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的答案是1973年9月。那个月，食品机械厂封掉了一条工人们经常倒化学废液的排水沟。陪审长罗伯特·福克斯后来说，审议期间，陪审员们始终无法确定这个日期。直到最后一天的早晨，是他首先想到了1973年9月，其他的陪审团成员也就附和着填上了。但是如此一来，沃伯恩的三个孩子便被罚出了局：吉米·安德森，迈克·佐纳和凯文·卡恩，他们都是在1973年9月以前被诊断出白血病的。也就是说，根据陪审团的这一项裁决，这三个孩子及其家人都得不到赔偿。
当然，感觉沮丧的也不止简恩·希莱曼一个人。那天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詹蒙·戈登算了算，相当于155万美元。
“如果明天的《华尔街日报》说我们赢了，我就相信我们真的是赢了。”詹蒙停了停，又说：“但不知怎么的，我一点也没有赢了的感觉。”
简恩·希莱曼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事务所的会议桌旁，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认认真真地盘算下一步的计划。
“我对这个陪审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心直口快的比尔·克诺利嚷嚷道，“趁着还没把脸面丢尽，赶紧找W·R·格拉斯谈判。”
其实简恩也有这种想法。这桩他原本以为可以成为环保史上的里程碑的案子，可以为他和他的事务所带来财富和声誉的案子，一转眼又变回到了一桩普普通通的伤亡赔偿案。
詹蒙·戈登说，他刚刚提出了他们几个人的退休储蓄金，如果能精打细算，又不出任何意外的话，也许还可以撑上三个月。他不懂法律，但是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打持久战。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速战速决就行。不过，詹蒙说，有一点他是懂得的，即使是山穷水尽，也不可以让对方看出了他们的窘相。要拿出一副底气十足的派头，让人家觉得他们真的是实力雄厚，准备把这场官司一直奉陪到底。至于索赔额，他认为1500万美元比较合适。“你们看呢？”詹蒙用目光依次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他左手边的汤姆·凯立身上。
“我同意，1500万。”汤姆说。
“我也同意。”比尔说。
轮到简恩，他犹豫了一下：“2500万。”
最后一位是凯文·康威，他说：“1000万。”
“莫名其妙！”简恩跳将起来，比手画脚，唾沫飞溅，“至于吗，你，至于那么惊慌失措吗？你以为我们已经穷途末路，到了，啊，随便抄一把什么撒腿就跑的地步。真他妈的莫名其妙！”
“不是这样的，简恩，你听我说。”凯文试图让他的朋友平静下来，“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让这个事务所生存下去……说句心里话，我把你们看得比我的老婆孩子还重要，因为我的家庭是要指靠着这个事务所的。”
第一次会晤的地点在古典而雅致的霞飞饭店。W·R·格拉斯的执行副总裁兼法律顾问，也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的阿尔伯特·犹斯蒂专程从纽约飞来波士顿。阿尔伯特今年65岁，应该和司肯纳法官、杰罗·费歇尔等是前后届的。
根据他们事先商量的结果，简恩们将索赔额的范围定在1000万至2500万美元之间，但开价3500万，以便留出让对方杀价的余地。
“这个价码是高了点，”阿尔伯特说，“但是我们总得从某一个数额开始。”他说他将把原告方的方案提交下周四召开的董事会议讨论，如果简恩们愿意的话，可以在下周五赴纽约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星期四下午，简恩一行人到了纽约。他们果真打肿脸充胖子，派头十足地在机场叫了礼宾车，又住进了每晚房费850美元的赫尔姆斯大酒店。第二天，他们从阿尔伯特嘴里听到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报价：660万美元。阿尔伯特说：“要，就拿走，不要，就留下（Takeit，orleaveit）。”
“他甚至没有留我们吃午饭！”简恩一回到酒店的房间就气哼哼地说。
汤姆·凯立用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往坏处想，这个价确实比我们的底线还低，但是往好处想呢，每个家庭平均将近一百万。”
简恩脸红脖子粗地较着劲道：“有那么多吗，啊？刨掉我们300多万的花费，再刨掉我们40%的提成。你让我空着双手去沃伯恩怎么见人？哦，就对人家说：‘衷心感谢你们的信任’？”
詹蒙·戈登一边敲着手里的计算器，一边说：“我们的费用实际上是200万，因为前面还有过联合第一制服厂的150万。所以每家人家拿到手的应该是25万，而且不用缴税。”
“25万对他们来讲已经不算少了。”凯文·康威也插了进来，“你不是前两天还在说，冬娜·卡能连从波士顿到沃伯恩的出租车都舍不得坐，愣是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坐长途汽车回去的吗？”他指的是陪审团裁决的第二天，应美国广播公司的邀请，简恩和冬娜专程去了一趟纽约，接受早间电视新闻节目《早安，美利坚》采访的事。凯文又说：“赢也好，输也罢，我们都必须尽快结案。五年前我就给你讲过，这个案子是一个黑洞。你难道还看不出来，现在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人都陷进了这个黑洞。我们一天不从这个黑洞中跳出来，我们就一天不能向前走。”
简恩说：“其实我比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希望能尽快结案，但像这种结法，我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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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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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诺利早就忍不住了：“废话！1000万美元你就能接受，就算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大案，660万美元就只是区区一桩伤亡索赔案？”
简恩站起身来，耸耸肩，一声不吭地走出房间。
凯文知道，只要简恩那里不松口，沃伯恩案就不能算完。等到房门在简恩的身后轻轻关上，凯文说：“如果他决定要继续上法庭，我就跟着他上法庭。但是我希望他不要上。上帝啊，我真的希望他不要上。”双手合十，仰面朝天，做祈祷状。
回到波士顿，简恩·希莱曼开始埋头准备庭审第二阶段的“医学论证”。两万多页的各种医学和科学文献、报告等等，几万页的个人病案和体检结果，十几位原告，还有二十多位即将出庭的专家证人……相形之下，第一阶段四个月左右的庭审不过是法学院的课堂演习。
詹蒙·戈登每天都接到债主们带有威逼口气的电话和信件。昨天，电力公司派人来断电。詹蒙赶紧让秘书将来人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自己出去兜了一圈。一小时后，带回一张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支票。事务所的计算机系统虽然还在，但是大家都知道，债主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无论做完什么都必须马上存入软盘。最辛苦受累的要算一向任劳任怨的凯文·康威，自从辞掉了清洁工，他每天下班后都要吸完地才离开。
说起凯文，还有一件尴尬事。他家住在郊区，但是已经很久不开车了，为了省下汽油费和泊车费。那天早晨，凯文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妻子只给了他一块七毛五分钱，刚够到波士顿的火车票。这段日子妻子的心情一直不好，在家里骂完这个骂那个。出于习惯，凯文顺手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等到上了车才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块四毛钱。他面红耳赤地向售票员解释、道歉，把名片、驾照等等全都掏出来了，还一再保证第二天一定加倍偿还。
这些从不知“缺钱”为何物的心高气傲的年轻律师们尝够了囊中羞涩的滋味，660万美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值，都在变得更加诱人。终于有一天，简恩把同事们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一宿未眠，算是想明白了。不就认个栽吗，何苦要硬拉着哥儿几个跟着他一起受这份罪？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简恩操起电话，拨通了阿尔伯特·犹斯蒂的专线。“哈啰，阿尔伯特，”简恩屁股一扭，将大班椅转向落地窗，把后背留给众人。“我很好。我只是想知道……对……对。”简恩哼哼哈哈地听了好一阵，“看来你们进展不错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收回了报价？……当然，当然，你们绝对有权利这样做。”
简恩放下电话，两手一摊：“没戏了。他说迈克·凯顿跑了几趟沃伯恩，打听到罗伦·加马齐从1974年开始一直喝的是超市买来的瓶装水。还有嘉洛德·奥费诺，他的死因确实是伤寒。”
又有两名患者从W·R·格拉斯公司的赔偿名单上去除了。
一晃到了9月5日，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召见律师们的日子。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午后。迈克·凯顿呈上一份新的动议，以种种理由要求对W·R·格拉斯公司的第一阶段重新开庭审理。法官与被告方的律师们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地斗了三个多小时，便到了快下班的钟点。司肯纳法官说容他把这个问题再好好想一想，争取在下周内做出决断。这才转向原告席，问简恩·希莱曼有什么要说的。
“我这儿有一件新的证据需要请诸位过目。”简恩拿出一份1975年W·R·格拉斯总部给食品机械厂下达的文件，禁止该厂继续使用TCE。“文件上说TCE会导致癌症。”
“使人致癌？”法官问。
“是的，法官大人，所以他们明文禁止继续使用。”
“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学结论都只来自动物试验，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TCE会使人类致癌。”
“但是至少W·R·格拉斯总部认为TCE会使人类致癌，否则他们没有必要下达这样的文件，你说呢，法官大人？请看这段，‘致癌物（Carcinogen）将会导致癌症……’”
这本来应该是在第二阶段的庭审中需要证明的问题，也是W·R·格拉斯认为原告方不可能证明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承认了。
几天后，阿尔伯特·犹斯蒂电告简恩，W·R·格拉斯公司愿向沃伯恩的每户原告家庭赔偿100万美元，一共是800万美元，条件是，不可将赔款的数额公之于众。
简恩在电话上和阿尔伯特谈了很久，放下电话后他对凯文和詹蒙说，听上去W·R·格拉斯也不愿意继续打官司，好像他们也在担心着什么。
后来，迈克·凯顿在私下里就“保密”的条件跟简恩解释说，阿尔伯特的意思，一是如此“巨额”的赔偿就相当于当众认错，W·R·格拉斯这样的大公司丢不起这个脸。上次陪审团的裁决尚使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800万美元的赔款要是传出去，可能就不止是三个点的问题了。二是担心只要开了这个先例，其他的律师们便会去沃伯恩挑唆其他的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跟W·R·格拉斯公司没完没了地打官司。
简恩·希莱曼常说：“钱一旦摆在了桌面上，事情就开始变得丑恶了。”
简恩把他的委托人们从沃伯恩请来事务所商谈付款的具体方式。此时，一年前的豪华和富丽已然全无踪影，办公室里的破败和寒碜令人触目惊心。家具和地毯等早已被债主们收走了，律师们只能趴在地板上或椅子上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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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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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说，除去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付过的150万美元，用于本案的开销还有260万。事务所决定，将原先合同上写的40%提成降低为28%，即220万。这样，根据W·R·格拉斯的分期付款方案，每户人家现在可拿到375万美元，五年后再拿8万。
