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生曰：“然则兹刻可废乎？”
曰：“若是泥哉！书之存不存，未害也。书不传，则先生之心不著。其颖者固无待乎是矣，而闻而兴者，犹之欲渡而弃航也。求之于心而得，则先生之言庸以相印；求之于心而不得，则由先生之言而思焉，而力焉，而本体固可见矣。昔者赵简子有二子，而莫知适立也，乃书戒教之词于简而授之，三年而问之，长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己失之矣；次无恤育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遂立之。夫志各有适，非简之罪也，二三子其识之矣。”
（录自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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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亡，原本为“己”，据《明儒学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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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
闾 东
《阳明先生文录》旧刻于姑苏，《传习录》刻于赣，继又有薛子者刻其《则言》，然相传不多得同志者，未得合并以观全书，每有余憾。东按西秦，历关、陇，见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因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愿与同志者共焉。
东曰：予于先生之学，尝窃闻其绪论于欧阳南野先生，云：“先生指示良知为人心本体，自圣人之心以至愚夫愚妇，自一人之心以达之天下，自千万古之前以达之千万古之后，无有不同者，此心也，此良知也。”始而闻则疑之，乃南野先生教曰：“子盖未始实见得此耳。人心本体浑然，天理即其灵昭不昧处，所谓良知也。全此谓之圣人，若众人则日用不知且蔽焉耳。去其蔽以复其全，将不同归欤？然立志，其本也，志不立始异矣，所谓性近习远者也，子又何疑乎？”东惕然以思，惺然以悔，因责此志之未立也。是故立志无他焉，致良知焉已矣。何也？圣凡之判迷悟之间也。何云迷？日欺则然也。何云悟？自慊则然也。脱迷就悟，非戒慎恐惧不可也，是故有求焉。圣人之志焉，致良知焉已矣。或曰：“若是，先生之学诚不当于文字间求矣。乃今诵是集者或未能缘是以得其微，兹不几赘乎？”曰：“先生嘉惠后学，其心无穷，且彰之文辞，著之问辩，树之政事，孰非精蕴之据，模范之兆乎？每一展卷，辄因省悟，此亦良知所不容已者，又兹刻意也。”爱命工于天水，天水盖疱羲氏所自起地，因以逆心学渊源云。嘉靖庾戌秋八月。
（录自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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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
胡宗宪
阳明先生以致良知立教，天下土靡不翕然响风。自先生没，凡若干年，人愈益仰慕，凡先生生平制作，虽一字一句，皆视如连珠拱璧不忍弃。而绪山钱子复诠次成编，名曰《阳明先生文录》，首刻于姑苏。今闽、越、河东、关中皆有刻本，亦足以征良知之达诸天下矣。
天真书院，为先生崇祀之所，四方士来游于此，求观先生之文者，每病其难得。钱子偕龙溪王子谋于予曰：“古人有倚马论道者，兵事虽倥偬，亦不可无此意。愿以姑苏本再加校正，梓藏于天真，以惠后学何如？”予曰：“诺。”遂捐俸金若干两，命同知唐尧臣董其事，以九月某日刻成。钱子谓予“宜有言”。予素不文，然慕先生之道久矣，何敢以不文辞。
予惟千圣一心，万古一道，惟心一，故道一；道一，故学亦一。昔尧之告舜，曰：“允执厥中。”及舜命禹，又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道心”即“中”也，“精一”者“允执”之功，而“精”又“一”之功也。“惟精”故“一”，“惟一”故“中”，此万世心学之源，盖蔑以复加矣。其后孔门一贯博约之教，诚正格致之说，亦不过发明“精一”之旨。而予欲无言，夫子亦已自病其言之详矣。至孟轲氏又有知言养气尽心知性之说，而指出孝弟为良知良能，言虽益详，而于孔门之教实多发明。自孟氏没而斯道失其传。汉、晋诸儒皆以记诵词章为学，说愈繁而道愈晦，学愈博而道愈离。以及五季之衰，晦蚀甚矣。有宋大儒周、程、张、朱诸子者出，以斯道为己任，不得已而有言“精一”之旨，赖以复明，而学者流弊或不免堕落汉、晋，几失宗旨。至胡元之变而斯道且沦没矣。
明兴百有余年，文教虽盛而流弊亦浸以滋，先生亦不得已而揭“致良知”一语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无非发明孔门致知之教，而羽翼斯道之传。要其指归，则“良知”即“道心”也，“致”即“精一”也，即周子之所谓“纯心”，程子之所谓“定性”也。夫岂外诸儒而别立一门户耶？是故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
至哉，孔子之告哀公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噫，尽之矣！夫为人臣者，无不知忠其君；为人子者，无不知孝其亲，此良知也。知此、体此、强此而一于诚。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此致良知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舍人伦日用之常，而曰吾得不传之秘，立门户以自高，非予所望于来学也。
钱子起而揖予曰：“子言真有神于先师之教也，夫吾党其共勖诸。”嘉靖丁巳仲冬吉旦，后学新安梅林胡宗宪顿首拜撰。
（录自日本蓬左文库藏《阳明文录》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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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文选序
钟 惺
经云：“敷奏以言。”盖谓人之所性所学，无以自见，故托言而敷奏焉。然有言之则是，而考其行事则非者，岂其言不足以尽其人耶？非然也，殆所言者之观察未审耳。夫人之立言，莫不假辞仁义，抗声道德，以窃附于君子之高，而苟非所有，则虽同一理，同一解，而精神词气，已流为其人之所至。何也？盖言者，性命之流露，而学问之精华也。学问杂则议论不纯，性命乖则言词多戾，有非袭取者之能相掩也。古之立言者不一家，相如之词赋，班、史之著述，固文人也，而文人之无论，即如申、韩之刑名，管、晏之经国，以及老、庄之寓言，岂不以圣人贤者自视，而或流为惨刻，推王佐得乎？等而上之，子舆氏愿学孔子者也，亦步亦趋，直承道统，而一间之未达，终属圭角之不融，宁可强哉？子舆氏犹不可强，况其下焉者乎？近之立言者，稍陟韩、欧之境，辄号才人，略窥朱、程之绪，便称儒者，而试求其言之合道否也，不矫为气节之偏，则溺于闻见之陋，不遁入玄虚之域，则陷于邪僻之私，曾得以浮词改听哉？独阳明先生之为言也，学继千秋之大，识开自性之真，辞旨蔼粹，气象光昭，出之简易而具足精微，博极才华而不离本体，自奏议而序、记、诗、赋，以及公移、批答，无精粗大小，皆有一段圣贤义理于其中，使人读之而想见其忠孝焉，仁恕焉，才能与道德焉，此岂有他术而侥幸致此哉？盖学问真，性命正，故发之言为真文章，见之用为真经济，垂之训为真名理，可以维风，可以持世，而无愧乎君子之言焉耳。使实有未至，而徒以盗袭为工，亦安能不矫不溺，不遁不陷，而醇正精详，有如是哉？李温陵平生崛强，至此亦帖然服膺，良有以也。世之论文者，动则曰某宋文也何如，某汉文也何如，某战国之文也又何如，不知文何时代之可争，亦惟所性所学者何如耳。予僭评此文，非谓先生之言待予言而明，盖欲使听言者读先生之言，而知立言者之言可饰，而所性所学不可饰也。一人之所性所学可饰，而千圣之所性所学不可饰也，斯不失圣经“敷奏”意矣。竟陵后学钟惺书。
（录自王畿选，钟惺评点，金阊溪香馆刊本《王文成公文选》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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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伯敬评王文成公文选叙
陶珽穉
古文人之宦游其地也，风波所不免，而往往留一段风雅之事，令人思慕焉。予官武昌，九阅月而劳人被逐，宜矣。第念君臣政事之外，无一风雅事可述，几为黄鹤白云所笑。独于竟陵得吾友钟伯敬所评《公》、《谷》、《国策》、《国语》。《前后汉》、《三国史》，暨《通鉴纂》、《衍义纂》、《昌黎选》，《东坡选》、《宋名家选》、《明文选》，与夫《王文成选》诸遗书一十八种，归途展玩，差为快耳。古今之书，不知凡几，而古今之评，又不知凡几，独沾沾于是，无乃陋乎？不知天下之事，岂容拣择而尽取之，亦随所遇，随所感，而偶托之以为名可耳。不然，则古今之白云黄鹤，亦不知凡几矣。因谋之梓，聊以见予斯役也。虽不得于君，未始不得于友；虽不得于政事，未始不得于文章，或亦可解嘲于古文人也已。兹阳明之刻成，故述其意于首。崇祯癸酉春二月黄严陶陶珽穉圭父题。
（录自金阊溪香馆刊本《王文成公文选》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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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大学古本序
聂 豹
《大学》古本之传久矣，而世之学士乃复致疑于格物之说，辨焉而不释，何也？予始受学于阳明先生，骇而疑之，犹夫人也。已而反求诸身心日用之间，参诸程、朱合一之训，涣然若有所觉，而纷纷之疑亡矣。
盖《大学》之道，惟在于止至善也。曾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朱子释“至善”云：“盖有以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释“忠信”云：“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是数言者，真有以契夫“精一”、“执中”之旨，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舍是无以用其力也。
是故知止之功，诚意而已矣。知者，意之体；意者，知之所发也；知之所发，莫非物也。如曰“好恶”，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曰“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情”；曰“孝、弟、慈”；曰“老老、长长、恤孤”；曰“理财、用人，洁矩与不能洁矩”之类，是皆所谓“物”也。圣人不过于物，好恶之必自慊也，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得其正也，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情之协于则也，孝、弟、慈之成教于国也，老老、长长、幼幼，推而至于理财、用人、洁矩以通天下之情也，夫是之谓“格物”也。
程子谓：“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何其明白易简，一以贯之，而无遗也哉！而世之论格物者，必谓博极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则孔子〔1〕之求仁，孟子之集义，中庸之慎独，顾皆不及乎格物矣。而《大学》于入门之初，乃先驱人外性以求知，其于天理存亡之几，疑若无所与焉者也。无乃厌圣学之明白简易，而欲率之以烦苦者之所为乎？
呜呼！阳明逝矣，其有功于圣学，古本之复其一也。予故重刻于闽，以存告朔之羊云。
（录自《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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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原文作“孟”，据上下文当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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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
王 畿
伏读吾师吉安起兵再报海日翁手书，至情溢发，大义激昂，虽仓卒遇变，而虑患周悉，料敌从容，条书措注，终始不爽，逆数将来，历历若道，其已然者，所谓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与此？而世之忌者，犹若未免于纷纷之议，亦独何哉？
夫宸濠逆谋已成，内外协应，虐焰之炽，熏灼上下，人皆谓其大事已定，无复敢撄其锋者。师之回舟吉安，倡义起兵也，人皆以为愚，或疑其诈。时邹谦之在军中，见人情汹汹，入请于师。师正色曰：“此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使天下尽从宁王，我一人决亦如此做，人人有个良知，岂无一人相应而起者？若夫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宸濠始事，张乐高会，诇探往来，且畏师之捣其虚，浃旬始出。人徒见其出城之迟，不知多方设疑用间，有以贰而挠之也。宸濠出攻安庆，师既破省城，以三策筹之：上策直趋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问计将安出？师曰：“必出下策，驽马恋栈豆，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议者皆谓归师勿遏，须坚守以待援。师曰：“不然，宸濠气焰虽盛，徒恃焚劫之惨，未逢大敌，所以鼓动煽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赏。今未出旬日辄返，众心沮丧，譬之卵鸟破巢，其气已堕。坚守待援，适以自困。若先出锐卒，乘其情归而击之，一挫其锋，众将不战自溃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谋定而动，先有以夺其心也。师既献俘，闭门待命。一日，召诸生入讲，曰：“我自用兵以来，致知格物之功愈觉精透。”众谓兵革浩穰，日给不暇，或以为迂。师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欺勿忘，触机神应，乃是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我无与焉。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毁誉两端。世人利害，不过一家得丧尔已；毁誉，不过一身荣辱尔已。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反，系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齑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火，愈锻炼，愈发光辉，此处致得，方是真知；此处格得，方是真物；非见解意识所能及也。自经此大利害、大毁誉过来，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耳，奚足以动吾一念？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为浮云，已忘之矣！”
