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总有一些受试者，就跟这位病人一样，他们在哪怕成功以后也不会形成预想。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先前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我们在受试者的成功与否上做文章——我们在超感系列当中欺骗他们，我们在角度对比游戏当中哄他们，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正确”或者“错误”的反应，因为角度非常接近，看起来都差不多，受试者完全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告诉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正确或者错误的，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一轮的实验当中会做得更差。另外一些人，不管我们怎样告诉他，他总认为自己下次会干得更好。
到这时，我把自己工作的两方面——作为习医者和一位科学家——都合并起来了，我假设，有些人感觉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外部力量决定的，而另外一些人却感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技巧造成的。我和费里士于是编制了一套测试法，用来检测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或者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而感知到回报或者没有感知到回报的程度。
罗特把这个重要的态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叫做“控制位”。他和费里士为检测它而设计的测试，即“内－外控制位（I－E）标尺”，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都有两句话，接受这项测试的人要说出哪一对说法最适合他自己。这里是一些典型的说法：
2.
a．人生不幸多是运气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是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结果。
4．
a．天长日久，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敬；
b．很不幸，一个人的价值经常会被埋没，不管自己多么努力。
11．
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涉；
b．得一份好工作主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与合适的地方。
25．
a．我常常感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能为力；
b．我几乎不可能相信运气会在我的生活中起什么重要作用。
选择2a，4b，11b和25a表明，受试者感觉到他或者她对事件无能为力，选择其它一些则表明他感觉到他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在外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者其它人的力量；在内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工作或者其它个人特征。控制位，因为它是影响性格和行为的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就像奥尔波特方案中的“中央特征”和卡特尔方案中的“根本性特征”。
控制位概念和I一E标尺在性格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自从标尺在1966年出现以后，约有两千多份利用它进行的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最受欢迎的性格测试办法。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了控制位预想对行为的影响。比如，评为内部者的小学学生会得比评为外部者高些的分数；“无望的”学生（外部者）在一个包含了困难问题的测试中考糟了以后会表现更差，而“把握自己的”学生（内部者）会更加努力并有更好的表现。在有些实验中，志愿者会面对一个两难的情境，内部者多半会去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部者会依靠别人来帮助他。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部者更知道他们的病情，而且比外部者向医生问的问题多。内部者刷牙的次数比外部者多。内部者比外部者坐汽车时更容易戴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练习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的效果是，有些研究发现内部者比外部者更不太可能去同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部者相信，这些人是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尽管内部者在成功的时候感到自豪，他们却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者有过。而对比起来，外部者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却没有那么强烈。（有些研究相信，正常的健康性格在内部和外部两者间有平衡，他们以一种如果不准确的话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社会心理学家费里茨·海德曾说，他们会告诉自己说：“我使好事发生了，坏事是被强加的。”）
社会认知理论和控制位研究导致了性格理论和临床心理学上一些引人注意的发展。其中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意识的态度和想法，而不光是无意识的态度和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个人的特征和行动。心理学家乔治·凯利叫做“个人观念”的东西是性格和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个个人观念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的有意识的一系列想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人们对我们的行为的预想，别人多半会怎样对我们作出行为反应，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等等。
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已经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些发现，1978年，爱德华·琼斯和史迪文·伯格拉斯进行了一项自我保护战略的实验室演示，他们把它叫做“自我残障”。自我残障者在面对一个他们担心会失败的情境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形象，会把事情弄成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的一些力量造成了他们的失败的样子。一位中等水平的网球手只会选择明显比他强的人来作为对手，这样的话，输了球就算不得什么了。一个快要面对期末考试的学生，他可能不去学习而突然背上许多的校园杂工负担，这样，如果他考不好的话也能得到保护内心自我的理由。自我残障者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打败他自己。
控制位理论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副产品是对叫做“学会的无助”这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的解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无助和消极的人，他们拥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无法想出办法来对付这些问题。许多临床医师都曾提供过有关此种消极情形的解释，可是，196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21岁的大学生马丁·塞利格曼突发奇想，之后，经过许多年的工作，这个奇想引导出对于这种消极性有价值的理解。
塞利格曼第一次去教授的实验室就发现教授及其助手有大麻烦。他们的实验狗就是不按要求行动。通过同时使用音调和电击来形成条件反射，直到它们把音调与电击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狗被关在一个“隔断笼”里，即一个大笼子里有一排低层隔栏分成两隔，使它们在这里只受音调的影响。把狗放在这样一个笼子里，让它们在一个隔间里受到电击而在另一边不给电击，狗很快就学会翻过隔栏逃避电击。实验的目的是要找出，它们在听到音调而不被电击时是否也会做同样的事。可是，狗听到音调后，蹲着不动，发出呜呜吠声。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现象，可是，年轻的塞利格曼突然有了一个主意。狗以前被加以音调和电击时，它们知道无论自己干什么都无法逃脱电击。现在，在一个新的情形之下，它们逃脱了电击，但它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就好像自己无论干什么都逃不出被电击的厄运。
塞利格曼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企图生成学会的无助，先是与一位叫史迪芬·梅尔的同学，后来又与一位叫布鲁斯·奥弗米亚的同事合作。有一项重要的实验是把狗一次一只放进笼子里，挂上它们使其无法脱逃，再通过金属地板从蹄子上对其施以电击。再然后，每一只狗都和其它几只没有施以电击的狗一起关在一个隔断笼里，笼子里装有狗的那一边有一只灯不时打开，10秒钟后跟进一次电击。所有的狗都很快把灯光与电击联系起来。当电灯打开时，没有经过处理的狗都挤作一团，它们很快发现跳过隔栏跑到笼子的另一边可以逃脱电击，而那些遭到过无法逃脱的电击的狗就只好呆在原地让自己挨电击，不知道作出任何努力去逃脱。它们已经形成一个预想，即，不管做什么事情，终究难逃被电击的下场，它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这好像就可以解释人类和狗身上存在的无助情形了。可是，奥弗米亚和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们大胆地假设，人类存在的压抑感，其原因可能更多地要归咎于学会的无助——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者信念，而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克服自身的悲伤情绪。这个理论立刻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所反驳。这些人指出，有些人在遭到不幸时从不感到无助，有些人的确感到无助可很快又回复到以前的状态；有些人不仅在既定的情形里感到无助，而且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形下同样感到如此。有些人把不幸归咎于自己，一些人把不幸归咎于别人。
塞利格曼与他的评论人之一约翰·梯斯戴尔这位英国心理学家以及另外一位同事合作，开始着手寻找更好的办法来解释人类的压抑感。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把学会的无助和控制位理论结合了起来。当人类遇到无可奈何的痛苦经历时，他们不是将其归咎于外部力量就是归咎于自己，而后者这种错误想法就会导致压抑。这个小组通过一套复杂的控制位问卷来验证这个假设，结果，得出的信息支持这个假设。他们的研究在1978年公布以后，立刻有了很多类似和确认性的研究——接下来的20年内有300多种——有的用狗，有的用兔子，人们确认并扩展了这个理论。
比如，有一例研究对一组孕妇的性格进行了测试，将其归类为内向或者外向，并发现，在内向的人中间，产后压抑率高出很多。这些妇女把这个期间的困难归咎于自己个人的特性，而那些外向的妇女则声称环境不好，虽然也感到一些无助，可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压抑。
