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对科学改革的杰出贡献，就是这种机械论哲学的建立，它所寻求的是，以物体构成的部分为依据来解释物体的属性和活动。笛卡尔反对终极因或目的论的解释，并且抨击了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经院哲学家们用诸如“实体形式”和“神秘的属性”等同语解释现象的模型。但是，他又有别于其他反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他提出了一种现实的选择，亦即，把问题分解成主要属性、普遍属性和数量属性等小的类：“物质微粒的形状、大小、排列以及运动”（1971，8—1：314II：26）。他断言说，在整个世界中，并不存在无法用这种“纯物理原因——亦即，丝毫不依赖心灵和思想的原因”进行解释的现象。
　　到牛顿的《原理》发表时，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已经在欧洲科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参见第1章）。玻意耳在谈到“有关物体、物质及运动的两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原理”时（玻意耳1772，3：16）、想到的恰恰就是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玻意耳所著的《形式和性质的由来》（1666），为的是要说明机械论哲学，并且“根据其组成部分的运动、大小、外形以及装置”说明“……物质的行为者的”活动。玻意耳把这里所说的那些属性称之为“物质的机械影响，因为人们乐意把它们看作是各种机械的不同运转”（玻意耳1772，3：13）。惠更斯和莱布尼兹总的来讲都是机械论的信徒。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双双拒绝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一万有引力是指一种穿越空间对物体和运动发挥作用并且不会减小的作用力。
　　牛顿本人在接受机械论哲学的教育时是很理智的。与极为偏狭的笛卡尔原理不同，牛顿相信（类似于玻意耳的）原子的存在；因而也承认真空的存在。笛卡尔不相信有虚空，他甚至认为物质和广延性是同一的。当时得到公认的哲学要求使所有现象符合物质运动的原理，从而在科学中只允许接触性作用力的存在，在这样的时代牛顿居然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种超越空间的万有引力，这的确是一种大胆之举。牛顿的这一步［正如韦斯特福尔指出的那样（1971，377－380）］意味着他对得到公认的哲学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也意味着（科恩198O，68—69）“牛顿式”的发展允许其万有引力概念这类成果，尽管他当时仍然希望或寻求找到一种途径，使这种在哲学上不可接受的新的力的原理与笛卡尔有关物质和运动的概念协调起来。在牛顿的《原理》和《光学》中，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大体上是信奉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的，他努力寻求把现象还原为“所有物体的普遍属性”（《原理》，2nd ed.1713，bk．3，rule 3）。
　　笛卡尔的《宇宙论》写于1629和1633年间，但此部著作在他去世以后才出版。此书内容包括他关于运动的思想，以及对其惰性原理最早的明确的表述。匀速直线（或惯性）运动状态在力学上完全等同于静止状态这一大胆的陈述，尚不等于牛顿的惯性原理，但这二者多少在形式上是相等的。只不过，笛卡尔把他的原理建立在一种永恒的学说上——即上帝在创世时造成的运动是不能被消灭的；而牛顿的原理则源于质量的本质。
　　笛卡尔在他的《原理》中公布了他的惯性规则，同时还有一组碰撞规则。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动量的矢量本质，他的规则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从他所做的一些简单的实验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一点。笛卡尔还在他的顺理种充分说明了他的涡旋体系：规模宏大的稀薄的或精微的物质不断运动的涡旋，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引力效应，其中包括使行星进入椭圆形轨道。他还在书中阐述了后来遭到牛顿反对的相对空间概念。
　　结果笛卡尔认为，“真正的物理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只有“通过数学才能获得真正的物理学知识”（笛卡尔1971，II：315－316；雷1974，311）。他在《哲学原理》中声称，他的理论是以他的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中既不需要也不希望有任何原理不同于几何学和抽象数学中的原理，因为后者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在1637年12月写给梅森的一封信中（笛卡尔1974，I：478；雷1974，32），他解释说，《屈光学》和《气象学》——这两本1637年被笛卡尔描述为“运用这种方法的短论”的小册子——有助于使大多数人相信这种万法“比通常的方法好”，而笛卡尔本人非常骄傲的是“这一点已经在我的《几何学》中得到了证明。”
　　笛卡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89，617）欢呼说，笛卡尔的数学是“这门精确科学发展中有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进步。”笛卡尔也许承认这一点。他在写给梅森的一封信（笛卡尔1971，I：479；雷1974，28）中说，他的新几何学（解析几何学）“胜于一般的（亦即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恰如西塞罗的修辞学高于小孩子的ABC那样。”
　　对笛卡尔数学成就的许多论述都只限于坐标几何学和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方面。不过，笛卡尔的重要改革也许并不在这种简单的技术层次上，而在于用综合的分析方法进行思维的模式上（雷1974，30）。例如，求一个量的平方，传统上意味着作一个其边长等于或相当于此量的正方形：“平方”就是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求立方的情况与此相似。笛卡尔是一种新的表示幂的方式（如用X2表示。或X的平方；用X3表示xxx或x的立方）的倡导者，一旦引入这种指数记法，就会出现这样一种重大的进展，即笛卡尔的这种幂或指数概念成了抽象的实在。这使得数学家可以写下xn”，在这里，n的值既可以是2或3，而且事实上甚至也可以是分数。笛卡尔使代数摆脱了几何学的束缚，从而使数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并导致了“一般代数学”的出现，它使得那种认为在几何学和算术学中“人的知识和能力所能及的一些”都业已获得的主张（1628）成为合理的了。牛顿有关积分的最初思想，是在仔细地研究笛卡尔的数学著作以及一些评论者们对笛卡尔《几何学》的论述时形成的（参见怀特塞德所编的牛顿，Math，1967，l）。笛卡尔数学具有革命性，这一点不仅从笛卡尔以前和以后的数学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而目，注意一下117世纪的数学（以及以后几个世纪的数学）牢固地带有笛卡尔思想的印记，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因此可以说，笛卡尔数学通过了鉴别革命的历史的检验。
　　对留卡尔科学中其他的革命部分。如以机械论为基础对动物和人类生理学的解释，对人类生理心理学的解释（参见笛卡尔1972），我将不予讨论。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笛卡尔要把所有动物的（以及人的）功能还原为机械的活动，这一目标大概是他在科学中最大胆的一项创新，以后几个世纪的生理学家称赞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之举。笛卡尔同意哈维对血液循环的看法，不过他对一些本质问题尤其是心脏的活动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还对地理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提出了一种地层理论，认为地球是依据物理-机械原理的长期活动形成的。
　　像伽利略和开普勒一样，笛卡尔也把他自己看作是一位创造新科学的革命者。只不过，伽利略认为他创造出了一门新的地面运动的科学和一门新的材料力学，开普勒则断言他创造出了一门新的天文学，而笛卡尔声称；他使所有的科学和数学、甚至还使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发生了革命。当然，他的主张还不足以使人们相信有一场笛卡尔革命，但这一主张却受到了17世纪许多作者所作的评论的支持。例如，约瑟夫·格兰维尔在他对古代学问和现代学问的比较中，不仅表述了他对笛卡尔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巨大成就的评价，而且还把笛卡尔的名字用大号黑体字印出来以示其伟大（格兰维尔1676，《随笔》3，13ff）我们已经知道科学界人士是怎样采纳了笛卡尔的新的数学以及他那富有革命性的机械论哲学。他的崭新的惯性原理及其富有革命性的运动状态概念，成了牛顿的理论力学和天体力学的基础。他的还原论的生物学原理，最终在现代生理学的大部分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毋庸置疑，镇卡尔在科学中的创新，通过了鉴别科学革命的前两项检验。
　　此外，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已经断言，18世纪中叶以来有过一场与笛卡尔相关的革命，从那时起，把革命这一概念用于科学的发展上就成了一种通常的惯例。这是第三项检验。笛卡尔科学也通过了第四项亦即最后一项检验——当时在世的科学家们的看法。对笛卡尔革命的证明，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追溯到达朗贝有关笛卡尔革命的讨论（1751）和A．R．J．杜尔哥的断言——笛卡尔“发动了一场革命”（参见杜尔哥1973，94）。安托尼·孔多塞有关笛卡尔的观点是根据“人类命运革命的第一原理”来描述的。艾蒂安·博奈·孔狄亚克承认有过一场笛卡尔革命，但是他明确地否认培根是一位富有革命精神的人物——一位革命的鼓动者乃致发动者。到了19世纪，曾经论述过笛卡尔与一场反对革命的活动的关系的威廉·休厄尔指出，培根“公布新方法”时并非“只是纠正了一些特殊的流行性错误”（1865，I：339）。培根的方法“把反叛转变成革命，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哲学王朝。”
　　在一些分析家们看来，培根已经对哲学中的革命或科学方法论的革命产生了影响，笛卡尔则对科学本身产生了影响。在路易斯·菲吉尔和亨利·德·布莱恩维尔论述科学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有关这种影响的有力陈述。在其1874年的《论假说：动物即自动机》这篇论文中，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写道，笛卡尔“确实为运动和感觉的生理学做出了贡献（哈维则为血液循环的生理学做出了贡献），并且开辟了通往关于这些过程的机械论理论的大道，他的后继者们遵循的都是这种机械论理论”（赫胥黎1881，200－201）。在本世纪，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查尔斯.谢灵顿勋爵作出了更为有力的断言。在讨论笛卡尔的动物的身体就是一架机器这一思想时，谢灵顿（1946，187）注意到，“我们周围的机器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增加和发展，以致于机器这个词在17世纪的部分词义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了。笛卡尔对这个词比对别的词使用得更多，而且这个词比富有革命色彩且一直充满变化的生物学具有更广的意义。”不过，L．罗思却断言，“现代的批评及对盖德·弗罗丹塔尔的评论表明，笛卡尔主义的创新之处既不在于其生理学、认识论，也不在于其伦理学或形而上学，而在于其物理学，”罗思得出结论说，“笛卡尔的‘革命’在于这样一种尝试，即用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物理学来代替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1937，4）。
　　保罗·施雷克是本世纪评述17世纪科学和哲学重要的分析家之一，他写道，尽管“牛顿的《原理》…在物理学中导致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很难说是与笛卡尔的《原理》具有同等档次的富有革命性的著作”（1967，36）。施雷克援引了伟大的历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的观点，米什莱“断定，随着《方法谈》的发表，1789年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小约翰·赫尔曼·兰德尔在其《现代思想的形成》中（1926，235ff．），一次又一次地谈到笛卡尔革命。他毫不怀疑，笛卡尔革命是17世纪最有意义的革命。
　　笛卡尔满足了所有重要的鉴别科学革命的检验要求。他也在使哲学发生革命，不过，这也许与思考他对科学的影响并非完全相关。他同时代的人对他思想所具有的革命性的证明，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他的《哲学文集》被编入了《禁书索引》，而且直到20世纪最后一次印刷此索引时，该书仍保留在这一索引中，而此时，伽利略的《对话》已被从中划去有一个多世纪了。
　　笛卡尔革命有几个与许多科学革命不同的特点。首先，它没有持续下来。牛顿的自然哲学是对笛卡尔物理学直接的、正面的打击（参见前面的第1章）；牛顿在其《原理》第二编的结论中指出，涡旋体系是与开普勒的面积定律相矛盾的。不过，笛卡尔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以致于到了18世纪中叶，法兰西主要的电学科学家阿贝·诺莱，像他同时代的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利昂纳德·欧拉一样，仍然信奉笛卡尔的涡旋原理。笛卡尔对真空或虚空的可能性的否认，木久就过时了，不过他关于运动状态的基本概念以及惯性定律，则成了以后物理学发展的中心。在生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笛卡尔的直接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以后。
　　笛卡尔革命与其他科学革命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哪个伟大的科学原理或理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在仍被讲授的此类原理或理论中，没有哪个是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曾一度被称之为笛卡尔折射定律者，很像是这种特殊的发现，但是，由于其第一发现者是斯奈尔，所以该定律现在被称之为斯奈尔定律（也许，有人错误地称它为斯涅耳定律），而笛卡尔已被证明是从这位第一发现者那里剽窃了这一定律。然而，在数学方面，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笛卡尔革命最为深刻，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使用笛卡尔符号律这一名称，就是表明我们对笛卡尔在代数领域诸项发现中的一个发现的承认。数学家们把直角坐标系称之为笛卡尔坐标系，以此来赞誉笛卡尔这位现代科学之初的一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0章 牛顿革命 　
　　　牛顿革命不同于我们业已考察过的那些（确实发生了或据说发生了的）科学革命和数学革命，在其一生当中，牛顿一直被认为引起了一场革命。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导致了微积分革命和力学科学的革命，因此，他受到了与他同时代人的赞赏。牛顿在历史上独领风骚，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因为他在诸多不同领域中做出了如此之多十分重要的贡献如：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光学、及光和颜色的理论；科学仪器的设计；力学理论的整理和编纂以及这一学科基本概念的系统阐述；物理学的主要概念（质量）的发明；新的科学方法论的系统的论述等等。他还对热、对化学和物质理论、对炼丹术、年代学以及基督教《圣经》的解释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牛顿的数学革命分为两个方面：微积分的发明（他与莱布尼兹共享此荣），以及数学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的应用。正是这后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于其数学革命而言的）科学中的牛顿革命。当然，在牛顿的前辈中，也曾有过一些伟大的人物探索过用数学原理来陈述自然哲学，如西蒙·斯蒂文，伽利略，开普勒，沃利斯，胡克，惠更斯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牛顿革命是（可以追溯到科学革命之初的储多学者所创造出的成果的顶峰，而不是牛顿的某种全新的创造、把牛顿的《原理》与开普勒的《新天文学》、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沃利斯的《力学》、胡克有关运动问题的论述、或惠更斯（有关摆钟的论文里）关于匀加速运动的论述等作最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在深度、范围和技巧几个等级方面，存在着某种不同。正是由于总体规模的猛增，牛顿的《原理》成了“物理学革命”的“新纪元”［正如克雷洛（1714）所说的那样〕。
　　时常有人断言，牛顿把诸如开普勒、侧利略或明克等科学家们完全不同的思想或原理汇集在一起，并对它们进行了综合。然而，很难说牛顿富有革命性的科学就是这些思想的合成或组合，因为实际上，牛顿在其《原理》中把它们的荒谬不实之处披露了出来。“真”科学不可能只是荒谬不实的思想或原理的产物。牛顿在《原理》中展示的此类错误观点包括：
　　开普勒：三大行星定律对行星运动的“真实”描述；作用在那些天体上的太阳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而且只是在接近黄道平面处发挥作用。太阳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磁铁；任一运动的物体由于其“固有的惰性”，一旦动力不再发挥作用，它就会停止运动。
　　笛卡尔：以太之海运载着行星在巨大的旋涡中到处运动；原子并不（也不可能）存在，真空或虚空也是不存在的。
　　伽利略：落向地面的物体的加速度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不变，即使离开地球落向月球的物体亦是如此；月球对海洋的潮汐运动不可能有任何影响（或成为其原因）。
　　胡克：作用于一个（具有惯性运动分量的）物体上、遵循平方反比律的同心力，导致了这样一种轨道运动，即其速度与其到力的中心的距离成反比：这一运动定律与开普勒的面积定律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牛顿否定了“离心”力的存在，而这种离心力恰恰是惠更斯运动物理学发展的基础。牛顿用“向心”力这个概念取代了它们，牛顿之所以选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它与惠更斯的“vis centrifugs（离心力）”有些相似——尽管意义不同且所指方向相反。
　　把牛顿的《哲学原理》（他常常用这个名称来指他的著作）与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加以比较和对照，就会看出牛顿革命的本质。具有批评眼光的读者会发现，笛卡尔《原理》的一个异常之处就是，它避开数学，而热中于进行哲学、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的哲学的研究。在这本书的四个部分中，只有两个部分专门讨论物理学和宇宙的涡旋体系的发展。笛卡尔确实在这里提出了碰撞的数量规则，但我们已经知道，在每一个例子中这些规则都是错的。笛卡尔把这些规则作为一个子集纳入了他的第三自然定律之中。不过，当沃利斯在《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发表正确的规则时，它们有了一个更为严格也更为准确的称谓：“运动定律”。牛顿在其《哲学原理》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组定义，随后是一些“运动的公理或运动定律”，其中前两条与笛卡尔的自然定律的前两条大致相当。牛顿似乎把笛卡尔的“regulae quaedam sive leges naturae ”（“数量规则或自然法则”）转变成了他的“axiomata sive leges molus”（“运动公理或运动法则”）。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和他所归纳的理论力学的公理为：（1）惯性原理：任一物体都将继续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除非有外力作用于其上；（2）力与其动力效应之间的关系，即一次推动（或相继产生）的外力会使物体的动量沿外力作用的方向发生变化（对相继产生的力而言，是指某一单位时间内的变化）；（3）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
　　牛顿还把笛卡尔的标题“Principia Philosophiae 〔哲学原理）”改成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因此夸耀说，在使原理数学化的过程中，他创立了一门非同一般哲学的自然哲学。牛顿《原理》的数学化特点不仅表现在对这些原理的阐述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命题的证明和应用上；它还阐明了一种在自然哲学中使用数学的重要的新的时尚。
　　牛顿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堪称杰作。它包含了纯数学最初的一些成果（极限理论和圆锥截面几何学），它发展了动力学的主要概念（质量、动量、力），它整理和编纂了动力学的诸项原理（运动三定律），它还说明了开普勒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的动力学意义及伽利略以下实验结论的动力学意义：重量不同的物体（在地球的同一位置）自由下落时有着相同的加速度和相同的速度。它阐述了曲线运动定律、对摆的运动的分析以及表面约束运动的本质，它还说明了怎样处理连续变化的力场中粒子的运动问题。牛顿还指出了分析波的运动的方法，并探讨了物体在各种具有阻力的媒介中运动的方式。书的最后一部分亦即第三篇，可谓是全书的顶峰，在这里，他揭示了受万有引力、以及一种广义力的作用（其中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众所周知的地球的重量）制约的牛顿的宇宙体系。牛顿在这部分讨论了行星及其卫星的轨道的长度，彗星的运动和运动轨道，以及海洋中潮汐现象的产生等。
　　不妨考虑一下月球运动明显的不规则问题，《原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该书的思想具有新水平的一个实例。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间，天文学家们在处理月球运动问题时，总是在构造几何图式，而不考虑原因。而现在，牛顿指出，摄动现象是“月行差”的主要根源，而这种摄动则是太阳引力和地球引力对月球的作用的主要结果。随着1687年《原理》的出版，人们就有可能从第一原理或第一原因开始，通过对结果的研究来处理这一问题。正如《原理》第二版的评论者们注意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全新的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
　　也许，在所有这些成就中，最伟大的就是对潮汐的解释，即潮汐是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对海洋的吸引作用导致的。“海洋中的潮涨潮落”，牛顿断言（bk．3，prop．24），“源于太阳和月亮的作用。”他分析了岁差和月球对地球假定的赤道鼓起区不平衡的吸引作用，以此为基础，他预言，地球的形状呈扇圆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牛顿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意义。
　　从《原理》所表现出的致力于惯性物理学的研究这一点，一些分析家们可能会看出此书的伟大所在；对于牛顿来讲，惯性是质量的一种特性。牛顿是第一位明确区分质量与重量的作者，而且他进一步认识到，物体的质量具有两种各自独立彼此不同的方面。质量是物体阻止被加速或阻止使其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发生变化的一种量度；这就是它的惯性。（牛顿有时使用“惯性力”或“vis inertiae”这样的术语—一这种类型的力有别于那种“活动的’功或能产生加速作用的力。）不过，物体的质量同时也可以作为对给定的引力场的一种反应的量度。那么，在物体对加速作用的（惯性的）阻力与其对某一引力场的（引力的）反应之间为什么又会有着某种联系呢？这在经典物理学中是找不到答案的。牛顿独具慧眼，他认识到，对这种关系的了解必须以实验为依据，所以，他着手进行实验以证明惯性与重力之间的这种恒定的关系。然而，只有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才能看到“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等价的逻辑必然性。爱因斯坦极为佩服牛顿，因为牛顿对这个问题有了如此深刻的见识，而且认识到了，他解释这种等价关系的理由只能以实验为依据。
　　牛顿《原理》中的数学的本质常常被人误解。如果只是泛泛地一页一项翻着，那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即牛顿所使用的数学是几何学尤其是古希腊的几何学。其风格似乎是欧几里德式或阿波罗尼奥斯式的。然而，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牛顿是在用微积分阐述问题，他运用几何学方法根据不同的比率和比例来陈述各种关系，并且同时，把“极限”看作是一种等于零的（或是初始的）基本量。因此，尽管牛顿没有详述他以后系统地运用的微积分（或“流数”）的规则系统，但他的确大量地运用了极限方法，这显然等价于使用了微积分，或者说，所使用的极限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牛顿算法或莱布尼兹算法的符号体系。马奎斯·德·洛皮塔尔认识到了《原理》的这一方面，他注意到（正如牛顿得意地提到的那样），这部书中的数学几乎全是微积分。对于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来讲，在该书第一编第一节对极限理论的阐述中，在第二编第二节明确的流数（牛顿用来表示微分的术语）理论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原理》之著名还因为，它最早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数学方法，例如，无穷级数的广泛应用。
　　牛顿的风格
　　在我看来，从我所谓的“牛顿的风格”中，可以发现牛顿科学革命的本质。从牛顿在《原理》中对开普勒诸定律的讨论，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牛顿的讨论，始于一种纯数学的结构或想象的系统——它并不只是一个简化了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在实在的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纯属虚构的系统。在这里，“实在的”这个词所指的，只是由实验和观察揭示出来的外在世界。在这种系统中，单一的质点围绕着一个力心运动。牛顿用数学方法指出（bk．1，prop．1），只要在这一结构或系统中能有一种来自沿轨道运行的质点或粒子的力恒久地指向不动的力心，那么开普勒的面积定律（即他的第二定律）就可成立。他接下来证明其逆命题，即如果面积定律成立，那么就会有一种向心力或指向中心的力存在。因此，向心力的存在被证明，既是开普勒面积定律成立的必要条件又是其充分条件。随后牛顿指出，如果运动轨道呈椭圆形，那么，向心力必然与距中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最后他证明，如果在此种力的条件下存在着几个沿轨道运行的质点，它们彼此没有相互作用——或者（结果相同）如果把任一给定质点的运动与其在距中心的某一不同距离上的运动相比较——那么，开普勒第三定律或和谐定律就可成立。顺便提一句，我们也许注意到，牛顿在这里首次指明了开普勒第三条定律中每一条的动力学意义。牛顿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纯数学的第一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牛顿把他的精神构造物与实在的世界进行了比较。当然他立刻发现，在实在的世界中（例如，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沿轨道运行的物体，并不是围绕着“数学的”力心运动，而是围绕着别的实在物体运动。月球围绕着地球运动而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着太阳运动。此外，为了使其精神构造物或想象系统能与实在的世界更为谐调一致，牛顿改进了这一系统，使其质点数增加到两个。其中一个质点位于中心，并且吸引着另一个在轨道上运动的质点，它不断地把后者从其所在的另一条直线惯性运动的轨道上拉开。但是，按照任一作用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这一原理（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就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位于中心的物体吸引着沿轨道运行的物体，那么，在轨道上运行的物体也必定吸引着位于中心的物体。这样，这种精神构造物扩展到有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的系统了。牛顿继续指出，在这类条件下，情况不再是在轨道上运行的物体沿着一个纯椭圆形的轨道围绕位于焦点的中心物体运动了。相反，他发现，这二者都是沿椭圆形轨道围绕着它们共同的引力中心运动。
　　这种双物体系统构成了一个得到了改进的阶段，在此阶段，牛顿又一次用数学方法阐述了他的（现已修正了的）精神构造物。他随后把这个改进了的系统与外在的世界进行了比较，这就是改进了的第二阶段。当然，他发现，这个系统还是与我们周围的实在世界不相符的。例如，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围绕太阳运动的行星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好几个。这样，为了使他的精神构造物更进一步符合外在的世界系统，牛顿又继续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工作。他在系统中引入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或更多的质点，它们在围绕中心质点的轨道上运行。这样，运用牛顿的第三定律，又一次得出以下推论：沿轨道运行的每一个质点，既受到中心物体的吸引，也对它有着吸引作用。换句话说结论就是，沿轨道运行的每一个质点，既是一个可被吸引的物体，也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中心。在这些沿轨道运行的物体中，任何一个物体都会对其他的每一个发生作用，同时也会受到它们各自作用的影响。这个系统包含了这样一些物体：它们彼此以摄动的方式相互作用，这些摄动导致了与开普勒定律的一种细微的偏离。于是，牛顿继续努力，以图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找出与开普勒定律相差的数量测度。
　　在数学结构和对实在世界的比拟之间、以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这种对位式的变换中，牛顿不仅从单一物体系统发展到了多物体系统，而且发展到了沿轨道运行且带有卫星的多物体系统，例如，地球的卫星是月球，土星和木星也都有各自的卫星。到此为止他一直讨论的都是质点，而不是有形的物体，因为他还没有开始考虑大小和形状，不过最终，他把讨论的层次从质点转到了具有一定尺寸和外形的物理实体之上。
　　我所描述的过程，并非只是20世纪人们（对牛顿在《原理》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的一种事后分析。它与有文献为证的牛顿思想的各个发展阶段是相符的。1684年秋，牛顿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运动》），在其中，他介绍了他研究开普勒定律以及有关这个问题其他方面的一些成果。他在书中指出，向心力是面积定律成立的必要充分条件，椭圆形轨道则暗示着，这种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与他后来在《原理》中所作的阐述十分相似。但是那时尚未认识到，他的证明仅仅适用于单一物体系统的精神构造物，所以他骄傲地写道：“附注：因此，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诸行星都有一个位于太阳中心的焦点，而且以以行星间太阳的距离为半径扫过的面积，是与时间成正比的，这完全像开普勒假设的那样。”不久牛顿就认识到，实际上，行星不可能沿单纯的开普勒椭圆轨道运动。他看出，他的结果只适用于人工构造的单一物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地球被简化为一个质点，而太阳被简化成一个固定的力心。
　　1684年12月，牛顿完成了《论运动》的修订稿，在这里，他在一个相互作用的多物体系统范围内，对行星的运动进行了描述。与以前的小册子不同，这一修订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行星既非完全在椭圆形轨道中运动，也不会在同一轨道中出现两次。”这一结论导致牛顿得出了以下结果：
　　ktkt像月球的运动一样，对于每个行星而言，它有多少种运动就有多少种轨道，每一个轨道都取决于所有这些行星的合成运动，所有这些行星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更不用说了……要考虑如此众多的运动的原因，并用（容许简便计算的）精确的定律来确定这些运动，这，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已经超出了全人类知识界的能力范围。
　　牛顿已经觉察到行星彼此之间存在着引力作用。在上面这段引文中他已经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了这种觉察：“eorum omnium actiones in se invicem”（所有这些行星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这种彼此的重力吸引作用可以推知，在物理世界中，开普勒的三个定律并不都是正确的，它们只是在某种数学的构造物中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构造物中，对彼此的轨道不发生相互作用的质量，要么是一种数学的力心，要么就是一种固定的具有引力的物体。牛顿对数学王国（在这里，开普勒定律均为正确的定律）与物理王国（在这里，那些定律只是“假说”或近似值）所作的区分，是牛顿天体力学富有革命性的一个特征。
　　在以前所写而后来又成了《原理》第三篇的一本小册子中，牛顿说明了：对第三运动定律的思考怎样导致了关于太阳与每个行星之间、行星与其卫星之间、以及两个行星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力的概念。同样的思考导致了一种富有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即宇宙中的一些物体肯定都在“彼此吸引。”他自豪地陈述了这一结论，并作了解释性说明，他指出，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对物体中，引力的量是如此之小，以致于难以观察到。“也许，”他写道，“只有在巨大的行星体上才能观察到这些力。”在所有行星中，木星和土星的质量是最大的，所以，他对它们运动过程中轨道的摄动进行了探索。在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的帮助下，牛顿发现，当两个行星相距很近时，土星的轨道运动的确会出现摄动。