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难；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难；此千古圣学真血脉路，吾师一生任道之苦心也。畿既读是书，并述所闻，缀诸卷端，归之嗣子正亿，服膺以为大训，是岂惟足以祛纷纷之义，千古经纶之实学，亦可以窥其微矣。继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图之！
（录自王畿《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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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阳明先生文粹序
赵贞吉
初编《阳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阳山氏也。今重刻于扶风者，佥事带川梁君也。梁君名许，昔为御史，请从祀王先生。今复刊其书，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长视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
是编多录与闽，论意指异者，盖王先生学入理界最初之论，故能廓摧理路之础，而蛲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诵说先生之言。见世之儒生，始骇王先生之异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为异而助之，终羡王先生之持异，乃欲驾其说。于是王氏之学又若自异矣。
有童子闻予言之，进曰：“闻之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学奚贵异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学未至于圣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势不容于不异也。昔闽、洛之儒异唐、汉矣，唐、汉之儒异邹、鲁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异入孔门，而欲争之；皆丧其名言，而如愚以归。故曰：‘虽欲从之，未由也已。’然后异者合，而道术一矣。此曷故耶？以得圣人为之依归也。是故圣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众车离丽驰于康庄，而前却之异者，策使之也；众舟沿溯于广津，而洄突之异者，枻使之也；众言淆乱于名言，而喧聒于是非这异者，见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则并车释之矣，何有于策？渡者抵岸，则并舟释之矣，何有于枻？学者而至于圣人之门，则并其名言丧矣，何有于见？故知圣人者，以自度为家也，不令己与人异也；以度人为岸也，不令人与己异也。如使闽、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异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
童子曰：“丈夫何以知之？”曰：“予尝观夫子答问群弟子，而知道术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逝而大义乖，于是百家之异论又竞起，遂至不可胜究矣。”孟子舆折以雄辩，而不能熄也；庄子休和以天籁，而不能齐也。使后生者不幸，而不睹古人之纯全，纷纷藉藉以至于今，悲夫！
（录自《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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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阳明先生语略后
邹元标
予尝读《传习录》，以先生之学在是书，近而知先生之自得不尽在是书也。盖当时格物之说浸淫宇宙，先生力排其说，间耶？且当时先生随人立教，因病设方，此为中下人说法，而所接引上根人，则本“天津〔1〕证道”一语尽之，学者当直言无疑可也。嗟乎！先生当时所造就者济济，今吾吉豪杰岳立，然未有作人如先生者，予于先生不无遐思。
（录自邹元标《愿学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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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天津，当为“天泉”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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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道学钞序
李 贽
温陵李贽曰：余旧录有先生《年谱》，以先生书多不便携持，故取谱之繁者删之，而录其节要，庶可挟之以行游也。虽知其未妥，要以见先生之书而已。今岁庚子元日，余约方时化、汪本钶、马逢阳及山西刘用相，暂辍《易》，过吴明贡，拟定此日共适吾适，决不开口言《易》。而明贡书屋有《王先生全书》，既已开卷，如何释手？况彼己均一旅人，主者爱我，焚香煮茶，寂无人声，余不起于坐，遂尽读之。于是乃敢断以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故余于《易》因之稿甫就，即令汪本钶校录先生《全书》，而余专一手钞《年谱》。以谱先生者，须得长康点睛手，他人不能代也。钞未三十叶，工部尚书晋川刘公以漕务巡河，直抵江际，遣使迎余。余暂搁笔，起随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谈，顺风扬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见公，见公固甚喜，然使余辍案上之纸墨，废欲竟之全钞，亦终不欢耳！于是遣人为我取书。今书与谱抵济上，亦遂成矣。大参公黄与参、念东公于尚宝见其书与其谱，喜曰：“阳明先生真足继夫子之后，大有功来学也。况是钞仅八卷，百十有余篇乎，可以朝夕不离，行坐与参矣。参究是钞者，事可立辨，心无不竭于艰难祸患也。何有是处上、处下、处常、处变之寂，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后世之君子乃可。晋川公曰：然余于江陵首内阁日，承乏督两浙学政，特存其书院祠宇，不敢毁矣。
（钞自李贽《阳明先生道学钞》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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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年谱后语
李 贽
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不容不与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闭户自若也。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阳，号翰峰，白门人。徐用检，号鲁源〔1〕，兰溪人。此两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视，安能一一中款？今可勿论。即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个既死之人，则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峰之仙去久矣，而鲁源固无恙也。是春，予在济上刘晋川公署，手编《阳明年谱》自适，黄与参见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复推本而并论之耳。要以见余今者果能读先生之书，果能次先生之谱，皆徐、李二先生之力也。若知阳明先生不死，则龙溪先生不死，鲁源、翰峰二先生之群公与余也皆不死矣。谱其可以年数计耶？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虽欲勿梓，焉得而勿梓！
（录自《阳明先生道学钞》卷八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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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原文为“鲁齐”，据《明儒学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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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批武经序
徐光启
武书之不讲也久矣，释樽俎而谈折卫，不已迂乎？然天下有握边算、佐庙筹者，其人则又如蟋蟀鸣堂除，才振响，已为儿童子物色，而卒不及一，何者？夏虫难语坚冰，斥鹖奚知南冥也。
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定鼎有青田策动，中兴称阳明靖乱。二公伟绩，竹帛炳然。乃其揣摩夫《正合》、《奇胜》、《险依》、《阻截》诸书，白日一毡，青宵一炬，人间莫得而窥也。嘉靖中，有梅林胡公筮仕姚邑，而得《武经》一编，故阳明先生手批遗泽也。丹铅尚新，语多妙悟，辄小加研寻。后胡公总制浙、直，会值倭警，逐出曩时所射覆者为应变计，往往奇中，小丑逐战。则先生之于胡公，殆仿佛黄石与子房，而独惜是书之未见也。
时余被命练兵，有门人初阳孙子携一编来谒，且曰：“此吴兴鹿门茅先生参梅林公幕谋，获此帐中秘，贻诸后昆，兹固其家藏也。缘其世孙生生氏欲授剞劂，属请序于先生。”余视阳明先生之手泽宛然，而惭碌碌靡所树奇，分不当先生功臣。第窃喜《正合》、《奇胜》、《险依》、《阻截》诸书，实用固彰彰不诬也。然则今日果有握边算、佐庙筹，如鹿门先生之于胡公者乎？余又请以新建余烈，拭目俟之，是书或可借筹辽者之一箸云。是为序。
时天启元年岁辛酉重阳前一日，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奉敕训练新兵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徐光启撰。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又见近版《徐光启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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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批武经序
孙元化
余非知武者，然能读武书。少好奇，已而捐却一切嗜好，独于武事，犹时思简练，以为揣摩，不以后于举子业也。顷者将图北上，辞友人于苕水，偶从通家弟生生氏案头，见《武经》一编，不觉踊跃神动，辄展而阅之，则王文成公所手批而胡襄懋公参阅者也。大都以我说书，不以书绳我；借书揣事，亦不就书泥书；提纲洁要，洞玄悉微，真可衙官孙、吴而奴隶司马诸人者矣。因思文成当年，讨逆藩，平剧寇，功名盖天地，智略冠三军，不过出此编之绪余而小试之耳。即厥后襄懋公诛徐海、擒汪直，几与文成争烈者，亦安知不从此编得力哉？
余遂欲请而读之，生生不许，曰：“先大夫鹿门先生与襄懋公同榜，相友善，入其帐中赞谋画而得此，传至今四世矣，相诫秘不示人。”予曰：“否！否！方今辽事未息，川祸又遍，当局者恨不能起文成、襄懋两公于九泉而用之，然两公不可得，犹幸之两公秘授在，则广传之，未必无读其书即继其人者，而文成不死于昔，襄懋再见于今也。”因请以付欹劂，龙飞天启囗元年，囗之冬。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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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批武经序
胡宗宪
余诸生时，辄艳慕阳明先生理学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也。通籍来，幸承乏姚邑，邑故先生桑梓地，因得先生之遗像，与其门下士及子若侄辈游，而夙念少偿，可知也。一日购求先生遗书，犹二千石，龙川公出《武经》一编相示，以为此先生手泽存焉。启而视之，丹铅若新，在先生不过一时涉猎以为游艺之资，在我辈可想见先生矣。退食丙夜读之，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敬为什袭，以识不忘。时嘉靖二十有二年岁在癸卯暮春之初，新安梅林山人胡宗宪漫识于舜江公署。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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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传习录引
