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大笑）我脑海里说的一些话，就跟这一样，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治疗师：那是当然！而且，根据我的理论，人们如果不对自己说这些木头木脑的话，他们一般不会生闷气……如果我认为你是我见过的最糟的一堆屎，那就是我的想法。而我做的就是这一行。可我这样想的时候能把你真的变成一堆屎吗？
客户：不会。
治疗师：什么东西能把你变成一堆屎呢？
客户：认为你自己是。
客户：这就对了！你认为你自己就是。这是惟一能把你变成一堆屎的东西。懂了没有？你控制着你自己的思想。我控制我的思想——我对你的看法。可是，你不必受这个影响。你总在控制你自己思想的东西。
这其中的某些内容对客户可能有些难以忍受，可是，埃利斯说，这种面对面的RET法比不面对面的RET法效果好多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热情可能是有害的，这是埃利斯的观点。还在心理分析阶段的时候，埃利斯试过对病人热情一些，有十个月的时间，可是，他发现，这会使病人很高兴，他们感觉也不错，但只会使他们的病性更严重——产生了更大的依赖性和更多的需要——比他们开始的时候还不如，因此他放弃了。
埃利斯把自己的想法编成了“RET疗法的ABC理论”。病人生活中激活（A）的一些现象与他们对这些现象的看法（B）混合在一起，而且主要是因为这些看法的原因，就导致了接下来的后果（C）——情绪及行为上的混乱。最近几年，他又详细描述了ABC之间多重的相互影响和反馈。比如，C的情况不好——情绪反应——会反馈到信仰系统，并使B增强——对于一个经历的想法，然后又回过头来影响感觉系统如何实际地评估一个经历（A）。RET的目标是要使客户产生“深刻的、基本的和哲学的变化……要看清，要投降，要停止重构其核心的必要，因为这些必要处在他们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哲学假定的最底层”。总起来说：理性思维是精神及情绪健康的来源。
这听上去是过于简单化了，可是，但事实证明它有极大的感召力。这种疗法开始的时候发展很慢，可是，尽管受到动力学派心理疗法学者们的反对，但是，一方面由于埃利斯本人毫不停息的宣传，另一方面也因为总体上的各种认知疗法在不断地成长，还因为RET的理论被各种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教科书所引用，它在60年代开始很快地发展起来。埃利斯的生意越来越忙，他于是就在60年代开设了一家理性情绪疗法研究所，在曼哈顿东65大街买了一栋房子来安顿这个研究所，从此以后，这栋楼里就从早到晚尽是客户、学生和员工。
到70年代，尽管埃利斯、他的学生和他的方法在一些专业杂志上经常受攻击，可是，RET研究所还是在其它城市和欧洲建立起来。1982年，一项对800位临床及咨询心理学家的调查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会刊《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它显示，埃利斯被认为是目前第二位最有影响的心理治疗大师（第一位是卡尔·罗杰斯，我们很快会谈到他），3家咨询杂志的参考资料显示，埃利斯是80年代被引用最多的作者。1985年，美国心理学协会给埃利斯颁发了“杰出职业贡献奖”，颁奖词里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艾伯特·埃利斯博士的理论贡献已经对心理学的职业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有关精神病理学中的认知原发理论处在临床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埃利斯博士的理论极大地鼓励了对心理学的疗法的积极和指导性的办法，表现了对人的独特性深沉的、人道主义的尊重。
就在埃利斯发表他的第一篇论述RET的文章时，艾伦·贝克也在类似的一条路上迈开了他最初的几步。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教师，是一位精神病学者。当时，他还是朝气蓬勃、中等个子的年轻人，一头浓密的直发，满脸堆笑，正忙着弄心理分析。可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以前曾在他自己身上试过行为疗法和理性技巧法，以克服两种严重的恐惧。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经过一系列的手术，从那时起他一见血就晕。到十几岁的时候，他决定战胜这种恐惧了。“我之所以要学医，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要面对我的恐惧心理，”他说。上医学院的第一年，他逼自己站在远处看手术，第二年他主动要求当外科助手。他逼迫自己把血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体验，因此排斥了害怕心理。后来，在生活当中，他还以同样方法克服了害怕涵洞的毛病，以前一看到涵洞，他会不自觉地呼吸急促，头晕（他认为自己对涵洞的害怕来自儿童时代的一次哮喘病发作，因而害怕自己会窒息而亡）。他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些症状甚至在他进入涵洞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就治好了这个毛病。他向自己证明，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因此也就慢慢地凭理智克服掉了这些毛病。
贝克直到三十多岁才相信并利用心理分析法治疗病人。他对压抑特别有兴趣，按照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他自己的解释——这是人们自己封闭在自己身上的敌意的结果，并被解释成“受苦的需要”。受压抑的人通过一些挑起人们来反对或者不同意自己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许多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都不接受他的理论，这使他甚为苦恼，因此决定从他自己的临床经验中收集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开始，这些证据好像能够支持自己的理论，可是，过一阵子后，他注意到了一些互相矛盾和反常的地方。特别是，他研究的一些受压抑的病人好像没有故意去没趣，反而是在寻求接受和同意。贝克经历了一阵信仰的缺失感。“实验发现与临床理论之间这种明显的差别，”他在一份回顾性的文章里写道，“使我只好在自己的信仰系统里经历一次‘令人痛苦的重新评估。’”（贝克的失望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他对心理动力学针对压抑的解释的片面理解造成的。现代心理动力学理论将压抑归因于一系列因素的广泛组合：源自早年的失望和缺失的软弱，视自己为没有人爱和受惩罚的人，自信心很差等等。）
为了寻找新的信仰，贝克重新捡起了他对一位受压抑病人的梦幻的研究，并找到了一套新的理论。在这个病人的一些梦中，总是有失败、不能达到某些目标、丢失贵重物品或者看自己好像生了病，有毛病，或者很丑。贝克以前把这些梦解释为受苦的愿望，现在，他有了新感觉：
当我更加集中精力于病人的自我描述和他的体验时，我注意到，他连续不断地构架自己的负面形象，只看自己生活经历中不好的一面。这些构架——与他梦中的形象一致——好像是现实的扭曲。
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贝克发现，病人“对自己、对外部世界、对未来，总体上持消极的看法，这很明显地表现在广泛的消极认知扭曲当中”。
既是如此，他想，应该有可能“通过逻辑和证据规则的应用来纠正他的扭曲，并调整他对现实的信息处理过程”。也许，通过这种疗法，不仅这位病人，而且大部分病人都可以治好。如贝克引用人文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话所说的：“神经症不是情绪上的疾病——他是在认知上有错误。”
这个概念是贝克发展出来的对压抑的认知疗法的基础，他在1963年和1964年写的专业论文以及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压抑：临床、实验和理论探微》中表达了这些思想。后来，通过数年的每周会议和与精神病学系的同事进行的个案讨论，他把认知疗法的用途延伸到了其它一些神经症状中，最近还对它进行了调整，使其能够处理配偶关系中的问题。
