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泽尔博士建议，为了莱尔和艾瑞克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找个机会一起到他的办公室，把双命谋杀案的前因后果讲讲清楚，并录进磁带。这样万一今后兄弟俩果真犯在了警察手里，也好在法庭上有个说法。
季罗米·奥泽尔博士有一个漂亮的情人，叫珠黛蓉·史迈斯，37岁，自己开了一家音像商店。奥泽尔博士的夫人也是一位心理医生，和丈夫就在同一所诊所里工作。有时候当奥泽尔夫人不上班时，季罗米会让珠黛蓉·史迈斯来诊所里帮帮忙。
1989年12月11日，莱尔和艾瑞克一起来到奥泽尔博士的办公室，录下了有关谋杀案的全部经过。在这次“正式”的录音之前，季罗米·奥泽尔曾征得蒙纳戴兹家的律师基诺德·查理夫的同意。为防不测，奥泽尔博士事先安排珠黛蓉·史迈斯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监听，如有变故，马上打911报警电话。
在此之前的11月17日，两位警探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找艾瑞克的朋友克莱格·西那若利谈话。
克莱格说，谋杀案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他和艾瑞克在一起。艾瑞克忧心忡忡，一脸的惆怅。自从父母双亡以来，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突然，艾瑞克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克莱格明白他指的是谋杀事件。
艾瑞克说，案发那天晚上，他和莱尔回家取他的假身份证，看见霍塞和凯蒂正在昏暗的起居室里对着电视打瞌睡。哥儿俩出来走到停车的路边时，莱尔对艾瑞克说：“咱们干吧。”艾瑞克也觉得这个机会不错，007电影本身就是打斗片，电影中的音响正好可以遮盖枪声。
//
---------------
共父其子(11)
---------------
兄弟俩商定，由莱尔射杀父亲，艾瑞克干掉母亲。艾瑞克告诉克莱格，他们从车里取了枪再次回到起居室，莱尔先举枪射击霍塞，又绕到沙发后面抵在父亲的头部打了一枪，但艾瑞克一直不敢向母亲开枪，当凯蒂起身准备逃离时，莱尔对准她连射数发。
克莱格记得艾瑞克说：“等到我觉得我母亲已经死了，我才朝她开了两枪。”
克莱格·西那若利告诉两位警探，艾瑞克讲完了这些之后，好像心情变得比较轻松了，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微笑。艾瑞克对克莱格说：“这完全有可能发生，对不对？”所以克莱格闹不明白艾瑞克所说的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他随口编的。
警方也不能肯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经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分管此案的律师们商量后，决定在克莱格·西那若利的身上安装微型窃听器和录音机，想办法把艾瑞克的话录下来。
11月29日，克莱格约艾瑞克到一家餐馆吃晚饭。当话题终于谈到谋杀案时，艾瑞克漫不经心地说，他以前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信口胡言，他和莱尔与其父母的死亡毫无关系。
警方调查的另一条线是凶器的来源。莱斯·佐易勒请司法部有关当局提供了一份洛杉矶地区所有出售枪支的商店目录，打印出来竟有厚厚的80多页。巴维列山庄警署派专人逐一走访，不但查了蒙纳戴兹兄弟的名字，还查了他们的朋友们，因为莱斯·佐易勒认为，莱尔和艾瑞克很可能用别人的名字买枪，但结果一无所获。
与其说蒙纳戴兹兄弟做下了一桩“完美”的案子，不如说他们碰上了好运气。警方没有在当天夜晚仔细盘查莱尔和艾瑞克，没有马上让他们做弹药残迹试验，也没有及时搜查他们在作案前后所使用的艾瑞克的福特轿车，以至于第二天兄弟俩能够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取走车里的证据。警方没有想到检查蒙纳戴兹夫妇的电脑，使莱尔得以顺利地销掉遗嘱和其他文件。心理医生奥泽尔夫妻知道了案情的真相后，也没有打算向警方报告……
然而，这两名案犯的“运气”到底也有“气数已尽”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使他们终于栽进了监狱。如果真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很难说清楚这种“偶然”之中到底隐含了多少“必然”。
1990年3月初，季罗米·奥泽尔医生和珠黛蓉·史迈斯之间发生了一些情人中少有的怄气和争吵，导致这对多年的相好分道扬镳。3月5日，珠黛蓉一时冲动去了警署。
3月7日，莱尔·蒙纳戴兹和两位朋友一起从普林斯顿飞回洛杉矶。这次他们是要去追回艾瑞克被那个音乐会贩子骗去的4万美元。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登机之前，莱尔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巴菲罗先生”鸡翅膀店，那边的员工说，在他们三人离开后不到一小时，来自巴维列山庄警署的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到了店里。
飞机上，莱尔拿出1400美元和一张印有蒙纳戴兹家律师基诺德·查理夫的姓名电话的名片，交给坐在他旁边的格伦·史蒂汶斯。莱尔告诉格伦，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请格伦用这笔钱把他保释出来，还说基诺德·查理夫和奥泽尔博士“知道所有的事”。
3月8日清晨，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往常一样到诊所上班时，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已经带着一纸搜查令候在了门口。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两名为本案工作了半年之久的警探终于听到了案犯亲口讲述的案情。事后，奥泽尔博士的17盘盒带和7页笔记被依法送到位于桑塔莫尼卡的洛杉矶地区法院封存。至于警方能否将它们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或者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对蒙纳戴兹兄弟是否仍然有效，要等候法官的裁决。
同日上午，丽维娱乐公司的董事会议听取了凯尔-肖勒-福尔曼-赫斯-翰德伦联合律师事务所提交的调查报告。自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以来，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狂跌。因为在警方最初的调查中，该公司上上下下对原总裁霍塞·蒙纳戴兹怨声载道，但不久之前，公司董事会又一致决定给霍塞加官晋禄。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不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也招来了外界一派谣言。尤其是，董事会刚为霍塞投保了巨额的“核心人物”双重人寿险。人们怀疑丽维娱乐公司有什么内部黑幕，更怀疑公司涉嫌谋杀，股东们纷纷要求公司的管理层给出一个交代。丽维娱乐只得以重金聘请了那个名字中有五个姓氏的律师事务所为他们进行调查。
事实上，这次的董事会议是律师事务所提议召开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关于案情的最新进展。律师们在会上告诉公司的董事们，根据巴维列山庄警署提供的信息，蒙纳戴兹兄弟是本案的首要嫌疑对象。律师们还说，他们相信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不久即会被拘捕。
这天中午一点刚过，莱尔和他的两位朋友正准备出去吃午饭。他们坐进停在前门车道上的艾瑞克的骑手牌吉普。这次他们要去的地方又是“奶酪蛋糕工厂”酒吧。
莱尔把吉普车开出大铁门，刚拐上榆树路，据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格伦·史蒂汶斯回忆说，他立即觉得四周好像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没容他细想，便看见南面正前方榆树路的下端横停着一辆闪烁着紧急灯的蓝色福特——警车。
莱尔猛然刹车，把操纵杆从驾驶推到倒车挡。情急之中他甚至没顾得上看一眼后视镜，一踩油门便撞上了后面紧跟上来的一辆有警徽图案的大卡车。
//
---------------
共父其子(12)
---------------
一时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了那么多的警车，把骑手牌吉普团团围在了当中。格伦记得他听见有人喊：“下车！”“趴下！”格伦的身子刚贴到地面，手腕上马上一阵冰凉。他也被铐起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警察命令格伦站起身来，他这才看见他的朋友莱尔·蒙纳戴兹被推进了一辆警车。等那辆蓝色福特冒着一溜青烟从视野中消失后，有人过来打开他的手铐，告诉他可以走了。
事后，格伦·史蒂汶斯听说，警方没有到蒙纳戴兹家中逮捕莱尔，是考虑到他的祖母、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住在那里，他们不希望当着老人的面带走她的孙子。格伦还听说，警方本来计划将兄弟俩一并逮捕归案，但听说莱尔很快又要离开洛杉矶，只得先下手将他擒了。
这时候，艾瑞克正和他的教练马克·霍飞南在以色列参加国际网球公开赛。
莱尔·蒙纳戴兹先被带到西好莱坞警署登记、拍照、验指纹等，而后送进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洛杉矶地区男子监狱。当天下午，洛杉矶地区检察长依拉·芮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们，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动机“是贪婪”。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但根据我们在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多年办案的经验，1400万美元足以使某些人产生杀人念头。”至于检察长签署逮捕令的凭证，因为涉及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录音带和笔记，依拉·芮勒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以后的几天几夜，是莱斯·佐易勒一生中最焦急烦躁的时日。媒体推测，在天高皇帝远的中东地区，艾瑞克若要潜逃易如反掌。不少报纸直截了当地批评警方因急于求成而打草惊蛇。但蒙纳戴兹家的亲戚们则认为，艾瑞克对莱尔的依赖性非常强，“即使是下地狱，艾瑞克也会跟定了莱尔”。
果然，三天后的3月11日，艾瑞克和马克·霍飞南从以色列回到美国。艾瑞克先到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见了他的姑母玛塔·堪诺，然后在堪诺夫人和表兄安迪的陪同下，飞回洛杉矶自首。
警方从珠黛蓉·史迈斯提供的情况中得知，莱尔和艾瑞克专程去了一趟圣地亚哥买枪。莱斯·佐易勒于是又向司法部要来了一份圣地亚哥地区出售枪支的商店目录。
办案人员最初以为，蒙纳戴兹兄弟不熟悉圣地亚哥，只可能去那些洛杉矶-圣地亚哥高速公路沿线的商店，但调查的结果与他们预期的相反。殊不知，莱尔和艾瑞克经常到圣地亚哥参加网球比赛，对那儿大大小小的体育用品商店了如指掌。
3月14日，莱斯·佐易勒和另一名侦探托马斯·埃德蒙在市中心一家全国性的体育用品连锁店“巨五”查到，1989年8月18日，那家商店卖出了两支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子弹相匹配的摩斯堡12毫米口径步枪，每支售价19995美元。武器购买登记表上填写的买主姓名是东诺凡·顾德瑞，家住圣地亚哥。
莱斯·佐易勒曾为本案走访过莱尔昔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东诺凡·顾德瑞，他现在是纽约一家餐馆的经理。当警方找到他时，东诺凡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他在餐馆上班，并有工作时间卡为证。据查，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圣地亚哥地址是假的，但作为身份证件的驾驶执照号码倒货真价实是东诺凡·顾德瑞的。莱斯给纽约方面传真过去一张武器购买登记表，经鉴定，表格上东诺凡的签名属伪造。
莱斯·佐易勒再到圣地亚哥，要求查看那天的保安摄像带。商店经理先推说录影带的保存期为三个月，已经销毁，后来又改口承认道，为节省开支，摄像机只是作为摆设，里边根本就没装带子。