陈九叙
传习有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旧矣。重刻者何？广先生之教也。先生崛起于越，特揭“致良知”三字振铎于世，百年敝学再回，风先生之功，于是为钜。说者未谙先生之旨，乃谓“致知列于八目，良知载在七篇，道斯尽矣”，为用文之。讵知提宗负教，谊非一揆；千言万语，要于其当，舍吾性于自有之真觉，寻世间不必有之文辞，自掷玄珠，珍其敝帚。毋论律诸圣教，当坐操戈，即使证诸考亭，亦讥逐影。而举世贸贸，罔识所归，使非晓然建标，裨之就轨，中流胥溺，其孰为之一壶哉？良工之心所以独苦，亦在乎学者之自得之而已矣。得其旨即颜氏子之终日言不为多，不得其所以立言之旨，即子贡之无言不为少。究而论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先生患后世言语文字之敝，而诏之趋学者。复以言语文字求先生之书，而失先生之所以教，则前刻已赘，兹刻奚为？故夫考衷于《传习》，以识其宗，参伍于《晚年定论》，以识其谬，而于是乎因考亭以得先生，因先生以得吾夫子一贯之旨也，亦在乎学者之自得之而已矣。论之定与不定，年之晚与不晚，未足深辨也。万历癸巳阳月既望漳平后学陈九叙撰。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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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评小引
茅震东
余不佞，方雍雍俎豆之不遑，奚暇谈军旅事？庖人尸祝之，闻者掩口耳，顾亦有说焉。窃以丈夫生世，如处子然，十年乃字。以前此身，未知何属？而要其频繁箕帚，宜家具之，讵待学而后嫁者哉？说者谓江左之乱，肇自清谈；梁国之变，由于佞佛。则何以故？课虚无而薄经济，正坡老所诋赋诗却敌者也。
先高祖宪副鹿门以明经起。其于公车举业之外，上自《典》、《坟》，下逮秕史，靡所不窥，而旁尤究心于韬略等编，谓夫修文事不废讲武，亦聊为盛世未雨之桑土也。厥后世宗末年，滨海州郡，悉罗倭患，而吾浙特甚。时有梅林胡公统戎讨贼，约先高祖为幕谋，抵掌运筹，如画地印沙，不崇朝而丑夷殄灭，斥其所出奇运智，往往与孙、吴合辙，而妙解其神。读书至此，乃真经济。已而携一《武经评》归，又梅林公所得于阳明先生之门者也。
渊源既遥，什袭亦久，方今东隅弗靖，九边诸臣，旦夕蒿目，即山林草泽间，罔不思效一得，以系单于颈。为今日计，莫若多读武书，可操胜算。昔季子相六国，而《阴符》蚤精；留侯师汉高，而《素书》先受；古未有揣摩无成而能佐霸王不拔之业者也。以藏书具在，不欲秘为家珍，敢畀梓匠，自付当事者之前箸，嵇叔夜有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芥子，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余大类之，庖人耶？处子耶？亦何暇计当世之掩口也！防风茅震东生生甫书。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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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传习录序
焦 竑
国朝理学，开于阳明先生。当时法席盛行，海内谈学者无不禀为模楷，至今称有闻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没，传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实际未诣，或以放旷自恣而检柙不修，或以良知为未尽而言寂言修，画蛇添足。呜呼，未实致其力而藉为争名挟胜之资者，比比皆是。今《传习录》具在，学者试虚心读之，于今之学者为异为同，居可见矣。此不独征之庶民难于信从，而反于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杨侯为翼州夺，修政之暇，思进厥士民于学，而刻是编，以嘉惠之语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观者，以爱人验侯，而又以易使验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于信都，而一洗承学者之谬，余之愿也。乃不揆而序以贻之。
（录自《焦氏澹园集》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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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年谱序
高攀龙
呜呼！道之不明也，支离于汉儒之训诂；道之明也，剖裂于朱、陆之分门。程子之表章《大学》也，为初学入德之门。今之人人自为《大学》也，遂为聚讼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
国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学出于一，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朱子之说《大学》，多本于二程；文成学所得力，盖深契于子静，所由以二矣。
夫圣贤有外心以为学者乎？又有遗物以为心者乎？心非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烬无非教也。夫然，则物即理，理即心，而谓心理可析、格物为外乎？
天下之道贞于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则虚无寂灭，卑之则功利词章。朱子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也。盖戒之严矣，而谓朱子之学为词章乎？善乎？
庄渠魏氏曰：“阳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见天下之弊于词章记诵，而遂以为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也，而不知其弊也，则未尝反而求之朱子之说矣。”
当文成之身，学者则已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乃益以虚见为实悟，任情为率性，易简之途误认，而义利之界渐夷，其弊也滋甚，则亦未尝反而求之文成之说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谓“玩弄”，以负其知也乎？
高攀龙曰：“吾读《谱》，而知文成之学有所从以入也。其于象山，旷世而相感也，岂偶然之故哉？”时攀龙添注，揭阳典史庄大夫致庵公以兹谱示而命攀龙为之言。攀龙不敢，而谓公之文章事业，蔑以尚矣，学士所相与研究公之学也，故谨附其说如此焉。
（录自《高子遗书》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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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
刘宗周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使三千年而后，不复生先生，又谁与取日虞渊，洗光咸池乎？
盖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本如是。其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而不能不蔽于物欲之私，学则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学》首揭“明明德”为复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离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体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
孔、孟既殁，心学不传，浸淫而为佛、老、荀、杨之说；虽经程、朱诸大儒讲明教正，不遗余力，而其后复束于训诂，转入支离，往往析心与理而二之；求道愈难，而去道愈远，圣学遂为绝德。于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传，曰“致良知”，可谓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吾心之知则圣人之无不知，而作圣之功初非有加于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则先生恢复本心之功，岂在孟子道性善后欤？
《传习录》一书，得于门人之所睹记语。语三字，符也。学者亦既家传而户诵之。以迄于今，百有余年，宗风渐替。宗周妄不自揣，窃尝掇拾绪言，日与乡之学先生之道者，群居而讲求之，亦既有年所矣。
裔孙士美，锐志绳武，爰取旧本，稍为订正，而以亲经先生裁定者四卷为《正录》。先生没后，钱洪甫增入一卷为《附录》，重梓之，以惠吾党，且以请于余曰：“良知之说，以救宋人之训诂，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见成，用良知太活变；高者玄虚，卑者诞妄。其病反甚于训诂，则前辈已开此逗漏。《附录》一卷，僭有删削，如苏、张得良知妙用等语，讵可重令后人见乎？总之，不执方而善用药，期于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赐言。”余闻其说而韪之，果若所云，即请药之以先生之教。
盖先生所病于宋人者，以其求理于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曰天理，一则曰天理，再则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实为此篇真骨脉。而后之言良知者，或指理为障，几欲求心于理之外矣。夫既求心于理之外，则见成活变之弊，亦将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是见成，而先生自谓“从万死中得来”，何也？亦本是变动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慎恐惧者”，是又何也？先生盖曰“吾学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尔，故又曰“良知即天理”。其于学者直下顶门处，可为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至朱子解“至善”，亦云：“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于此亟首肯。则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时株守旧闻者，骤诋之曰“禅”。后人因其禅也，而禅之转借先生立帜。自此大道中分门别户，反成燕越。而至于人禽之几，辄喜混作一团，不容分疏，以为良知中本无一切对待。由其说，将不率天下而禽兽，食人不已。甚矣！先生之不幸也！
斯编出，而吾党之学先生者，当不难晓然自得其心，以求进于圣人之道。果非异端曲学之可几，则道术亦终归于一，而先生之教所谓亘万古而尝新也。遂书之简末，并以告之同志。愧斤斤不脱训诂之见，有负先生苦心，姑藉手为就正有道地云。
（录自《刘子全书》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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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传信录小引
刘宗周
暇日读《阳明先生集》，摘其要语，得三卷。首《语录》，录先生与门弟子论学诸书，存学则也；次《文录》，录先生赠遗杂著，存教法也；又次《传习录》，录诸门弟子所口授于先生之为言学、言教者，存宗旨也。
先生之学，始出词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世未有善学如先生者也，是谓学则。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凡以使学者截去之〔1〕，绕寻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谓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说，远遡之精一之传，盖自程、朱一线中绝，而后补偏救弊，契圣归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谓宗旨。则后之学先生者，从可知已。不学其所悟而学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阴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顾，又其弊也。说知说行，先后两截，言悟言参，转增学虑，吾不知于先生之道为何如！间尝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时时权实互用，后人不得其解，未免转增离歧乎？
宗周因于手抄之余，有可以发明先生之蕴者，僭存一二管窥，以质所疑，既得藉手以就正于有道，庶几有善学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传之久而无弊也，因题之曰“传信”云。时崇祯岁在己卯秋七月望后二日，后学刘宗周书于朱氏山房之解吟轩。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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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原本脱“之”字，据《明儒学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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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集序