贝克的思想在许多年里被埋没了，他本人在这个行业中也一直像是个贱民。可是，到70年代，当认知理论弥漫于心理学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慢至精神病学界时，他的思想也被吸引到人格及行为的主要理论里面去了。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开始依靠他的理论行医，特别是处理压抑病人的时候，而且在几年时间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修改或者丰富了贝克的理论公式，并编制了他们自己的版本。贝克本人不是一个善于宣传自我的人，他在懂一些心理学的大众之中仍然不太出名，可是，在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界，他慢慢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被确认为认知疗法的创始人。在他的版本和其他一些人的版本中，认知疗法已经成为美国使用得最多的疗法。约有七分之一的精神病医师在治疗方向上主要是属于认知疗法的，约有三分之一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其他的许多人在一部分时间里使用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疗法并非从贝克的大脑里突然羽翼丰满地一下子跳出来的。他本人也说，其中一部分归因于心理学界进行的认知革命，也得益于行为主义疗法运动，因为行为主义疗法需要病人思考要获取变化的心理步骤，因此，从一部分来说，它也是认知型的。贝克最早想到认知疗法的时候，并不知道埃利斯的RET疗法，可他的确说过，埃利斯的工作在认知－行为疗法的形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贝克的方法与埃利斯的系统有很多相似之处，可是，贝克在个人风格上更端庄得体，而且提供了有关神经症疾病更为详尽的认知理论。比如，在讨论压抑时，他分辨并标出了三种起因：
——“认知三联症”：压抑者对自己、对世界和对未来的扭曲的看法（“我不行。”“我的生活让人失望……”“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出声的假定”：没有表达出来的想法，这些观点会对这人的情绪和认知反应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别人很生气，那可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我就一点价值也没有。”）；
——“逻辑谬误”：概括过度（将一个例子误认为全部），选择注意（注意一些细节而忽略另外一些细节），随意推论（得出的结论没有逻辑或者可利用证据的支持）及其它毛病。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些类似的分析，可以解释引起其它一系列神经症和甚至精神疾病的认知扭曲。
贝克的认知疗法涉及到的东西远不止仅仅指出病人的认知扭曲而已。让病人认识到认知扭曲的重要的一步是建立一种治疗师与病人的关系。贝克极重视给病人以温暖、同情和诚心的意义。他运用了很多认知及行为疗法技巧，其中有角色扮演、果断训练和行为预演。他还利用了“认知预演”。他会请一位不能完成甚至一种很熟悉，很过时，早就学会了的任务的压抑病人来想象，并与他一起讨论整个过程的每一步。这会排除掉病人的思想产生疑虑的倾向，并使他的能力不足感产生偏移。病人经常报告说，他们在完成了一个想象中的任务时会感觉好多了。
贝克还分配“家庭作业”。病人在每个疗程之间要观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努力改变这些想法和行为，并执行具体的任务。这不仅仅克服了病人的惯性和动机缺乏，而且还会得出实际的成就感，这些成就感会纠正病人认为自己什么也干不成的不正确想法。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贝克还经常请病人每周写一份报告，把他或者她一周的活动记下来，并把每种活动带来的满足感的程度描述下来。
然而，这种疗法的关键工作，却在于在办公室进行诊疗的过程中检查病人的思想，并纠正他的认知扭曲。贝克的办法与埃利斯的方式有极大的不同。一位极度压抑的妇女对贝克说：“我的家人不喜欢我。”“没有人喜欢我，他们认为我就是这样的。”“说我一点用处也没有。”她的证据是，她已经成龄的小孩子们不再喜欢跟她一起做事了。这里是贝克如何引导她检查现实与她的想法之间的差别的：
病人：我儿子再也不喜欢跟我一起去戏院或者去看电影了。
治疗师：你怎么知道他不想跟你一起去的？
病人：十几岁的小孩实际上不喜欢与父母一起去。
治疗师：你真的请他们与你一起去过吗？
病人：没有。实际上，他倒是问过我几次，说需不需要他带我去……可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带我去。
治疗师：试一试让他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
病人：我猜不错。
治疗师：重要的在于，不是他跟不跟你去，而是你是否在替他作决定，而不是让他自己直接告诉你。
病人：我想你是对的，可他看上去的确不太体贴人的。比如，他总不按时回家吃饭。
治疗师：总是这样的吗？
病人：呃，有一两次……我想这也算不上总是迟到。
治疗师：他很晚回家吃饭是因为他不太体贴人吗？
病人：真要说起来，他的确说过那两天他工作得很晚。还有，他在其它一些方面还是很会疼人的。
这位病人后来发现，她儿子事实上是很愿意跟她一起去看电影的。
如本例所示，贝克风格的认知疗法的关键是他的苏格拉底式的启发，通过提问让病人说出一些与他的假设或者结论相反的情况，因此就纠正了这些认知错误。这个技巧的作用可以在他的另一份报告中看得更明显。下面这个段落是他与一位25岁的妇女进行的治疗谈话，她想去自杀，因为她丈夫对她不忠，因而她也认为自己的一生也就“结束”了：
治疗师：你为什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病人：没有雷蒙，我就一钱不值了……没有雷蒙我就快活不起来。可是，我无法挽救这个婚姻。
治疗师：你们的婚姻一向如何？
病人：一开始就糟透了。雷蒙一直就不忠。过去5年来我一直就很少见到他的人。
治疗师：你说没有雷蒙你就快活不起来。你跟雷蒙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快活过吗？
病人：没有，我们总在打架，我会感觉更差。
治疗师：那么，你为什么觉得雷蒙对你不可缺少呢？
病人：我猜可能是因为，没有雷蒙我就一钱不值。
治疗师：在你遇到雷蒙之前，你曾感觉到你“一钱不值”吗？
病人：没有。我觉得自己还不错。
治疗师：如果你认识雷蒙之前感觉不错，为什么你现在需要他才感觉到不错呢？
病人：（感到迷惑）呃……
治疗师：你结婚后有没有人对你感到过兴趣？
病人：有好多人给我丢眼色，可我没理睬他们。
治疗师：你觉得除了雷蒙之外，还有没有跟他一样好的人？
病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比雷蒙好些，因为雷蒙不爱我。
治疗师：你有没有机会跟他重归于好？
病人：没有……他另有个女人。他不需要我。
治疗师：那么，如果你离婚，你实际上会失去什么呢？
病人：我不知道（哭起来）。我猜只有彻底断开了。
治疗师：你觉得只有彻底断开才能与另一个男人相好吗？
病人：以前我也曾爱过别的男人的。
经过这次诊疗之后，这位病人再也没觉得非死不可了。她开始对自己“除非有人爱我，否则我就一钱不值”这个想法产生怀疑了。把贝克提出的一些问题想过几遍之后，她决定正式离婚了。最后，她离了婚，并开始过正常的生活了。
尽管许多治疗师都曾修补过贝克的详细方案，认知疗法最终还是实现了标准化。它一般需要15－20次诊疗（贝克倾向于把这些诊疗叫做“面谈”）。每次诊疗中，治疗师和病人都要回顾病人对上次诊疗及其结果的反应，计划下次的诊疗，就下次的任务和家庭作业达成一致，然后将逻辑、调查和现实检测应用到病人对目前发生在他或她身边的事件的感觉和想法。
到80年代，认知心理疗法已经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今天，除开三分之一主要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所有心理疗法医师以外，另有三分之一是杂用的，其中大部分偶尔利用认知－行为疗法。这种疗法已经被广泛理解为对某些问题的主要疗法，特别是压抑和自信心差的病例。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态度温和的贝克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地进行这种疗法研究和实践，他已经成为心理治疗业的元老，对他一手创造出来的这个行业的发展也颇感欣慰。他也得到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奖励，1989年授予他“心理学应用杰出科学奖”，其中的奖词为：
促进了我们对心理疗法的理解和心理治疗的应用。他在压抑治疗上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他影响巨大的著作《抑郁症：病因及治疗》是一部引用甚广、在这个课题上有决定影响的文本。他对像焦虑和恐惧症、性格毛病和婚姻失谐等多样病症的疗法的推广表明，他的模式既是综合的，也是极具实证性的。
疗法种种
阿瑟·简诺夫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心理学家，1970年，他开始写一本有关原始疗法的书。原始疗法是他的发明，他在书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狂言录中也算是位居上榜的：