莱斯·佐易勒只得向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申请下达法庭命令，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提供他们的书写样品。经与《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笔迹比较，警方总算取得了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第一件物证。
从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众多的亲戚们再次云集洛杉矶，莱尔和艾瑞克的支持者中还有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莱尔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和艾瑞克的女朋友简妮丝等。出于亲情和本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疑蒙纳戴兹兄弟的无辜与清白。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警方和公诉方一直拒绝向外界透露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就连本案的两位当事人——莱尔和艾瑞克都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已被迫向警方交出了录音磁带。
亲戚们为莱尔聘请了两名律师，姬儿·蓝森和迈科·波特。艾瑞克也有两名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和玛霞·莫里瑟。两位公诉人是一对新婚夫妻，帕梅和培德·伯詹尼契。
首先，关于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些录音磁带的听证、上诉和再上诉就持续了两年之久。17盘带子中筛选出3盘录有莱尔对医生进行威胁、且与案情有关的，其中包括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28日和12月11日的四次谈话。其余录音带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史的谈话。珠黛蓉·史迈斯曾告诉警方，季罗米·奥泽尔鼓励莱尔和艾瑞克将家里所有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讲出来，他说他也许可以从这些支离破碎、表面上毫无关连的事件中，寻找出最终导致兄弟俩联手作案的原因。
//
---------------
共父其子(13)
---------------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非常尊重并严格保护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即便是如凶犯向他的医生坦白他犯有谋杀罪的情形，医生也不可泄密。倘若医生报告了警方，他将会因渎职罪而被起诉，并吊销执照，因为立法者们坚信，心理治疗的前提是让病人尽可能地倾诉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所有烦闷和苦恼。
1990年8月6日，公诉方赢得了这场官司的第一个回合。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裁定，由于莱尔·蒙纳戴兹对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人身威胁，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业已失效，并下令将录音磁带移交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
被告方律师立刻将案子递到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半年后，1991年3月，州上诉法庭驳回了奥勃瑞奇法官的裁决。公诉方不服，再次上诉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庭。
州上诉法庭在其公开发表的书面决议中引用了多处录音磁带的内容，使媒体和公众第一次获悉有关案情的部分事实。蒙纳戴兹兄弟的亲友和支持者们由怀疑、震惊到愤怒，相继弃莱尔和艾瑞克而去。
又经过了数次听证和一年多的调查，州最高法庭于1992年8月作出裁决，公诉方只被授权使用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据，即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谈话。决定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不适用于这盘磁带，因为奥泽尔博士在谈话过程中确实是受到了被告人的恐吓。至于分别录有11月28日和12月11日谈话的两盘磁带，最高法庭认为，前者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所实施的威胁，而后者，即12月11日的谈话中，奥泽尔博士有故意引诱被告人恫吓自己之嫌。
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蒙纳戴兹兄弟已经度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他们在监狱里编号7000的区域各占一间单人牢房。7000号专门囚禁媒体曝光率很高的案犯，如理查德·拉米尔茨、O·J·辛普森等。这些“特殊犯人”们在自己的单间里吃饭，每周有三次共三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既然莱尔和艾瑞克坦承他们谋害父母的磁带将作为物证提交法庭，被告方只能在作案动机，或导致这场家庭悲剧发生的原因上做文章了。律师们想在法庭上证明，霍塞·蒙纳戴兹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多年来对儿子们的种种虐待使兄弟俩在刚刚长大成人、刚刚有能力反抗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也由于这一辩护策略的变化，被告方于正式开庭之前，撤回了他们向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就奥泽尔博士录音磁带的申请，亦即，接受了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在1990年8月6日的裁决。）
在1993年7月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被告方辩护阵营中的主力，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告诉记者，蒙纳戴兹夫妇与两个孩子之间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才是这场谋杀的真正原因。她还说，被告方的辩护将彻底改变蒙纳戴兹家在外人眼中的和睦美满的形象。
唯一问题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莱尔和艾瑞克从未对他们的心理医生、律师、朋友们或其他任何人等谈起过他们曾在家里受到虐待，也没有通常的儿童/子女虐待案中由医院或警方提供的病历记录、体检结果、遭受伤害的照片等等。
被告方律师小组于是请来了子女虐待案的专家们。
保尔·蒙斯是一位律师兼少年儿童权利活动家，他因所著《少年谋杀：杀父弑母的被虐子女》一书而闻名。根据书中的分析，发生这类悲剧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严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被虐待的子女大多少言寡语，有的甚至尽量避免与他人交往。这些孩子们几乎都有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让父母满意。他们对来自父母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心理虐待、肉体虐待和性虐待，往往逆来顺受，而且这种虐待通常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持续多年，甚至到孩子成年。无论是因为子女从不反抗，而使家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还是因为孩子们试图反抗，而使家庭冲突愈演愈烈，当矛盾激化到非爆发不可的时候，子女们便会采取极端的手段铤而走险。保尔·蒙斯在书中指出，这类案子的凶杀现场大多非常血腥，与报复杀人案有许多共通之处。被害者往往不会只挨一枪或一刀，作案人也不会在父母断气后就住手。这种发泄式的杀戮有时会持续到所有的子弹都打光，或案犯精疲力竭，即所谓“过分屠杀（overkill）”。
另一位专家是心理医生苏·布卢姆，她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试验总结出34项被虐儿童后遗症的症状。按照被告方律师们的看法，以下数条适用于蒙纳戴兹兄弟：不敢独自睡觉、对口口童年某一时期记忆空白、或失忆、内心藏有不愿告人的秘密、盼望尽早脱离家庭、喜欢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思维方式僵硬、梦想做出一番成绩以讨取他人的欢心，以及有偷盗行为等。
被告方顺利地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地区大陪审团否决了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蒙纳戴兹兄弟的作案动机“是贪婪”的观点，并在正式下达的起诉书中摒弃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预谋杀人”，或“谋财杀人”一款，代之以“预谋杀人”。
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庭审地点定于圣佛南多谷政府中心的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1993年5月14日，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为节省时间、费用，并从经济有效的角度考虑，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的两宗案子将同庭审理，但两名被告将有各自的陪审团。这就意味着，假如某些证据只针对兄弟俩中的一人，另一人不至于被株连。
//
---------------
共父其子(14)
---------------
最初的陪审员候选人共有1100名，每个人都被要求填写一份有122个问题的答卷，其中15个问题是关于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的。最后选出的两个陪审团中各有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莱尔的陪审团由七男五女组成，平均年龄42岁。艾瑞克的是八男四女，平均年龄46岁。
1993年7月20日，本案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亲属的席位上只坐了三位女眷，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及两位姐姐玛塔·堪诺和泰莉·巴拉特。安德逊家族没有一人到庭，他们不愿意听到那些对已故亲人的不堪之词。
和三年前相比，蒙纳戴兹兄弟明显地瘦了，也成熟了。他们衣着朴素，老成持重。莱尔戏称，当年的豪华与风光给他留下的唯一物件，就只剩那一绺假发了。
负责起诉莱尔·蒙纳戴兹的公诉人还是帕梅·伯詹尼契，她有了一位日本裔的新搭档雷斯特·库利亚马，由他起诉艾瑞克·蒙纳戴兹。
在公诉方律师的开场发言中，帕梅·伯詹尼契首先描绘了触目惊心的凶杀现场，以及两位受害者身上的数处枪伤。接下来，是蒙纳戴兹兄弟那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疯狂消费”：劳力士手表、宝马跑车、高级公寓，还有莱尔的餐馆和艾瑞克的网球教练。帕梅提醒陪审员们，既然莱尔和艾瑞克能够在案发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警方撒谎，还雇用私人贴身保镖以掩人耳目，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就别的问题提供伪证，如曾被父母虐待等。
