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后来评述牛顿的文章（1927；1954，260）中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广义相对论是场论研究规划的最后一步”。然后他说：“从量上看来，他自己对牛顿的学说只作了很小的修改，但从质的方面说来，他的改进则是深刻的”。这是爱因斯坦对广义相对论进化的特性的经典论述。“修正了的牛顿理论”这句话表达了爱因斯坦的内心思想：他的工作只是一种改进（transformaion），而不是全新的创造。我们知道，认识到这是一场改进绝不会贬低我们对新的观念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的估价。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说：“麦克斯韦和洛伦兹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导出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既然放弃了绝对同时性观念，也就排除了超距作用力的存在”。他希望读者认识到狭义相对论是进化的台阶，尽管我们也许看到了这样一种改进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因而不论其进化特性如何突出，它也能被看作是革命性的。在文章中，爱因斯坦深刻地如实地揭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意义。而对大多数历史观察家来说湘对论似乎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最高层次上的革命。
进化这一主题在爱因斯坦的许多文章里都作了阐述。他在伦敦《泰晤士报》（1919．11．28爱因斯坦，230）上的一篇通俗文章中写道：“狭义相对论”只是“麦克斯韦和洛伦兹电动力学的一个系统发展”。1921年在伦敦皇家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讲中，爱因斯坦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相对论……可以说是完成了麦克斯韦和洛伦兹建造的巨大的智慧大厦”，他试图把“场物理学推广到各种现象，包括引力在内”（同上，246）。然后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这里我们并没有革命的行动，它只是一条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发展路线的自然延续”。下面我们即将考察爱因斯坦的这一声明是否是对新闻媒介的夸张所做出的反应。但我们应当注意到，进化的主题同样在他的其它演讲中以及后来的文章中出现，例如在评价牛顿的文章（p．261）中，爱因斯坦讨论了“我们关于自然过程的观念的进化”。然而，试图把爱因斯坦的见解纳入一个简单的模式所面临的困难是，事实上，即使在同一篇文章里，爱因斯坦所描述的科学发展的图景也是十分不同的：“我们的基本观念的革命自19世纪末已开始发生了”，德文原文是这样写的：“ein umschwungder grandanschauungen”，由巴格曼（爱因斯坦1954，257）翻译成英语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发生的渐变”。可是我们或许能参考爱因斯坦论述麦克斯韦的文章，得到对这句话理解的一点启示（见前面第20章）。爱因斯坦这样写道“在任何时候，这场伟大的变革（或革命）都将和法拉第、麦克斯韦和赫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在紧接着的下一句话中，爱因斯坦用了“革命（revolution）”一词来描述这一事件，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把“变革（umschwung）”用作“革命”的同义语。爱因斯坦评价牛顿文章第一位翻译者将“umschwung”翻译成“revolution”（这是许多词典中这个词的第一个释义），但却改变了作者的语法关系，变成“我们基本观念中的逐步革命”。也许这为科学史的变化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而事实上它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可是我们无论选择这个词的哪一个释义，毋庸置疑的是爱因斯坦确信科学中伟大的革命性变革能够发生且已经发生，但它们很少（如果有的话）是与过去的思想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突发性的、戏剧性的和无法预期的变化。然而他本人从未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说相对论是这样一场革命。
吉拉德·霍尔顿在1981年写过一篇评述爱因斯坦的文章，他讨论了爱因斯坦关于“科学理论是通过进化而发展的思想”（P．14）。他强调爱因斯坦的主张：“物理学理论最美妙的命运是能指出一条建立一个包容更广的理论的途径，而旧理论本身则是新理论的一种特例”。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是爱因斯坦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所作的演讲（《纽约时报》），1921．4．4见霍尔顿1981，15）：
目前在公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一个错误的见解，认为相对论同牛顿、伽利略以来的物理学格格不入，同他们的推理完全对立。而实际情形与此相反，没有伟大的物理学前辈的发现，没有他们建立的前导理论，相对论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它没有赖以生存的基础，凭心而论，没有以往必须作的工作，相对论不可能适时出现。那些为建立相对论奠定基础的人有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和洛伦兹。
米歇尔.布宾在哥伦比亚大学介绍爱因斯坦时说，他是一种理论的创立者，而这种理论是“动力学的一次进化，而不是一场革命”。当时他对爱因斯坦的立场一定会心领神会的。
上述爱因斯坦的见解表明，用一句话来概括爱因斯坦是否相信科学中发生了革命是多么困难。他一定知道大多数人（不论是科学家还是非科学家）都认为相对论是一场革命，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在不少场合下）指出相对论迈出的是逻辑的、进化的一步，而不是与旧观念的直接决裂的一步。他不只一次说有麦克斯韦革命，而且在1953年他毫不含糊地介绍伽利略的《对话》时运用了“革命性”一词，语气显然比他半个世纪前称自己的光量子为“富有启发性的”加重了许多。
探讨爱因斯坦有关科学革命和科学进化的思想，我们不该忘记，爱因斯坦从未写过有关文章，也没有在有记录的谈话中，或在我们能收集到的信件中专门讨论这一主题。而且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位很谦虚的人，因此他会极力反对在报刊上宣传他发动了科学革命。在他的一次最为坦率的表态中，他突出反对的是新闻媒介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科学革命“每五分钟”就会发生一次。但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爱因斯坦尖锐反驳对薛定谔的成就过分渲染时，他也没有完全排除发生科学革命的可能性。天件谦和与对新闻机构作法的反感很可能是爱因斯坦把自己开创的革命看作为“进化”的主要原因。
此外，对年轻的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在1905和1906年出现“革命”一词，同1917年后的意义完全不同。爱因斯坦把他的工作看作是进化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主要论述，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快遍及中欧的革命夭折后做出的，当时柏林的大街上还在进行着血腥的战斗。从20-50年代，正如我们所知，爱因斯坦乐于撰写论述伽利略（也许还有牛顿）革命的文章，他还多次写过评述麦克斯韦革命的文章。我认为，重要的是在爱因斯坦40年代写的自传中，占有突出鲜明地位的，是他对麦克斯韦革命的论述，那是一种强烈而明快的论述。当爱因斯坦谈到麦克斯韦革命是由法拉第、麦克斯韦和赫兹共同做出（还附加了麦克斯韦具有“狮子般的领袖地位”）的时候，毫无疑问他强调的是观念变革的深度，而没有顾及时间的跨度。因为法拉第的论文发表于19世纪3O年代，赫兹的论文发表于19世纪90年代，这场革命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这个例子表明爱因斯坦思想中的伟大科学革命不能同突发性的、剧烈的政治事件进行严格的类比，政治变革是以统治形式的更替为特征的。
