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别人开导，胡适很快就认识到，白话文的运用，绝不是一种文字工具的改革，乃是一场社会意识与社会规范的改革。白话文，是文学革命的工具，更是改革社会的利器。任何陈腐的观念和窳陋的习俗，都将在白话文的攻势下溃败与消亡。在前面引用过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作者说：“在后来的论争中，胡适的新创见是，白话文必须取代文言文，而不仅仅只作为文言的补充。”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同一作者对这一点说得就更为明确了：“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可以说，将白话文不仅是作为书写的工具，而是作为改革社会的利器且终其一生身体力行，乃是胡适对中国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代的孔夫子，“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白话文的意义，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更为坚实的史实根据，胡适在倡导白话文的同时，就开始写他的《白话文学史》。最初是他的讲义，也不是叫这个名字。据《白话文学史·自序》上说，一九二一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他去讲国语文学史，他在八个星期之内写了十五篇讲义，约八万字。这部讲义叫《国语文学史》，只写到南宋的白话文。第二年他去天津南开学校讲演，晚上住在旅馆，忽然想到要修改这部讲义，当下便取出稿本，作了删改，归并为三篇。仍不满意，次日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新的纲目。不久办起《努力周报》，后来又病了，没有工夫实行这个大的计划。直到五年后从海外回到上海，时局动荡，难以北上，就在上海住了下来。待到和徐志摩等人办起新月书店，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决定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说是修改，实则是重写。“从汉初写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页，不满二万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却占了近五百页，约二十一万字，增加至九倍之多”。预计全书写完，大概有七十万到一百万字。实际上，只写到唐代就停止了，约二十一万字，叫做《白话文学史》上卷。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也只写了上卷，终其一生，这两部书都没有写完，只有上卷没有下卷，因此有人说他是“上卷先生”。
《中国古代哲学史》没有写完的原因，故且不论，《白话文学史》没有写完，按他的说法，是没有时间，太忙，顾不上。怕不完全是这样。胡适写作的速度之快，常人难以想像。白天应酬不断，晚上回来，灯下写几千字不是难事。八万字的《国语文学史》写了八个星期，不过两个月。《白话文学史》上卷是为新月书店写的，书店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写书当在此后。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跟新月的几个朋友闹起别扭，要抽回自己的书稿，说“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每页四百二十字，三百五十页约十五万字。六七个月之内，写了这么多，且是边写边发排，够快的了。下卷已有纲目，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几个月的时间不是抽不出来。鉴于此，只能说他后来的兴趣淡了，不想写了。若是非做不可的事，纵然忙，纵然兴趣淡了，也会强打起精神抽出时间完成的，因此，这忙与淡中，怕也有无此必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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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史》的失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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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见，确也无此必要。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他说，他所以写这样一部文学史，“老实说罢，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于是他便撮录了历代诗文中白话的诗句与文句，反复强调，说这就是其时中国文学的精髓之所在。这样说，多少有附会的成分。中国诗文的历史，向有“俗语入诗”、“俗语入文”的传统，找几首有白话意味的诗，找几篇有白话意味的文，不是难事。若据此便说这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怕胡适自己也不会相信。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文，其中心只能是文言的诗文，绝不会是白话的诗文。他最为推崇的梵志诗：“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应当说是释家的偈语，难说是什么白话诗。再就是，他写《白话文学史》，原本是为白话文运动张目，要那些反对者与怀疑者相信，白话文乃中国文学的中心所在，精华所在。写白话文，乃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归宿。唐代以前，是最没有白话文可言的时代，唐以下，话本起来了，小说起来了，白话文的材料满眼都是，也就没什么史可写了。再写下去，就会违背他写史的初衷。一条河水淌下来，就该着白话文了，你胡适先生又做了场何事？既无初创之功，又未竟赓续之业，胡先生何以建树自己的不世之功？
再就是，胡适写此书，其思路也是错的。他写的是“白话文学史”，重点在“白话”，而非他提倡的是“白话文”。白话是古已有之的，白话文却绝不是古已有之的。他说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学，白话文是活文字，活文学，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既然白话文在历朝历代都占据文学的中心地位，都是其时文学之精华，那昨日又有何非可攻，今日又有何是可言？真要从文学史上找白话文的地位，应当写的是“白话文文学史”，而不是“白话文学史”，可以说，胡适一开始写作，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了。这才是《白话文学史》写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胡适对白话文的贡献，严格说来，不是什么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而是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而是他对白话文的自觉自如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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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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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那一茬作家与学者中，胡适是最早关注现代汉语语法，且长期从事研究，卓有成效的一个人。可惜对这一点，后人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现在知道了，胡适到北大代课之初，除了教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之外，还上过语法课。
且看他的日记上的记载。一九一八年没有日记。一九一九年有《日程与日记》，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这是种格式化的日记本，每天从早八时到晚十时都有格子，又分作“预算”与“实行”。若预算了而没有实行，也要标明，比如十一月十六日预算是“作《传》”，没有实行，则注明“谈天看书误了”。兹将十一月与十二月里，关于编文法讲义的记载抄录如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预算，下午二时到五时“编文法讲义”；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预算，下午七时到九时“文法讲义”；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实行，下午六时到十时“作‘的’字书”；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实行，下午十时“答仲甫论‘的’字”；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预算，下午九时到十时“作传或编文法”；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预算，下午八时“作文法讲义”；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预算，下午八时到十时“编文法讲义”。
直到一九二一年，还不时有关于编文法讲义与研究语法的记载。比如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注重文法的研究，用归纳的方法，求出‘《诗》的文法’。”