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在开车回沃伯恩的路上，安妮·安德森对冬娜·卡能抱怨说简恩的个人提成太多了。
“我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冬娜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们只是去开开会而已。”
“但他并没有失去孩子！”安妮说。
安妮对简恩的不满越来越多。她说简恩跟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老师在跟孩子们说话。她说若不是她的多方努力和四处奔波，根本就不会有沃伯恩案，而简恩却处处排挤她，不让她参与重要的决策。每当他们产生分歧时，简恩总是说：“相信我，安妮，相信我。”安妮还说，她所做的这一切本来并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但是既然简恩那么在乎钱，她也应该在乎。安妮越来越相信，简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们，他只是想利用他们和他们的痛苦来捞取资本，实现自己的野心，为自己赚得财富和声望。
安妮开始到各家游说。她对简恩的个人提成倒讲不出什么，因为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里。令她生疑的是那几百万的花费。当安妮和佐纳夫妇——安妮能找到的唯一同盟军——向简恩提出这个问题时，简恩建议他们请一位会计师稽查账目。
会计师核对了上千张发票、收据等等，发现其中的某些复印费、加班费和利息可能会有出入（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所有银行贷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利息加起来，高达每天上万美元）。会计师最后算出了大约8万美元的差额。简恩马上掏出支票本，说不用复查了，这些账他全认。
但是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其他的六家人都坚决不收简恩的支票。
詹蒙·戈登还清了事务所欠下的所有债务，给律师公益协会寄去了他们的份额，从毕特大叔那儿取回了众人的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办公设备和用品也陆陆续续地讨回来了。圣诞节的时候，凯文·康威给妻子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台家用摄像机。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走回正轨。
简恩·希莱曼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但账面上只剩下了不足三万美元，还不够赎回他的保时捷跑车。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大病初愈，浑身上下懒懒的，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遂告了一段长假，去夏威夷玩了一个冬天。
回到波士顿，简恩和凯文联手办过一桩误诊案，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结果还是输掉了。简恩开始跟人说，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律师。这并不像他父亲想象的那样，只要有很好的口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就行。回想当年守着电视机看水门事件的国会听证时，法庭在自己的心目中曾经是多么神圣庄严的殿堂。但直到身入其境后才发现，那里面也会有卑鄙的伎俩和险恶的阴谋。
伎俩是有的，凯文好脾气地说，但未必真会有什么阴谋。凯文劝简恩赶紧成个家，他说单身汉固然是自由，但也缺了动力。你要是像我这样有老婆孩子要养，就不会生出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简恩说他的女朋友刚刚搬出去。
凯文说那就是了。
简恩仍然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事务所上班，但他什么案子也不接，只是东游西逛，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发呆。沃伯恩案过去一年后，9月的一天，詹蒙·戈登从国家环保署波士顿地区办公室办完事回来，把一叠文件扔在简恩的桌子上，问：“你当时见过这份东西吗？”
简恩顿时两眼发光，如同一只饿狼发现了猎物。他一把抓过那份材料，只见扉页上写着《J·J·瑞勒皮革厂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底下的署名是扬基环境工程公司，日期：1983年。
那年秋天，应杰克·瑞勒之聘，扬基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钻了六眼试验井，他们的发现和乔治·平德尔教授一样，流经皮革厂的地下水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进入了G、H二井。文中还提到，在15公顷靠近厂房的地方，有几堆“形同泥炭的黑色垃圾”，很像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那里采集到的Z样品，一种被化学溶剂严重污染的土壤和垃圾的混合物。
10月，简恩向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提交了《要求调查比却斯集团及其辩护律师扣留隐瞒沃伯恩案关键证据的动议》。司肯纳法官似乎很不愿意再见到简恩和他的沃伯恩案，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传杰罗·费歇尔到庭。
杰罗说，不错，他确曾看到过这份扬基公司的报告，那是在一次“摸底会”之前，杰克·瑞勒的私人律师玛丽·莱茵给他看的。他当时匆匆翻了一下，一共也就一两分钟吧，觉得没什么要紧的，就顺手交还给了玛丽。
简恩要求传唤玛丽·莱茵出庭作证，被司肯纳法官拒绝。理由是，这份文件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因为陪审团已经在法庭上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了与该文件相似的内容。而且，简恩本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庭审之前，杰罗曾两次提出延期开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是简恩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要求庭审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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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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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不服，将案子递到上诉法庭，说他怀疑被告方可能扣留了更多的证据。若果真如此，则整个沃伯恩案应该推倒重来。
一直等到1988年12月7日，上诉法庭才做出裁决。文件长达54页，大意是说，司肯纳法官在断案时确实有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且敷衍了事，偏袒一方之嫌，现责成该法官重新听证。
“该法官？”简恩彻底失望了。在大部分类似的情形下，案子是应该移交别的法官经办的。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简恩决定亲赴沃伯恩现场重新调查。
“去现场？”詹蒙·戈登说，“你自己连车都没有。”
简恩不仅没有车，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他无所事事，只靠别人结案的红包度日，先是被断了电话，而后让人搬走了家具，在1988年的新年那天，银行收走了他的房子。一年来，简恩一直住在事务所里，也在事务所里蹭吃蹭喝。好在这楼里什么都有，下班后可以在会议室里看电视，晚上可以睡在凯文·康威办公室里的长沙发上，还可以在厨房里煮咖啡。大家仍尊他是事务所的元老，常常从家里给他带些吃的用的。汤姆·凯立更是不时地领着他下下馆子，遇到手头宽绰的时候，还背着老婆接济他一张两张百元美钞。
当然，简恩也没钱雇人请专家，所以他必须自己跑腿搞调查。
凯文·康威成了简恩的车夫，负责接送他去沃伯恩。凯文每次回到事务所总是又摇头又叹气：“走火入魔了。这家伙走火入魔，没救了。”他又想起7年前说过的“无底黑洞”的话。看来这沃伯恩案确实没底，永远也不会完结。至少对简恩来说，永远也不会完结。
简恩打听到，扬基环境工程公司当年曾雇过一位名叫洛伦兹·诺克斯的钻井工人，现在已经搬迁到了马萨诸塞州最北边，与新罕布什尔州接界的地方。简恩在一个圣诞节的派对上找到他。洛伦兹回忆说，就在他们钻井的同时，皮革厂自己的工人们也在那15公顷上忙碌着。洛伦兹亲眼看见挖土机把黑乎乎的混杂了垃圾等物的土壤装进大型翻斗车里。翻斗车满载而去，空空而归，一天好几趟，一连数天。
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简恩对凯文说：“你有没有发现过，有的时候你特别想看清、或寻找什么东西，把眼睛凑得特别近，反而却什么也看不清了？”
“你想说什么？”凯文一边开车一边问。
“我一直在寻找往地上倾倒废液的人，怎么就没想到找一找替他们打扫清理的人。我怎么这么傻呀？”
负责那次打扫清理的人叫詹姆斯·格兰吉，当时J·J·瑞勒皮革厂的工程师，他也已经不在沃伯恩了。还是圣诞节的长假期间，简恩和比尔·克诺利带着一位公证员一起飞往佛蒙特州，录下了工程师的口供。
至此，凯文·康威也开始相信，这里头确实有什么阴谋了。
过完新年，简恩·希莱曼就带着他的新证人们回到了司肯纳法官的法庭上。之后两个多月的听证期间，简恩一共传唤了26名证人，提交了236份、共计3000多页的证据，其中包括国家环保署提供的一些材料。近十年来，国家环保署也一直在调查沃伯恩供水系统被污染一案，但鉴于联邦政府对国家部门的政策，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可在非官方的诉讼中作为证人出庭。
詹姆斯·格兰吉在法庭上说，1983年9月，杰克·瑞勒指示他在国家环保署的勘察小组到达之前，彻底清除15公顷上的全部垃圾。当他们挖到一堆变了色的土壤时，瑞勒先生很不高兴，“好像发现了那些土壤是我的错似的。”詹姆斯说。
杰克·瑞勒要詹姆斯指挥工人们挖地三尺，务必将所有的变色土壤都刨干净了。詹姆斯是机械维修工程师，不懂化学，后来才听皮革处理车间的工人们讲，剔掉了肉和毛的皮子先要放在化学溶液中浸泡，以去除油渍。他们挖出变色土壤的地方就曾经是工人们倾倒废弃溶剂的废液坑，后来都堆上了垃圾。在15公顷上，这样的废液坑还有好几个。“但是每一处的变色土壤并不是很多，”詹姆斯继续说，“只要一车就装完了。”瑞勒先生是相当认真的，每挖完一个坑都要詹姆斯回去查看，是否所有的变色土壤都确确实实清除掉了。然后再用别处的土填上，夯夯实，撒一些落叶，做成好像从来没有人动过的样子。
詹姆斯说，他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星期。瑞勒先生反复交代要众人一定保密，切不可向外界泄露半点风声。
3月初，杰克·瑞勒再次被传唤到庭。与三年前那个镇定自若，又咄咄逼人的总经理判若两人，眼前的杰克已然一位风烛残年的老翁。虽然比却斯集团在上次的庭审中胜诉，但也许瑞勒先生遭遇到了太多来自公司内外的种种压力，他先是患了忧郁症，继而出现老年痴呆症先兆，记忆力开始衰退，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杰克用了一连串的“我不记得了”或“可能有，可能没有”来回答简恩·希莱曼的提问。当简恩问起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报告时，杰克说，他曾带了一份副本回家。接下来，出乎简恩的意料，也出乎法庭内所有人的意料，杰克说：“因为我在家里保存了一些皮革厂的资料，譬如，我自己关于各种机器的笔记和配方手册。”
配方手册？简恩立时振奋起来，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一直在找寻的J·J·瑞勒皮革厂与TCE的联结点吗？简恩不敢让惊喜外露，仍然用了不动声色的口吻，问：“你说的配方是指处理皮革的化学试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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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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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的。”