更近一些时候，塞利格曼将其理论扩充成他现在叫做“解释性风格”的东西。它解释看起来是彻底的乐观主义或者普通的悲观主义的基本性格方面。按塞利格曼自己的话说：
拿一个很糟糕的情形来作比，如生意或者恋爱失败。悲观主义者把它归咎于一些长时期存在或者永恒的原因，它们会影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而这些又都是自己的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暂时的，只限于目前这件事，或者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因为别人行动的结果。
乐观主义容易得出比悲观主义更高的成就。我们发现，乐观的人寿保险代理商比悲观的人寿保险商销售成绩更佳，他们坚持这门生意的时间也更长。乐观的奥林匹克级游泳运动员在被别人战胜后会游得更快，而悲观的运动员却会变得慢些。乐观的职业棒球队和蓝球队成绩好些，特别是在他们被战胜后，比悲观的队好多了。
因为社会学习理论而引发了新见解的另一个话题是，男人和女人性格方面的差别。表明上很聪明的一些人一辈子都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有，多半是些男人，他们说自己这个性别的人有多好，而对方的那个性别有多么不好。他们的观点从柏拉图对女人轻微的贬低，到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对女人的头脑和性格委婉的嘲讽不等。柏拉图说：“自然的天赋均衡分配在两种（性别）之中，可是，女人在所有方面都次男人一等。”而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却说：
女人只是长得体积稍大些的孩子而已，她们会说些笑话逗人，有时候还有一些智慧；可要说什么站得住脚的、合理的推断和道理，我一辈子都没有知道有哪一位（女人）具有这个能力……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是跟她们逗乐，与她们玩耍，逗他们笑，奉承她们，就跟他逗一个活蹦乱跳着往前走的小孩子一样。
一些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征——多愁善感、胆小、贪图虚荣、善滋养、敏感、善变等——一直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在心理学的早期，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都相信这些特征是女性荷尔蒙和生物构成以及这些东西所带来的特殊的经验的无法逃避的结果。直到1936年，刘易斯·特曼和同事西·迈尔斯才发表了一篇大受欢迎的研究结果，这篇研究男性和女性性格的文章，“性别和性格”，非常有影响，它是以他们所进行的一项测验的结果作为基础的。给测验的答案打分的方法是以传统有关性别差异的想法为基础的。例如，在这项测验的词语联想部分，如果受试者对“tender（嫩的，温柔的）”这个词产生的联想是“meat（肉类）”，这个答案就评为阳刚；如果联想到“kind（仁慈）”，“1ovihg（温情）”，则评为阴柔。读侦探小说并喜欢化学评为阳刚，读诗歌或者喜欢戏剧则为阴柔。
尽管这在今天看起来相当了不起，可是，特曼和迈尔斯测验使用了许多年而无人对它的假设发出过疑问。可是，随着女性在最近几十年内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性格的许多方面也有了很大变化，另外，由社会学习理论家和其它的学者们得出的大量研究发现，也对传统的一些假设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多年几百篇研究文献中，有下面几个例子：
——女孩子的确比男孩子更怕老鼠、蛇和蜘蛛——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在早年就学会，让她们而不是男孩子来表达害怕更为合适，更容易得到容忍。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自发地玩小木偶，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女孩子天生是更喜欢养东西而且喜欢帮助人。可是，女孩子更经常被人给一些玩偶来玩，这是一种形式的社会培训。女孩子更喜欢养东西的天性至少有一部分是后天学来的。
——小学的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具有同情心一些，这可以根据她们有更多的意愿去给生病住院的孩子写安慰信这个标准来判断。但是，男孩子很乐意去采取一些被人教会看作是阳刚性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人。在成人阶段，女人比男人更乐意去帮助一些闷闷不乐的人，可是，这主要是指在一些传统上认为更适合女性职能的场合里，如照顾一个受伤的孩子。男性更乐意在一些冒险性或者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去帮助人。总起来说，在帮助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性差别有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学习得来的。
有一阵子，一些女权主义者抱着很极端的看法，她们认为，几乎所有的性格和智力差别都是社会不平等、压力和后天培养的结果。可是，如研究结果证明，很明显，有些认知性的差别和性格差别的确是生物构成影响的结果。例如：
——妇女在运动、生意和实验室环境下现在变得更有进取心一些了，可是，在社会生活当中，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没有男人更有进取心。后者在目前的家庭暴力、强奸、杀人案和一般性的犯罪当中都要占更多的分量。男子更大的进攻性在早年生活当中就出现了，远在社会影响出现之前。这些发现都有力地说明，社会学习过程，在它起很大作用的时候，会对在生物构成上有所不同的一些差别产生作用，并加大这个差别。
——女孩子和妇女在口头表达能力方面平均起来略胜男孩子和男子，可是，在空间识别能力方面也略输男子。口头表达能力上的差别在早年出现，而空间差别是在成年之前出现，这时候往往是社会影响最具影响力的时候。因此，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大脑的结构上的差别。
——女人比男人在感知一些非语言的情绪暗示的意义方面比男人更强，如姿势、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这有一部分可能是学习得来的技巧，可是，一些证据，比如儿童早期就出现了这些差异，会使人们想到，是否因为进化的原因而使其有生物学上的成因。识别身体语言可能对较软弱的女性的生存更有意义。
结论是，尽管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上述观点不符合研究发现的成果，可是，传统的许多想法，如男女性格天生有别等也证明不正确。大多数的男女差异现在都归结为社会学习的结果，或者是社会影响和生化学因素共同造成的，可是，有一些的确也是天生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凯依·多克斯对最近这方面的研究观点作了如下总结：
作为一位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不一定就是一位科学家所看到的……试图“否认”性别差异的努力已经引起了争论，有科学的学术争论，也有一般水平上的争论，即差别的确存在。但是，承认有性格差别存在，不应该成为一种借口，说明性别和种类在人类的行为当中就有一种非常大的影响作用。
这一说法很好地解释了关于心理学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真理，它会随我们的故事进展越来越清楚：有关许多心理学现象的一些相互对立和好像互不相容的一些理论，彼此攻讦达2500百余年之久，可出于某种原因，借助积累下来的知识，却证明两者都是对的。
身体、基因和性格
男女特征上的差异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这种理论，是更大的一种理论，即，性格是天生的这种理论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有两个相关的版本，一种版本是，个人的身体特征影响性格，另一个版本是，性格由具体的基因或者某些基因的相互影响决定的。
第一个版本几乎与心理学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加伦的性格体液理论是其古老版本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相面学，这个观点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都有人相信，即人体的特征和面相都伴有相关的性格特征。在成千上万的例子当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乔史说严肃古板的的教士（学者）“不那么肥，”可是“空心的”，而结过多次婚、俗气的“巴思的寡妇”也是一张“阔”脸，“面色红润”，而且“齿大如门”（齿间有缝，按照面相学来说就隐含着大胆和色欲旺盛），那位俗不可耐的米勒则是胖如肥虎，一脸棕色，骨架硕大，鼻大如盖，黑孔阔绰。
本世纪初年，身体－性格理论一直是戴着科学的面罩的，当时，厄恩斯特·克雷奇默（1888一1964）这位曾在德国南部数所精神病院从业多年的德国精神病专家宣称，他已经发现病人的身体和他的性格及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说，一些四肢短小、面孔呈圆形、矮胖健硕的人，他们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极度沮丧；这是些癫狂与抑郁交替发作的人。那些四肢长、面容瘦和矮小身材的人倾向于内向、害羞、冷淡和反社会。他们是些分裂症的患者。那些四肢平衡、肌肉结实有力、进取型和欢乐的人，他们有其它一些精神毛病。
克雷奇默相信，身体外形和性格类型或者精神状态都是由荷尔蒙分泌造成的。他的理论发表在1921年的《体格与性格》杂志上，当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并得到好评，因为它好象是对古老传统给予了科学的支持。可是，其它科学家在他的理论里挑出了毛病。他们说，许多人并不能干干净净地容纳在三个类别中的任何一个里——短小，肥胖的人所具有的性格常常是瘦长的人应该具有的，而瘦长的人常常表现出运动员的性格。另外，克雷奇默的举例也是有失偏颇的。住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平均比住院的癫狂抑郁病人年轻些，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他在身体脂肪分布中找到的很多不同。
可是，这种身体－类型的思想的确是吸引人的，而且很快就有了一位在科学上精力更充沛的新同伴，即哈佛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威廉·谢尔登（1899－1977）。克雷奇默的书以英文出版后不久，谢尔登开始了一项“体别”研究（身体类型），而且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收集了大量身体尺寸和正常人性格的数据。（在他的晚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了精神病人和少年罪犯的研究。）
作为一位研究人员，谢尔登殚精厉竭，刻苦进取：他拍摄了不下4000幅男性大学生的裸体照片，并记录下了他们主要的身体尺寸。从这些大量的数据里，他得出结论说，共有三种基本的人体类型，跟克雷奇默的差不太多：ENDOMORPH型，即轻柔、圆形和丰满的人；ESOMORPH，即硬郎、方阔、大骨结和肌肉丰富的人；还有ECTOMORPH，即高挑、瘦削和头颅大的人。他相信，这些类型代表最早在胚胎中就开始产生差异的三层细胞中的一种或另一种的特别的发育：ENDODERM，这种细胞中会产生消化道和内脏器官；MESODERM，这里会形成骨骼和肌肉；还有ECTODERM，神经系统是从这里产生的。
为了显示性格特征与这些体型的相互关系，谢尔登对他的200名受试者进行了性格测试，并且在数年时间内根据广泛的面谈和他自己对行为的观察积累了大量其它的特性数据。他发现，如他自己所料，具有特色的特征模式与每一种体格类型相联系。矮小圆滚的ENDOMORPH型通常是社会型的，他们放得开，健谈而且喜欢奢侈的生活；平衡发展的MESOMORPH是些精力旺盛，言行果决，勇敢无畏，乐观向上和喜欢运动的人；而高挑瘦削的ECTOMORPH则是内向、害羞、高智商、受约束和不善交际的人。谢尔登推断说，是基因决定哪种类型在胚胎发育时多加成长，因而，也决定这个人将要表现出来的性格模式。