黄道周
有圣人之才者，未必当圣人之任；当圣人之任者，未必成圣人之功。伊伊殁而知觉之任衰；逃清者入和，逃和者入愿，至于愿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学。其时犹未有佛、老禅悟之事，辞章训诂之习，推源致澜，实易为功。而二圣人者竭力为之，或与鸟兽争胜于一时，或与乱贼明辟于百世。其为之若是其难也！
明兴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致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
孟轲崎岖战国之间，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于伊尹。祇诵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变学为觉，实从此始，而元圣之称，亦当世烂焉！仲尼独且退然，让不敢居。一则曰：“先觉者，是贤乎？”再则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觉知自任，辙弊途穷，亦不能辍弦歌，蹑赤舄，以成纳沟之务，必不得已，自附于斯文，仰托于后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删定大业，无所复施；虽以孟轲之才，不过推明其说，稍为宣畅，无复发挥，裨益其下，则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概可知也。
孟轲而后可二千年，有陆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别白义利，震悚一时。其立教以易简觉悟为主，亦有耕莘遗意。然〔1〕当其时，南宗盛行，单传直授，遍于严谷；当世所藉，意非为此也。
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虚，救之以实；天下病实，救之以虚。”晦庵当五季之后，禅喜繁兴，豪杰皆溺于异说，故宗程氏之学，穷理〔2〕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宋人之后，辞章训诂，汩没人心，虽贤者犹安于帖括，故明陆氏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虽然，晦庵学孔，才不及孔，以止于程；故其文章经济，亦不能逾程，以至于孔。文成学孟，才与孟等，而进于伊；故其德业事功，皆近于伊，而进于孟。
夫自孔、颜授受，至宋明道之间，主臣明圣，人才辈生，盖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陆文安不值其时，虽修伊尹之志，负孟氏之学，而树建邈然，无复足称。今读四明先生所为《集要》三部，反覆于理学经济文章之际，喟然兴叹于伊、孟、朱、陆相距之远也。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崇祯乙亥岁秋七月，漳海治民黄道周书。
（录自《黄漳浦集》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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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原本脱“然”字，据《王阳明集要》补。
〔2〕 原本脱“理”字，据《王阳明集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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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私祝跋
孙奇逢
人家子弟做坏了，多因无益之人，日相导引。近墨近朱，面目原无一定；多暴多赖，习气易以移人。余不敢以概天下之贤子弟，就余儿时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转徙难凭。日与饮者遇，而余之嗜饮也转甚；日与博弈戏谑者习，而种种之好，余亦不肯后于他人也。或时而对贤士大夫语夙昔之事、隐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尽，而洗刷之未到。迨贤士远，而便佞亲，则悠悠忽忽，故态又作。噫！友虽五伦之一，实贯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而妙其用；少年未经世故，此义尤为吃紧。
《私祝》数语，严切简明，直令宵人辈立脚不住。其子弟贤，当益勉于善；即不贤，或亦不至大坏极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定叛王，以一悟而师世学，以一胜而开封国，片言只字，无不足提世觉人。独取是篇而刻之，盖人未有不爱其子弟，而子弟之贤不肖，实于此判圣狂。敢以公之吾党士之共爱其子弟者。
（录自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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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传习录后叙
钱启忠
阳明先生良知之学，一时诸贤相与唱和，而天泉〔1〕证悟，直指人生未发以前本旨，随揭四语作宗门口诀，先生因言此最上一路。到此天机漏泄，千百年即颜、思未曾道及，固知先生非从万死一生中不能到，我辈非从万死一生中亦不能悟也，而议者浸生异同。夫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毫发千里。昔朱晦翁与陆象山先生讲学，反覆数千言，亦似格格不相入，晚而象山读晦翁“中流自在”及“万紫千红”诗，喜见眉宇，曰：“晦翁悟矣！悟矣！”两人卒成莫逆，迄无异同，造主鹿洞，剖析义利。时晦翁于义利关头岂尚未透？“独通身汗下，至冷月挥扇”。嘻，此孔门真滴血，又是格物物格良知透体真面目也。吾夫子不云无知乎？正谓良知上加不得些子，此意却为子舆氏觑著，故特举此二字示人，后来亦只就寻常语言读过，先生又拓出作提唱，且欲自渡渡人，而大旨载在《传习录》。
大凡学者传则有习，至于习倏而惘然自疑，既而划然自解，旋而确然主始信安身立命有下落处。我辈惟不能习，故不能疑，不能疑，故不能信。传有之，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而先儒亦言此道要信得及。余不敏，窃谓即信不及，幸且习而安之。诚时时提念，时时猛省，时时觉热汗淋漓，令无声无臭独知时，乾坤万有总摄，光明藏中，一旦贫儿暴富，当不学沿门持钵，向他人吃残羹剩饭也。因以金正希所手订者请之学宪云怡陈公付诸梓，以公同志，而赞数语于末简。崇祯三年上元日明山后学钱启忠识于问天阁。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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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原本误作“真”，据《阳明年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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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近溪语要序
钱谦益
自有宋之儒者高树坛宇，击排佛学，而李屏山之徒力相撑柱，耶律湛然张大其说，以谓可箴江左书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发药。于是聪明才辩之士，往往游意于别传，而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者，即于吾儒见之矣。
吾尝读柳子厚之书，其称浮图之说，推离还源，合于生而静者，以为不背于孔子。其称大鉴之道，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者，以为不背于孟子。然后恍然有得于儒释门庭之外。涉猎先儒之书，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严，任道之笃，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门之律师也。
周元公、朱文公皆扣击于禅人而有悟焉。朱子《齐居》之诗曰：“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得，固已超然于语言文字，亦岂落宗门之后？五花开后，狂禅澜倒，扫末流之尘迹，修儒行为箴砭，闷现之间，亦有时节因缘在焉，其微权固未可以语人也。本朝之谈学者，新会之主静，河津之藏密，固已别具手眼。
至于阳明、近溪，旷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发儒先之秘密，如泉之涌地，如风之袭物，开遮纵夺，无地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两公而始启其扃鐍，数其珍宝耳。李习之年廿有九参药山，退而著《复性书》，或疑其以儒而盗佛，是所谓疑东邻之井，盗西邻之水者乎？疑阳明、近溪之盗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两家语录之精要者，刻而传之，而使余叙其首。余为之序曰：
此非两家之书，而儒释参同之书，可以止屏山之诤，而息漠然之讥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禅合孟，则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
崇祯壬午涂月，虞山钱谦益叙。
（录自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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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先生全集序
徐元文
苏子瞻作《韩文公庙碑》，谓其气浩然独存。朱子叙《王梅溪集》，亦谓其得阳德刚明之气。余尝推论其说，以为天地所以运化无穷者，阴阳二气而已。人生而禀乎阳者，为刚健，为光明，为君子；禀乎阴者，为柔暗，为邪僻，为小人。此固若黑白之不容混，柄凿之不相入，体之为学术，发之为文章，措之为事功，亦各异趋，不可同也。孔子尝致慨于刚之未见矣。又孟子曰：“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盖刚者浩然之正气也。既有是气，又必养以充之。非是，则入于欲，入于欲，则学术、文章、事功之际虽或各有成就，然所谓客气而非正气也。考诸近代，若前明北地李献吉之才，始忤刘瑾，其后不能不屈于欲，与宁庶人交通，几陷大逆，其文章亦自崛强而不能进于古，殆亦客气使然也。是时姚江王文成公亦忤刘瑾，投荒万里之外，卒不自摧，挫后累任督抚，削平大寇。宁庶人之变，内通嬖幸，外结守臣，声生势张，动摇社稷。公经略措置，亲冒失石，不逾时而芟夷底定。由是嫉娼横兴，谗口噂沓。又能屏营惕息，深自敛退；处九三惕若之时，而不失乎刚健中正之体，惟其养之有素，故能措之皆得当。或乃谓其权诡纵横，抑何诬也。公少好读书，沉酣泛滥，穿穴百家，其文章汪洋浑灏，与唐宋八家抗行，归安茅顺甫定为有明第一，宋金华而下不论也。与北地同时者，茶陵李文正、新安程文敏，倡明古学，招致海内人士翕然归之。公屹起东南，以学术事功显而文章稍为所掩。顺甫出而公之文始有定论，几几乎轶茶陵、新安而上之，虽北地余焰未息，而学者知所向往。韩子云：“其皆醇也，而后肆焉。”公之文可谓醇而肆者矣。先在南荒时，究心《理窟》，一日忽省于格物致知之旨，此又孟子知言之学也，故能吐其所得，作为文辞。论者虽谓其杂于佛氏，然要不可谓尤其本者也。公五世孙天钧重辑而刻之，属序于余，故谨论其大略如此。康熙乙丑春三月昆山徐元文谨撰。
（录自道光丙戌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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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文集原序
马士琼