上面抄录的日记中，写关于“的”字的文章，及与陈独秀（仲甫）的商榷，是胡适最早的语法研究成果。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晨报副刊》的编辑，将一篇谈“的”字的文章送给胡适看了，作者的主张是“把的字专给术语去用，把底字来做助语用”。胡适觉得，这个办法虽然比现在《晨报》上一律用“底”的办法好一点，仍不够精细，还有改进的必要。他本想做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的”字，因为太忙了，只好把三四年前论“的”字的一篇札记《“的”字的文法》送上刊登。附信一封。编辑将信与文一并刊出，名为《“的”字的文法》。他的主张是“其实一个的字尽够用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分开用作“的、地、得”的，只须用一个“的”字就行了。这算是引言，他的那篇札记《“的”字的文法》才是正文。在分析了有关“的”字的种种语法现象，比如“天所杀”改变为“天杀的”之后，他说：“在文字史上，此种文法变迁，乃一种大事，其重要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兴亡。”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登载。上面的日记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可见在此之前，已展开了关于“的”字的讨论。胡适说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写的一段札记，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一六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在中国法语上，跟改朝换代一样重要的问题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写了文章与他讨论，胡适又写了《再论“的”字》，这就是上面日记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书”，十一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登载。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论‘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为《三论‘的’字》。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的主张稍有改变，他认为，“底、的、地”三字的发音太相近了，说话时还是没有分别。“底”、“地”在纸上虽有分别，在嘴里等于无分别。状词的“的”字不容易发生混乱，不发生困难，尽可以不区别。遇有必要区别时，可用“之”字。其好处是，发音有别，笔画简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说，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国语法区别于欧印语系语法的一大特质。
对自己的语法研究，胡适有着绝大的自信。就在写《“的”字的文法》这天，他在日记中说：“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写一部很好的文法出来。”他这里说的“文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语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给钱玄同的信上说：
国语文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你讨“救兵”的希望。我狠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写成，未教的也写成。简单一点，就叫《语法大纲》。
这本书后来写成了，不叫《语法大纲》，叫《国语文法概论》，三万多字。第二年七八两个月在《新青年》上刊载，年底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中。这是胡适的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对语法的规律论述不是太多。规律性的东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书出版前，中国已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他的同时代人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和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对《马氏文通》，他还是赞赏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国古文的文法。他举的例，到韩愈为止；韩愈到现在，又隔开一千多年了。《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现在的国语的文法。马建忠的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把文法的条例错认作“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前序》）。其实从《论语》到韩愈，中国文法已经过很多的变迁了；从《论语》到现在，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变的只有那用记诵模仿的方法勉强保存的古文文法。至于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现在，中国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与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马建忠的“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适文集》第二册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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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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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现在国语文法学最应该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现在虽有一点古文的文法学，但国语的文法学还在草创时期，要想预备做国语的文法学研究，就应该从方法上着手。建立国语文法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绝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们学一种科学，若单学得一些书本里的知识，不能拿到怎样求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这些书本里的知识都忘记了，也还不要紧，我们不但求得出这些知识来，还可以创造发明，添上许多新知识。文法学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很好的国语文法书，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书，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学的方法，这书终究是死的。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是很可鄙的态度。眼下我们提倡学术的人要做的，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研究国语文法的方法，在胡适看来，不外三种，一是归纳的研究法，二是比较的研究法，三是历史的研究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即归纳的研究法。
此后还写过一些关于语法的文章，多是就一些具体的语法现象作分析，很少再写这样综论式的著作。有时一些很小的语法现象，也能引起他的关注。那种认真和执著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在济南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中学国文的教学》。那天上午开会时谈到开会规则，演讲中举例子时，就以开会规则为内容举了一个例子：“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他说，这句话是不通的，应该改为：“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理由是：上半句用了“除非”，下半句就不能用肯定的语气。
演讲稿发表后，一位叫吴检斋的先生看了，给他写信，说原例不错，倒是胡先生改错了。吴先生还举了京剧戏曲的一句唱词为例：“要相见，除非是，梦里团圆。”说“非”是否定，“除”也是否定，“除非”犹言“非非”，“非非”即等于“是”。胡适不同意这个观点，说京剧里的这个唱词，是从《琵琶记》里套来的，原句是：“要相逢，不能够，除非是梦里暂时略聚首。”句中否定的“不能够”，被做京剧的人删掉了。他还是坚持应当说：“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或是“必须有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
他据此写成文章《“除非”的用法》，在《晨报副刊》（九月二十九日）发表，末后不无得意地问道：“读者以为是吗？”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招来了许多人的“讨伐”。先是吴检斋在《益世报》上著文，说“除非”实在是一个肯定的连词，并不是否定的连词。《京报》先登出徐一士先生的文章，不久又登出徐凌霄先生的文章，来信商讨的有陈元恭先生，口头讨论的有陶行知、黎劭西等各位先生。他这才知道，这个词儿的用法，并不像他先前说的那样简单。几天来，他寻出十来个旧例，仔细比较研究，终于让他明白，大家所以反驳他，确是有理由的。他又将这一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终于明白他自己和各位先生的说法，都不曾说出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于是综合各位朋友的意见，加上自己独立的探究，写了一篇《除非》，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刊出。一开头先作检讨，说他当初说“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应改为“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卤莽了，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接下来一一分析各位的意见，又分组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研究后的结论。最后说：
以上是我个人研究这个问题的结论。我很悔第一次讨论时太粗心了，不曾细心研究这个问题的疑难究竟在那一处。我现在很高兴的认错，并且很虚心的把我近来改正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评断。我很诚恳的感谢加入讨论的各位先生们。（北大版《胡适文集》第四册第539页）
在《胡适著作年表》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这类的文章，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间，还在《申报·文史》上发表《论“于”“以”的两封信》。此后，忙于他事，就很少有关于语法研究的文章发表了。直到晚年，胡适仍很关心语法研究，一些小的地方，最能说明胡适对语法的敏感与精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记着这么一件小事：