他的主要作品是在40年代发表的，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兴趣。可是，大多数心理学家发现，谢尔登的类型学流于肤浅，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是有错误的：他对于受试者的社会经济背景注意甚少，尽管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子很难说会长成一个肥胖和乐天的ENDOMORPH，或者，一个有钱有势的小孩子会变成一个羞答答的、智力超群的ECTOMORPH。心理学家们对其极高的相关性尤为狐疑——＋．79至十．83——这是谢尔登所报告的三种体格类型与其相关性格类型的相关度。到这种程度的相关度在心理学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大多数现象都有多重因素造成，这使人们想到，其基本的研究设计一定存在着漏洞。而且，也的确存在着一个漏洞。我们引用一位显耀的权威人士加德纳·林塞的话来说：
要全面地研讨为什么会观察到如此多的协同变化，就必须考虑好几方面的因素，可是，对于大多数心理学家们来说，这个解释只好象是在撒谎，因为事实上，谢尔登本人在执行两套标准。结果，人们可以推论，谢尔登在这个领域里以前隐性的信仰或者期盼导致他以一种同样的方式来额定身体和性情两方面的东西，而不管实际上存在的现实情况如何。
支持谢尔登观点的人后来寻求各种方式来弥补他这方面的开足；他们把从照片当中得来的身体类型拿去让从未见过这些人的评定者去评定，而让性格评价由从问卷数据而不是从面谈中抽出的评定人来进行。这些研究确立了谢尔登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建立的联系，可是，其相关性却小得多。可是，哪怕就是这些数据也不一定能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间接的，社会性的。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肌肉发达的人会成为领导人，而软弱瘦小的人会避开身体竞争并依靠其大脑，因此，孩子们在感知到成人希望他们成为怎样的人之后，会相应地按要求作出自己的言行。
尽管体格理论吸引了不少注意力并在50年代引发了大量研究，可是，对它的大量批评，再加上这个理论属于遗传继承型的理论因而与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精神相矛盾，使它的影响随时日消隐了。到60年代，按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史专家厄恩斯特·希尔加德的说法，它几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性格天生的更强有力证据，或者至少是一种向着一个模式或者另一个模式发展的预先想法还是继续有自己的市场的。
到40年代，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专家亚历山特·托马斯和斯特拉·切斯开始在婴儿和小孩子中进行个人禀性差异的研究。（“禀性”是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人面对刺激和不同情形时具有特色的情绪反应方式。）托马斯和切斯收集婴儿从出生时起的行为数据，一部分是通过个人观察，一部分是向父母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婴儿第一次洗澡，或者吃第一口麦片时的反应。他们发现了一些每一个不只生过一个孩子的母亲都知道的东西的证据，即，婴儿从出生的第一个小时起就有了禀性的不同。
几年的研究之后，托马斯和切斯分别了生命最初状态下就很明显的九类差异。一些婴儿比别的活泼些，有些婴儿进食、睡眠和排泄较有规则的节奏，而另一些却不规则或者无法预测；有些婴儿喜欢任何新的东西（他们吃第一口东西时对勺子作狼吞虎咽状），而另一些则不然，（他们会把食物吐出来）；有些更快地适应环境变化，而另一些则对其生活周期的改变闷闷不乐。有些对刺激反应强烈，不是大笑就是狂嚎，另外一些则是微笑或者小声地哭；有些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兴的，而另一些则郁郁寡欢。有些婴儿好像对每个地点、声音和碰触都很清醒，而另外一些则只对某些刺激有反应，对别的则置之不理。有些婴儿在不舒适的时候会很容易地岔开，而另外一些则专注不放。有些婴儿的注意力很广，可以跟一个玩具玩很长的时间，而另外一些则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之间快速地转移。
总起来说，托马斯和切斯发现，约有三分之二的婴儿在生命早期即表现出明显的禀性。十分之四的婴儿是“轻松的”（平和，易适应），四分之一是“困难的”（容易发怒，很难哄好），六分之一是“热身很慢”（有轻微的糊里糊涂或者稍有领悟力，但对人或者事物很容易习惯）。
在托马斯和切斯观察一些孩子长成近成人的时候，他们在开始阶段对婴儿在儿童期间和少年期间保持不变的禀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更为仔细的发现引导他们得出更合格的结论。这些基本的禀性经常因为一些大的事件而有一些变化，如严重的车祸或者疾病，或者因为环境的变化如一位父母去世，或者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事件或者环境的变化，生命早期的禀性风格基本就是成年时期的风格。
行为基因学的研究当中得出了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性格有一部分是由天性决定的。这个稍稍游离于心理学主流之外的专业主要是研究基因对心理特征的影响的。其主要的咨询方法是由高尔顿发起的，这个方法是要察看基因程度不同而又彼此相关的一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直系表亲百万基因当中有八分之一的基因相同，同胞兄弟有一半相同，而双胞胎全部相同。如果基因对心理发展有影响，则两个人的基因关系越近，其心理学上的类同性则越相像。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进行的浩如烟海的研究证明，这种情况是真实的。有些研究还证明，基因关系越近，其精神健康或者疾病的种类越相像。其它一些人还发现，总的智力水平和特殊的精神能力也是这样的。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一些基因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发现，基因关系越近，个人之间的性格也越近。
有些性格研究是以对同胞兄弟或者双胞胎的特征相互关系的分析为基础的。同样的，双胞胎比同胞兄弟更为相像。尽管如此，如果他们是在同一个家庭一起养大的，这样的证据还是不甚理想，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有同样的或者非常近似的环境影响（双胞胎特别是如此，因为父母对他们一视同仁）。因为这个原因，最好的数据——不过也是最难获取的数据，因为例子是如此稀少——却是应该来自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就分开来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家庭里养大的双胞胎，这样的话，环境至少就会有所不同。
想一想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两位双胞胎的情况吧，他们1940年出生后刚一个月就分开了，并在俄亥俄州相距45英里的不同的两个家庭里养大。1979年以前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当时他们已经有39岁了。他们在这年相会了，可并不是碰巧。他们一直被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答双胞胎及收养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托马斯·布查德教授所追踪，他在进行一项同胞兄弟和双胞胎兄弟分开哺养的研究。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除了服饰，在身体上是无法区别的，几乎所有的双胞胎都是这样的。尽管这样的相似总是令人感到惊奇，可是，更令人惊奇的是其它一些类似的地方。两个男人都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大量抽SALEM烟，都开雪佛莱车，都咬指甲，都养了一条叫托依的狗。
听起来这像是某个作家为超级市场的那些小报杜撰的故事，这样的小报里满是一些荒唐怪事，比如说某某婴儿是由八旬老翁所生云云。可是，这个故事并非杜撰。当然，有些奇怪的巧合可能归因于这对双胞胎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另外一些则可能是碰巧。可更为重要的是由心理学测试列举出来的一些证据。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组让这对双胞胎通过了一系列性格测试，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特征分数几乎相等。
布查德和他的研究人员自1979年开始他们的工作以来，已经追踪了近80对同胎所生和33对同胞所生的孩子，他们都分开哺养（其案卷中共有约8000对），并让每个同胎所生的孩子经过约50小时的广泛测试和面谈。为比较目的，他们对一系列同胎所生和同胞所生但是在一起哺养长大的孩子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和面谈。对双胞胎对子和这些不同的组别中存在的相关性的统计分析，使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即性格当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变化是由遗传所致。
（他们报告了同样令人吃惊的其它心理学变量的一些发现，包括总体智力水平、语言能力、社会态度、同性恋情况、物质滥用和甚至宗教兴趣。）
可是，行为基因学的其它一些研究却得出了更为谨慎的一些估计。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约翰·里林最近回顾了一系列双胞胎研究并发现，从整体上说，有证据证明遗传学的成分只占到性格变化中的百分之四十。还有一些研究是比较被收养的孩子与其养母和生母的，他们发现，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变量因素是要归结到遗传上去的（不过，有趣的是，收养的孩子与其生母而不是养母在性格上更为相像）。
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任何人的性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是由遗传影响的结果。变量因素是指任何特征或者任何特征组中的人们当中存在不同的范围。例如，布查德中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一组成人的高度从比方说4－7英尺不等，这个差别范围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由于遗传带来的，百分之十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样，双胞胎研究的意思是，在任何人群组中的性格差别的范围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是遗传所致。这可能解释美国人当中性格的差别为什么比一个人口的基因构成很相似的地方如日本更大些。
行为基因学的发现虽然令人瞩目，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的兴趣，其原因是，它们并不能提供对性格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解，也不能改善测试和评估的方法。更糟的是，它们打消了一种希望，即心理学可以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鉴于性格的起源是遗传性的，它也不受父母或者社会影响、疗法或者任何其它可能的控制性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的心理学家，包括进行性格研究的心理学家，都对行为基因学要么采取怀疑的态度，要么认为其理论价值有用可没有实践价值。他们感觉到，真正重要的，是性格变异的其它部分——即性格可以加以影响的程度，不管是变坏或是变好。
性格研究前沿最新的结论
性格研究不再是心理学最显眼的领域了，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缩小了规模，而是因为其它一些更新的领域已经扩展了，并且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另外，如同在许多成熟的科学领域里一样，许多性格研究者现在都混合了极为专门的细节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欢天喜地地做些扩展和激动人心的工作。