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谓能阐性命之精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匪异人任也。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钜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上承世德家学渊源，少而慧齐，长而敦敏，诸如子史百家、《阴符》韬略，年甫弱冠，博览无遗。又能兼总条贯，置身于金声玉振之林。自释褐成进士，即以讲学为己任，日与甘泉、龙溪诸公反复究论，苦心提撕，如《传习录》、《大学或问》诸篇，惟以正心诚意立其纲，知行合一阴其旨，一时执经问业者几遍天下。虽在迁谪流离、决胜樽俎之际，依然坐拥皋比，讲学不辍，俾理学一灯，灿然复明，上接尧、舜、周、孔之心传，近续濂、洛、关、闽之道统，继往开来，直欲起一世之聋聩而知觉之。迄今读夫子《语录》，有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望道未见之心，振箨发蒙之念，虽历千古而如见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与于此？武宗嗣统，年在冲龄，貂珰擅柄，流毒缙绅。端揆如刘、谢二公，及费、傅、方、胡诸君子，或罢归，或远戍，正气销沮，实繁有徒。而公以新进儒生，不避斧钺，申救言官，批鳞极谏。伊时逆阉丧志，誓不甘心，纵为鬼为蜮，一任鸱张；朝餐九子之烟霞，夕汎钱塘之雪棹，优游自得，何坦如也。即至播迁绝域，无不履险如夷，殆曰天意，夫岂人谋。未几，安化狂逞于始，宸濠继叛于后；破南康，陷九江，围皖城，欲顺流而捣金陵；江之西，江之南，裂焰横飞，人心风鹤，此乾坤何等时也。响非夫子捧抚闽之命，便宜行事，驻节吉安，勤王首倡，则宗社颠危，总不可问。卒赖以牵制之机，行间谍之计，进攻南昌，狐兔失穴，鄱湖一战，鲸鲵授首；早已握胜算于一心，真足砥中流而击楫者矣。后此南赣之役，顽民向化；两粤之役，苗峒格心；所与运筹调度者，不过文士属吏。初不专恃兵威，总以昭宣德化，金戈所指，告厥成功，非天下之神武，其孰能与于此？至若措辞运藻，含英咀华，固曰抒写性情，亦以阐扬义蕴。夫子笔具扛鼎，闳中肆外，诸如牌文符檄类，皆以至诚之念发为文章。置腹推心，贤愚洞见；中孚所格，信及豚鱼；即尾大如安宣慰，桀骜如卢受诸人，莫不回心革面伏絷军门。语云：“文之不宣，行之不远”，益于此而征之。区区登高作赋，遇物能鸣，又属公之绪余所不屑与春华秋实逐艳争绮者也，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与于此？虽然，琼窃因之而有感矣。言夫子之功，功在社稷；言夫子之德，德在觉民。即锡以茅土，隆以师保，谁曰不宜！然能褫逆瑾之奸魂，而不能销比匪之猜忌；能宣力于屏翰之中，而不能立身于庙堂之上；终使鞠躬尽瘁，殁而后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兴悲而后之凭吊者，不能无遗憾焉。卒之穆庙登极，进谥复爵，神宗继统，配享庙廷，正气以伸，公论以定。彼若彬若宁及新都、永嘉辈，久矣与草木同朽腐耳。视夫子之屈在一时，伸在万世者，其得失又当何如也！小子琼六世祖大宗伯紫岩公与太夫子大冢宰龙山公共直讲幄，同官南都，节义文章，谊存胶漆，家传九老一图，手泽依然，音容宛在，而先高祖越藩汝砺公、大参汝翼公，又与文成夫子同举制科，两世年谱，一时称盛。琼不肖，不能仰承先志，滥竽滕邑，败绩辕下。庚申岁，而公五世嫡孙天翁，继琼来宰是邦，云雷奕叶，敛合延津，回忆先宗伯图卷后序有云：“同僚之谊，交承之雅，有兄弟之情焉。”不图巧合百八十年以后，符契若此，亦足异也。所有夫子《集要三编》一书，先君子丹铅点阅，垂为世宝，而天翁亦以兵燹后旧板残缺，遍购不得，琼即以原本应之，并取卓吾先生年谱，合为全书，缺者补之，讹者正之，校对载余，始登剞劂。是役也，琳琅钟簴，仍复故观，云汉日星，载瞻遗范，不特天翁继述之孝思得以展尽，即小子琼私淑先型，益切羹墙之愿。从此正心诚意之学，良知良能之念，施于一家，扩之四海，则大地皆红炉，而人心无歧路，谓为王氏之球图也，可谓为天下万世之振铎也。可敢备述渊源而并及之，谨序。时康熙乙丑岁蜀果晋城后学马士琼敬书。
（录自道光丙戌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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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总目提要
纪 昀
臣等谨案：《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明兵部尚书、新建伯余姚王守仁撰。守仁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次《文录》五卷，皆杂文；《别录》十卷，为奏疏、公移之类；《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皆守仁殁后德洪所编辑。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纪》二卷，亦德洪与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为书，单行于世。隆庆壬申，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
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此书明末板佚，多有选辑别本以行者，然皆缺略，不及是编之详备云。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录自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零四别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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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先生书蔬证序
胡 泉
昔朱子改订《大学》，补《格物传》，以“格物”为下手功夫。王阳明先生复古本《大学》，议朱子补传为多事，以“致良知”为下手功夫。于是理家咸谓阳明之学出自象山。其所谓“致良知”，犹之象山主“尊德性”〔1〕而不尽然。观其讲学书中谓“象山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未免沿袭之累”，且申言知行原是一个之义。其词云：“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功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反覆详明，见象山之学有讲明，有践履，既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即非知行原是一个义，与良知之旨有差。要之以阳明之学拟诸象山，尚属影响。以阳明之学准诸朱子，确有依凭。盖阳明讲学，删不尽格物传义在外，而朱子注经，包得尽良知宗旨在内。惟朱子精微之语，自阳明体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学；惟朱子广博之语，自阳明会通之以归于致良知之效。然则《朱子全书》具在，他人读之而失其宗旨，不善读朱子之书者也。阳明读之而得其宗旨，善读朱子之书者也。抑又思之，设非朱子剖析知行，剖析尊德性道问学，剖析致中致和，剖析博文约礼，编为章句，勒为遗书，而订良知之诀者，竟曰知行合一，竟曰道问学即是尊德行，竟曰致和即是致中功夫，竟曰博文即是约礼功夫，为之解释，著于后世，使后之读者无先后之可寻，无体用之可辨，其遗误岂浅鲜哉？是阳明之学亦必附于朱子之学而并传，综而计之，拟而议之，则直以为阳明良知之学非出自象山而出自朱子云尔。
泉也不敏，于朱子、阳明之学从事有年，虽茫乎其未有得，而中心窃向往之。间尝即阳明之《古本大学》以参考朱子之《改本大学》，爰辑《古本大学汇参》一卷，又取阳明讲学之书，以证明朱子讲学之书，爰辑《王阳明书疏证》四卷，又录阳明所撰杂文依经立义者，仿前人《程子经说》之例，辑《王阳明经学拾余》一卷，又采阳明弟子所记语录《传习录》中说经各条，仿前人《朱子五经语类》之例，辑《王阳明经说弟子记》四卷。管窥之见，未敢自谓有当也。实应乔石林侍读尝记陆平湖论阳明之言曰：“其人则是，其学则非。”泉拟改其言曰：“其学则是，其词则非。”故凡阳明书中所谓“本来面目”，“正法眼藏”，“无所住而生其心”等语，旁涉佛书，借以发明者概不引证附和，俾后之愿学阳明之学者知所择焉。咸丰癸丑五月甲寅高邮胡泉自序。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藏《王阳明先生书疏证》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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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1〕 原本误作“行”，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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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集要三种序
严 复
丙午长夏，方君芑南、魏君蕃实重刊《阳明集要三种》成，诿复为之序。自念如复不肖，何足以序阳明之书？故虽勉应之，未有以报也。冬日邂逅江上，魏君又以为言，且曰：“非得序，无以出书。”既辞不获，则曰：“嗟乎！阳明之书，不待序也！”
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其言既详尽矣，又因缘际会以功业显。终明之世，驯至于昭代，常为学者宗师。近世异学争鸣，一知半解之士，方怀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谓吾国之积弱，以洛、闽学术为之因。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然则阳明之学，世固考之详而信之笃矣，何假不肖更序其书也哉！
虽然，吾于是书，因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随众人为议论者，可为天下正告也。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学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必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返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
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词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学于自然。自然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词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对待而后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火之必然，理欤？顾使王子生于燧人氏之前，将炰燔烹饪之宜，未必求诸其一心而遂得也。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于父而得孝之理也；如事君，非于君而得忠之理也。”是言也，盖用孟子万物皆备之说而过，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碍，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伦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者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之第一书者，真不佞所低徊流连，翕然无间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
魏君待吾言亟，则拉杂率臆，书以邮之。
（录自《王阳明集要》，民国十五年上海群学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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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书题辞
章炳麟
至人无常教，故孔子为大方之家。心斋克己，诲颜氏也，则能使坐忘不改其乐。次如冉、闵，视颜氏稍逡巡矣。及夫由、赐、商、偃，才虽不逮，亦以其所闻自厉，内可以修身，外则足以经国。故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随所挹饮，皆以满其腹也。宋世道学诸子，刻意欲上希孔、颜，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杰抗志为学。初在京师，尝与湛原明游，以得江门陈文恭之绪言。文恭犹以心理为二，欲其泯合，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徽国格物之论瓦解无余，举世震而愕之。
余观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其奋厉兼人如此。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此乃以子路之术转进者，要其恶文过，戒转念，则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己则无忮求，用世则使民有勇，可以行三军。盖自子路奋乎百世之上，体兼儒侠，为曾参所畏。自颜、闵、二冉以外，未有过子路者。晚世顾以喭蔑之，至文成然后能兴其界，邈若山河，金镜坠而复悬。
余论文成之徒，以罗达夫、王子植、万思默、邹汝海为其师。达夫言：“当极静时，觉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所止极；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所谓无在无不在，吾之一身乃其发窍，固非形质所能限也。”子埴言：“澄然无念，是谓一念，非无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谓生生之真机，所谓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二公所见，则释氏所谓“藏识恒转如暴流”者。宋、明诸儒，独二公洞然烛察焉，然不知“藏识”当舍，而反以为当知我在，以为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贵无首，而坤恶坚冰，资生之后，不能顺乾为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为坚冰，是为有首，所谓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识”非我，由意根执之以为我。然又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为主宰”，是固未能断意根者。所谓儒、释疆界邈若山河者，亦唯此三家为较然，顾适以见儒之不如释尔。孔子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教颜渊克己，称“生生之谓易”，而又言“易无体”，易尝以我为当在，生为真体耶？自宋儒已旁皇于是，文成之徒三高材，欲从之末由，以是言优入圣域，岂容易哉？岂容易哉？唯汝海谓：“天理不容思想，颜渊称‘如有所立，卓尔’，言‘如有’，非真有一物在前，本无方体，何可以方体求得？今不读书人止有欲障，而读书更增理障，一心念天理，便受缠缚。尔祇静坐放下念头，如青天然，无点云作障，方有会悟。”又言：“仁者人也，识仁者识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见，毋求其有相，唯求其无相。”此与孔子无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及释氏所谓“智无所得，为住唯识”者，义皆相应。然汝海本由自悟，不尽依文成师法，今谓文成优入圣域，则亦过矣。