原始疗法旨在治疗精神疾病（准确地说是指精神物理学疾病）。另外，它可以宣称是惟一的疗法。其含义是，这会使其它所有的心理学理论过时和无效。它意思是说，对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来说，只可能有一种有效的疗法。
简诺夫说，他已经发现，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来自被掩盖起来的“原始痛苦”——一个婴儿在它的任何一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所经受的痛苦——而成功的治疗法的钥匙就在于，让病人通过感觉这种原始的感受，而且像一个发怒的婴儿那样大声尖叫，释放这种锁定的伤害。原始喊叫法在70年代是个不太起眼的时髦疗法，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给它以简诺夫说它必将赢得的一个地位，而且，现在它已是一种极少见的办法，只是少数治疗师还在用它。
可是，从较大的意义上来说，它就不是个少见的东西了。它只是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许多办法中的一个，人们想改善传统的心理分析法，想弄出更简单、更廉价的办法，或者完全抛弃它，用不同的办法来治疗精神疾病。
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三个家族的治疗法-动力学、行为主义和认知疗法——目前是这些努力中最为主要的形式，可是，仍然还有大量其它的办法存在，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有其开发者说是更有效的、更便宜、更快和更科学的办法。1950年之前，只有约十来种心理疗法，可是，到70年代早期时，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心理疗法研究所的负责人莫里斯·帕罗夫数到了130种，到1988年，皮茨堡大学医学院的阿兰·卡茨了查询了主要的来源材料后，得出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为约230多种不同形式的心理社会疗法”。
这看上去好像令人迷茫，可是，疗法实际上是可以归入相对较小的一些范畴的：我们已经看到的三种，而其它一些我们只需瞥一眼即可。
人文主义疗法：在5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学是“人类潜力运动”——其主要代言人是马斯洛——的核心，它是作为“第三种力”而出现的，或者，一方面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变换，另一方面也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替代。
人文主义者更是哲学意味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称号，它反对把人的性格和行为完全归结为其个人经历，特别是儿童时期经历的心理分析说教，也反对行为主义把人的行为说成只是一套对刺激的条件反射的观点。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个人选择如何行动和以自己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权利；它认为，行为不应该用所谓客观的、科学的标准，而应该用一个人自己的参考框架来评判。如果一个人认为一种轻松的、非竞争性的生活是最理想的，则这就是他或她的有价值的生活，而不是一种性格缺陷的症状；宁愿单身而不婚娶也是这样的，性自由而不是只有一夫一妻制，其它与社会常理不一样的东西亦是如此。人文主义心理学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生活在个人主义和反叛的6O年代的年轻人。
从这种心理学中冒出了一大批疗法。尽管这些疗法各个不同，但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的：即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资源，可以生长，可以自我疗救，治疗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客户，而是为客户利用这些内在的资源而去除障碍，比如很差的自我形象或者感觉的否认。治疗师不是引导客户走向心理健康的科学理想，而是帮助他们向着自我成长。如今，有百分之六的临床心理学家和也许是同样比例的其它心理治疗师也认为他们主要是人文主义的。
以客户为中心的治疗法：这是人文主义疗法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是由卡尔·罗杰斯创造的。卡尔·罗杰斯在中西部农场出生和长大，起先是想当牧师的。他转向了心理学并接受了心理分析培训，可过了几年后认为心理分析法效率不太好，因而又转向了一个极为不同的、由他自己发明的治疗法。他是个乐天派，感觉到疗法应该集中在目前的问题上，而不是过去的成因上。他还认为，人们天生都是好的，一旦他们明白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个道理后，大家都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并且把这些想法转换进了一种疗法。根据这种疗法，治疗师只是回应或者反射客户所说的话——罗杰斯拒绝使用“病人”这个词。这应该能够传递一种对客户的尊敬感和对这个人处理他的心理情景以及把握自己的能力的“信任或者信仰”。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他与一位感到压抑的20岁的女子进行诊疗时的谈话（经删节）：
客户：有时候，沿着街往前走太费劲。真是件发疯的事。
治疗师：哪怕小事情——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让人感到烦恼。
客户：呃，是啊。而且我还好像没办法处理这麻烦事。我意思是说，这事——每天都好像是这些周而复始的小事情。
治疗师：这样的话，哪怕人想办法去取得什么进展，（你发现）事情也并不会好到哪里去。
客户：我多少有点跟我自己过不去——一天到晚弄得自己很难受。
治疗师：这么一来，你就埋怨自己，也不太管自己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差了。
客户：是啊。我甚至都懒得去费神干什么事了。我觉着自己就快什么也干不成了。
治疗师：你觉着还没开始，自己就觉得没什么劲头了。
这听上去有点像学舌疗法，可是，罗杰斯十分相信，通过他的方法，他可以营造一个“协助性的气氛，（客户）可以在这个氛围里探索她自己的感觉，这种方式是她所希望的，然后向她希望实现的目标靠近”。大部分动力学方向的治疗师都对罗杰斯的方法不以为然，可是，到50年代和60年代，以客户为中心的治疗法被广泛采纳，由被一些并没有接受过无意识过程，也没有以这种方法治疗过病人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其它的心理治疗者们采用了。从此以后，其影响就退下去了。今天，有百分之六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同样小百分比的其它心理治疗师们喜欢用这种疗法，不过，有时候，一些混合治疗者们也用这种方法。
格式塔疗法：这种疗法与罗杰斯的方法极不相同，尽管它们之间共有一些哲学上的人类健康和自我指导的看法。这种疗法是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佩尔斯（弗里茨）发明的。他管它叫做格式塔疗法，不过，如早先已经说过的一样，它与格式塔心理学没有任何瓜葛。佩尔斯的目的是要让病人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舍弃的一些感觉、欲望和冲动，可这些东西又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并让病人认识到，他们认为那些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借来的，或者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
佩尔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严格意义上的面对面，有时候还有非常生硬的，包括好多种“实验”、“游戏”和“小花招”，设计目的是挑起，刺激和逼迫病人承认他或她的真实感觉。在录制的诊疗片断里，佩尔斯有时候好像是虐待狂，可是，针对有些病人，他时常是非常有效的。格式塔心理疗法在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于人文主义者圈子内，今天，它在心理疗法中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交往分析：交往分析流行于6O年代，也是惟一成了两本在全国畅销书榜上畅销一年多的书籍的主题的心理疗法（艾里克·伯尔尼的《人生游戏》和托马斯·A·哈里斯的《我好——你也没事》）。交往分析以动力学原理为基础，它主要关心人际行为，在“理性的”基础上处理神经症问题——但不是通过推理，不是RET和认知疗法里面的做法。它通过治疗师的解释发生作用，治疗师会解释三种自我状态中的哪一种应该对病人的某一特定行为负责。