这个领域里最近更为有趣的一个发展，是研究性格对中年和晚年的“富足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波尔·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跟自愿参加巴尔的摩老年纵向研究的人们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这是国立老年研究学院的一个长期研究项目。他们发现，外向的人在社交能力、普通活动和“上升”（类似控制）中可以得高分，而且其中年生活及以后的生活比内向的人要幸福一些。他们还发现，在神经质上面程度较轻的人对于中老年生活的变化的适应性要比神经质程度严重些的人好些（其测验以长期焦虑、敌意、自我意识和强迫行为等特征为标准）。后者更倾向于把中年的问题看作危机，他们耽心自己的健康，因为退休而感到沮丧和失望，并且处于压抑和绝望的边缘。
对于这些性格缺陷，人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加以对抗呢？科斯塔和麦克雷相信，心理疗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是，其发挥作用是用限度的，因为巴尔的摩的数据和其它的一些研究结果指示，性格特征在成年生活中相对稳定。另外，他们说，富足感哪怕轻微的一点改变都会受益无穷，这跟对一种严重的身体疾病的控制的轻度改善可以相提并论。
按照最近的许多研究结果来看，许多种类的身体疾病都起源自某种性格特征，或者因其恶化。1975年和1980年出现的两项重要研究结果提供了调查得来的证据，证明具有A型性格（有竞争性，有进取心，有敌意和驱迫感）的人有可能形成冠状动脉心脏病。对这个项目又进行了10年的研究说明，其结论得到了证实，而不是否决。
1988年，马丁·塞利格曼（他对学习得来的无助的研究）和他的同事克里斯托法·彼德逊及乔治·维伦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了证据，证明一个人的解释风格会影响他的健康。他们以从对哈佛毕业生35年的纵向研究中得出的数据为基础得出结论说，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上以悲观或者消极的态度进行解释的人比乐观的人更容易罹病或者生命周期更短。他们认为心理疗法——特别是短期的认知疗法——是一种有用的解法。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增加了一些临床和其它类型的数据，说认知培训可以将消极的解释风格转变为积极的风格（他把它叫做“学习得来的乐观”），其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有好的影响。
汉斯·艾森克回顾了一系列性格和健康研究的结果，包括他自己进行的一些研究，他说：“戏剧性的结果……指明在某些性格和具体的疾病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还说，许多医生把致癌因素与不会表达愤怒、恐惧或者焦虑联系起来，还与绝望、无助和压抑等的感觉联系起来；他说，纵向研究显示，许多同样的特征都与心脏病有涉。艾森克和一位名叫罗纳德·格罗萨斯-马迪塞的南斯拉夫心理学家同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进行了一项预防医学的实验，从而得出了下述结果：
（我们）试图用行为疗法来教会一些容易患癌症和得心脏病的人以更乐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教他们对付压抑的办法，打消他们的情感依赖，让他们更加自立。换句话说，我们教会他们跟更为健康的性格类型的人一样去做。
具有高患癌可能的性格类型的100人被分成两组：50个人不使用这种疗法，另50名接受这种疗法。13年后，45位接受过本疗法的人还活着，而没有接受本疗法的那一组中，只有19位还活着。
我们对92名易发心脏病者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把他们分成接受组和未接受组。这里也有突出的差别，13年后，接受实验的那一组里有37名还活着，而另一组只有17人存活下来。
我们只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实验没有进行复制或者没有人与之竞争。
特征理论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它在不断地成熟，主要采取了特征理论中的“五大模型”的形式。
许多年以来，若干研究者在寻找比卡特尔看得更深的因素结构，并辨别出比他的16因素组更为全面，更为基本的因素集。30年前，其中的一些人对卡特尔的互动数据进行了再研究，他们说，他们可以找到5种超因素的证据。过去的许多年里，其他一些人又找到了一个或更多的5因素组，都有各种各样的掩盖，他们只是把其它广泛使用的性格类型送入了统计学的绞衣机。在过去的10年里，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慢慢都同意，五大模型是性格的基本尺度。
第一种是外向力，这个因素在一些性格类型单中被列在相关的一些标签之下，如社交能力、活动能力和人际穿梭。
第二种是神经质，或者，按照其它研究中的术语说是情绪力、情绪稳定能力和调节力。
第三种是对经验的开放性，亦叫做询知智力、智力和“智力倾向”（这是个不需要的新词，幸好也没有引起注意）。
第四种是可接受程度，亦有好听的名字叫受欢迎度、利他主义、信任、社会交际力等等。
最后，第五种是良知，或者可靠性，超我力量，更有叫受钳制的自律性等等。
按照目前的思想，这些是关键和总管一切的性格因素。可以解释人类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具体特征，都是这五根主干的分枝和枝芽。尽管这些超级因素对视野只会起模糊而不是聚焦的作用——请想象一下用五大模式中的词语怎样描述汉姆莱特、麦克白妇人或者李尔王吧——可是，它们为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家提供了一套得到了验证的尺度，用以建构人格研究设计类型并把他们在临床使用的不管哪一种性格测试中得出的数据组织起来。
这个研究领域的成熟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来，也即是“连贯详谬”的解决：尽管人都有可测量的特征和可辨认的性格，可是，任何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却丝毫也不会指示出他或她在其它一些情形中的行为方式。面对敌人炮火不动声色的人可能会在与妻子的冲突中胆小如鼠；犹如教堂支柱的一位妇女，如果她是一位公司财务人员，却可能为了情人而滥用公司资金；模范丈夫和好爸爸可能在别的地方养了另一个妻子，或者是隐蔽的公共卫生间里的同性恋者。
因为这样一些跨情形的不连贯特性，一些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攻击特征理论为无效功。可是，更准确一些的最新研究数据却使人们能够更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情形越相似，一个人的行为就越一致；情形越不同，人的行为差异也越大。如哥仑比亚大学的沃尔特·米斯切尔这位著名的心理学研究者和以前的特征理论评论家最近所说的：
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完全不能作一些有用的预测。它们也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类型的情形下不会以某种惯常的方式具有不同的行为……特种条件或者相同单元得以更加小心的方式加以注意，而且好像比传统的特征理论所假想的更为狭窄或更符合当地情况。
这个领域里另一项最近的发展是情形论者和性情论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息灭。大多数心理学家现在都倾向于相互影响说者的观点，即，任何既定的某个行为都是某个情形与个人的性格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同样地，性格是天生的或者是学习得来的这个古老的争辩话题也让位于相互影响说了。一些心理学家还在大肆发表意见，好像父母、同事、社会等级和其它的环境影响是一个人的性格当中惟一有意义的影响力；另一些人的观点好像是说，我们的行为，如大多数动物一样，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所致。可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生命点的性格或者行为，都是他或者她天生的特性与他或者她到那时为止所有的人生经验相互影响的结果。
这是个复杂的概念。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并不是在性格当中简单地相加起来，而是跟化学品加入化合物一样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某种跟任何一个都不相同的东西，然后再跟紧随的经验发生不同影响。这就是发展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即我们接下去马上要看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
第十二章 发展心理学家
“橡树再大，也是从橡子长出来的。”
—英语谚语
许多人提到科学家时，都是千篇一律的想法：身着工作服的化学家正把沸腾的液体倒入试瓶里；细胞生物学家透过显微镜偷窥生命；裹着一身咔叽布的古生物学家在用刷子刷着泥土，以便露出一块朽骨。可对于正在工作中的心理学家来说，没有人会想象出他是一幅什么样子。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综合，场面各个不同。哪怕是心理学内部各个具体的领域里面，情形也是千姿百态，不尽相同的，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面，没有哪一种情形的复杂性会超过发展心理学。比如：
——一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握住一只怏怏不乐的实验老鼠的头，同时，一位助手灵巧地翻开老鼠左眼皮，在里面放上一块不透明的隐形镜头。
——8个月大的一个男婴坐在微型舞台前，一位研究人员躲在舞台后，把一只玩具狗放在男婴看得见的地方；正当婴儿准备用手去抓它的时候，这位研究人员却拉上了帷幕，把狗遮了起来。
——一位男士蹲在一个玩弹球的5岁男孩子跟前对他说：“以前我也经常玩这些东西，可现在已经忘了怎么玩。我想再玩一回。你教我规则我就跟你一起玩。”
——一位年轻的母亲跟只有一岁大的女儿在地上玩，她突然假装受了伤。“哎呀，哎哟！好痛啊！”她大叫起来，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小女儿伸出手来，就好像要去拍拍她的肩，可突然却大哭了起来，把自己的脸理在枕头里。
——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位心理学家手上拿着一张绿色的扑克牌，对坐在桌子对面的10岁女孩子说：“我手上这张牌要么是红色的，要么就不是黄色的，这说法对吗？”她立即回答说：“不对。”后来，在同一天，他又让一位14岁的女孩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对。”
——一位女研究员给一位学牙科的学生放一段录相。录相中，某位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哈林顿夫人第一次去看牙医。这位牙医说，她昂贵的假牙有一些全都坏了，而且没法修；而且，她患有牙周炎，她以前的牙医却一直没有管这件事。哈林顿夫人心烦起来，而且不相信这位牙医所说的话。研究员停下录相，问学生说，假设他就是这位牙医，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活动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发现心理学的橡子到底是怎样长成心理学的橡树的。尤其是：
——把不透明的隐形镜头安装在老鼠眼睛里去以后，实验人员培训老鼠走迷宫，然后把老鼠弄死，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大脑。其目的是要通过比较其左右视觉皮层，看看神经元上的树突数目因为经验增多而增多的程度。（因为左眼蒙住了，因此右边的视皮层在迷宫培训中没有接受到信息。）
——把帷幕拉上藏起玩具狗来的研究人员，他是要看看婴儿记忆力的发育情况——在本例中，他是要测试对被藏起来的东西仍然存在这种事实的意识程度。
——那位请求重新学会玩弹球的男士是皮亚杰，时间是在20年代，他是要研究小孩子道德推理能力的发育情况。