降及清世，诋文成之学者，谓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远于孔、颜，其去子路无几也。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自文成三传至何心隐，以劫质略财自枭，藉令子路生于后代，为之师长，焉知其末流之不为盗也？凤之力不与雕鹗殊，以不击杀谓之德，不幸而失德，则变与雕鹗等，要之不肯为鸡鹜，审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倜傥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对哀公，则独取十五儒为主。汉世奇村卓行若卢子干、王彦方、管幼安者，未尝谈道，而岸然与十五儒方，盖子路之风犹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学虽修，降臣贱士亦相属，此与为盗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与倡优为伍亦幸矣。当今之士，所谓捐廉耻负然诺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释之同异，与夫优入圣域以否，于今为不亟，亟者乃使人远于禽兽，必求孔、颜以为之师，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则又多义解，少行证，与清谈无异。且佛法不与儒附，以为百姓居士于野则安，以从政处都市涉患难则志节堕。彼王维之不自振，而杨亿、赵扑之能确然，弃儒法与循儒法异也。徒佛也，易足以起废哉？径行而易入，使人勇改过促为善者，则远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术为上方孔、颜，下拟程伯淳、杨敬仲，又非谓儒术之局于是也。起贱儒为志士，屏唇舌之论以归躬行，斯于今日为当务矣。
虽然，宋儒程、杨诸师，其言行或超过文成，末流卒无以昌狂败者，则宋儒视礼教重，而明儒视礼教轻，是文成之阙也。文成诸弟子，以江西为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极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礼议起，文成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为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诌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肆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传习录》称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事者，世儒祗讲伯学，求知阴谋，与圣人作经意相反。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车门降，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正使子路要之，将无盟而自至，何窃议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责人阴谋，文成犹不任是也。夫善学者，当取其至醇，弃其小漓，必若黄太冲之持门户，与东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为一先生卫，惧后人之苛责于文成者，甚乎畴昔之苛责于宋贤矣。中华民国十三年孟秋，余杭章炳麟。
（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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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
梁启超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餍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蓝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牵牵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盖体例然也。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
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酵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
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赜纷乱者，一一鉤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术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释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
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倘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录自余重耀编《阳明先生传纂》卷首，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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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考：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
钱 明
王阳明不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名人，更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近年来，国内外的阳明学研究发展较快，日本继一九七四年出版十二卷本的《阳明学大系》后，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十卷本的《王阳明全集》译注本，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王阳明的故乡余姚市也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讨论会，并且在日本著名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博士等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协助绍兴县修复了王阳明墓。以此为契机，我们浙江学者希望能向国内外学者提供一部最新最全的《王阳明全集》。以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此，我受命查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余姚的几家图书馆和藏书楼，并利用在日本九州大学访问研究之便，查阅了九州大学图书馆，和名古屋市蓬左文库等，对王阳明著作作了初步调查。现就《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谈几点看法，以求方家赐教。
现存《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即《语录》、《文录》、《续编》和《附录》，而每个部分又都有各自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
一、《语 录》
《语录》又称《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十二月，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时门人徐爱亦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阳明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徐将所闻辑为《传习录》一卷。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存十四条）及序二篇（今存一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其中薛录三十五条，陆录八十条），刻于江西赣州（简称薛本），并用徐爱所用“传习录”命名之。“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篇：“传不习乎？”朱熹《论语集注》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徐爱使用此词，当采朱子之意。但据陈荣捷先生言，徐爱所录，决不止十四条。可有两证。一则徐爱短跋所举阳明《大学》诸说如道问学与尊德性一题，不在该录之内。二则《续刻传习录》徐爱序后有云：“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录者。不幸曰仁亡矣，录亦散失。今之录，虽全非其笔，然其全不可得云。”可知徐爱所录，已经散失若干（《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八）。由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三卷即今《阳明全书传习录》之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十月，南大吉得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一），遂将薛侃所刻《传习录》三卷作为上册，己所得阳明论学书之另刻本续为下册，命其弟逢吉“校续而重刻之”，成《续刻传习录》二册（二）。《阳明全书》卷二十一《答王门庵中丞》谓：“谨以新刻小书二册奉求教正”，即指此也（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九）。然据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及钱所编《阳明年谱》嘉靖三年载，南大吉实取阳明论学书八篇（现中卷实录九篇，即《答徐成之》二篇、《答人论学书》（三）、《启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第一书。故钱序恐有误），“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今浙江绍兴）”。后该“五卷”本又经钱德洪“增录”（即补入《答聂文蔚》第二书）、“去取”（即把《答徐成之》二书移置《外集》），并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附录于后，又易论学书为问答语，辑成今全书本《传习录》之中卷（参见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
钱《续刻传习录序》所谓：“洪在吴时（嘉靖十四年），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即下册），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即指此事。
另日本阳明学大师佐藤一斋亦曾藏有南本《传习录》二册，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重刊本。但此本上册分为四卷，除薛本三卷外，又增补《答欧阳崇一》一篇、《答聂文蔚》二篇为卷四。下册亦分为四卷，增补了《答柴墟书》二篇，《答何子元书》、《答罗念庵书》、《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佐藤氏认为：“上册所收讨论之书仍系门弟子旧录，下册四卷则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续而刻之是也。……则薛刻于虔者四卷，而南刻于越者亦四卷也。其（指《阳明年谱》）曰三卷、曰五卷者谬矣。《年谱》又以《答顾东桥书》系之嘉靖四年乙酉，《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第一）书系之五年丙戌，而元善续刻则嘉靖三年甲申矣。续刻之为甲申，正与南序合，乃知三书之在乙酉、丙戌亦并谬矣。”（《传习录栏外书》卷上）
但佐藤氏所据之南本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之原刻本，而是经南本人或他人增补过的改编本。证据有二：
其一，刊于正德十三年的薛本不可能收录《答欧阳崇一》书，因为《答欧阳崇一》书载有“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句，“辛壬之岁”即指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间。又载有与阳明《启周道通书》内容一样的一段话：“《系》言‘何忠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启周道通书》据陈荣捷先生考证，作为嘉靖三年春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二二），而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就把此书收入了《续刻传习录》。故知阳明解释《系辞》“何思何虑”的思想，当形成于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间，而记载该思想的《答欧阳崇一书》亦必作于此时间无疑。