　　《原理》的第三篇讨论了宇宙系统，不过，它比以前的那本小册子更富有数学色彩。在这里，牛顿用了基本上相同的方式讨论了引力问题。首先，在所谓的月球试验中，他把重力或地球引力扩大到月球，并且证明这种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进而他认为，这种地球引力与太阳对行星的作用力、与一个行星对其卫星的作用力是相同的。现在，他把所有这些力统统称之为重力。借助第三运动定律，他把作用于行星之上的太阳力的概念改造成了太阳与行星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概念。与此类似，他把行星作用于卫星上的力的概念，改造成了行星与其卫星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概念。最后，这种改革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物体都以引力的方式相互作用。
　　请不要把我对牛顿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看作是想贬低他那种非凡的富有创造力的天赋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我认为应当承认这种天赋。我的分析说明了牛顿对物理学具有丰富创造力的思维方式，通过种种方式，他按照实验和批判性观察所揭示的情况用数学对外在的世界进行了描述。由于他并不认为这种构造物就是对物理世界精确的表述，所以，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去探讨数学引力的属性和作用，尽管他发现，“远距离发挥作用的”控制力在真正的物理学王国中既是不相容的也是不允许的。随后，他把他的数学构造物的推论与那些通过观察得到的有关外在世界的原理和定律如开普勒的面积定律和椭圆轨道定律进行了比较。这种数学构造物哪里有不足，牛顿就对哪里加以改进。这种思维方式，亦即我所说的牛顿风格，因其伟大著作的标题“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万有引力定律说明了行星的运动近似地遵循开普勒定律的原因，并说明了为什么它们各自又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些定律有偏离。正是万有引力定律证明了，为什么（在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下）所有物体在地球上的任一指定位置下落时的速度都相等，以及为什么这一速度会随着高度和纬度而变化。万有引力定律还解释了月球的规则运动和不规则运动，为理解和预测潮汐运动提供了物理学基础，它还说明了早就被观察到但没有得到解释的地球的岁差率与月球对地球赤道鼓起区的吸引作用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由于数学引力能够成功地解释和预见所观察到的宇宙现象，牛顿断言，肯定“真的存在着”这么一种力，尽管那种被人们普遍承认而且他本人也信奉的哲学并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这种力成为自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提倡要对万有引力怎样产生作用进行探讨。
　　虽然牛顿有时也认为，万有引力也许是由以太粒子流碰撞某一物体产生的脉冲引起的，也许是由某种到处弥漫的以太的变化引起的，但这两种看法他在《原理》中均未提及，这是因为，如他最终所指出的那样，他从“不会杜撰假说”来作为物理学的解释。牛顿的风格导致了他的数学的万有引力概念，而且，这种风格致使他把自己的数学结论用于物理世界，尽管这并非是他能够相信的那种力。
　　与牛顿同时代的一些人对远距离的引力观念极为困惑，以致于他们无法着手探讨其性质，而且他们发现，很难接受牛顿物理学。牛顿说，他已经没有能力解释万有引力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但“这种引力确实存在而且足以解释天体现象和潮汐现象，这就够了。”对此，与他同时代的某些人难以苟同。那些承认牛顿的风格使万有引力定律有一种真实感的人，说明了该定律怎么能解释如此众多的现象，并且寻找一种解释来说明，这种力是怎样超越遥远的距离在空虚的太空中延伸的。牛顿的风格使得牛顿可以从事万有引力的研究而不会因时机不成熟受到约束（这种约束有可能会妨碍他的伟大发现）。18世纪的生物学家G．L．L．德·布丰曾写道，一个人的风格与他本人是分不开的。就牛顿来讲，他的伟大发现是不可能与其风格相脱离的。
　　牛顿革命的确认
　　有许多文献都可以证明科学中的牛顿革命。18世纪的科学史家让·西尔万·巴伊写道，“牛顿推翻或改变了所有思想”：他的“哲学导致了一场革命。”巴伊并不仅仅满足于去笼统地说明科学中的牛顿革命。他注意到，牛顿揭示天体奥秘的钥匙就是数学：几何学。巴伊指出：“被假定为致使物体运动的东西，确实在使物体运动；对此，有充分的证明。唯有牛顿的数学（几何学）推测到了自然的秘密。”
　　巴伊很有洞察力，他发现，“数学解释的优势在于，它们有着普遍性。”如果行星按开普勒定律运动，那么，它们肯定是“由存在于太阳中的某种力推动的”，这一论点仅仅取决于数学或几何学方面的原因和一般的运动原理。在牛顿的论证中，没有涉及太阳的什么具体的物理属性，与此不同的是，开普勒在其论证中借助了一些具体的属性，如太阳的磁作用力和太阳的磁极作用。此外，相同的数学论证表明，对也遵循同样的开普勒定律的木星和土星而言，它们的卫星也必然同样是“由存在于这两个行星中的力推动的。”换句话说，木星和土星与它们各自的卫星系统的关系，恰如太阳与其行星系统的关系，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控制的范围和作用的大小。地球与我们的月球的关系也同样是如此（巴伊1785，VOl．2，bk·12，see．9，pp．486f．）。
　　巴伊本人愿意承认万有引力的概念和原理，因为借助万有引力，如此众多的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许许多多的观察数据和经验规律都可以通过数学从万有引力的属性中推导出来（sec．41，pp．555f．）。不过他发觉，开始，许多（法国著名的）科学家把牛顿体系划分为数学哲学和纯自然哲学。因而对于P．L．M．德·莫佩尔蒂——（按照巴伊的看法）他“似乎是……我们数学中首先使用引力原理的人，”巴伊［vol．3（“discours premier”）：7]不得个指出，“开始，他只是从其可计算结果方面来考虑引力原理；他是从数学家的角度而不是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承认万有引力的。”也就是说，莫佩尔蒂同意牛顿的数学系统和构造物（我们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但并不承认牛顿在其宇宙体系中（第三阶段）肯定是在讨论实在问题。
　　事实上，在题为《论引力定律》（173）的论文中，莫佩尔蒂在这一点上十分明确。他写道：“我根本不考虑引力与正确的哲学是相符还是相悖。”相反，“在这里，我只是从一个数学家［几何学家］的角度来讨论引力问题。”莫佩尔蒂只是把引力看成是“一种量，因为它在物体的各个部分都是均匀分布的，且其作用是与质量成比例的，所以，无论它可能是多少，根据它就可以预测许多现象了。”换句话说，莫佩尔蒂承认牛顿的风格，并且愿意作为“几何学家’法探索万有引力定律的数学结果。既然结果与自然界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致，那么，莫佩尔蒂从自然哲学家的角度问他自己，是否存在着这么一种确系物理实在的力，或者，是否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物体仿佛是在这么一种力的情况下活动？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力，它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我们也许可以注意到，他的思想是深深地嵌在机械论哲学之中的，以致于他把自己局限在这种引力作用的两种质料因中：某种源于具有引力作用的物体的原因，或物体以外的某种物质运动造成的原因。
　　在克雷洛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对牛顿风格的确认。克雷洛解释说，“牛顿先生……讲得很明确，即他使用引力这个词时，仅仅是在期待着其原因的发现；事实上，根据有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专题论文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确立引力是一种事实”（克雷洛1749，330）。
　　到了18世纪末，万有引力概念渐渐地被人们普遍承认了。在其伟大著作《天体力学》（1799－1825年出版）的前言中，拉普拉斯——这一学科中的第二个牛顿——一开始就谈道（1829，p.xxiii）：
　　接近17世纪末时，牛顿把他的万有引力的发现公布于众。从这时起，数学家们已经成功地把所有已知的宇宙系统中的现象归之于这一伟大的自然定律，并且因此使有关天体的理论和天文图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精确程度。我的目的是要从散见于大量著作中的这些理论里提出一种连贯的思想。液体及固体的平衡和运动，组成了太阳系以及存在于无限空间中的类似的系统，由此看来，引力所导致的所有结果，也就构成了天体力学的研究对象，或者使力学原理应用到研究天体的运动和外形上了。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天文学是力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里，运动的元素是任意的常量。这种问题的解决，同时取决于观察的精确程度和分析的完善程度。
　　尽管拉普拉斯的哲学见解有了转变，如他1814年出版的《概率哲学导论》中明显地表现出的那样，但他并未感到有什么必要——在原理发表一个世纪以后——去讨论引力穿越空间延伸其作用这一点是否是合理的。在《天体力学》的第二“卷”《论万有引力定律和天体引力中心的运动》中，其首章即为《论从观察中演绎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写道（1829，I：249），我们受到“诱惑”，“把太阳的中心看作是这样一种引力的中心，这种引力可以在各个方向上无限地延伸，其大小按距离的平方反比率而变化。”由于完全不会为使用牛顿的“引力”这个词感到难堪，而且在普遍地甚或超出牛顿的范围之外进行思考时也不再会因这个词哲学上的暗示而感到反感，拉普拉斯简单明了地得出结论说：“太阳以及有自己卫星的那些行星，都具有一种吸引作用，这种引力在无限地延伸，力的大小与所延伸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有物体在其活动范围内都是如此”（P．255）。此外，“通过类比使我得出这样的推论，即在所有的行星和彗星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力。”他十分明确地得出结论说，“人们所观察到的作用于地球上的引力，是一条扩展到整个宇宙的普遍定律的一个特例”，这种“引力”并“不完全与总的质量有关”，它对于“组成物的每一个粒子都是相同的”（p．258）。他欢呼说，牛顿的“万有引力”是一条“伟大的自然原理”，“物质的所有粒子相互吸引，这种作用与质量成正比，而与它们彼此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p．259）。
　　这一原理的成功和万有引力的应用，或者爱因斯坦以前的所谓“经典”力学（或牛顿力学）的应用，使这一学科成了所有科学的典范或理想。例如，19世纪中叶和19世纪末大部分关于达尔文革命的争论，都是以方法为中心，而且往往集中在达尔文是坚持还是放弃了牛顿方法这一问题上。在诸如古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若干领域中的科学家们，想象有一天他们各自的科学领域中也会有自己的牛顿，而且他们的科学也会达到牛顿的《原理》那样完备的程度。乔治·居维叶在1812年问道，为什么“自然史界不会有朝一日出现它自己的牛顿呢？”在1930年左右，奥托·瓦尔堡叹惜说，化学界中的牛顿（J.H．范托夫和威廉F．奥斯特瓦尔德在1887年都曾谈到过化学界需要这样的人物）“还没有出现”（参见科恩1980，294）。
　　牛顿革命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则是另一届科学革命，即达尔文革命。艾塞亚.伯林（1980，144）对牛顿的影响作了总结：
　　牛顿总想的冲击是巨大的；无论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地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在一定时期中，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发生了确实是极富创造性的转变，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没有哪个能避免这场文化变革的影响。
　　牛顿及其同时代的约翰·洛克，是伟大的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新思想构成了那些“著名的信念和思想习惯中的革命”（兰德尔1940，253），它标志着，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现代社会正在出现。今天，在思考这一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影响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很难理解：牛顿实际成就是在创建自然之数学理论方面，但他的成果竟然产生了如此空前的影响。哈雷曾作出过一个牛顿式的预言——1758年（哈雷和牛顿去世以后很久）将会有一颗彗星出现，当这一预言被证实时，恐怕唯有“不同寻常的”、“非凡的”、“令人惊异的”这类形容词才能表达科学家和非科学工作者们内心之中的敬畏之情。无论在哪里，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都发现了这样一种指望，即在所有人类知识和所有人类事物的管理中都会产生出一种类似的合理的演绎和数学推理系统，一种与实验和批判性观察联系在一起的系统。18世纪“显著地”成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兰德尔1940，276）；牛顿是成功科学的象征，是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等等所有思想的典范。
　　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们充分地表述厂对以普遍规律为依据的牛顿式“自然法则”的信仰。按照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根据不可改变的、不可避免的和必然发生的观律，并且以永恒的必然的联系方式”，所有“社会中的事实都连在了一起”（安德烈·纪德和夏尔·里斯特1947，2）“一旦他们认识到了这些规律”，无论是个人还是管理机构就会遵守这些规律。重农主义者不仅相信，人类社会是“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而且还认为，存在着一些“控制着物理世界、动物社会、甚车每一种有机体内部生活的同样的规律”（p．8）。启蒙运动时男人和妇女们抛弃了传统的人类关系和人类社会秩序的概念，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牛顿，他——他们肯定地说——“即将出现。”这种“社会科学界的牛顿，”按照克兰·布林顿（C．布林顿1950，382）的观点，人概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系统，人们只有遵循〔它们］才能确保有——不是已成为过去的而是即将在未来出现的——真正的黄金时代，真正的伊甸园。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在这部书中，他把一个运转良好的君主政体与“宇宙系统”作了比较，在宇宙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吸引力”，它能够“吸引”所有物体趋向“中心”，孟德斯鸠以《原理》为榜样，“确立了……第一原理”，并且发现广这些原理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些特例。
　　在可以应用理性原则的思想和活动的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层次上，都留下了牛顿革命的重大影响。即使到了今天，在牛顿的时间、空间和质量概念甚至牛顿的引力原理已被爱因斯坦的体系取代了的情况下，牛顿科学仍然在许许多多科学的和日常经验的领域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领域包括日常生活经验的领域和我们常用的机械（“原子能”装置除外）的领域。本世纪最为壮观的活动——对空间的探索——并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例证，它只是经典的引力物理学的直接应用的一个实例。经典的引力物理学是由牛顿在其《原理》中完成的，经过两个多世纪牛顿信徒们的努力，它发展成了理论力学这样一门科学，而且成了大体力学的核心。牛顿革命不仅仅是这场科学革命的顶峰，而且一直是人类思想史中具有最深远意义的革命之一。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1章 维萨里、帕拉切尔苏斯和哈维：生命科学中的一场革命？ 　
　　　对科学革命的探讨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注重物理学和精密科学，而不注重生物学或生命科学；注重与哥白尼、牛顿、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密切相关的革命，而不注重维萨里或哈维开始进行一场革命的可能性。史学家和科学家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认为,20世纪前所发生的那些重大的科学革命——除了一次之外——都出现在物理学领域。达尔文对生物学中那场孤单单的革命的发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章所要考察的是，可能业已导致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场生物学或生命科学革命的三位革命的发动者们所从事的科学事业。
　　安德烈·维萨里：造反还是革命？
　　安德烈·维萨里（1514-1564），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1543年，他的伟大著作［《论人体的结构（或构造）》］出版了，这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问世是在同一年。在其著作出版时，维萨里正值青春年华，他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而此时的哥白尼却是垂暮之年，事实上，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维萨里的才能，从其事业一开始就被人们认识到了；他于1537年12月5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帕多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并且在第二天被指定担任外科学的教师，开始为医学系的学生讲授外科学和解剖学，当时他年仅23岁。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那种很有主见的性格，在其仍带有“盖伦思想色彩”的“动物解剖学的授课和演示”之中，他冲破了传统，并且“打破惯例…自己亲自动手进行解剖，而不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位外科医生去做”（奥马利1976，4）。一年以后，即1538年，维萨里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解剖图集，书名为：《解剖六图》。另一部是以前教师们所用的“与盖伦学说相适应的”解剖手册的“增订本”，这本书因维萨里本人的“独到的解剖学见解”（例如“心脏的收缩是与动脉的跳动同步进行这一显然与盖伦相反的意见”）而著称于世。据官方记载，1539年，这位杰出的解剖学专家和讲师“已经令所有的学生都钦佩不已了。”
　　在这同一年，帕多瓦刑事法庭的法官把已被处死的罪犯的尸体移交给维萨里，以供解剖学研究之用。有了充足的可供解剖之用的尸体的来源，维萨里在人体解剖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开始逐渐认识到，盖伦对人体解剖的描述，基本上不过是一种对一般动物解剖学的说明，而且对人体来讲，这种说明常常出现一些错误”（同上，p．5）。时至1539年年底，他已经可以在帕多瓦而且也可以在博洛尼亚（他被这里的医学专业的学生邀请去做解剖示范）公开宣布，学习人体解剖的唯一道路不是死读书本，而是直接从事解剖和观察。他把有关节连接的人类的骨骼与类人猿或猴子的骨骼加以对照和比较，以此证明，毋庸置疑，盖伦对骨骼的说明大部分是以类人猿而不是以人为基础的。此外，正如维萨里在《构造》（奥马利泽，1964，321）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不正确的见解……出现在盖伦的理论之中，有一些甚至出现在他关于猴子的论述中。”由于那时的盖伦在医学理论和实践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位受人尊敬、无可争议的权威，维萨里的大胆挑战必然无疑会被看作是一种造反行为。那么，这是否是革命的第一步呢？
　　维萨里的杰作《论人体的构造》是一部厚厚的对开本著作，其中有大量非同凡响的整页的插图，这种情况表明，艺术的运用到达了表现科学知识的高度。今天仔细想想，也会令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们是大约四个半世纪以前就取得的成果。维萨里后来在推动解剖学本身的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许减小了，因为事实上，差不多他的书一出版，他就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放弃了他的解剖学研究。带着“年轻人的冲动”（奥马利1976，5），他辞去了教学工作，开业行医，当上了查理五世皇帝的“皇室”医生。
　　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后，维萨里继续留在西班牙，并且当上了查理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的御医。1564年他离开西班牙去巴勒斯坦朝圣，而——显然是——在回家途中，在希腊的扎金索斯岛去世了。
　　维萨里的目的，就是要让医生和解剖学家认识到当时的盖伦解剖学中的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谬误的东西，从而着手对这一学科进行改革，那时的这一学科——用他的话讲——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能够教给学生的知识非常少，而且比一个屠夫在其店铺里告诉人们的知识高明不了多少。在维萨里看来，真正的解剖学，亦即基于解剖的解剖学，是整个医学唯一坚实可靠的基础。C．D．奥马利——20世纪杰出的维萨里生平和事业的研究者——认为，甚至“［维萨里著作标题中的]‘构造’这个词都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它不仅是指人体的构造，而且也是指医术的基本结构或基础。”维萨里不仅试图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纠正盖伦的错误，而且还主张，每一位医学专业的学生和每一位医生本人都应把自己有关人体的知识建立在进行解剖的基础之上。奥马利把维萨里的辩解概括为：“除了以前已经做过实地解剖的外科医生外，教授或教师也都必须走下自己的讲台，自己动手进行解剖”（同上，7）。维萨里著作中给人印象最深之一的部分是，他解释了医生们自己做解剖时的失败怎样和为什么导致了医学的退步。
　　在古代的或古典的拉丁文中，与我们今天用革命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最相近的是“novae res”（从字面上看，意为“新事物”）。毫无疑问，维萨里的《构造》中有大量的新事物，其中许多是与盖伦的论述或已被公认的观点相矛盾的。建立以直接的人体解剖经验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并且为了比较，建立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以及提倡医学专业的学生们、解剖学家和医生们自己动手完成解剖工作，这些也都是崭新的、闻所未闻的事情。维萨里不仅用实例说明，这种实地解剖已经产生了新的知识；而且他还为读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告诉他们应当怎样看手进行解剖，以便证明维萨里本人的描述，或“得出某种独立的结论。”维萨里著作的革命方面的价值，因其精美而详尽且艺术性很强的解剖学图解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正是为了强调“自己动手”这一革命性建议，维萨里甚至还在书中用了一整页的插图，以展示完成他建议读者去做的解剖所必备的工具。
　　毫无疑问，维萨里成功地在解剖学这一学科中、在解剖学的教学方法方面开始了一场改革。据奥马利称：“到了17世纪初，除了少数几个保守的中心如巴黎和帝国的某些地方外，维萨里的解剖学既赢得了学术界的支持，也赢得了公众的支持”（1976，12）。然而奥马利并没有说，维萨里使解剖学这一学科革命化了，也没有说维萨里开始了一场革命，甚至在其很有权威性的传记的开头这样讲：“现在，大部分学者并不认为安德烈·维萨里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1964）。我也没有发现，科学史家们——或者，就此而论，生物学史专家、医学史专家以及解剖学史专家们——曾普遍地提到过一场“维萨里革命”，尽管与通常使用的“哥白尼革命”这一表述中所表示的所谓天文学改革相比，维萨里在改造他的科学中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和直接的影响似乎更值得使用“维萨里革命”这一称谓。
　　对维萨里的评价之所以未把他看作是一位革命者，一个可能的理由恐怕就是，他秉性谦虚，这一点从他对盖伦的实际评论中可以略见一斑：他曾把盖伦尊称为“医生王子”。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他既没有对盖伦或盖伦学说采取正面攻击的方式，也没有对盖伦进行批评或纠正，除非有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他觉得有充足的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奥马利1964，149）。他“从来没有违反过他的这一行为准则”，他也从来没有嘲笑过盖伦或“公开以盖伦为戒”。（另请参见本书第5章的补充材料5．2中有关维萨里的人道主义的论述。）
　　维萨里并未采取一种反对盖伦的革命态度。他在公开表述任何与盖伦的教导不同的观点前，都要犹豫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当他最终这样做时，他只是批评盖伦关于解剖学的著作，而不是“从总体上批判盖伦的医学体系”（沃尔特·佩奇尔和P．拉坦希1964，318）。尽管维萨里大胆地批评了盖伦的那些从未“与他有过丝毫偏离”的追随者（维萨里1543，pref·4；法林顿译，1932，1362），但维萨里马上又补充说，他本人并不希望让人觉得似乎“对这位作者有价值的东西背叛无遗，或者对其权威有任何不敬之举。”这样，在用对事实的描述性陈述否定了盖伦的“腔静脉发端于肝脏这一说法”后，在指出盖伦“没有注意到已观察到的腔静脉口的大小是主动脉口的三倍”之后，维萨里总结说，“然而，我并不觉得更详细地去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有什么乐趣可言”（奥马利泽，1964，177）。这种态度也许与（后面所讨论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尔苏斯的态度形成了对比，后者公开把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付之一炬，借以宣布，所有这些著作毫无价值。
　　据说，左心室和右心室中间隔着的那层隔膜（壁）上存在着微孔，在对此微孔的讨论中，也许能最清楚地反映出维萨里的这种不革命的态度。这些微孔或通道是盖伦生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它们提供了一条必由之路，使得血液可以一次一滴地从所谓“动静脉”（对我们来讲，是指肺动脉）渗入“静动脉”（或肺静脉）。盖伦在授课时说（而且盖伦主义者也相信），空气就是通过“静动脉”从肺部输送到心脏，它在“静动脉”处与从隔膜上的微孔中渗过来的一滴一滴的血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了动脉血。我们现在知道，尽管在隔开左右心室的隔膜上有一些微小的凹斑，但并不存在这里所谓的从左心室通向右心室的微孔（反之亦然）。这些凹斑是难以识别的；“甚至连一根细细的毛发也无法穿其而过，从心室的这一边进入到另一边”（查尔斯·辛格1956，14）。然而查尔斯·辛格注意到，“有些人对理性的证明视若无睹，他们仍然继续相信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思路。”为什么？“伟大的盖伦相信它们存在，这就足矣！”
　　通过对人的心脏的实地解剖，维萨里马上就明白了，并不存在此类从心脏的一边通向另一边的通道。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整个盖伦的生理学、甚至以此为基础的盖伦医学肯定错了，而且应当立刻予以抛弃，因为它们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维萨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在其书的第二版中（巴塞尔，1555）表现出“缺少自信”，这可能只会使他对盖伦有关心脏和血液的学说进行改革（M．6，Ch．15）。我们得知，他有意识地“使他的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迎合’盖伦的学说（dogmata）。”维萨里之所以恪守盖伦的生理学学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并非是因为他真诚地相信它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觉得他无力完成改革工作”（佩奇尔和拉坦希，1964，318）。
　　维萨里在《构造》中指出，心脏隔膜是“由心脏中极为致密的物质构成的，”因此——尽管隔膜“两边凹斑密布”——“就我们所能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凹斑的构造是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的。”有鉴于此，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而我们不得不为造物主使血液从右心室穿过肉眼看不见的微孔进入左心室的技术［industria]所叹服”（辛格泽，1956，27）。在《构造》的第二版中，这段话略有修改（同上）：
　　尽管这些凹斑有时候十分明显，但就可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是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的…我还没有发现最隐蔽的穿过心室隔膜的通道。然而，那些断言血液是从右心室输送到左心室的解剖学教师还在描述这类通道。无论如何，我对心脏这方面的功能是十分怀疑的。
　　在他对这一问题的另一处讨论中，表现出了他在逐渐独立于盖伦的迹象（辛格泽，1956，28）：
　　在涉及到心脏的结构及其各部分的作用时，我使自己的论述大体上与盖伦的学说相符：这并非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学说无一不与真理协调一致，而是因为，有时在提到这些部分的新的用途和功效时，我自己依然信心不足。不久以前，我还不敢与盖伦这位医生王子有丝毫偏离……然而，心脏隔膜与其他部分一样厚实致密。因此，我无法想象……哪怕是最小的微粒怎么能从右心室通过隔膜材料到达左心室。
　　我们似乎可以同意查尔斯·辛格就维萨里对心脏的态度所作的解释（1956，25）：“在他那个时代，整个生理学都是以盖伦的观点为基础的，盖伦的观点要求人们相信，存在着穿过隔膜微孔的通道，使得血液可以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这种观点还要求人们相信，空气是通过静动脉（即我们所说的肺静脉进入心脏的。”“不对心脏的活动作出解释”，维萨里就难以“对此提出怀疑，”而他要这样做就要因此“推翻有关人体的著作中的所有流行的见解，使一切都发生变化”；而这却是维萨里“不愿意做的。”因此，“他在著作中暗示，穿过心脏隔膜的通道并不真的存在，但他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同上）。维萨里并不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他并没有完全彻底、直截了当地否认人体可能是像盖伦曾经讲授过的并且与维萨里同时代的人依旧相信的那样活动的。
　　当然，个别矛盾的事实的确不像T．H．赫胥黎（1894）所说的“一个美丽的假说被一个丑陋的事实扼杀了”那样，能够把理论推翻。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指出过，一些理论尽管与个别的实验事实或观测事实相矛盾，但在有更好的可以取而代之的理论出现之前，它们仍然继续存在。或者，像麦克斯·普朗克（以及约瑟夫·洛夫林约SO年以前所说的）那样，旧的理论在所有相信它们的人死光之前绝不会消失（1949；参见本书边码第467页）。不过，这种矛盾事实的积累，最终将会敲响某一理论或某一科学体系的丧钟，并导致T．S．库恩所说的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实际情况是，在《构造》（以及后来的《概论》）中，维萨里并没有采取他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采取过的那种大胆的反叛态度，那时潍萨里公开用有关节连接的人类的骨骼和类人猿的骨骼来说明，盖伦的骨骼解剖学适用于他解剖过的动物，而不适用于人类。
　　维萨里采取了不革命的态度，即使在论证盖伦的某些错误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无疑与他的个性有关。不过我们也必须记住，要在科学领域中充分表现出一种革命的态度，恰如我们所看到的伽利略、笛卡尔、哈维以及后来的问世纪的科学家们在其著作中表现的那样，这对于1543年那个时代而言毕竟还是早了一些。此外，维萨里深受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基于对古典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之伟大的仰慕，并且寻求恢复古希腊文化的社会准则（参见本书边码第485页，第5章的补充材料5．2）。维萨里大概认识到了，他的任务就是做一名希腊解剖学的改革者和希腊解剖学传统的恢复者，而不是去充当对有关盖伦科学的流行看法展开攻击的发起人。我们将会看到，维萨里不是革命者，而威廉·哈维却是位革命者，他显然愿意抛弃盖伦生理学的基础，并愿意接受因此而可能对医学实践产生的任何影响。
　　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尔苏斯
　　许多史学家在提到与维萨里同时代但比他年纪稍长的帕拉切尔苏斯时，都说他的思想富有革命性。的确如此，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的生活和事业中有着一种反抗和反叛的痕迹，或许还有革命的痕迹。甚至他使用帕拉切尔苏斯这个名字（他36岁左右时起的一个别名），也许就是在指他已经出版了“推翻传统的”反论式著作（佩奇尔1974，304）。“反论”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超出…之外”和“看法”，合起来意为“与……看法相矛盾”，亦即“与已被承认的看法相矛盾”。1527年，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被任命为市立医院的医生和教授时，他拒绝进行例行的宣誓；相反，他却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声称他不同意盖伦原则，并且宣布了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1527年6月24日）他当众焚烧了一本当时标准的教科书：阿维森纳的《医典》。
　　与学院的规则和传统截然相反，帕拉切尔苏斯讲课时不使用拉丁文，而使用日耳曼方言，他甚至允许理发师兼外科医师进入他的讲习班。他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古典的学问”同样予以拒绝。人们描述他说，与他“对传统科学和医学的大规模谴责相类似的情况，在他那粗鲁的行为和勉强对传统习惯和权威所作的让步中也可以看到”（佩奇尔1974，306）。非正统的行为举止和进行论战，是他晚年生活的特征，他的生活犹如钟摆动荡不定，一会儿从事有精良设备的上等职业，一会儿又成了“漫游四方‘一身乞丐打扮的’世俗的鼓动者。”他于1541年在萨尔茨堡去世，“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墓地成了“患者们朝拜的一块圣地”（p，305）。帕拉切尔苏斯教名中的Bombastus，长期以来被认为是“bombast（大话）”这词的来源。