这些自我状态或者自我，是病人在他或她的“交往”中发生的行为。在任何既定的交往——社会交往的基本单元——中，每个人都以儿童（即儿童自我，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它始终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父母（一套知觉对象和想法——“应该”和“不应该”——我们从儿童期开始对父母的感知的内化），或者成年人（认知的自我，成熟和理性的自我）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尽管这三种自我状态都以无意识的感觉为基础，可是，在交往疗法中，治疗师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处理这些自我的，病人和他或者她正在处理的人正在成功交流或者卷入“交叉交往”中的一些方法被指出来。治疗师还指出来各种“游戏”——把真实交往意义隐藏起来的欺骗性的或者别有用心的交往——他们在以不合适的角色玩这个游戏。病人学会辨识他们在与别人（及与治疗师）交往时处在哪一个自我之中——还有与之交往的哪些别人正处在哪一种自我状态之中。在治疗师的指导下，他们学会利用自己的儿童自我进行玩乐，而利用其成人自我负责严肃的行为。
小组、配偶和家庭疗法：这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治疗方法，而是一些“形式”；一种形式就是根据治疗的单元分类的治疗类型（单个的、配偶的、家庭的或者集体的。）
集体疗法：至少存在或者存在过100种这样的疗法。每年都有新花样出台，可许多都是昙花一现。
在6O年代和70年代，为了迎合时代精神和集体生活的理想，“邂逅集体”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集体环境在人道主义圈子内被视为比一对一的方法更具疗效的办法。今天，大众的看法是，集体疗法之所以有用，主要是因为人际和社会的问题，尽管它也强调内部的问题；一个集体中的成员为彼此提供支持和同情以及一种反馈，告诉他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自我是如何被接受的，它的哪一个方面是受欢迎或者不受欢迎的。
集体活动从讨论彼此的问题和自我启示到角色扮演，从给一个难受的人或者有麻烦的成员以集体支持到集体讨罚一个其行为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成员不等。在大多数小组中，治疗师只指引方向，把彼此间的交往指导向一个程度，然后积极地干预事态，以防止小组以毁灭性的办法攻击一个成员。
小组的人数多少不一，但大多数治疗师认为8人为最理想之选择。他们通常每周会见一次，花费只有单个儿会面的几分之一，时间长度从8周到几年不等，这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和治疗师的取向。小组治疗法以前是美国的一个专业，可现在已经在许多国家实行了，可是，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治疗师还要多。美国小组疗法协会约有4000成员，这可能是不在协会里面，但仍然在至少部分时间里利用这种办法行医的医生的10倍之多。
配偶疗法：配偶疗法最早是作为婚姻咨询闻名的，可是，今天，它经常比往日的咨询走得更深，不仅向配偶，而且向快要结婚和同性恋伴侣们提供，所有这些人都多少有类似的一些关系问题。
治疗师在配偶中的作用有点像杂技中的吊绳：如果他或她被小组中的其他成员看见与其他的人一起滑动，这种疗法可能会立马中止。如果治疗师因此而寻找办法去避免有可能在任何客户中产生强烈感觉的交往，他必须当解释者，顾问者和教师，并强调，有麻烦的关系，而不是任何人，才是真正的客户。
治疗师会恳请人们讲出实情，然后做一些解释；教导人们运用交流技巧解决问题的办法；重演这对配偶听起来和看上去的交往（“你是否意识到，你坐得离我越来越远了？”）；他会把一些彼此尽量避免的敏感的话题挑起来，但可以在治疗师的办公室里安全地加以控制；然后分配家庭任务给这些人，让他们知道新的和更加令人满意的行为方式。配偶疗法通常是每星期进行一次，而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得以解决。在某些情况下，一些配偶知道两个人或者其中的一个人真正希望的是这种关系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之下，治疗师有时候就能够帮助他们以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强行以争斗的方式分开，这样就可以把对双方和孩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有什么损害的话。
家庭疗法：家庭疗法几乎是在50年代美国各地同时开展起来的，最为著名的是在帕罗阿尔托和纽约市。它的基本假定是，心理症状和各种困难皆来自家庭内部的关系处理不当，而不是个人内心的机制有毛病（尽管这些不能排除掉）。
尽管一个家庭可能会找出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成员来——一个替罪羊或者假设是有毛病的成员，全家人可以把家里全部的麻烦都堆积到他身上——但是，治疗师是把整个家庭当作病人来处理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有毛病的是家庭的相互来往。规定、角色、关系和组织。所有这些都组织了“家庭系统”；家庭疗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利用系统理论，这是从生物学中采借来的。按照系统理论的说法，家庭成员之间也许干涉过多，也许交往不足；也许因为过严的家规而与外部影响切断了联系；也许反过来因为完全没有家族的概念而失去了家庭感等等。
治疗师用系统理论的方法来诊断家庭问题的方法有族系图（三代以上的家庭模式图）、确定家庭里面有哪些联盟和其它一些特别用于家庭治疗的方法。有好几个学派的家庭疗法，每种学派都发展出了它自己的介入办法。家庭疗法在最近几年有长足的发展，不仅在家庭里面私下里使用，而且还用在临床和社区精神卫生中心。
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有约10000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并符合这个协会的要求，即作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经过两年的指导研究生经验。还有好几千心理治疗师，他们经过或者没经过广泛的婚姻及家庭治疗培训，也称自己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这个词的使用在许多州里并没有法律约束——这表明，他们治一般的单个病人，也治疗配偶和家庭的毛病。
五花八门：除上述以外，还可以选出好多种疗法来，至少在美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有些疗法很奇怪，但是都建立在科学的心理学基础上，另外一些更奇怪，而且是以伪科学或者神秘观念为基础的。下列是一些随机抽取的例子：
原始疗法：如上面所述，它要求客户进行长时间的喊叫，以释放婴儿期的愤怒。要求客户在家里进行合适的练习。
森田疗法：一种日本疗法，以禅宗原理为基础。卧床4－7天，与外界隔绝，去除感官感受。此后，病人要接受他的感觉和症状，并积极地生活在现世，将思想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周围的世界里去。
苦刑法：杰伊·哈利发明的一种疗法，让病人完成一项更难的任务，处于比目前更糟的环境，比如半夜起床，每夜都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练习。
矛盾指令：用来打破顽固的反抗行为，让病人坚持自己有问题的行为，其或加速错误行为。允许他做一些不允许的事情会缓和他的情绪，去掉里面的倒错因素，这常常会带来一项心理突破。
est法（艾哈德定期培训）：70年代很风行。在舞场呆两个周末（花费250美元）。除了正式的休息时间以外不准使用淋浴间的设施，参加者一整天要让主持人不停地辱骂（“你们全都是些没用的屁眼……你们他妈都算个什么东西？一堆废铁”）。如客户感到精疲力竭，大受羞辱，生活的秘密就显示出来了：你就是一堆废铁，一台机器，好不到哪儿去，就安于现状吧，知足长乐。
特别目的车间：持续半天或者一整天，有时候需要整个周末，只有出去进食、上厕所和睡觉的时间。听讲座，集体治疗，敏感度培训和其它一些活动，都可以用来解决来自参加者都有的一个问题的感觉和情绪症状：虐待儿童、乱伦、虐待配偶、怕暴露自己，还有其它许多问题。