“最早的是到哪一年？”
“我不记得了。有新的，有老的。……它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些配方。不过是些和做菜的菜谱一样的单子。”杰克还说，他曾先后给过律师们一些配方，就在上次庭审之前。
简恩转向司肯纳法官：“他们上次就应该给我那些化学配方的资料，法官大人，但是没有给。我要求他们现在给我。”
法官问杰罗·费歇尔，杰罗说他从来就没收到过这些资料。法官又问玛丽·莱茵，玛丽说她把它们放在了事务所的储藏室里。玛丽又说，其实他们从不曾向原告方隐瞒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没有问起，他们也没有义务主动提供。
简恩·希莱曼遂请求法官允许原告方进入玛丽·莱茵事务所的储藏室查找相关资料。但司肯纳法官的回答却是：“你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吗？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文件的储藏室。如此大规模的‘摸底’性查寻将导致一场新的庭审，而不是听证，你懂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简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挥舞着拳头：“这次的听证不就是因为被告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吗？我们刚刚听到，除了那份扬基公司的报告外，他们还扣留了更多的资料，譬如化学配方手册。你怎么可以？……”
司肯纳法官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清楚在上次开庭之前的‘摸底’过程中，你是否曾向他们要求过你现在要求索取的这些东西。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对方不曾要求过的证据。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继续你对杰克·瑞勒先生的取证。”
简恩·希莱曼无奈。他开始向仍旧坐在证人席上的杰克·瑞勒询问一些关于那次搬运垃圾的秘密行动，然后拿出杰克三年前的证词，翻到第22页，念道：
杰罗·费歇尔：据你所知，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垃圾废料等曾经被倾倒在那块15公顷的空地上。
杰克·瑞勒：我已经说过了。
杰罗·费歇尔：请你再说一遍。
杰克·瑞勒：没有。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绝对没有过。
杰罗·费歇尔：你也没有从那里搬掉或运走过任何东西？
杰克·瑞勒：没有。
杰罗·费歇尔：你能讲讲为什么吗，先生？
杰克·瑞勒：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说要对那里进行调查，所以什么都不能动。
这一次，没费什么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认了他在上次的庭审中作了伪证。
坐在旁听席上的冬娜·卡能后来说：“我当时看见瑞勒先生的样子真替他难受。”
杰罗·费歇尔本打算以杰克·瑞勒的健康状况为他的记忆混淆作辩护，但是杰克不允许。
作证完毕，杰克·瑞勒步履蹒跚地走下证人席，走出法庭，嘴里喃喃道：“这一切和事实没什么关系，和伪证也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因为钱……”
他问身边的一位记者：“这一切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概还得一年吧。”记者说。
“一年？”老人摇摇头，“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后两位出庭作证的是被告方辩护律师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他们发誓说从来没有拿到过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调查报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尔特·司肯纳作出裁决，杰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审理期间犯有伪证罪，玛丽·莱茵则因蓄意扣留证据而犯有渎职罪。法官认为，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在此期间的言行无可指责，并宣布，将于同年10月举行的另一次听证会上论证，与被告方有关的这两项罪责是否影响到了原告方对案情的陈述。
10月的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星期，双方都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凭借已有的文字资料等进行论证。最后，司肯纳法官要求简恩·希莱曼向法庭提交他当年在对J·J·瑞勒皮革厂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和各种文件，以供裁决时参考。
除了原定的议程外，玛丽·莱茵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证——信件、便函、电话记录和收据等，证明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曾经分别收到过玛丽送给他们的那些所谓“被扣留和隐瞒的文件”，包括扬基报告和J·J·瑞勒皮革厂的部分化学配方。其中一张日期为1984年11月的收据上说明，法庭文书曾向尼尔·雅各布递交了扬基公司的报告，尼尔亦在收件人栏目里签了字。
但司肯纳法官仍不改初衷，维持原判。他认定，玛丽·莱茵在年初的那次听证中“有意”隐瞒了这些证据。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有罪，她或许永远都不会交出这些证据。
也就是说，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难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法律不过是他的手中玩物，怎么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简恩记得他做了一宿的噩梦。早晨刚上班，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法官已经就10月的听证会作出了裁决，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时候去取。简恩马上和比尔·克诺利一起赶往法庭大楼，他觉得他等候这个裁决已经太久太久了。当他从司肯纳法官的秘书手里接过裁决后，简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阅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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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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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上面说，法官查阅了简恩对沃伯恩案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等文件，其中并无任何要求查看皮革厂配方等资料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关于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化学废液的具体证据的记叙。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在办理沃伯恩案的过程中，简恩自始至终“知道原告方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了化学废液”。因而，法官裁定，简恩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1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向法庭提交了“不负责任的诉讼”。法官将呈请有关部门就此事追究简恩的责任。
如此，沃伯恩案历时数年，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回到了当年威廉·契士曼的“第11款动议”。
简恩一把揪过秘书，愤怒得浑身发抖：“他要追究我的责任？这个老魔头！”
秘书掰开简恩的手，连连说道：“这不关我的事。这不是我的裁决。”
比尔紧紧地抓住简恩的胳膊，把他一路拖出法庭大楼。到了外面的邮电广场，简恩犹自大喊：“这个老魔头！他要追究我的责任？”
那天晚上，沃伯恩的六户人家——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一起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陪简恩坐到深夜。
后来，简恩·希莱曼又曾先后三次向各级法院上诉，均被驳回。
1990年，简恩向联邦法庭申请破产。他所列举的全部个人财产，按价值从低到高依次为：14美元银行存款、一个价值50美元的收音机、100美元现钞和价值500美元的服装。他的负债总额达1231542万美元。
同年，国家环保署正式向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提起诉讼，指控他们污染了沃伯恩城东的大片土地、河流和地下水。经调停，两家公司同意共同出资6940万美元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
不久，J·J·瑞勒皮革厂和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相继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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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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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维列山庄，这个地名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与一流影星、大牌导演及著名艺术家连在一起的。其实巴维列山庄的居民中还有包括前美国总统在内的社会各界名人，也有削尖脑袋企图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暴发户。
巴维列山庄位于洛杉矶城西，与好莱坞毗邻。山下星罗棋布着各大电影厂家和娱乐公司。山庄的西面是风景秀丽的石谷自然保护区，南侧紧挨着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榆树路和巴维列山庄的大多数街道一样，依山势而建，不是那么直，也不是那么平。1989年8月20日晚上快10点时，一位少女站在榆树路下端自家的门口，她正在等她的男朋友。一辆小轿车经过少女身边，停在榆树路上端的722号。两个男子的身影从车上下来，一个打开后箱盖，另一个径直朝房子走去。不过是夜幕下的寻常街景，少女兴味索然地扭头转向别处。如果离小轿车稍微近一点，或稍微多看一会儿，她就会发现，那两名男子的手里都握着长枪。
榆树路722号是一栋白色地中海式大宅，当时值价400多万美元。宅内共有23个房间。四周高高的铁栏杆围定偌大的园子，园内林木参天，枝叶繁茂，将整栋巨宅掩映于绿阴之中。722号的前庭也比邻居家宽敞，房子因而退缩得相对靠里，离人行道比较远。房前半圆形的车道入口处有一道铁栅门把守。
722号的房主人姓蒙纳戴兹，男主人霍塞，44岁，女主人凯蒂，47岁。家里还有两个儿子，约瑟夫·莱尔，21岁，和艾瑞克，18岁。这天是星期日，用人们都放了假。两个小伙子在家里呆不住，也邀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晚饭后，蒙纳戴兹夫妇往起居室的放像机里塞进一盘007——詹姆斯·邦德录像带，一面懒懒地靠在沙发上，一面吃着饭后的甜点奶油蓝莓。