　　作为一个科学革命者，帕拉切尔苏斯在两个重要的领域很有影响，这两个领域是：医学和化学。在他的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都受这样一种古老的学说支配，即疾病是因四种体液（包括血液、粘液、胆汁或黄胆汁、以及抑郁液或黑胆汁）不平衡造成的。据信，这种不平衡所导致的疾病，是关系着每个人身体的特定“构成”的这些体液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体液过量或不足的直接结果。大体上讲，这种学说暗示着，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疾病，而且，这些疾病不是由某种特殊作用物引起的，它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组织上的影响或伤害。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帕拉切尔苏斯采取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立场，他认为，疾病是身体外部的原因造成的，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发生部位。他确信，疾病的原因都可以在矿物界和空气中找到，并且认为疾病“是由体外的某种特殊作用物决定的，这种作用物占据了身体的一部分，对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施加控制，从而对生命构成威胁”——这就是“由寄生虫引起疾病的疾病观或本体论的疾病观，它从本质上讲也就是现代的疾病观”（佩奇尔1974，307）。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无外乎使病人发汗、腹泻、或给人放血、让人呕吐，而帕拉切尔苏斯医学的目的，是要为治疗每一种疾病找出特别的物质。
　　正因为这样，寻找医疗用化学药剂的工作与帕拉切尔苏斯的化学观点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存在着三种“要素”即：盐，它关系着（或负责）任何物质的固态情况；硫，它关系着易燃物的情况或脂肪过多的情况；汞，它关系着烟雾（蒸气）状情况或液态的情况。尽管这些都是化学要素，但它们都被暗示着是有灵魂的，这与帕拉切尔苏斯身上特有的炼金术的烙印是分木开的。帕拉切尔苏斯制造出了许多新的化合物（主要是在其寻求药剂的活动中完成的），他显然还发明了通过除去水份生产浓缩酒精的方法，美国北方的农民就是借用这种方法，不用蒸馏器便可把发过酵的苹果汁制成苹果白兰地。在1618年版和以后几版的《伦敦药典》列出的帕拉切尔苏斯制造的化学药品中（其中包括甘汞），也许可以看出他对化学发展的影响。但他的名望因其“对传统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否定态度’而受到损害（佩奇尔1974，3if），而且，他有意识地复兴甚至发展了那些纯朴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异教徒）所保留下来的民间医学，这使得许多有可能成为他的信徒的人感到不快。也许，他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是，使炼金术从传统的寻求把贱金属炼制成金或银的这一目的，转变为设法把生命无限期地延长，并且为炼金术制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去发现能有效地治疗疾病的物质。
　　前面的说明就是要明确这一点：我们今天感觉到的帕拉切尔苏斯的教学和实践中最优秀最有意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不过，正如沃尔特·佩奇尔（1958，344）提醒我们的那样，帕拉切尔苏斯的化学有一部分属于“神秘的’域“符号的”宇宙学和哲学，这些东西“无疑是非科学的”，尽管他在化学实验室中的工作是合乎逻辑的，他有了新的配制矿物化合物的方法并从事重金属方面的工作。在医学方面，虽然他的新的疾病理论和与之相随的医疗原则都很重要，但他反对‘哪种传统的把理论医学建立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作法——他对这两个领域知之甚少而且也无多大兴趣。”他的医学体系虽然含有“现代病理学中的生殖细胞”概念，但它“总的看来，并非是科学的”，因为它是“以他的小宇宙理论为基础的类推和比喻”的集合体，在这一体系中，“观察和原始科学的部分里”也许渗入了过多的“会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推测的大杂烩”（同上，345）。
　　在医学和化学领域中，曾有过一场风靡欧洲的帕拉切尔苏斯运动，这一运动是在帕拉切尔苏斯去世大约30年后开始的（艾伦·德布斯1965，33一37；1977）。注意一下来自反面的反应，我们便可以了解这一运动是多么声势浩大。例如，1569年，巴伐利亚公爵下令他的领地内的所有寺院“坚持讲授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而不许讲授新医学。”帕拉切尔苏斯的医学是“一场革命运动”，这场在16－17世纪享有盛名的运动，也使得其发动者名声大振，而且突出了他“单枪匹马”发起了这一运动的特点（佩奇尔1958，349）。然而后来，这场运动又使其发动者的名声一落千丈，并且——因为J．B．范·海尔蒙特和其他一些人按照一种更严格的科学方式推进了这一运动——产生出了“医疗化学”而没有产生出帕拉切尔苏斯化学。
　　在蒙田写于16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随笔集》中，“革命”这个术语似乎还没有用来指激进的“革命性”变化。有关此类变化的概念，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尽管没有实际使用“革命”这一术语）出现在这些随笔中最著名的《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中，此文大约成文于1576年。在谈到医学时，蒙田（1958，429）提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们称他为帕拉切尔苏斯，”他——他们说——“正在改变和推翻古代的教条体系，”而且他坚持认为，到现在为止，医学“除了能致人于死地之外别无它用。”蒙田发现，这一判断与事实相符，但他很精明地断定说：“要用我的生命去接受他的新经验的检验，我认为这并非是很明智的。”
　　在另一篇题为《论父子相似》的随笔中，他谈到了经过压缩的古代医学史（同上，586），他把这部分历史称之为“那些古代医学中的质变，”质变这个字眼与今天讨论科学中发生革命时的习惯用法极为相似。蒙田谈到了“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不计其数的其他的情况〔亦即质变］”；他说，这些情况“绝大部分”是“不折不扣的。普遍的质变，就像帕拉切尔苏斯、列奥纳多·费欧拉文蒂和阿根塔留斯等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的质变一样。”接着，蒙田表明了他对帕拉切尔苏斯医学本质的充分理解，他注意到，帕拉切尔苏斯“改变的不仅仅是一种惯例，据我所知，他所改变的是整个医学的主体和秩序。”正像蒙田如此准确地看到的那样，帕拉切尔苏斯及其追随者们已经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个革命纲领。
　　显而易见，蒙田提到的帕拉切尔苏斯的质变，具备了成为革命所需要的素质，那么，是否真的有过一场帕拉切尔苏斯革命呢？按照我在本书采用的分类系统来看，帕拉切尔苏斯显然是一位革命者。毫无疑问，帕拉切尔苏斯的医学是一场思想中的革命，即一场“自身中的革命”。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艾伦·德布斯（1976，307）极力证明曾发生过一场帕拉切尔苏斯学说复兴后的“药学革命”——而且他认定，它发端于“帕拉切尔苏斯用化学改造医学的幻想。”既然帕拉切尔苏斯以出版的形式公布了他的见解，且这些见解被他的追随者们采纳并用来作为他们的指南，我认为，应当公正地说，论著中的帕拉切尔苏斯革命也曾有过。不过，对于帕拉切尔苏斯是否导致了一场科学革命这一问题，许多17世纪的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今天我们最敏锐的史学家们也赞同这一看法。因而，沃尔特·佩奇尔，当代帕拉切尔苏斯学者中的老前辈，提醒我们注意，在帕拉切尔苏斯那里，占首要地位的是，“研究和探测大自然以说明他的宇宙论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正确性的那种愿望，此种愿望成了促进其研究的推动力量”（1958，350）。佩奇尔总结了他毕生对帕拉切尔苏斯的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看法：“在一系列研究大自然的学者中（现代科学的诞生应归功于这些人），”帕拉切尔苏斯并不十分出色，他甚至算不上是一位出色的“具有现代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医生（同上人约翰·马克森·斯蒂尔曼（1920，173）在总给其对帕拉切尔苏斯的研究时得出的评价是，“他的方法并非是现代科学的方法。”斯蒂尔曼概述了他本人十分赞同的马克斯·纽伯格的这一颇有学术水平的观点（同上，129）：
　　纽伯格正确地评价了帕拉切尔苏斯成就的价值，但依然怀疑，他是否能像维萨里和昂布鲁瓦兹·帕雷一样，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医学的改革者，确切地讲，他并没有奠定什么重要的基础，对他大部分思想的真正价值的解释，有待于以后的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他的目的是把医学建立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基础上，但他所选择的方法并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他的类比推理和异想天开的大宇宙哲学和小宇宙哲学，既不能令人信服也是行不通的。纽伯格认为，他的游说活动所表现出的对医学K况的不满和愤愤不平，很难说就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后来通过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所进行的富有建设性的工作才导以出现的。
　　两个世纪前，沃尔特·查尔顿就曾说：“那位异想天开的酒鬼帕拉切尔苏斯的敬慕者们是群笨蛋”（1654，3），这大体上反映出了查尔顿对帕拉切尔苏斯及其著作相当不满。
　　威廉·哈维与生命　　威廉·哈维既不同于帕拉切尔苏斯也不同于维萨里，他在论述盖伦时总是毕恭毕敬的，而且，在不得不纠正盖伦的错误时，他似乎显得很痛苦。不过，他在关于血液循环的著作中既大胆又旗帜鲜明地表明，要为人类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奠定一个新的基础，它将完全取代统治科学观念和医学观念长达约15个世纪之久的盖伦学说。哈维充分意识到了他的纲领所具有的革命本质，他的赞美者和诋毁者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封闭式的机械论系统，在此系统中，心脏使血液注入动脉和静脉；不仅如此，他还阐述了单循环系统的观点。血液的单循环系统事实上是由哈维首创的。他的工作标志着从想象中的通路到可以证明的循环、以及从不可证明的盖伦的猜想到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定量的生物学的彻底的转变。威廉·哈维的贡献，使得生命科学以成熟的科学革命的参与者的身份步入了现代领域。
　　威廉·哈维出生于1578年，即维萨里的《构造》发表35年以后。以1593年到1599年他是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学生，随后，他去帕多瓦接受进一步的教育，1602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哈维的老师中包括伟大的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吉罗拉莫·法布里齐（或法布里齐乌斯），静脉瓣膜的发现者。哈维在帕多瓦时，这所大学是促进科学发展而且思想活跃的一个中心；当时，年轻的伽利略也是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不久发现了月球上的山峰、金星的位相、木星的卫星以及其他许多新的天体现象。返回英格兰后，哈维开业行医，并且成了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员（从1615年到1656年他曾任拉姆利的外科学讲师）。他被任命为詹姆斯一世的御医，并且在查理一世时期担任了类似的职务。他同情保皇党人，而且确实在内战中仍然担任查理一世的护理工作。由于查理一世对哈维的工作很感兴趣，哈维获准用王室养的一些鹿来进行生育方面的研究。1657年哈维去世，享年79岁。
　　与维萨里不同，哈维制定了一个被说成是“庞大的研究纲领”的计划，它有可能导致一系列以他“心脏运动、呼吸、脑功能和脾功能、动物的运动和生殖、以及比较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等方面的独创性研究”为基础的种种学科的著作的问世，和有关诸如动物的生殖与动物胚胎学这类课题的著作的出版（拜勒比尔1972，151）。然而他只完成和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有关血液循环的著作，题为《论心脏的运动》（1628），该书还有一个补充部分《论血液循环》（1649）；另一部是部头大得多的《论动物的生殖》（1651），它记录了当时和更早些时候有关卵生动物和胎生动物的生殖以及胚胎学思想的重大发展。这后一部著作采纳了渐成说的观点，它是以揭示全部可见的发育阶段的详尽分析为依据的。尽管哈维成功地阐述了“自古以来第一个全新的生殖理论，”但他的思想（虽然是“超过他的那些前辈的一项重大进步”）却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被“后来的研究”“破坏了”（拜勒比尔1972，159），而他的《论动物的生殖》相对于他的那部伟大著作《论心脏的运动》而言，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哈维的那部论血液循环的著作的全名是：《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这本书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书印得很糟，全书只有72页（加2页），并附有两幅插图。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一事是问世纪重大的科学事件之一。有人说，《论心脏的运动》“以简洁的形式包容了比已经出版的任何医学著作都丰富的重要内容”（道尔顿1884，163）。与他同时代的人充分意识到了，他对人类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所作的系统的阐述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史学家和科学家们一致认为，他使生物学思想和医学思想发生了革命。总之，哈维的工作通过了鉴别科学革命的所有检验。此外，虽然哈维的著作写得很早，因而没有使用“革命”这个词，但他在说心脏的运动冲的确十分明确地表明，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创新，即“我有关心脏运动和功能的新概念和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运动的新概念”（1963，pref．5）。他写道，尽管许多“杰出和博学之士”已经阐明了这一学科的某些方面，“但我这部书是唯一的与传统相对立的著作，而且是唯一的断定血液是沿着它特有的、以前尚不为人所知的循环路线流动的著作”（p．6）。在第八章中（p．57），他简单明了地表明，他的思想“如此新颖，而且迄今为止尚未有人谈到过，以至于讲到它们时，我不仅担心会受到少数存心不良的人的困扰，而且害怕所有的人都会反对我。”哈维记述说，他领悟到血液循环的真谛，便开始在“私下向朋友们”、“在公开场合，在学院找开的解剖学课中”阐述其“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他的一些同事“要求对这一新生事物有更充分的解释，他们认定，这一问题值得研究，而且它将被证明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哈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在前面的第5章中讨论过了。）
　　哈维对生物学和医学的生理学基础的根本性改革包括三个重要方面。其中意义最大的恐怕就是，坚定地把实验和细致的直接观察确定为发展生物学和确立医学知识的方法。对亚里土多德，哈维予以称赞，因为他注重实验；对盖伦，哈维则予以抨击，因为（哈维认为）他的学说实际上不是以实验甚至也不是以直接的观察为依据的。哈维使“新一代解剖学家”受到了鼓舞，“他们都试图仿效他在动物功能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拜勒比尔1972，151）。哈维改革生物学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引入了定量推理，并把它作为有关生命过程问题的结论的基础。当然，还有血液循环的发现，它完全“使生理学思想革命化了”（同上）。
　　我已经说过了，哈维著作中非常新颖的部分之一，就是论证了心脏、动脉和静脉构成了一个循环“系统”。在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讨论中，哈维系统总是被用来与盖伦“系统”相比较。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盖伦“系统”。盖伦连一部完整的介绍其生理学思想的著作都没有写过：史学家们所介绍的那个系统［正如特姆金（1973）提醒我们注意的那样〕，是用从他的不同著作中抽出来的只言片语拼凑而成的。而且，这些只言片语产生的不只是一个盖伦系统，而是好几个盖伦系统。例如，盖伦把肝脏和静脉看作是与心脏和动脉系统完全不同的系统。而哈维在这部分的革命则是单一系统概念。
　　要想了解哈维革命怎样完全改变了知识框架，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当时所流行的一些思想观点。盖伦认为，已被消化的食物会以“乳糜”的形式被输送到肝脏，在这里它又转变成血液，随后血液又从这里流出，通过静脉把营养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各个组成部分。血液被假定在肝脏中注满了“天然元气”，据信，这种天然元气是完成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东西。肝脏血虽然也有涨有落（不过不是循环），但大部分都从肝脏中流了出去。按照盖伦系统的观点，有一部分肝脏血通过“动静脉”（即自哈维以来人们所说的肺动脉）流入肺中，在这里，它会把聚积起来的杂质和废物排入周围的空气中。据认为，另一部分肝脏血则流入了心脏的右心室；盖伦假定，这部分血将通过把左心室与右心室分隔开的心脏隔膜或肌肉壁上的狭小通道，流到心脏的左部。据认为，一旦这部分血液流入了左。动室，便会通过“静动脉”（即我们所说的肺静脉）与进入肺部的空气混合在～起，并被注满了“动物元气”——其颜色从深紫色变为鲜红色。这部分‘衡鲜血液’将通过动脉进人身体的各个部分。第三个“系统”出现在脑部，它是“动物元气”的来源，通过空心的神经，“动物元气”从脑中输送出去。
　　在哈维时代，有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血液通过肺动脉到达肺部，又从肺静脉返回。接替维萨里任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的吕亚尔都斯·哥伦布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有时被称作小循环（或更恰当地说肺部过渡）的现象。哈维本人在帕多瓦的老师阿夸彭登特·阿布·法布里齐乌斯已经发现，在静脉中存在着一些瓣膜，尽管他没有把握住瓣膜对于血液循环的全部意义，但这项发现还是很重要的。哈维充分认识到了法布里齐乌斯发现中的暗示：在静脉中运动着的血液只会流向心脏；哈维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的实验和检验，以证明在静脉中只有单向的流动。瓣膜会使人联想到泵的活动，正如哈维告诉我们的那样，当他考虑。已胜及其瓣膜系统的结构时，他想到了泵（参见查尔斯·韦伯斯特1965；佩奇尔1976，212-213）。
　　在被称作收缩和舒张的活动中，心脏挛缩、扩张。当心脏的一个心房挛缩时，其中的血液就会被排出来；当它扩张时，它就会吸入新的血液，这些血液在下次挛缩时又会被排出。由于心脏有瓣膜，所以血液的流动是单向的。正如哈维指出的那样，血液被排出左心室推入主动脉，亦即大动脉，随后又被排出（在每次相继而来的排出后）进入动脉系统。血液通过静脉回到心脏进入右心室。挛缩和扩张推动血液从右心室进人右心耳，然后从右心耳流出，通过肺动脉进入肺脏。血液通过肺静脉流回心脏，进入左心耳。血液从这里被送入左心室，然后又一次流出，进入主动脉和动脉系统。这样就完成了心脏、动脉和静脉——单循环系统的所有部分的一次连续的循环。
　　从活体解剖、肉眼观察和实验中积累的大量证据，使哈维的新概念得到了证实。他可以自豪地宣布，他已经纠正了“一个持继了两千多年的错误。”他的发现不是以教条为依据，而是以对80多种不同种类的动物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这些动物包括，不同的哺乳动物、蛇、鱼、龙虾船炼、蜥蜴、蛞蝓和昆虫等（肯尼思·基尔1965，130）。他的各种实验和观察资料是无可争辩的。他在其著作的第五章中指出，盖伦说血液可以穿过心脏隔膜上的微孔，然而他错了。这种微孔并不存在；因此，“必须准备和开通一条新的通道。”
　　哈维充分意识到，他的定量研究（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件“新生的”事物，他担心，他会受到所有读者的攻击（ch．8）。今天看来，转而进行量化的论证似乎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但在哈维那个时代情况决非如此，尽管定量的测量已经进入了药房医学领域。切莫忘记，对当时来讲，用数量的方式表示身体温度和对血压进行定量的测量，为时尚早。纵然事实上哈维并没有发明生物学的定量方法，但他的确使用了量化的推理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奥塞·特姆金（1961）曾经指出，盖伦运用了类似的定量论证，以便证明尿并不完全是“肾中营养物的残余成份”（佩奇尔1967，78）。范·海尔蒙特大约与哈维同时，也在进行定量的生物学实验，尽管这些材料是在很久以后发表的（佩奇尔1967，78），圣托里奥在他自己身上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实验中，他记录下了他对自己的固态食物和液态摄取量、以及液态和固体的排泄物所做的定量的测量，并且确定了排汗量；他的著作《医学统计》描述了他的方法并提供了一些数据资料，该书出版于1614年，即哈维的《论心脏的运动》出版前14年。不过，那时定量方法的使用并未普及，哈维也充分意识到，他的量化推理，无论从方法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很激进的。哈维不仅把量化方法用于生命科学的经验调查研究之中，而且还用于“已经为生物学和医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并一直使这些学科保持着牢固基础的发现”之上（佩奇尔1967，80）。哈维所要做的就是，根据实际的测量来确定人的心脏及狗和鱼的心脏的容量。然后，他把这一数值与脉搏跳动的次数相乘，计算出从心脏输送到动脉的血的总量———平均每个人每半小时大约为83磅。哈维说，通过这些定量的测量表明，“心脏的跳动不断地把血液从心脏中排出，而排出量大于摄取的食物所能提供的量或所有静脉血管在任一时刻所包容的全部血液。”他随后指出：“倘若，即使通过心脏和肺部的血流量最小时，通过动脉和整个身体的血流量也会比食物的吸收所能提供的血液量多得多——那么，这只有通过循环才能实现”（ch．9佩奇尔泽）。简而言之，哈维觉得他能够“计算出血的总量，并能证明血液的循环运动”（ch．12）。他总结说（Ch．14）：
　　鉴于计算和视觉证明已经确证了我的所有假说，即血液通过心室的搏动流过肺部和心脏，并被有力地推进身体的各个部分，从那里静静地进入静脉和肌肤的多孔结构，流回各处，通过这些静脉血管从周围流向中心，从小静脉血管进入大静脉血管，最后，进入腔静脉到达心耳；所有这一切，如此大的血流量和如此大规模的潮涨潮落——从心脏流出到达神经末梢区域，再从神经末消区域回到心脏——也是被摄取的营养物无法提供的，而且，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满足身体营养所需的量。
　　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动物的血液处于周而复始环流不息的运动之中，这是心脏的一种活动或功能，它是借助心脏的搏动来实现的，一言以蔽之，它是心脏搏动的唯一原因。佩奇尔（1967，76ff．）发现，“哈维的直接批评者如约翰·里奥兰和支持者如安德烈亚·阿戈里、琼·马泰特以及约翰·米克雷里都强调定量论证，从而证实了“哈维的计算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拥护者们支持新理论的理由只有一个：“有定量的论证”（同上）。
　　毫无疑问，哈维的发现“使生理学思想革命化了”（拜勒比尔1972，151）。在考虑这一革命时我们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以它没有牛顿的世界体系那样的宇宙论意义为理由，或以它没有像哈维去世30年以后出版的牛顿的《原理》那样几乎使整个科学都发生了变化为理由而极度地轻视它。它的确是一场生物学革命。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承认这一新的发现，但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却都承认它。毕竟，哈维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定量的论证再加上寻找中隔微孔的失败，是对盖伦生理学的致命一击。瓣膜则证明了血液的单向流动。证据中唯一缺少的，是可以证明连接最小的动脉与最小的静脉的毛细血管存在的证据，这些毛细血管最终被M．马尔皮基发现了。
　　在评价哈维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区分生物学思想和方法中的革命与医学的科学基础（即生物学）中的革命和医学实践中的革命之间的区别。按照18世纪的医生和医学史家约翰·弗赖恩德（1750，237）的观点，哈维曾打算写一部有关他的发现在医学中的实际应用的著作，但他一直没有动笔。（参见本章的补充材料11．l有关哈维的发现缺少直接的实践成果的论述。）从17世纪中不难找到证据来证明，哈维已经为科学做出了一项伟大的发现，血液循环的发现是一项伟大的思想成果，但它对于医学实践而言并不具有（或尚未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物学（或生理学中）有过一场哈维革命，尽管在医学实践中不曾有过类似的哈维革命。
　　最后，把哈维的工作与伽利略的工作加以对照和比较，也许能给人以启示。哈维创造了一个有唯一中心（心脏）的单循环系统，从而取代了盖伦的复合系统。这是一项类似于哥白尼、尤其是开普勒创造的单一的宇宙系统的成就，哥白尼和开普勒创造的系统取代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中由几个独立的系统组合而成的系统。类似的情况还有，哈维证明了盖伦学说的谬误，从而使该学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伽利略则证明，托勒密的金星体系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二位的证明也许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不过，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尽管伽利略指明，金星肯定是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运动，而不是在一个其中心围绕地球运动的本轮上运行，但他的结论是模糊的。新的资料不仅适用于哥白尼体系，而且适用于第谷体系甚至还适用于后来的里乔利所发明的宇宙系统。而哈维的论证以及他所做的实验、观察和定量推理，不仅证明了盖伦学说的谬误，而且同时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一种新的科学——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科学中曾有过一场哈维革命的理由。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四部分 18世纪革命概念的变化 第12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变革 　
　　　18世纪以两场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而著称。这两场革命确立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革命”一词的含义——导致产生一个全新的并且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组织形式的激烈的社会或政治剧变——这就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然而，作为激进变革——作为一个突变点或同过去的决裂，而不是向已逝去的更美好岁月的循环式的回归——的革命这个概念的出现不仅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和政治思想及行动的领域，而且还可以在这一时期文化和知识问题的讨论中找到它的来源。
　　我们已经看到，丰特奈尔早在18世纪初就把“革命”一词的这个新的含义运用到数学之中。1728年，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生于瑞士的医师、炼金术士）对医学的重新概括被人们称作医学中的一场革命，而在1747年，牛顿的力学体系也被归结为一场“物理学中的革命”。但是，在18世纪，正如在中世纪末或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革命”一词原有的含义往往是同其新的内涵同时存在的，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几十年的作品中，人们是否在现在的意义上明确使用“革命”一词这一点也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的。为了确认我们所讨论的革命真正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真正不朽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循环式的变革中的一个阶段，我们或许应当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而且，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一些例证，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将会发现，真正把握作者所说的革命的含义是不可能的。
　　“革命”一词的多义性
　　18世纪论述革命主题的最多产的作家是阿贝·德·维尔氛他的历史学著作不断用法文再版，而且此后又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俄文。在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马耳他制度史》（1726）、《罗马共和国革命史》（1719）、《葡萄牙》（1689）和《瑞典）》（1695）。关于葡萄牙的那一卷是丰特奈尔鼓励维尔多写的。显然，这本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受欢迎的；国家图书馆（巴黎）陈列了本书的不下35个版本或版次，而且英国图书馆（伦敦）则记载着本书英文版的八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1700年。
　　在维尔多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著作最近一个版本（1796）的序言中，人们知道了他关于葡萄牙历史的著作以如此快的速度一版再版的原因：人们发现，这本书的主题正好是同那个时候（1689）在英国完成的革命相关联的。维尔多最初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葡萄牙反叛史》，但在22年后（1711），当他出版经过修改和增补的版本时，维尔多将标题改为“葡萄牙革命史”。本书新版的序言解释说，“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要比“反叛”（conjuration法文，作“谋反”、“阴谋”解）更适合新的版本，因为现在在书中加进了许多其他事件（“革命”）。此外，主要的论题是这样“一项事业”，“在这个事业中，领导者们把仅仅将王冠归还给他们认为是王权的合法继承人的王子当作他们的目标”，而且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要比“反叛”更合适。尽管这个特别解释的言外之意是将王权从西班牙篡夺者手里“归还”给葡萄牙的合法的统治者，但是，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以及在他的其他历史著作中，维尔多仍然倾向于用“革命”一词去指称那些引起重大政治变革的重要事件。甚至在冠以“反叛”标题的葡萄牙史的第一版中，维尔多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指称1640年葡萄牙那场成功的起义，通过这场起义，葡萄牙从在布鲁甘扎斯家族的约翰四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的控制中独立出来。维尔多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是一场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他还写道：“就皇族的权利、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倾向，甚或大多数谋反者的动机而言，我们在历史上也许从未看见任何其他的反叛能够像这次反叛那样称得上是公正的”。而且，我们也从未看见人民“不分年龄、性别，不分社会地位”而进行的如此广泛的参与。
　　当我们转向斯威夫特1704年与他的《书战》这篇短论一同发表的散文《一只澡盆的故事》时，那么我们将发现，在“革命”一词的含义中有不少模棱两可之处。在《一只澡盆的故事》的第四部分的开头，斯威夫特告诉他的读者：现在，他们“必定期望听到伟大革命的事”。这些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但是并没有什么已知的线索帮助读者确定这些事件是否可能是一个循环过程中的阶段，或者说是标志着世事兴衰的事件，或仅仅是一些不寻常的偶然事件。如果理解了这些革命同“戏剧之神”彼得——他经常受到崇高的描述——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或许会得到些许帮助。彼得需要基础（“一个比他生来就拥有的更好的基础”）以“支撑这个崇高”，而且，这样，斯威夫特可能使彼得“终于设法转向设计师和艺术鉴赏家——在这里他获得了如此成功——因此目前在世界上极为流行并被广泛使用的许多著名的发现、设计和机器，应完全归功于彼得爵士的发明”（斯威夫特1939，I：65）。
　　然而，一个现存政权或社会形式的一般性的垮台，而不是有预谋的、激烈的颠覆的意义，出现在斯威夫特在第四部分稍后段落（p．75）就“这一切混乱和革命”所写的一个评论中（在这个评论中，斯威夫特谈了宗教改革的混乱和令人不安的结果）”。随后，在对宗教改革的两个方面进行隐喻的描述时，斯威夫特对路德和加尔文作了比较。后者不免轻率和粗鲁，而“马丁”（路德）——在他最初的热诚的举动之后——“决心在其余的事业中比较有节制地进行。”斯威夫特最后对路德的活动进行了概括：“这是我迄今能够收集到对路德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活动的最近的记录”（p．85）。
　　斯威夫特写了一本小册子，即《关于一个国家中疯狂的原形、习惯和改良的离题话》。而革命就是在这本小册子中的第九部分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情况下提到的。在斯威夫特看来，在对任何“在单身汉的影响之下在世界上进行的最伟大的行动的考察和概括中”，我们都会发现，这些杰出人物完全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自然理性已经从他们的饮食、教育、某些情绪的盛行以及空气和气候的特殊影响中接受了伟大的革命”（p．102）。这样一些“伟大的行动”可以划分为三类：“依靠征服建立新的帝国”，“创制并传播新的宗教”，“新的哲学纲要的发展和进步”。显然，这些革命决不是循环式的，也决不是某个盛衰过程的一个部分。它们是导致产生激进变革（即使算不上大规模的政治革命）的事件。斯威夫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疯狂是“所有那些在帝国、哲学和宗教之中已经发生的人革命的根源在这里，人们也许明自了开始类似于1789年之后的“革命”一词的意义的重大变革的内涵。从斯威夫特的下述论断看，也许更是如此：“想象能够创造出更崇高的场景，而且产生出比命运女神成造物主将会给予的更美妙的革命”（p．108）。
