会由阿奎那写出来。
在一个方面，斯宾诺莎的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有很大的冲突。尽管他是一元论者，认为思想和物质是同一个基础事实的两个方面，可是，他认为，灵魂和肉体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肉体不能够决定思维怎样思想，思想也不能够决定肉体是否运动或者休息。”（《伦理学》，第三篇，命题2）。相互影响也没有必要，因为两者都是从同一个现实而来。沃森教授称斯宾诺莎的教条为“一元论的平行主义”，并作出如下总结：
每一种肉体现象都与一种精神现象共存，且与之谐调相处。肉体和灵魂互有关系，可是，它们对彼此不产生影响，就像镜片的凸凹彼此无涉一样。明显的相互影响来自我们这一方面的无知，并且显示出行为的偶然性。它是一个表面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反映。
这样，尽管他有现代宇宙观和决定论，对肉体与灵魂的相互关系的解释却很像海林克斯的两座钟的理论，而且同样不现实和充满幻想。斯宾诺莎的平行主义影响到19世纪的一些德国哲学家，可是，它已经从现代心理学中彻底消失了。
所有这些并不能削弱他的伦理学，它的基本主张——即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以及我们的情感的动因，我们可以逃脱它们的束缚，并作为一个完人而生活——却是有效的，而且总是那么具有启迪作用。可这是其它一些著作的话题，本书可略过。
经验主义者
我们只得跨过英吉利海峡才能找到一种绝然不同的哲学环境和心理学种类。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神秘主义学者、学究和形而上的玄思者，可是，在过去的至少4个世纪里，这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大多数都还是现实主义的、讲求实际的，而且实事求是。到17世纪早期的几十年，英国思想家们在寻求知识的途中是很典型的符合常识而且凭经验办事。他们依靠实验，或者，如果这一点不可能的话，他们会依靠日常经验和良好的判断来行事。皇家协会敦促会员们以“工匠、农夫和商人（而不是用）智者和学人”的话来交流。这个协会的第一位史学家托马斯·斯巴拉特主教骄傲地说：“我们的气候、空气、天气的影响。英国血统的构成，以及大洋的拥抱……都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实验知识的家园。”
不管这些影响或者微妙的社会因素是否能够解释英国的经验主义倾向，可是，无疑，它当时是存在的，现在也同样如此。在心理学上，它产生了一系列原型心理学家，他们抛弃了笛卡儿的天生知识的教条，而且一边尽职尽责地宣扬上帝和灵魂，一边就人类精神活动和行为提出一些尘俗的看法。他们之所以被称作经验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进行实验的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跟自然科学家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心理学实验），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思维是通过经验的办法来发展的；思想来自经验。先天论者（天生思想的信仰者）和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17世纪又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最近。
霍布斯
英国第一位经验主义心理学家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不过，他主要还是以一位带政治倾向的哲学家而闻名的。他是一位教区牧师的儿子，他母亲因为听说西班牙舰队的事件受惊而早产。他说，这对他生性懦弱是有关系的：“我和害怕是一对孪生儿。”而他的懦弱，或者至少说是他的同伴天生就令人害怕的感觉，是他因之而著名的反民主政治哲学的根源所在。
霍布斯在内战和英联邦的一些动荡年代里写作了《海怪》（1651）一书，他在书的头几页说，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其他人的敌人，只有放弃自我决定的权力，交给一个独裁政府，最好是君主制，他们才能彼此相安无事，繁荣发达。如果没有“恐怖”，没有这样一个统治政府通过它来强制推行文明的行为，生活不可避免地就会是“孤寂、贫穷、可憎、野蛮和短暂”的。这种阴沉的哲学不是一个病恹恹的、心怀叵测和不适应环境的人，而是一个高个子、漂亮、生性活泼、与人友善，而且在其整个漫长的一生中特别健康的人建立的。
霍布斯形成这样一种保皇党的思想不是因为对人类的厌恶，而是另有原因的。他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有许多年是给卡文迪什家族的好几个儿子当家教（他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德冯郡的第一位伯爵，另一位学生成了第三位伯爵）。在英联邦时期，他与逃亡的保皇党们生活在一起，并教授未来的查尔斯二世。
他有这样的一些联系也算是幸事一桩。他献身于科学，是位明确的决定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在他的晚年，一群主教在议会里起诉他是无神论者，有亵渎神明和不敬神的罪行，并提议将这个白发苍苍、威武不屈的人烧死。可这项起诉没有形成法案，议会否决了一项禁毁《海怪》的议案，国王还给了他一份年金，他很知趣，使自己的思想和文笔不那么具有煽动性了。尽管“霍布斯主义”许多年以来在牧师和信教的人中间被滥用着，但他本人却过着安宁的生活，继续写书，70岁还打网球，80岁译荷马，近92岁才死去。
不是因为霍布思有关人类本质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在心理学的殿堂里谋得了一个座位。他造访过伽利略，为其物理学所深深打动，霍布斯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现象都是运动中的物质，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心理学，他推断，所有的精神活动一定是神经系统里的原子的运行和大脑对外部世界的的原子运动作出反应而产生的运动。他没有解释原子在大脑里面的运动是如何形成了一个思想的，他只是简单地强调说，这是可能的。直到今天，心理学家们才到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边缘。