先生又谈起艺文印书馆影印的《皇清经解》，说：严一萍应该找一部有标点的影印，销路一定多些。标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书中的引号。子曰的“曰”字，云云的“云”字，大概都是当时的引号，“曰”字怎样变成当作“说”字解，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想“云”字也是如此。先有引号，到后来才有句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48页）
同是这本书里，作者还记录了和胡适的一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时胡适已六十九岁。这天胡适与胡颂平谈起诗，顺手从字纸篓里拣出一份他人油印寄来的诗稿，递给胡颂平。于是有了师徒二人如下的对话。
胡适说：“你看，这也叫做诗！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不通，所以印出来寄给人家看。这样的人很多，像纽约的华侨报纸上，菲律宾……各地的报纸上，常有这样不通的诗。还有些老辈做的诗，也往往有不通的。在这个时代，再用陈旧的诗的格调，再也做不出好的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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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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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又说：“怎么叫做通？第一要懂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是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胡颂平问：“先生过去写的旧诗，收在《四十自述》里及《留学日记》里的那些诗，不是很好的旧诗吗？”
胡适说：“那是我已读通了文法，所以没有不通的地方。如某君的‘天道循环之’的‘之’，绝对不通的，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不通，他还送我两本呢。”（《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所谓文法，就是后人从活的语言中分析出来的东西。”在上述谈话十天之前，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这天，胡适对胡颂平说的这句话，可说是胡适关于汉语语法的不刊之论。
不光是提倡新文化运动，而且身体力行，写白话诗，写《白话文学史》，还这么认真地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可说是当之无愧了。这一点，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人物难以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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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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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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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耳光扇给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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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这话是一位叫王朔的小说作家说的。文章叫《我看鲁迅》，载二○○○年《收获》第二期。同期发表的还有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正是这两篇文章，引发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再评价。
王朔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精辟的话。比如：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说的。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作家中，他能够放言无忌，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谈论鲁迅，必然要涉及鲁迅研究的状况。由王朔的话切入，可说一步即登堂奥。
在中国，确实有一大批“吃鲁迅饭的人”，靠研究鲁迅获得职位、职称、声望，获得安身立命、扬名显身的本钱。俗称鲁研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团体。研究《红楼梦》的叫红学，也可说是红学界，研究钱钟书的叫钱学，也可说是钱学界，都是以研究对象命名的，独有研究鲁迅的不是这样，是以研究者自身命名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脱离研究对象而自成一体了。
从机构上说，北京有个鲁迅博物馆，出版《鲁迅研究月刊》。上海有个鲁迅纪念馆，出版《上海鲁迅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有个鲁迅研究室，没有刊物，主要职责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此外，好些大学里，还有各地的社科院里，也聚集着一批专门研究鲁迅的人。
上面说的三个机构，分工似乎各有不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做的考证比较多些。比如他们把鲁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几十年后拿出来让医学专家论证，看鲁迅当年得的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该不该那么早就死了。这是很有意义的。社科院的鲁研室，主要做资料整理的工作。在张梦阳的主持下，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大册及索引一册。可说是鲁迅研究资料的集大成，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成为鲁迅研究的必备之书。张梦阳近来又出版了三大册《中国鲁迅学通史》，从史的角度对鲁迅研究做了周密的梳理。这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和它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是鲁迅研究的大本营，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关的地方。不光代表着鲁研界的水平，也代表着鲁研界的品质。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问》。文中说：“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他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年刊》一九七九年卷）
因质疑鲁迅研究而酿成事件的，则有《青海湖》文学杂志因刊发《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而受到批判，刊物编辑部作了公开的检讨。批判者陈漱渝在《不要恣意贬损鲁迅》一文中说：这是“朝鲁迅身上大泼污水”。并断言出现这种状况，“海外某些错误观点的渗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近年来对鲁迅研究质疑最为激烈，且最具个人特色的，还要数小说作家王朔。在前面提到的《我看鲁迅》一文中，王朔说：
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在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已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很长时期，仍不能摆脱对他的迷信，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他的作品不是很过硬，那他还有过硬的思想，那个思想到今天还闪烁着锋利的光芒，照耀着我们黑暗的自身。
王朔的文章发表后，鲁研界可说是一片哗然，一片惊慌。回应文章很多，大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鲁迅被专制利用了，被亵渎了，你们看到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真正的鲁迅是怎样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怎样的爱国，怎样的为民，怎样的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怎样的呼唤着进步向往着光明。也有一些学者，还是清醒的，知道世人的看法所为何来。大多数是气愤，是无奈，叫喊着要回应挑战，要捍卫鲁迅。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比如李新宇的《直面真正的挑战》。文中说：这些现象的本身算不了什么，背后的东西却是值得重视。人们反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那个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一些人并不了解鲁迅，既没有系统地读过鲁迅的书，也谈不上了解鲁迅的为人。显然他们所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的鲁迅。李新宇所说的背后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几乎席卷了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和学界的文化潮流，正是这种文化潮流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真正导致了鲁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机。他说的文化潮流，有两种，一种是新保守主义，一种是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不提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思想钳制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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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耳光扇给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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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在鲁研界，张梦阳是个在资料上下了大工夫的人。他对解放后鲁迅研究的水平，该是心中有数的。二○○○年王朔的文章发表后，他也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说得就比较客观，比较真实。文章名叫《我观王朔看鲁迅》，发表在当年第四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文中引用了他过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1995年在张家界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终吐真言：“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的学有素养、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语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46页）