代表莱尔的被告律师姬儿·蓝森在发言的一开头便承认，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确实是被他们的儿子们杀害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在本案的审理中你们唯一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两位被告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杀掉。”姬儿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团介绍莱尔和艾瑞克从小到大的富裕生活，意在说明金钱绝不是他们杀人的动机。真正触发这一谋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被捂在这个“完美家庭”盖子之下的丑恶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姬儿·蓝森说：“在谋杀发生的前几天，艾瑞克告诉他的哥哥，他们的父亲对他骚扰和虐待长达12年之久。”莱尔听后“心意难平，因为在他6岁至8岁时，霍塞也曾骚扰过他”。莱尔找到霍塞，正告他“骚扰和虐待必须立刻停止”，否则他将带着弟弟一起离开这个家。
据姬儿在发言中的陈述，霍塞当即对莱尔说“他有权对他的儿子们做他所想做的一切，任何人都不得恐吓他”。霍塞还“明确地告诉莱尔，家庭的秘密只能限制在家庭内部，所有想以此对他进行讹诈的人，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姬儿·蓝森说，霍塞·蒙纳戴兹明目张胆的人身威胁使兄弟俩意识到，他们应该有防身的武器。莱尔和艾瑞克先去了洛杉矶的一些商店，但洛杉矶地区要求购买枪支必须有两周的“缓冲期”，以平息某些人一怒之下而产生的激动情绪。蒙纳戴兹兄弟认定他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专程开车去圣地亚哥，用东诺凡·顾德瑞的驾驶执照和假编的地址购买了两支步枪。
姬儿·蓝森说，因为羞于启齿，兄弟俩从未向“外人”提起过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这些骚扰和虐待，直到被捕之后，他们才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一位亲戚，是那位亲戚转而告诉了律师们。
然后，是起诉和代表艾瑞克·蒙纳戴兹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发言。
雷斯特·库利亚马对艾瑞克的陪审团说，公诉方的证人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将在法庭上证明，艾瑞克曾亲口告诉他，父亲霍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他常常对艾瑞克的所作所为横加指责和干涉，使艾瑞克在他面前永远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艾瑞克还对奥泽尔博士说过，他猜想他的父亲已经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艾瑞克直言“这是干掉霍塞的另一个原因”。艾瑞克曾向他的心理医生奥泽尔博士和好友克莱格·西那若利倾诉了心中最重大的秘密——谋杀，但从未提到过被虐待和骚扰。直到案发后七个月，当兄弟俩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径进行辩护时，才突然间冒出了这桩家庭丑闻。
雷斯特·库利亚马最后指出，莱尔和艾瑞克在作案之前用偷来的身份证件购买了凶器，处心积虑地伪造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作案之后又以谎言蒙骗警方，并请来电脑专家销毁遗嘱等可能成为物证的文件。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本案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在发言中指出，“莱尔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兄弟”，因为艾瑞克“才是蒙纳戴兹家中真正的受害者”。蕾丝丽说，艾瑞克直到进了监狱之后，才道出他长期被父母虐待和骚扰，“这种做法可能会令人生疑，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不是事实”。艾瑞克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克莱格·西那若利，是因为他并非100%地信任他们。蕾丝丽告诉陪审团，当艾瑞克出庭作证时，“他将会向你们解释他为什么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媒体在第二天的评论中注意到，蕾丝丽·阿然逊没有说“他将会向你们讲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兄弟们的母亲凯蒂·蒙纳戴兹，姬儿·蓝森曾告诉莱尔陪审团的成员：“她被杀的原因是她的孩子们惧怕她。”蕾丝丽·阿然逊则说，莱尔和艾瑞克不可能从凯蒂那里寻求“安慰和支持，因为凯蒂自己心理功能紊乱，她所给予兄弟俩的是更多的虐待——肉体方面、精神方面和性的方面”。
//
---------------
共父其子(15)
---------------
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不允许被告方在法庭上讨论有关凯蒂病情的细节，如严重酗酒和长期服用抗忧郁症药物等。
蕾丝丽说，在谋杀案发生前一周，凯蒂和莱尔母子曾有过一次剧烈的争吵，其间凯蒂冲上前去，一把揪下莱尔的假发，令当时在场的艾瑞克惊恐万状，因为他从不知道莱尔年纪轻轻业已谢顶。也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艾瑞克和莱尔更加接近，便向哥哥和盘托出了长期被父母骚扰和虐待的秘密。
蕾丝丽·阿然逊告诉陪审团，艾瑞克急切地盼望着开学后马上搬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早就过够了在家里度日如年的日子。但也是在案发前一周，霍塞对他说，开学之后，他每周有若干个晚上必须住在家里，以便于蒙纳戴兹夫妇监督他的功课，因为他们不希望艾瑞克重蹈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覆辙。而艾瑞克认为，这就意味着来自父母的性骚扰将继续进行。
如果说双方的开场发言就好比建筑师绘制蓝图，接下来的传唤证人和法庭辩论便是一砖一瓦地砌筑高楼了。
公诉方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莱尔打到巴维列山庄警署的911电话录音。他们想向陪审团展示，莱尔是如何从一开头就在欺骗有关当局，而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演员。
公诉方传唤的一共26名证人中，有莱尔的私人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圣地亚哥“巨五”连锁店的员工、两名为莱尔检查电脑的工程师、第一位亲赴现场的警探迈科·巴卡斯、1989年8月19日霍塞包租的捕鲸船船长、主持本案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来自警方的武器专家、蒙纳戴兹兄弟的朋友裴里·波尔曼、克莱格·西那若利、东诺凡·顾德瑞和格伦·史蒂汶斯、为被害人验尸的法医鄂文·戈登，以及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被告方原计划传唤90多名证人，后按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的要求删减到56人。
第一个出庭的是莱尔·蒙纳戴兹，他在证人席上连续作证9天，其中的后4天是由公诉方律师交叉取证。
莱尔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头脑清醒。他在自己的故事中还承认，他曾在艾瑞克5岁的时候，对弟弟有过性骚扰行为。在谈到母亲时，莱尔说，在他11岁到12岁那段时间，即使霍塞和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凯蒂也允许儿子触摸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他说在那座冠冕堂皇的大宅子里，父亲霍塞是那样地不通人情，母亲凯蒂又是那样地心智不稳，他在家中唯一的安慰只有那些绒毛玩具。在莱尔讲述的过程中，他和被告席上的艾瑞克常常悲极而泣。
在回答姬儿·蓝森的提问时，莱尔告诉他的陪审团，他们兄弟俩之所以没有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那样做徒劳无益。以霍塞的性格和权力，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也肯定能够找到他们。
莱尔还说，他和艾瑞克认为警方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故事。
在被移交给公诉方交叉取证之前，莱尔承认，他曾打算付钱给他的原女友婕米·彼莎西，要她在法庭上作伪证说霍塞曾试图占她的便宜，后被婕米拒绝并报告了警方。
艾瑞克继莱尔之后走上证人席。与他的兄长相反，艾瑞克一脸病容，面部表情中呆滞多于悲哀。他在作证中常常走神，说话时又常常离题，甚至前言不搭后语，刚刚红口白齿讲过的话，马上又亲口加以否定，有时候连他自己的律师也显出了几分不耐烦。
艾瑞克说，他觉得他的母亲凯蒂仿佛有特异功能，她对他每天的行踪、所有的朋友，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皆了如指掌。
当谈到霍塞对他的性虐待时，艾瑞克说，他曾悄悄地将肉桂粉放进父亲的茶和咖啡里，因为他听一位同学讲，这样产生出的精液味道比较好。和艾瑞克的其他许多证词一样，陪审员们怀疑这段话的真伪，因为肉桂具有非常浓烈的气味，不可能不为人察觉。
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艾瑞克的坏记性使他遇到了不少麻烦。比如他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在去圣地亚哥之前，他和莱尔先到了洛杉矶的一家“巨五”体育用品商店，在那里，兄弟俩看中了两把手枪。公诉方律师雷斯特·库利亚马反复追问这到底是不是事实，艾瑞克非常肯定地回答是。
雷斯特最后说：“蒙纳戴兹先生，你知不知道自1986年3月起，‘巨五’已不再出售手枪类火器？”也就是说，他们只卖长枪。
被告方聘请了近十位来自全美各地、与本案案情有关的各种行当的专家证人，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教授、犯罪现场分析专家以及家庭暴力研究专家。这些专家们告诉法庭，蒙纳戴兹兄弟的行为和性格中反映出了这样那样的被虐儿童后遗症状，他们无疑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专家们还说，根据犯罪现场的混乱程度不难判断，这其实并不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所以“预谋杀人”的罪名不能成立。而两位被害人的验尸报告证明的所谓“过分屠杀”，则完全符合被虐子女杀害父母的作案特征。
待被告方的听证结束之后，公诉方开始了他们的反驳性听证，或再听证。
一位名叫格兰特·瓦尔克的电工出庭作证说，1989年8月19日，星期六，午饭之后，他在蒙纳戴兹家后院修理露天温池的自控开关。当时莱尔正在和一个男人打网球，蒙纳戴兹夫妻坐在不远处的阳台上观看，艾瑞克站在父母的身边。格兰特亲眼目睹，当蒙纳戴兹夫人和莱尔说话时，莱尔紧绷着脸，对母亲很不礼貌。艾瑞克也是一脸的怒容。这种情景显然与兄弟俩所言，在案发之前的数日内，他们一直因恐惧而躲避着父母的说法不一致。
//
---------------
共父其子(16)
---------------
弗璐儿·索利亚是蒙纳戴兹家的管家，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住在蒙纳戴兹家里。弗璐儿对陪审团说，她从未听见过蒙纳戴兹夫妇对孩子们高声叫骂，也没听见过莱尔和艾瑞克讲到的那些谋杀案前一周内他们和父母之间的争吵。
莱尔的前女友婕米·彼莎西告诉法庭，在她与莱尔交往的3年多里，莱尔从不曾提起过家庭内部的暴力与虐待。而且，艾瑞克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谋杀案发生前不久才刚刚知道了莱尔的假发。实际上，婕米曾经在1988年和艾瑞克谈论过关于假发的话题。
莱尔的辩护律师姬儿·蓝森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强烈抨击婕米·彼莎西是一个淘金者，一直梦想着嫁进蒙纳戴兹家的豪门，但在未婚夫出事之后又背信弃义落石下井。
凯蒂的哥哥布莱恩·安德逊在法庭上说，蒙纳戴兹兄弟花起父母的钱来一贯地大手大脚毫不痛惜，但当谈到他们的父母时，却是一贯地语气冷漠毫无亲情，还常常使用一些不干不净的字眼儿。布莱恩回忆说，霍塞曾不止一次地告诉他，莱尔必须学会自食其力，不能一辈子躺在父母的财富上。
交叉取证时，被告方出示了一份布莱恩·安德逊新近向遗嘱检验法庭递交的申请。申请中称，因为在谋杀的过程中凯蒂死于霍塞之后，在霍塞与凯蒂相继咽气的几分钟的间隔里，根据遗嘱的有关部分，凯蒂已经在法律上继承了蒙纳戴兹家族的全部产业。现而今，夫妻俩的儿子们因谋杀罪锒铛入狱，并从而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所以安德逊家族应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笔巨额财产的继承者。被告方律师指出，布莱恩·安德逊掉转枪口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外甥们，是因为他在算计着侵吞蒙纳戴兹家的财产。这样的乘人之危才是真正的毫无亲情。