霍布斯大胆地宣布，宇宙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无形体的，“灵魂”只是“生命”的比喻，所有把无形的物质说成是灵魂的观点，都是“空洞的哲学”和“有害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废话”。很自然，他藐视大生思想的教条，因为这必须是建立在无形的灵魂之上的。他说，思想里面的一切都来自感觉经验：复杂的思想是从简单的思想来的，简单地思想是从感觉而来的：
考虑到人的思想……很简单，它们是不依靠我们而存在的一个物体的一些本质或者其它事件的表达或者展现，人们常常把它叫作物体……它们的起源是这样一些我们称作感觉的东西，因为在人的头脑里，没有哪种概念不是在开始的时候全部或者部分地由感觉器官形成的。其余的部分都是从这个起源处得来的。
当然，这个概念并不新颖。阿尔克迈翁、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德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提出过这个观点，还有其他一些可是，霍布斯比他们走得远些，他使用到了后来称作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物理学原理，用它来解释感觉印象是如何成为想象、记忆和普通知识的：
一个物体一旦进入运动，它就会永恒地运动起来，除非别的某种东西阻碍它；而阻挡它的不管什么东西都无法在一刹那间，（而）只能分次分等级最终完全消灭它；而且，如我们在水中所见，尽管风停下来了，可水却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不再起波澜了：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个人的思想内部的运动之中，这样的话，当他看见某物、梦想到某物等的时候，亦是如此。因为当物体被移走的时候，或者眼睛闭上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保留看见过的物体的影像，虽然并没有我们看见它的时候那么清晰。而这就是拉丁人叫做想象的东西……（它）因而也就只是逐渐消失的感觉……当我们表达这个消失的概念，并指明，这个感觉正在消失，变成旧的、过去的感觉时，它就称作记忆……很多的记忆，或者对许多事情的记忆，被称为经验。
霍布斯预知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可以设想一些从未见到过的事物。这种现象，他早就准备好了解释：
我们根据以前通过感觉感知到的那些事物而形成的印象是简单想象，如一个人想象他以前见过的某个人或者某匹马。而其它的则是合成的；如我们在某时看到一个人，在另外的一个时候看到一匹马，因而就产生了半人半马的想象。
霍布斯表达的经验主义心理学，虽然尚未成熟，而且是以假想的生理学为基础的，可它是一座里程碑。它第一次试图解释感觉印象如何转变成较高级的思想过程。
他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开路先锋：他是第一位现代联想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和维夫都曾说过记忆是通过某种连接调出来的，可是，霍布斯的贡献是，他说得更清楚一些，更具体一些，尽管也是不完全和不成熟的。虽然他使用的是“概念的系列”而不是“联想”这些词，可他是这种传统之中最早的一位，该传统最终还导致了19世纪的实验主义心理学和20世纪的行为主义。
“不管一个人在思考什么，”他说，“他的下一个思想并不存在看上去的因果关系。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的连接并非毫无区别。”他又一次把物理学当作一个例子，把思想的连接比作物质的“连续性”，一种思想紧接着另一种思想，“其方式有若平整桌面上的水，手指牵动水的任何一部分往哪边跑，整个水就往那边跑。”可是，我们把这个比喻搁置一边，会发现他对联想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是真正富于心理学意义的。有时候，他说，思想的系列是“没有向导”，没有计划的，而另一些时候又是“有所约束”或者是强制性的，如我们有意记住某东西或者解决某问题时一样。因而，他预测到了现代人对自由联想与有所控制的联想之间的区别。
就思想从一个念头到另一个念头之间的连续性的解释，他所举的例子跟现代心理学中的任何文献一样恰当。如在《海怪》中：
谈到我们目前的内战，还有什么比提出罗马便士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更为不妥当的呢？而这个连续性在我却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想到战争，因而就想到了王位让与敌人；这个想法又带来背弃基督的想法；这又引发了30便士这个背叛的价码；因而很容易就得出这个恶毒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因为思想的速度是很快的。
而在他后来的作品《论人性》（1658）中，他说记忆当中任何两个思想的连接都是第一次体验到的偶然因素的结果：
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之间有连续性或者顺序的原因，是一个感觉产生出这两个概念时的第一个连续性或者顺序：比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从圣安德鲁想到了圣彼德，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列在一起，从圣彼德想到石头也是同样一个原因；从石头想到基石，到教堂，再从教堂到人群，从人群到拥挤；按照这个例子，思想也许可以从任何事物联想到任何别的事物。
这只是联想主义心理学的一粒种子，可它已经落在了一块肥沃的土壤上了。