爱因斯坦先前的助手巴纳什·霍夫曼曾写过几部关于爱因斯坦和现代物理学的书。他告诉我他从未听到爱因斯坦说过任何反对发生科学革命的话。在霍夫曼同爱因斯坦长期的秘书和朋友合作写的一本书中，霍夫曼依据大量有关爱因斯坦革命的论述，发现爱因斯坦的科学观并不自相矛盾。霍夫曼把爱因斯坦曾用于伽利略和麦克斯韦的科学但没有用于他自己的科学的那些评语照搬于爱因斯坦的科学。英费尔德在他所写的论述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书中，称狭义相对论是“第一次爱因斯坦革命”（1950，23；40），广义相对论是“第二次爱因斯坦革命”。英费尔德是爱因斯坦的亲密助手，并和爱因斯坦合作完成了《物理学的进化》（1938）一书。英费尔德评价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贡献是量子理论“这场未完成的伟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步骤，它是“革命的同时也是调和的”。记者亚历山大·莫斯柯夫斯基曾报道过大量同爱因斯坦谈话的内容，他说狭义相对论体现了“物理学思想的革命性转变”（1921，113），广义相对论要求“革命性的自然观念”（p．6），“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意识到沿着爱因斯坦观念的发展线索，等待我们的是更深刻的内在革命（p．141），普朗克，这位在思想和言论上均比较保守的人在宣称爱因斯坦工作的极端革命性方面显然没有丝毫的犹豫（霍尔顿1981，14）：
这种关于时间的新的思维方式极大地要求物理学家具有抽象和想像的能力。他远远超过在理论科学研究中甚至在知识论中取得的任何惊人的成就……，相对论引起的世界观的革命，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只有哥白尼引进的新的宇宙体系所导致的革命可与之相比。
但丹尼斯·西夏马（1969，ix）发现：“牛顿运动定律其自身的逻辑是不完整的，从中产生的问题一步步导致了极端复杂的广义相对论”。有许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认同爱因斯坦的观点，认为相对论是已有科学观念的扩展和改进，同样也有许多证据表明相对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是一场主要的科学革命。
爱因斯坦在大量文章中以及自传中都认为，进化和革命均是科学发展的要素，现今已经成为两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吉拉德·霍尔顿（1981）集中研究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进化性质的表述和他1947年声明反对薛定谔宣称的革命的立场。因此他只是提到了但并没有讨论爱因斯坦致哈比西特的有关量子理论的信，也没有考察爱因斯坦许多关于麦克斯韦革命的论述。另一方面，马丁·克莱因（互975）在了解到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是科学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一思想的同时，他也研究了爱因斯坦关于革命的论述——这类论述同麦克斯韦、薛定谔和爱因斯坦自己的光量子假说联系在一起。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29章 大陆漂移和板块构造说：地球
最近发生的地球科学革命，由于具有一些表征科学革命全部性质的特点而引人注目。但这场革命也因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所独有的特性发人深思。从根本上讲，这场革命包括抛弃大陆是在一个固定的基础上形成、生长或发展这一传统观念，引进了大陆在地球表面彼此之间以及相对于洋底“漂移”这一如此激进的概念。这场革命的一个特征是其板块构造说，亦即：地球表面被分成一个个刚性板块，包括大陆和洋底，它们相互之间相对于地底在作非常缓慢的漂移运动。
大陆漂移说是阿尔弗雷德·魏格纳（1880—1930）在1912年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中提出来的，并且在几年后（1915）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加以发展和完善。人们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个假说潜在的革命性质，因为它要求对地理学的全部基础进行重新修订。20世纪20-30年代间，地理学家对大陆运动的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结果，反对意见几乎是同声一片。因此，魏格纳提出的地球漂移说长期以来处于我所说的理论革命阶段，直到SO年代中期，不断发现的新证据才越来越对大陆可能运动的假说有利。但直到本世纪60年代，一场地球科学革命才真正发生。
历史分析表明，这场地球科学革命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理论革命状态外仅仅是因为人们勉强接受了一整套已处休眠状态或早先被摒弃的观念或理论。这场科学革命伴随着研究地球的新手段和传播知识的新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不仅许多地球科学家沿着非传统的路线思考，而且，有不少物理学家也投入了地球科学的研究之中，并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因此，最终发生的地球科学革命并不仅仅是长期受到抵制的、作为传统观念的一次根本性转变的大陆漂移说的简单复活，而且还创立了新的板块构造理论来描述大陆的漂移说的简单复活，而且还创立了新的板块构造理论来描述大陆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格纳的原始理论并未导致一场科学革命，但是，最终的科学革命确实体现了魏格纳理论中大陆运动这一中心思想和把地表分成两类地域（陆地和海底）的观念。
这场革命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处在学科工作中的地理学家普遍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一场地球科学革命。许多科学家撰写文章或专论都强调了考察大陆和地球的思维方式所发生变化的革命性质；他们写出了标题醒目的著作，如《地球科学中的革命：从大陆漂移说到板块构造说》（哈拉姆1973）或《地球科学革命的严峻年代》（格伦1982）。强调革命性不仅是后来历史性或评论性文章和书籍的特点，也是地球科学革命年代中学术论文的特点。例如，《科学》杂志中的一篇颇具新意的学术论文（奥普代克1966）的标题是“南海深海岩心的古磁研究”，它的副标题是“确定地球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革命方法”。1970年，在讨论“新的一类错误”期间，J．T.威尔逊声称最近关于地磁逆转的发现构成了地球科学中的“革命”。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的）“上地幔计划”（U．M．P．）的最终报告（1972）中，“U．M．P．实施期间提出的板块构造的统一概念”被说成是地球科学中的一场“革命”（舒利文1974，343）。
20世纪7O年代发表的有关历史评述和总结性著作（主要由母语是英语的科学家著述）所体现的革命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事实；20世纪60年代大陆漂移和板块构造说为人们所接受是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因此，阿兰·考克斯（1973）安东尼·哈拉姆（1973）、乌苏拉·马文（1973）和J．T．威尔逊（1973、1976）在讨论和评述大陆漂移理论的最新发展时都特别提到了库恩。这场科学革命还由于在其后的十几年间出现了一系列出色的历史著作而引人注目。这些著作有许多本身就是地球科学家撰写的，其中一些科学家亲自对这场革命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作为对最近这段历史的考察结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弗兰西斯·培根不是大陆运动观的创立者（马文1973）。他仅是指出非洲和秘鲁西海岸之间有一种大致的吻合。几乎两个世纪之后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没有通过认识大西洋两边海岸线之间的相似，从而进一步提出两个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以后才分开的。但是，1859年，居住在巴黎的美国人安东尼奥·斯尼德－佩雷格里尼用法文写的名为《创世纪及其未解之谜》这本边缘书中，首次提出了原始大陆分裂和组成部分移动的思想。有人还宣称，奥地利地质学家爱德华·苏斯是大陆漂移说的早期倡导者，正如马文（1973）所指出的，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苏斯在20世纪初确实曾提出最初有两块古生代大陆，“亚特兰蒂斯”（位于北大西洋）和冈瓦纳大陆（在南大西洋）。他把后者命名为冈瓦纳，这是印度中部地区（巩德人居住地）。苏斯像19世纪一些先驱一样，认为我们现在的大陆是更大的原始大陆的遗迹，其碎片已沉没到海底盆地。但他并没有提出原始大陆的分裂过程，因而也就没有建立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陆漂移思想（马文1973，58）。