枪手们没费什么事就进到了院子。前院的铁门敞开着，防盗警报系统也已被关闭。两个人推开书房那扇通往院子的法式门，穿过书房，来到与起居室连接的过道。起居室里暗暗的，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发出忽闪忽闪的光亮。此刻，霍塞靠在棕色皮沙发的一头，昏昏欲睡。他面向过道，双脚架在咖啡几上。凯蒂头枕着丈夫的腿，拥着一床毯子躺在沙发上。她已经睡着了。咖啡几上零乱地放着两只咖啡杯和吃过甜点的盘碟。
一名枪手举起一支12毫米口径摩斯堡步枪朝霍塞连发四弹。第一枪打在了他的左肘，后两枪击中他的右臂，还有一颗子弹飞过霍塞的头顶，落在沙发后面的法式门上。枪手或另一名枪手绕到霍塞身后，对准他低垂的头又是一枪。这一枪掀掉了霍塞的后脑勺，飞起的血肉喷溅了凯蒂一身。最后，霍塞的身子侧倒在沙发上，脚着地，手搭在腹部。
第一声枪响便惊醒了蒙纳戴兹夫人，她仓皇失措地起身正准备逃跑，接连而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她的右腿和右臂。凯蒂应声倒在沙发和咖啡几之间的地毯上，又挣扎着站起来，摇晃了两下，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凶手赶上前来对着她一阵乱射，凯蒂的左腿、左胸和右臂连中数弹，但她还没有咽气，还在喘息着试图爬离她倒下的地方。
子弹打空了，枪手们犹豫片刻，大概还是怕给警方留下活口，最后决定回到小轿车里取子弹。这次他们取来的是鸟枪子弹，而不是第一次用的大号铅弹。
枪手回到起居室，隔着咖啡几瞄准蒙纳戴兹夫人的左脸颊连开四枪。凯蒂的身上共有九处枪伤，颅骨被那四颗鸟枪子弹打得粉碎。霍塞一共中了四弹。
凶手们在撤离现场之前没有忘记捡干净地上的弹壳。
以上便是巴维列山庄警署的办案人员和公诉方的专家们根据现场勘查和验尸结果拼凑起来的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案情经过。
霍塞·蒙纳戴兹于1944年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个中上阶层家庭。霍塞的父亲曾是古巴知名的足球明星，从绿茵场上退役后开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母亲年轻时也是红极一时的游泳健将，曾被评选为古巴全国优秀运动员之一。蒙纳戴兹家尽管不算十分富有，但由于夫妻俩在体育界的声望，霍塞的父母一直算是哈瓦那上流社会的名人。霍塞还有两个姐姐，泰莉和玛塔。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和最小的孩子，霍塞自幼备受母亲的宠爱和呵护。
50年代末期，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弗根西奥·巴蒂斯塔王朝，哈瓦那的有产阶级纷纷逃离古巴亡命海外。1960年，16岁的霍塞·蒙纳戴兹随大姐泰莉的未婚夫卡罗斯·巴拉特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海若顿。第二年，他的父母也先后辗转赴美。
言语不通，身无分文，从小娇生惯养的霍塞只能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贴补家用。但争强好胜的天性使他难以甘居人下，霍塞发誓一定要在合众国打出一片天地。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霍塞·蒙纳戴兹没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美国东部的“常春藤学院”——老牌的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他对自己许愿说，将来他的孩子们非得就读于名校不可。霍塞当年只是靠着游泳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并不喜欢那儿。同届的学生们记得他总是闷闷不乐，很少与人交往，还记得他学习非常刻苦，为了专心于功课，霍塞后来甚至放弃了游泳。多年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留在霍塞心中的唯一记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凯蒂·安德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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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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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62年，霍塞刚上一年级，凯蒂·安德逊已是大四的学生。这位来自芝加哥郊区橡树坪的姑娘曾有过一段幸福而又不幸的童年。凯蒂的父亲在家乡的小镇上拥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空调及暖气设备公司，家资富足，日子也过得很体面。凯蒂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是不用外出工作的，她只是操持家务，照顾好凯蒂和她的两个哥哥。后来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离婚后，母亲在芝加哥米德威机场的联合航空公司找了一份事。不久，父亲又在橡树坪成了家，而母亲却从此寡居，再也没有结婚。她孤独，忧郁，整日沉默寡言。
凯蒂从她母亲的身上知道了，离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她因此而痛恨父亲，几乎不再与他来往。父母的离异也在凯蒂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痛，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郁郁寡欢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1959年，凯蒂·安德逊进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通讯及传媒学系一年级，课余经常到学校广播站工作。在那里，凯蒂学会了编导广播剧和电视剧，也重新建立了自信心。1962年夏天，她回家乡报名参赛，并被当选为那年的“橡树坪小姐”。
抑或是两个人性格上的相似使霍塞和凯蒂走到了一起。其实无论外表多么孤僻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也是渴望着爱与被爱的。这对年轻人如干柴烈火，很快便被激越的爱情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结合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对霍塞·蒙纳戴兹而言，娶一位白人女子意味着离他的“美国梦”又近了一步。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民族，要想在星条旗下闯荡，首先得让美国社会的主流承认和接受自己，让自己进入社会的主流。况且凯蒂并不是一般的白人女子，她的父亲怎么也算得上是商界中人。
而凯蒂·安德逊所看上的，还有霍塞身上更深刻的、不为周围的青年人所理解或欣赏的一面。霍塞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特别是，他的毅力之坚强，能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凯蒂相信霍塞肯定会成功。
霍塞和凯蒂的结合并非易事。60年代初的美国，“只供白人”（WhiteOnly）的牌子举目皆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屡见不鲜。霍塞和凯蒂在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校园里手拉着手，简直就成了那座保守的卡波德尔小镇上的一道风景线。路人们明目张胆地朝这对“混合情侣”驻足、注目，甚至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丝毫不掩饰一脸惊愕的表情。
压力还来自双方的家庭。安德逊家自然是不愿意他们唯一的女儿找一个黑不溜秋的女婿。而凯蒂的父母曾经离异这一事实，又有悖于蒙纳戴兹家族的宗教信仰。但是，什么也挡不住这对叛逆的青年男女，1963年夏天，当凯蒂获得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便立即和霍塞举行了秘密婚礼，给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西班牙姓氏——蒙纳戴兹。
婚后，霍塞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退学，随凯蒂一起到了纽约，不仅因为年轻的蒙纳戴兹夫人想在广播电视界发展，也是为了逃避卡波德尔小镇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霍塞·蒙纳戴兹又先后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和皇后学院。凯蒂不但没有找到和她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且为了帮助霍塞完成学业，她还放弃了继续念硕士学位的打算，在一家小学校里谋了一份职。
1967年，霍塞·蒙纳戴兹从皇后学院毕业并考取会计师执照，随即进入一个大型跨国审计公司柯博-莱勃蓝德。两年后，他被派往芝加哥替一家叫做利昂容器公司的客户做审计。公司的老板对霍塞的精明强干和管理才能颇为赏识，以高官厚禄聘请他担任利昂容器的总会计师。霍塞于是带着全家——凯蒂和刚满周岁的儿子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昵称莱尔，迁回伊利诺伊州。凯蒂闲居家中做了全职主妇，从此再没有工作过。
霍塞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使利昂容器公司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并被顺理成章地任命为公司总裁。但终因与董事长意见不合而于次年辞职。
1971年，霍塞·蒙纳戴兹跳槽到赫茨公司任租车部执行总监。全家又随之搬回到东海岸的新泽西州。年底，凯蒂为蒙纳戴兹家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艾瑞克。两年后，霍塞升任赫茨公司首席财务官。1979年，35岁的霍塞·蒙纳戴兹被任命为该公司国际部总裁。
霍塞在赫茨公司业绩辉煌有目共睹，不幸的是，他也背上了一个对下属要求过分严厉且作风霸道行事专横的名声。也许由于霍塞本人系少数族裔的缘故，他对白人下属特别苛刻，经常当众嘲笑和羞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白人同事。但另一方面，霍塞又非常希望为欧裔所接受，故而尽量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上摹仿白人。他要求公司里的同事们按照欧美的发音叫他“乔”——Joe，而不是南美西班牙式的“霍塞”——Jose。由于这种种原因，1980年，霍塞·蒙纳戴兹被调离到赫茨属下的RCA音像设备公司。
霍塞在家里也是一手遮天，无论大事小事都得由他说了算，有时甚至根本不征求凯蒂的意见。其实自从他俩结婚以来，凯蒂就给了霍塞很大的自由度。霍塞一生中曾有过无数的情妇，相处时间最长的要算一位名叫露依思的女商人。这位深棕色头发的漂亮女郎经常和霍塞一起出差旅游，一起在饭店宾馆或娱乐场所出双入对。但霍塞既未想过要离开凯蒂，也不曾打算与露依思了却，他只是十分谨慎地不让自己露出一丁点的马脚。1986年，霍塞离开RCA音像设备公司之前，凯蒂终于发现了他和露依思隐瞒了将近十年的私情，这差点儿把蒙纳戴兹夫人逼上了绝路。虽然霍塞使尽浑身解数，最终让凯蒂回心转意，但她却从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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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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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塞利用他在RCA结交的关系再次跳槽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丽维娱乐公司担任总裁。丽维隶属于一家电影制片厂，专事电影录像带的出版发行，1985年亏损额达两千万美元。扭亏为盈是霍塞的拿手，一旦碰上了这样的机会他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霍塞带着凯蒂和艾瑞克再次迁徙，从美国的东海岸搬到了西海岸，只有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一年级的大儿子莱尔留在了新泽西州。