——那位假装受伤的母亲是在与研究工作者们合作，企图确定儿童移情功能出现的准确时间。
——那位就绿色的扑克牌提出奇怪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是在查看儿童逻辑推理能力的成长过程。
－－那位请牙科学生回答如何处理上述情景的女研究工作者，是在调查成人水平的道德推理能力发育过程。
这些只是少数几个例子，说明现代发展心理学家们多种形式的活动和兴趣所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当中最广泛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最典型的一个：它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因之为人的一切，也涉及我们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一切过程。
在17世纪以前，人们对这个课题没有什么兴趣。在那以前，按照史学家菲律普·阿里艾斯的说法，在欧洲处于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孩子是成人的缩影，其性状、德行及恶行就是小型的成人。他们在6岁以前得到关照，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可以照看自己了。从这以后，他们就得到成人一般的对待，跟成人一起工作，如果冒犯了权威，也得像成人一样因为错误的言行受到惩罚。如果犯了偷窃罪，甚至还有可能被绞死。
对待孩子的这种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洛克说，婴儿的思维是一张白纸。可是，这张白纸是如何变成成人思维的，他的理论却极不成熟：这种发育简单地就是因为经验和联想的积累。
两个世纪以后，达尔文理论启发了好几位心理学家，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想法。他们说，进化过程是从最为简单的同质生命形式向复杂和高级的区分形式发育的，同理，心理发育也是从同质和简单的心理功能形式向复杂和专业化发育的。其从婴儿期向成熟期的上进过程的发育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这听起来有些幼稚；现代心理学家看问题更有相关考虑，他们认为，发育是随便朝着某个方向进行的，某些是极不好的发育方向。种族主义者、满口脏话的妓女、变态杀手、职业性的虐待者、虐待儿童的人、集团屠杀的宗教狂及类似的一些人都是发育导致的最终结果。另外，发展心理学家现在认为，他们的课题还延伸到了生命最后的几十年，这个时候，心理功能已经衰退，老年性痴呆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处理范围如此广泛的一个领域时，他们会应用到心理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知识，可想而知，他们认为自己的专业才是了解心理学知识最为地道的途径。如发展心理学家洛克尔·格尔曼所言：“如果不观察其进化，我们就无法了解终端产品。”这话说得挺自信，让我们来看看证据。
眼高手低的宏论
“目标宏大，可处理细节时又束手无策，”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说，“这是一门科学在早期共同的弊病。”
对于发展心理学来说，情形的确如此。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最为显著的一些理论都缺少具体的内容和坚挺的数据，无法支持其武断和不切实际的概念。英国人乔治·罗曼斯、俄国人伊凡·谢采诺夫和美国人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和吉·斯坦利·霍尔都是一样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儿童时期发生的发育变化都比喻为从低等动物向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可是，这种看上去十分聪明的比喻只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欺骗，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因此很快就被兴起的研究数据之潮冲涮而去，在这种理论之内是无法找到研究数据的。（只有心理分析理论躲过了这场实验数据时代的冲洗，因为它跟进化理论不同，它并不想那么包罗万象，而只是进行性格结构和人格分析的工作，对于智力和社会技能的成长过程，它很少说话，或者根本只字不提。）”
可是，霍尔对发展心理学却作出了播种意义上的贡献。他把当时叫做“儿童研究运动”的一种活动导入了实验科学和数据收集活动。他本人也是一位勤敏的研究工作者，花了很多年时间专门进行儿童思维的问卷研究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数据。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而不是因为他的宏大理论，为儿童——心理学这个初生的领域奠定了发展方向。
到20年代，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这个词30年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当时完全是研究方向的，在很大程度上只供理论使用。这也符合当时流行全国的心理测试风潮。比奈和特曼测量儿童每年的智力成就，而不解释思维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变化，跟他们一样，20年代到5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家们都集中精力确定正常值：即婴儿行为及能力每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作为儿童每月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在耶鲁大学，阿诺德·格塞尔详细编辑了儿童生命周期中每一个转折点的正常行为描述。在伯克莱大学，哈佛大学和其它一些大学里，研究工作者们进行了基本的纵向分析，对人们进行反复测试，从婴儿期一直到成人阶段，以确定哪些因素决定着婴儿日后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缺乏对发育理论的兴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行为主义者的控制地位，他们对学习的研究，如我们已经得知的一样，主要由确定刺激和回报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行为主义发展理论这个名字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用斯金纳的话表达清楚：
的后果可以“反馈”到有机体这里来。行为后果如果真的产生反馈，也许就会改变一种可能性，即产生后果的行为行为也许会再一次发生……当行为的变化时间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非独立的变量是有机体的年岁。作为年岁作用的可能性的增加经常被认为是成熟。
巨人和巨人的理论
让·皮亚杰（1896－1980）是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这是大部分发展心理学家们所公认的，英国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彼德·布莱恩说，如果不是有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也许只是一门非常不起眼的学问”。在20年代，当皮亚杰还是一位年轻人的时候，他的早期的贡献就已经给法国和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30年以后，他成熟后的思想产品在美国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使他的工作具有如此震撼力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优美的文笔和清晰的理论思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杰出的一些发现，这些科学发现是通过费力的研究得来的，他的理论就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
说“费力”这还是轻的。在青年时代，他是位瘦高个子、前额上留着刘海儿的青年，到80岁时，他一头白发，弯腰驼背，而且很胖，这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察儿童玩耍并参与游戏的活动中。他给孩子们讲故事，也听孩子讲自己的故事，给他们提出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东西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某东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走路的时候，为什么太阳会跟着你一起走？”“做梦的时候，梦在哪里，你是怎么看见梦的？”）。他还发明了许多谜语和难题让他们去猜。通过这些活动，皮亚杰作出了大量的发现，这些成果被哈佛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认为是“令人惊讶的发现……大量有趣的、伸手可及的现象，这些现象司空见惯，就在每个人的鼻子底下，可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这些现象的天分”。
比如：皮亚杰常常让婴儿看一件玩具，然后用自己的贝雷帽盖住玩具。9个月以前的婴儿在看不见玩具时会忘掉这件玩具，可是，婴儿到约9个月大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玩具还在那个地方，还在贝雷帽下盖着。再举一个例子：皮亚杰常常让孩子看两个一模一样的大杯子，里面盛着同等数量的水，把一只杯子里面的水倒入一个细长的容器里，再问孩子说，哪一个容器里装的水多些。7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总是说细长容器里的水多些，可是，7－7岁以上的孩子却会认识到，虽然容器的形状变了，但数量却是一样的。皮亚杰有很多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尽管后来做了一些修改，但总是正确的。凯根说儿童心理学“从来没有占有过如此坚实的一些事实”。
为了解释这些发现，皮亚杰构筑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这个理论运用了他自己有关认知过程的概念和其它来自生物学、物理学和哲学的概念。（他还探索过弗洛伊德和格式塔心理学，但没有利用这些学问。）他基本的信息是，思维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经历了一系列突变。思维不仅仅积累经验，而且也会因为经验而产生变化，因此而得到更多新的先进思维，在约15岁以前，思维就是我们认为最有人性特点的一种。从这个地方开始，现代发展心理学就诞生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可以与孩子们坐在一起玩，听孩子们讲话，六十年如一日，但仍然具有那份天赋，使一门重要的心理学分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不太可能的回答：温文尔雅、威严、慈祥、友善而且热情。他的同事和伙伴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板”，可他却从没有招惹恶意的诽谤，对他工作上的批评，他总是从善如流，他的至亲好友从来没有跟他翻过脸。皮亚杰晚年的一些照片可以真实地反应他的为人：一脸和善，角质眼镜底下透出威严，飘逸的白发从终生不离的贝雷帽两侧拂过，微笑的嘴角含着一只烟斗，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这个人的平易可亲。他惟一可以找出来的缺点是，他是这样严肃的一个人，竟然对孩子们的玩笑和大笑完全没有半点兴趣。
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跟弗洛伊德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外来者，不必要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求被当地人接受。他跟巴甫洛夫也不一样，从没有经受过生活的艰辛；他跟詹姆斯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精神的危机。跟韦特海默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神灵的显现。他那相对平淡无奇的幼年生活惟一不同于众的地方在于，他几乎没有童年——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终生喜欢跟孩子们泡在一起的原因吧。他父亲是一位一丝不苟，也爱挑剔的历史学教授，他母亲患有精神病，跟她的丈夫不一样，她还极度虔诚。这种差别使得家庭生活极为麻烦，对此，幼年的让·皮亚杰只有想法适应：