洛克
尽管霍布斯是英国心理学中第一位经验主义者，可是，中年后出生的约翰·洛克（163－1704）把这个原初的学说发展下去了，因而常被人称作“英国经验主义之父”。他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作为后者，他极力主张与霍布斯类似的学说，然而作为前者，他却有极为不同的主张。
在社会政治体制上，他辩驳霍布斯的理论，他文采横溢地说，某些天生的权利，如自由，在人从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生活的时候不应该放弃掉。他的思想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
洛克的自由主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的背景，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的经验所致。他父亲是清教律师，还在儿童时期，洛克就知道作为少数不受欢迎的人是什么滋味。可是，后来，他因为清教徒中有很多人取得了胜利而产生了幻想，最后成了维持国王及国会之间平衡的天才的代言人，而且是全英格兰宗教宽容的倡导者不过，不能算是全英格兰，他把全英格兰分成了几等人，划有界线，分为无神论者、一位论派和穆斯林。
在牛津大学，他研究了哲学，崇拜笛卡儿的著作，可是又受到实验科学的吸引。他在牛津教了几年书，认识了伟大的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和著名的医学科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并与之工作。这诱使他研究医学，并于1667年成为后来当上了莎夫茨伯里第一公爵的安东尼·库伯的私人医生和总顾问。从此以后，洛克就走入政治，并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期间出任各种政府职位。
从他的肖像上可以看出，他有一张长脸，很严肃，我们还听说，他的确非同一般人，非常整洁，会控制自己，节俭，而且有节制。但他也是一位颇善交际的人，交了很多好朋友，还喜欢孩子。尽管从未婚娶——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和17世纪其他的一些哲学家们也都终生未娶，这个现象值得做一篇博士论文－不过，他在牛津大学却是有过一场恋爱的，对此，他说：“几乎将我的理智摧残。”情事结束时，他的理智恢复了；哲学和心理学比起他再也没有经受过的这类损失还是丰富得多。
在洛克的许多著作当中，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理智论》。1670年，他和一帮朋友在他的艾克斯特之家（莎夫茨伯里的家）非正式地聚会，讨论剑桥一些柏拉图主义者有关上帝及永生的思想是天生的这样一个观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前言“至读者的信”中讲述了这次会见：
有五六个朋友聚在我家里，讨论一个（离人类的理解）
十分遥远的话题，发现他们自己绕过来自各方的一些困难很快达到一致观点。我们有一阵子不知所措，对自己深感困惑的一些问题束手无策，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们的路线走错 了。在我们探索自然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己的能力，设定我们的理解目标，或者不便处理的问题。我对大家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都乐意地接受了。
洛克猜测，下次开会的时候，一张纸将足以包含他所要提供的单子，里面会有有关思维本身可以理解的一些精神过程。结果，他花了近20年的时间和数百页记满了各种观察和结论的纸张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英格兰和流亡期间，在和平年代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写作的《人类理智论》最终于1690年出版了。这本书使他立即蜚声学术界。在14年时间内，这本书再版了4次，是客厅谈话的题材，而且确定了英国哲学和心理学的方向。它也使他臭名昭著。他反对天生思想，坚持认为灵魂是无法了解的思想引起了柏拉图主义者和牧师的愤怒，他们早就因为他倡导宽容而深感不快了，这次以因为他说些对无神论者有利的话而猛烈地攻击他。时间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他的《人类理智论》成为现代思想的主流之一，而反对者的东西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了。
洛克的《人类理智论》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它解释了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其余的部分不关我们的事。他采取跟他的先辈们不同的方式探索思维如何从知识中得来。首先，跟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不一样，尽管他学习过医学，他并没有去思考“我们精神的运动，或者我们肉体的变化”，通过这些东西，我们会得出感觉、感知、或者思想。他也没有去思考生理学是否还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或者心理学过程是否可以在一个宏观的水平上加以考察而不管微观的情况，正如人们可以研究波浪的机械运动而不必注意构成波浪的分子的运动。
他也没有依靠正式的演绎推理，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所进行的。反过来，他尽量利用当时能够得到的经验的方法来检查他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包括不同年龄的孩子，问自己说出现了什么现象，以什么顺序发生，才得出了知识。他还进行了至少一次著名的实验。他先把一只手放在热水盆里，另一只放进冷水盆里，之后，再把两只手都放进一只温水盆里，这样，一只手感到热，另一只手感到冷。这说明，一种感觉起因的本质是一样客观的，可是，我们的感觉却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实质的复制品。