文中提到的林非，当时是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
张文中还说，到如今，也就是到写文章的二○○○年，鲁研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谈出了真见。
看了这些数字，只会让人感叹，真是祸国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这一百篇，也还是个夸大了的数字。就算是一百篇吧，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写的，比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现代评论》上发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写的。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不是在大陆写的，是在香港写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陆出版。要是把这些都除过，解放后五十年里，一年还平均不到一篇。而那一万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后写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见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经刊物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个学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个学者。这将近一千六百个学者，几乎全是做了无用功。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
朱正先生是个严谨的学者，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50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一个模式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页）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这样。还是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还说了一件事。他写《鲁迅传略》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他听说当年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那几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找来看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就按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分析一篇历史小说的思想内涵，也要到毛泽东著作里去找依据，一点都不敢有自己的见解，可见那个时候的学者们小心到什么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泽东的那几句话倒好了，反正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也就不会有大的谬误。可惜不是。这些学者总要吃饭，总要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怎么办呢，又不能跟毛泽东拧着来，那就只能是顺着竿儿往上爬了。毛泽东说伟大，他一定要说更伟大，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说比钢还硬，比金刚石还硬。有些话这样说了只是程度的不同，还离不了大谱。有些话这样往大里说了，就离了大谱，就成了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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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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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做个智力测验。不要思考，全凭直觉回答这下面的问题：当今中国，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中，谁的地位最高，名气最大？
鲁迅，鲁迅，还是鲁迅。
我敢保证，十个人里有九个会这样回答。唯一那个不这样回答的，不是他心里另有一个地位比鲁迅还高、名气比鲁迅还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鲁迅。
这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事实，就说它肯定是对的。
长期以来，在大陆民间和学界，都把鲁迅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号人物。有的说是统帅，有的说是领袖，有的说是主将。有一个时期，谁要是对鲁迅有所非议，那是会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让人鄙弃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的这段话，可视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主编的《1918—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
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
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对鲁迅的评价，都可说其源有自。
这个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历次评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请注意，这里的文化新军和文化革命是一个概念，和新文化运动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军、文化革命则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队伍，和这方面的革命行动，或者说是革命运动。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多少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泽东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更高了。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来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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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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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毛泽东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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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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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拾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的光荣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国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做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党政府公鉴：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敝党敝政府已决定在全苏区内实行：（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与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得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知道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中共中央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就不必在鲁迅的后十年上费什么笔墨和口舌了。