其它：怎么给这些其它取名呢？好吧，让我们先不管这个其它叫什么名字，而只是简单地扫一眼吧：宇宙活力疗法（病人坐在一口特制的大箱子里，据说可以在里面收集一种有治病作用的、弥漫于全宇宙的能量）、舞蹈疗法、前生疗法、奇迹疗法、幻视疗法……可是，该打住了。我们已经超过了科学的界限，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些边缘活动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心理疗法。
真的有效吗？
现年七十多岁的H·J·艾森克在他最近的自传中很自豪地称自己为“有理有据的反叛者”。的确。有许多的理由。自从年轻时代从离开德国到英国后，他一直热情洋溢地投身于许多零七杂八的教育、政治和科学战斗中，这期间还对心理学的好些领域作出了坚实的贡献。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伦敦大学精神病学研究院的教授和研究员，在智力、测试和人格研究上著述颇丰，影响甚广。他和埃利斯一样（在严肃的层面上）在心理学领域里一直是个坚定不移、热情冲天的坏小子。
在他闹出来的一些乱子中，没有哪一次比1952年大肆攻击心理治疗史更沸沸扬扬的。艾森克一向对心理治疗抱轻蔑态度，因为他觉得它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来支持。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回顾了19例报告心理治疗结果的研究，并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这些不同的研究宣称有“改善”的，少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多的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七，这样宽泛的一个范围，他说，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说明一定有某些东西是有错误的。更糟的是，艾森克把这些发现加起来，然后加以计算，发现平均只有百分之六十六的病人有过一些改善——然后又引用了其它的一些研究报告，这些报告里谈到，在有监护照顾，但没有心理治疗的神经症病人当中，百分之六十六到七十二的人有所改善。他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心理治疗对其宣称的效果有作用。他的激进推论为：所有的心理治疗法培训都应该立即废止。
“天塌下来了，”他后来说，“我立即站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心理治疗学者和大部分临床心理学家及其弟子们的对立面。”不出所料，他树了新敌——包括英国和美国心理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这些人撰文予以愤怒的反击。抛开愤怒不说，他们的反击也不无道理，并在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反驳文章。他们最有见地的批评是，艾森克把不同疗法、不同病人的数据和不同病情改善的定义全都堆在一起了，另外，没有经过治疗的组别与经过治疗的组别根本就不能比较。尽管如此，他还提出了挑战；现在就靠那些信仰心理治疗的人来证明，心理治疗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而这方面却是他们从没有认真努力尝试过的。
从这以后，有关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消息就源源不断地传了出来——事实上有数百篇研究报告出来——这些研究的科学质量、取样的规模和病情改善的标准以及是否有过对照组都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发现因而是变化多样，众说纷纭。
可是，仔细的摘要，或者叫做“元分析”，即用科学质量给研究定级，调整方法上的差别，然后才统计结果，通过这种方法发现，证据的分量显然有利于心理疗法。1975年，由宾西法尼亚大学的莱斯特·鲁博斯基对近100种有控制的研究进行的一项极费力的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疗法都发现病人得益于心理疗法的人数占很高比率。而且，与艾森克的声明相反的是，有三分之二的研究表明，经过治疗的病人比没经过治疗的病人得到改善的情况多得多。（如果涉及到最低治疗的研究从鲁博斯基的研究中去掉的话，治疗相对于不治疗的优越性将更为明显。）
由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在1978年进行的一项疗效综合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经过心理治疗的病人在思想、情绪、性格和行为上，比没有经过治疗的对照抽样病人有极明显的改善。”这些发现在患有焦虑、恐惧和害怕等毛病的病人当中是最为显而易见的。
在由另一组心理学家研究组于1980年进行的更为复杂的一项元分析中，对475例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估，利用到了更为广泛的疗效尺度将那些接受过心理治疗的病人与控制组中没有经过治疗的病人进行比较。其结论是毫不含糊的：治疗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有益处，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
心理治疗对所有年龄的人有可靠的益处，就像学校教育、各种药物肯定对其有益一样，或者像经营得出利润一样……接受治疗的人在治疗完毕后，一般比百分之八十没有接受过治疗的人情况要好些。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接受心理治疗的人病情都会有所改善。证据显示，有些人不会有改善，有一小部分人病情反而还会加重。
可是，这些元分析中有一个方面好像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好像只能对三分之二的病人有益。可是，如果每种疗法都对某些病因产生作用——如某种疗法所以为基石的理论所言——那么，怎么可能所有的办法都能产生很好的疗效呢？鲁博斯基的研究小组怀疑元分析结果，正如《艾丽丝奇境漫游记》中的渡渡鸟族一样，“大家都赢了，因此每个人都要发奖”，但他得出结论说，看上去的确是正确的。他们的解释是，在各种心理治疗法中，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治疗师和病人之间有益的关系。其它研究人员还指出了其它的一些共同因素，特别是能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里测出真实情况来的机会，还有通过治疗给病人带来的改善病情的希望，因而促发病人发生转机。
然而，最近几年，更为精细的分析已经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了，这些证据说明，某些治疗办法比其它一些治疗法对某些疾病有更好的疗效。我们已经听说过了这样一些特殊例子。其它的包括，行为和认知行为疗法对心悸和其它焦虑疾病的作用；认知疗法对社会恐惧的作用；集体疗法对性格毛病的疗效；认知－行为和人际疗法，或者任何一种与抗抑郁药物的合并使用对压抑的治疗作用。
尽管已经进行了好几百种疗效研究，但研究者们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把疗效里面的因果关系分隔出来。而元分析中的总体数据并没有经过这种工作。一方面，它们在每份研究把不同治疗师获取的结果都平均起来。对照起来看，最近的研究却开始将所获取的结果与治疗师本人联系起来。鲁博斯基和他的治疗师同行利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治疗药物依赖病人，得出的研究结果发现，疗法的选择比较治疗师本人的个人特点来说不太重要：
治疗师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变化原因，他可以扩大或者缩小一种疗法的效果……有效心理疗法主要的促发因素是治疗师的性格，特别是因为他能够形成一种温暖和援助性的关系。
所以，毫不奇怪，早期的研究都支持渡渡鸟式的疗效观：它们把利用每种疗法的治疗师取得的疗效平均起来了。
大部分早期疗效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它们只看一种疗效最后或者中期的治疗效果。可是，一种新的研究实践已经开始更仔细地观察疗法中发生的事情了——观察有效的介入方式在特别的诊疗期内是如何以不同方式促进治疗过程的。
这些疗效研究的新形式，好像可以用比以前的疗效研究极为不同的具体方式显示出在心理治疗中产生疗效的东西和哪些病人起作用。可是，心理疗法的确能起作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假设冯特可以得到这些数据的话，他的灵魂也许会一展愁容，勉强点头赞许。
第十八章 心理学的利用及误用
知识就是力量
不管W·冯特的幽灵会怎样看待今天的临床心理学，但有血有肉的冯特目睹他创立的科学已经投入了不体面的实际用途——而且是他的一些高足所为时，一定会悖然大怒。