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天生思想的教条。笛卡儿认为，关于上帝的思想一定是天生的，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地体验过上帝，对此，洛克回答说，它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有一些人没有这样的思想。他提供了一种虔诚——但是属于经验主义的——变通办法：我们从“在各种创造物中体现出来的超级智慧和力量……中得出上帝的概念”。也不可能有正确与错误的天生概念；历史为我们显示出来的道德判断范围是如此广泛，它们一定是通过社会的形式获取的。哪怕有些思想是万有的，如果能够找到其它一些解释，则它们也不是大生的。而且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找得到的。他会显示出“理解在什么时候也许会具有它所有的思想”。作为证据，“我会希望每个人借重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
接着，他提出了经验主义心理学最原初的一个原理：“让我们假设思想（在出生的时候）是我们常说的一张白纸，上面没写任何字，没有任何思想。它是怎么载入内容的呢？……我回答，一句话，从经验而来。我们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从经验之中最终得出自身来。”
（有人常说，洛克把新生儿的思想比作一块白板，可是，他没有使用这个词，那是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翻译得来的一个词。）
洛克说，人的“思想”有两个来源（“思想”这个词，他用来指从感觉到抽象概念之间的任何东西）。它们是感觉和回忆（思想对其所获得的无论什么东西的操作，按他的话说，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所有不同的行动”）。
我们的感官把感觉传递至思想，他把这些叫做“简单思想”。从这里开始，思想逐渐形成“回忆的概念”（它自己意识到其自身具有的感知、思想、意愿、在事物之间进行区分、比较等等的能力）。从这两类概念的相互影响之中，得出其它的一切东西，包括那些最为复杂和深奥的东西。
洛克然后花费大量篇幅来说明，要解释最为遥远和困难的一些概念，光有这些就够了。（他为自己冗长的说明道歉，可是，他说：“我现在太懒了，或者太忙了，不可能把它弄得更短。”）他解释了思想如何考虑一些简单的概念，如何把它们放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思想；如何在简单和复杂的思想之间进行分别。我们注意到一些不同的物体（一张帆，一块骨头，一杯牛奶）所共有的一些特质，并有意地排斥掉其不同的地方，从而形成比如白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同样，我们最终会形成象无限、同样与多样、真理与谬误这样一些抽象概念。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有根有据，无懈可击的，可在这个系统当中有一个严重的漏洞。这涉及感官感觉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存在于思想之外的事物的正确反映？洛克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怀疑我们具有对周围世界的正确知识。他跟随笛卡儿一样的确说过，上帝不会误导我们，可是，他的话音里面，虔诚的成分没有常识的成分多：
创造了我们大家的、无限睿智的上苍，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已经调正了我们的感觉、才能和感官，使其适宜生活的便利和我们在此所做的营生。通过我们的感觉，我们可以了解并区分事物；检查它们，并使其适宜于我们的用途……这样的一种知识，它合适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是不需要才能才可能以获取的。
但是，他就感觉问题的讨论在两个方面引起以后的心理学家们的麻烦。
（洛克没有对感觉和感知加以区分；这种区分直到近两个世纪以后才有了辨别。）
首先，他接受了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的“原初”素质和“次等”素质之间的差别，远至阿奎那，近到笛卡儿、伽利略和牛顿都接受过这种区别。原初素质都是些不可与其物体“区分”的素质，不管它们的变化有多么大；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最简单的固体感觉、延伸感觉、样式、运动或静止以及数量的思想。“拿起一粒谷子，”洛克说，“把它分成两半，每部分仍然有固体感觉、延伸感觉、样式和活动感。”而次等的感觉，如色彩、声音、味觉和气味，并不以我们感知它们的形式存在于物体之中，而是这个物体的原初素质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一些感觉。一枝紫罗兰在黑暗当中不是紫罗兰，只有当它在我们身上引起那种颜色的感觉的时候，它才是一枝紫罗兰。洛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次，如果我们的思想都是从感觉得来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感知到是东西，但不是其背后的真实——甚至真实都不一定存在。同样的，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思维本身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思想的经验。洛克有理智的这一面是勇敢无畏的：
感觉使我们相信，有固体的延伸的物质存在；还有思考，有会思考的物质存在；经验使我们确信这些东西的存在；人还有利用冲动来移动物体的能力，也有用思想去移动其它物体的能力；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怀疑。