霍塞·蒙纳戴兹“美国梦”的另一部分，是要把两个将来为蒙纳戴兹家族传宗接代的儿子培养成杰出人才，以在事业上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巅峰，并续写自己在美国开始的传奇。因为霍塞完全是靠着自己拳打脚踢拼出的一块天地，所以他对两个儿子也高标准严要求。作为一个父亲，他对孩子们可谓事无巨细，他规定他们吃什么、做什么、读什么，甚至想什么。他要求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每一分钟都必须用来学习和掌握他认为将有益于他们一生的“知识”，而不可浪费在诸如玩耍、游戏等上面。他还规定兄弟俩都只能选择一项运动，而不可以凭自己的兴趣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时又要求他们不可参加集体性的团队项目如三大球类，而只能选择个人技能性运动，如游泳、网球、滑冰、体操、高尔夫，等等。当莱尔12岁，艾瑞克9岁时，父亲为他们选定了网球。
霍塞·蒙纳戴兹的军阀式教育无疑对莱尔和艾瑞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兄弟俩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说话结巴、睡觉磨牙、胃疼气闷，而且性情急躁。同时，因为母亲也总是对父亲唯命是从，两个孩子只能在彼此之间寻求安慰和温暖，他们相互依赖，相互照顾，久而久之，便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盟以对抗父母的统治。艾瑞克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说过，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就是哥哥莱尔。兄弟俩虽然非常抱团儿，却又性格迥异。莱尔孤僻、冷漠、机智、狡诈，艾瑞克安静、顺从、胆小、敏感。
尽管蒙纳戴兹夫妇在两个孩子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智力投资，但事与愿违，莱尔和艾瑞克在学校皆表现平平。据老师们的反映，蒙纳戴兹兄弟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莱尔直到14岁还尿床，还玩绒毛玩具。莱尔是个影迷，但直到很大了，他仍对电影上的故事深信不疑，永远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剧虚构的。最让霍塞无法接受的是，不少老师认为莱尔和艾瑞克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蒙纳戴兹兄弟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1983年夏天，莱尔和艾瑞克分别为15岁和12岁时，他们的表妹黛安娜·摩伦来蒙纳戴兹家度暑假。一天晚上，三个孩子正在一块儿玩摔跤，兄弟俩突然把黛安娜按倒在地，剥光了她的衣服。还有一次，莱尔和黛安娜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莱尔突然扑到小姑娘身上，一把捏住她的两只乳房。
高中时期，莱尔曾与一位名叫丝塔赛·费得曼的姑娘有过短暂的恋爱。当时丝塔赛是学校网球队的领队，莱尔是男队的一号选手。他们的这段关系倒是非常纯情，除了莱尔频繁地送给丝塔赛首饰等物，从没发生过类似蒙纳戴兹兄弟袭击黛安娜的事件。丝塔赛上大学后提出与莱尔断绝来往，莱尔曾试图以一件貂皮大衣留住姑娘的心，但被丝塔赛拒绝。
莱尔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厌倦读书。尽管他的父亲谆谆教导他，蒙纳戴兹家族的长子应该进“常春藤学院”，莱尔却一门心思地只想在中学毕业后用老头子的钱开一家餐馆。不过，这话他只跟朋友们讲过，慑于霍塞的淫威，莱尔甚至从来不敢对父母提及他的这桩心愿。莱尔知道说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消极对抗。
1986年，莱尔向普林斯顿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但被校方拒绝，便听从父亲的安排，暂时在当地一所社区学院上了一年课。其间，莱尔开始与一位餐馆女招待婕米·彼莎西约会。婕米大莱尔5岁，也打网球。翌年，经霍塞·蒙纳戴兹多方奔走，莱尔终于靠着他的少数民族背景和网球的功夫跨进了普林斯顿大学。不久，19岁的莱尔宣布与24岁的婕米定婚，并在婕米接受了一个网球教练的职位后，跟着她去了亚拉巴马州。霍塞知道后非常气恼，他利用关系秘密为婕米安排了一份在欧洲教网球的工作，以为只要姑娘离开了美国本土，儿子便会回心转意用功读书，孰知莱尔全然不顾老头子的一番苦心，又追着婕米到了欧洲。
霍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底还是把莱尔给截回来了，但事情仍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此时霍塞已经接受了丽维娱乐公司总裁一职，带着凯蒂和艾瑞克搬到了洛杉矶。霍塞让他的姐姐、莱尔的姑姑泰莉照顾留在普林斯顿念书的大儿子，并要求莱尔必须在每个周末飞往洛杉矶以便于监督管教。莱尔后来说，如此频繁的长途奔波耽误了他不少功课，更严重的是，有一次他在旅途中丢失了心理学课的笔记等物，从而酿成了一桩大祸。
那个周末，莱尔回到普林斯顿后，赶紧问同学借来笔记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后来任课老师认定莱尔的心理学实验报告纯系抄袭他人之作，这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是绝对不可能被饶恕的。经校纪委员会裁决，莱尔被予以休学一年，留校查看的处分。霍塞·蒙纳戴兹曾为此事专程到普林斯顿找校方申辩，无效。莱尔觉得很丢面子，他想转学去离家较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但父亲却坚持要求他留在普林斯顿，“从摔倒的地方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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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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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塞开始反思，他们做父母的是不是给了孩子们太多的特权和庇护？造就一代纨绔子弟可不是这位古巴移民的初衷。莱尔休学期间，霍塞把他带到了丽维娱乐公司，他要儿子像普通的员工一样从基层做起，每天按时上下班。如果莱尔想见做总裁的父亲，也必须事先预约。
莱尔在丽维的职责是协助有关部门审阅财务支出报告，以寻找降低成本的途径。尽管莱尔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却对父亲的威仪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注意到每当霍塞·蒙纳戴兹出现时，办公室顿时气氛紧张，员工们人人噤若寒蝉。他也亲眼目睹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呵斥属下，而不管对方的尴尬和难堪。莱尔后来告诉朋友，由于父亲的跋扈，使他在丽维娱乐公司广遭非议。其实不然，人们对莱尔的不满是因为这位大少爷极端的玩忽职守和目中无人。他经常迟到却从无愧疚之意，他的部门领导几乎无人能够差遣他。倘若遇上好天气，莱尔便挎上运动包径自去网球场，临走时常常连招呼都不打。同事们对他的评论是“傲慢、易怒、自我中心”。终于有一天，霍塞的副手向他反映了这些情况。霍塞问，如果莱尔不是总裁的儿子，你们怎么办？那位副手答，开除。于是，莱尔被炒了鱿鱼。
1988年初秋，莱尔重返普林斯顿大学。他一踏进校园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因为校务处安排他与另一个学生同住。据说莱尔走进宿舍看到别人的行李立刻大发雷霆，把东西都扔到了楼道里。霍塞·蒙纳戴兹又站在了儿子一边，他写信给校方为莱尔要来了一套单人宿舍。
莱尔·蒙纳戴兹在普林斯顿除了上课以外，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课余总是与一帮“问题学生”泡在一起。在莱尔认识的熟人中，有一个叫东诺凡·顾德瑞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学生，他经常“代笔”莱尔的功课，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1989年春，莱尔开始和一个比他年长9岁的模特儿克丽丝蒂约会。不久，东诺凡·顾德瑞因偷窃被校方开除。在他离校时，匆忙间把装有驾驶执照、社会安全卡等身份证件的皮夹子忘在了莱尔宿舍的书桌上。
兄弟俩小的时候，当莱尔和艾瑞克同在一所小学或中学时，艾瑞克总是生活在莱尔的影子里。艾瑞克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的意愿是要把莱尔培养成蒙纳戴兹家族未来的领袖，这使艾瑞克在感到不平的同时也倍觉无奈。1986年，艾瑞克随父母迁居加州后，就读于卡拉贝莎中学10年级。没有了莱尔，艾瑞克开始结交自己的朋友，一群和他一样趾高气扬、又喜欢招摇过市的豪门逆子。
蒙纳戴兹夫人凯蒂曾一度怀疑艾瑞克有同性恋倾向。在他们搬到卡拉贝莎时，凯蒂要求小儿子必须在半年之内找到一个女朋友。果然，艾瑞克不久便带回来一位姑娘，但他俩处的时间并不长。有一次，艾瑞克和女友在一个派对上发生争吵，艾瑞克便将姑娘锁进一间屋子里，任她怎么叫骂都不开门。两个人分手之后，姑娘对朋友们说，艾瑞克是她所接触到的“最奇怪的人之一”，“他表面上非常傲慢，玩世不恭，骨子里却相当自卑，毫无安全感”。
后来，艾瑞克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蒙纳戴兹夫妇称心的女朋友。凯蒂认为，这位名叫简妮丝的姑娘不像莱尔的那些女朋友那么“轻贱和虚伪”。
但对艾瑞克而言，他在卡拉贝莎中学最重要的朋友当属克莱格·西那若利，学校网球队队长。他们除了经常在一起打球外，还合写过一个题为《朋友》的剧本。这篇长达62页的故事讲述一位富家子弟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读到了父母的遗嘱，为将157亿美元的遗产据为己有，他谋杀了他的双亲及所有可能染指这笔财富的人，直至最后自己被人杀掉。
1988年，莱尔被普林斯顿大学责令休学又被丽维娱乐公司开除后，蒙纳戴兹兄弟开始结伴行窃，被盗者皆为他们朋友的父母家，被盗之物多为现钞和珠宝首饰，赃物总值超过了10万美元，属巨额盗窃案。按说蒙纳戴兹家并不缺钱，但自莱尔·蒙纳戴兹留校察看以来，父亲霍塞为约束两个浪荡公子，有意识地紧缩了他们的零花钱，而且每每在儿子们伸手要钱的时候，霍塞都要趁机来一段“训导”，令莱尔与艾瑞克不胜其烦。
一次，艾瑞克在卡拉贝莎因交通违章被拦下，警察在他的车里发现了部分赃物。不久，办理此案的侦探们发现，一户人家被盗走的保险箱出现在另一户被盗者的家里，显然是蒙纳戴兹兄弟因无法将锁撬开而送还赃物时记错了门户。
当洛杉矶警署通知蒙纳戴兹夫妇他们的两个儿子被拘捕时，据说霍塞顿时火冒三丈，但他事后还是用重金聘来了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刑事辩护律师吉纳德·查理夫，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只要能将蒙纳戴兹兄弟的名誉损失降到最低。吉纳德果然不负重托，他先是通过巧妙的策划，让艾瑞克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从而使莱尔得以无罪开释。艾瑞克此时17岁，尚属未成年人。经吉纳德·查理夫多方斡旋，法官最后只判处艾瑞克·蒙纳戴兹数月的社区劳动，及要求兄弟俩参加心理咨询。霍塞则开出一张面值11万美元的支票以赔偿被盗家庭现钞部分的损失。至于珠宝首饰等物已被莱尔和艾瑞克转手处理掉，无法追回。
由于这桩案子，邻里们对蒙纳戴兹兄弟，甚至蒙纳戴兹家心存戒备。不久，霍塞与凯蒂卖掉卡拉贝莎的房子，搬进了巴维列山庄的榆树路722号。霍塞·蒙纳戴兹对公司的同事们说，此次搬迁是因为他们经常被匿名电话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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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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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于这桩案子，在美国另一端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警方盯上了蒙纳戴兹兄弟。1987年11月，蒙纳戴兹夫妇离开普林斯顿时，他们的房子被一位房地产管理商买下后，分租给了几家小公司做办公室。1988年4月，学校放春假期间，这栋楼里的两家办公室先后被盗，损失的办公用品价值达1100美元。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作案人是从二楼一个卫生间的窗户翻墙进入的，而且警方确信，案犯对各房间的布局了如指掌。但普林斯顿警署始终没有机会就此案起诉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等到一年多以后，办案人员终于获得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确凿证据时，他们已经被卷进了另一桩更大的案子。