其中的一位高足，即厄内斯特·缪曼做了一件冯特认为是变节的事情，它抛弃了纯粹的研究，转而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在教育之中。更坏的是，另外两位弟子还在商业界和公众面前叫卖自己的专业知识。1903年，西北大学的沃尔特·迪尔·斯科特还出版了一部论销售和广告心理学的著作。冯特的嫡传弟子雨果·曼斯特伯格1908年还出版了一本论法庭陈述心理学的书，1915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论日常问题心理学的书。他被威廉·詹姆斯请来哈佛出任心理学实验室的主任。
曼斯特伯格尽管是一位典型的德国教授，其社会观也是反动的（他极力鼓吹，妇女的地位就是呆在家里），长相更是难看异常（装束简陋，鼻子扁平，尖尖的下巴，一脸卫兵络腮胡子），可是，他却成了美国心理界的名人。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身份好像还是犹豫不决。尽管他在书本和通俗杂志里，以及在众多听众面前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可是，他却通过大量卷秩浩繁、长篇累牍的心理学理论著作保持自己作为一位科学家的身份。他本可以不做这些工作的：他的应用心理学是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他的理论工作却毫无贡献。
许多心理学家都曾因曼斯特伯格极力鼓吹应用心理学而受尽侮辱，可是，公众却很喜欢这一点。影响更大的一面是，一些冒险的商人请曼斯特伯格和他的学生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来改进工人的劳动效率，使广告更打动人，并帮助选择最能完成特定工作的人选。
比如，他为一家电话公司开发了一套测试办法，以找出最能适应交换机操作的妇女。为了试一试他的办法，这家公司悄悄地把好几名有特技的操作员夹在30名求职者中让他考。所幸的是，曼斯特伯格到底给这些有经验的操作员打了高分。
不幸的是，在一战开始时，曼斯特伯格发表了好几次亲德国的公开演讲，这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于1916年去世时，他曾担任过主席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对此只字未提。
曼斯特伯格既想当应用心理学家，又希望保持理论家的努力，象征着一场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有关知识价值的辩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知识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不需要考虑它是否有实用性；而大多数社会领袖人物和普通人都觉得，知识只有能够应用于实际时才值得追求。后者的观点在工业技术社会特别明显，因为这种价值观与它极为合拍；这是工业时代的黎明，因此，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英国诗人吉尔伯特·威士特写道：“好处在使用之中，而不是在其仅有的据有之中。”
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的美国，应用心理学很快引起注意并快速发展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过好几种使基础研究和理论倾向于实验用途的途径，其中有：
——智力测试，两次世界大战中用来剔除不合格的兵员；
——智力及能力测试，全国许多学校用这种办法给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分班；
——将知觉原理运用在飞行员培训选手的测试中，是由二战中的陆军飞行队进行的。
——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部案例中引用心理学研究发现成果，以及因之而来的对公共学校的重整。
——由大众媒体和其它方法进行的父母教育，灌输一些儿童发育正常阶段和父母最能给每个阶段的孩子带来好处的知识和方法。
——当然还包括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学，以及它们对美国人的心理卫生和行为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他们的生理卫生：一系列研究显示，经过心理卫生治疗后，经常看医生的人看医生的次数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些还只是心理学知识在过去八十多年时间里得以应用的少数几个领域。最近几年，这个领域开始发芽了。临床及其它应用心理学家现在构成了美国心理学协会半数以上的会员，在非会员的心理学家中，这个数字可能也差不多，而美国社会已经受到心理学的深刻影响，其中有：
——每年，一百多万高中生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在SAT测试中的得分而决定（学术敏捷度测试），这种测试是由教育心理学家设计的，许多学校不考虑接受一些分数不过关的新生。
——成百万人就职的问题，工作性质从流水线作业到管理层不等，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智力测试、敏捷度测试和性格测试中的得分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通过各种各样的培训促进劳动操作水平和运动水平的提高，以及人际关系的改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以心理学发现为基础的。
——数十亿美元的电视和无线电商业广告及印刷广告的洪水在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品味、购买行为、日常行为和投票的选择。这类的交流有很大一部分使用了心理学咨询者（或者，按照时下的应用心理学教科书对他们的热门称呼，可以把他们称作“承诺职业者”）提出的说服技巧。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应用心理学是在利用科学知识改善人类的状况，还是在误用它，以谋取自私的目标，或者给其目标造成相当大的代价？
当然，它两者兼而有之。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而且经常是在同一时间内。每个社会的标准和结构，都会确定哪一种选择或者各种选择的混合会盛行起来。比如美国社会，通过极大地奖励治愈患者和推迟死亡，它已经刺激了像人工呼吸装置和保持营养及水作用的装置这样一些措施的发展，可是，由于没有能够修改其传统及法律，只得使医生们延长绝无生还希望的病人、永久进入无意识和完全无望地挣扎在痛苦中的病人的生命。
因此，在心理学中亦是如此。在它的许多应用之中，有些能改善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而另外一些却会使行医者得益，使接受者受害。知识，这次又是一样，不能从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擦去，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可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会既鼓励心理学的使用，同时又能看出并限制甚或防止其误用。
改善人类知识的利用
心理学的许多应用使人类开始更有效，更益于健康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反应。其中有：
健康心理学：这样的一些应用有一些可以改善或者治愈与心理因素有关的一些心理和生理疾病。当然，心理治疗学是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其它一些还包括诊断过程和情景性或者社会性的介入。这里有几个例子：
——A型行为模式（TABP）有些人具有异乎寻常的雄心，而且特别有进攻性，他们很紧张，喜欢快速地讲话，快速地行动，很容易生气，容易产生敌对情绪，而且好像是冠心病的起因。要防止这种病症的发生，首先要通过性格测试和面谈辨别其模式。虽然TABP好像是一种天生的性格倾向，可是，应激减低培训可以极大地减轻其症状。另外，引起这种症状的情景因素也可以减至最低或者避免。比如，知道这种情况的父母就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他们对孩子取得成就的强调，他们还可以选择一些不强调竞争的学校。有TABP模式的成人可以改换至不那么竞争的环境，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换一个不太竞争的工作。