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地质学家F．B．泰勒。他在1910年发表了长篇论文，首次提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连贯一致的假说，这个假说包含了某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陆漂移说的成份（哈拉姆1973，3）。这个假说最早是在1898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阐述的，但泰勒的理论主要是依据天文学，而不是地理学或地质学。他假设很久以前地球俘获了一颗彗星，它后来成了今天的月亮。这场天文学事件增大了地球的旋转速度，产生了更大的潮汐力，这两种作用的合力将大陆从极地拉开。在他1910的论文中以及后来的出版物中，泰勒用地质学证据（爱尔德雷季1976，271）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大陆运动的论点，但是这些没有引起地质学界的普遍重视（马文1973，63－64）。1911年，另一位美国人，H．B．贝克尔指出，存在一种由宇宙力包括太阳系行星的摄动引起的大陆移动（同上，65）。当魏格纳出版他的著作时，他总结了许多前人的工作，有一段详细讨论了泰勒的贡献。但是魏格纳两次宣称他“仅仅是在漂移理论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时，才了解到泰勒所做的这些工作”（同上，8－10）。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版（1962中，魏格纳在历史回顾部分中又加上了一些新的人名。他在这一版中写道：“我还在F．B．泰勒1910年的著作中发现了与我的理论非常相似的观点”。
魏格纳的大陆运动理论
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开始对大陆漂移假说进行认真的讨论是在A．魏格纳的著作出版以后。从所受的教育和个人职业看，魏格纳并不是一个地质学家，而是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是天文学史方面的），魏格纳的学术生涯先是在马尔堡谋得了一个天文学和气象学的职位，后来在格兰兹获得了一个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教授的职务（1924-1930），在二、三十岁时，他一直在格陵兰进行气象考察。1930年，在第三次探险时，他献出了生命。按照曾与魏格纳一起进行第一次考察的劳格·科赫的说法，大陆漂移思想是魏格纳在观察海水中冰层的分解时形成的。但是魏格纳自己只是说，大约是在1910年的圣诞节期间，他突然被大西洋两边海岸极度的相似和吻合所震惊，而这一点启发他思考大陆横向运动的可能性。
很明显，魏格纳当时并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一思想，反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放弃了（魏格纳1924，5；1962，1）。但他确实在第二年秋天开始建立他的大陆运动假说。他说他当时“相当偶然地”读到了“一篇描述非洲和巴西古生代地层动物相似性的文献摘要”（马文1973，66）。在这篇摘要中，大西洋两岸远古动物化石的相同或相似被用来证明当时非常流行的、非洲和巴西之间存在陆桥的说法。例如，蛇很显然不能渡过浩瀚的大西洋。因此，在南大西洋两岸发现同样的或十分相似的蛇化石，就证明很久以前的南美洲和非洲之间存在一条陆路通道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换一种相反的解释，即假设在这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存在极其相似但又是相对独立的生物进化过程，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魏格纳对化石的相似性的印象非常深刻，但他不同意这两块大陆曾由某种形式的陆桥或由现已沉没的大陆联结起来的假说。因为这些假设需要进一步对这些陆地或陆桥的沉没或崩解做出解释，而对于这些不存在任何科学证据。当然，大陆之间确有陆桥存在，如巴拿马地峡和曾存在过的白令地峡，但没有真正可靠的证据证明古代跨越南大西洋的陆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魏格纳把他早年关于大陆漂移的可能性的思想重新发掘出来，并且按照他的说法，把原来纯粹是“幻想的和非实际的”、“没有任何地球科学意义的、只是一种拼图游戏似的奇思异想，上升有效的科学概念。魏格纳在1912年的一次地质学会议上，引用了各种支持证据，对他的假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概括并总结了他的成果。他最初的两篇论文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发表。1915年他发表了专题论文《大陆和海洋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kontinente und Ozeane）。魏格纳在这部著作中，详细罗列了他所发现的所有支持大陆漂移说的证据。该著作的修订本于1920、1922和1929年陆续出版，并被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在译自1922年德文第三版的英译本（1924）中，魏格纳的表述“Die Verschiebung der kontinente”被准确地译为“大陆位移”，但很快就被普遍使用的术语“大陆漂移”所取代。
魏格纳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论据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海岸的高度吻合，他着重强调大西洋两岸地质学的相似性。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版中，他引用了来自古气象学的证据。1924年，他还与科本合作撰写了一部关于古气象学的专著，并由此推论地球的极地始终是在迁移的（要详细了解魏格纳关于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古气象学、古生物学方面的论点和论据，请参阅哈兰1973年出版的著作的第2章）。魏格纳认为，在中生代并一直延续到不太遥远的过去。曾存在过一个巨大的总陆地或原始大陆，他将其称为“庞哥”（Pangaea）。这块原始大陆后来破裂，庞哥碎片的分裂、位移，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各大陆的格局。他认为，大陆漂移（或称运动、移动）的两个可能的原因是：月亮产生的潮汐力和“极地漂移”力（pohlflucht），即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的一种离心作用。但是，魏格纳懂得，大陆运动的起因这一难题的真正答案仍有待继续寻找。他在他的著作（1962，66）中写道，大陆漂移理论中的牛顿还没有出现。这话与当年居维叶、范托夫和其他一些人的心态是多么的相似。他承认，“漂移力这一难题的完整答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现在看来，魏格纳最根本也是最富创造力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大陆和海底是地表上的两个特殊的层壳，它们在岩石构成和海拔高度上彼此不同这样一个概念。在魏格纳所处的时代，大多数科学家认为，除了太平洋以外，各大洋都有一个硅铝层海底。魏格纳的基本思路后来为板块构造说所证实。
尽管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理论长时间处于理论革命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没有引起注意或没有追随者。事实上，当时的情况远非如此！20世纪20年代，国际科学界就此展开了一系列全球性的激烈论战。1922年4月16日，在影响巨大的《自然》杂志（vol．109，p．200）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对魏格纳著作的第二版（1920）进行了评论。这篇文章详细概括了魏格纳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希望这部著作的英文本能早日面世。“考虑到许多地质学家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文章的作者指出，如果魏格纳的理论最终被证实，将会发生一场与“哥白尼时代天文学观念的变革”相似的“思想革命’（P．203）。一位名叫O．巴辛的人，在听了魏格纳的一次演讲后，在德国最重要的科学杂志《自然科学》（1921，219－220）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柏林地理学会听过魏格纳演讲的人，“都绝对地被征服了”，魏格纳的理论得到了“普遍赞同”，尽管在随后的讨论中有过一些小心的反对意见和善意的警告。巴辛的结论是：“没有反对魏格纳的充分理由，但是，在理论得到毫无保留地接受以前，还必须找到更加坚实可靠的证据。”
在英国《地质学杂志》1922年8月号的一篇评论中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在这篇文章中，菲利普·赖克直率地指出，魏格纳“不是在探求真理，而是在为一种理由辩护，而对反对这一理论的事实和论点置之不理”。在美国，《地理学评论》1922年10月号上发表了H．F．雷德的文章，他尖刻地指出，他所了解的所有事实无不是对大陆漂移和极地迁移理论的致命打击。在同一年秋天，大陆漂移说也成了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探讨和争论的主题。公开发表的由W．B．怀特撰写的年会报告将这一事件描述成“活跃的也是毫无结果的”。但是，1922年3月16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F，E．维斯教授的《大陆移动：新的理论》这一署名文章。维斯指出，魏格纳的理论“对于地理学和地质学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生物科学也大有禆益”。他最后总结说，这一理论“是一个极好的科学假说，它将大大激发进一步的探究”。