霍塞·蒙纳戴兹的1989年可谓喜忧参半。他在工作上业绩卓著，丽维娱乐公司扭亏为盈后，以更加丰厚的条件与霍塞续签了合同。为确认霍塞·蒙纳戴兹对公司的重要性，丽维娱乐以霍塞的名义投保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keyman）”企业人寿险，以保证如果霍塞发生意外，公司的运作不至因此而受到影响。丽维娱乐公司也同时为蒙纳戴兹家购买了价值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个人人寿险。这笔保险将在霍塞通过了保险公司要求的体检后正式生效。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社区财产法，如果霍塞·蒙纳戴兹不另行指定受益人，在他去世后，这笔钱理应归他的妻子凯蒂所有。
家里的情形就无法使霍塞如此春风得意了。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在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受到“学术警告”和“纪律警告”双重处分。前者是因为他第一学期的成绩首次出现了F，即不及格。据亲友们说，霍塞对大儿子的要求已经降到了不可能再低的程度，他只希望莱尔的各科成绩能凑合着及格就行了。纪律处分则是由于莱尔在租借学校的娱乐活动室开派对时，严重地损坏了包括几张台球桌在内的若干设备，以致活动室关闭数日。
莱尔还使得蒙纳戴兹全家在普林斯顿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被吊销。一天晚上，他和东诺凡·顾德瑞开着高尔夫球场夜行车在草坪上兜风，毁坏了俱乐部的大片绿地。
快放暑假时，莱尔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女友克丽丝蒂怀孕了。又是父亲出马替他解决。霍塞立刻飞抵普林斯顿，他先是试图说服克丽丝蒂堕胎，克丽丝蒂不从，霍塞最后只得支付10万美元以了结此事，并要求克丽丝蒂从此断绝与莱尔交往。
这年夏天，小儿子艾瑞克·蒙纳戴兹从巴维列山庄中学毕业，即将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莱分校也录取了他，但艾瑞克选择了网球实力较强的洛杉矶分校，这又是一桩使霍塞深感不快的事情。暑假期间，艾瑞克四处奔波参加各地组织的网球比赛，他总是能在第一轮出线，却在第二轮中被淘汰。
也是在暑假期间，霍塞与凯蒂专程到普林斯顿为莱尔购买了一处两居室的公寓，实指望这样的物质刺激能鼓励莱尔好好读书。凯蒂还背着霍塞答应莱尔的要求，按照极豪华的标准装修公寓。
尽管蒙纳戴兹夫妇为两个儿子做了他们自认为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在这个假期，兄弟俩与父母亲的关系仍然日趋紧张。1989年7月19日，凯蒂·蒙纳戴兹和往常一样去看她的心理医生勒思特·沙穆菲德博士，她对医生说，她担心莱尔和艾瑞克“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自我陶醉或自恋，对社会和他人漠不关心，患有某种程度的自闭症，甚至可能是反社会情绪”。因为凯蒂在谈话中用了不止一个十分专业的心理学名词，沙穆菲德博士猜想在此之前她一定曾与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医生接触过。事实上，当洛杉矶法院因卡拉贝莎系列盗窃案而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接受心理诊断和咨询时，凯蒂请勒思特·沙穆菲德推荐了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后来在艾瑞克签署的一份意向书中，他允许奥泽尔博士与蒙纳戴兹夫妇讨论他的病情。
霍塞与凯蒂对两个儿子越来越失望，他们搞不懂莱尔和艾瑞克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和麻烦。一次，霍塞对妻子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莱尔永远都不可能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也不可能拿到任何大学的毕业文凭。霍塞从来就不喜欢大儿子的那些女朋友们，他认为莱尔还会继续和那种年龄比自己大、只看上了蒙纳戴兹家钱财的姑娘约会。而艾瑞克永远只是莱尔的应声虫和跟屁精。霍塞对两个儿子已经没有了信心和耐心，他甚至不愿意再和从前一样，平心静气地听莱尔讲述他为自己的行为编造出的种种理由。某日，夫妻俩一块儿外出购物，路上谈起这些闹心的家务事，霍塞越说越有气，索性调转车头回家。霍塞与凯蒂当即告诉兄弟俩，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两位家长所能容忍的限度，蒙纳戴兹夫妇决定将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去除。
霍塞·蒙纳戴兹原先的遗嘱写于1980年。遗嘱中说，如果霍塞与凯蒂去世，家里的所有财产将尽数留给莱尔和艾瑞克。
暑假快结束时，凯蒂开始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反扣她与霍塞卧室的房门，并在壁橱里放了两杆步枪。她还收缴了兄弟俩的钥匙。如果莱尔和艾瑞克晚上外出，凯蒂情愿在客厅的沙发上一直等到他们回来，或让他们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凯蒂说，她希望学校赶快开学，因为她不愿意两个孩子住在家里，成天在自己的眼前晃悠。她还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我不信任我的孩子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儿子。”很明显，凯蒂在担心和害怕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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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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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和家里的紧张气氛，1989年8月19日，霍塞·蒙纳戴兹包租了一条家庭型号的捕鲸船，带领全家人到太平洋上捕鲸。据船上的水手们后来反映，蒙纳戴兹们看上去非常生分，不像是一家子。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莱尔和艾瑞克在船首，霍塞独自一人在船尾，凯蒂则一直呆在船舱里面。
据当时的记录，巴维列山庄警署是在1989年8月20日晚上11点47分接到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911报警电话的：
警署值班员#1：巴维列山庄警署。
莱尔·蒙纳戴兹：是警署吗？
警署值班员#1：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莱尔·蒙纳戴兹：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抽泣）……
警署值班员#1：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莱尔·蒙纳戴兹：（继续抽泣）他们枪杀了我的父母！
警署值班员#1：什么？谁？他们还在那里吗？
莱尔·蒙纳戴兹：是的。
警署值班员#1：你是说凶犯……
莱尔·蒙纳戴兹：不，不。
警署值班员#1：他们被枪杀？
莱尔·蒙纳戴兹：艾瑞克，小子，别这样。（背景中传出尖利的叫喊声）艾瑞克，闭嘴！
警署值班员#1：（对警署值班员#2）这个人非常歇斯底里。（对话筒）那个人还在那里吗？
警署值班员#2：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莱尔·蒙纳戴兹：我不知道。
警署值班员#2：你回到家里看见谁被枪杀了？
莱尔·蒙纳戴兹：我的父母。
警署值班员#2：他们还在房子里吗，我是说凶手？
莱尔·蒙纳戴兹：（大喊）艾瑞克，离他们远点！
警署值班员#2：谁被枪杀了？
莱尔·蒙纳戴兹：我的父母！
这通电话录音总共只有一分半钟。又过了大约一分半钟，两名警探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赶到榆树路722号。警署离蒙纳戴兹家很近，就在西南面三个街区处。
出乎警探们的意料，蒙纳戴兹家的巨宅一片漆黑，而且出奇地安静。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穿过车道上洞开的大铁门，先在园子里查看了一番，然后分别把守住两个门口，对着黑洞洞的楼房高声喊话。
忽然，两名青年男子哭喊着，从前面的双扇门里冲将出来。他们肩并着肩，连脚步都几乎是整齐划一的。两个人跑过迈科和约翰身边，冲出大铁门，最后扑通跪倒在人行道和街道之间狭窄的草坪上。他们发了疯似的大哭大嚎，嘴里反反复复地吼叫道：“哦！我的上帝！我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两名警探试图问他们一些问题，但两个小伙子就仿佛没听见似的，只在树木之间来来回回地奔跑，并不时把头往树干上撞。有几次，那个年长一些的年轻人好像是在劝慰他的伙伴。
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用步话机呼来了更多的警察，只有两条车道的榆树路很快就停满了警车和急救车。警方当时并不清楚案犯是否还藏匿在现场附近，搜查的结果，只在凯蒂的卧室里找到了蒙纳戴兹家的两条狗。
第一位进入楼房的科尔克·维思特警官隐约听见了电视的声响。他循声来到起居室，在电视屏幕微弱的光亮下，维思特警官后来说，他见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血腥场面。
起居室的地上、墙上和家具上到处喷溅着血、脑浆和被子弹打碎的皮肉，浸透鲜血的地毯上还摊放着从受害者伤口流出的内脏。蒙纳戴兹夫妇俱已是残躯断肢，他们的面部被打得稀烂，几乎完全无法辨认。凯蒂仰面躺在血泊中，嘴张得大大的，好像正在无声地叫喊，嘴唇的左上方和一排牙齿被子弹齐齐地崩掉，鼻子和一只眼睛也不知去向，剩下的另一只眼睛则圆圆地睁着，内中充满了恐怖。霍塞斜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后脑勺上的大窟窿赫然在目。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每当在电视上报道有关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消息时，屏幕上就会出现两架放着尸袋的轮床从那栋白色豪宅推往急救车的镜头。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没有看到的是，当霍塞的尸体被装入尸袋时，一大团脑组织从他头部巨大的弹孔中掉到了地上。
差不多同时，巴维列山庄警署署长马尔文·蓝侬打电话到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家中，通知莱斯将由他主持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据莱斯·佐易勒的第一次现场勘查手记，蒙纳戴兹家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的痕迹。尽管作为凶杀发生现场的起居室里一片狼藉，但案犯显然不是为抢劫而来。
凌晨一点左右，约瑟夫·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被同车带到巴维列山庄警署。当时兄弟俩还不曾被列为嫌疑对象，警方此举只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因为他们不敢肯定凶手是否还在现场附近。
莱尔已经恢复了常态，艾瑞克也镇定了许多。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开始分别和他们谈话，他详细地询问了兄弟俩在8月20日的行踪。谈话过程中，艾瑞克又变得非常神经质，不停地哭泣，埃德蒙中士只和他谈了不到20分钟。相比之下，同莱尔的交谈就容易多了。