玛尔琳·爱森伯格曾做过霍塞·蒙纳戴兹14年的秘书。她说葬礼之后，她和蒙纳戴兹兄弟同乘一辆黑色礼宾车离开殡仪馆时，莱尔问她：“谁说我不能填补我父亲的位置？”玛尔琳告诉他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而不是试图填补别人的位置”。莱尔吹了一声长长的唿哨，说：“你不懂，那是我父亲的位置。”
公诉方也聘请了不少专家证人，而且在庭审期间，这些专家们就一直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但却没有一人到证人席上作证，因为首席公诉人帕梅·伯詹尼契非常自信地认为，陪审团不会相信莱尔和艾瑞克编派的那些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内部的虐待和骚扰的“无稽之谈”，也不会相信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帕梅·伯詹尼契的“麻痹轻敌”构成了公诉方策略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被告方的再听证或反驳性听证，非常简短。第一位证人威廉·费卡立博士说，1990年6月，他第一次见到狱中的艾瑞克时，艾瑞克便向他讲述了多年来在家里遭受到的种种虐待。艾瑞克甚至说他“喜欢监狱”，因为“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没有压力的轻松”。
第二位证人是马克·霍飞南。他出庭反驳公诉方证人、电工格兰特·瓦尔克说，1989年夏天，他是蒙纳戴兹兄弟俩的网球教练，但在那年的8月19日下午，他并没有和莱尔一起在蒙纳戴兹家的后院打网球。事实上，那天是蒙纳戴兹全家在太平洋上捕鲸的日子。
1993年12月，法庭中的观众和社会上关心此案的人们终于等到了双方的总结性发言。
代表莱尔的被告方辩护律师迈科·波特首先分析了谋杀案发生前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状态，指出那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骚扰和虐待后而形成的一种恐惧和惊慌”的心态。1989年8月20日夜晚，莱尔像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人”，驱使他扣动扳机的是他的“本能”，而不是什么经过周密安排的计划。
公诉方的帕梅·伯詹尼契则对陪审员们说：“这并不是一桩很复杂的案子。两个人正在看电视，被他们的儿子们杀死了。”案发之前，两名凶犯曾专程去圣地亚哥购买凶器等，这大概不是用“本能”或“机器人”就能解释的。在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提供的录音磁带上，莱尔说，他们兄弟俩事先曾争论了很久艾瑞克可不可以不参与谋杀，因为他没有那个胆量，但莱尔坚持说他一个人干不了。显然，这起血腥的谋杀案并非被告方所描述的“一时冲动”的结果。
莱尔的主辩律师姬儿·蓝森告诉法庭，这桩谋杀案并不是孤立的，整个事件的“渊源应追溯到被告们自童年时期就开始遭受到的骚扰和虐待”。
帕梅·伯詹尼契则反驳道：“在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曾经遭受过虐待的孩子们后来都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之材。相比之下，生长于富贵温柔乡的蒙纳戴兹兄弟不能不说是一对魔鬼。”“这两个被宠坏了的、堕落的、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杀害了他们的父母，再用父母的金钱为自己买来了最好的辩护。”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的总结性发言持续了三天，她在逐一驳斥了公诉方证人们的证词之后说：“没有证据证明艾瑞克在本案中曾置人于死地。”“他不应该为莱尔陪缚杀场。”
24名陪审员离庭审议之前，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向他们解释道，关于本案的裁决可以是以下三种选择之一：一级或预谋杀人罪、二级或故意杀人罪，以及过失杀人罪。鉴于被告人业已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本案中不存在“无罪”一说。
//
---------------
共父其子(17)
---------------
1994年1月13日，经过了16天的审议，艾瑞克·蒙纳戴兹的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无法裁决”的结论。因为法庭辩论的结果使陪审员中产生了意见分歧，而难以断定被告席上的年轻人究竟是谋财害命的凶手，还是暴戾父母的受害者。这即是所谓的“悬置陪审团（HungJury）”或“悬置裁决”——审判因陪审团不能作出一致的决定而悬而不决。
又过了12天，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陪审团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审判宣告结束。
又过了一年多，1995年8月，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二次审判开庭。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将作为联合被告同庭受审，这就意味着，只有一个12人的陪审团。
挑选陪审团那天是8月21日，刚过了霍塞和凯蒂的六周年忌日。
此时的蒙纳戴兹家已是千金散尽、名存实亡。开庭之前，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宣布，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目前的经济状况已使他们可以享受政府为贫穷者提供的公设辩护人。法院指派给莱尔的两名律师是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艾瑞克的原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愿意继续为她的委托人辩护，但这次她和其他公设辩护人一样，只领取政府发给的“微薄俸禄”，与第一次庭审时收取的75万美元律师费相比，其差别之悬殊自不待言。蕾丝丽的新助理叫巴瑞·莱文。
自第一次庭审以来，案情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确切地说，又出现了一些于公诉方有利的证据。一是在谋杀案的第二天，莱尔和艾瑞克曾将已故父母的保险柜搬到一位律师家里，试图从中寻找蒙纳戴兹夫妇的遗嘱。其次是1991年7月，莱尔写信给艾瑞克的一位同学阿米尔·埃蓝密尼，要求他出庭为兄弟俩作伪证。此外，莱尔还曾指使他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被虐子女犯罪、特别是杀害父母后被法庭无罪开释的案例。
基于上述情况，公诉方重新提出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终于使整个案子的重点转出了第一次庭审的基调——“来自父母的长期虐待和骚扰导致了家庭悲剧”。
实际上，在上一次审理结束之后，不少司法界及新闻界人士就公诉方的失利展开了种种的分析和探讨，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被告方抓住“虐待和骚扰”的题目大做文章，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连续传唤若干证人，对这个话题反复渲染一再强调。而公诉方只有招架的份儿，结果被被告方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法庭上受到审判的不是两名案犯，而是他们的父母——两位被害者。
由于这个原因，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立即撤换了两名公诉人，代之以戴伟·康恩，助理检察长兼大案组组长和卡茹·那叶拉。
第二次庭审的开场发言始于1995年10月11日，首席公诉人戴伟·康恩首先在法庭上展示了谋杀现场和尸检的照片，然后向陪审团陈述了蒙纳戴兹兄弟在杀害父母之后，马上从现场搬走保险柜的事实，指出蒙纳戴兹夫妇尚尸骨未寒，莱尔和艾瑞克便迫不及待地企图染指父母的财产，从而奠定了“谋财害命”的基调和主题。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坚持她两年前的观点，认为兄弟俩“出于本能”地向父母开枪，是因为他们深信，为阻止“家丑外扬”，霍塞和凯蒂迟早会对他们下手。蕾丝丽告诉陪审团：“我们将向你们证明，由于多年来所受到的虐待、骚扰、折磨、摧残和恫吓，艾瑞克已变得如同一只惊弓之鸟，无时无刻不处于惊慌与恐惧之中。”
代表莱尔的查尔斯·盖施勒说，霍塞和凯蒂对两个儿子控制之严，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功能或力量，能监视兄弟俩的一举一动。查尔斯指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莱尔和艾瑞克以为，“霍塞已经在新的遗嘱中和他们脱离了父子关系”。
公诉方以三盘录音盒带开始了他们的听证。
第一盘，谋杀案发生后一个月，巴维列山庄警署办案人员与莱尔和艾瑞克的谈话。陪审员们不仅听到了两名被告对警方撒谎，还听到兄弟俩反复向警方保证，他们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来就没有什么纠葛和冲突。
第二盘，莱尔和艾瑞克对季罗米·奥泽尔医生承认他们杀害了父母。
第三盘，莱尔在1989年8月20日半夜拨打的911电话。
公诉方的证人中有一位名叫克拉拉·崴特的女士，她的丈夫曾是当年霍塞聘请的遗嘱律师。克拉拉告诉法庭，1989年8月21日，蒙纳戴兹兄弟把家里的保险柜搬到崴特家。8月22日，崴特先生当着兄弟俩和他们的姑父卡罗斯·巴拉特、舅父布莱恩·安德逊打开了保险柜，里面空无一物。
第一次庭审时，凯蒂娘家安德逊家族的代表为公诉方出庭作证。这一次，连蒙纳戴兹家族也站到了莱尔和艾瑞克的对立面。霍塞的姐夫，也是霍塞的生死至交卡罗斯·巴拉特在证人席上说，他和其他蒙纳戴兹家族成员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从未听说过霍塞和凯蒂对他们的两个儿子有过性虐待行为。卡罗斯还说，在案发前两个月，霍塞告诉他准备把莱尔和艾瑞克从他的遗嘱中去掉，因为他对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表现非常失望。而艾瑞克，霍塞认为他过于懦弱，缺乏天分和魄力。
//
---------------
共父其子(18)
---------------
公诉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莱尔于1991年7月写给阿米尔·埃蓝密尼的信。莱尔在信中要求阿米尔出庭作伪证，说蒙纳戴兹兄弟曾试图借用他的手枪。阿米尔·埃蓝密尼是艾瑞克在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哥哥瑞沙·埃蓝密尼曾是臭名昭著的BBC——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的成员，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被判终身监禁。
由于本案的验尸法医鄂文·戈登博士在第一次庭审时不能确定两名被害者的具体枪伤数目，以及被枪击的次序，更由于1995年戈登博士因在O·J·辛普森一案中的验尸失误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公诉方特地聘请了两位私人专家——犯罪现场分析家卢杰·麦卡瑟博士和病理生理学家罗伯特·洛伦兹博士——帮助重构作案过程。
两位专家在法庭上展示了他们所使用的人体模具和电脑模拟结果，说明谋杀开始时，霍塞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而凯蒂受到的大多数枪伤是当她趴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凯蒂的四肢多处受伤，从子弹射入的角度判断，这是因为在凯蒂试图爬离以躲避凶手的子弹时，案犯朝她的手臂和腿部连续射击所致。根据他们的分析，霍塞和凯蒂中弹的数目分别为四弹和九弹。
两位专家也注意到了本案现场“过分屠杀”的特征，但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兄弟俩模仿黑社会的作案手法，故意使谋杀看上去更像黑帮所为。这也与他们后来反复向警方强调的“黑帮作案”之说吻合。
麦卡瑟和洛伦兹博士的证词证明，本案确确实实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特别是莱尔以行刑枪决的方式对准他父亲头部所开的那一枪，完全不能用蒙纳戴兹兄弟所自称的“出于本能和恐惧”的“盲目射击”来解释。
两位专家在被告方的交叉取证时承认，他们不曾、也没有可能亲身勘查犯罪现场，或亲自检验被害者尸体。他们所有这些分析和判断仅来自照片、物证和报告等“第二手”资料。