20世纪20年代有关大陆漂移的主要科学事件，是1926年由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图尔萨召开的一次辩论会，会议论文集《大陆漂移理论：魏格纳关于陆地起源和运动的论文集》于1928年出版。出席那次辩论会的有魏格纳本人和F．B．泰勒，其他11位与会者中，有8位美国人和3位欧洲人。会议主席，荷兰地质学家，马兰德石油公司副总裁W．格拉赫特为这本文集写了支持大陆漂移说的长篇序言和驳斥反对意见的后记。这两篇文章占据了该文集一半以上的篇幅。一些与会者（耶鲁大学的C．R．郎格维尔，都柏林大学的J．乔里，德尔夫特大学的G．A．F．莫兰格拉夫，格拉斯哥大学的J．W．格利高里，霍普金斯大学的小约瑟夫·T．辛格瓦尔德）对这个理论深表怀疑，但他们的态度是宽容的，而另一些人（斯坦福大学的贝莱·威利斯，芝加哥大学的罗林·T．钱伯林，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的威廉·玻维，霍普金斯大学的爱德华.贝利则极力坚持他们提出的相反的地质学论据，并且故意用一种伪科学的和错误的方法为他们自己进行辩护，他们还以嘲讽的口吻宣称，他们的作法与魏格纳的思维方式和著述风格是完全一致的。从今天占优势的观点反过来看，这些批评中充满的仇视和恶意的情绪是耐人寻味的。很显然，魏格纳确实已经向地球科学和牢固的传统信仰的基础发起了正面攻击。
魏格纳假说在诸多方面招致反对。首先，它直接反对几乎所有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的传统思想。这些人从懂事时起受到的一直就是旧有理论的教育，这种理论认定大陆是静止的，地表是固定不动的。大陆漂移说则认为，陆地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的横向运动。这个大胆的设想就像伽利略时代的哥白尼学说一样，在世人眼中是荒谬的“异端”’“。其次，新的假说认为，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地球显然是刚性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魏格纳的假说也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正如地球物理学家哈·杰弗里斯等人很早就指出的，大陆漂移似乎需要巨大的、几乎无法想像的动力，它远远超过魏格纳本人提出的潮汐力和极地漂移力。争论的焦点似乎可以用形象的语言加以描绘：“脆弱的陆地之舟，航行在坚硬的海床上”（见格伦1982，5），一般人都认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史上，对新理论的提出者往往进行怀有偏见的指责，试图将已开始的科学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不幸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魏格纳的方法受到攻击，而且因为他没有专业文凭，不是地质学家，而是一位德国气象学家，因此，他被拒绝参加地质学会议，耶鲁大学古生物学名誉教授查理·舒克特（1982，140），把大陆漂移假说称为“德国理论”，而且，他以明显赞同的态度引用P．特迈（法国地质勘探局局长）的话说：魏格纳的理论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梦，一个伟大诗人的梦”，当人们试图拥抱它时，将发现“他得到的只是一堆泡沫和一缕清烟”。而且在舒克特看来，“魏格纳的归纳太轻率了，根本不考虑地质学的全部历史”（p．139），他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在古生物或地质学领域中没有做过任何实际工作的人。舒克特断定：“一个门外汉把他掌握的事实从一个学科移植到另一个学科，显然不会获得正确的结果”。
魏格纳被拒绝——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不是地质学“俱乐部”的成员，这一点已经被文献所证实。哈·杰弗里斯在攻击魏格纳的理论，证据和科学方法时，宣称“魏格纳基本上是个气象学家。”1944年，切斯特·R。郎格维尔在《美国科学杂志》（vol．242，p．229）上的一篇文章中虚伪地指出：“仁爱的评论家们指出”，魏格纳的前后不一致和种种疏忽“可以得到宽容，因为他不是地质学家”。更有甚者，直到1978年，乔治·伽罗德·辛普森（1978，272）还一再重复他早年的观点，认为“魏格纳的大部分古生物和生物学依据，要么是歧义的，要么是完全错误的。”他指责魏格纳（这个“德国气象学家”）竟然敢涉足他“没有第一手知识”的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大多数地质学家都赞同杰弗里斯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地球》第3版（1952）中所表述的观点：“30年代为大陆漂移说进行的辩护，没有产生经得起检验的理论”。保守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甚至把大陆漂移的观点用作课堂上“解闷的笑料”。哈佛大学古生物学教授帕西·E。雷蒙德，告诉他的学生，泥盆纪的瓣鳃纲斧足动物有一半在美国发现而另一半在爱尔兰发现。这两部分“吻合的相当好”，因而肯定是“同一瓣鳃纲斧动物的两半，这是被魏格纳的假说将其在更新世一分为二的”（马文1973，106）。
然而，本世纪20－30年代，支持魏格纳的也大有人在。哈佛大学的雷金纳德·A．戴利赞同大陆漂移的基本思想，尽管他不是严格的魏格纳派，而且他本人有一次也说过魏格纳是“一个德国气象学家”。戴利提出了他自己的大陆运动学说，现在看来这一学说已经有些“接近现行的板块构造模型之门了”（马文1973，99）。在他那本《我们这颗运动的地球》（1926）一书的扉页上，戴利写下了“Eppur si Muove”——这是伽利略在被迫放弃他一直信仰的哥白尼的地动说时所说过的一句辩解的话。（“Eppur si Muove”意思是“地球仍在运动”）。
20年代，魏格纳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瑞士诺伊夏特地质学院的创始人和院长埃米尔·阿岗德。1922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国际地质学会议上，阿岗德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魏格纳提出的“亚洲板块构造”的基本思想，阿岗德不仅收集并整理了大量支持魏格纳学说的论据，而且在划分魏格纳的“运动说”和传统的“固定说”的界限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他宣称，“固定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对几种粗糙理论的消极拼凑”（阿岗德-卡洛兹1977，125）。尽管阿岗德确定无疑地赞成“运动说”并列举了支持这个学说丰富且详细的证据，但他不得不承认：“对产生大陆漂移的力，目前我们还一无所知”（p．162）。
为年代魏格纳的两个主要支持者是亚瑟·霍尔姆斯（许多人认为他是“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哈拉姆1973，125）和南非地质学家亚历山大·杜·托依特。1928年那部美国大陆漂移论文集出版时，霍尔姆斯接受了大陆漂移说，并在1928年9月号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述该论文集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所有反对意见……主要是针对魏格纳本人而不是他的基本观点”。他还指出，“当人们似乎发表完了所有观点之后，接着又出现了比泰勒和魏格纳已提出的更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大陆漂移说。”霍尔姆斯不但接受了大陆运动的一般观点并成为大陆漂移说在英国的主要辩护人，而且，他还提出了新的产生漂移运动的力学原因。按照他的见解，地幔（地球紧临地壳下的那一部分）中熔岩的对流运动会导致山脉的形成和大陆的漂移（马文1973，103；哈拉姆1973，26）。杜·托依特生活于约翰内斯堡，像乌苏拉·马文（1973，107）提醒我们的那样，“生活在古代冈瓦纳大陆的中心，那片大陆的漂移证据最为充分，”他在一本名为《我们奇妙的地球》（1973）（副标题是“大陆漂移假说”）的书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这本书的献辞是，“纪念魏格纳及其他对我们地球地质学作出的卓越贡献”，在这部书中，杜·托依特提出了一个于魏格纳学说略有不同的地球理论（见马文1973，107－110；哈拉姆1973，3O－36），例如，杜·托依特提出，原始大陆并非像魏格纳所说的只有一个——庞哥，而是有两个，即北半球的“劳洛细亚和南半球的冈瓦纳”。
杜·托依特把反对魏格纳假说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因素：一是缺乏令人满意的产生漂移的力学机制；二是“顽固的保守主义”，他认为后者是整个地质学史中的一个特点。然而，杜·托依特十分清楚，接受大陆漂移说意味着要“重修我们全部的教科书，不仅是地质学的，而且还包括古地理学，古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的教科书”（P．5）。他说，毫无疑问，“漂移说体现了一个伟大而又根本的真理”，而泰勒和魏格纳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假说（p．Vii）。