——社会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发现，因为一些像移民、离婚或者死亡而引起的社会关系或者网络的中断与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疾病之间有一种统计学上的关系。比如，抑郁及伴发的免疫反应减弱，在离异和鳏寡人群中更为常见。心理学家开出的治病药方就是一种社会支持，所幸的是，许多种支持团体最近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有专门为老人、伤残人员、有不良嗜好的家庭和癌症患者（特别是经过乳房切除术之后的妇女）服务的团体，还有一些专门为末期病人及其家人服务的安养活动。
——因为高龄而出现的记忆力正常下降常常是严重压抑、自信心下降、抑郁和退出社会生活的因由。最近几年，许多大学和其它中心的临床诊所，都开始提供助记术和其它交际技巧的培训项目，以弥补这个不足。一项著名的临床报告称，经过两星期的培训后，中年及老年人可以见人面就想得起名字来了，甚至比他们年轻的时候记得还好些。
——许多保健组织和医疗诊所利用从激励心理学中得出的方法，让病人吃他们推荐的药物，并进行建议的活动。这种方法包括：让病人看到无可争辩的益处的证据；认他们看到，有名望的权威人士都支持这些步骤；给病人以奖励，特别是那些进行减肥食疗的病人，给他们以鼓励、赞许，并用图表指示他们的进步情况。
教育心理学：到60年代，心理学家和教育者都已经收集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落后生在认知条件和文化准备上都不及正常学龄儿童，这是他们年复一年总是落在后面的原因。“从头开始”是一项大型实验活动，从60年代开始，是“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活动的一部分。它旨在通过给他们提供特别教育，以掌握他们在学校取得成功必需的技能和背景知识，从而克服贫困孩子的学习困难。
可是，因为政治原因，“从头开始”活动匆匆开始，并没有制订出评估其成果的合适办法。这项活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国会才要求对它进行评估。接着，研究者们就对参加了和没有参加该项目的一、二、三年级学生进行对比，比较发现，令人失望的是，参加了“从头开始”活动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并不比其它人强。这项发现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赞成该项目的人说，这两个组并非真正对等的——“从头开始”项目吸引的是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没有这个项目的帮助，他们可能做得更糟。不赞成这个项目的人说，这些活动证明，补偿性的特别教育并不能产生长期效果，而这些孩子的糟糕环境却一点也得不到改善。
然而，后来，其它由研究者而不是由社会活动者设计，并使用了合适的控制组的项目却得出了一些更有希望的数据。1975年，11项设计良好的早期强化活动研究的结果汇集起来了，研究者们集体进行了一项纵向追踪研究。在几年时间内，他们寻找、测试并随访8－18岁参加过6O年代学龄前儿童强化项目的学生，并收集了有关其学校操行的数据。1982年，研究者协会报告说，参加了该项目的孩子学习成绩比可比较的控制组学生好些，好多年以后，其智商和成就测试分数更高，谈起自己的时候也会因为取得了成绩而自豪（比如在工作或者学校活动中取得的成绩）。
心理学还在其它许多方面，在许多规模大得多的方面应用于教育中，达几十年之久。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多数例子，因此可以跳过这一部分而看看今天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学校心理学家对学生进行测试和评估，并提供短期治疗，2000多教育心理学家使用学习理论和研究数据设计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向师范学院的学生灌输这些理论。
人性工程：本世纪初期，一些设计机械、汽车、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工程师们偶尔也突发奇想，他们想让那些控制钮和表阀更适合自然的人类知觉及运动能力。比如，哪怕在早期的汽车上，方向盘与前轮的连接就已经是这样的，如果想向左转，司机就把方向盘向左转。这看上去可能是一种最明显不过的事情，可是，最早期的汽车是通过舵杆转向的，如果要向左转，司机得把舵杆向右拨，反过来也一样。同样的，有些设计者也试着在直觉的基础上将收音机、动力工具和工厂机器上的转盘以自然的方式操纵。
虽说这些都是工程师们操心的事——直到二战以前情形一直如此——可是，大量的设备上面有一些转盘和控制钮是很难解释，不容易精调的。有些需要不自然或者不必要地复杂的人类动作，这经常会造成错误甚至事故。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蚊子”，这是二战时期制造的一种战斗轰炸机，当时心理学家尚没有参与此事。风门在飞行员的左边，着陆控制杆在右边。结果，起飞的时候，飞行员只得从风门上腾出手来用左手把住转向轮，这样，他才能用右手去提升着陆杆，不过，当他松开手的时候，风门就会自己向回退，因而减少动力，而这时候恰好需要最大的动力。
战争期间，有大量新型复杂军事装备在不断开发之中，军事服务机构及其合同签订方开始雇用心理学家，以协助使产品更符合人性的知觉及反应。这就是所谓人性工程的开始，后来也叫工程心理学。心理学家重新设计一些设备，以提高其仪表盘的易读性，使控制钮的精调轻松易行，使必须进行的动作自然协调等等。
杰克·邓拉普是一位负责射击培训研究的海军军官，他曾是福汉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对射击设备的第一手经验，和他对使用这些设备的心理学难度的理解，使他在战后成立了第一家人性工程学公司，即邓拉普公司。邓拉普是位精力充足的矮胖者，他既有专业知识，又正好具有应用心理学的宏观远见。“火球！”1951年，他对一位参观者这样友好地大声一吼，“什么纯科学，我受不了这些学术性的马屎。科学如果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它就一钱不值。”
他这家公司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邓拉普1948年以2．1万美元投资开始，3年以后的营业额已近70万美元，客户为美国国防部、一家飞机制造厂、一家办公机械公司、一家重型电气设备制造厂、一家闪光灯制造厂，及其它客户。
邓拉普公司的人性工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它帮助一家制药厂解决了正确计量药丸的问题（计数过多会减少收入，过少会违反联邦法律，而这两个问题又经常发生）。计数的工人并不能实际数数，他只能用一块刻有比如100个凹槽的铝板插入装着药丸的箱子里。当他抽出铝板时，药丸会落在几乎每一个凹槽里，他扫一眼之后就会知道，他只需要用手再抓4－5颗到铝板里进行自动装瓶就可以了。至少，这就是这种办法能够起作用的方式了。可是，这种药丸计数办法经常会出问题。邓拉普公司的一位员工研究了这个计数过程后想到，这块铝板与许多种药丸的颜色并没有形成鲜明对照。他在每个凹槽底部刷上一点桔黄色，结果，任何没有落进药丸的凹槽就会像警告灯一样亮着。这样，精确度立即上升，问题解决了。
自50年代开始，人性工程学一直是应用心理学当中一个相当出名的分支，进行这项工作的人在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从大型喷气客机到地铁控制中心，从床头收音机到家用电脑。从事人性工程工作的心理学家们研究过几十种问题，包括，是标有刻度的旋转盘通过一个固定的标记容易读些，还是一个指针围绕着一个有固定刻度的圆盘更容易读些（旋转圆盘是更好的设计），怎样使控制钮的手柄更容易找到一些（一种办法：通过不同颜色标记；另一种办法：按照其用途制造成不同的形状，这样，不用看就知道是哪一个——比如，把着陆杆的操纵杆头制成圆形的，像轮子一样，把副翼控制杆做成片状的楔形物）。
直到最近为止，美国最有灾难威胁的设备，即核电站，是在其设计中没有得到人性工程学的益处的。1979年发生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核能管理委员会亡羊补牢，他们认识到，当初设计并建造美国核电站的公司里，缺少进行人性工程研究的心理学家。这也可能就是三里岛机器系统的人工操作部分有严重缺陷的原因所在。本可以提醒操作员，让他们注意到自动停车系统中的一个卡住的阀门的标志不太显眼；几乎有百分之三十的系统标识都挂得太高了，操作员们看不到；一些在某些控制盘上表示正常状态的颜色，在另外一些控制盘上又表示故障。作为这些发现的结果，核能管理委员会雇用了约3O名心理学家，根据这些心理学家的建议而重新制订了新的规章和对全国核电站的指南。
人性工程学专家们最近的一些发现有：
——设备使用者从一些类比性的显示器上读取数据的速度更快，犯的错误也越少，比如手表上的指针，或者航空器的高度批示表之类的显示器，比一些出现在控制窗口中的数字显示效果好得多。
——他们理解柱形图、饼形图和其它视觉显示方法的效果，强于一些字母数字式的显示。