其二，《答聂文蔚》二书作于嘉靖五年后乃确凿无疑。其中第一书中如“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卷卷”等语，即指嘉靖五年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江首次拜见阳明之事（四）（参见《阳明年谱》〔嘉靖五年〕条及《阳明全书》卷六《与陈惟浚》）。后聂豹在《启阳明先生书》中也记录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复迄今，两易寒暑矣”（《聂双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怀念之语。因阳明当时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书中又有“咳疾署毒，书劄绝懒”等语。而第二书则录有聂豹作于嘉靖七年的《启阳明先生书》中的一些话，如“文蔚曰：‘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等，又阳明逝世于该年，故知第二书必作于嘉靖七年。由此可见，《答聂文蔚》二书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正因为佐藤一斋所据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的原刻本，所以在其得出的结论中也就有错断（如《答聂文蔚》第一书，《年谱》之记载并没有错）和论据不足（如《答欧阳崇一》、《答人论学书》（五），《年谱》的记载的确有误，但佐藤氏所据本身却不能成立）之处了。
至于钱德洪所依据的南本以及其所编著的《阳明年谱》之记载，亦有诸多可疑之处。例如：
（一）钱所据南本凡九篇，其中收有成于嘉靖五年后的《答聂文蔚》第一书。可见该南本亦恐非南大吉之原刻本。日本学者今井宇三郎为证明钱所据南本为原刻本，而提出了“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的原型南本并未完成，要到一五二六年才能完成南本”（斯文载一九四五年合并号《全书本传习录考》）的推测。但至今国内外的阳明学者尚未找到能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
（二）《年谱》载“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佐藤一斋谓南本乃四卷，“曰五卷者谬矣”。陈荣捷据日本三轮执斋《标注传习录》所言，又以佐藤氏之说为误。笔者认为，因钱德洪、佐藤一斋、陈荣捷所据之南本皆非南大吉之原刻本，因而所谓五卷、四卷说都未必可靠。阳明本人及南本序言都只说“二册”，而未言卷数，故以存疑为妥。
《续刻传习录》另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未见）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衡湘书院重印本。前者分六卷。前三卷为徐爱等所录，与今本《传习录》上卷同。后三卷收录了《答徐成之》二书、《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答罗整庵书》和《答友人论学书》。后者乃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全书分七卷。前三卷同于现通行本之上卷。后四卷收有《答徐成之》二篇、《答罗整庵少宰书》、《答人论学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示弟立志说》及《训蒙大意》九篇（均成书于嘉靖三年前〔六〕）。卷首除载有南大吉原序外，还载有嘉靖三十年孙应奎序，卷末有蔡汝楠后叙。孙序和蔡叙均谓此录乃阳明手授孙，孙按部至衡，令蔡刻于石鼓书院。佐藤一斋云：“《立志说》、《训蒙大意》并系大吉所录。”（《传习录栏外书》卷中）不知何据。但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未提《立志说》和《训蒙大意》，也未必可作为南大吉原刻本所收篇目之证据。比较诸本，笔者较同意日本学者大西晴隆的推断，即唯蔡汝楠校刻本保持了南大吉初刻本的原型，其他诸本均为南本之改编本或续补本（参见日本明德出版社《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事实上，自嘉靖三年南大吉《传习录》刻本行于世后，确有不少学者对其作过校正改编。如嘉靖七年，聂豹、陈九川就对《传习录》“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闽”（《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重刻传习录序》）。故阳明弟子王宗沐谓：“《传习录》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万历年间）沐乃请于两台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传习录诸序》，日本硕水文库藏钞本）正因为各种版本相互混杂，从而使钱德洪在重编《传习录》时，也无意中把改编本当作了原刻本。而后世又以钱序为据，以致错上加错。
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钱德洪、王畿赴广信奔阳明师丧，讣告同门，收录阳明遗言。三年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钱“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千条”（钱德洪《传习录》下卷跋）。然当时“未敢示人，不意为好事者窃录”（《阳明全书》卷三十六钱德洪《论年谱书》）。嘉靖十三年，德洪主试广东，其录已入岭表。书未遂（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钱绪山行状》）。嘉靖三十三年，同门曾才汉得钱氏手钞本，复傍为采辑，名曰《阳明先生遗言录》，刻行于湖北江陵〔七〕。后德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今安徽宣城一带）之水西精舍”（《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传习续录》嘉靖三十三年间东刻本卷首所载钱德洪序亦有此事之记载，但时间和过程有异。序云：“洪在吴（今苏州）时……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嘉靖三十二年），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转引自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钱德洪游于湖北蕲春崇正书院，又应沈宠之请，“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和大西晴隆《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皆以“易中卷”为易今本《传习录》之中卷，此说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钱德洪在《传习续录》序里明确说，嘉靖十四年在吴时，已将南大吉所录中卷易为问答语。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后再易中卷为问答语。
第二，钱德洪跋语所谓“复取逸稿……增刻之”，指的是增刻《传习续录》，而非指增刻今本《传习录》三卷，故所谓“中卷”只能是《传习续录》之中卷。
第三、跋语明确说，逸稿中有《文录》既载者，皆删去。可见在钱所得阳明遗言里，有与《文录》重复的论学书。钱也许删去了既载者，而易其他论学书为问答语。
第四，钱《传习续录》序谓“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后跋语又谓“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故《传习续录》当为三卷〔八〕。所谓“易中卷为问答语”，显然是指该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传习续录》与嘉靖三十五年“补遗”的部分，即今本《传习录》之下卷。收有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及钱德洪所录一四二条语录，其中第一条至一一五条是《传习续录》，第一一六条至一四二条是“补遗”部分。下卷内容比前两卷博杂，且没有像前两卷那样经过阳明的亲自审阅。钱德洪担心这会使读者“之趋不一”，故特要求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即体会其精神实质，以为这样就能“无疑于是录矣”（《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但结果还是引起了许多分歧。如顾应祥见《传习续录》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疑为门人传录之伪”（《理学宗传》卷二十一），故作《传习录疑》。黄宗羲在评价黄省曾时也说：“《传习后录》有先生所记数十条，当是采之《问道录》（黄省曾著有《会稽问道录》十卷）中，往往失阳明之意。然无如仪、秦一条云：‘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耳。’……仪、秦打入情识窠臼，一往不返，纯以人伪为事，无论用之于不善，即用之于善，亦是袭取于外，生机槁灭，非良知也。安得谓其末异而本同哉？以情识为良知，其失阳明之旨甚矣。”（《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识为良知”的内容，还可举出不少。因此，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传习录》下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著作，而受后世学者推崇的则是《传习录》中卷。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见居多，而下卷则殁后钱绪山之徒撰录之。惟此卷晚年亲笔，纯粹无可疑者”（东正纯《传习录参考》，载《泽泻先生全集》上册）。
综上所述，现存《阳明全书》中的《传习录》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辑之原本，中卷为南大吉所辑后经钱德洪等人增补去取的改编本，而下卷则是诸门人采集后经钱德洪择选、重编后的删节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宪刻《传习录》，首次将三卷合刻。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谢廷杰在汇刻《王文成公全书》时，删去了《传习录》中的《示弟立志说》，又为证明王阳明时“与朱子无相缪戾”（附录《朱子晚年定论》），而约钱德洪把《传习续录》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论》（成书于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钱德洪增录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于嘉义书院）附于《传习续录》后（另还附录了钱德洪附录之引言和袁庆麟正德十三年所写的《晚年定论跋》），遂成今《传习录》之原貌。
二、《文 录》
《文录》包括《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外集》九卷。据《阳明年谱》载，嘉靖六年四月，邹守益流谪安微广德，“录（阳明）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后钱德洪掇拾所遗文字请刻，阳明不许。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阳明许刻。于是附录一卷于邹守益所辑《阳明文稿》后，凡四册，世称广德版。阳明殁后，德洪作《讣告同门》曰：“逾月之外，丧事少舒，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凡我同志，幸于夫子片纸只语，备录以示。”（《全书》卷三七）后又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阳明年谱》“嘉靖十四年”条），并与欧阳德等人汇编成《阳明存稿》数十卷。嘉靖十一年，德洪将存稿携之苏州，与黄省曾“校定篇类”，分《正录》、《外集》和《别录》，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由闻人诠初刻于苏州，名曰《阳明先生文录》（见黄绾《阳明先生文录》序），世称姑苏版。嘉靖三十六年，唐尧臣据胡宗宪之命，重刻《文录》于杭州天真书院。广德版是姑苏版的雏形，但广德版只以年月为次而不分体类，姑苏版则有了改进。
关于《文录》的编类问题，当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黄绾等人认为：“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但邹守益等人则认为：“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钱德洪两头为难。他一方面“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欲不尽录，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读者获可以验其悔悟之渐。后恐迷其岁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采取“两是而俱存之”的办法，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均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以上是编类，至于目次，钱德洪则遵循王阳明“此编（指《阳明文稿》）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同上）的遗训，“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以使善读者能体悟阳明的“悔悟之渐”。