杜·托依特并不是唯一将魏格纳的理论看作是“革命性”的人。1921年《自然科学》杂志上的撰文者，1922年《自然》杂志上未署名的评论者，1922年F．E．维斯，1926年，凡·德·格拉赫特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和敌手，都使用过这一术语。戴利（1926，260）把大陆漂移理论说成是“新的令人惊异的解释”，许多地质学家认为它过于离奇，甚至是惊人的，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菲利普·赖克也暗示过魏格纳观点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他曾指出，“陆地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犹如地球运动对于我们的祖先一样不可思议”（1922，338）。在《地质学杂志》1928年发表的一篇评述《图尔萨论文集》的文章中，赖克明确地使用了魏格纳的“革命性理论”这样的用语。
魏格纳自己十分清楚，他的新观念具有潜在的革命性。1911年，也就是在他公开发表他的新观点的前一年，魏格纳写信给他的同行、教师W．科本。他写道，为什么我们“犹豫不决，不愿放弃旧观点？”“为什么人们极力阻止新的观念达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也许就因为它是革命性的？”接着他为他的反问附上了大胆而又简单的答案：“我认为旧观念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年了”！
由于大陆漂移说的革命性质，必须有比通常更为有力的证据才能使得这一理论获得科学家共同的支持。要使任何根本性的或彻底的变革为科学界所接受，要么必须有无懈可击或无可辩驳的证据，要么必须有超过一切现有理论的明显的优越性。显然，在本世纪20-30年代，魏格纳的理论尚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事实上，直到50年代以后才找到了这种“无懈可击”的证据。而且，接受魏格纳的观点就意味着必须对全部的地质科学进行彻底的重构。显然，在缺乏无可辩驳的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做。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家R．T．钱伯林在1926年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议论文集中写道，在美国地质学会1922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接受魏格纳的假说，我们就必须忘掉过去七十年中的全部知识并且一切从头开始。”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注意到，钱伯林的话在四十年后又在不同的意义上被重新提了出来。1968年，图佐·威尔逊（1968a，22）在一部著作中写道：“既然地球确实是以缓慢的方式运动着的活跃的天体，而我们非要把它看作是基本上静止不动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修改我们以往的全部理论和全部教科书，从全新的观念开始，建立一门全新的科学。”
哈拉姆（1973，110）在试图解释为什么魏格纳没有为大陆漂移说提供令人满意的力学机制——这普遍被认为是“接受魏格纳假说的最大障碍”——时指出“引力理论、地磁学和电学在得到满意的解释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为人们普遍接受了。”他又说，在地质学中，尽管对“潜在原因”没有得到共识，但这并没有妨碍“前冰川时期存在”这一假说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J．T．威尔逊（1964，4）争辩说，“人们在满意地解释某种现象（如地磁场）或过程（如暴风雨）之前，并不总是乐于承认这些现象或过程的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应当进一步作些说明。R．劳丹明智地指出，大陆漂移的“力学机制”问题与“引力理论、地磁学和电学”或“暴风雨的存在”有很大的不同。在大陆漂移说中，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缺乏力学机制或原因，”（劳丹19782；古廷1980，288）而是“全部可以想像得出力学机制都严重地冲击着物理学的理论。”而且，目前已经建立了有关地球及其内部自然现象的理论且为人们广为接受，它们能够完善而合理地解释大部分已经观察到的现象。
S．K．郎肯（1980，193）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在5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缺乏力学机制是大陆漂移说的地质学或古生物学证据被接受的主要障碍，”然而在今天，“板块构造理论却在没有普遍认可的物理学机制的情况下被人们接受了。”他在1980年前后指出，“板块运动的力学本质问题，”是“当代地球物理学家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魏格纳理论的改造
现在看来，由于我们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因而很容易发现，把理论革命与现行革命两个阶段区分开来的是两个根本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积累了大量新的、令人信服的表明大陆和海底确实存在着相对运动的证据。这些证据比海岸线的吻合。甚至比大洋两岸地质学和生态学的符合，以及植物和动物化石的相似要优越许多许多。第二个突破是，理论的根本性的重构，致使基本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并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场最终完成了的革命是否可以公正地看作就是那场企求了近半个世纪而一直没有成功的革命？这一情形与所谓的哥白尼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场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推动下，最后由牛顿完成的革命，仅仅保留了哥白尼最一般的天文学观念，即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观念，而摒弃了哥白尼宇宙学的基本特征。同样，地球科学革命仅仅保留了魏格纳的最一般的思想，即大陆之间可以有相互运动，而放弃了魏格纳理论的基本特征——由硅组成的大陆单独或分开在海洋地壳上运动，而海洋地壳密度更大的壳层则固定不动。
目前的最新观点是这样的：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巨大板块在运动着，其中有的板块会带动大陆或部分大陆和海底一道运动。因此，整块大陆运动的理论被另一种不同的理论所取代。新的理论指出，陆地运动不过是地壳内部剧烈运动的表观现象。在这种因果联系过程中，魏格纳假说中列举的“极地漂移力”和“潮汐力”变得毫无意义了。
50年代的新证据首先来自古磁学和地磁学的研究。古磁学研究的是“残留花”岩石中的磁性，即研究残留在固化的熔岩样品中的磁性。这种磁性由于地球磁场的影响而留在含有氧化铁的岩石中。伦敦的P．M．S．布莱克特和剑桥大学的S．K．郎肯以及其他人所作的研究表明，地球的磁场从来不是恒定的而是变化的，甚至还经历过南北倒置。其变化的方式与时间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可以确定的（这些研究因高灵敏度的地磁仪的出现而成为可能，布莱克特就是这种仪器的主要发明人）。当仔细描绘出磁极位置移动的路径后，会从中发现磁极的移动和变化情况各个地域彼此不同，这表明每块陆地各自在独立地运动着。相关证据还揭示出地球南部各陆地聚集在南极地区形成一个原始大陆——冈瓦纳大陆的时间，因此，这些组成部分说明我们现在的各个大陆肯定存在着某种横向运动（见麦肯奇1977，114-117）。
沿着这条研究线索所获得的第一批成果，地球科学界没有立即接受大陆移动的存在；无疑，关于地球磁场演化史的细节尚有太多的没有解决的难题。而关于磁机制的见解“过于复杂深奥，其中还存有许多未经检验的假说”（麦肯奇1977，116）。但是，主要是在地球物理学家中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56年，地学一本以大陆漂移为主题的论文集出版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E．埃尔温对过去几年的磁机制研究作了回顾与评述，最后他总结道：“各种证据对此后的结果，倾向于对地球磁轴相对于地球本身发生过位置变化的观念以及各大陆相互之间有‘漂移’运动的观念有利”（埃尔温1953；1958，见马文1973，150-152）。