我生活的早年只好放弃玩乐而准备干严肃的事情，之所以这样，除了尽量摹仿生父以外，是为了在一个隐密的、非虚构的世界里找到避难之所。的确，我一直就在想办法寻求从现实里逃走，这种心理我只能归因于母亲精神健康太差。
没有神话故事，没有冒险经历，也没有给这位少年老成的孩子玩的游戏。到7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空闲时间里研究鸟类、化石、海贝和内燃机械装置了。不到10岁，他就已经写了一本有关当地鸟类的书。
可是，他成就大作的骄傲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父亲说那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七拼八凑的东西而已。到10岁时，皮亚杰“决心更加发奋一些”。他在公园里看见一只部分白化的麻雀，写了一篇简要的科学报告，投递到纳沙泰尔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的编辑不知道作者是位小孩子，就发表了。这份成功使皮亚杰鼓起勇气来，他给纳沙特尔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以在闭馆之后让他研究一下藏品。这位馆长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还邀请他当助手，帮他清理贝壳，进行分类和贴标签的工作。皮亚杰一星期去工作两次，数年不缀，得到了足够的知识，在不到16岁的年龄就在一些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软体动物的科技文章。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跟教父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这位教父是个文人，他认为这个小孩子的兴趣太狭窄了，因而让他学习哲学。一个广大的世界展现在皮亚杰的眼前。他很喜欢这门学问，特别是认识论。到这次假期结束时，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对知识进行生物学解释的事业中”。可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博物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在纳沙泰尔大学，他通过了本科学习，接着一直读到博士，到22岁时得到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直到这时候，他才转入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他在苏黎士的两家心理学实验室短暂地工作过一阵子，然后到巴黎的巴黎大学选学了一些课程，然后被推荐给西奥多·西蒙（比奈的同事）。西蒙让他把一些测试卷子标准化，这些卷子是用来测试5－8岁的巴黎儿童的推理能力的。皮亚杰一干就是两年——还干了其它的许多工作。使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确定儿童对一些推理问题作出正确答案的年龄，而是在早些时候，他们为什么都犯同样类型的错误。他让孩子们一起谈话，向他们提出有关周围世界的一些问题，仔细听他们的解释，并请他们解开他出的一些谜。这一切都成了他终生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自传中欣喜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了。”
到这时，他为下个5年——结果是差不多60年——定的目标，是要发现“某种智力的胚胎学”。皮亚杰这是打的一个比喻；他认为智力的成长不是因为神经系统成熟的原故，而是思维得到了经验，然后经验迫使思维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那时起，他担任了一系列的学术和研究职位。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是日内瓦卢梭研究院的研究主任，一直当了5年；然后，他在纳沙泰尔大学当了5年的哲学教授；再后，他回到日内瓦的卢梭研究院当共管院长，后来又当了院长和这所大学的教授；再后来，他又成了巴黎大学的教授；从1956年起，他是新成立的日内瓦大学基因认知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基因认知学”这个词是他发明的，这门学问与基因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智力发育。）
不管是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在人行道上，在公园里，还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与3个孩子在一起——他在卢梭研究院娶了自己班上的一位学生——皮亚杰总是在进行无穷无尽的研究，一会儿注意这个年龄，一会儿又是那个年龄，直到最后，他把人从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直到少年时期的全部发育图景都编织起来了。他按部就班地撰写文章，有条不紊地发表著述（很可惜，这些著述都写得特别冗长），向这个世界提供了大量惊人的发现，数不清的、价值连城的数据，他的理论把一个儿童研究领域转变成了一门发展心理学。他蜚声国际，除了弗洛伊德以外，他的文章被心理学文献引用最多，到今天依然如此。他得到了好些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因为他对心理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大奖。
他的成就如此惊人，可他本人却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学方面的系列培训，也没有得到过心理学学位。
皮亚杰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充和修订过自己的理论，可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最终结果就行了。
行为主义认为，发育是经过制约和摹仿形成的，遗传学家认为这是成熟的自然结果。两者的观点皮亚杰都不同意。他认为，心理发育需要经验，也需要成熟，可是，发育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思维适应了经验，然后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再进一步适应，经历一系列的突变，直到进入成年阶段。婴儿的消化系统最初只能消化奶水，然后才可能消化固体食物。同样，智力最初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它只能吸收和利用简单的经验，可是，在经验的哺育之下，智力变得更先进了，更有能力，终于能够处理复杂的事物。
4个月大的婴儿不会意识到皮亚杰的贝雷帽下的玩具；在这个心理发育年龄上，思维只具有当前的认知力，没有存储起来的图景，看不见的物体等于不存在这样一个物体。可是，到第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会偶尔好几次发现，玩具就在贝雷帽底下，婴儿就会修改他看见物体被东西覆盖住以后的反应。
在另一个典型的实验中，尚不会数数的孩子说，在一条线上排得很开的六粒扣子比串在一条线上的六粒扣子“多些”。等他学会数数以后，他发现结果其实不然，他的思维处理类似感知情形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皮亚杰的同化和适应理论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心理发育过程。孩子会同化数扣子的经验——可以说是消化它，就好像以前的经验，某东西看上去大些，真的也就大些。可是，通过数扣子得出的新经验与这个假设不一致；思维为了恢复其平衡，只好尽量适应（认知），以容入新的经验，从这时起，他就会以更适应现实的方式观察和解释事物。
曾几何时，皮亚杰重述（以不符合他的特点的简朴文笔）过一位数学家朋友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新信息的同化是如何会导向适应和新思维的：
他小的时候，有一天曾数过小卵石；他把石子排成一排，从左向右地数，数出10个来。然后，为了好玩，他又从右向左数，看看能数出多少来。他惊奇地发现，竟然还是10粒石子。把石子排成一个圆圈再数，结果还是10粒。他又从圆圈中别的地方开始数，又是10粒。而且，不管他把石子按什么方式排，数起来仍然是10。他在这里发现了在数学中被称为可交换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总和与顺序无关。
这样的心理发育过程并不是平滑和连续发生的。像发现可交换性这样一些小小的变化，时不时会导致向思维不同阶段的突然转换。人类心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育这样一个概念，并不是皮亚杰始创的——其它的心理学家早就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可是，皮亚杰是第一个辨认并描述这些阶段的人，而且是以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为基础来做到这一点的。皮亚杰理论中的四个主要阶段（还有许多小阶段）是：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
——正式操作阶段（12岁以上）
年龄只是一些平均数；皮亚杰很清楚，个人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可是，他说过，这个顺序是不变的；每个阶段都是随后一个阶段必要的基础。
每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如下所示：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最初，婴儿只能意识到一些感觉，不能将这些感觉与外部的物体联系起来。他们甚至无法将手的图象与手动的感觉联系起来。慢慢地，通过试误法，婴儿才发现伸手抓玩具是如何与看到的物体相碰撞的。
就算他们的移动变得更有目的性，更为准确一些，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周围的物体是什么样子的，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如何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反应的。因此，他们只好做些试验：他们吮吸东西，摇动，击打，敲击或者扔东西，因此就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使他们产生更聪明和更有目的的行动。
孩子根据这些经验，在不断增强的记忆力的帮助下（有一部分是因为大脑成熟的原因），开始存储起一些心理图象。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到第一年稍晚些时候就意识到，一件藏起来的物体仍然存在着，尽管已经看不见它了。皮亚杰把这个现象叫做“物体稳定”的保留。
到这个阶段的末尾，孩子开始使用其存储的图象和信息来解决包括客观物体在内的一些问题；他们会思考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只依靠玩弄一些物件。作为年轻父亲的皮亚杰很自豪地报告说，她的女儿露西安娜就曾有过这样的思维过程，当时，她还只有16个月大。他跟女儿一起玩耍的时候，把一根手表链带放在一只空火柴盒里，很小心地露出一点缝来：
露西安娜不知道火柴盒子开合的作用，也没有看到我进行这项实验的准备工作。她只知道前面的两个办法（学会了处理一些情形的办法）：把火柴盒子推翻，以倒出里面的东西，把手指伸进去，以便把手链弄出来。当然，她首先试的正是这最后一个步骤：她想把手指伸进去摸手链，但完全不行。
接着是一阵停顿，这期间，露西安娜表现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反应。她仔细看着这条小缝，接着，一连好几次张开并合拢自己的嘴巴，起先是轻轻张开，接着嘴张得越来越大……（然后）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盒子上的窄缝，不是像刚才那样想摸手链，而是用力拉盒子，以便把盒子口开得更大些。她成功地抓住了手链。