因此，由钱德洪所编订的《阳明文录》，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全书》不能称其“全”。因为《全书》的主要内容是《文录》，而《文录》中一概不收与阳明思想体系不符的论著，至少王阳明早年“泛滥于词章”，继则笃信朱子格物之说的“未定之论”，均被钱氏删去了。其他据钱氏自己说，凡阳明“应酬诸作”，亦“多不汇入”（见《全书》卷二十九钱德洪序）。所以《全书》除《上国游》外均为阳明三十一岁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的作品，仅《正录》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岁以后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见，编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阳明的全部著作，从而如实地反映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想把《阳明全书》作为王门及整个社会的教科书，以达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第二、编类不能称其“善”。因为钱德洪以己见选编“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若以时间为界，钱氏的原则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阳明五十岁）以后文字（即所谓《晚年定论》）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全书》卷二九钱德洪序）。辛巳年，是王阳明在南昌开始揭示“致良知”学说的时候。尽管实际上钱德洪并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阳明三十八岁）为界进行编类的。但己巳年是阳明居贵阳讲学而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与朱子分庭抗礼的“知行合一”说的时候。因此，可以说，钱德洪的编纂原则是按照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建立期（一五零九年）尤其是完成期（一五二一年）来进行分类的。由于钱德洪只顾区分“晚年”与“早年”、“定论”与“未定之论”，而不顾全书体裁上的统一，因而给读者造成了许多麻烦，加之后来补刻的《文录续编》，使全书在结构上显得更加杂乱。因此，明代王畿编的《王文成公文选》，道光六年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清代俞嶙编的《阳明先生全集》，日本承应二年编的《王阳明先生文录钞》，民国二十四年编的《王阳明全集》等，都在分类结构上对《全书》作了适当调整和改编。
第三，目次排列能够称其“佳”。因为钱德洪不仅依年月顺序编目（主要是《正录》和《外集》部分），而且大致按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展阶段分卷。譬如他把《正录》卷二（今《全书》卷五）断自正德辛巳年，就是以“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刻文录叙说》）为根据的。这样就使读者对王阳明中后期思想的演变过程一目了然。至于所录诗赋，亦基本上按照王阳明生平活动为序，从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乡作《归越》诗，到嘉靖六年平广西思、田之乱作《两广诗》，共分十五个时期，史迹清晰，条贯缕析。
三、《续 编》
《阳明全书》的编辑方针，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嘉靖十四年前后，编者惟以提揭人心、讲学明道为要，故“自滁以后（阳明四十二岁）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刻文录叙说》）。但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由于王阳明的地位和影响直线上升，甚至被作为新的偶像而加以崇拜，因此其所有文字都显得相当珍贵，正如胡宗宪所说：“凡先生生平之作，虽一字一句，皆视为连珠拱璧，弃之不忍。”（《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序》）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钱德洪亦逐渐改变了不收“未定之见”、“应酬诸作”的态度。嘉靖四十年，他将阳明作于弘治初年（三十岁以前）的《上国游》汇编成《文录续编》一卷（今《全书》卷二十九），单独刊刻。
嘉靖四十五年，钱德洪又把新收集到的《大学问》（成书于嘉靖六年）、《五经臆说》（成书于正德三年）及序、书、记、疏等汇编成《文录续编》六卷（今《全书》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连同阳明幼子王正亿编录的《阳明先生家乘》三卷（后更名为《世德纪》，今《全书》卷三十七、三十八），由嘉兴知府徐必达合刻（见《阳明年谱》“嘉靖四十五年”条）。据说《五经臆说》原有四十六卷，是阳明用心学理论研究《五经》的心得体会，并未传授学生，特别是后来其“致良知”思想形成后，功夫力求简明扼要，自认为《五经臆说》有支离烦琐的毛病，更不愿传授学生。学生请示，阳明笑而拒之曰：“付秦火久矣。”（《全书》卷二十六）所以钱德洪《续编》所收的《五经臆说》十三条，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
隆庆四年，钱德洪为弥补早年“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全书》卷三十钱德洪序）的做法的“失误”，同意把由沈启源搜集编订的《三征公移逸稿》四卷作为《文录续编》增刻之（今《全书》卷三十、三十一）。其中卷三十一又分为上、下两卷。下卷所收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是阳明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时作〔十〕。嘉靖二十九年张峰据阳明继子王正宪原本重刻于溧阳嘉义书院（见《阳明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九年”条）。后钱德洪将该文既刊本原封不动地附录在体裁完全不同的《三征公移逸稿》后。这说明他编辑《文录续编》的方法远不如其编订《文录》时那样严谨。因此，一九八六年日本学者在译注《王阳明全集》时，为保持体例上的统一，特将《山东甲子乡试录》移置《外集》之后。
四、《附 录》
现存《阳明全书》的《附录》部分主要由《年谱》和《世德纪》组成。《世德纪》包括《阳明先生家乘》和湛若水、黄绾等人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行状、祭文等。《年谱》部分除正文外，还附有沉启源收集的钱德洪、王畿等人的五篇《年谱序》和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二十篇《论年谱书》。
《阳明年谱》最早是由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分头搜集材料，邹守益汇总。嘉靖二十六，钱德洪在嘉义书院率先完成了自阳明出生到谪龙场的一段年谱。十年后，邹守益委托钱德洪续其后，并编著了《王阳明先生图谱》一册。嘉靖四十一年，钱德洪与胡松赴江西安福丧吊邹守益，顺便将初稿拿到吉安，“就正于念庵（罗洪先）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删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浙江图书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有藏，卷首载“钱德洪编述，王畿补辑，罗洪先制删正，胡松等校正”）。隆庆二年后，钱德洪又对《年谱》作了一次增订，并补录了《年谱附录》一一卷。增订本（今《全书》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在内容上与天真书院本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地方有繁简之别。例如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阳明与其父海日翁的一段对话，与《世德纪海日先生行状》有不少重复之处，增订本便将这部分内容删去了一大半（参见《王阳明全集》等九卷，福田殖《解说》，日本明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另外又在“旧谱”（即天真书院本）后附录了由程启源收集的诸《年谱序》和《论年谱书》（今《全书》本卷三十五之内容）。
至此，王阳明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年谱的编纂工作，经过其门人尤其是钱德洪数十年的努力，算是基本完成了。以后各类语录本、选集本、评注本及年谱传记本，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些重新选编、评注、刻印的工作。现存《阳明全书》，就是在钱德洪等人苦心经营的基础上，由《传习录》、《传习续录》、《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年谱》及《世德纪》等整合而成的。自隆庆元年明穆宗赐封王阳明以后，浙江佥宪唐尧臣“尝谋刻（《全书》）未遂”（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隆庆六年，侍御谢廷杰“奉命按浙，首修（阳明）公祠，置田以供岁祀。已而阅公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惧夫四方正学者弗克尽读也，遂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谢廷杰在全书结构上稍稍作了些调整。他除了让钱德洪把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附录于《传习录》下卷后外，还将《外集》压缩为七卷（原九卷）、《续集》压缩为六卷（原十卷）、《世德纪》压缩为二卷（原三卷）、《年谱》压缩为三卷（原七卷）。这样，加上原来的《传习录》三卷、《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共合三十八卷，简称隆庆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藏）。
注 释：
（一） 据南大吉序云：“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上）可知南大吉所得乃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而所谓“问答之辞”，即薛侃所刻之《传习录》。逢吉所重刻的《续刻传习录》，乃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与阳明门人所另刻的论学书之合刊本也。
（二） 据王阳明嘉靖五年《寄陆原静书》（载《阳明全书》卷六）。又可名为“传习后录”。
（三） 钱德洪序作《答人论学书》。日本版本多从之。《全书》等本则用《答顾东桥书》。佐藤一斋谓：“此书拔本塞源，辩论痛快，使人惭伏无辞也。此书传触，恐或辱东桥，故为匿其姓号耳。刻此录时，东桥尚健在。”（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卷中）
（四） 有人误认此句意指“嘉靖元年二月，（阳明）因龙山公卒而病，揭帖于壁，谢绝见客，不得已而见者，亦不论说”又错断聂豹与阳明初次见面的时间是正德十六年或嘉靖元年（见《浙江学刊》一九九零年第四期《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故该文提出的成书于嘉靖二年的推断恐不能成立。
（五） 关于《答人论学书》的辨正，可参见笔者《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一文（载《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六） 《示弟立志说》现收录于《全书》卷六，并在文下注云乙亥（正德十年）作。王懋竑《自由草堂存稿》曰：“右阳明先生《立志说》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三矣。《文集》注云乙亥作，卷编集者未尝见此本，而据其藁，以意定去，故不合。”（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中）
（七） 据吉田公平《传习续录的编纂》一文所说：《阳明先生遗言录》分二卷，上卷卷首记“门人金溪黄直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五十五条；下卷卷首记“门人馀姚钱德洪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亦五十五条。
（八） 王宗沐《传习录序》亦可为《传习续录》三卷之佐证。序中所谓“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即指薛侃则刻三卷，南大吉刻五卷，钱德洪续刻之三卷也。
（九） 另一原因是王阳明学说在正德十六年以后被明令禁止，所以要想收全其全部著作并非易事，仅靠门人、民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十） 该文《全书》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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