幸亏有个契机给我们留着，那就是鲁研界公认的“转变说”，即鲁迅的一生中，曾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既然有此转变，那么，转变前的功过是非还是可以谈论的。这也就给我们探讨鲁迅的前大半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也就是我要说，做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或是做鲁迅的单独研究，不必谈后十年的原因。不光对鲁迅的后十年不谈，对胡适一九二七年之后的事儿也不谈。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公允地比较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过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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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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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也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两者是一回事。
毛泽东对鲁迅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恰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毛泽东本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文化上，他认为自己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而文化方面，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一九二八年，当时鲁迅刚到上海不久，正处于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之中。这两个文学团体都是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领导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托呢，想来是有的。党组织怎样和鲁迅联系，在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但这些不能说明有什么正式的决定。鲁迅去世后过了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感到，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缺少了鲁迅这面旗帜，对革命事业不利，便决定将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树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树郭沫若为领袖，为旗帜，则是有正式决定的。从这儿可以旁证，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当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吴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曾说过：
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
最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确立的，是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
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这样几篇文章。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
《死去了的鲁迅》……………………………………钱杏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康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石厚生（成仿吾）
《又一个DonQuixote的乱舞》………………………韩侍桁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
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杜荃（郭沫若）
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可怜只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诉”。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在郭沫若看来，不过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一个猩猩”。这是一篇长文章，末尾一节，郭沫若说了他的全部的看法：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郭氏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也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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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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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泽东的评价来的。
对这种截然的转换，曾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独秀，是不以为然的。他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陈独秀尚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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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资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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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就不能不说到鲁迅的思想资源，或者说是思想根源了。
人都是社会的人，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则受身世、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鲁迅也不会是例外。鲁迅的思想资源约略说来有三，一是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烙印，二是从少年时代起接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三是在日本留学时受到的西方思潮的熏染。
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伤害，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成了有谁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了解自己思想的变化。少年时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遭际，如同一个难以驱散的魔魇，一直伴随着鲁迅的终生。只是不同时期，其内容有不同的变化。青年时期是婚姻的不幸，中年时期是与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的格，晚年则是与周扬等左派人士的龃龉。仿照前面的句式，这些事情均可变为他心中的长叹：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婚姻么，正在青春年华，满腹学问，却只能摊上这样的妻子……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时运么，正当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却遇上这么多留学英美归来的新派人物……
少年时所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是任何一个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既蒙其泽惠又受其局限的，只不过在鲁迅身上表现的更其突出罢了。其泽惠一为中国旧文人的耿介，一为良好的文字功底。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鲁迅身上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脉络，成年后可以接续他的整理古籍，比如辑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事集》等。这一影响，成为他狷介的个性的主干，也成为他判断人事的基准。加上他的文字的功底，又铸成他文章的风骨，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魏晋文章”。
以上两点，或深或浅，见智见仁，以往的研究者都有所阐述。现在我们要探究的是，作为一个清末的官派留学生，鲁迅在日本那些年，究竟获得哪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对他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有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时，正当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适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热”处于巅峰之际。在他留学的年代里，日本文学中尼采热逐渐减退，不久即迎来自然主义的全盛期。但是，作为一个清国的留学生，深知国事多艰，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还是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从另一面说，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东京时期和鲁迅最为亲近的周作人就说过：“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考虑到说这话，是在解放之后，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缩小了的民族主义。