公诉方于11月20日结束了他们的听证。
被告方的听证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他们在前半段集中火力攻击公诉方重构的作案经过。至少有五位专家就此论题出庭作证。与公诉方的结论相反，被告方的专家们认为，在蒙纳戴兹兄弟进入起居室时，霍塞和凯蒂正站在沙发前，与他们的两个儿子面对着面。惊恐之中，艾瑞克开始朝他的父母“盲目射击”，莱尔则是一边在房间里走动一边“胡乱开枪”。只有当莱尔射击他父亲的头部时，霍塞是坐在沙发上的。凯蒂至少在凶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是站着的，否则无法解释她身上的某些枪伤。这样的案情经过反映出作案人当时心境的恐慌与紧张。
被告方的专家中有两人来自洛杉矶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他们是本案验尸官鄂文·戈登博士的同事。公诉方的律师在对专家们的交叉取证时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被告方出庭，是因为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拒绝与他们的实验室合作。
被告方听证的第二部分以艾瑞克的作证为主。这一次，艾瑞克出庭的时间长达15天。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那些“虐待和骚扰”的故事之外，艾瑞克还加进了关于他父母暴戾性情的新内容：凯蒂经常当面羞辱和贬低他，霍塞则不时地对他拳打脚踢。艾瑞克说，在谋杀案发生之前，霍塞曾告诉他已经剥夺了他的继承权。霍塞对兄弟俩明确地表示：“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你们决不会得到一分钱。”艾瑞克说，他和莱尔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财产，甚至不是因为被虐待。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害怕。他们相信霍塞迟早会杀人灭口，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家丑外扬”。
艾瑞克提到，直到惨案发生的1989年，霍塞还在逼迫他与他发生同性性关系。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时质问道，艾瑞克那时已年满18岁，又有属于自己的车和信用卡，他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离开父母家，像不少与父母不和的美国青少年一样？艾瑞克答曰，因为霍塞“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权力的人”。
戴伟·康恩进一步指出，霍塞强迫艾瑞克同性恋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天方夜谭。事实上，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的亲戚中有不少人知道，霍塞和凯蒂一直为艾瑞克可能有同性恋倾向而担心。
庭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迫使被告方取消了原定让莱尔出庭的计划。
莱尔被捕之后幸会了一位笔友诺蔓·纳文利，这位已经做了祖母的单身女士早年也曾居住在巴维列山庄。诺蔓原先是一名护士，喜爱读书与写作，尤其倾心于纪实犯罪文学，对媒体报道的各个犯罪案例兴趣颇高，往往数月、乃至数年地追踪阅读同一案件。诺蔓·纳文利后来自创了一份评论性小型月刊《心灵的眼睛》，她把杂志寄给狱中犯人以帮助他们消遣时光，同时也请他们中的有兴趣者为杂志投稿。
1990年，诺蔓将刚出版的《心灵的眼睛》6月号分寄给被监禁的莱尔和艾瑞克，不久，莱尔欣然回信，表示愿意抽空为杂志撰文，并在信中告诉诺蔓·纳文利：“我在此授权你发表我写给你的任何文字。”此后，莱尔与诺蔓书信不断。
就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同时，作家迈克·瓦尔科根据诺蔓·纳文利口述、及她与莱尔的通信通话整理而成的《莱尔·蒙纳戴兹私人日记》一书出版。书中透露了第一次庭审之后，莱尔告诉诺蔓·纳文利他如何在作证时就遭受父母虐待一事蒙骗了陪审团。公诉方迅速地通过监狱当局获取了诺蔓与莱尔这段谈话的电话录音。
//
---------------
共父其子(19)
---------------
除此之外，公诉方还发现了一封莱尔当年写给一位女友的信，指示她如何在法庭上作伪证。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被告方律师一致认为，第二次庭审期间莱尔不宜再出庭作证，因为公诉方所掌握的那些证据足以对他进行弹劾。由此一来，莱尔的两名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事先准备好的一些证人、证据和策略等等都无法派上用场。在传唤了25名证人之后，被告方宣布听证结束。
在公诉方为时四天的总结性发言中，戴伟·康恩认为，蒙纳戴兹兄弟关于他们自小被父母虐待的说法是“曾在法庭上讲述过的最愚蠢最荒唐的故事”。他形容艾瑞克的证词“满纸谎言，自相矛盾”，并敦促陪审团裁决这两个杀害亲生父母的不肖之子一级杀人罪。
代表艾瑞克的蕾丝丽·阿然逊则通过她的发言继续反驳公诉方提出的“图财害命”的作案动机。她谴责戴伟·康恩不遗余力地要打赢这场官司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三桩轰动全美的大案中连连败诉：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一次庭审和O·J·辛普森双命谋杀案。洛杉矶的检察官们极需靠这场官司捞回面子，报复被告方。
莱尔的辩护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在发言中与蕾丝丽·阿然逊相互呼应，但低调得多。他说谋杀案以前，莱尔已经相信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如果父母双亡则意味着他将一文不名。因此，“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杀人动机显然不能成立。查尔斯要求陪审团在审议时考虑，莱尔实际上只枪杀了霍塞，他不应该对凯蒂的死负责。
陪审团自1996年3月1日离庭审议，其间有两名陪审员因病离任，她们的席位由一男一女两位候补陪审员接替。新组成的陪审团经过4天的讨论，于3月20日作出裁决：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各自被指控之两项一级杀人罪和一项策划阴谋罪全部成立。
时隔一天，双方的律师当着同一个陪审团开始了本案为期三周的量刑听证。量刑听证的程序和庭审基本相同，只是规模要小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4月4日，威廉·费卡立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作证时，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中迫使他承认，他曾在蕾丝丽·阿然逊的授意之下篡改了他对艾瑞克的诊断笔记，大段大段地删除了笔记中于被告方不利的内容。
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马上请陪审团暂时离庭。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威廉·费卡立博士是狱方为艾瑞克指定的精神病专家，因为艾瑞克被捕以后情绪极度低落，并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自1990年6月起，费卡立博士每周一次到狱中与艾瑞克见面。费卡立博士曾在本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为被告方出庭作证，这天是他第三次走上证人席。
4月5日，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拒绝在法庭上回答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问题。
同日，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驳回了被告方以“舞弊”为由撤消本案的请求，指出对莱尔·蒙纳戴兹的审理不受“舞弊”事件的影响，因为蕾丝丽·阿然逊不是他的律师，并认为，如果蕾丝丽退出，艾瑞克的另一位律师巴瑞·莱文完全有资格接手此案。
4月6日，公诉人戴伟·康恩向法庭陈述了事情的经过。1993年第一次庭审前，蕾丝丽·阿然逊按规定向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呈交了被告方有关本案的物证，其中包括经过篡改的威廉·费卡立博士的笔记。在此次量刑听证期间，某日，戴伟·康恩需要在法庭上查阅该笔记中的某些章节，但他把自己那一份副本忘在了洛杉矶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便临时借用公诉方另一位专家证人狄亚兹博士手里的副本。狄亚兹博士不曾参加第一次庭审，1995年他向被告方索取威廉·费卡立博士的笔记副本时，蕾丝丽·阿然逊一时疏忽，交给他的竟是未经篡改的原始记录的副本。两相对照，戴伟·康恩很快发现，威廉·费卡立博士的原始记录中被抽掉了24页，又重新加进了10页。
根据委托人艾瑞克的请求，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同意让蕾丝丽·阿然逊继续作为艾瑞克的辩护律师参与本案的审理。蕾丝丽留了下来，但从此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
维思伯格法官同时宣布，在此后的听证和裁决过程中，所有的证人、律师和陪审员均不得提及、讨论或考虑威廉·费卡立博士的证词及“舞弊”事件。
陪审团经过3天的审议，于1996年4月17日作出裁决，判处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无期徒刑。
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陪审员们说，他们既不相信公诉方提出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也不相信被告方所说的，两名被告行凶杀人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迫在眉睫的危险。陪审团一致认为，蒙纳戴兹兄弟关于性骚扰的故事也许是谎言，但霍塞和凯蒂对儿子们施加过重的精神压力却是完全可能的。
1996年7月2日，莱尔和艾瑞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屏幕上。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晚间访谈节目《20/20》的采访时，兄弟俩对著名主持人芭芭拉·瓦特斯表示，他们今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
不幸的是，加利福尼亚有关当局“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满足蒙纳戴兹兄弟的这一要求。目前，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被囚于加州中南部山区的特哈查比，艾瑞克·蒙纳戴兹则被监禁在地处北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多郊外。两地相距近300英里，约合480公里。
//
***************
*第三部分
***************
“我不认为两个人相爱有什么不对。”玛莉·凯开口便说，“当然我知道，当老师的绝对不可以爱上学生，因为这亵渎了神圣的师生关系。我准备马上退职。但是要说这是犯罪，”玛莉·凯很坚决地摇摇头，“那简直是荒唐！”
---------------
跨越“障碍”(1)
---------------
很早以前读到过一则西方幽默，说有一位阔佬儿去看戏，一出关于谋杀的很悬念的戏。戏园子里跑堂的伙计十分殷勤地将阔佬儿一路伺候到了他的包厢，实指望能挣得一份肥腴的小费。孰料这阔佬儿竟是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不拔。跑堂的气不过，临离开时附着阔佬儿的耳朵道出了“谜底”：“凶手是园丁。”一语便将阔佬儿期盼多日的一场很刺激的享受毁于一旦。
对于大多数的美国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他们读到或听到的关于本案的第一条消息即是“谜底”，准确地说，是“部分谜底”。1996年9月6日清晨5点，送往美国东海岸各个报亭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一篇头版短讯：
据美国海军官校和海军部的官员证实，该校一名新生因可能涉嫌一起凶杀案而被责令退学，并于上周六离开安那坡里。校方是在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警方人员对这位女生进行盘查后作出的决定。据悉，谋杀案发生在该预备军官今夏入学之前。