据莱尔说，他和艾瑞克那天上午先在家里后院的网球场打球，后来进屋看了电视上播放的网球比赛。下午，他们俩去了附近的“巴维列中心”购物点逛商店。5点左右，兄弟俩和一位朋友裴里·波尔曼约定，一起去桑塔莫尼卡一年一度的“品尝洛杉矶”食品节。莱尔说，他和艾瑞克在晚上8点左右从家里出来，先到了西树村，想在那里的影院看新近推出的007影片《屠杀执照》，但票房前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兄弟俩又转道去了世纪城中心，在那里看了一场《蝙蝠侠》。电影散场后，他们在开车去桑塔莫尼卡的途中迷了路，没能碰上裴里·波尔曼。莱尔和艾瑞克于是从一个路边电话亭给裴里打电话，三人再次约定在巴维列山庄的一个叫做“奶酪蛋糕工厂”的酒吧会合。因为艾瑞克还不满21岁，不能进酒吧，所以打完电话后，兄弟俩开车回家取艾瑞克的假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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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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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告诉埃德蒙中士，他们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莱斯·佐易勒后来专门就此点反复询问了最早进入现场的警察们。没有任何人提到屋子里有烟雾，也没有任何人闻到火药味。
艾瑞克说，在莱尔报警之后，他又给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打了一个电话。马克·霍飞南家住桑塔莫尼卡，他在电话上说他将尽快赶到蒙纳戴兹家。
莱尔还告诉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母亲凯蒂经常神经兮兮的，在晚上睡觉时总是反扣房门。“在搬来洛杉矶后的一两年里，她好像心情很坏，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有自杀倾向。”事实上，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得知，蒙纳戴兹夫人确曾有一次吞下过超剂量的药丸企图自杀，但那是两年多以前在普林斯顿，当凯蒂发现了霍塞与露依思的婚外恋时。
托马斯·埃德蒙问莱尔和艾瑞克是否知道、或能否想到，有谁会和他们的父母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对蒙纳戴兹夫妇下如此的毒手。兄弟俩说可能是霍塞商场上的对手，或公司里被他得罪过的人。但莱尔认为“更有可能是黑帮”，这一回答令埃德蒙中士十分吃惊。
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2点18分，马克·霍飞南把蒙纳戴兹兄弟领回到他在桑塔莫尼卡的家中暂住。因为当时警方并没有怀疑莱尔和艾瑞克，所以不曾对他们施行“弹药残留物”的标准试验。这一试验通过在当事人的手掌上涂抹一种特殊的化学试剂，能用激光检测出此人近期内是否发射过如手枪等之类的火器。
第二天一大早，莱尔回家取网球拍，被莱斯·佐易勒拒绝。后来兄弟俩又一起来了一趟。一名警官允许他们从艾瑞克的福特轿车里拿走了网球拍和其他物品。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的亲戚陆续到达洛杉矶参加霍塞和凯蒂的葬礼。蒙纳戴兹家的房子虽有私人保安系统监控，但丽维娱乐公司仍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同意莱尔和艾瑞克可自选一家旅馆暂住，一切费用由公司承担。当时丽维娱乐已经将霍塞和凯蒂的亲友们安排在巴维列山庄的贝拉琪酒店，这是一处常有名人出入的豪华酒店，但蒙纳戴兹兄弟还嫌不够，他们住进了超豪华级的贝蕾尔宾馆的顶层。五天后，当莱尔和艾瑞克又以安全的理由搬入另一家豪华饭店时，贝蕾尔宾馆给丽维娱乐公司寄去了一张8800美元的账单，其中有2000美元为客房送餐费。此后，兄弟俩几天一换，住遍了洛杉矶的所有高级饭店。他们对朋友说，此举是为了安全计，因为谋害他们父母的凶手或黑帮可能还在追杀他们。
蒙纳戴兹兄弟很快就收到了霍塞的个人人寿保险金共65万美元。这单生意是多年前霍塞的姐姐玛塔·堪诺向他推销的，后来她又说服霍塞把保险的级别从30万提高到了65万美元。蒙纳戴兹夫妇出事后，堪诺夫人几乎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将这笔钱兑现，两位外甥各得到325万美元的赔偿。
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莱尔和艾瑞克到世纪城中心购物。他们先为各自添置了一件价格1500美元的运动式夹克，又在一家珠宝行花掉15万美元买下了三块劳力士手表和其他首饰。为此，他们和姑父卡罗斯·巴拉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卡罗斯·巴拉特是霍塞姐姐泰莉的丈夫，29年前，16岁的霍塞就是跟着他从古巴逃亡到了美国，两人从此便成为生死之交。霍塞·蒙纳戴兹发迹以后，指定卡罗斯为他的财产管理人，所以按理说，卡罗斯·巴拉特在钱财方面是有权监督和控制蒙纳戴兹兄弟的。其实不然，卡罗斯不曾想到，没有了霍塞，他根本就管不了这两个纨绔子弟。他也不曾想到，兄弟俩的这趟世纪城之行才仅仅是他们“疯狂消费”的开端。
8月25日，是为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夫妇举行葬礼的日子，但是他们的儿子们还在惦记着逛商店买东西。到了葬礼开始的时间，所有的宾客们都齐聚在坐落于好莱坞日落大街的基尔特大厦，而死者的直系亲属——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却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他俩在一位做假发的工匠那里为莱尔调整一绺假发。莱尔14岁时开始谢顶，父亲霍塞曾告诉他戴上假发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
三天后，8月28日，蒙纳戴兹夫妇在新泽西州的旧日同事和熟人邻居们借普林斯顿大学教堂为他们的亡友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传统的悼念仪式。在莱尔发表的约30分钟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们念了一封父亲从前写给他的信：
亲爱的儿子：
非常谢谢你那封感人至深的来信。如你信中所言，对我来说，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家庭，我希望它也能成为你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是多么地向往能够再次与我的父亲交谈……我非常非常怀念他。
…………
诚如我以前曾对你说过的，你我是一笔巨大的、特殊的财富的继承人，我们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我知道你有时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我却是100%地信任你和艾瑞克。我对你的将来、以及你将来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
我希望，在你充分享受生活和工作中的乐趣，充分享受你所继承的这笔巨大财富的同时，能时时想到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其他公民们。我坚信你和艾瑞克将会成为不同凡响的人……我坚信，你们一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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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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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循取生活中的捷径。只有荆棘丛生之路才能引导你到达荣耀的巅峰，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你生命的潜力，并充分体现你生命的价值。未来不只属于最有头脑者，更属于最有毅力者。
和在洛杉矶的葬礼上一样，忧伤而压抑的艾瑞克与镇定自若、侃侃而谈的莱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艾瑞克面色潮红，双眼浮肿，看上去心事重重，自始至终很少说话。
在蒙纳戴兹夫妇的葬礼之前，莱尔和艾瑞克曾由姑父卡罗斯·巴拉特和舅父布莱恩·安德逊陪同，与丽维娱乐公司的高级官员们有过一次会晤。霍塞生前的同事们告诉蒙纳戴兹兄弟，他们父亲的那笔价值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个人人寿险还没有生效，因为霍塞推迟了保险公司要求的体检。为了得到满意的体检结果，霍塞打算先戒烟。
据说这个消息使蒙纳戴兹兄弟顿时因极度的失望而哑然无言。后来，倒是平日不大开口的艾瑞克打破了沉默。他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向主管们询问公司以霍塞的名义投保的价值1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企业人寿险。这笔钱是可以兑现的，高级官员们回答道，但只限于公用，与死者的家属无关。
蒙纳戴兹夫妇共有两处房产，除了巴维列山庄榆树路的地中海式大宅外，他们先前还在卡拉贝莎买下过另一处占地14公顷的宅院（14公顷合0057平方公里，或57万平方米），但从未在那里居住过。两栋房子扣除贷款后值价570万美元。此外，霍塞还拥有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共33万股。在谋杀案发生之时，其市价为每股20美元，合计660万美元。再加上夫妻俩的个人财产如车辆、首饰等，扣除霍塞生前欠下的大约100万美元的税款，蒙纳戴兹夫妇留下的财产总值为1400万美元。根据加州当时的法律，兄弟俩要等到6个月以后方能正式继承房地产，但股票等物却是可以马上兑现的。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在霍塞去世后大幅度贬值，最后莱尔和艾瑞克各自到手200多万美元。
按说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遗产了，但与蒙纳戴兹兄弟所期望或估算的数额却相去甚远。艾瑞克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父亲应该有9000万美元左右的财产。他和莱尔认定，霍塞将其余的7500万美元放进了某个瑞士银行的秘密户头。
即便如此，兄弟俩马上就开始了他们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莱尔包租了豪华礼宾车，雇用了私人贴身保镖，还买了一套价值24万美元的音响，又花掉近7万美元为自己换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跑车。艾瑞克也卖掉原先的福特轿车，换了一辆骑手牌吉普。
1989年9月4日，莱尔对他的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说，他再也用不着“保护”了，因为他的一个叔叔与黑帮团伙接触后达成了某种协议。莱尔没有解释具体的细节，甚至没有说明那位神通广大的“叔叔”到底是谁。在英文中，上一辈的男子统称uncle，并无叔叔伯伯或姑父舅父之分。
兄弟俩不愿再住进巴维列山庄的老宅，他们打算各自买一套价格近100万美元的顶层豪华公寓。但后来因为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相互紧邻的两套房子，作为权宜之计，莱尔和艾瑞克先暂时各自租住了一套月租分别为2150美元和2450美元的公寓房。
同年10月，莱尔在他父亲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上刷掉了9万多美元。这段时间，他频繁往返奔波于新泽西州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且总是乘坐最高级的公务舱。莱尔在筹备成立自己的公司。
莱尔还是热衷于饮食业，他看上了普林斯顿一家专营辣味鸡翅膀的小店铺，这家私人餐馆里里外外大约也就值20多万美元。当莱尔向店主人索价时，对方本无意卖店，便随口报出个天价60万美元。没想到急于过“老板瘾”、又毫无商业头脑的莱尔·蒙纳戴兹竟还价55万美元。也许店主人真的不愿意出售，也许他看出莱尔是一个白痴，于是又加码道，55万美元只买生意，不包括房子和地皮。莱尔居然一口应承，除当即预付30万美元头款外，还签下一张合同，讲定莱尔以每月2100美元向原店主租赁铺面，为期15年。