伊藤虎丸在《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一文中说：
鲁迅基于对“个人主义”这一西欧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优越性的深刻认识，当然对与之“如同水火”般相异的传统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彻底否定传统，激烈嫌恶庸众，对本国国民的民族陋习刻薄地讥讽，是鲁迅与尼采的共同点之一。（《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0—71页）
在鲁迅接受尼采思想这一基本事实上，日本学者竹内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且有自己独创的概念。同是接受尼采思想，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回心”，一是“转向”。回心，原是佛教语，意思是忏悔过去的罪恶，信奉佛教，从而达到悔改自新。转向则不同，是改变或转换自己原有的思想、立场或方向的意思。在日本，“转向”一语本来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由于政府、警察的压制和压迫，迫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或者受其影响的青年文学者，抛弃或表示自己的思想的现象。回心和转变，都意味着“改变”，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但是，回心是通过“抵抗”而后改变的，而转向是无媒介地（趋向有支配性、权威性的思想）改变的。在竹内好的论述中，“抵抗”也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就是“固执（坚持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竹内好的这些独特的概念，下面伊藤虎丸这两段剖析就不难明白了：
他（指鲁迅）掌握最根本的欧洲精神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其自身通过内在的国粹精神的“抵抗”才开始成为可能的吗？前文所述他对欧洲近代精神的“异质性”的惊愕，不正是这“抵抗”的一种表现么？由此可见，鲁迅的尼采观与同时期日本文学的尼采观之间，似乎没有理由不承认在本质意义的深刻的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本的理由，我认为也在于前文引用的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善于领会接受”和鲁迅的强韧的“内在国粹精神”之“抵抗”性两者间的差异吧。
“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无须媒介”。鲁迅的尼采观或他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倾倒，并不意味其民族精神文化的“转向”，而是民族精神的“回心”。这一点，从他对“轻易的融合”、折衷、无批判地输入新思想的抗拒，和强调了欧洲精神的异质性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他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称之为“民族精神回心的文学”，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的论述。（《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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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资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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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伊藤虎丸的结论是，必须指出，鲁迅的思想骨骼，即使在他的“前史时期”也已具雏型，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已成为贯穿他整个作家生涯的主导。这里说的“前史时期”，是指鲁迅的留日时期。也就是说，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回国后从事的文化政治活动，都可在留日时期寻找到思想的脉络。
这样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日本的研究者，还是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不管在日本期间，尼采的思想对鲁迅有多大的影响，要寻找鲁迅思想的脉络，都不能离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方面的影响。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综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说是组合成了鲁迅思想的整体。仅仅任何一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都无法包容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或特异性。
鲁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凭他早期的那几篇文言论文中所说的那些话，如《文化偏至论》中所说：“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论》，还有《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也就是收入《坟》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论文，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待。不管怎么说，对这几篇作品，鲁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该书的《题记》中说过：
这是我做的吗？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是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
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伟大的谦虚。我不这么看，细读这几篇文章，作者说的这些毛病确实存在。比如冗长，比如生涩，比如怪句子和古字，历历在目。尤其是《摩罗诗力说》这篇，不是简直是生凑，而是就是生凑。至于文章中的几个诗人，先前怎样让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来，总得寻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紧接上文，鲁迅又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这话怕也说得太过了，比如“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确。我不知道，鲁迅说的这几个诗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译鄂戈里）、拜伦（他译裴伦）、雪莱（他译修黎）、济慈（他译契支）、荷马（他译鄂谟）、彭思（他译朋思）、普希金（他译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从五四运动到鲁迅写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这六七年间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既然说这“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个，便可知其立论的不实。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报副刊》上载有仲密的文章《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ByyssheShelley，即雪莱，也即鲁迅译作修黎者也。《摩罗诗力说》中对雪莱的介绍，较之其他诗人为多，整整一节（第六节），不足两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约三千字，不仅介绍了雪莱的生平和思想，还译了雪莱五六节诗（有的是诗剧）。关于雪莱，周作人不光写了这篇介绍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上，还登载过他译的雪莱诗《与英国人》。
雪莱、济慈这几个诗人，徐志摩、吴宓也多次提到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那么多英美留学生回国了，只要一写谈英诗的文章，怎么会不提雪莱、济慈、彭思这些大诗人呢。真不知道鲁迅写序言那会儿是怎么想的。不敢说心态不正常，至少也是虑事不周吧。
再就是，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篇幅还是写法，都像是一篇“杂凑”的文章。一下子论述了七八位欧洲的著名诗人，说是对他们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还是明显的。
仅此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时政的杂文中，还是与对手的论战中，都提不出什么系统的明确的社会理念。“个人主义”、“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那么他就只能是从少年时看过的书上，古代的人与事上，亲历的世事中，寻找实例的证明。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旧文人常说的民生多艰、家国一理、修齐治平那一套空话、大话。最明显的是，对人的评价，总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别，顶多变个法儿，把本来要斥之为小人的，反讽为“正人君子”罢了。