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还开始思考如何实现所欲求的社会结果。皮亚杰还是以对他的孩子之一的观察进行报告：
在一岁四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把雅克琳从她极想再玩下去的一种游戏上强行抱开了，然后放在婴儿围栏里，不准她爬出来。她大声喊也不行。接着，她很明白地表达了某种需要（也就是说，要上卫生间），尽管刚刚过去的10分钟里发生的事情证明她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刚一出来围栏，她就指着想要再玩的那个游戏！
孩子正在获取基本的想象和预测能力，知道某些简单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某些结果，并在大脑里面进行试误法试验。因此，皮亚杰说，智力发育的方式是“概念－符号，而不是完全的感觉运动”。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现在，孩子就能够快速地获取图象、概念和词汇了，并能够以符号的方式就外部事物更流畅地说话和思考了。2岁的孩子会把一块积木扔在地板上然后摹仿卡车声音；3岁的孩子能假装从一只空杯子里面饮酒。最初，孩子学习说话的时候是把事物及其名字看作同一个东西的（2岁的孩子看见一只鸟会说：“鸟！”如果成人用到“鸟”这个词，孩子会问：“鸟在哪儿？”），可是，最终他会明白，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跟它所代表的东西是分开的。从那时起，他或者她就能够就不在场的事物或者就过去或未来的事件谈话和思考。
然而，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内在表达却仍然是原始的，缺少像因果关系、数量、时间、可逆转性、比较和视觉等的组织性概念。孩子不能执行涉及这些概念的心理操作，因此，这仍然是“前操作”阶段。（皮亚杰所谓的操作，是指任何心理习惯，它使信息为着某些目的而发生转换。分类、细分、在整体中辨认局部和数数等，都是典型的操作。）这就是5岁的孩子之所以认为展开的6粒扣子比串在一起的6粒扣子多些的原故，也是把水倒入一只细长容器比它在一只宽大容器里多些的原故。哪怕孩子学会了数数，他们仍然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明白，2×3为什么会等于3×2。如果让他们看一束花，大部分花束是黄色的，然后再问他们：“是花多些呢还是黄色的花多些？”他们会说：“黄色的花多些。”
处于前操作期的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跟感觉运动期的孩子一样），皮亚杰用这个词来表示不能想像事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他经常让4－6岁的孩子看三座山的模型，把一只小玩偶放在山上的某个地方，显示一组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山中照片，然后问孩子们说，哪一张照片显示玩偶正在看的方向。孩子们总是选择他们自己看去的那个方向的照片。同样地，他报告说，前操作期的孩子不能想象其他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而且，说话的时候经常不知道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正在谈的一些事情。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到约7岁的时候，孩子转移到了完全不同和更有能力的一个新思维阶段。他们现在可以执行像数数和分类之类的操作，也可以理解并思考相互的关系。一个前操作期的孩子知道“兄弟”这个词，但不知道兄弟是什么东西；他知道什么是“大”的，但不知道两个都很大的东西中哪一个更大些。而一个操作期的孩子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在心理上逆转一个过程是另一项操作。当一个孩子可以想象把水从细长容器倒回到原来的瓶子中的时候，他就获得了逆转的概念，也因此而知道了“守恒”的概念，这就使他认识到，数量在外形发生变化的时候并不发生变化。
处于这个阶段上的孩子还慢慢知道了在他们之外的事物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前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到晚上的时候天要黑，因为我们要睡觉了；具体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天之所以要黑，是因为太阳下山了。他们还更能够想象事物从别的角度看上去会有不同的图象，也知道别的人如何思想和感觉。因此，他们可以在心理上操作符号，就好像这些符号就是他们所指的事物——可是，他们只知道代表实际事物和行为的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过程。逻辑推理还不在他们能理解的范围之内。把三段式推理的前两项给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推出最后的结论。
如果出现好几个变量，他们也不知道运用一些方法系统地解决问题。在皮亚杰最有创见的一些测试中，有一项效果极好的测试就是悬摆问题。他常常让孩子看一个挂在绳子上的重物，然后让他看看怎样更改绳子的长度、重物的重量、在不同的高度松开重物和怎样用不同的力量推动重物。然后，他会请孩子计算哪个因素，或者哪些因素（长度、重量、高度和力量，单独地或者协同地）影响悬摆晃动的频率。前操作期的孩子没有行动方案，他们随意地尝试不同的东西，经常一次更改好几个变量，出现很多观察错误，结论也不正确。而操作期的孩子尽管更有方法也更准确一些，他们也经常犯一些错误，因为其逻辑思维能力很差。一位10岁的男孩子试着改变绳子的长度然后得出正确答案说，最摆的绳索越长，其摆动的速度越慢。然后，他将100克重的重物在长绳子上摆动的效果，与一个50克重的重物在一根较短的绳子上的摆动效果相比较，然后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说，悬摆在重物的重量加大时摆动也慢些。
正式操作阶段（12岁及以上）：在发育的最后阶段，孩子们可以思考抽象的关系了，例如比率和可能性。他们掌握了三段论推理，可以处理代数问题，并开始理解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要素了。他们能够形成假设，编制一些理论，并能系统地考虑一个谜语、神秘故事或者科学问题当中的可能性了。他们可以运用一些方法玩像“20个问题”这类的游戏，先解决宽泛的问题，然后再缩小到一些可能性上面。在这个阶段以前，他们的问题会从宽泛的地方跳到缩小的问题上，然后又回到宽泛的问题上。或者互相重叠，或者一再重复。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不仅能够思考具体的世界了，而且能够解决像可能性、或然性和不可能性等问题，还能解决有关未来、公正和价值等的问题。如皮亚杰及其长期的同事巴贝尔·因霍尔德所说的：
这个阶段最新奇的地方在于，通过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受试者能够就他不相信，或者暂不相信的一些论题进行正确的推理，也就是说，这些论题他认为完全是一种假设而已。他已经能够从一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真理当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来。
杰罗姆·凯根认为，皮亚杰对少年全新的认知能力的分析是“任何有关人类天性的理论当中最有创见的一个想法”，也是“能够向传统的解释发出挑战的、有关少年行为的洞见”的来源。至少在一个方面，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自杀率升高的原因：少年具有一种能力，可以思考所有假设的情形，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试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这种能力会让少年对自己说（不管正确与否），他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也检查了所有解决个人问题的办法，可是没有哪一个办法能够奏效。另一方面，他能够感觉到在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或者人们教导他去相信的事物当中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这种能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的反叛情绪、愤怒和焦虑。最常见，也最容易引发问题的不一致性有：对少年时代性生活互相冲突的看法（性生活是不道德和有风险的，但是，克制性生活又是“令人苦恼”和不正常的）；少年对父母的关系也是互为冲突的（他希望也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可同时又希望独立）等等。
（皮亚杰在其工作的早年曾研究过儿童的道德发育问题，但是，这份工作只处理前少年时期和儿童对规则、谎言及类似问题的态度。正是他晚期论认知发育的一些工作，才处理到像道德感和公正等的问题。）
与凯根这样一些赞扬皮亚杰的人相反的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对皮亚杰的思想和发现一直就有反复不断的修改和修正。成千上万新皮亚杰主义、后皮亚杰主义和反皮亚杰主义的论文成篇累牍地发表，或者在专题会上宣读出来。这一部分工作虽然很多都卓有价值，但大部分比较起这位巨人本人的工作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伊萨克·牛顿曾带着假惺惺谦逊地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修改和修正皮亚杰理论的那些心理学家们都应该毫不谦逊地说，他们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成熟
尽管皮亚杰接受过自然科学的培训，他早年也曾决定要对知识进行生物学上的解释，可是，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是从认知的过程来解释发育的。他完全忽略了成熟本身的作用——人体成熟的过程会自动地引起一些行为变化——或者认为这种作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代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都感觉到，除非成熟在心理发育中所起的作用被完全理解，否则，人们无法知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而不是通过同化和适应来获取的。
可是，人们怎么才能区分两种影响呢？从婴儿出生，离开子宫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学习，同时也在成熟。把每一过程的结果分离出来是第一重要的科学问题。的确，新生儿刚出生便具有重要的反射能力，这与学习无关，比如碰碰他的脸，他的头就会朝那个方向转动，就好像在寻找他们从不知道的乳头。可从总体上来讲，行为的大部分变化，或者新的行为形式，不是从成熟得来，便是从学习得来，或者从两者中共同得来。
然而，有时候，自然会偶尔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两者分开。婴儿在3－4个月的时候就会喃喃自语了，以作为说话的准备，可是，聋哑婴儿也会喃喃自语，很明显，他们不说要摹仿听到的语音，而是另有原因。喃喃自语很明显就是一种预设好了的行为，他与经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指挥行为的神经中枢到达某个发育阶段时自发产生的。在正常儿童中，喃喃自语通过学习而发生改变，越来越接近对语音和音调的摹仿；在聋哑儿童中，喃喃自语会慢慢消失，因为他没有经验可借鉴。