　　斯威夫特的同胞和继承者并没有始终把革命这个新兴的概念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且也仍然在一种比较陈旧的循环的意义上说到革命。萨缪尔·约翰逊在他1755年编辑出版的《英文辞典》中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了介绍。他在《漫步者》（这是约翰逊在1750-1752年独自编写和发行的每周两期的报纸——译注）（1751年2月2日第92期；《巴特和斯特劳斯》，1969）中联系布瓦洛（163－1711，法国诗人，当时文学批评界泰斗）的下面一段话，运用了这个比较古老的概念：“经过时间检验的，而且通过人的精神在各种各样的知识革命中所经历的所有变化而受到赞美的书……比任何现代能够夸耀的更值得我们尊重”。在科林·麦克劳林（1698-1746，英国数学家）的《论牛顿的哲学发现》（1748）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他在书中说：“追溯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各种革命而学习的历史似乎并不值得”（p．39）。麦克劳林也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学习的革命”与“星辰的升落”之间所作的比较（P．42）。在此，“革命”的意义近似于麦克劳林在讨论笼罩欧洲的乌云散后学习的复兴——“自由的艺术和科学得以复兴，而且，它们从这场愉快的革命中都不比自然哲学获得的多”（p．41）——时所使用革命一词的含义。在这种场合下，这种革命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类似循环的复辟而非创新盛衰过程的一个阶段。
　　即使到18世纪中叶，也仍然没有关于“革命”一词的单一的明确的含义。这一点我们在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一书中就可看到；在该书第4卷第4章中，卢梭谈到“各个帝国的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的“起因”。在这里是一种循环的用法，即革命被视为帝国的兴衰或接续。卢梭注意到民族或种族的延续现象，这可从下述一个限定从句清楚地看到：“可是，现在却已不再有民族在形成着了，因而我们就差不多只有凭推测来解说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在该书第2卷第8章《论人民》这篇论文中，卢梭谈到发生革命的“暴力时期”，在这里，革命一词显然具有非循环论的意义。卢梭还说，“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复活”，这样一个举证使上述把“革命”看作是政治领域中的激烈变革的解释更为清楚明了。在稍后的段落中，卢梭预言：“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或我们的主人的；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是光盯避免的”（p．37）。卢梭这里所说的不可避免或必然性，连同各个帝国的演替，带有浓重的循环论色彩，虽然俄罗斯帝国的“臣民”“将要变成它的主人”的暴力方法也许同样预示着1789年后革命概念的可能性。在卢梭“内阁的一次革命便引起国家中的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论断（bk．3，ch．6），肯定有一个循环的关系条件。但是，卢梭至少在这里试图表达激进变革的一个意义，因为他在解释前面那段话时提到“一切大臣而且差不多一切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采取与他们前任相区的措施”。
　　在1754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在描述人类从第一个或原始的（自然的）阶段向有组织的社会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使用了“革命”一词。卢梭把这场“革命”归因于冶金术和农业的发明。他在该书中写道：“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而且，他注意到，其中的第一阶段是“最少革命或变革的”。
　　18世纪中叶的许多著作家乞灵于循环论的革命观——在他们那里，革命通常是指文化的盛衰或者“帝国的革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兰西学院常务秘书让·弗朗西斯·马蒙泰尔。他承担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所有关于诗歌和文学条目的写作。在其《文学概论》（1737）“诗歌”部分中，他说历史学家已写过“帝国的革命”。然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要写艺术的革命，并且在自然中寻找艺术产生、成长、辉煌和颓废的物质和精神原因呢？”（1787，9：297）哲学家孔狄亚克对人类思想的发展阶段和“帝国的革命”也作了类似的比较，因为他曾经说：“信仰革命源于帝国的革命”（1798，14：17)。
　　但是，在1755年，孔狄亚克曾敏锐地指出：“培根提出了一个过于完善的方法以至不可能成为一场革命或变革的动力；相反，笛卡尔可能是比较成功的”（1947，l：776）。在这里，孔狄亚克也提出了非循环论的革命现。在经济学家A．R．J．杜尔哥（1727－178）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革命”一词的多少类似的用法。在18世纪50年代的“论通史”这篇论文中，杜尔哥对科学思想（哲学）的历史作了简短的考察。他述及亚里士多德、培根，还有“伽利略和开普勒。正是由于他们的考察，因此奠定了哲学的真正基础。然而，却是比他们更大胆的笛卡尔沉思并进行了一场革命（1973，94）”。把一场革命归功于笛卡尔这样一种做法，在18世纪著作家中间是相当难得的，尽管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必然会称赞他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在1750年写于索邦神学院的另一篇文章（《对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哲学评论》）中，杜尔哥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慨叹道：“伟大的笛卡尔，即使你并不总是喜欢发现真理，至少你已经摧毁了谬误的专横和暴虐”（1917，58）。在后面（&13．1）我们还将看到，这个时候，人们相信有一场两个阶段的革命。笛卡尔完成的只是第一个阶段——根除谬误——但尚未完全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以取代旧的理论。
　　伏尔泰
　　当新的概念发展时，尤其是当一个新的概念是对一个旧的概念的改造时，总是要有一些模糊和混乱的时期。18世纪中叶曾反复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也许没有比伏尔泰的著作中所清楚表现出来的更典型的例子了。伏尔泰最早的著作包括他的《哲学通信》或《关于英国的通信》（1733）。在该书中讨论反三位一体主义者时（第七封信），伏尔泰表达了我们刚刚在孔狄亚克那里所遇见的同样的思想：“您看，在舆论中，像在帝国里那样，起了何等的革命”。关于这个循环式的革命过程的例子是：“出了三百年风头、又被遗忘了四个世纪，阿里乌派死灰复燃了。”伏尔泰在这些“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指出17世纪科学和哲学（尤其是伽利略、培根、牛顿和洛克）的伟大。但是，他从来没有用“革命”这个术语，他也没有用比较容易地转换成激进的“现代”科学观的术语来表达新科学的伟大。
　　在《哲学通信》出版近对年后，伏尔泰出版了他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这是一本历史文学的经典，而且也是一本以将思想史与政治历史相结合而引起广泛注意的著作。在第二节中，伏尔泰介绍了革命的含义：“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它的英雄和政治家；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革命；所有历史对于那些仅仅希望记住事实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也许，这里所说的“革命”一词的含义是指在“四个幸福时代”达到其类似循环的顶点的盛衰，“在这四个幸福时代之中，艺术趋向成熟”；而它们都分别开创了“一个人类思想崇高的纪元”。另一方面，伏尔泰可能赞成革命作为一个在其中产生某些全新的东西的事件的新的含义。后者更多地同他在几段文字之后讨论什么“我们叫作路易十四的时代”这一问题时的说法相一致。伏尔泰认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理性的哲学”，也就是说，“从C．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后的那些岁月这一段时间，与在我们的政体方面一样，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等领域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真正想回到法国任何先前的状态的意思，尽管伏尔泰可能早就记住，这个伟大变革的阶段具有与其他三个伟大时代（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代）开始时的共同的特征。因此，在这个句子中我们也许会理解，为什么“革命”的两个含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关于创新和变革的世俗的或非循环观念是从关于盛衰的循环的观点或观念中产生的。
　　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著作中，伏尔泰用“革命”一词来描述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ch．15，pars．9，20），但是并没有“光荣的”这个形容词。作为一个法国人，伏尔泰只能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国的合法国王和民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国，他被看作是他的岳父的王国的篡夺者”（1926，140）。通过对“经历了人类思想的革命”的这个幸福时代的描述，伏尔泰引入了科学——这是第对章的主题。我认为，既然这样，那么这里关于“革命”的非循环的含义就没有什么模糊之处了，尤其是因为伏尔泰此后开始介绍伽利略、托里拆利、居里克（1602－1686，德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和笛卡尔在科学中所进行的新的创造。但是，对哥白尼的讨论引入了一个复兴的概念。伏尔泰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却提到“一位苦恼的圣徒”。他确实“把长期被人们忘却的古代巴比伦人的古老的太阳系复活了”（p．35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伏尔泰提到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以及“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中发生的全面的革命’，但他似乎从末使用“科学的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science）这样一些表述方法，他甚至也没有引入与某一门单独的科学——譬如说天文学或力学——或某个单独的科学发展或个人（如哥白尼或牛顿）或日心说的引入相联系的“革命”一词。这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伏尔泰认识到像伽利略和牛顿这样一些重要的开创者在科学中进行的创新的是多么重要，又是如此根本。
　　在伏尔泰1756年出版的最富雄心的历史著作《风俗论》一书中，革命的概念频繁出现。该书的序言是从讨论地球本身业已经历的变迁开始的；而且他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这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与国家经历的革命一样多”（1792，16：1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确是指某个伟大的（甚或天翻地覆的）变革事件，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随后对在我们的地球上发生的这些“伟大革命”的讨论使这一解释确定无疑。例如，伏尔泰断言，“所有这些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或许是“阿特兰提斯洲（大陆）的消失，如果世界的这个部分确曾存在过的话”（p．15）。而且，对“革命”一词的这个显然非循环的用法出现在第197章对整个历史的总结中；这个总结一开始就谈到“查理曼时代以来［整个地球所经历的］革命的这个大舞台”——天灾和破坏——以及“千百万人惨遭杀戮”。
　　革命是不连续性和变革
　　除去这么多的可作多种解释的例子之外，到18世纪中叶，“革命”一词开始主要用于指称某一次伟大的变革，不再具有某一次盛衰或循环延续的必要的、特定的言外之意。狄德罗和达朗贝编纂的《百科全书》，虽然是一部自封的“科学艺术和贸易辞典”，但在“革命”这个条目中把革命一词作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政治含义放在首位：
　　1：REVOLUTION，s．f．signifie en terme de politigue un change－ment considerable anive dans Le gouvernement d'un etat
　　（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阴性词，以政治性的措词说，它表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对该词的注释包括三个句子。首先，“这个词来自拉丁文词revolvere，指滚转、移变、岁月之周而复始、回归”；其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未经历过某些革命”；第三，“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指出，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进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见关于最初创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论”（1887，13：22）。他说，市丰“只是这门科学的笛卡尔”，而且，他的假设终将被驳倒，就像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人被笛卡尔的假设超越和取代一样。在谈到“关于热、空气、火的新发现以及它们对地球一物质的结构、合成和分解的各种影响”，以及电学和磁学的新的“简明的基本原理”时，赫尔德可以设想一个时间，到那时，地球的结构将会“像开普勒和牛顿解释太阳系的结构那样”获得完全而确定的解释。
　　赫尔德相当自然地追循布丰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动地球发展的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人类历史哲学大纲》第1卷第3章）。他断言：“今天，这种可怕的变化并不「像在地球历史之初那样」频繁了，因为地球已经停止了它的发展”，这个地球“已经老了”。但是他认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这样一些革命并未完全终止（1887，13：24）。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当18世纪进入其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出现了自光荣革命以来最著名的单一的社会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之后，美国革命——就像它的先驱光荣革命一样——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激进，甚至还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还有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将美国革命称为独立战争，或者折衷地说，是革命的战争。在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美国革命具有一种双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场激进变革（主要是回到光荣革命的条件和状态以及它的《权利法令》或《权利法案》——意义上的“革命”。保守主义者可以支持一场旨在回到或者——如B·贝林喜欢说的——“循环到”（revolvemnt）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以来所有英国人都保证拥有然而却主要受到沃波尔（1734－1742任英国首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东西的确立。这就是革命之后不久即被采纳的美国国宝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的一种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释时所说的——一种“新政”——的意义。
　　革命，而不是回归到某个比目前好的古老状态的新的内容，体现在杰斐逊《独立宣言师亮的语调中：“当处于人类的事件之中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解除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束缚，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设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确立的独立的和平等的地位，就变得必要了”。这里不是眼光落后地维护古代权利，而是关于目前状况的明确陈述。此外，杰斐逊所说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从天启之神那里寻找根据，也毋需基督教圣经的辩护，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杰斐逊并没有像他原来打算做的那样，继续乞求“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而是仍然断言，在特定意义上说，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牛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想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下述激进的主张中也被立刻断言：“人类的创造者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有益的结果产生忧虑。第二，法国革命确立了一个典范，人们依此典范把深刻的社会变革看作是政治行动的～个附随物。第三，事实证明，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带有必然性，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样’“
　　虽然法国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说来不被看作是向一个先前状态的回归，但是，仍然存在过去岁月的许多重要成分，这在礼仪和标志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顶垂尖圆锥“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纪叨年代的无数雕版印刷品上看到。这顶帽子传统上是由一位希腊奴隶获得他的解放证书时戴的，而且它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见插图8和9）。另外一个标志是一捆棍棒，古罗马的“法西斯”，在美国革命中也用了这一标志。这里是对法国革命的新的纲领与现在受到新生活（也许还有一个新的或扩展了的意义）感染和影响的远古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
　　已故的汉纳·阿伦特特别指出，旧的天文革命观以及回归的含义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她把传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五与罗会福科尔-利昂古尔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巴土底监狱刚被攻占之后）的一次谈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据说，国王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次起义。”而利昂古尔则说：“不，阁下，它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利昂古尔当时在想什么，而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从任何同时代的材料中知晓他究竟有没有这样说。H．阿伦特对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会相信她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洞察和远见。她认为，在这个传说的谈话之中，“革命”一词是“最后一次在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把它的意义从天上带到地上的旧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197，47人在18世纪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发现了对H．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更进一步的证实。作为本书的插图再版的，这个同时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国革命的天文学体系”。而且，根据利昂古尔的说法，H．阿伦特推测：“重点从一个循环运动的合法性完全转向其必然性，这也许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来自“星体的运动”，但是“现在所强调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运动的，而且，它已变成“一条自然规律”。人们传说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谈话指出了起义和革命的区别，这在18世纪是一个规模和目的的区别。起义被认为是叛乱或暴动，而革命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利昂古尔也许会说，的确不存在反对目前的政权领导人的暴动，而只有改变政治制度的运动。换言之，他可能会设想对既定的政权形式而不是仅仅对执政的政权的威胁。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3章 18世纪的科学革命观 　
　　　在18世纪初，B．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伏尔泰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站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评估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和科学。作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他总结了科学院成员的思想活动，并且写作了一部关于这个群体早年活动的历史。因此，丰特奈尔关于数学中所发生的革命的看法，对于一部关于科学革命的历史的著作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丰特奈尔在《几何学……原理》（1727）一书的序言中讨论了牛顿和莱布尼茨新发明（或发现）的微积分，以及伯努利、洛必达、瓦里尼翁这些伟大数学家在将这一学科“极大地’驻前推进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几个方法。然后他说，微积分将“一种人们从前不敢对此抱任何奢望的工具”引入了数学，而且“这是一个在几何学中几乎发生全面革命的时代”（1790，6：43）。“epoque”（时代）和“revolution”（革命）这两个词的连合（conjunction）使我们确信，丰特奈尔期望这样一个量的体系的变化将完全改变数学的状况。而且，丰特奈尔同时强调，这场革命是“愉快的”，换言之，它对于数学科学来说是进步的或有益的，尽管伴随着出现了几个问题。
　　丰特奈尔在1720年以常务秘书的身份为数学家M．罗尔写的颂词中使用了“革命”这个术语。“革命”一词在这里的出现与罗尔本人的工作无关，而是在关于洛必达《无穷小分析》（这是关于微积分的第一部教科书，1696年在巴黎出版，后来又分别于1715、1720、1768年再版）一书的评论中提出来的。（丰特奈尔实际上是洛必达那本书的匿名序言的作者，尽管他运用了一种可能使不善猜疑的读者认为它是洛必达本人文笔的风格。）丰特奈尔认为（1792，7：67）：
　　那个时候，洛必达的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几乎所有数学家都开始转向新的无穷几何学「即新的微积分」。——直到那时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数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的惊人的普遍性，证明的极其简洁，最困难的解法（解式）的精巧和速度，一种特别的、出人意料的新奇，都引起了数学家的注意，因而，在数学王国中发生了一场非常显著的革命。
　　丰特奈尔在为洛必达所写的颂词（1704）中也使用了“革命”这个概念。在这篇领词中，丰特奈尔再一次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以及‘哪些正在成长为数学家的人们对《无穷小分析》一书的渴望”。丰特奈尔写道，洛必达的目的“主要是造就数学家”，而且，他满意地看到，“以前留给那些现在已近暮年、对数学感到忧虑的人们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显然，这场革命的规模将会更大，而且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像从前发现那么多的数学家那样，发现更多的数学研究者”（1790，6：131）。
　　上述在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时对“革命”一词的这两个用法与以前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微积分引起了数学中的一场观念的革命，而洛必达的《无穷小分析》一书则巩固了那场革命，并且使它的方法和成就对于数学家的职业革命化是如此有效和得心应手。换言之，（在丰特奈尔看来）洛必达对于吸引年轻的数学家（几何学家）进行新的分析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力量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此，丰特奈尔看来在“une revolutionpresque totale……dans lageometrie”（几何学〔数学」中的一场几乎是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和“une revolution bien marquee（非常显著的革命）之间作了区分，如洛必达的书在几何学界所产生的革命（即几何学界的一场显著的革命）。
　　确切些说，那些研究微积分的人都从经验中体会到了丰特奈尔所描述的东西——以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的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的工具的这种意义通常首先展现在对分析几何学的研究中，以及后来的微积分中。在经历了17世纪的两次伟大革命——笛卡尔和牛顿（他同莱布尼茨共同分享了荣誉）之后，数学的力量和深奥被揭示出来。
　　正如丰特奈尔充分意识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就微积分的发明优先权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在其《几何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微积分时说：“牛顿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奇异的运算的人，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将它公之于众的人。关于莱布尼茨和牛顿都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这个问题，我们已在1716年加以叙述和说明，而且我们在此也不会再作重复”。
　　丰特奈尔使用“时代”（“它是一个几乎全面革命的时代”）表明，“革命”具有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含义（见上文，第4章）。丰特奈尔也写道“总体的革命”或全面的革命。在思考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变革时，“total”（总体的、完全的）和“complete”（全部的，彻底的）这些词是被用来表明：革命改变了一切。然而这意味着，这样一个用语的使用者已经忘记了这个词原来的循环的含义，因为一场全面的或总体的革命（如在三百六十度摆动或绕轨道转满一圈时），照字义讲意味着回到出发点，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
　　丰特奈尔除了论及数学领域的革命外，还谈到人类事务其他领域的革命。在一篇有名的短论——“论数学的有用性”——中，他说，历史提供了一幅“人类事务中继续革命的景象”。这些构成了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的帝国、道德、习俗和信仰的盛衰和兴亡（1760，6：69）。在他关于彼得大帝一世的颂词中，丰特奈尔专门谈到在俄国发生的革命，以及马莫德在波斯进行的一场革命。
　　在18世纪初，丰特奈尔展现给我们的革命（不带有该术语的旧的循环的根源的任何遗迹）观，是把革命看作一种被认可的科学变革的方式——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变革是在数学中的变革，而不是自然科学或生物科学中的变革。我未曾发现丰特奈尔谈及笛卡尔引发了一场革命，虽然丰特奈尔坚定地相信笛卡尔哲学；在他为牛顿所写的传记中，他也没有援引革命的概念或使用这个术语（见科恩和斯科菲尔德的著作1978，427——474）。我认为，对于数学中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一场革命的这个卓越的比较早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无论笛卡尔还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正像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新数学一样，到那时为止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认可。
　　随着18世纪的发展，牛顿在自然哲学中的革命才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而且，最终得到几乎普遍的认可）。我所发现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革命力量的最早的明确阐述，见于阿列克塞一克劳德·克雷洛1747年11月15日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的开场白中。克雷洛明确说：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标志着自然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划时代的事件”。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再次注意到，使用“时代”一词，在克雷洛断言一场牛顿式的革命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克雷洛的陈述更加重要，因为他在其中进行陈述的那篇文章致力于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牛顿的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可能并不是精确无误或绝对正确的，而是需要修改的。
　　对科学革命的这两个比较早的论述都与牛顿有关，这个事实值得注意，因为，正是牛顿在理论数学中的成就和他在万有引力力学的基础上对宇宙体系的分析实际上给科学的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使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认识到，一场革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我们也许可以说，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认识一场科学革命的发生，发挥了与历温年光荣革命显然对政治革命发挥的相同的作用。
　　狄德罗和达朗贝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伟大的《百科全书》中，对政治革命（在世俗的非循环的意义上的革命）以及作为几何学、天文学、地质学和钟表学中的一个术语的“革命”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但是，对于科学中发生的革命——与过去进行彻底决裂意义上的革命——则未作任何涉及。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必须转向《百科全书》中由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著作增补的其他条目。在《百科全书》（1751年出版）的“引言”中，在简短地概括近代科学的兴起，或者说与近代科学密切相关的哲学的兴起时，达朗贝引入了革命的概念。但是，该篇短论的目的是要概括出对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的～种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分析——这在他的计划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而不是描述科学本身。
　　达朗贝的历史描述是从“掌玺大臣（大法官）培根”（他被置于一个前辈的位置上）开始的，然后转向对笛卡尔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作简短的概括。尽管充分认识到牛顿自然哲学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推翻和取代了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但达朗贝仍然觉得需要为笛卡尔这位法国人和数学家同行说几句话。因此，他提请人们特别注意笛卡尔（他显示了“如何摆脱经院哲学、舆论和权威的束缚的智慧”）伟大的“反叛”。达朗贝非常清楚地知晓政治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而且他把笛卡尔描绘成（1751-1780，I：xxvi；达朗贝1963，80-81）“一位反叛者的领袖，他最先敢于起来反抗一种专横、独断的势力，而且，在准备一场彻底的革命的时候，奠定了一个更公正、更美好的而他本人不可能看到被确立起来的政体的基础。”笛卡尔在如此“准备”“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或他的“反叛”，是“对哲学的一个贡献，这一贡献比起他的杰出的后继者此后所作的贡献可能是更难以做出的”。尽管达朗贝没有专门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含蓄地告诉我们，笛卡尔所准备的革命是由牛顿完成的。因为，达朗贝不仅同时用可以想象到的最可嘉许的措辞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牛顿在普通物理学、天体力学和光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他还特别指出，当牛顿“终于出现”时，他“赋予哲学一种显然它要保持的形式”。因此，在科学中，牛顿实际上完成了笛卡尔只是对此作了准备的革命。