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资源之单调与贫乏。说来说去，全是旧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过是他的话说得绝对些罢了。你说封建时代有人吃人的事儿，他就说一部中国历史都写着“吃人”二字。你说“人心险恶”，他就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有的意思，别人早就说过了，到了他那儿，不过变了个说法。比如吴稚辉一九二四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所写的文章中就说过：“古书是无价值的糟粕，应该把它们从学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科学周报编辑话》）鲁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读书》中就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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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资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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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鲁迅的著作中，你看不到执著的人生理念，也看不到系统的社会理念。这一缺憾，使鲁迅在与英美留学归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争论中，常常显得穷于应付，他的长处在冷嘲热讽，泼辣恣肆上。这一招，对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只能是无言也无招以对了。
对自己的这一手，鲁迅既很得意，又不能不感到困惑与怯懦。终其一生，鲁迅很少写对社会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写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其原因怕就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统率起中国文化革命的新军之后，鲁迅主动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文艺学理论，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来，让鲁迅很是振奋，觉得自己虽然得道晚了些，得的是道主真传，比那些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之类的人云亦云的东西要强多了。多少年无法与英美留学生抗衡，这回可得到了法力无边的武器，看你们往哪儿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服膺阶级斗争学说，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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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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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鲁迅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能说，他的运气还不坏，正当沉寂之际，赶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才能，写作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
把鲁迅和黄侃作一比较，或许能得到一点启发。两人均为早期的留日学生，又都出自太炎门下，从年龄上说，黄侃还要比鲁迅小几岁。鲁一八八一年生，黄一八八六年生，小鲁五岁。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前面已经说了，鲁又能高明多少呢？
或许有人会说，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思想基础不一样，这样的比较未免太简单了吧。
那就看鲁迅的表现吧。
胡适和鲁迅起初的相处，是很融洽的。互相通信，借阅书籍，彼此可说是很欣赏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适去周家和周作人漫谈，鲁迅饭后回寓见了，三人一起畅谈甚久。这天胡适回到家里，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话：“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大概这天的畅谈中，鲁迅知道胡适正在研究《西游记》，他是治中国小说史的，对这方面的资料知之甚详，隔了三天，便将自己知道的有关资料，抄了五页纸寄给胡适。同信中还说，你若有同文局印制的关于《品花宝鉴》考证的书，“便中希见借一观”。胡适肯定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同时将自己的《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一书的稿本送给鲁迅请指正。二十一日鲁迅回信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对鲁迅的著作，也是赞赏的。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说：
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谨，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的精力。
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三年底。到了一九二四年初，鲁迅就开始攻击胡适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鲁迅到师大附中校友会演讲，题为《未有天才之前》，演讲中就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此后两人之间再没有通信、借书这样的事情了。
两人是怎样闹翻的，鲁迅没有明确的说过。后人大都把这当作是两人思想的不同，鲁迅的思想先进，胡适的思想落后，道不同不相与谋。怕不会这么简单。鲁迅没有明说他们之间的隔阂，或许有某种顾忌，是可以理解的。对陈西滢、徐志摩二人，鲁迅就没有这样的顾忌了，有什么说什么，直率得很。且看他是怎样说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泰戈尔在北京时，接待方曾为他举办过一台祝寿的晚会，演出泰氏的英文剧《齐德拉》，鲁迅也去看了，在台下曾见过陈西滢，两人握手问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中，提及此事时说：“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与陈源虽尝在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既是“早已”，那就不是文中说及的女师大风潮了，而是很早就把陈西滢当作异类了。
这是为什么呢，对陈西滢也不好说什么，对徐志摩可就不客气，直言不讳了。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是徐的诗，确乎是徐这个人。这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
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有好感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至于以鲁迅为首的太炎门生们，怎样最后和以胡适为首的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最后绝裂，自立营垒，视同敌国，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个什么地位呢？
也很了不起，是一员大将，是一员健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胡适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胡适曾给以热烈的赞扬，高度的评价，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一九二二年胡适写了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有一部分，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说这一年多来，小说创作成绩最好的是鲁迅，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说数量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适还是这个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适已六十七岁了，这年五月，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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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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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健将，跟主将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将，不说健将了，就说大将吧，大将是听命于主将的。主将是统帅，或者说是统帅之一，大将是带兵作战的，或者说是某一方面的首领。主将是号召者，大将是实施者。胡适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倡导者，鲁迅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实施者。这一点，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一九二二年底，鲁迅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说了他怎样加入新文学的战阵。他说，在写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他本人已是一员大将了，“须听将令”，当然是听主将的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就直称提倡白话文，发起新文学运动者为“主将”了。