推动魏格纳的基本思想（而非魏格纳理论本身）复兴的第二条研究线索是关于海底山脉的研究。海洋和内陆湖泊大约覆盖了地球表面的70％。由于关于海底的特征与本质的知识在本世纪30-40年代还相当粗浅，因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战前关于大陆漂移的争论最终没有定论（哈拉姆1973，37）。然而，有关大西洋底的地形图早已存在，1916年，泰勒就曾指出，大西洋两边的陆地好像是从海底山脉两侧慢慢升起的。魏格纳本人也通过密度、磁性、成份等方面的分析，指出海底是玄武岩构成的，但没有人对此予以注意。我们目前关于大陆运动的直接线索来自对海底世界的研究。在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1958）期间，在测量地球引力和相关地震-引力数据方面，已经有了全新的技术。地球物理学家找到了测定通过海底的热流速率的方法，这些研究的一般结论是：巨大的海洋壳层岩石块确实能够“相互之间明显地移动一大段距离”（哈拉姆1973，52）。这些研究成果与来自磁机制研究获得的发现不谋而合，都强有力地支持大陆之间经历了相互运动的观点。到这时为止，大陆漂移理论才正式由于板块构造说的广泛被接受而得以完善。板块构造说是一个结构系统，按照这种学说，地壳像“大板块的拼图，用形象的比喻就如巨大的大块浮冰或铺路石。”这些板块独立地运动着，边缘与别的板块碰撞则会发生变形。马文特别强调说：“运动的板块不像魏格纳所设想的那样是大陆，也不是整块的海底壳层”（1973，165）。既然每一板块既包括陆地部分也包括海底部分，那么板块的运动和魏格纳大陆运动的概念，便相去甚远了。因此，由于最初的“大陆漂移”术语，含有整块大陆运动的意味，它不再是严格精确的了（哈拉姆1973，74）。1968年，人们提出六大板块和十二个小板块覆盖地球的观点。从那时起，有关板块构造学说的理论细节越来越充实了。
海底扩张说
为了完满地解释地壳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板块构造理论还必须与“海底扩张说”结合起来。海底扩张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哈里·赫斯于1960年首次提出来的。该学说描述的是纵贯主要大洋海丘两侧的海底部分持续受到挤压的过程。赫斯最初是在1960年撰写的一篇手稿中阐述这个观点的，而该手稿作为一本书中的一章直到1962年才正式出版。由于这个观点极为新颖、奇特，以致于赫斯把书中的这一章看作是“一篇地球散文诗”。赫斯指出，逐渐降到海底的巨大海丘是地壳下地幔内熔融物质上涌的出口。这种物质同样沿着海丘的两侧流淌、冷却、固化，最后变成地壳的一部分覆盖在原来的地壳之上。当海丘两侧的地壳以这种方式积累增长时，这种物质（巨大的板块）就会横向离开海丘。既然地球不可能增大，这个板块在增长过程中也不会简单地扩张，那么在远离诲丘之外，必定会有一处板块发生分裂。换言之，板块离海丘最远处的边界被挤到另一个板块底下，并最终进入地幔中。这时，板块边缘的水分全部被挤压出来，而板块进入地幔的部分又重新变成了熔融状。这个过程同某种对流“传送带”联系在一起，即从海丘的地幔中带出物质，然后把它传送出去，这些物质最终在远处的海沟附近又再次回到地幔中。
于是，大西洋底便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持续的压力，它把载有南美洲和非洲的两大板块推离大西洋中的海丘。大约在1．8亿年以前，南美洲和非洲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冈瓦纳大陆。两块大陆的分裂线与导致海底扩张的，并且现在仍很活跃的大西洋底海丘线十分吻合。每当发生地震时，这条海丘线便清楚地显现出来，目前，它与南美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线的距离大致上是相等的。
赫斯进而提出了海底扩张说的合理推论。他认为，由于海底扩张效应，海底壳层不断地在大陆一边创生，而同时又在大陆的另一边消失（麦肯奇1977，117）。这个观点通常被看成板块构造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理解大陆漂移理论的主要基础。大西洋地壳层从海丘移出的速度大约是每年四厘米。按照这个速度推算，大西洋海底壳层从海丘全部移出，也就是移动整个大西洋宽度的距离所需的时间为两亿年。这个数字立即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未知的奥秘。例如，海底钻孔找到的化石标本都未超过两亿年（中生代前后）。而从陆地上挖掘出的海生化石研究表明，这些海生生物都可追溯到二十亿年以前。再如，假设海床的年龄与大陆同样古老，那么按正常的沉积速度，海床上应当产生很厚的沉积层，但钻探分析表明，海床上的沉积物很少。简而言之，在海洋存在的几十亿年中（乌耶达1978，63），海底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运动。
如果把赫斯的观点同板块构造说的一般思想结合起来，就可以满意地解释另一个现象或过程；板块边缘新物质的增加，并不使板块的面积增大。由于压力作用，板块在不断地缩小。这一点在两个板块的碰撞处山脉的形成和山脉的更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哈里·赫斯在阐述他的海底扩张说时，很清楚他的理论“与大陆漂移说并不完全相同”（1962，617）。按照大陆漂移说的思想，“大陆…受某种未知力的驱动，在海底壳层上漂移”，但他的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大陆“被动地浮在地幔之上，当地幔物质从海底海丘上流出时，大陆便横向移动开来。”
前面曾谈到，一般人都认为：最初的纯粹古磁学证据并不能完全说服大多数地球科学家放弃“大陆固定观”。决定性的证据来自新的磁机制的研究，它戏剧性地证实了海底扩张说。船载磁测仪揭示出海底壳层条状磁化区域的存在（休莱1959，61）。如果赫斯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在海丘两侧就应该有对称的条状磁化区域。这项验证性实验是剑桥大学当时的研究生F．J．维恩和他的导师P．H．马修斯提出的。实地测量很快证实，条状磁化区域确有预期的那种对称性。
按照这一理论，当炽热的熔融物质沿海底海丘流淌并固化时，它便感应了当时的地磁场。既然新的物质把它从海丘上推开，它仍将保持冷却时所感应的磁性。因此，每一条前后相继固化的物质带应该有记录形成日期的磁性标志，而海丘两侧同时对称形成的物质带也因此具有相同的磁性方向。1963年，维恩和马修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一重要假说，这个假说翌年就通过了实验（实测）检验。事实上，地球磁场演化的历史不仅表现出一些微小的变化，而且在目前已知的年代中还经历过南北逆转。所有这些，都是在实测和研究海底海丘两侧的条状磁化带过程中发现的。
虽然这个假说今天听起来非常具有逻辑性，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但在当时看来却是异常激进而大胆的。维恩回忆说，当他第一次把他的观点告诉剑桥大学地球物理学家莫里斯·希尔时，尽管希尔“很有礼貌的一声不吭，只是看着我并且谈些别的事情，但他一定在想我今天疯了”（格伦1982，279）。维恩还把他的假说告诉了爱德华·布拉德爵士，即使布拉德爵士“这有点大胆猜测的味道”，但他却对此持“非常积极的鼓励和赞赏的态度”。维恩“非常渴望能和特迪（爱德华的爱称）·布拉德共同发表这个观点，”因为他觉得他们俩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布拉德和维恩看起来很了不起”。但特迪非常直率地拒绝了，他不想让他的名字出现在这篇论文上。布拉德是地球物理学界一位著名的革新家，他对地球热流理论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善于接受新思想，“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这个假说并以高度赞赏的态度四处传扬”。他只是不愿意在一开始就接受维恩的请求成为合作者（p．358）。
维恩和马休斯提出的假说（加拿大的劳伦斯·莫雷也曾独立地提出过，详情见1982，271）“堪与本世纪地球科学中的任何成就相媲美”（p．271）。它不但能确定无疑地证实赫斯的海底扩张说，而且还能推算出扩张的速度。推算方法是基于一种独立的、由地磁场倒置所标定的精确的时间尺度。看来，人们普遍赞同这样的看法：维思-马休斯-莫雷假说的确证，触发了地球科学的“革命”。在这些突破性成就的基础上，下一步要做的工作便是：“建立全球构造的新理论，重构地球知识的新体系”（哈拉姆1973，67）。
革命地位的确立
凡是研究过地球科学最近刀年发展史的人（如上述舒利文1974，特别是格伦1982）都会认识到，要最终完成这样一场革命，还有多少重要的工作有待完成。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只是介绍了几位最著名人物的杰出贡献。关于爱德华·布拉德、图佐·威尔逊、莫里斯·欧文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的重要工作，我几乎没有提及。长期以来，许多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不但拒绝接受板块构造理论，也拒绝接受海底扩张说的基本思想。被《自然》杂志誉为“苏联最伟大的地球物理学家”的弗拉基米尔·贝洛索夫1970年宣称：“海底扩张说没有一个方面能经得住批评”（舒利文1974，IOS）。12年后的1982年12月，年届91岁高龄的哈罗尔德·杰弗里斯爵士在《皇家天文学会地球物理杂志》（vol。71，555－556）上发表文章，仍然以不屑一顾的口吻，把“海底板块的错动”比作“用黄油做的刀切黄油”。60年来，杰弗里斯一直是反对大陆漂移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地球科学界的保守主义除了托依特提到的之外，在权威性的《科学家传记辞典））1976年版中也得到了印证。在该辞典中，魏格纳的条目（vol．14，214-217）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K．E．布伦撰写的。他在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不大情愿地提到了倾向于支持魏格纳观点的证据（来自古磁学和海底壳层研究）。但紧接着，他罗列了一大堆“反对大陆漂移说”的新旧批评意见。布伦写道：当“该理论的创立者们就这些批评意见作出答复后，这些答复也受到了质疑”（p．216）。1976年，也就是哈拉姆和马文的历史研究著作（二者都宣称地球科学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并分析了它的结构）出版三年后，当时这篇最新的魏格纳传记的最后结论是：“大多数地球科学家的热情，甚至是宗教式的狂热，促使他们相信大陆漂移理论已建立起来了”（p．217）。