　　而且，在指出这个“伟大的天才「牛顿以识到现在正是从自然科学中清除猜想和含糊的假设的时候”（1963，81）之后，达朗贝说，牛顿“几乎完全回避讨论他在其最有名的著作中的形而上学”。这个评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使达朗贝对牛顿的描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因此，既然他在这里没有引起任何革命，那么我们将不会从这一主题「即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考虑他”。这里的意思是说，牛顿是从其他的观点——万有引力，天体力学，宇宙体系，光学，科学解释的性质和局限——引发了一场革命。实际上，达朗贝明确地说，牛顿“无疑已经得到整个的认可，因为他用大量真正的财富丰富了哲学”（1963，83）。然后他又作了适当的评论。他说，牛顿“通过讲授哲学，也许做了更多明智的事情，并且把笛卡尔迫于环境而不得不给予它的那种大胆限制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1963，8l）。
　　科学中的革命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见于达朗贝为《百科全书》写的题为“Experimental”（实验）的条目中。在该文中，就像在“引言”中那样，达朗贝对这一学科的历史作了简短的回顾，再次强调了培根和笛卡尔并以牛顿为结束。首先，达朗贝认为，培根和笛卡尔引入了“实验物理学的精神”；不久，意大利的实验研究院、玻意耳、马略特等人继续了这一工作。后来（《百科全书》＜1751－1780>6：299），笛卡尔的科学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也就是说，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注释者们的科学。他认为，牛顿成功地证明了他的前辈只是预言过的东西——将数学引人物理学的真正的艺术。牛顿把数学与实验和观察相结合，创立了一门真正新的科学，这门科学是“精密的、深奥的和有启发意义的”。达朗贝认为，最初，牛顿的思想并末被充分地欣然接受，但是，“新的一代牛顿式的科学家终于崛起了”。因此，达朗贝几乎和大约两个世纪以后马克斯·普朗克所做的一样，是最早认识到科学革命的世代特点的人之一。达朗贝写道：“一旦一场革命的基础得以确立，那么这场革命就几乎总是在下一代人中完成。革命的完成不太可能更早，因为完成这一革命的障碍是自动消失的，而不是人为地放弃的；当然，它也不会更晚，因为一旦越过了完成革命的障碍，那么人类精神的发展通常要比它自己期望的快得多，除非它遇到新的障碍，使它不得不长时间地停止下来”。在这段话中，达朗贝不仅表达了一种随着世代的交替科学得以历史发展的哲学；他还把科学中的伟大革命集中于牛顿的著作。
　　在另外一篇与《百科全书》无关的作品——“对18世纪中叶人类思想的概要描述”——中，达朗贝提出了关于思想领域革命的一种一般理论（1853，216-218）：“大约三百年来，自然似乎注定了每一个世纪的中叶都是人类思想中发生革命的时代”。他特别提到，“在15世纪中叶，对君士坦丁堡的夺取，在西方国家引起了文学界的复兴”。同样，“16世纪中叶则经历了宗教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体制的一个迅速的变革”。最后，“在17世纪中叶，笛卡尔创立了一门新哲学”。
　　《百科全书》第6卷1756年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达朗贝写的词条“实验”。前面的一卷（第5卷，巴黎，1755）收入了狄德罗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这个讨论见于他所写的“百科全书”这个条目中。狄德罗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科学中正在发生变革，所以，在以前的世纪中出版的所有辞典都会缺少科学发明或放在显著地位并赋予新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新的词汇。因此，在“光行差”这个词条下面，比较旧的辞典不可能给出现时的天文学的意义（这同布拉德雷＜1693－1762，英国天文学家）的发现＜即光行差效应的发现）联系在一起），而“电流”这个条目可能只会有一条线或两个给出的“虚假的概念和古老的偏见”。狄德罗认为，即使如此，“科学和文理科学（包括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的革命也许并不如在力学中发生的革命那样有力和被人强烈地感觉得到；但是，在科学和文理科学中都发生了革命”。
　　狄德罗在其著名的论文“对自然的解释”（1753年初版，1754年又作了扩充）中也曾述及科学中的革命。狄德罗写道，“我们正在接近科学中的一场伟大革命”（1818，1：420）。这场革命将完全拒斥几何学以及科学中的几何学精神。他说：“依据我们的作家对伦理、小说、自然史和实验物理学的爱好判断，我几乎可以确信，不出一百年，人们在欧洲连三个伟大的几何学家也列举不出来。”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段落都标明“革命”（或“革命的变革”）在狄德罗科学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性。像达朗贝一样，狄德罗认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是以一系列连续的革命为标志的，但是“在这一场革命与另一场革命之间的最大间隔”是一个“固定的量”这个思想显然是从他发源的。尽管表面看来狄德罗把革命主要看作是激进的世俗的变革，但在前面的段落中也存在着把革命看作是一个循环的革命变革过程的言外之意；其中，最大的间隔这个术语甚至使人们听到了在循环的周而复始自然现象之中革命周期的弦外之音。而且，人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政治领域中的革命的循环意味在《百科全书》的“革命”这一词条中并没有全然出现，但是，这个意义却正好出现在达朗贝的“引言”中，在这里，他谈到（《百科全书》1751-1780，1：p．XI）“关于帝国及帝国的革命研究的主要成果”。稍后，达朗贝在“引言”中还论及作为激进变革之要素的革命，但是仍然存有帝国盛衰，腐朽和再生演替进行的思想含义。他开始说到中世纪“那些黑暗的岁月”。在那时，“一场能够使世界呈现出新的面貌的革命必然能够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p.xx）。他继续说：“希腊「拜占庭]帝国被摧毁了，而且它的灭亡使残余的知识流回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梅迪契家族和弗兰茨一世的保护和支待，使人们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启蒙运动到处获得再生”（1963，62）。这段话的循环的弦外之音，盛衰和消长的意义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在那个时候，这可能依然是对“革命”一词的普遍用法。
　　论述天文学中革命的两位作者
　　我们已经看到，在《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革命’作为一种世俗的而非循环的重大变革的新的含义已经流行开了，至少在法语中是如此。在18世纪后半叶，这个概念以及表达这个概念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思想领域，特别是关于科学的作品中。然而，不同的作者，根据他们的学科来断定不同时代革命的时间。因此，拉朗德在赫维留之后的时代看到了天文学中的一次革命（1764，l：131）：
　　这是一个所有民族都在为作出新发现以及使这一学科趋于成熟的荣誉而彼此争论的时代；尤其是巴黎的科学院，伦敦的皇家学会，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最伟大的作用。它们造就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天文学家。
　　但是，拉朗德并没有把“革命”一词用于说明哥白尼对托勒密权威的反叛，也没有用于伽利略或开普勒发现或引入的全新的东西；他显然把“革命”一词用于称呼发现和改进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是最近几个时代确立和详尽阐述天文学这一学科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地设想，在拉朗德的论述中出现的这个差别，来源于一个关于用法的有意识的和清晰的决定。也许最重要的只是：拉朗德的确在科学中引入了革命概念。
　　在法国大革命前十年出版的巴伊（1736-1793）的著作向人们指明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是如何获得它借以在19世纪继续牢固确立起来的形式（当然有变化）的。在其《近代天文学史》一书中，巴伊介绍了几种重大的革命——从哥白尼宇宙体系和牛顿自然哲学的大规模的详尽阐述一直到望远镜的设计和使用中的革命性的创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巴伊企图附加十字准线，尤其是测距器来改进望远镜：“对工具的这个完善，实践中的这种精确性，以一种非常明显地产生一场革命的方式对所有观察或观测产生影响”。而且，“这场革命，这种巧妙的运用的想法应归功于皮卡德和奥祖（1785，2：272-273）。
　　巴伊探讨了过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革命，甚至预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尽管只是一些小规模的革命——主要是新的计算（无近似值）和积分的工具和方法。他也预言了摆钟将被取代。巴伊的历史也引入了一个非常清楚地拟定出的两阶段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大规模的科学革命，在这些革命之中，首先要摧毁已被认可的概念体系，然后确立一个新的概念体系（见&13．1）。然而，甚至在巴伊的著作中，周期性的革命变革的陈旧概念与对“革命”这个术语的新的用法，都是用于指称科学中根本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某一个人的著作和思想的影响是特别经常地存在的。
　　正是巴伊把已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传播开来的，尽管他的两阶段革命理论显然会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伽利略还是开普勒，他们实际上都没有促成一场他认为哥白尼已经促成的那种革命。他确实坚信牛顿学说所引发的革命，这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一再表现出来。巴伊充分认识到笛卡尔所作的显著贡献，但是他显然没有发现笛卡尔的创新是革命性的。巴伊说，天文观测当然是针对原因而提出问题：“敢于把宇宙的一般运动规律归结为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规律，的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这样一种胆识和雄心是我们近现代以来的几个世纪独有的；这个荣誉和功劳应归于笛卡尔”。而且，“笛卡尔发现，同一种机理无论在天空中还是在地面上都必定是物体的动力”。巴伊继续写道，即使笛卡尔没有完全想到真正的机理，“我们也决不能忘记，这个新的卓越的思想是他的天才的结果”（1781，xi）。他说，“在公正地评判笛卡尔的时候”，我们“没有减损牛顿这位伟大人物的任何荣誉”。而且，“假若笛卡尔用他在几何学中的新发现打开了通往最美好的发现的道路，那么开普勒预见到并且留给我们比他所拥有的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科学）的真理。笛卡尔敢于做的事情比较多，而且他的胆识是衡量他的天才力量的尺度；他只是不够精明。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广为人知的许多事实”（1785，2：192）。
　　巴伊也从天文学发展中一个循环过程方面着手写作。因此，一场革命有时可能意味着回到某个比较古老的思想或观念，或某个比较陈旧的原则。但是，巴伊敏锐地注意到，人们决不能仅仅因为现在使用的某个思想或观念可能从前曾经出现过就设想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变革。他举出了一个奇怪的例证：“异教神学设想世界是从一个鸡蛋中产生出来的；无知和渊博的知识通过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结果殊途同归，这并不是第一次”（2：519）。在他的历史著作的第2卷的开始，巴伊对由于循环革命所引起的变革作了更完全的表达（2：3－4）：
　　在写这部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一方面，人们相信宇宙机理的简单，因而仍然倾向于这个思想，甚至在无视它的时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是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思想。结论自然是我们回到我们由此开始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总是在一个圆圈中转来转去。然而，这个思想，这个已知世事的第一个开端已使自身变成了一场革命的目的。
　　巴伊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如1：bk．8，&1）随着文明的起落天文学科学的兴衰。巴伊认为，古代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天文学是“我们不知道其伟大作用的一种比较早的文明”的科学的“残骸”，“它们被一场伟大的革命所摧毁”（1781，18）。这种文明丧失了天文学思想，只能是“因为某次大的革命，这次革命毁灭了人、城镇和知识，剩下的只是残骸。一切都证明，这场革命是在地球上发生的”（p．59）。在《物质通论》或索引——其中包括他的三卷本的《现代天文学》和单独的一卷《古代天文学》——对这两种革命的论述（参见“革命”条）先于对恒星和行星革命的论述。
　　巴伊认识到，在革命中可能存在循环的过程——这对任何职业天文学家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一事实并不减低他在论及以一个世俗的而非循环的巨大变革为特点的历史事件时使用“革命”一词的冲力。由于巴伊不仅用“革命”来表示科学中的根本变革（这同达朗贝和狄德罗是一样的），而且事实上把这个词汇和概念整个引入到他关于现代天文学的历史著作中，所以我们可以提出结论：到这个时候，“革命”得到充分认可并被引入到科学史的叙述以及对科学思想、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的分析之中。
　　18世纪末论述科学革命的著作者
　　到18世纪幼年代，法国出现了许多直接论述科学中所产生的这一场或那一场革命的作者。但是，孔多塞的情况也许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据利特雷说，他是“revolutionnaire”（革命的，革命者）这个术语的首创者。科学中的革命这个概念（以及用“革命”一词来表达它的做法）经常出现在已故科学院院士的颂词中。正像丰特奈尔（Fontenelle）早先曾经做的那样，孔多塞在担任科学院常任秘书期间，一直承担着这些颂词的写作和宣读。因此，在杜哈梅·杜蒙西奥的颂词（1783）中，孔多塞是这样说的：“他将成为科学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因为我们发现，他的名字是同那场专门把科学导向公共用处的思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哈勒的颂词（1778）说：“冯·哈勒在其中公开这些发现的著作标志着解剖学革命的时代”。达朗贝的颂词（1783）说：“这个原则是物理-数学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时代标志”。欧拉的颂词（1783）中说：“他以其在数学科学中引发的革命而赢得这一荣誉”。（见孔多塞1847，2：300，641；3:58，40，以及7，8，9，28）如此等等。在这其中的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孔多塞把“时代”和“革命”这两个术语并列用于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它明确地介定了“革命”一词的非循环的意义。
　　孔多塞在其中对革命概念和术语使用最为突出的主要著作是《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该书初版于1795年。孔多塞在该书中论述了新近发生的美国革命以及尚未完成的法国革命，同时敏锐地阐明了造成这两次革命各具不同特点的原因。他对笛卡尔的探讨在目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认为，笛卡尔给予“人们的思想以一般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人类命运中的一切革命的第一条原则”（孔多塞1955，147；1933，173）。在解释化学的兴起时，孔多塞对这一学科作了某些改进，“这些改进扩展了这一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增加了它的真理，预示着一场成功的革命并为这场革命作了准备，因此实际上影响到整个既定的科学体系。”孔多塞试图“发现”收集和分析气体的“新方法”；为化学物质“编制一种（新的）语言（术语）”；“采用一种科学的符号法”；“亲和力的一般规律”；将物理学的“方法和手段”用于“计算具有严格精确性的实验的结果”；而且“把数学运用于结晶现象”（1955，153－154；1933，180－181）。孔多塞在此也清楚地说明了他关于我们所处这个时代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的科学的看法。
　　孔多塞在谈到化学而不是物理学、天文学或生命科学时特别使用了“革命”一词，自然是因为他事实上已经亲眼目睹近期发生的化学革命。这场革命是拉瓦锡在双重意义上引发的，因为他是这场革命的主要设计师，而且为化学革命命名。他至少在三部手稿中用“革命”这个特有字眼谈论他自己的工作。
　　拉瓦锡并不是18世纪从“革命”方面来谈及他自己在科学中的工作的唯一科学家。另外两个人是西默尔和马拉。至少三位科学家用“革命”这个词描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事实标志着科学中革命的概念———被清除了任何循环、回归或盛衰的寓意——已逐渐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理解科学中如何取得进步的方式。
　　如人们所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位热烈的支持者——是那些把革命的概念从政治领域移置到科学之中的人之一”’。在1796年出版的一部关于燃素和水的分解的著作中，他认为新化学的胜利是“科学革命’才最伟大、最突然和最普遍的一项革命（见第14章）。
　　普里斯特利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科学中的革命并不总是进步的，而且也并不总是引起知识状态中某个更迅速的发展。他说：“在所有实验哲学分支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是比成功或失败的最出人意料的革命更平常的了”。他这样解释他的观点（1966，300）：
　　的确，一般说来，当许多有独创性的人们专心致志于某个已被充分展开的学科时，研究是愉快而平等地进行的。然而，正如在电学的历史以及现在有关空气的发现中一样，从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现出了光明，因此，科学大师们不得不从新的更简单的原理重新开始他们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的某一学科来说，甚至当它处在其发展的最迅速或最有希望的状态之中时，遇到停滞或挫折也不是不正常的。
　　其他运用科学革命概念的人有威廉·卡伦，A．－R．－J．杜尔哥和伊曼纽尔·康德，以及那些经历过生命科学中哈维革命的人们。另外一位曾经论述过科学中的革命的18世纪科学家是一位瑞士生物学家查尔斯·博内。他在1779年写道：“关于植物的叶子的那本书再一次把我同另一位伟大的人联系在一起，不久他就在生理学中进行了孟德斯鸠在政治学中进行的同样的革命：我所说的是已故的哈勒先生”（1948，155）。因此，博内同意孔多塞关于哈勒在科学中的革命影响的看法。
　　到18世纪末，有许多作者论述了在从牛顿到拉瓦锡和伏打这个世纪启蒙运动中科学的革命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三位作者发展了研究这样一些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观点：萨缪尔·米勒，苏格兰的约翰谱莱费尔（关于他请参见下面&18．1）以及德国的克里斯托夫·李希膛贝格（参见下面514．2）。米勒是新泽西的一位教土，他第一个对18世纪的思想成就作了全面的考察（《对18世纪的简短回顾》第一部分）；他在长达两卷的文字之中，对那个时期在科学、艺术、文学中的革命和改进作了概括（纽约，1803）。显然，米勒用“革命”一词概指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强调被认作他正在考察其成就的那个世纪期间的规范的科学（以及艺术和文学）的发展模式。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2：ix），他的著作是一个汇集，而不是独创性的原文：“尽管这部著作的较大部分是由汇编组成的，但是作者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汇集者。他认为他已提出了他本人的观点、感想和推论”。米勒在阅读（包括许多法文著作，这一点在其脚注和附注中是特别明显的）的过程中可能已经遇到过科学和艺术革命的概念。
　　在第二卷最后他的“揭要”（p．411）中，米勒认为18世纪的特点在于，它“显著地是一个自由探索的时代”。人们在一个比以前所知的更大的程度上学会“摆脱各种特殊名目的权威……抛弃被认为是建立在永久基础之上的所有主张，推翻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体系”。人们极力推进他们的探索，蔑视一切约束，不受任何旧习惯的限制，同时引起了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如此作出的想象是一种陷于猖狂的思想的无套裤汉的形象，而且米勒努力指出，这场“革命……伴随着许多有利的方面，同时也有其许多有害的方面”，然后，他详细说明了这两方面的情况。
　　稍后，他又回到“科学的革命和进步”，同时他注意到，“刚刚过去的时代显然是以科学中的革命为特征的”（2：413）：
　　各种理论或学说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丰富多彩，它们的体系更加多样化，革命以更快的速度接连发生。
　　在几乎每一个学科，时尚或原则的变化，及权威的变化是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地接踵而至，以致人们记起或列举它们可能都是比较困难的。
　　米勒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说明这个“科学革命的频率和速度”。他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最时新的回答，因为他看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出现的首要原因。米勒特别针对“知识的惊人的传播”；“一大批调查者和实验者遍布各个领域”；而且——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进行了空前的交往和交流”，因此，“每一种新的理论通常都自始至终受到及时的考察和研究”，由此也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巧妙和辉煌的组织结构的相继建立和破坏”。所以，由于“一系列发现、假说、理论和体系的迅速的连续的产生”，“科学界比以往更加清醒和繁忙”（2：438）。当认识到米勒已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一个纯粹的汇编者的局限之后，他总结了他的“概述”，他说：“18世纪显著地是文学的和科学的交往的时代。”
　　在米勒十多年的著述中，对科学革命的存在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法兰西语言研究院词典》（由该研究院自己审查、修订和增补）第5版（1811年）中，我们发现了最初的循环的和天文学的定义：
　　一颗行星或恒星回到它原来由此出发的同一个点。行星的革命。天体的革命。周期的革命。在同一意义上。世纪革命，时代革命，季节革命。
　　同时也提到一种“性情的革命”（Revolution d’humeurs）。这个条目最后谈到“使这些国家产生动摇的重大的、激烈的变革”，“古罗马的革命，瑞典革命，英国革命”。在狄德罗和达朗贝编纂的《百科全书》关于革命的词条中提到这三种革命。在《词典》的这个版本（1811年）中，没有提到法国革命或美国革命，虽然在1793年版本中曾举法国革命为例。法兰西语言研究院的词典编纂者们指出，在说革命这个词时，人们往往想到建立一种新秩序：“当人们在谈论这些国家的历史简单地说革命时，他们指的是重大的革命，即带来一种新秩序的革命。因此，在说到英国时，革命指的是1688年的那场革命”。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最重要的是专门论及人们有所比喻地使用“革命”一词的方法的段落：“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发生的变化，在言语问题中的变化，看法的变化，等等。”其中所列举的例子有：迅速的、突然的、出人意料的、奇异的、惊人的、愉快的革命。
　　时间引起事务中的不可思议的革命。
　　这个世界的事物都将经历大的革命。
　　艺术、科学、思想和时尚中的革命。
　　因此，在正式进入到符号文字的记录中以后，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表达被公认为指称一个表示科学变革特性的被接受的概念。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4章 拉瓦锡与化学革命 　
　　　化学革命在科学革命中占据首要位置，因为它是最早被普遍认识并且被它的发起者A－L．拉瓦锡称为革命的主要革命。拉瓦锡之前的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计划将导致某种全新的东西，而且将直接违反公认为真实的科学信条的既定规范；然而，与其他人不同，拉瓦锡也想到作为思想中一种特别变革的科学革命的概念，而且他断定，他本人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将构成这样一场革命。其他人曾著述讨论科学中的革命，但这些已是在久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至少是昨天的事情了，而并非目前所为。就我所知，只有罗伯特·西默尔先于拉瓦锡描述了他对作为“革命”一创造的科学的贡献；但是西默尔所提出的双流电学理论并没有引起一场革命，正像拉瓦锡的化学理论并未引起一场革命一样。此外，电学充其量不过是一门科学（物理学）的一个单独的分支，而化学则包含整个的物质科学。因此，化学中的一场革命有可能动摇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甚至生物科学的基础。
　　在拟订其研究计划和目标时，拉瓦锡不得不想到它们对科学的根本意义。他在1773年一本实验室记录中写道：“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又一次促使我从事整个这项工作。在我看来，这项工作注定要引起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一场革命。”［”在拉瓦锡1791年写给夏普塔尔（Chaptal）的信中，我们看到了拉瓦锡关于化学中的一场革命的同样的概念和想像。拉瓦锡在信中说：“所有年轻的科学家都接受了新的理论，因此我断定，这场革命是在化学中完成的”。
　　化学革命大约是在美国革命那一段时间中发生的，而且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达到高潮。拉瓦锡意识到了革命的这种汇合。在1790年2月2日，他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了一封非常值得注意的信。他在信中就化学革命向他的这位美国朋友作了简洁的说明，然而他又论及法国的政治革命——因此明确地展示了在他看来这两种革命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他向富兰克林宣布，法国科学家被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的科学家墨守和坚持旧的学说和理论；一个阵营的科学家则站在他这一边。后一个阵营包括德·莫维奥、贝托莱、富克罗伊、拉普拉斯、蒙日以及“一般地说科学院的物理学家们”。在报告了英国和德国的化学状况之后，他断定（杜维恩和克里克斯泰因，1955，127；史密斯，1927，31）：“因而，在这里，在人类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发生了一场自您离开欧洲以来的一场革命”。同时他又补充说：“如果您同意的话，那我将把这次革命看作是充分发展了的甚至彻底完成了的革命。”接着，拉瓦锡转向政治革命：“在给您介绍了迄今为止在化学中发生的事情之后，再给您谈一谈我们的政治革命也许是适当的。我们认为这场革命已经完成，而且再也不可能回到旧秩序”。到1790年2月，国王的专制统治被废除，法国已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主要的权力属于国民议会；然而，直到1790年7月14日新的宪法才被制订出来并得到国王认可。
　　在1790年或1791年，当一场革命在政治领域中充分发展之后，发现拉瓦锡正在思考化学中的革命是并不奇怪的。甚至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发生之前的1773年的实验室记录中他对革命的比较早的涉及，也并非特别出人意料的，因为，到那个时候，政治的、文化的和思想的革命（包括科学中的革命）的概念在法国已经相当普遍了。关于拉瓦锡1773年的笔记，值得注意的是（1）他在其中预言了后来实际上发生的自然科学中的一场即将到来的深刻的革命；也就是说，他能够预言一场科学的革命；而且（2），这个笔记的作者以及这场革命的主要发起者是同一个人。
　　拉瓦锡的贡献
　　化学革命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燃素”说，并以一种以氧气的作用为基础的理论取而代之。拉瓦锡证明，这种气体是空气的一个成分。他认为，空气是气态的物质而非某种容易变态的单一物质的混合物。氧气是燃烧、煅烧和呼吸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物。要看化学革命引起的变化多么深刻，就要注意在那个时候金属性的矿石被看作是元素组成的而且金属元素被认为是混合的（即金属性矿石或“金属灰”和“燃素”的混合物）。从拉瓦锡以来，我们以为金属是元素（如果是清一色的话，即既非合金，亦非混合物），以为金属及是金属元素和氧气的混合物。化学的语言把新的知识反映在诸如“氧化物”、“二氧化物”、“过氧化物”等等名词之中。新化学的基本内容包括现代的元素概念，化合物概念和混合物概念；元素表（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极其相似）的产生；对已知化合物的化学分析。
　　化学革命利用了通称“质量守恒”或“物质守恒”的一般原则。这一原则阐明：在一个化学反应中，所有参与反应物的总的质量（或重量泌定等于所有生成物的总质量（或重量）。现在对所有科学都带有根本性的这一原则，那时并不是化学理论的根本原则。如果这样，那么就可能存在一个惊论（设想燃素是一种物质，而且因此——在牛顿学说的意义上——具有质量和重量）。因为实验证明，在由金属灰十燃素=金属这个等式所指定的过程中，金属灰的重量要大于金属的重量。一些坚持燃素说的人通过把一个“负重量”让与燃素来解释这个矛盾，而其他的人则试图把质量或重量问题归结为一个比重问题（见帕廷顿和麦凯，1938，第3部分）以寻求出路。普里斯特利则比这两种人要高明得多。他直率地说，在自然科学中，重量（或质量）并不总是一个主要的考虑。当然，他是对的。不从质量或数量方面加以讨论的有形的“物质”的三个例子是：牛顿的以太，富兰克林的电流以及（拉瓦锡所相信的）热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新化学的原则是如何具有革命性。我们可能注意到，拉瓦锡对上述等式的修正（金属灰=金属十氧气）为物质守恒的基本原则提供了实验的证明（因为空气有重量）。
　　拉瓦锡对氧气（或空气的要素）在燃烧和锻烧中的作用的分析被记录在1772年11月1日的一篇学术短文中（这篇短文曾于1773年5月5日在皇家科学院宣读）。他在该文中指出，“硫在燃烧时不但不会失去重量，相反会增加重量”，而且，“磷也是相同的情况”。他接着说，这一“重量的增加来自在燃烧过程凝固的大量空气「实际上，正如他后来发现的，只是空气的一部分，即氧」”。他注意到，这个发现导致他相信：“对于由于燃烧或煅烧中而增重的所有物质来说，很可能会发生”同样的现象（艾德1964，61；麦凯，1935，117）。1773年关于“物理学和化学中的革命”的论文（笔记）基于一系列“用新的装置”进行的实验，目的在于“把我们关于进入化合或从物质中释放出的空气的知识与其他已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以“形成一种理论”（梅尔德伦1930，9；贝特洛1890，48）。
　　我已经提到关于氧化物的新的化学名称。依据新理论的更严密的逻辑而改变现有的名称，是科学革命的特点。在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动脉和静脉方面这个过程的一个例证。在1787年，路易斯·贝尔纳·居伊顿·德·莫维奥、克劳德·贝托莱以及安东尼·弗朗索瓦·德·富克罗伊与拉瓦锡合作创制一种新的术语表——这些术语将依据拉瓦锡的新的化学理论反映物质的实际化学成分。这四位合作者在1787年出版的《化学命名法》是一部第一手的革命文献，是拉瓦锡活跃的思想框架的关键。不仅新的名称依赖于拉瓦锡对化合物的分析，而且名称的次序也可以提供关于氧气饱和的相应的程度的情况。例如，含硫的盐可以是硫酸盐或亚硫酸盐；而且一般说来，原子价较高的酸（以及……酸盐）是渗透着氧气的那些酸或酸盐。但是，含硫而不含氧的化合物则是-ides（复数），正如在硫化钾中那样。与此相似，一种钾和氧的化合物就可能是氧化钾（而且就其他金属元素来说也是如此）。在他的《化学初论》（1789；1792年又出版德文版，1790年出版英文版，同时还有荷兰文版，意大利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一书中，拉瓦锡强调哲学家孔狄亚克的影响。孔狄亚克曾说：“推理的艺术依赖于一种做得好的语言”。属然我们对拉瓦锡的陈述可能需要有所保留（格拉克1975，112），但是他明确地说，这个最终的论述源出对语言和命名的考虑——在“我没有能够阻止它”的情况下，已形成为一个化学体系。
　　对这场革命的认可
　　几乎在同时，出版物中都公认已经发生了一场化学革命。拉瓦锡的朋友和合作者让-巴蒂斯特-米歇尔·比凯在1778年出版（古夫，1983）的一本小册子中比较早地提到这场革命；这本小册子是在一年前向巴黎医学院宣读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比凯认为，新的化学的“气体学说”充分说明了当面对新的发现时必须抛弃旧观念的原则。他说，没有什么能比关于气体的新发现“在科学中产生了一场如此巨大的革命”并且“对这一美好的科学的进步作出了如此多的贡献”。
　　古夫（同上）已经找到了很可能是在出版物中提到拉瓦锡化学革命的第一个人。它是在拉瓦锡刚刚开始一系列将导致关于燃烧和空气的一种新观点实验之后提及的。安托万·鲍姆写作了一本论述化学的三卷本著作，他在1773年的出版物中提到这场革命，那时，拉瓦锡私下曾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信念：他的研究计划将“引起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一场革命”。在这个时候，拉瓦锡已经确信，燃烧引起与空气（或一部分空气）的化合，应当放弃燃素说，但是他尚未出版关于这个主题的任何东西。鲍姆在他的论文的一个附录中，在讨论新的发现，尤其是“凝固的空气”（二氧化碳）及其特性时，提到了化学中的一场革命。鲍姆说，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凝固的空气带有必定使燃素遭到抛弃的“特性”，并且取而代之。他继续说（古夫1983）：“在这同一些自然科学家看来”，凝固的空气“将引起化学中一场彻底的革命[总体的革命」”，而且，甚至“改变我们知识的秩序”。因为鲍姆与拉瓦锡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所以，我们对他是如何听到拉瓦锡的革命思想的这一点并不清楚；我们只能设想，鲍姆试图用“物理学家”这个短语概指拉瓦锡及其追随者——那么，就其他人而言，谁在进行这样一场革命呢？