仅凭这简单地重新确任一次是无法说服其它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他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找到一条证据，来证明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是否存在任何东西。
洛克在思维本质的问题上是很模糊的。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信仰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异端邪说的罪名，他说，思维是存在的，但坚持认为，我们知道思维的程度绝不会类同我们了解在物体中感知到的一些素质之后的东西。事实上，在《人类理智论》中的一个著名段落里，他很慎重地提出，我们有可能想象，思维是一种不同的物质：
我们知道有物质和思想，但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任何单纯的物质存在是否也会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在没有启示而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思考的话，那是不可能发现，全能之神是否给某些系统的物质以恰当的方式赋予了一种感知和思维的能力，或者通过良好的衔接与固定形成一种姿势，使它们成为某种会思想而非物质的东西：对照我们的概念，根据并非远离我们的理解力，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如果高兴的话，他是可以给某种物质硬加上思考的能力的，或者他甚至还可以给予它另一种具有思考能力的存在物。
这使正统教徒们悖然大怒，他们控诉洛克，说他是个隐藏的唯物主义者，并控告他已经让基督教神学处于危险之中。洛克的心理学逃过了他们的攻击，而基督教也逃过了洛克的威胁。
为此，洛克的名声就当之无愧了，他经常被不恰当地称作联想主义原初理论家。千真万确，他是用过“概念的联想”这个词组，而霍布斯和其它一些讨论过这种现象的、早期的思想家们都没有。可是，洛克处理过联想这个话题的那个章节只是事后的想法，是他的《人类理智论》第四版的附录。他整个的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联想这个概念。
不过，他的确说过，我们可以把简单的概念合并成复杂的思想；他还说，在这样的合并当中，重复和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是，他对联想的规律并没有只言半语的评论，也没有把这个话题当作可以开启大智的问题来探讨。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仅止限于在一些疾病和日常生活当中，另外的一些奇怪的情境下所发现的不可理喻的思想过程。他讲述了一件事，说他的一位朋友做了外科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尽管对这位外科大夫心存感激，可事后不能忍受哪怕看他一眼，这大夫的脸与疼痛之间的联系太强了。他还说，有一个人在一间有口箱子的房间里学会了非常复杂的舞步，后来，他只有在一间有类似的箱子的房间里才会跳。
可是，如果说洛克对联想这个概念的处理是有局限的，但是，他却刺激了别的人去找出这些思想的连接和顺序在思维当中形成的方式。最终，行为主义会把所有的精神生活简化到联想中去，而且，哪怕心理学挣脱了行为主义的主导之后，联想仍然是其主要议题之一。洛克的思想因为残余的纯粹哲学和神学的痕迹而罩有乌云，可是，他把心理学从哲学中解脱出来，导入了科学的方向。在《人类理智论》中，他以得体的谦逊写道，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作出一些贡献：
不要每个人都去想做玻意耳或者西德纳姆，而且，在一个产生伟大的惠更斯这样的大师和不可比拟的牛顿先生的时代……能够做一点基础的、清场子的工作，并把通往知识之路上的垃圾清除掉，这就算了不起的理想了。
在他的情况来看，这种谦逊既没有得到承认，也算非常得体。
洛克死于1704年，这是一个世纪的开端，严格的科学开始大步地跳跃前进了。最著名的几步是伽伐尼的生理学，伏特的电学，道尔顿的解剖学说，欧拉和拉格朗日的数学，赫歇尔和拉普拉斯的天文学，林奈的植物学，詹纳的预防医学，以及后来的卡文迪什、普里斯特利和卢瑟福分别发现氢气、氧气和氮。
心理学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大步前进，直到19世纪出现实验主义之后才开始。从大部分情况来看，18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不是笛卡儿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先天论者，就是霍布斯——洛克式传统的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把这些概念都向前推进了一些，他们的方式影响到了心理学的未来。他们值得我们简约地认识一下，他们的贡献也值得我们略略回顾一下。
贝克莱
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乔治·贝克莱（1685－1753）因之而成名的学说，总是会逗笑学哲学史课程的学生，并给教授们引用西塞罗语录的机会：“没有什么比某位哲学家说过的话更荒诞的了。”贝克莱的哲学是荒诞的，可许多人却记得它。他的心理学是合理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忘了。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全仗着28岁以前写的3本书。除此以外，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出生在爱尔兰，在都伯杯的三至学院学习哲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24岁的时候被封为英国国教的执事，有几年旅行和布道经历，然后在爱尔兰科克郡当克洛因地区的主教，直到终老。