由于可以观察没有学习过程的行为发育的机会很少，在这门专业发展的早期，一些发展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性地制造一些条件创造了历史。1932年，当时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的马托尔·麦克格罗让布鲁克林市一家收入颇低的家庭把孪生男孩子借给她进行一项实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强尼和吉米这对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孪生子每天8个小时，每周5天在麦克格罗的实验室里度过了两年。强尼接受了强度身体技能训练；吉米放在婴儿床上“末加打扰”（也没有人跟他玩），一次只有两只玩具给他玩。强尼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能跑陡坡，可以在水下游泳，还会滑旱冰；吉米一样也不会（可是，在抓东西、一个人坐着和走路时，跟强尼一样敏捷）。麦克格罗拍的一组照片显示，强尼在21个月的时候可以大胆地从一个5英尺高的台子上让自己溜下来，落在一张垫子上。而吉米在一个低得多的台子上蹲着，朝下望一眼，然后不肯往下跳。
到两岁的时候，麦克格罗让吉米接受强度训练，看他能否赶上强尼。他从来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一些看过她的资料的心理学家们感觉到，对强尼的培训使他对吉米只占了很少而且是临时的优势。麦克格罗不同意，许多年以后——在许多与她一样的实验，即阻碍儿童的发育实验，慢慢被认为是极不道德之后——她强调说，尽管吉米后来在大部分地方都赶上了强尼，可是，哪怕都已经是进入成年期的成人了，吉米在身体活动的轻松和流畅自如方面还是不如强尼。然而，这一点所能证明的东西是难说的，因为结果是，这两个孩子是孪生兄弟，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只一保险的结论是，强度训练可以让孩子提前获得身体技能，而且这种技能是暂时的。
还有一项更为大胆的实验也是从1932年开始进行的。是由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维恩·登尼斯进行的。他从巴尔的摩市一位贫困的妇女手上得到两个孪生姐妹，德尔和蕾，当时，她们都还只有5个星期大。登尼斯在他妻子的帮助下，把这两个女婴在家里养了一年多。他的计划是要剥夺对她们的一切刺激和学习，看看哪些行为方式是与成熟一起自发产生的。在一篇期刊文章中，登尼斯报告了他如何进行该实验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或者内疚：
头6个月里，当着婴儿的面，我们一直挂着脸，既不笑也不皱眉头，从不跟她们玩，不抱她们，也不逗她们玩，除非这些行动是进行实验所必需的……为了限制她们练习坐立，婴儿一直放在婴儿床上躺着睡，不准她们翻身。
在11个月的时间里，她们还不能看见对方。（婴儿床中间隔着一张帘子。）
登尼斯说，结果显示，“婴儿在第一年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这可以从像大笑、啃自己的脚和听到声音后大哭起来这些行为中看出来，跟正常抚养的同龄婴孩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像爬行、坐立和站立这样一些行为中，她们就远远落后于其它孩子了。14个月后，登尼斯让她们接受了一个时期的训练，经过训练之后，他说，她们很快就赶上正常孩子了。但是，按照登尼斯自己承认的说法，蕾直到第17个月，德尔直到第26个月才学会不用扶着东西走路。
这对孪生女婴其余的童年生活在一些孤儿院和亲戚的家中度过。尽管登尼斯说他已经让这对孪生姐妹长到了正常标准，可是，他自己对此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他曾在伊朗的孤儿院里研究过一些孩子，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因为被冷落和没有人注意而在两岁时出现发育迟钝的问题，而且，这种迟钝一直持续到少年时代。可是，他再也没有提到蕾和德尔的事情，不知道她们后来的情况怎样。也许，他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情况。
这样的一些实验在60年前就比较少见，今天更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文明社会自从知道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进行过一些“医学研究”之后，有关用人体做实验的法律限制就严格得多了。可是，发展心理学家们已经在用其它一些办法来做实验了。其中之一是用动物做实验。行为主义者们通过了解老鼠的学习办法而了解人类学习的原理，发展心理学家们也照同样的办法来了解动物成熟的原理有哪些是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来的。
有一个人所皆知的例子。新生的小鹅被认为是根据本能去跟随母鹅的。可是，奥地利动物学家，行为生物学的奠基人和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却教会小鹅跟着他跑。洛伦兹想法让他本人成为小鹅出生后的头几天里能看到的惟一活物。它们的本能就是跟着活动的物体跑，因此，小鹅就跟着他走。当小鹅学会了这样做以后，它们看见母鹅也不跟着走了。洛伦兹的理论是，在成熟的“关键时期”以后，被跟随的物体的图象会在小鹅的神经系统里固化。自然的本意是让母鹅成为被跟随的对象，可没有预料到一位行为生物学家会来捣乱。
美国人埃克哈德·赫斯做了一只可移动、会呱呱叫的假野鸭，然后把一些小鸭子放在它的周围。如果在小鸭刚刚孵化的时候就把假鸭子放在它们面前，有半数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子后面跑。如果小鸭孵化后13－16个小时后再放在假鸭子跟前，则有百分之八十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后面跑。表面看上去像是一种本能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了：小鸭子的神经系统肯定是要对一些移动的物体作出反应，可是，只有在某成熟过程的某个特点的时间点上，它们才最有准备地把特定目标“刻印”下来。
作为这些发现的结果，在70年代，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师慢慢地相信，是在出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母与子之间的联结才最终形成。他们规劝一些母亲，等孩子刚刚出生以后不要马上抱到医院婴儿室的烘箱里去清洗，而应抱着婴儿，紧贴着自己身上的肉。尽管后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证明这样做了以后，母与子之间的联结的确更为牢固，但是，被联结起来的倒是母亲本人。许多其它的研究证明，婴儿对母亲的联结（或者父亲或其它主要的照看人）是在长达4－5个月的时间里发育而成的，其间有无数小心的看护和富有表情的注意。
很多成熟研究都以身体技能和生理特征为中心，我们对思维成长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增长许多。可是，对感觉能力发育的研究却开始提供一些坚实的事实了，它们代替了思辩，对心理学中这样一个古老的中心议题提供了答案：有多少是天性，是多少是教育使然？（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说法，有多少是成熟本身造成的，有多少是学习得来的？）
这项工作的注意力集中在婴儿早期，这个时候，感觉能力迅速成熟；工作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新的感觉能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假设是，当这种能力第一次出现时，它不是从学习而是从光学神经结构，特别是从大脑皮层当中主司视觉信号接受和解释的那一部分的成熟而来的。
有很多是光从观察婴儿就可以得来的。比如，注意婴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盯着附近的物件看的。可是，这样的观察留下很多问题不能回答。很小的婴儿眼里看到的东西准确来说到底是什么？很明显看不了多少东西；他们的眼睛经常是飘忽不定的，也不会跟随一个移动的物体看。另一方面，母亲们知道，他们的小婴儿在喂奶时会稳定地盯着自己看。由于我们无法问一问他们说看到了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找到答案呢？
心理学家罗伯特·范茨在1961年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设计了一个台子，让婴儿面朝天睡在底层。几英尺高的地方是一个显示区，实验者在这里放上两张大卡片，每张卡片里面有一个图案：一个白色的圆圈，一个黄色的圆圈，一只牛眼，一张面部素描。研究者从上面的一个小孔上偷窥（这样，他本人就不被发现），可以看见婴儿眼睛的移动和眼睛朝向这一对对图案的时间。范茨发现，两个月大的婴儿看牛眼的时间比看一种颜色的圆圈的时间长一倍，看一张脸部素描的时间比看一只牛眼的时间长一倍。很明显，哪怕是一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够区别主要的差别，而且能够把眼睛朝向他认为更有趣味的东西。
发展心理学家们利用这个办法以及类似的办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了解了大量有关婴儿看到的事物，以及什么时候开始看的情况。心理学家们得知的一些情况如下：在第一个星期里，婴儿会区别有光亮和黑暗的图案；在第1个月里，他们开始慢慢地跟踪移动的物体；到第2个月，他们开始具有深度的感觉，可以协调两只眼睛的移动，还可以区分光的深浅和级别；到3个月时，他们的视线可以从一个物体飘浮到另一个物体上，还可以区分家庭成员；到第4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距离内盯着物体看，可以做越来越精细的区别（他们沿着斜角看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物体的时间，比从锐角看一个见过多次的物体的时间长些），并开始认识到他们所观察物体的意义（他们对一张脸正常的素描盯着看的时间，比看一张描得比较模糊，而且位置不对的脸的时间长些）；从4－7个月，他们就具有了实体视觉，他们知道，一个以不同角度拿住的物体还是同样的形状，他们所获得的、在不同距离内注意事物的能力已经近似于成人。
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内，已经对听觉发育进行了大量的可比较研究，包括音高和音量区别的出现、在声音之间进行区分，以及对声音来源的辨认。
从最近和当前的一些神经科学研究中，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了成熟和经验在大脑组织里面到底是怎样相互发生作用而产生一些发育变化的。对一些死婴大脑的显微检查显示，当大脑在生命的头两年里增大3倍的时候，树突的巨量激增（分支）从其神经元上开始发生，然后彼此发生联系。（据估计，老鼠的大脑在其生命的头一个月里每秒钟可以形成约25万个突触，即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在人脑里，生命的头几个月中突触形成率可能要大许多许多倍。）
人类到12岁的时候，大脑估计约有百万亿突触。这些连接是确立大脑能量的布线方案。有些突触连接是根据化学指导自动形成的，可其它一些是在树突快速增长时期所发生的经验刺激形成的。树突缺少了这些刺激就会萎缩下去，不能形成所需要的突触。在黑暗中长大的老鼠，其视觉皮层中树突刺和突触连接比在光亮中长大的老鼠少得多。在有光线频闪的环境下长大的猫只能在一闪一闪的光线中看清事物，它们不能形成对移动敏感的皮层细胞；当它们长成大猫时，它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连串静止的画面。一只小猴子的一只眼如果在关键时期总是闭着，这只眼睛里面的神经元就总是赶不上另一只眼睛里的神经元的增大速度。因此，成熟会提供——在一定时间内——数倍的潜在神经通道，在这些通道里面，经验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那些为感觉所需要的线路上面“接上真正的导线。”
自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由于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学习全部的东西——而且，不管在什么岁数，所有的学习都涉及新突触连接的形成——为什么感觉发育只在一个关键时期才有可能，而以后却不行？一个有机体在其发育的特定时间内没有得到合适的经验，因而永久性地损害其感觉操作能力，这在进化学上是说不通的。可是，有些大脑研究者说，有一种偏移的好处：基本的经验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内出现，它们可以精确地调整大脑结构，因而可以提供比对突触形成进行基本控制所能得到的结果好得多的永久而具体的感觉能力。
有了这些，天性和教育这个模糊的旧词终于有了新的准确含义。现在，经过这么多世纪的思辩和探索之后，我们终于看到思维到底是怎样从经验的物质当中构造起来的情景了。神秘的面纱开始揭开，奇迹替代了它们的位置。
性格发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