　　亨利·格拉克（1976）为我们追溯到了其后对化学革命的认可。比凯1778年出版的那本书并不是特别有名的。格拉克发现，对于广为宣传拉瓦锡所引发的化学革命的概念起最大作用的作者是富克罗伊。富克罗伊甚至在他的《自然史创级教程》（1782）中“转向拉瓦锡的新化学之前”就曾提到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他在此写道：“只有当更进一步的实验使我们确信所有的化学现象都可以依靠气体的理论而无须乞灵于燃素而得到解释时，才能有更合适的教程。”他特别指出，他的同行化学家麦克尔确信“新的发现必定在化学中引起伟大的革命”（富克罗伊，1782，1：22）。在后来的版本中，富克罗伊谈到每天都赋予我们的理论以新的力量的新的发现。由于富克罗伊《自然史初级教程》（1782）以及富克罗伊在其中谈论“革命”的其他著作的普及，格拉克断言，正是富克罗伊在认可和褒扬“化学中的革命”或其他相同说法并使之规范化方面起到了最有效的作用（关于更进一步的论述清参看斯米顿1962年的著作）。特别是，有一篇对拉瓦锡的巨著的很长的评论——“由富克罗伊和J．德·奥恩署名”，而实际上是富克罗伊“写作和提交的”（格拉克1976，3）——指出，“化学在近年所经历的革命实际上是M．拉瓦锡先生所作的一系列实验的结果。”这个评论是“作为拉瓦锡《化学初论》第一版第二次发行时的一个附录第一次出版的，而且还继续发表在此后的版本中”（同上），所以，拉瓦锡在完整表述他自己的理论的同时，也宣告了革命的产生。
　　格拉克同时还发现，甚至“在拉瓦锡1789年发表《化学初论》从而建立起他的新化学理论之前”，在爱尔兰化学家理查德·柯尔万论述燃素的著作的法译本的一篇序言中就已经提到正在进行中的这场革命。被认为是拉瓦锡夫人——（根据格里莫克斯的权威之见）被普遍认为是该书的译者——所写的这篇序言中，解释了为何加了一连串的脚注以在每一个步骤上都驳斥柯尔万的燃素说观点。拉瓦锡夫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注释，那么“这部著作可能就不足以推进正在化学中进行的那场革命。”
　　这个记录还应当包括已出版的论及革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拉瓦锡本人的论述。这个论述（就像富克罗伊提到的麦克尔的看法，柯尔万一书法文版的序言以及比凯的观点）在拉瓦锡把他整个的理论发表在《化学初论》之先。根据是“论关于改进和完善化学命名法的必要性”这篇论文。它是“拉瓦锡先生在1787年4月18日巴黎科学院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宣读的”，并且作为《化学术语分类法入门》（巴黎，1787）一书中介绍性的章节发表。文中拉瓦锡并没有说化学术语分类法的改革构成化学科学中的一场革命，或者这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相反，拉瓦锡宣布，“新的方法”将“在讲授化学的方式中引起一场必然的甚至迅速的革命。这个例子使我们回想起早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前，在描述数学中的革命时，丰特奈尔援引了这样一条原则：科学中任何一场真正根本的革命都意味着教育中的一场革命。
　　拉瓦锡的预言迅速得到证明。在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96年写的一本小册子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这本小册子是在《化学术语分类法入门》出版九年之后、柯尔万的论文的法文译本出版八年以后问世的，“莫维奥、拉瓦锡、普莱斯、蒙日、贝托莱和富克罗伊对此作了注释”。普里斯特利在谈到“贝托莱、普莱斯、蒙日、莫维奥、富克罗伊、哈森弗雷茨先生，以及柯尔万先生的尚存的答辩者”时，“对燃素说作了简短的辩护”。他在开始时说，
　　几乎没有哪些革命（即使有也极少）如此规模之大，如此突然，又如此普遍，以致现在通常所说的新的化学体系和反燃素说是如此盛行和普遍。反燃素说的主要对象是施塔尔的燃素说，而他的燃素说曾一度被认为是科学中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发现。
　　普里斯特利认为，这场革命的步子是如此巨大，以致“过去二、三十年中的每一年比上一个世纪任何十年的时间对科学，尤其是化学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然后，他表示承认，“这种新的理论”被认为是“具有如此牢固的基础”，从而“一种新的术语分类法——人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它——被发明和创造出来”——“人们现在几乎普遍使用”这种分类法。结果是，“不管我们采用还是不采用该体系，我们都必须学习新的语言”。因为，假若不学习这种语言，那就不再能够“理解某些最有价值的现代出版物”。这就证明了在拉瓦锡所说的教学和化学术语分类法的革命与化学中的革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我们也许注意到，拉瓦锡的实验室记录的发表（由M．贝特洛1899年发表在一本题为《化学革命：拉瓦锡》的书中）在历史的记录中通俗地并且永久地固定住了化学革命这个名称。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正如莫里斯·克罗斯兰在1963年所说的），G．－F．维奈尔显然最先提到化学中的一场革命，并且预言了这样一场“革命”《百科全书》，’1754年版，“化学”这个词条）。
　　显然，拉瓦锡的化学革命经过了一场科学中的革命所经历的全部检验。所有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它是一场革命，正如它在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被看作是一场革命一样。此外，整个化学科学及其语言都遵循着在化学革命中所提出的方针和路线。因此，化学革命是科学革命的一个示范性的例子。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5章 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 　
　　　当在18世纪末从事写作的时候，康德是会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阐述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哥白尼引发了天文学中的一场革命。而且，到那个时候，人们已相当普遍地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概指科学、审美以及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进变革。那时，“革命”还很渺茫。因此，考虑到康德在哲学史中的突出地位，他关于革命、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对于我们研究18世纪的这些概念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学中的创新归之为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兴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话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权威著作《世界图像的机械化》（1961，299）中断言，“自康德以来，‘哥白尼革命’这个概念一直是对某种见解或看法的根本改变的一个确定的表达，而且在科学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纪与近代之间分界的实际日期”。大量论述康德思想和哲学史的著作都认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一场哥白尼革命相比较。几年前，开放大学（这是英国电视台在群众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一项大胆尝试。它给予那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到某所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人相当于学士的学位）节目“第二水平线”开设了“革命的时代”这一课程。其中两个主要的单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思辨哲学”，另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道德哲学”。在第一个单元中，作者（维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学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从未明确把这个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创造。在第二个单元（汉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说，“康德本人并未明确把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努力与‘哥白尼革命’相比较，正如他并没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此相比一样。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人们也经常这样说），这个比较既适用于前者，同样也适用于后者。”
　　既不熟悉有关康德的文献，也不通晓哲学史的读者不可能知道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确信是如何近于普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著作家中间）。下面是我们随便选择的几个例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谈到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中所计划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革命与哥白尼发动的革命相比较。（佩顿1936，1：75）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当康德声称引发了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发动的革命那样的哲学中的革命时他的含义了。（布罗德1978，12）
　　康德将这种设想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较。（林赛1934，50）
　　他坚持认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损害经验世界的经验现实，就像日心说也不改变或否认经验世界的现象一样。（科普尔斯顿1960，6：242）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与哥白尼相比，并且说他已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5，707）
　　康德说他自己已经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8，9）
　　康德进行比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在两个假说中发现了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很久以前无人表示异议的基本假设的彻底修正。在一种情况下，假想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另一种情况是观察者的被动性。（韦尔顿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标志着他自己认为是作为一场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外，在其中没有什么哥白尼的东西……因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场革命来说，严格地讲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亚历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一个思想为“哥白尼革命”。（波普尔1962，180）
　　康德相信，他对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学中一场事实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哥白尼革命’，从而对问题作了简洁的陈述。（卢卡奇1923，11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将称他的哥白尼革命的东西……（谢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学说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个伟大的、个人的哲学成就。关于这一点，康德本人曾几次提到。（奥伊泽尔曼1972，121）
　　关于康德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兹1971，22－23）
　　康德对自己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而高兴……——这场革命可以与哥白尼在宇宙论和数学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动，他的“哥白尼革命”。（维尔莱明1955，358）
　　我们所作的这一系列引证使人们对哲学家的中间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更确信无疑了：（a）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认为他自己在哲学中的根本创新，是那场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哥白尼革命，或者说像一场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时的时间随便翻阅一下图书馆的书架，就可以发现至少几十个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并且发表在由我们第一流的学术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百科详编》（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谓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部分，被形容为“详解”；1973，10：392）的权威说法是：
　　康德骄傲地宣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由于把恒星的运动部分地归之于观察者的运动从而解释了恒星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康德则通过揭示客体与心灵相符合——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而证明了心灵的先天原则如何适用客体。
　　许多论述康德或哲学的著作都包含有关于“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1962，180）的章节。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讲座期间，在谈到“寻求确定性”时大胆地断言：“康德声称从有知识的主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从而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演变[原文如此，应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后相当不谦虚地把他本人对哲学的贡献评价为与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样重要的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又在他的《猜想与反驳》重新发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在此引证了康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获得它的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对此，波普尔评论说：“这个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个思想”（p．180）。一本专门论述《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维尔莱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的已经出版的文献汇编中，至少有三篇论文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论文的标题就是“休谟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们谈了这么多之后，如果再说康德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较，无论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对于我本人来说，看来肯定是令人惊讶的。而且我肯定读者会充分理解为什么在最后编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时的德文本以及现在流行的三个英译本L．J．M．D．米克尔约翰，1855；马克斯·缀勒，1881；诺爱·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许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确信，在至少三种语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权威可能使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继续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讲座的听众中，是否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对他的错误的注意？在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上，就没有一个康德学派的学者曾经用德文或英文阅读康德的著作，并记得他实际上说的什么吗？在1974年以“科学与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的哥白尼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斯特奈克，1975）对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较（C．科恩，1975）。有一篇学术评论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克罗普赛，1975）。这篇评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卡尔·］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学说成是一场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产物”（105），但是评论者没有纠正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位读者这样做。
　　那些论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实际公康德的所谓类比提供了根据的作者让读者参看《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于1781年）。我们一会儿将看到，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对科学（数学和实验物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知识发展中的革命进行了讨论。关于哥白尼康德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引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页，即Bxvi页）：
　　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以“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之假定，不能说明天体之运动，哥白尼乃更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以试验其是否较易成功（《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13页）。
　　这里，人们不必是一位德国学者，甚至也无需对德国语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引的这段话中，康德所说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图”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场革命而言”。在今天人们公认可靠和权威的译本中，诺曼·肯普·史密斯将康德所说的“哥白尼的最初设想”改为“哥白尼的基本假设”。这也许可以提供对康德的意图的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完全背离了康德本人简单的和明确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给原来德文中的短语加了一个脚注。他的译文是：
　　因此我们恰恰应当依据哥白尼的基本假设[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进行。由于依据“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这个假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天体的运动，因此他作了这样一个尝试：假若让观察者旋转，而星球静止不动，那么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释（1923）中，读者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写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中，人们假定，行星表面运动的所有复杂性都是现实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中，人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有一部分是由于观察者在一个运动着的地球上的位置而产生的。比较早的形而上学也作了类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征（现象）都具有超出认知心灵之外的一种现实性，正如行星运动的复杂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家看来也具有现实性一样。然而，康德的新观点设想：我们知识的对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们的心灵与我们感觉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康德对‘物自体”（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区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传统观点，因为在天文学和数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未遭非议的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基本设想的彻底修正”（韦尔顿1945，77）。也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假定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设想的是观察者的被动性”。许多哲学家指出，康德的所谓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贝特兰·罗素（1948，9）所说，“康德说他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说完成了一个‘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会更准确些，因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从此推翻人的权威地位的中心”。
　　无论康德的实际意图如何，他显然而且肯定不是说他完成了（或将完成）形而上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一整段话（B xvi）不包含任何这样的说法，而且它既没有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提到在形而上学中的任何革命（无论是实际上的或是即将来临的）。但是，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却存在形而上学中发生一场革命的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没有提及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开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识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陈述康德的革命观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两个地方——它们都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个注释中。在这个注释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释了“天体运动的根本规律”——大概是开普勒的法则——如何“给予哥白尼最初仅假定为一种假说的东西以已证实的确实性，且在同时又产生出联结宇宙的无形力量（牛顿的引力）的证明。”康德又说，假若“哥白尼不敢于在观察者中而不在天体中探求所观察到的运动”，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将永远木会被发现”。在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发现康德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即他相信曾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它们甚至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是到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方发生了一场革命。这些句子确实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认为的“与[哥白尼的」这个假说相似的观点的转变”的作用。就[哥白尼的」这个假设而言，康德“在这个序言中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它总是假设的）的这些最初的尝试的特点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断言——这个假设将“在《批判》本身之中，从我们关于时空之表象的性质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证明其为必然的，而非假设的”。
　　在康德的论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时以及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段落中出现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与革命的观念无关。简而言之，一场自称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历世纪末所谓的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样，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尽管在著名的杂志上至少有三篇学术文章试图告诉广大的哲学家们康德并没有把他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罗斯，1937；汉森，1959；恩格尔，1963），但是，著名的哲学家们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仍然给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个显著的位置。
　　康德对于科学中革命的看法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是值得注意的。18世纪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以及在科学中产生某种全新东西或直到那个时候才存在的某种东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飞跃，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康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所谈到的第一场革命是找们知识的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场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词的新的含义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这个术语而言，严格地说，康德是一个新思想家（现代人）而不是一个传统拥护者；他所说的“革命”不是指某个循环的变革或某个盛衰，或回到从前的某个更理想的状态，而是与过去进行完全而彻底决裂的一个根本的、前进的步骤。
　　在康德看来，第一个革命发生在数学之中并且在于把一种陆地测量的经验知识转变成一个演绎体系。“真实的方法”如同“在论证等边三角形性质的第一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显现的”“新的光明”而被发现。关于这件事，康德说（1929，p．19＝B xi-xii）：
　　他所创建的真实的方法，并不在检验他在图形中或在图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见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图形之性质，而在发现所必然包含于“他自身先天地构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现此先天的事物于他自身的构成方法，以把它表现于图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确实性而认识任何事物，那么，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之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这里把“科学的荡荡大道”与“盲索”作了对比。这个对比或差异并不总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从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说，在逻辑中，理性仅论究其自身，但在科学的几何学中，理性则被用于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几何图形——尤其是等边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于认识到，“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对概念的分析都无助于我们证明任何数学的真理”（佩顿，1937，366）。仅用眼睛观察，或者依靠检查以确定等边三角形的性质是不够的，考察关于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运用……康德所说的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天地展示与我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觉。”因此，“康德认为最早的数学家的发现似乎是”（同上）：
　　必须依据他本人思索的并先天地展示出来的合乎概念的东西构造图形；而且，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识，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认为（1929，19＝B xi），几何学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必定是由于某一个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这个人指出了“这门科学必须进入的途径，遵由这个途径，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展中的确实的进步。”
　　康德坚持认为，“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远比发现绕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线要重要得多”。然后他又提到“这场革命的纪念”。所以，在一页之上几行文字之中对革命有三种不同的提法（两次是作为“Revolution”，一次是作为“Veranderung”提出来的）（p．19＝B xi）。
　　在紧接在后面的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建立于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自然科学花费了比数学长得多的时间才进入“科学之大道”的。康德说，“只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培根才“部分地开始”这个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经走上”创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道路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新的生气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饰地“推溯实验方法史的正确途径”。在此，他仅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尔这几个人的实验以为例证。他断言，物理学经历了一场“其观点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对于康德来说，“物理学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据的‘幸运的思想’是，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的渊流而不能知而只能从自然学习的东西，理性必须在这个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的东西作为其指导”。正是在这方面，“自然研究在数世纪的冥行盲索以后才进入科学的坚实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话的起源