贝克莱看过洛克的一篇短文，里面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天生没有视力的人后来有了视力，他能不能仅凭视力就判断出球体和立方体呢？贝克莱受到启发，写作了他的第一本值得注意的书《视觉新论》（1709）。洛克认为那个人不可能判断出来，贝克莱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他却因为这个刺激而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的分析是以联想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他说，光凭视力，一个新生儿是无法区分距离、形状、大小或者相对位置的。一个儿童学会判断空间感也决不是重复经验使然——碰触、伸展、行走。我们把视觉上的距离、大小和形态的线索与我们已经通过其它感官学习到的东西联想了起来。
这个立论很合理，也是对感知心理学理论的真正贡献。另外，他把看似简单的深度感知体验细分为更为基本的一些感受，这就预示，或者也许是导致了后世心理的“分子”分析法——把所有体验按照其最简单的构成件进行分析的方法。
可是，如果说贝克莱在感知心理学上是很现实的话，在他因之而成名的哲学理论上，他却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巨人。哲学一直以来就在给心理学家添麻烦；贝克莱的心理学却给哲学家惹下问题来。在他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时，他就开始想到，物质主义的牛顿科学已经威胁到宗教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如果能够废掉物质主义的教条，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的“恶魔计划”就会不攻自破。
对于一位21岁的青年来说，梦想打破物质存在这样一个全球的信仰——而且还要在25岁的时候出版名叫《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这样一部阐释其梦想的著作——如果不算痴人说梦的话，这至少也是荒唐可笑的。（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713年，以对话的形式重述了他的观点。）可是，贝克莱坚持到底，一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即洛克在原初和次要品质之间所作的区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品质。我们如何知道原初品质所以藏身的物质或者实质是真实存在的呢？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活生生的树、房子和群山，可这都是些错觉；我们为什么能够假设醒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感觉就一定能够更好地证明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呢？按贝克莱的话说：
尽管可以说，团体的、形象的和可移动的物质可能不需要思维而独立存在，它们对应于我们对实物的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怎么就有可能知道这一切呢？我们能够知道它，要么是靠感觉，要么是靠推理。至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有靠它才能知道感知存在的一些感觉……（至于说推理，）有什么样的推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相信物体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借以从中产生感知的思维呢？……可能的情形是，我们都受到我们现在具有的所有思想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没有跟这些思想想象的一些思维，那就不存在什么物体。
就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知道的来说，所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说法将会在现代作为现象主义心理学而反复出现）。
贝克莱可不是傻子；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前言中承认说，某些段落，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嘲笑者们都曾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宣布根本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真实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棵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了，当我们朝旁边看的时候，它就不再存在了。可是，贝克莱通过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上帝就是永恒的感知者，他同时在所有的时间里看到所有的事物。也许不存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可是，上帝所感知到的宇宙却是稳定和经久不衰的；哪怕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事物时，上帝也看见了，因此，当我们不再看这个事物时，事物却并没有停止存在，哪怕我们已经停止看它了。20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那德·诺克斯神父带着佩服的神情，用一段著名的五行民谣总结了贝克莱的观点：
四人院里早已空荡，
智慧之树却还在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