莱尔马上像模像样地做起了老板。他先把餐馆更名为“巴菲罗先生”，又延长了营业时间。不久，莱尔宣布，他将在普林斯顿购物中心另开一家分店，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旁边开出第三家，在新泽西州的拉特格斯大学开第四家。他的计划是，每两月新开一家“巴菲罗先生”，直至把他的辣味鸡翅膀王国扩展成像麦当劳或肯德基一样的全球性快餐连锁店。但事实上，“巴菲罗先生”从一开始就因为经营不善而连连亏本。
与此同时，莱尔又注册开张了“蒙纳戴兹投资公司”。他在普林斯顿购物中心以每月3000美元租下一处宽敞的办公套房，配以昂贵的装潢和家具，并用高薪聘请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们，其中大多是学校运动队的运动员，不少人和莱尔一样，曾吃过这样那样的处分。这群幼稚、冲动、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不仅毫无生意方面的经验可谈，甚至连最起码的商业知识和技能都不具备。“蒙纳戴兹投资公司”比“巴菲罗先生”更惨，还没等到搬进那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就关门大吉了。
艾瑞克的情况和莱尔不差上下。他本打算与人联手主办一场摇滚音乐会，并交给他的合伙人4万美元，结果那人携款逃跑。艾瑞克又以6万美元的年薪包聘了他的私人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带着他国际国内四处周游，而且总是坐头等舱，住高级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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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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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9年年底，蒙纳戴兹兄弟共花掉了100多万美元。
巴维列山庄警署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和他的搭档梯姆·林翰陷入了困境。自8月20日霍塞和凯蒂被害以来，案情几乎毫无进展。没有嫌疑人、没有目击者、没有凶器、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诸如指纹、头发、DNA、脚印等等的现场法医学证据。这看来无疑是一桩“完美谋杀”。
他们曾走访过霍塞·蒙纳戴兹生前的同僚和熟人朋友，除了听见种种关于霍塞暴戾脾气和霸道作风的传言，实难从这些抱怨者中锁定一个或几个嫌疑对象。或者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嫌疑对象，但这种可能性又都不是那么大。
真正使警方开始注意到蒙纳戴兹兄弟的，并不是莱尔和艾瑞克花钱如流水的“疯狂消费”，尽管侦探们深感这种毫无节制的狂花滥费十分不正常，也不是蒙纳戴兹夫妇在卡拉贝莎的老朋友彼得·崴尔对办案人员说的那句话：“我拿不出任何根据，但我怀疑是那两个孩子干的。”
莱尔的一位朋友格伦·史蒂汶斯告诉警方，他曾听见莱尔在电话上跟人谈论过他抹掉了凯蒂电脑中储存的所有文件，为保险起见，又请来两位电脑工程师以确定那些销毁掉的文件不会被重新修复调出。
事实上，霍塞·蒙纳戴兹生前曾将他修改遗嘱的想法告诉过一些亲戚。案发后不久，莱尔在普林斯顿听一位亲戚谈起，霍塞的新遗嘱储存在蒙纳戴兹夫妇卧室的电脑里，亲戚们还商量请专家把新遗嘱调出来看看。莱尔得知，霍塞和凯蒂被害之前遗嘱刚刚修改完毕，还没来得及交律师公证，所以并无法律效果。但如果警方获得了特许搜查令，他们的专家为电脑解了密，后果将不堪设想。
莱尔当即决定只身飞回洛杉矶。临行前他对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说，他有一些紧急业务需要处理，过两天就回来。8月31日，莱尔抢在亲戚们之前销毁了修改后的遗嘱和那台电脑里的所有文件，然后从“电话黄页”上信手挑出一家电脑咨询公司，告诉对方他们准备卖掉电脑，不希望有任何私人文件落到买主手里。莱尔还特意让那家公司派来的两位工程师在电脑上搜寻“莱尔、艾瑞克和遗嘱”的条目。“遗嘱”的英文是“Will”，也可作为人名，中文译成“威尔”，是“威廉”的昵称。所以电脑工程师们以为莱尔要他们查寻的只是三个人名，“莱尔、艾瑞克和威尔”。专家们最后告诉莱尔，电脑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被修复的文件了。莱尔给电脑公司开了一张150美元的支票，于第二天回到新泽西州与他的保镖会合。
然而，莱尔在此犯下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错误。由于一时的财迷心窍，他交给电脑工程师们的竟是一张假支票。当接到银行的跳票通知后，那家电脑咨询公司的财会人员不停地打电话向莱尔催账，这便是格伦·史蒂汶斯无意中听到的那些谈话。
也是由于这趟洛杉矶之行，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开始怀疑莱尔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在被一伙加利福尼亚黑帮追杀。或许莱尔察觉到了理查德对他的不信任，或许他感受到了贴身保镖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三天以后，莱尔解雇了理查德·温思可斯基。不用说，这位保镖后来也成了警方的证人。
格伦·史蒂汶斯提供的情况使警方意识到，他们自己也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既然文件已经全部被消除，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亡羊补牢了，好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主攻的方向。办案人员加大了调查蒙纳戴兹兄弟的力度，三天两头地约他们谈话，并开始走访所有与莱尔和艾瑞克有过接触的人。因为艾瑞克比较脆弱和不成熟，莱尔又经常不在洛杉矶，警方决定先从艾瑞克着手打开缺口。
10月24日，莱斯·佐易勒到巴维列山庄的蒙纳戴兹家和艾瑞克谈话，他提到他听兄弟俩的朋友们说，莱尔和艾瑞克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因为艾瑞克认为莱尔花钱太多，而且“变得越来越像父亲一样独断专行”。朋友们还说，莱尔正在想方设法把艾瑞克手里的钱弄走。
艾瑞克在与莱斯·佐易勒的谈话中尚能够竭力保持镇静，但他的内心其实马上就要崩溃了。待警探们离开后，他抄起电话与远在普林斯顿的莱尔通话，他急需要向人倾诉。莱尔不在。艾瑞克又拨通了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10月31日，万灵节，艾瑞克如约到了奥泽尔博士的诊所。他告诉医生近两个月来，他经历了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低潮，他心情郁闷，惶惑而迷惘，而且变得多疑、紧张，常常在夜里被自己的噩梦惊醒。他要医生陪他到外面走走。
两个人走在巴维列山庄一排排挺拔幽雅的棕榈树下。奥泽尔博士如往常一样，鼓励艾瑞克将心中的不快和苦闷都倾吐出来。当他们又快回到诊所时，艾瑞克停住了脚步，季罗米·奥泽尔也停了下来。艾瑞克靠在一个泊车位的投币箱上，说：“是我们干的。我们杀死了父母。”
回到办公室，奥泽尔博士打电话要莱尔立即来见他。在他们等待莱尔的时间里，艾瑞克和盘托出了他和莱尔保守了两个月之久的秘密。
艾瑞克说，这件事最初起于1989年7月30日和31日，谋杀案发生前三个星期。电视上播放了一部根据发生在巴维列山庄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上下集电视剧《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BillionaireBoysClub，缩写BBC）。BBC原是一个联谊会性质的投资和社交俱乐部。其创始人约·亨特纠集了一帮富家子弟在一起炒股票倒期货，外带吃喝玩乐。股市失手之后，为了弄到更多的钱填补漏洞，这帮有恃无恐的阔少们不惜杀人越货，害命谋财。一位名叫瑞沙·埃蓝密尼的公子哥甚至与BBC同谋杀害了自己的亲爹。当最后被警方查封时，BBC已欠下了90万美元的债务和两条人命。约·亨特和瑞沙·埃蓝密尼分别被判无期徒刑。瑞沙·埃蓝密尼的弟弟便是艾瑞克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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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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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他和莱尔一边看一边谈论着自己的父亲，他们早就受够了霍塞的独裁和专制，而且无论哥儿俩如何拼命地努力，也永远不可能讨得父亲的欢心。他们还谈到霍塞修改后的新遗嘱，以及他接二连三的婚外情和对母亲凯蒂多年来的冷淡。
莱尔本打算精心炮制，策划出一起“尽可能完美无缺的谋杀”，是艾瑞克要求谋杀实施得越早越好，因为他再也无法在父亲的淫威之下苟延残喘，特别是，这几年家中没有了莱尔。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母亲。兄弟俩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既可以除掉父亲这颗眼中钉，又可以避开母亲的耳目，而且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尽管凯蒂对霍塞有种种的怨和恨，但丈夫毕竟是她生命中的支柱和情感上的依傍。一旦没有了霍塞，很难想象凯蒂能够独自生活下去。
兄弟俩自认为，他们的这场双命谋杀干得确实是十分“完美”。他们细心地捡净了现场所有的弹壳。他们用不着担心指纹，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们的指纹本来就应该俯首可拾。完事后，兄弟俩带上作案的凶器和所有可能的物证，由莱尔开着艾瑞克的福特轿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穆赫兰山路，经过石谷风景保护区，到了桑塔莫尼卡群山中的一片峡谷地带。他们把车停靠在路边，一直等到四周围一辆车都看不见的时候，把两支枪扔进了峡谷。这个地方是艾瑞克事先就侦察好的，但当时他双手哆嗦得厉害，连方向盘都把握不住，只能坐在副驾驶座上给莱尔指路。他们又继续开车到了一个加油站附近，把溅了血的衣服、鞋和子弹壳等扔进垃圾箱里。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应该去“奶酪蛋糕工厂”酒吧与裴里·波尔曼会合，再找个借口让裴里去蒙纳戴兹家中发现霍塞和凯蒂的尸体，但艾瑞克因为紧张和后怕而完全不能自已，兄弟俩只得打道回府向911报警。
艾瑞克还说，谋杀案的第二天，一位朋友开车送他和莱尔回巴维列山庄。现场一名警官允许他们从艾瑞克的福特轿车里取走网球拍等。艾瑞克的车自头天晚上就一直停在前门外的马路边上，而且显然警方还没顾得上搜查这辆车。趁那位警官不注意，莱尔拿走了一些与案子有关的证据，包括一只子弹壳。
莱尔怒气冲冲地赶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诊所，对着艾瑞克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他说艾瑞克背叛了他，也背叛了自己。因为艾瑞克的懦弱，这桩“完美”的谋杀已不再“完美”。
莱尔又转身对奥泽尔博士说，他对自己做下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父亲霍塞知道了这一切，也会为儿子们能犯下如此完美有效的案子而感到自豪。
艾瑞克一边哭一边冲出办公室，莱尔和季罗米紧跟着追了出去。在电梯里，莱尔继续冲着艾瑞克大喊大叫：“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告诉他。”“我们必须得除掉他和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人。”
“你想做什么尽管做去，”艾瑞克说，“反正我是决不再跟你一起杀人了。”
奥泽尔博士问莱尔：“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莱尔握了握医生的手：“祝你走运，奥泽尔博士！”
莱尔和艾瑞克仍定期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里接受心理咨询和检查。莱尔后来又多次恐吓恫吓奥泽尔博士，有一次他甚至对医生说，他和艾瑞克正在考虑杀了他，以保守住他们的机密。在这种情况下，奥泽尔博士本来是完全可以报告警方的，因为根据法律，人身威胁使医生—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自动失效。但奥泽尔博士没有这样做，他还是一如既往，认真负责地记录下他和蒙纳戴兹兄弟每次会面时的谈话。他告诉兄弟俩，所有的录音带和笔记都保存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