布伦使用“宗教式的狂热”这种说法，是因为60年代观念变化时期所使用的语言带有很强的宗教隐喻色彩，在涉及到转变问题时更是如此。库恩通过研究发现，这一点是科学革命过程中相当普遍的特点之一。图佐·威尔逊的经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威尔逊在1959年还是大陆漂移说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但没过几年，他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并自称是“改造了的反大陆漂移说者”（见威尔逊1966，3－9，谈及了他的转变过程）。后来，他不仅提出了一些支持大陆漂移说的重要的地质学证据，而且还成为地球科学革命的主要先驱之一。1963年，国际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第13次会议在美国伯克利举行。在会后出版的关于“上地幔计划”的文集中，威尔逊发表文章勇敢地宣布：“地球科学中已经在孕育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塔克奇1970，244）。他说，地球科学目前的情境正同“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观念被接受前天文学的情境；分子和原子概念引入以前化学的情境；进化论建立之前生物学的情境；量子力学诞生前物理学的情境”一样。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关于大陆漂移说。古磁学和地磁学的论文集。1968年4月，美国哲学学会年会文集便是其中之一，其标题为《重游冈瓦纳大陆：大陆漂移说的新证据》。该文集收录了这样一篇文章：《静止还是运动的地球：当前的科学革命》。文章作者威尔逊（1968，309；317）宣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这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应当称作魏格纳革命”，以纪念这场革命的“主要倡导者”。地球科学家们一般都赞同威尔逊的意见，认为确实存在一场科学革命，作为首先提出大陆漂移说的关键人物魏格纳理应获得这一殊荣。可是，历史上以个人名义命名革命的荣誉曾经赋予给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拉瓦锡、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但至今仍未赋予魏格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许多文献的作者把魏格纳开创的科学革命比作哥白尼革命。二者有一点是极为相似的：地球科学中最后的革命与魏格纳最初的假说已相去甚远，而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最终建立起的体系中，与哥白尼的理论一样大相径庭。正如天文学革命直到哥白尼的著作1543年发表半个多世纪后才最终到来一样，地球科学革命也是在魏格纳最初的论文与著作发表50年后才得以发生。最终发生的所谓哥白尼革命，实际上是牛顿革命，这场革命主要基于伽利略、开普勒的成就，而作为这场革命基础的“哥白尼体系”最终成为了开普勒体系。与此相似的是，本世纪60年代发生的地球科学革命并没有体现魏格纳的理论，而只是体现了其学说所蕴含的基本思想，即在地球的全部演化史中，大陆并非一直固定在现在其所处的位置上，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它们曾聚集在地球的两极。魏格纳的主要贡献是首次提出了大陆运动的思想，它在地球科学革命中的地位正如哥白尼的主要贡献——指出可以按照地球运动而非静止的观念构造一个新的宇宙体系——在天文学革命中的地位一样。
地球科学从固定观到运动观，特别是向大陆漂移说和板块构造说的飞跃，根据第3章提出的四项主要的检验标准，无疑是一场革命。首先，传统地质学观念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就被许多观察家包括这一领域的实际工作者看作是一场革命。我认为，这是发生科学革命的主要标志。其次，考察1912年以前和1970年以后的地球科学的内容表明，量的变化也足以构成一场科学革命。第三，严肃的科学史家们也断言；地质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足以引发一场科学革命。很明显，这有点主观臆断的意味，但它确证了参与这场革命的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的结论。我们已经看到，在成功的地球科学革命发生以前很久（即理论科学革命阶段以前），很多地质学家甚至那些魏格纳学说的反对者们都意识到了大陆漂移说的革命性，并且完全懂得如果接受了这种观点，对全部的传统地质学理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第四，当今地质学家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学科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
但是，这场革命的程度如何？它能称得上是一场堪与达尔文革命、量子力学革命和相对论革命或是牛顿革命相比的重要的科学革命吗？或者是规格稍逊一筹的，与化学革命类似的革命吗？我们已经看到，乔治·G．辛普森把它称为“一场重要的亚革命（Sub-revolution）”。D．P．麦肯奇（1977，120-121）在一篇文章《论板块构造说与地质学理稻‘进化”的关系》的中，把“板块构造说对地球科学的冲击”与“DNA结构的发现对生物学的冲击”作了对比。他的结论是：“板块构造说与导致分子生物学创立的那些发现相比，是一场不太具备根本性质的革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新思想…已经被地质科学所同化并迅速地加以发展。”但对任何局外人来说，如果了解到我们关于地球演化史观念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必然会感到观念的飞跃是如此巨大，简直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只是由于完全缺少意识形态成份，这场革命才显得不那么壮观。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30章 结论：作为科学革命特征的改宗现象
革命的许多方面，诸如创造过程，科学家个人在革命性的科学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科学革命家的个性以及科学通讯技术和方法的变化对科学革命的影响，都没有在本书中加以研究。我只是谈到了科学革命与社会、政治、制度或是经济根源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和层次的许多方面。此外，我仅仅用例证指出了科学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可能联系和继承关系。
但在科学革命中，有一个一再出现于原始的和第二手文献中的经验现象，我乐于在此进行一番讨论，这一现象就是改宗。人们常常引用普朗克的话（194，33-34）来表明改宗之难：“新的科学真理不是由于说服它的反对派，使他们接受而获得胜利，而是由于这些反对派最终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使科学真理获得胜利。”半个世纪前，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瑟夫·洛维林表达过类似的观念。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光有两种理论，波动说和微粒说。据说他当时声称：今天每一个人都相信波动说，原因是所有相信微粒说的人全都死了。不过，正如我们所知，这类表述中肯定会有一个真理的标准问题，新的科学观念确实赢得了后人，但也说服了某些反对派，本书的许多例证表明了这一点。普朗克就亲眼目睹了他的基本观念被他的科学同事们接受、修改和运用的过程。科学革命的这一特征——赢得科学工作者——非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我把它的烈度作为从理论革命到科学革命转化的标志。
这种信念上的巨变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全新观念的接受几乎总要引起对基本问题——时间和空间、同时性、物种的稳定性、原子的不可分性、微粒和波动的不相容性、因果性、可预见性进行重新思考。此外，新观念总是以完全不同的思想抛弃过去已被广泛接受的信仰。这就难怪科学家要采用“已经看到了光明”或“改变信念”这一类词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经验与古典的宗教体验相比较。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库恩使用了两个词组来揭示这一现象：不可逆的“格式塔转变”和“改宗经验”。他明确讨论了从忠诚一个范式转变为忠诚另一个范式，这是一个类似于转变宗教信仰的行为。虽然这不是他写作大纲中的主要内容，但这一点仍以显著的地位出现，尽管库恩没有举出例证。人们只要读过这部关于科学革命的名著，就不能不对无处不在的关于转变的词语留下深刻印象。有时，科学家运用转变一词不过是出于形象或文字上的考虑，例如，1796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96；1929，1920）描述了“爱丁堡的布莱克博士以及我知道的所有苏格兰人是如何声称转向了”新的拉瓦锡化学体系的。两个世纪后，物理学家A．佩斯（1982，150）则用同样的词汇描述新物理学。从前一章我们看到，威尔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是板块构造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大陆漂移理论早期的传播者。