安那坡里与巴尔的摩同属马里兰州，两地相距不到30英里。
6点零2分，合众社在全国媒体的新闻网络上发布了一条类似的消息，并称“凶杀案发生于去年12月。海军官校拒绝公布案子的详情以及该预备军官被警方盘问的原因，也拒绝透露这位18岁女生的姓名”。消息还说，该女生的未婚夫，一位美国空军官校的预备军官，也涉嫌此案。
此时，在这两位军校生2000英里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曼斯菲尔德还是早晨5点零2分。美国本土除了最靠东北角的缅因州外，共划分为四个时区。得克萨斯州比马里兰州晚一个小时。如果有人读过笔者所著的《美国8大名案》，可能还会记得，1985年6月7日，“得克萨斯黑寡妇”贝蒂·彼茨就是在曼斯菲尔德被捕的。
当曼斯菲尔德的居民们听到合众社的报道时，两名年轻的军校学员业已被捕。尽管报道中不曾提到这对情侣的姓名，但人人皆知他们是谁，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们双双被军校录取的消息成了当地很轰动的新闻。只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两位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会和一桩同样轰动的凶杀案牵扯在一起。
1995年12月4日，加利·福斯特拨打的第一个911电话被转到了大草原警署。因为他是从家里打的，他家住在大草原。
可能在若干年前，大草原就是名副其实的大草原，但它现在却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大草原市”。大草原位于得克萨斯州中北部两个毗邻的大都市——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这两个大都市早就已经彼此相连而接为一体，以至于媒介和民众提到时常常把它们当作一个城市“达拉斯-沃斯堡”，夹在当间儿的大草原部分也被地地道道地都市化了。大草原市的南部是方圆十余英里的乔·普尔湖，占去了全市五分之一的面积。湖面呈“人”字形，是那种很粗壮很不规范的“人”字，而且斜斜地躺在地图上，头冲东北，脚朝西南。“人”字分叉处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半岛，半岛被划归大草原市，但与半岛接界的却是另一座城镇曼斯菲尔德。所以，在跨越乔·普尔湖的公路桥竣工通车之前，住在半岛上的人家若是要去自己的城市里办点事，必须绕过“人”字的一条腿，再穿越曼斯菲尔德的一只角，才能到达大草原市的其他部分。
公路桥于80年代建成。之后，因为是州里投的资，所以州政府圈去了半岛靠尖端的部分，也圈去了福斯特家牧场靠湖边儿的一半，兴建了一座大型游乐休闲中心。福斯特家不仅搬出了祖传的老宅，而且和所有岛上人家一样，失去了昔日的安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利·福斯特在每天早晨上班时都要顺路弯到自家的牧场看一看。45岁的加利·福斯特是一位建筑设计师，目前受雇于沃斯堡的泽尔公司，一家很有名气的珠宝商。牧场是福斯特家的祖业，现在由加利和他的叔叔共同掌管着。自从有了公路桥，常有城里人晚上开着车到半岛上兜风，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不时地被那些喝了酒的司机们碾倒。有一次，几头奶牛就从缺口跑了出去，让加利和他叔叔一通好找。
12月4日是个星期一，也就是说，头天晚上是星期天，周末，最容易出事的日子。加利·福斯特在早上7点过一点从家里出来，先到信箱里取了邮件。信箱竖立在色登路旁，但福斯特家由加利亲自设计的新房子却退进去了很远一段距离，房子与色登路之间连接着一条自家铺的无名小路。
首先引起加利·福斯特注意的，是离信箱不远处的铁丝网上挂着一绺蓝绿色布条，在冬日早晨的寒风中微微飘动。加利马上放眼朝色登路的下端望去，果然，牧场的铁丝网大门敞开了。头天晚饭后，加利和叔叔经过那扇门往牛棚里运过几次干草，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临走时关上了大门。
加利上班的路线应该是在色登路口右转弯，但他现在只好左拐去牧场大门。加利将车停在大门前面，就在那一刻，他看到铁丝网围栏里面的草地上躺着一个人。
加利·福斯特后来告诉警方，他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过了很久才认出那是一个女子，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已经死去的年轻女子。
加利·福斯特不敢下车。他缩在驾驶座上四下里张望，又通过后视镜察看车身后面，检查了两遍是否所有的车门车窗都已经关严。加利害怕这是一个陷阱。一个年轻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等他被诳下了车，便有剪径的强盗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将出来。
//
---------------
跨越“障碍”(2)
---------------
过了一阵，加利终于相信那年轻女子确实已经死亡，又担心凶手可能还没走远，也许就正在某一棵大树后面虎视眈眈，因为从加利停车的方向看过去，女子脸上的血迹在晨曦中显得非常鲜亮，非常新鲜。
加利·福斯特掉转车头，逃命似的朝回家的方向驶去。到了家门口，他冲着屋里大喊：“有人在牧场上扔了尸体！”15岁的儿子已经上学去了，家里只有妻子薇蒂，她要到8点才出门。加利向警方报了案，又打电话给他一位在达拉斯当警察的堂兄。堂兄也住在牧场附近，还没来得及离家上班。加利心有余悸，在电话上问堂兄能否在警方到达之前一直陪着他。堂兄说没问题。
加利·福斯特方才敢在薇蒂的陪同下回到现场。这一次，他下了车，因为堂兄要求他认真记下尸体的位置、状况、姿势等等，说事后警方肯定会反复盘查他。如果抓到了凶手，公诉方也肯定会传唤他出庭作证的。
死者看上去大约十五六岁，中学生模样。皮肤白皙，亚麻色头发微鬈曲，稍稍过肩。其穿着很像是出门跑步锻炼的人：上身的白色长袖耐克牌绒衣里面，是一件灰色T恤衫，胸前有“UIL一区越野长跑区域赛1995”等字样。下着蓝绿色运动短裤。警方后来证实，短裤上被撕破的地方刚好和那绺挂在铁丝网上的蓝绿色布条相匹配。脚上没有鞋，只穿了两只白色线袜。死者仰面朝天，头枕在一大汪血泊的中心。她的头部有被重物打击造成的伤口，脸上还有两处枪伤，使她那张曾经美丽的脸庞血肉模糊，几乎被破了相。鲜血在死者的身子底下一直蔓延到了腰部，并以其头和腰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画了一个大致的圆。后来，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用铁锹挖走了一大片被鲜血渗透的土壤进行鉴定。
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时，福斯特夫妇夫唱妇随。
“她的姿势好像是摆出来的。”加利说。
“就仿佛有人故意把她摆成了那个样子。”薇蒂为丈夫的话加注脚道。
“一个人不可能以那种姿势倒在地上。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加利说。
“我就不能想象有谁会这样仰面直直地倒下去。当然啦，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薇蒂说的话就像是加利的回音。
“我很想认真地记下每一个细节，因为我知道你们问我的时候，我必须要能够描述出来。但是我还是记不全，因为那种场面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看到的。太令人怵然了。”加利说。
“看上去非常恐怖，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怪怪的感觉。你想想，一个人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起来了。”薇蒂说，“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谁家的孩子？’”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呢？
第二个911电话是从琼斯家打出来的。琼斯家住在曼斯菲尔德，所以电话被转到了曼斯菲尔德警署。
39岁的琳达·琼斯在电话上告诉值班警员，他们家16岁的大女儿亚蒂安·嘉西卡·琼斯失踪了。据琳达的讲述，她在早晨6点被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吵醒。闹钟响了很久，琳达只得披衣起身，到女儿房间将闹钟关掉。亚蒂安不在她的房间里，琳达以为她6点以前醒来后即出去晨练，临走时忘了关闹钟，这种情形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所以琳达也没有太在意。亚蒂安曾经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不久前左膝受伤，动了手术，不能再踢足球，今年秋天开学后就转入了越野长跑队，所以只要天气允许，亚蒂安每天早晨都要到外面跑步。
不多时，琳达的丈夫比尔·琼斯和两个儿子也起来了。比尔是一位重型机械维修技工，琳达在一家康复中心做按摩师，所以通常要晚些上班。照例是每天早晨的一阵忙乱，等到送走了丈夫儿子，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到8点，亚蒂安还没回来。琳达知道，女儿偶尔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出去跑一圈步，或是周末，等家里人都睡下以后，悄悄溜出去参加一些年轻人的半夜派对。不久前曾被比尔发现过一次，他很生气，当即便找来钉子将亚蒂安房间的窗户都给钉死了。但这仍然挡不住女儿不时旧病复发。严格地讲，亚蒂安并不是一个叛逆性很强、专与父母作对的孩子，只是有时候不太听话而已。比如她在学校就很能遵守纪律，成绩也不错。而且她从来没有过通宵不归，更不会误了上学。
琳达想到这里，心里涌起一阵不安和焦虑。她马上打电话到学校，没有人看见亚蒂安。又打电话到女儿打工的“金牌炸鸡”餐馆，也没有人看见亚蒂安。琳达再次走进女儿的房间，才发现亚蒂安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的，就好像没有人在上面睡过觉，她的课本也打开着摊在书桌上。更奇怪的是，亚蒂安的跑鞋仍摆在房间的门口。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琳达对值班警员说。
很快，比尔·琼斯赶回来了，两个儿子也接回来了。来自曼斯菲尔德警署的格里格·麦努森中士要琼斯一家好好回顾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所有有关亚蒂安的细节。麦努森中士也是琼斯夫妇的朋友。
琳达说，昨天是星期天，亚蒂安在“金牌炸鸡”餐馆上4小时的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金牌炸鸡”店离琼斯家一英里左右，亚蒂安没有车，平时一般都是跑步上下班。但是昨天晚上，却是搭了一位同事的车回来的。女儿已经养成了每天锻炼的习惯，所以到家以后，又央着母亲开车送她去24小时营业的休各利健身中心。母女俩在那里一直呆到10点刚过。回家后，10点半左右，有电话进来找亚蒂安，是她的新任男友，也是“金牌炸鸡”店的同事特拉瑟·史密斯打来的。本来按琼斯家的规矩，亚蒂安是不能在晚上10点以后接电话的。但女儿说特拉瑟刚与父母到外地度完周末回来，比尔和琳达犹豫了一下，就还是让她接了，但告诉她只能讲几分钟。
//
---------------
跨越“障碍”(3)
---------------
亚蒂安将无线电话夹在耳朵和肩头之间，一面端起洗衣筐走到过道的尽头，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这时候，琳达听见女儿对着话筒说：“失陪一下，又有个电话进来了。”亚蒂安摁下“等候”键，匆匆与对方讲了几句，才又换回去和特拉瑟·史密斯道晚安。
“谁打来的？”琳达事后问。
“哦，越野队的那个戴文。”亚蒂安答曰，“他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
几分钟后，琳达看见亚蒂安开始熨一条上学穿的裤子。
亚蒂安13岁的大弟弟加斯汀·琼斯也说起了一件事。他在半夜里听见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响，亚蒂安的闹钟是那种可以先上好几个时间，再一个一个挨着闹的。这一次，闹钟也响了很久，直到小伙子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过去，把它揿掉。当时是凌晨两点，亚蒂安不在房间里。加斯汀抬眼朝窗外张望了一下，见一辆深色家用卡车正在不远处的街角拐弯离去。加斯汀想他姐姐刚走，于是又回到自己房间接着睡觉。
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中心位于沃斯堡东南。泰兰特地区很大，管辖着十几个市镇，北及丹顿，南到曼斯菲尔德，中间的沃斯堡占了全地区的将近一半。
12月4日，星期一那天，葛萝莉·凡可上的是常白班，即早晨8点到下午4点。葛萝莉记得，她一进办公室就接到大草原警署的电话。除了报告那具“牧场上的女尸”，对方还在电话上告诉她，色登路很难找，要经过好几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小路。所以，葛萝莉在出发以前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地图。