——如果数据是在一台显示设备上以一个单一的符号型的外形显示出来，比如其边长各个不同的多边形，则他们一眼就可以掌握必须同时阅读的信息及好几种资料的相互关系。
环境心理学：这种现代专业研究主要处理人类使用其物理环境的方法，和受它们影响的途径。有三个例子：
个人空间权：跟大多数动物一样，人类也有控制周围空间的强烈冲动。当一组人感觉到某个地区属于他们这个集体时，他们倾向于一起行动，并为彼此的利益行动，而不会像单独一人时那样行动。1972年，奥斯卡·纽曼这位著名的城市规划者在公共住房项目中分析了犯罪的模式，并确认了建筑的位置——建筑面向什么景点，它们半包住或者控制什么样的空间等等——会在其居民中沉淀什么样的共用感和责任感，因此而与低犯罪率联系起来。从那以后，一系列环境心理学家就加大了这方面的研究，哪种住房布置会刺激集体的空间权感觉及相互关系。
隐私：在不同的社会和我们这个社会不同的各个部分，人们对隐私都有不同的需要，可是，从总体上来讲，某种程度的隐私是几乎每个人都需要的。环境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建筑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比如，在大型办公环境内，使用隔间或者墙壁而不是敞开的设计，从而使监视者不能直接看到员工，人们发现这样就会得到更大的工作满足和更高，而不是更低的操作水平。
拥挤：在人口密度经常是很高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这是非常压抑的一件事。当人口密度不能降下来时，环境心理学家就通过建筑样式和视觉操纵使其影响减轻。有一组环境心理学家对一间大学宿舍进行了三种不同建筑样式的测试，以观察这些样式有何种程度的拥挤感差别。一种是一条长长的走道，房间里面住40名学生；第二种是两条短一些的走道，走道两边的房间里面住20名学生；第三种是长长的走道，房间里面住4O名学生，但中间有一间客厅，学生可以在里面会面，里面有门可以把走道划开。尽管最后一种布置的密度与另外两种一样高，可是，学生会感觉到它不那么局促，不那么拥挤，因而也就更适宜一些，更有社会性。
效能心理学：这个专业主要关心扩大学习和许多技能性活动中的心理能力和运动技能，包括运动在内。
最近几年，一些有名望的心理学家（有些不那么出名）都极力推崇某些旨在增加效能的训练办法，其中许多是科学心理学主流之外的“新时代”方法。这些包括睡眠学习、加速学习、神经语言学计划、生物反馈、运动技能的心理预演、超感觉知觉、意念移物（仅通过心理努力使物质的东西发生移动或者改变）等等。
因为人类潜能的发挥在战斗中极有价值，1984年，美国陆军研究院请国家科学研究院对一系列此类的不正统的技能培训进行评估。因此成立了一个“人类效能强化方法委员会”，由14名会员组成，主要是心理学家（有名望的），并由洛衫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A·布约克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及其支委访问了10所实验室，以观察这些技巧，听取这些新方法的倡导者和独立顾问人员的汇报，并查看了大量文献。以两份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的结论，有些是可预测的，有些是令人吃惊的，一份发表于1988年，第二份发表于是1991年。比较突出一些的发现列在下面，它们解释了扩大人类潜能的各种非正统的办法。（稍后，我们会看到有关更不合正统的方法的结论。）
培训方法：许多体能训练者和教练都强调“大运动量练习”——对一种技能广泛而持久的练习。有一个例子是在网球“营”进行的培训，学生在这里一天训练好多小时，连续一两个星期不停。委员会报告说，这样一些方法的确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效能提高到一个高水平，但其收效会迅速消失：
总体来说，大运动量练习需要学会的某种技巧的构成部分，这的确能够在短时间内（比如就在培训期内）取得很好的效能，可是，从长期来讲，其效果反不如间歇培训来得稳固。在某些情况下，大运动量练习会得出长期的回忆性效能，比间歇性练习的结果低一半的水平，而两次大运动量练习经常不如一次试验性研究的效果好。
间歇练习效果不仅在运动技巧训练中如此，而且在语言训练中也是一样，特别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尽管心理学家早在几十年以前就知道这一点，可是，大运动量训练期间所得到的短期效果却使一些教练和讲师们难以忘记，并且使学生们受到迷惑。委员会的发现和运动心理学家的劝告，也可能敌不过大运动量培训活动倡导者的推销战术。
运动技巧的心理实践：最近几年，运动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向运动员、音乐演奏者和其他运动技能工作者提出建议，要他们在进行实际操作前在心理预演期望达到的水平，他们说，这会改善实际的操作。有些运动员和其他一些人试过这种办法有没有效果。比如，杰克·尼克拉斯就曾说过，他在未打高尔夫之前，总是首先在心理预演一下他挥杆的线路和球的走向。一位中国钢琴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了7年监狱，可一出牢门很快就弹得跟以前一样好。他解释说，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关押期间，他一直在自己的心里演奏着。
传说，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假说。因此，这个委员会检查了大量研究数据，并发现，在有控制的运动技能研究中，一些在心理进行预演的人的确比不预演的人做得好些。可是，光是生理练习比仅仅进行心理练习效果要好些，而两者的结合，在一些生理训练很困难，或者代价很高，并在一些需要计划和决策，而不是自动反应的生理练习中要好得多。这个委员会作出结论说，运动心理学家们的一些张扬说法，对于心理练习的益处来说是夸大了。
改进人类与工作的协调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办法是心理学家们可以改善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谐调性的：一是测试人们对某些具体机器处理的灵敏程度，再是设计适合人类知觉、反应和移动的设备。还有两种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一是调整他们的动作，再是改善工作环境。
在本世纪初期，“效率专家”们手握秒表和卷尺，分析并修改每一个任务必需的动作。他们研究员工的动作，以确定他们比如说在包装书籍时，是站着包得快还是坐着包得快，用一只手快还是两只手快，书堆放在左边，右边，或者是在纸箱前快。可是，这样一些修改只在于增加产出，经常会使工厂的工作更繁忙，更压抑，更易于疲劳，使工人们产生了敌意，从而引发了更高的错误率和产品缺陷。
二战期间及二战以后，科学技术不断增高的复杂性导致了一种更大的新概念，即“操作者-机器系统”。这不仅仅是指人类工程学元素的应用，它还召唤着调整工作场地的工作环境，使之符合人类的心理能力和需要，这样就必须改善照明、消除噪音、延长休息时间，改善通信和其它工作条件，这样，疲劳就会减少，工作满足感就会增大，员工的参与感也会增强，怠工和调换也会减少。
工业心理学家们从工厂慢慢转移到了办公室，他们对经理工作申请者进行领导能力的测试，推荐工作条件的变更以防止歇火，建议修改命令链和内部的交流，以改善协作功能和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曾经是工业心理学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二战后的工业／组织（I／O）心理学，即如今的心理学家的十分之一的专业。其中有些人企图使自己看上去像纯科学家，他们花很多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和学习，可是，大部分人都像杰克·邓拉普一样工作，有些人还更像是经理，正如联合品牌公司的让·拉波因特最近所说的：
作为“执业者”，我集中精力注意每天的组织问题和机会：开设新工厂、组织，增加员工，选择并培养经理人员，改善工作士气等等。我的兴趣已经从对知识纯粹的爱好转移到了行动之中，从正确的方法论到导向结果的行动之中，从做得十全十美的事情转移到了可以改进的事情上面。我更有可能去阅读《哈佛商业周刊》，而不太经常去看《应用心理学日报》。我不断前进的职业发展已经包括了改进我的影响技巧，学习财务基本知识，而不是去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或者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协会的会议。
很明显，I／O心理学家的许多功能主要是管理型的，相应的，我们也就不管这一部分。可是，其它一些部分，尽管也是为管理服务的，但主要还是心理学的。我们将要看看其中的两种，这样会使我们了解1／O心理学家们怎样把他们的科学应用到改善人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使工作适应人：这有一部分是关于人类工程学的，可是，它包括更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