　　在讨论了数学以及实验的或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之后，康德转向了形而上学，“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p．21＝Bxiv）。他把这一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了比较。他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由于一场突发的革命而变得今天这样繁荣的”（pp．21－23＝B xv－xvi）在这个讨论的第三页上出现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这样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可以逐字译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这里，康德的观点显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的看法向一个旋转的观察者的观点的转换。他表明，当人们使观察者的运动脱离太阳、行星、恒星的已观察到的或表面的运动时，那么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逻辑在先而非历史连续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说哥白尼开始或创始了——天文学中、科学中或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他又为何不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前面几页，他还在讨论科学中的革命，而在这一页一开始他又谈到科学中的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没有这样说。这个事实在讨论康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被置于其中的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候，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当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开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导致注释者们认为康德提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说，他认为他的书给予形而上学以科学方法的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哲学家应当尝试模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为同样的理性知识类推于形而上学的模拟可能允许的范围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后，康德又谈到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一种成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一件不可轻视其价值的礼物”，因为“理性将因而能遵循科学的坚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没有审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说形而上学中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吗？康德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的论述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遵循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学中发动一场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纪科学家——西默尔、拉瓦锡、马拉——的行列。这些科学家都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引发和制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没有说这场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举哥白尼或天文学为证。因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说过，他对哲学的重大贡献是（或将是）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又怎么可能是如此错误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论述了形而上学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个比较长的脚注，其中谈及哥白尼和牛顿。注释者们的错误可能由于把关于形而上学中的革命的句子与前面的那个脚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康德用的是“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学家的例子，所以在我们看来，任何可能的（尽管是未必有的）联系都是与一场牛顿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联系。无论最初错误的根源如何，作者们显然是彼此以讹传讹，而没有仔细审查其来源。尽管有三个关于康德从未描述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诫，而区也没有多少人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发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这个错误在哲学文献中还是年复一年地存在了下来。
　　正当我完成对这一章的最后修改时，我又见到四本继续存有这个长期错误的书。一本是罗杰·斯克鲁顿写的，作为“昔日名人”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强调“康德所说的他在哲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的一部伟大的杰作（初版于1918年）。这部著作已译成英文。书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导言”（1981，vii）一开始就讨论了“康德在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在其中还读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康德把这种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描述为批判的和先验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尔特·考夫曼写道（1980，87—88）：“康德声称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个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颠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对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聋的攻击”，因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学史辞典》（1981）中有一个论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条目，它强调这个表达方式可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哥白尼“将一种日心体系引入天文学”，其二是“这样一种体系以带有开普勒所提出的椭圆形轨道的经过修正的形式在17世纪牢固地确立起来”。该条目最后评论到：“人们同康德一样，用‘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够促进思想进步的观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这同一本辞典后面有关康德的条目中，对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没有任何涉及。
　　把哲学或形而上学中一场自称的哥白尼革命归因于康德并非最近的发明。在1799至1825年期间，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学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讲座中——公开说，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经着手进行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法国人夏尔·德·维拉尔把大量解释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献给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击者》中一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维拉尔说道，康德对人类知识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认为在形而上学中需要一个类似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完成的革命”（p．7）。然后，维拉尔用与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时（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术语和措词，解释了康德革命的性质。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学》中（1801，PP．Viii－x），维拉尔暗示，笛卡尔、拉瓦锡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经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
　　十六年后，维克托·库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话题。库辛是他那个时代阅读最为广泛的哲学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书有许多版本并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持讲座期间，把康德与哥白尼革命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些讲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编者为此所写的“按语”说，这些讲演是在法国大学中对康德体系的最早介绍（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们清楚地知道，库辛在1816年也讲授过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时，他的德语水平特别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当他能够从德文原文阅读康德著作时（1：255，n．2），库辛解释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起了一场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发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讲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库辛说，“康德意识到他正在进行的革命；他充分认识了他所处的时代并理解了时代的需要”。然后，他又用与他在1817年的讲演中几乎相同的语言重新概括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在1818年，菲利普·阿尔贝·斯特普费尔写的一篇论述康德的重要文章被收入参考著作《全传》第22卷中。该文的一个脚注解释说，夏尔·德·维拉尔本来在写这篇文章，但他后来又让斯特普费尔代劳，因为即将离开人世，故他无力赋予这篇论文以预期的形式。斯特普费尔讨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但在第239页他又称第三版），并且明确把完成哲学中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归于康德。他说，康德“认为他有责任在思辨科学中引发一场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鲁土人哥白尼已在自然科学中完成的革命——这个类比是康德本人的思想”（p．239）。在pp．239－240，斯特普费尔相当详尽地发挥了这一思想，最后他明确地提到哥白尼：“我们将不再围绕事物旋转：由于使我们自己成为它们的中心，所以，我们将使它们围绕我们旋转。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类似于库辛的描述的这个陈述，将使康德具有托勒密而非哥白尼的地位。但是，无论库辛还是斯特普费尔，似乎都没有像后来人那样认识到，可以把这场革命叫做托勒密式的反革命。
　　1825年，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书》（第20卷）中一论述哲学的条目里，托马斯·沃格曼从《全传》中引证了一段把康德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联系的文字并译为英文。虽然这段文字是由斯特普费尔所写，但是沃格曼却把这个条目归维拉尔所为。根据沃格曼的译法（p．151），康德“认为他注定要在思辨科学中完成一个类似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鲁土人哥白尼在自然哲学中已经完成的革命；这个类比的想法最初是由康德本人作出的”。沃格曼继续随着斯特普费尔发挥。斯特普费尔最后得出结论说（同上）：“我们将不再围绕事物旋转，而是在使我们自己成为它们的中心的同时，使它们围绕我们旋转。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
　　沃格曼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书》有关哲学的条目及其他条目中把康德与革命和哥白尼联系起来。在关于哲学的条目（1825，129）中，沃格曼对康德和哥白尼展开了充分的比较，同时又特别指出：“我禁不住对这两位伟人进行有希望的类比。康德创立了一种与哥白尼的理论同样富有想像力的理论；而且，如果它像哥白尼的理论那样经受住时代的检验，那么它将引发和完成的革命同样也将是光荣的”。
　　维拉尔（1799）、库辛（1817；1820）、斯特普费尔（1818）和沃格曼（1825）并不是在这个比较早的时期把康德与哲学中的一个哥白尼革命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几位作者。另外一个人是斯塔尔夫人。在1813年伦敦版的《论德国》（这也许可以看作是第一个版本，因为1810年的巴黎版在法国被禁止发行，那时，该书的印刷尚未完成），她断言（3：13-14）。
　　路德说，“人类精神就像是马背上的喝醉酒的农民；当他在这边起来后，他又倒向另一边”。所以，人在他的两个本性之间不断地来回变动、摇摆：有时，他的思想使他脱离他的感觉，而有时他的感觉又吞噬他的思想，而且他又企图把一切都归于思想或感觉。不过，在我看来，诞生一种坚定的学说的时刻已经到来。形而上学必将经历一场像哥白尼在宇宙体系中完成的革命那样的革命。它必须把我们的灵魂重新放回到那个中心去并使之像太阳那样转动：外部的客体环绕着它而运动，并且从它那里获得光明。
　　这段话是斯塔尔夫人在谈到培根时说的，但是，在《论德国》的同一部分对德国哲学的进一步论述表明，斯塔尔夫人所思考的是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般）和特殊的康德哲学。
　　斯塔尔夫人并没有说康德本人期望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维拉尔说康德认为这样一场革命在形而上学中是需要的。库辛认为，康德着手在形而上学中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斯特普费尔说康德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思辨科学中造成这样一场革命。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斯特普费尔的讨论概括说：“C’est larevolution de Copernic”，沃格曼译为：“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人们也许注意到，除去维拉尔之外，所有这些作者都把康德对“哥白尼的最初思想”的类比发展成为一个隐喻，这个隐喻远远超出了康德在直接谈及哥白尼的文字中实际上所包含的鲜明性和含义。
　　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的例子是大为有趣的，因为他是18世纪80年代康德哲学的一个著名的宣传者和解释者，而且，他还谈到康德著作中对革命和哥白尼的论述。莱因霍尔德似乎并没有专门就一场哥白尼革命明确写过著作或文章，但是，其中至少有一段可能使其他人把康德与一场哥白尼革命联系了起来。莱因霍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探讨是比较早地介绍和描述这部著作的辅助材料之一。这个探讨见于1794年他的《纠正过去哲学家的误解》一书第2卷中。在第7部分“论《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原理”，莱因霍尔德论述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他说，康德在该序言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指明了形而上学迫切需要通过“批判”来进行的“思想转变”（p．411）。接着，他又相当详尽地摘引并评释了康德关于革命的言论（pp.411－415）。在第415页上，他把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相隔几页的两种陈述并列在一起（见B xvi和xxii页）：
　　“这种情形正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的情况相同。哥白尼假设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因此不能很好地说明天体的运动。于是，他假定观察者旋转，恒星静止不动，以尝试其是否更易于成功”。——“依据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所确立的例证，使形而上学革命化，以改变迄今为止一直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程序，这种尝试即纯粹思辨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
　　在此，这些段落是未加修饰逐字逐句直译过来的，所以，人们也许会明白，它们的并列怎么可能影响到后来的读者并使他们称康德在形而上学中的革命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莱因霍尔德本人并没有明确说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尽管他认为康德“创始并引入了现在完全不可避免的革命”（pp．415-416）。
　　然而，早在1784年，莱因霍尔德（p．6）就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革命。而且，在他著名的《康德哲学信札》的第一篇信札——这篇信札写于1786年8月，因而早于《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莱因霍尔德就已经把康德与革命（pp．124—125）和哥白尼（p．126）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他并没有把两者合在一起从而使康德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发起者。
　　在19世纪中叶，威廉·休厄尔非常谨慎地对康德本人的论述作了忠实的概括。在他的《归纳科学的哲学》（全称为《以归纳科学史为依据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中，他写道：“康德的见解所引起的沉思人类知识的习惯方式中的革命是最全面的。他本人完全不公正地把它与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所引起的变革相比较”。休厄尔让读者参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序言，第xv页”，他明确把康德关于形而上学中一场革命的论述与哥白尼所引入的新的观点区别开来。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6章 德国不断变化着的革命语言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主要通过法语和英语——在17和18世纪进行学术讨论的两种主要的日常语言——的著作描述了科学这一概念和名称的演变、发展，以及这个概念在科学变革中的运用。在这个时候，德语尚未成为世界上科学家们、政治和社会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的通用语言；它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是19世纪的事情。但是，对革命的讨论，以及关于在讨论中所使用的语言的一系列争论开始于18世纪末期。这些讨论和争论的方式此后一直影响到德国的思想以及有关这一主题的写作。
　　看一看德文有关革命的文献，人们就会对两种用法之间的争论留下深刻印象：法文中的“revolution”（革命）一词和可以提出的德文中的代用词，这些代用词中最主要的是“Umwalzung”（暴力变革，彻底变革，革命），其他还有“Umdrehung”（旋转）、“Umsturz”（推翻，颠覆）、“Umschwung”（骤变，根本改变，转变），“Umlauf”（循环，运转）（和“kreislauf”＜循环运动＞）。另一主要用法是德文中的“Umkehren”（翻转，颠倒，回返）。其他的用词还有：“Veanderung（改变或更迭），“grosse Veranderung”（大变革），Staasveranderung（国家的变革或更迭）。
　　‘Umwalzung’一词来源于‘um’（环绕、旋转）和‘Walzen’（滚转、旋转，如同英文中的‘Waltz’＜华尔兹舞＞），而且因此是德文中“革命”一词的同义词。‘Umdrehung’通常用其旋转的直接含义（革命）；例如，德文中‘R P M’（revolutions per minute）的同义词是‘U／min’（Umdrehungen in der Minute）；‘Drehung’的意思是（像车轮那样）旋转、转动，因此也包含着循环交替或革命的意思。“Umstarz”具有“推翻”、‘倾覆”．“瓦解”、“颠覆”、“颠倒”、“天翻地覆”的意思，因此也包含着社会和政治的“颠覆”、“推翻”、“剧变”和“革命”的含义。“Umschwung”意指“回转”，“突变”、“改变”和“回转”。‘Um－lauf’的含义是天文学中的“运行”，也意指“循环”；这后一种含义也用‘Kreislauf’一词表达（正如用‘Blutkreislauf’一词来表达“血液循环”一样）。动词‘Umkethen’还意指“旋转”或“颠倒”（倒转，颠覆）。它也许是与‘Umwalzung’最接近的词，而且是16世纪通用的德文词中与‘revolution’在意义上最接近的词。因此，当路德抨击哥白尼体系（对此，他只听说过，但从未研究过）时，据说他（在他的“席间话”或“餐桌谈话”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Der Narr willdie ganze Kunst Astronomiae Umkehren”（这个愚蠢的家伙企图推翻整个天文学的）。在进行这同一个讨论的一篇拉丁文报告中，哥白尼被视为一个“企图推翻整个天文学的”人（“qui totam astro-logiam invertere vult”），这里“invertere”的意思就是“倒置’域“颠倒”和“推翻”。
　　因为‘revolution’是一个从法文来的（最早是从拉丁文产生）词，所以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著名的《德语大辞典》未曾收入（R卷出版于1893年〕，这使得学者们追溯德国著作家们从中世纪一直到最近使用几乎所有主要语词的方式。但是，在18世纪中叶，词典编纂者约翰·海因里希·策德勒并没有表现出如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在他的巨著《世界百科大全》（从1732年到1750年共出版了54卷）中‘die Revolution’这个条目收入第引卷（1742）。在这一条目之下共有两个定义，但未作任何引证或举例。第一个定义涉及政治的变革：革命“是说一个国家在其行政和政策方面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革”。这个定义是相当宽泛的，因此它同样可以包括进这样一个革命的概念：革命是确立某种全新的、没有前例的东西的行动。同时，它也包含这样一个思想，即一场政治革命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现象，是向某个先前状态的回复。第二个定义显然是循环论的：行星环绕太阳作轨道运行的周期。
　　尽管策德勒引入并介绍了‘die Revolution”这个概念，而且它作为一种德文的表达似乎已完全融合到德语中来，但是，后来的词典编纂者并没有如此简单地接受这个外来词。约翰·克里斯托弗·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在1774－1780年编纂的四卷本《高地德语方言词典》并没收入“革命”（Revolution）这个条目，虽然“革命”（Revoution）这个条目出现在1793－18O1年增订的六卷本中。在这两个版本中间，曾发生过两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以及加速用他们的德语同义语取代外来语词的运动。例如，法语中的‘edition’一词在这时被放弃，转而赞成将两个词根译成德文：‘Ausgabe’（版，版本，版次）。18世纪末这个民族主义的爆发可以与希特勒执政时代的做法相匹配。例如，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外来词（如‘Telephone’被勒令由它们的最相近的纯粹德文的同义词取代（如‘Telephone’就由‘Fernsprechapparat’取代）。
　　阿德隆对上述两个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他直接提到法国大革命，并且讨论了将‘Revolution’一词译成德语的尝试。阿德隆像策德勒那样，划分出了不同的革命变革的类型（革命变革被界定为“事物的过程或关系中的一种全面的变化”）：（1）自然的革命，或自然中的革命是指改变了地球面貌的伟大事件。（2）公民（社会）革命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政体或制度组织的彻底变革，这样一些变革通常都伴随着暴力，如在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过程中所表现的那样。这方面的例证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阿德隆强烈反对“近来”用一个德文词取代‘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企图。他特别指出，在所提出的替代中，“最不成功的”是‘Umwalzung’和‘Staatsumwalzung’（“颠覆”和“国家的颠覆”），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外来词的字面解释”。其他这样的词还有‘Veranderung’或‘Umanderung’（变化，改变），‘Umschattung’（改造），‘Hauptveranderung’（主要或首要的变化），以及‘Staasveranderung’（国家的变革或改变）。他断言，如果人们不得不去在德文找一个‘Revolution’(革命）的同义词的话，那么，‘Umwandlung’（改变，转变，改造）可能是被优先考虑的。
　　对阿德隆的回答见于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卡姆佩的两卷本词典（1801年）中。卡姆佩抨击阿德隆是一个“吹毛求疵的语言学家”，并且要求德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词汇‘Umwalzung’取代外来词‘Revolution’，以作为表达政治变革的语词。卡姆佩还夸耀说，正是他本人在1792年的一篇政治著作中引入了‘Umwalzung’这个词，用以指称法国大革命。而且，他不客气地断言，在过去十年中，数以千计的德国著作家都“称赞”他在他已经引入的新的意义上使用‘Umwalzung’。一位批评家指出，‘Umwalzung’意指一种有形的和有规律的运动（如同地球围绕它的轴旋转一样），因此，用于政治变革是不适当的。尽管这里所说的政治变革有些是以一种和平的、有序的方式发生的，但是，许多其他变革并非如此——尤其是那些受选票和群众行动影响的政治变革。卡姆佩暗示，革命的唯一可允许的含义是一个周期性的事件的最初的词源学的意义，因此这个词不能表示在政治革命中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变革。此外，他还指出，‘Um－wal－zung’中的音节间的连接是比‘Re－vo－lu－tion’中音节的连续更和谐悦耳的。
　　卡姆佩没有讨论‘Revolution’或‘Umwalzung’可以正当地运用于任何激进的变革而不是在政治学领域运用的可能性。这是更为奇怪的，因为他引证了康德（以及赫尔德）的一些话，以说明主要的德国思想家对‘Umwalzung’的用法。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谈论过科学和哲学中的“革命”。几年前，《康德全集》的前九卷都附有一个经计算机编排的动词索引（马丁，1967－1969）。这个全集包含了康德的全部主要著作。表达革命意义的语词出现的次数如下：
　　die Revolution　　57
　　der Umlauf　　　　33
　　die Umdrehung　　25
　　die Drehung　　　15
　　die Umwalzung　　12
　　der Umschwung　　10
　　der Umsturz　　　7
　　der Kreislauf　　6
　　显然，康德使用‘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次数几乎是他使用‘Umwalzung’一词次数的五倍，而且比使用任何其他同义语要经常得多。
　　康德在大量著作中都曾求助于革命概念。在他早期的科学著作——特别是那些论述天文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宇宙发展史概论》）（1900，1970年版；初版为德文版，1754）——中，对天体的沿轨道运行作了相当多的论述。在其《学院之争》（1798；参见康德《全集》，1902年版，第7卷，第59，85，87，88，93页）这篇论文中，他讨论了政治革命。在一本论述宗教的小册子（《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他两次特别提到“人的气质中的一场革命”（1793；康德，1960，41－43）。但是，除去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两次伟大革命的讨论外，康德似乎没有更多地考虑科学中的革命。
　　康德的同时代的人歌德多次提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发生的革命。它们多见于书信、诗歌、散文和游记中。在为他所翻译的狄德罗的一篇论文（1798-1799）所写的序言中，歌德指出（1902，33：206-207），狄德罗已经引起了一场“艺术中的革命”。歌德认为，每一个“艺术中的革命”都会促进“对自然的全面认识”。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1811－1831）中说，在文学中也发生了革命。他本人就参加了不止一次“德国文学的革命”（同上，1902，24：52）。他在1820年说，展望中的某些发展也是“革命性的”（37：119－120）。那些断绝和放弃对过去的依附或迷恋的人总能产生一个革命性的变革”（“revolutionaren Ubergang”）。在他的一个格言中（4：221），他谈到那些认为他们可以保持克制的弱者的愚蠢的‘革命观点’（“revolutionare Gesinnungen”）。
　　歌德对于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他的引起人们广泛争论的《颜色学》（1810）以及辅助性著作《颜色学史资料》中。这是歌德展开对科学史论述的唯一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歌德称赞培根拥护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尽管曾经接受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育，但是培根却赞成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对于歌德来说恰为一典型例证，即通过这种方式，“革命的思想”，即“革命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人的贡献，而不是在普遍的社会背景之下的缓慢的吸收，而得到发展（1947－1970，6：147）。歌德还特别指出，培根的能力和活动是“对权威的反叛”（“gegen die Antoritatanstrebende”），并且用“revolutionarer Sinn”（“革命的意识”）这个短语来描述培根的思想和影响的特点。他具有一种革命的意识和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最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中（p．152）。这是歌德就在一场激进变革的意义上的科学中的革命这一主题所曾作出的最清楚的表述。
　　但是歌德的确赞成科学变革的循环论，虽然当他在《颜色学》中就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时并没有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革命”这个现行的词。他认为，历史就像是活的有机体，从来就不是静止的：“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事物在不断进步，但它从来就不是直线的，所以，前进的运动是循环的，实际上是螺旋状的或盘旋上升的——就如同植物的生长一样。歌德对植物的螺旋状生长趋向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研究。就这种关于历史以及科学的历史发展的观点而言，歌德受到维柯的《新科学》的影响。《新科学》是启蒙运动时期表述循环论历史观的主要著作。歌德阅读了这本著作并赞成其学说（菲埃托尔1950，131）。在其笔记中，歌德详细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循环，以描述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见格罗特1972，14—18）。
　　在德国有关革命的著作的历史中，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观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的著作被如此广泛地阅读。他在1845年到1862年期间撰写并出版了五卷本的《宇宙》这部空前的科学巨著。在这部巨著之中，洪堡试图运用受过教育但没有经历专门的科学训练的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对整个宇宙的物质结构进行精确的全面的描述。这部著作对所讨论的每一主要学科的科学史都作了表述。据估计，这部著作在19世纪50年代销售了八万多册。几个不同的英文译本也已出版。