色登路现场在乔·普尔湖的半岛上，往西几百码，约两个街区的距离，便是曼斯菲尔德。虽然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辖区，但现场离西面的曼斯菲尔德警署不到5英里，离东北方向的大草原警署倒有20多英里。
葛萝莉·凡可分工负责的是实验室的外勤部分，即现场验尸，亦即尸体在未经挪动之前的观察记录，以及收集现场证据。当葛萝莉带着照相机等到达福斯特家的牧场时，现场警方人员告诉她，死者没有穿鞋，倒下的姿势也很不自然，所以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弃尸的第二现场，而非凶杀发生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案犯在别处杀了人之后，把尸体扔到了这里。
葛萝莉·凡可按部就班地首先记录了当时的气温，63华氏度，相当于17摄氏度。尸体已经僵硬。头部偏后的左耳上方有被重物击打的创伤。一处枪伤在左边脸颊，另一处正中双眉之间——行刑枪决似的，说明案犯是死者的仇家，也说明其枪法准确。从伤口的状况看，射击距离不过几英尺。“鲜血凝聚在死者的头发上和后脑部。从伤口溅出的脑组织零星可见。”葛萝莉在她的现场记录中写道。手腕上有剧烈搏斗留下的伤痕，脖颈处有被掐造成的青紫斑，但衣着尚整齐，不像有过性攻击。两条腿上数道被铁丝网划破的伤口。
“她是在这儿死的。”葛萝莉·凡可指着那些划伤解释说，因为伤口周边的血迹表明，当死者裸露着的双腿被铁丝网割破时，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更重要的是，”葛萝莉将一柄金属长扦插入死者头部周围被鲜血浸泡的草地，又抽出来，“她几乎是在这里流尽了身上所有的血。”
以葛萝莉·凡可的经验，她差不多可以肯定福斯特家的牧场就是本案的凶杀现场，但她还是留有余地地用了“几乎”二字。后来，犯罪现场实验室起走那一大块土壤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她的论断。
几小时后，尸体被送进了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因为没有任何表明死者身份的物件，所以克劳司博士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死者的脚趾上挂一枚名签，上书“简·杜伊954705T”。“杜伊”相当于中文中的“无名氏”。如果是无名男子，则叫“约·杜伊”。954705T即本案的案件号码。
“死者为发育正常、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白人女子。身高163米，体重57公斤。”马科·克劳司博士遍查了尸身的每一寸肌肤，从头发到指甲，从眼睛到耳朵，拍摄了一共49张照片，记录了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状况。
“左手严重受伤，食指折断。”死者肯定竭尽全力挣扎反抗过，但在头部遭到重创之后，反抗停止。克劳司博士无法断定击伤和枪伤孰先孰后，也无法断定是哪一种打击最终造成了受害者的死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遭受到如此致命的攻击之后，死者很快毙命。
在死者的头发里，克劳司博士找到了一颗子弹。
“阴道内有妇女卫生塞，无任何创伤。”克劳司博士注意到。但他还是按规定采集了体液样品。后来精液化验的结果证实了他和葛萝莉·凡可的设想：该女子临死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接下来就该解剖尸体了。马科·克劳司博士走出实验室，他想在动刀子之前稍事休息一下。这时是下午4点，葛萝莉·凡可在临下班时接到曼斯菲尔德警署的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一名16岁的女孩子在昨天晚上失踪了。
“特征？”
“左膝有手术后留下的伤疤，可能穿健身或运动服装。”
葛萝莉说他们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位，她要对方尽快送一张失踪者的相片过来。
当警署派人到琼斯家取相片时，格里格·麦努森中士也在那里。虽然他希望那具“牧场女尸”不要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但也意识到取相片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应付最棘手的局面。
//
---------------
跨越“障碍”(4)
---------------
20分钟后，法医实验室那边，葛萝莉·凡可还没有下班。此刻，她走进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悄声对验尸官耳语了几句，博士随即放下手里的解剖刀。
楼道里，克劳司博士脱下一只塑胶手套，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相片，端详片刻，默默地点了点头。
回到实验室，克劳司博士并没有马上继续他的工作。他将解剖台上那具女尸脚趾上的名签摘下来，改为了“亚蒂安·嘉西卡·琼斯954705T”。
消息传到琼斯家的同时，也传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这天上午，警署曾通知校长杰里·科比，该校10年级女生亚蒂安·琼斯失踪。“我们经常有孩子失踪，”科比校长对着话筒说，“所幸的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24小时内自己回来。”话虽这样说，科比校长还是指派了两名副校长向各处打电话询问查访。
午饭以前，不少孩子便开始窃窃私语，到了下午，亚蒂安失踪的消息已经在2000多名学生中不胫而走。当杰里·科比接到警方证实亚蒂安死亡的电话后，立即召集放学后还留在学校的学生们集会，简要地宣布了这一噩耗，并鼓励孩子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女孩子们马上三五个人搂成一团，抱头痛哭。男孩子们则默不作声，只将拳头狠狠地砸向身边的墙壁，或是把衣帽柜的金属门摔得砰砰作响。
几位高年级学生当即驱车前往色登路现场。福斯特家牧场的大门业已关闭。一个男生在附近的树林里找来一长一短两截树枝，用一段红色电缆线捆扎成十字架的形状，挂在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上。围栏的另一面，被鲜血染成猩红色的草地上，亚蒂安的遗体留下的人形还依稀可辨。
凛冽的寒风中，孩子们默默地摘下帽子，对着那片草场垂首志哀。
事后，有记者在报道中说：“天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找到现场的。不少记者过了好几天还在打听开车的方向，但显然，孩子们全都知道。”
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大人孩子来到这里。福斯特家牧场的这一片围栏前很快就摆满了鲜花、蜡烛、气球、泰迪玩具熊，还有一些纸片，上面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诗。
也是在那天的早些时候，琳达·琼斯打电话给曼斯菲尔德中学越野长跑队教练莉安·勃克。
“亚蒂安不见了，”琳达说，“越野队里有没有一个叫戴文的？”
“有。”莉安说。
“他昨天晚上好像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莉安后来说，她不明白琳达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据她所知，戴文和亚蒂安甚至算不上是朋友。
在这位女教练的印象中，戴文并非一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但他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却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空军少年后备队的成员，一位“穿军装的学生”，而且个头又高大，经常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或中场休息的时候，很神气地举着美国国旗跨着正步走到球场的中央。
莉安·勃克让一个名叫爱波儿·格罗曼的女孩子去找戴文核实。戴文正在上数学课，爱波儿问戴文头天晚上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我有没有给亚蒂安打过电话？”戴文盯着爱波儿，好像她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凭什么要给她打电话？没有！”斩钉截铁地。
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想，如果戴文说没有，就一定没有，因为戴文的人格几乎不容任何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
戴文的全名叫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在格兰蒙家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两个月前刚满18岁。戴文是曼斯菲尔德中学12年级学生，183米的个儿，虽然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却有着运动员般的健壮体魄。戴文寡言，也极少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所以他朋友不多，自然也不是很有人缘，但他却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有一种说一不二的不怒自威。男生中甚至有人管他叫“格兰蒙上校”，那是一种尊称，也是戴文在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军衔”。女生们的赞誉之词就更多了，说他很帅，很酷，很深沉，很有男子气，等等等等。
一位思想开放的女孩子后来告诉记者：“当你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妈妈就总是在你耳边唠叨，什么样的男孩子是合适的女婿人选。戴文就是那样的人选。我敢打赌，即便是这世界上最挑剔的丈母娘也不可能挑出戴文的毛病。”
另一位女生对戴文的评价是：“他是那种总能让做父母的感到骄傲的男孩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戴文·格兰蒙很有毅力，或自制力，能把握住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美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特别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譬如，戴文的同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沾染或尝试过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更不用说与异性约会，甚至发生性关系了。但当后来戴文的同学们回忆时，竟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他曾经做过这一类的事情。
戴文在曼斯菲尔德中学的低年级学生中拥有不少的崇拜者，他们像传神话一样传颂戴文的故事，诸如戴文12岁参加空军少年后备队；在拿到驾驶执照之前，戴文14岁就考取了飞行执照（在美国，法定的开车年龄是16岁）；戴文中学毕业后将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上美国空军官校；戴文的理想是要做一名宇航员；戴文是一位神枪手，他不单熟悉各种枪械，还收集了不少枪支；更难得的是，戴文还是一位门门功课全是A的优等生。也许是来自做教师的父母的遗传，戴文少见的聪明，据说他经常在法语课堂上打瞌睡，但期终仍然考了一个A。
//
---------------
跨越“障碍”(5)
---------------
戴文·格兰蒙的一切似乎都和“军队”或“军事”有关。他剪军人式的短发，穿迷彩裤，蹬军靴，身上经常别着枪（近来，美国不少学校的DressCode——学生着装规定——不再允许学生们穿任何形式的军服，也严格禁止在校园内携带武器），和老师们说话一口一个“是，女士。不，女士。”或“是，先生。不，先生。”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和长官说话一样。而且，戴文的朋友也差不多全是和他一样的“军人学生”。
因为是目前空军少年后备队里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不到一年就该“退役”了，戴文·格兰蒙还在那里统领着一个团队。戴文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16岁的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都是他在团队里的“下属”。杰和约斯福家住曼斯菲尔德西南的柏尔逊市，上的是那儿的柏尔逊中学。