大约一百年前，赫胥黎曾写道：“皈依科学信仰的后果之一就是承认因果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的普遍和绝对的有效性”。这一论点是赫肯黎在回答那种对达尔文“企图恢复古老的异教女神——偶然性”的责备时提出来的。在赫胥黎看来，贬低达尔文的人认为达尔文“设想变异是‘偶然性’造成的，最适合者经受住了生存斗争的‘偶然性’得以生存。”因此，他们指出，达尔文理论中，“偶然性取代了上帝的设计。”在回答达尔文主义对保守主义者的批评时，赫胥黎指出，那些如此看待“偶然性”的人是“古代迷信和愚昧的继承人……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被科学思想的光芒照亮过”。他们是顽固的，迄今为止并未转向科学；他们拒不承认因果律。赫胥黎解释说：这种承认“是一次信仰上的行动”。原因在于“就本质而言，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是不可证实的”。而这种信仰的与别的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盲目的，而是合理的”。它“无可辩驳地被经验所证实，它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基础”。赫胥黎不仅用了大量篇幅驳斥达尔文的反对派，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还使用了我们今天看来有些过分的类比于宗教的方法。他做的甚至比我所指出的还过分，他谈到“我们远古祖先对偶然性的崇拜现在在人们之中竟然仍有市场”（达尔文，1887，2：pp．199-200）。
改宗思想在达尔文的通信中突出体现出来，下面是他1858年至1859年间几封信的片断：
［1859年1月25日致A.R.华莱士」你问我有关赖尔的精神状态。我认为他有些动摇不定，但没有屈服。他经常厌恶地对我说，如果他被“误解”了，那将是多么令人讨厌的事，“原理”的再版工作是多么没有意思。他最正直，最诚实，我想他最终被“误解”是必然的。胡克博士几乎和你我一样成了异教徒，而我认为胡克是迄今为止欧洲最称职的评论员。
［1859年9月20日致C．赖尔]你以前对物种不变性的怀疑，也许比我的著作对你的改宗（如果你已经改变了的话）影响更大……无论我怎样表达对你的学说的信服都不过分，上帝知道我从不逃避困难。我愚蠢地渴望着你的判决，这并不是说你不改宗会令我失望；因为我记得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转变过来；但是如果你能转变过来的话，我将是极为高兴的，尤其是我对这种转变有一份功劳的话。
［1859年9月23日致W．D．福克斯」我并没有傻到想使你改宗的程度。
［1859年10月15日致J．D．胡克」莱尔准备重新阅读我的著作，我仍然对他的改宗抱有希望，或者按他的说法，使他离经叛道了。
［1859年10月15日致T．H．赫胥黎］我决不希望你转变到我的许多谬误上来。
［1859年11月11日致A.格雷：」赖尔……快转变到我的观点上来了。
［1859年11月13日致AR．华莱士」胡克认为（赖尔）完全转变了。
赖尔后来在给胡克的一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1887，2：193）：“我发现，我没有能使过去反对达尔文甚至现在反对赫胥黎的人的态度有了多大程度的转变。他们必须放弃“古老而长期为人们所珍爱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早年对科学理论产生了兴趣，那时我深信帕斯卡、哈拉姆称之为‘大天使毁灭的理论’”。在这些摘录中，我们不但注意到“改宗”和其他宗教术语的运用，而且还看到达尔文自己的改宗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科学家们的普遍话题。J．J．汤姆森在他的自传中叙述了他接受原子的可分性是多么困难。
达尔文的通信还使我们能够看到转变的实际经历。H．C．沃森曾把达尔文称作“自然史中最伟大的革命家”，他在1859年11月21日写道，“自然选择”包含了“全部伟大自然真理的特点”，它澄清了“模糊的东西”，简化了“复杂的东西”，极大地补充了“以往的知识”（达尔文1887，2：226）。赫胥黎在说明《物种起源》被接受时阐述了新进化论的作用（1888）：它像“一道闪电，给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们突然照亮一条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否能直接安抵家中，但肯定是一条光明之路”。随后，他用了一个宗教隐喻，他说：“达尔文和华莱土驱散了黑暗，起源说的烽火引导着黑暗中的人们”。
化学家罗萨·迈耶对科学改宗的解释是引人注目的。几年后，迈耶回忆起1860年召开的卡尔斯鲁厄会议结束时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会议是由伟大的有机化学家凯库勒召集的，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范·斯普朗森1969，42）。这是首次为解决科学内部的紧迫问题而召开的国际科学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几种竞争的、极为不同的原子量体系所造成的混乱。由于非常不确定导致许多化学家转向化合量以寻求出路。原子量体系的差别来自原子和分子概念的歧义。例如，同一化学元素的原子能否结合成分子（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的问题）？化学键是否只在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形成（现代原子论的创始人道尔顿的问题）？这次会议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全部有机化学的结构形式须依赖它来解决（见德·米尔特1948）。
无须惊奇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家们简单而又普遍可接受的方案结束他们的会议。但这次会议确实有正面结论：会议邻近结束时，热那亚大学化学教授S．坎尼查罗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对会议的中心议题作出了解答，今天这一解答已经被普遍接受。坎尼查罗主要借鉴了阿伏伽德罗的工作，同时也吸收了C．F．热劳尔的观点，他一直在向他的学生们教授这个困扰整个科学界的难题的解答方法。迈耶一读到这个小册子就立刻转向了坎尼查罗体系，而且他和几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一道成为元素周期律（或体系）的发现者。这次会议两年后，坎尼查罗在《化学进展年度报告》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几十年后，迈耶为其再版作序，描述了他自己的转变经历。由于这段说明非常经典，所以很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会议结束后，根据作者的意见，他的朋友A．帕维希散发了一本薄薄的、乍看意思不大的小册子：坎尼查罗的Sunto…，这是一个重译本，原著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也拿到了一本，并准备在返回的途中阅读。到家后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本小册子并惊叹它对最重要的焦点问题给予的启示。它使我眼界一开，疑虑顿除，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确定的感觉。如果说几年后我能对澄清形势，平息过去激动的情绪有所贡献的话，那么我应当深深感谢坎尼查罗的论文。其他许多与会者想必也有类似的感受。激烈的争论浪潮开始平息下来（坎尼查罗1891，59－60）。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迈耶提到了塔素斯的索尔（Saul of Tareus），因为他使用的是“擦亮了……我的眼睛”以及其他宗教体验的语言。很显然，迈耶一定认识到在科学转变和宗教变宗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相似之处。
在历史地研究革命时，人们必须清楚，在古典时代，“转变观念”意味着在旧的循环意义上发生了一场革命，甚至在宗教中，“改宗”仍然保留了某些古代精神再生的意味，否则就不可能探讨改宗。但这一术语的现代用法，尤其是在科学中，指的是根本改宗和接受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观念的转换，使我们走上了循环之路。尽管科学分析不容许采用宗教术语如“改宗”来探讨科学变化，但历史学家在研究“改宗”时的主要任务——如同在研究“革命”时一样——不是为了裁决过去的言行，而是记录并分析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