就是“转变”之后，时时跟胡适这些人过不去，鲁迅仍不改变这个看法。一九三二年编《自选集》时，在《自序》里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又说，那时他所以写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为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的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那时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写作，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之后才参加进来的，因为他的写作的才气，他的旧文学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个大将，一个健将，建树了卓著的功业。从一个教育部的默默无闻的佥事，一跃而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对鲁迅与胡适在这方面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先生，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
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那么，鲁迅是否能成为日后的“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很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是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3页）
根据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员大将，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
鲁迅后来是“转变”了，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接触之后，在党的指令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过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了。
其实，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只能说是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就是跟新文化运动阵营闹翻了。可以这样说，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与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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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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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们，几乎都没有发觉，美国学者J.B.格里德几乎是轻易地就看出来了。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他说：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他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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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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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这种事不能开了头，一开了头就没法收拾了。回过头来反省的可能很小，只会越来越往极端里走。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复杂，这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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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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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不愧是个办报的高手。
在晨报社办《晨报副刊》，办得生龙活虎。到了京报社，等于是投奔了敌对阵营，更要尽心竭力，要不京报老板会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挣京报的薪水不给京报办事。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离开晨报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屈辱，京报老板邵飘萍接收了他，等于是给了他一份荣耀。你晨报不用我吗，别的报纸还请我来呢。既然来了，就要露一手。作为一个办报的老手，虽说年龄不大，经验还是足够的。他知道，要办好《京报副刊》，必须一炮打响，而要一炮打响，就必须一创刊就引起轰动，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争取读者。当年的读者，全是读书人，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了。学校里有教师，也有学生。学生的人数肯定比教师多，那就得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
学生最关心的是读书。
也不能忘了那些教授，还有社会其他界别的学者。
于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京报副刊》上，便有了这样的广告：
一九二五年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
Δ青年爱读书十部Δ青年必读书十部
说明：
㈠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的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写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士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内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㈡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这次征答，也是为了让世人更准确的理解这次征答，孙伏园还有意与他人通信，在报上刊布，比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的《京报副刊》上，就刊出了汪震与他的通信。
汪震，后来成了一位修辞学家，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信中说，他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们所谓的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普通青年的划分，大约自十三岁到三十岁以前为止，这个时期都是青年。但是在中国有一点不同，他在青年会里看见的青年，有许多是嘴上长了黑漆漆的胡须，额角上露出斑白的鬓发，他们的年龄大约快到六十了。现在把这些六十岁的青年缩短成五十三岁，这青年的期间是自十三岁到五十三岁——四十年。人生六十年，青年的时期岂非占了三分之二！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经验，在这一个时期必须读的十本书，在另一个时期果然也是必须读的吗？须知，“一个人的酱油是另一个人毒药！”青年的期限弄不清，他本来是想写出自己的答案的，也不敢了。以上疑问，请你在副刊上答复吧。
孙伏园回信说：
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与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来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大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但是年近六十的老青年投票也并不拒绝，好在票上有年岁一项，计算时可以特别提开的。“青年必读书”，这个观念在无论那一个教员的脑筋里大概都有罢，而且或者已经时时对他们的学生说过罢，现在我就想把他们各家的意见汇集起来，使全国的青年学子知道。“必读书”与“爱读书”，在从前旧教育制度之下，一定是冲突的，现在不知怎样。我所以同时征求，希望将来求得的结果，能给全国的教育家和青年们一个参考。汪先生，你一面是大学研究生，一面是中学教员，就你分投两面罢。
以上可说是这场好戏的开场锣鼓。
它现在和鲁迅还没有关系，往后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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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往前推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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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溯到哪儿呢？
一九二三年春天。
这年年初，清华学校的学生胡敦元等四人，给胡适写信，怎样在短时期内得到国学的常识。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学习国学的时间不多，毕业后都要赴美留学，他们觉得有必要补上这一课。胡适是个好为人师的人，他自己就是清华毕业的，知道学生们的要求是真诚的，就很认真地写了一份必读书目。在序言中说：
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法研究”。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会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台湾版《胡适作品集》第七册第127—128页）
这份目录甚长，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工具之部”，计有《书目举要》、《书目问答》等十四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