“我们属于同一波段。”杰·戈林后来对记者说。他和戴文一样，言辞中不时夹带一些军事术语，“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我们今后将做些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将做些什么。”
三个人向往的都是军人生涯，戴文进空军，杰和约斯福加入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两年里，三个好朋友经常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世界各地的战争，分析战况。“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象过，某一天，由戴文驾机，把我和约斯福送到敌方的某个隐蔽地带，空降下去。”杰·戈林讲到这里，脸上绽开了孩子气的笑容，又补充说，他和约斯福都很愿意被空降到热带丛林地区，而不要去什么冰天雪地的荒山秃岭。
然而，戴文·格兰蒙也有他鲜为人知或尚未被人们察觉出的另一面。据杰·戈林讲，所有的变化都始于1995年的夏天。那个暑假，戴文去加拿大的渥太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国际军校生交换项目”，遇到了一位俏丽风骚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候补女军官，并在她身上丢失了他的童贞。回到美国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戴文张口闭口都是这个‘海伦’，而且书信不断，电话不断，电子邮件不断”。
也许是戴文·格兰蒙以前一直把持住自己不与女生交往，初尝禁果便使得他无法自已，无法自禁，无法自拔。“我和约斯福看他实在是爱得太辛苦，也太痛苦，便费了很大的劲说服他放弃这场不切实际的、跨越了半个地球的爱情游戏。‘嘿，戴文，’我说，‘干吗不就近在美国找一个？’戴文就找到了黛安娜·扎摩拉。”
黛安娜·丽·扎摩拉比戴文小三个月，剪一头深棕色的短发，瘦瘦的，个儿不高，只有160米左右，但却精干。她也是空军少年后备队成员，与杰和约斯福同在戴文指挥的团队里。黛安娜住在另一座城市，曼斯菲尔德西面的克罗利市，是克罗利中学12年级的学生。克罗利中学与曼斯菲尔德中学相距大约20英里，合30多公里，好在黛安娜和戴文都已经有了驾驶执照，20英里“不过是一踩油门的事”，更不用说与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相比，简直就是近在咫尺了。
在扎摩拉家的四个孩子中，黛安娜是年龄最大的，也是最懂事的，而且和所有少年军事团体成员一样，无论在家里在学校，都是最听话，最守纪律，也最有毅力的。黛安娜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趁着弟弟妹妹们还在熟睡，上学之前先要自习一个小时，因为放学以后她就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了。黛安娜的父亲是一名电工，但总是在失业，也总是找不到工作。当护士的母亲一人兼着两三份工作，把三个弟妹和全部家务都留给了17岁的大女儿。最近，经济拮据使扎摩拉家拖欠了太多的贷款，房子被银行收走了，六口人只好挤进外祖父家里。人多房子小，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黛安娜却一直在自己的心底深处保留着一个幻想：她要上大学。黛安娜知道，那是她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黛安娜在上8年级时听说了军事院校的教育计划，凡是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只要承诺毕业后至少在军中服役五年，便可获得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
但要“符合条件”却谈何容易？譬如三大军校中顶尖儿的陆军官校，或老百姓俗称的西点军校，对学生成绩的要求不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而且学生还必须经过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政审关和体检关。这也难怪，因为和哈佛大学一样，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里不仅出过数位美国总统，其在校生中亦常有不少高官之后，甚至世界各国的皇室家族成员。随着现代化高科技被引入军队，陆军的技术成分相对于海军、空军略低，所以西点军校便将其教学重点转为培养新一代的指挥人才。目前美国各大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就有不少西点毕业生。
所以，黛安娜·扎摩拉事事处处都必须付出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努力。她和戴文一样，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时间约会，没有时间享受青春。她和戴文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跨入空军军校，并在退伍之后到国家宇航局工作。她也和戴文一样，成绩优异，是一位令父母家人感到骄傲的女孩子。黛安娜的母亲就曾非常自豪地说：“我知道，她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
然而，黛安娜的生活中毕竟有太多太重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单来自她的理想，她对自己的要求，来自扎摩拉家的经济状况，也来自她父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听说父亲背着母亲与别的女人鬼混时，黛安娜气愤异常。有几次，她实在无法宣泄自己内心的痛苦，便狠命抽打自己的胳膊，甚至用刀子在自己身上“放血”，并连声说她“痛恨自己”。后来有心理学家指出，这些行为都属于典型的“自虐症”。
//
---------------
跨越“障碍”(6)
---------------
除此而外，黛安娜的母亲一方还是一个很有宗教传统的大家庭。她的外祖父是一位牧师，并在沃斯堡拥有自己的教堂。黛安娜从记事起就在每个星期天跟着父母一起去外祖父的教堂做弥撒。母亲家的女孩儿，包括黛安娜的几位姨妈和表姐妹，自小受到外祖父的教诲，都非常看重自己的贞操。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年，黛安娜的父母就是在外祖父的教堂里相识、相知，而后结为了夫妻。多少年后，黛安娜的父亲又在同一所教堂里遇到了他的情人。
就这样，戴文·格兰蒙开始和黛安娜·扎摩拉约会。
用杰·戈林的说法，性情古怪而又独断专行的黛安娜“给戴文带来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麻烦”。杰说：“我一直将戴文视为我的兄长，视为在发生危机时，可以替我们出谋划策、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人。但是现在，他自己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着危机。”
先是在一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团队会议上，戴文和黛安娜频送秋波，还相互用胳膊肘碰来碰去，引起了众人的不满。然后，黛安娜开始公开违抗戴文的命令，也拒不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履行自己的职责。再后来，两个人一起缺席了几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训练和活动。直至1995年11月下旬，戴文·格兰蒙被上级解除了团队的指挥权。
也是在这同一段时间里，戴文一改他多年来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蓄起了长发，戴上了戒指等首饰，并穿上了印有摇滚歌星的T恤衫，还用他父亲的信用卡替自己驾驶的家用卡车安装了一套价值2000美元的音响设备。很快，戴文买来了传呼机，没几天，又在腰里别上了一只崭新的手机。戴文开始带着黛安娜逛夜总会，喝啤酒，开始出入于一些派对和舞会，开始超速驾驶，甚至酒后开车。
戴文对他的枪支也越来越不严肃，不负责任了。有一次，他在自家前院没事儿打着玩，一气儿射光了一匣子弹。还有一次，把自己卧室的地板打穿了一个孔。有时候和黛安娜出去兜风时也带着枪，路上见到野猫野狗抬手就打。
两个人的关系也给黛安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黛安娜没有车，就经常驾驶戴文的那辆家用卡车。9月底的一个晚上，黛安娜独自开车回家，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失去控制。卡车冲出路面，滑下斜坡后又打了一个滚，差点儿让黛安娜送了命。最后，卡车侧倒在土沟里，刚好将黛安娜伸出车窗外的左胳膊压在了下面，五个指头被轧得血肉模糊。后经大夫的全力抢救，左手总算没有残废，但据大夫说，某些功能却是再也无法恢复正常。
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见到戴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在11月初的一个周末，戴文去卢勃克参加越野长跑区域赛回来，第二天就找到杰。“他只字不提比赛的事，却大谈他的又一次艳遇。”杰·戈林回忆说。“他说他和一个女孩子开车到了一所小学校的停车场，但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或是哪个学校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听他讲，因为他的那些和女孩子之间的故事我早就听腻了。”
然后就到了12月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一。
如果曼斯菲尔德警方不是像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那样，对戴文·格兰蒙说的话深信不疑，如果他们例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他们就不会一直等到9个月以后才听到杰·戈林的故事——
“笃笃笃……笃笃笃……”杰·戈林被急切的敲窗声吵醒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他不知道这声音响了多久，只迷迷瞪瞪地从地铺上爬起来，机械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戴文？”杰低语道，一面打开玻璃窗，摘下纱屉。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戴文了。
“戴文，”杰又叫了一声，伸出“反扣手”——一种在军事课上学来的战地救援方式——将戴文拉进到漆黑的屋里。“怎么回事？”
“别问。”戴文说，以他特有的简洁而不容多嘴的口气。
窗户朝向一条僻静的后街，戴文已经在夜里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敲窗，开窗，摘下纱屉，翻窗进入，再将纱屉放回去。杰的父母同意不过问他和朋友们之间的这些事，只要不影响邻居，并且每次记着把纱屉安放好。于是，在朋友们的口中，这扇窗就被叫成了“杰的前门”。
戴文已经在夜里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但从来没有这么晚过。所以，杰又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我得在你这里耽搁一会儿。”戴文答非所问，“黛安娜也来了。”
戴文探出半个身子，用两只手把黛安娜拖进屋来。黛安娜嘟嘟囔囔地和戴文说着什么，杰没注意听，他正摸索着将圣诞树彩灯的插销插入墙角的电源插座，不大的屋子里顿时便有一片红红绿绿闪烁起来。黛安娜仿佛害怕光亮，往旁边紧挪几步，躲进了阴影里。彩灯其实很暗，杰只能隐约看见戴文穿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越野队的灰色T恤衫。
虽然才是12月初，几乎从不下雪的得克萨斯州也已然有了圣诞节的气氛。杰·戈林装点的圣诞树与众不同，在顶端通常应该插一颗五角金星或一位天使的地方，他安放了一架C-13战斗机的模型。和戴文一样，杰周围的一切似乎也都与“军队”或“军事”关联着。房间里的一堵墙从顶到底覆盖着一只很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军事用品：子弹匣、防毒面具、匕首、绳索、AK-47弹药袋、各式飞机的说明书，等等。靠另一面墙是一张铺了席梦思垫子的单人床，但杰很少在上面睡觉。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睡在硬木地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