　　洪堡把宇宙的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开始于古希腊，而最近一个时期则是以17世纪望远镜的发明为开端的一系列科学发现。他写道，假如印度人的（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为希腊人所知的话，那么，在关于宇宙的数学知识中就可能会产生一场革命（“eine Revolution”）（1845—1802，2：198）。洪堡声称，哥白尼已在天文学的世界观中引起了一场革命（‘Umwandlung’，198），并且也引发了一场“科学的革命”（‘Wissenschaftliche Revolution’，350－351）。洪堡写道，“哥白尼所引发的科学的革命难得连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以达到它发现宇宙的真正结构的目标”。当洪堡转向17世纪和望远镜发现之后的天文学，谈到伽利略和开普勒时，并没有像谈及哥白尼时那样使用“革命”这个术语。就此而言，他也许是步历史学家J．-S．巴伊的后尘。洪堡也并没有认为牛顿的成就是一场“革命”，也许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牛顿及其万有引力定律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而且只是附带地提及。这可能是歌德著作的一个影响。歌德的《颜色学》的大部分章节致力于反驳牛顿的著名的光的理论，并且用歌德本人的理论取代这种理论。歌德和洪堡是非常好的朋友。洪堡哲学的许多思想都受到歌德哲学的影响或者说与歌德的许多哲学思想相似。
　　洪堡探讨了“进步的速度得以迅速提高”的方式或途径，并且提出了“所有自然科学中都期待周期性的、无止境的改造和转变”这样一个思想（同上，3：24）。但是，如果说在德文版的《宇宙》中只在几个地方提及科学中的革命，那么读者在E．C．奥特（Otte）所译的英文版中可能会发现有比洪堡当初写这本书时更多的地方提到了革命。例如，奥特（1848—1865，1：48）写道：“愉快的革命”，其实，洪堡原来在这里所说的只是“die gluckliche Ausbildung”（愉快地造就、培养）。
　　在19世纪另一位重要思想家G．W．F．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1817），人们发现，黑格尔依照布丰、赫尔德和施勒策尔的方式探讨了地球上的革命。在其《哲学史》中，黑格尔称以康德为中心德国哲学时期一场“思想方式中的革命”（1927－1940，19：534）。他还坚持认为，来源于牛顿和洛克著作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可以看作是精神活动中的“完全的革命”。虽然黑格尔称赞牛顿和洛克的“形而上学经验论”是革命性的，但他对牛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一态度和立场后来一直延续到恩格斯的著作中。他嘲笑牛顿的光理论是“野蛮的”（1970：2，139），并且严厉批评牛顿在实验方面的愚笨和错误（同上；参看，1927－1940，19：447）。特别是他严厉批评了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开始对开普勒的面积定律（联结各行星到太阳的半径向量在等时内扫过等面积断作的所谓数学的证明。他把牛顿关于正弦和余弦在无穷小三角形中可视为相等的设想看作是违背了数学的基本原理（1969，273）。此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数学完全不可能证明物质世界的质的规定，因为它们是以题目的质的特点为基础的定律”。但是，黑格尔在谈到历史中的革命时的确曾提及科学中的革命。在他的《哲学全书》的第2部分自然科学中，黑格尔说：“一切革命，无论是科学中的革命或世界史中的革命，其发生仅仅由于精神［Geist］改变了它的范畴以理解和检查属于它的东西，以便以一种更真实、更深刻、更直接和更统一的方式获得和掌握自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名的科学著作《反杜林论》的另一个标题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在英文中，这一标题被译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的革命”。但是，人们对于恩格斯的意图尚存有一些疑问，因为他在文中用了两个词：‘UmwalZung’和‘Revolution’。这一问题显然使一位法国翻译家感到困惑。在第一个法文版本（1911）中，翻译者不愿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的革命”这个可疑的标题，而是采用了一个描述性的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反对杜林”为副标题。然而，作者在修订本书时把这一标题改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引起的混乱”（1932）。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一处提到科学的‘Revolution’或‘UmwalZung’（参见下面第23章）。
　　在19世纪，如在20世纪一样，‘Umwalzung’作为‘ReVolution’的对应词而流行和通用。两者之间主要的差异似乎是（而且现在仍然是）：‘Umwalzung’很少用于——就我所知———循环的或周期性的事件，如一颗行星在其轨道中运行（revolution），而且通常也不用来指示“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或俄国革命。科学家们（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谈及科学中的革命时，既用‘Umwalzung’，也用‘Revolution’。然而，我还没看到有谁用‘Umwalzung’来称呼科学的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7章 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并非科学中的一次革命，甚至也不是直接或主要以科学的运用为基础的一次革命——我们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像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染料制造业中的革命这样的名副其实的革命。但是，它是一场其时间跨度包含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以及化学革命的革命，而且，它像化学革命一样，在那时被认为是人类事务中的一场革命。因此，在任何历史中都必须认识到，这场革命的中心论题包括对在政治领域之外发生的革命愈益增强的自觉和意识。
　　在此我不想探究产业革命的性质和重要性，关于这一主题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文献。这样一个探究将使我们远离话题，而考虑超出本书主要焦点的论题。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产业革命主要对于它的历史编纂学中的相似之物（和不相似之物）有意义，而且对于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的概念也是有趣的。
　　产业革命与科学革命或科学中其他革命共同的主要的历史编纂学问题是确切地介定名称的含义；然后是一个双关问题：这样一场革命何时发生，它实际上是否已经发生。当我们把《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2）和后来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中对待产业革命的态度作一番比较，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前后变化就一目了然了。前者用十三个对开页的篇幅介绍“产业革命”，而后者只是告诉读者“参见‘经济增长’，‘经济和社会’，‘工业化’‘现代化”’这些条目。依照思考社会科学的新的时代，产业革命不再是一个主要范畴。事实上，在这四个条目当中，只有一个条目（“工业化”）提到了产业革命。其中有两段专门论述这一事件。第一段指出，这个短语“长久以来一直被用来指称大约从1750年至1825年这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机械学的原理，包括蒸汽动力，在英国被应用于制造业”，从而引起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显著变化”。第二段强调，“在学者们中间，就产业革命在英国的发源这个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指出最近学术界的看法（迪恩和科尔，1962）“对在英国经济的产业结构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产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特点提出了疑义”（p.253）。
　　甚至1932年那个比较旧的条目在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名称“作为一个称号，被公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被人们称为“一个不幸被选择出的称号”。它指出，“人们主要是反对用革命这个词”。经济史学家“运用了这个短语”，但是，他们这样做反而“使得人们更含糊并作许多内心的保留”（p．4）：
　　他们不喜欢在这个术语的任何一般可以接受的意义上所说的在经济事务中发生革命的提法。伯尼说，“突然的巨大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是不一致的”；塞说，“在经济史的大舞台上，没有发生过任何突然的场景的置换；而李普森经过对17和18世纪的研究之后断言，“在经济发展中没有任何中断，却总有一个恒久不变的进步和变化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中，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几乎是人们感觉不到地掺杂在一起”。
　　不过，1932年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承认，“尽管存在许多含糊不明之处，但是这个术语还是维持不变，而且也没有创造出更好的词来取代它”。在关于“产业革命的观念”的一篇演讲中，G．N．克拉克牵强附会地指出，当S．J．克拉彭“撰写关于1820年以来英国经济发展史的伟大的权威著作时”，他“避免了提出一个替代［产业革命」的术语的学究式的想法，但是（我无意认为）他从未用过这个术语”。
　　关于“革命”一词在科学中的第一次使用，科学史学家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关于产业革命，安娜·贝赞森发现，保罗·曼托克斯在1905年曾把这个概念和名称归于阿诺德·汤因比（那位知名的历史学家的伯父）：“我们认为，这个提法来自阿诺德·汤因比”；而且，大约在十年以后，W．E．拉普尔德（1914年4月）指定1845年为“这个术语第一次见诸出版物的时间”，并巨断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第一个“公认的使用者”。最近（1962），E．J．霍布斯鲍姆在他的《革命年代，1789－1848》中写道：“正是产业革命这个概念反映了它对欧洲的比较缓慢的影响。那个事件在这个词出现之前就已在英国存在了。直到19世纪则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前例的团体——才发明了它；这可能是由法国的政治革命类推出来的”（P．45）。
　　最早明确提到工业革命也许是在1788年，当时阿瑟·扬指出，“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他所考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近发明的棉织机被应用于羊毛工业。其他人显然使用了诸如“伟大的和非凡的”、“极其令人惊奇的”、“超出人们想象力的”这样一些短语来描述新的技术和工艺（包括蒸汽动力，焦炭炼铁，新的陶瓷工艺和纺织机），虽然只有阿瑟·杨实际上使用了“革命”这个术语。但是，一年之后，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使革命这个概念和名称以其目前最通常的用法而流行开来。而且此后不久，许多人在法国都提到技术和工艺中的“革命”和工业革命。
　　我们对于这个概念和名称在法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安娜·贝赞森在1921-1922年）对这一主题的详尽而充分的研究特别探讨了法国的来源。到19世纪20年代，“产业革命”这个术语在法国似乎是相当普遍的。例如，在1827年8月27曰《世界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一篇文章中，“伟大的产业革命”（GrandeRevolution Industrielle）这个词组以斜体的形式出现在那一页的中间。普罗斯佩·德洛内在1829年把甜菜取代亚麻栽培（flax culture）形容为“这场产业革命的另一个牺牲品”的例证。甚至更早，就有人提到工业领域中的一次革命，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产业革命”（revolution industrielle）这个术语。安娜·贝赞森所发现的最早的例子是埃尔伯夫的尚贝（在1806年12月27日）提出的一条规则。该规则认识到，“这场革命已经给产业带来了好处”。1819年，法国化学家让·安托万·夏普塔尔曾提到纱线制造业中的变革，认为它是“工艺中的一次伟大革命”。在1836年对关税的一个著名的讨论中，拉马丁指出，“它是一场全面的革命，1789年的商业和工业”因此在经济领域把“这场全面的革命”与政治领域中的法国革命所产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性的是19世纪早期在法国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应用科学和专门技术知识在法国工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同人们通常所持的普遍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在英国，工业革命所依靠的与其说是科学的应用，不如说是技术和机械的独创性。安娜·贝赞森援引了许多例证，其中一个例证引自1804年关于染色工艺的一部著作：
　　在这方面，在我们当中发生了一次可喜的革命；我们的工厂不再交托给无知的工人；相反，人们在其大多数中发现了非常文明的有知识的人，受过良好教育的物理学家，而且，人们必须重视他们，以推进实用工艺的进步。
　　在1837年，产业革命显然已载入经济史的文献——J．A．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之中。不到十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已经把无产阶级的崛起与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了。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英译本，1858，9）开始一段是这样说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既是一场社会革命，也是一场经济革命，因为它］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至少两次使用了“产业革命”（industrielle Revolution）一词，但是，他既没有让人们特别注意这个词，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意义；他只是“把它作为某种读者可以理解的东西附带地介绍的”（克拉克1953，14）。
　　阿诺德·汤因比死后出版的《英国工业革命讲演集》（1884）为那些在英国工业化的经验中看到一种类似于历史的伟大政治革命的革命的模式的后来的历史学家树立了榜样。汤因比选择1760年为那次革命开始的日期，而其他著作者原来倾向于他1750年至1760年这一时期作为开始日期，而另有其他一些作者（如约翰.乌尔里克·内夫）则把革命的开始追溯到16世纪中叶。汤因比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在本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此时，保罗·曼托克斯的重要的综合性著作《18世纪的产业革命》（1905；英译本，1928；1964年第12版）在它的第一页上指出，汤因比创造了这个名称。此后，有大量的书籍和文章以产业革命为主要论题，而且，产业革命甚至显著地出现在书和文章的标题中，尽管就这个术语的意义尚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例如，在初版于1948年并反复再版的一部著作《产业革命1760－1830》中，T．S．阿什顿（他遵从汤因比把1760年作为产业革命开始的日期）对“革命”一词是否确当表示怀疑（因为“‘革命’包含着实际上并非经济发展过程特征的变化的突然性”）并且坚持认为，“变化并不仅仅是‘产业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关于这次革命的一个问题是，这次产业革命不像政治革命而像科学革命，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含括两个世纪中约七、八十年。此外，“革命”也不完全是产业的革命，因为产业革命的某些最“革命的”方面恰好是人口统计学的（人口规模的变化以及农村和城市人口传统比例的变化）、农业的和经济的（商业、贸易的增长，现代竞争体制）方面。
　　至少对于那些认为“产业革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的著作家来说，它似乎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我们在第26章将看到与西波拉（Cipola）所表达的下述观点（1973，7）相似的关于科学革命的大辩论的一些实例（巴特费尔德，史密斯，奥恩斯坦）：
　　在1780年至1850年这一时期不到三代人中，一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影响深远的革命改变了英国的面貌。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历史学家经常使用或误用“革命”一词意指一场激进的变革，但是，从来没有什么革命像产业革命这样是如此激动人心地“革命的”——也许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是一个例外。这两次革命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可以说，这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引起了历史过程中的突变。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使人类从一个由狩猎者的野蛮的群体组成的分散的集团（据霍布斯的名言，这时人类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向一个有点相互依赖的农业社会集团转变。工业革命则使人由农夫-牧羊人转变为以无生命能源为动力的机器的操纵者。
　　其他的例证还有：产业革命“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性质以及它同世界其他民族的关系”（兰德斯1969，1）；“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束缚自己发展的桎梏，因此能够持续地迅速地向前发展，从而达到今天人、商品和公用事业的无限制的增加”（霍布斯鲍姆1962，45）。霍布斯鲍姆（1968，13）断言：“产业革命标志着有文献记载的世界历史中人类生活的最根本的转变”。甚至在汤因比的书中也可以找到相当平凡的例子。专门论述“革命的主要特点”的一章开始的两句话是；“产业革命的实质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和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的规则。因此，它不仅是英国历史最重要的事实之一，而且，欧洲两大思想体系——经济科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都归功于它”（P．58）。在这一章中，汤因比强调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土地革命”，这两者“在18世纪末伟大的工业变革中发挥了制造业中的革命——通常人们更注意这个领域的革命——所具有的同样巨大的作用”（p．61）。
　　20世纪伊始，一些著作家即开始设想其他的工业革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2）提请人们注意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朝向合理化的努力以及由于电力和新的化学工序的出现和进步而发生的变化”看作是“新的产业革命”（W．米金）和“第二次产业革命”（H．S．杰文斯）。这两部著作还提出，甚至在这次产业革命开始之前，已经发生了其他的工业革命。早在1894年，J．R．格林夫人就曾写到15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而且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中，H．范韦尔韦克已考虑过11世纪的一种“产业革命”，而V．戈登·查尔德则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青铜器时代末期的一次“产业革命”。这个设想产生过其他工业革命的过程与科学史学家们关于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科学革命的讨论不无相似之处（请参看上面第6章）。
　　产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这样一个方面，即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这两种革命看作是连续的过程，一直延续到2O世纪，甚至延续至今。因此，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62，46）特别指出，产业革命“的确不是一个有开始有结束的事件。问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实质在于，自此以后，革命变革成为规范，它仍然在继续”。
　　依据这些多变的概念，几乎所有论述产业革命的作者都认识到，需要使他们的术语更精确。戴维·兰德斯（1969，1）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细致而广泛的讨论。他指出：“‘产业革命’（小写）这两个词通常指技术创新的复杂性。这里所说的技术创新用机器代替人的技能，用无生命的力量代替人的和动物的力量，从而促成了由手工艺业向制造业的转变，而且也因此产生了一门现代经济学”。这种“产业革命”“已经使许多国家发生了变化，虽然变化的程度各有不同。”兰德斯进一步说：
　　这些词有时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它们通常被用来概指任何迅速的重大的技术工艺变革，而且，历史学家们已经谈到一次“13世纪的产业革命”，一次“比较早的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南部棉花产区的产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那么，我们拥有多少历史地划定的产业革命的顺序，加上那些将会在未来出现的顺序，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多次“革命”；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已经处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之中，第三次产业革命是自动化、空中运输和原子能的革命。
　　最后，兰德斯注意到当把两个词大写时产生的第三种意思。产业革命这个术语通常“指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转变到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过程的第一个历史证明”。这次产业革命“是18世纪在英国开始的，然后又以不同的方式传播至欧洲大陆国家及海外其他几个地区”。
　　当G．N．克拉克（1953，29）1952年在格拉斯哥就产业革命概念进行讲演时，他不禁断言，“从历史编纂学的观点看，产业革命的思想已经衰颓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名称通常所限定的那个短暂的时期，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新的机器；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流动；一种新的社会不满。然而，这些都不是可以用一句话的公式来概括的经济生活中一个独特的突变和盛衰的方面。
　　特别是，克拉克发现，产业革命是有先例的，所以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开端。而且，实际的时间表在不同的——虽然是相近的——地点或场合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他问，什么革命可能从17世纪开始，而到20世纪仍然尚未完成？我们将会看到，当20世纪的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科学革命的时候，这些同样的考虑几乎都会出现（下面，第26章）。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五部分 19世纪的科学进步 第18章 靠革命，还是靠进化？ 　
　　　19世纪——科学中的这个时代，从道尔顿的原子论一直延续到普朗克的量子理论，而且其中还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充满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政治、社会运动。在激进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名册上，记载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和政治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法国大革命宣告了它的诞生以来，这个世纪又经历了1820－1824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革命，以及全欧洲民族革命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崛起。1848这一年是特别不同寻常的。以1905年流产了的俄国革命而告终，19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霍布斯鲍姆，1962）。然而，19世纪也是一个进化的时代。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那个世纪的主要的新的科学概念，不仅改变了生物学的进程和当时流行的关于科学如何进步的观念，而且还影响到从社会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到文学批评这样一些领域中的理论。不过，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个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进化论思想，却是在科学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从那个世纪之初开始，人们似乎普遍在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革命”一词的含义——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对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实干家来说，“革命”一词完全失去了它原来所具有的回复。循环或盛衰这样一些同源学的内涵。但是，在19世纪中期前后，又出现了对这个慨念的新的曲解：“不断革命”。这种说法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讨论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下，“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这个问题时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62，1：106—11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392页）。但是，甚至比这更早，1848年10月，P．－J．蒲鲁东（1923，3：17）就曾公开宣称：“谁要谈革命，谁就必谈进步”。他继续说，由此可见，“革命是，nn permanence（永久地）进行的，而且，严格说来，在各不相同的革命中，只有完全相同的革命才是不间断的”。不断革命的概念的意义后来慢慢超出纯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范围：在列宁去世以后的俄国，它变成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之间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分歧点（参见泰奇，1973，84－92，97－105）。不断革命无疑是18世纪把革命看作是能够推翻现存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并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某个单一的事件或一系列相关事件这样一种革命观的根本转变。
　　那些在19世纪以科学中的革命为主题著书立说的人没有明确地运用马克思的“持续的革命”或“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这两个短语，而且也并不是科学在蒲鲁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产生了这个长期革命的形象。不过，在19世纪，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分析家开始把科学设想成一个持续的或永无止境的探索。科学探索的这个方面已由一个数学的隐喻表达出来：真理存在于一根渐近线上，这意味着科学没有任何简单的有限的终点，真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但永远不会完全地达到它。
　　所以，随着19世纪的往前发展，人们承认，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科学的发展正是由于革命（也许是一系列不间断的革命）的推动，但是，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些革命可能是长期的——而不像一场政治革命那样持续几年的比较短的时间。而且，也正是在这时出现了科学革命的概念：一系列的事件传播了也许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从哥白尼一直到牛顿；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近代科学。这个概念清楚地出现在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中（参见格拉克，1977，33）。但是，就象孔德的许多思想那样，我们在圣西门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个概念的萌芽。吼德曾当过圣西门的秘书，参看下面第22章。）同时，我们还看到，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人们普遍意识到一场长期的产业革命。在20世纪，把科学看作是一个连续过程，或看作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持久的革命这种观点出现在赫伯特·巴特费尔德的被广泛阅读的讲演集（949）和鲁怕特·霍尔的《1500－188年的科学革命》（1954）中。
　　并非所有19世纪论述科学进步的思想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革命无论怎样都是理想的或不可避免的。在那个世纪的最后25年中，人们开始期望，科学中的革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在某些思想团体中，人们认为，科学中的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像马赫、玻尔兹曼、纽康和爱因斯坦这样一些知名的科学家认为，重大的突破是一个进化过程而非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召开的艺术和科学大会上，西蒙·纽康就“科学研究者的进化”致介绍辞。他坚持认为，这个进化是一个“有价值的主题”（1905，137）：“从这个观点来看，推动人类提高到现在他所处的主人地位的运动的主要动力显然是科学的研究者……作为使这个研究者的代表们能够在今天聚在一起的第一个动力，让科学研究者的进化成为今天我们的有价值的主题。因为我们要通过研究一个有机体产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了解它的进化，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怎样同他的前辈们所付出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纽康把革命看作是长期进化发展的顶点；它们也许是不明显的，而且，也许要经过比较深的研究才可能被揭示出来。
　　19世纪将近结束时由革命到进化这种看法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家们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反应，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政治革命的消极方面。无论人们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想，但是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共和国向一位指导者屈服，并且最终由一个皇帝来统治。旧的贵族保留了下来，而且拿破仑又加封了一些新贵族，这是对所谓“平等”的嘲讽和玩弄，而且人们忘却恐怖时代猖狂的暴行，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必须记住，19世纪欧洲的革命都伴随着暴力：在1848年革命中，人们依靠街垒和路障进行战斗，同时恢复了法国大革命的极端。
　　1830年，历史学家B．G．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第2卷序言（尼布尔，1828－1832，第2卷，第2页；参见席德尔，1950，237）中写道：“如果上帝不进行干预”，那么这个世界就将重新崩溃，就像“三世纪中期在罗马社会中发生的情况那样：幸福、自由、教育和科学的绝灭”。四十年后，1871年11月，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就法国大革命时代作了一系列演讲。他在开始说：“关于这个过程可以说的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一个革命的纪元，而且，也许我们比较接近这个时代的开端，或者我们正处在它的第一二个阶段；从1815年到1848年这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的三十年原来不过是那一幕伟大的戏剧中一个幕间插曲。但是，这似乎正在变成与我们的地球上过去曾经发生的所有那些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种运动”（布尔克哈特1942，200）。
　　根据关于革命的破坏性的这些类似的评论，我们在看到革命概念——它在20世纪最初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在2O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进化概念时，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在科学之中，我们也许能够在地质变化理论中为这个从革命到进化的变化找到证明。这个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政治领域中的革命的变化着的观念和经历对科学思想的实际发展（而不是对关于科学进步或科学史的看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以通过比较地质学家在18世纪，19世纪初，19世纪末对“革命”这个术语的三种用法来看这个变化。
　　在18世纪，对于地球历史的考察一般都遵循布丰关于改变了地球的性质并且改变了地球的结构和地表的革命的看法。与启蒙运动的传统一致，这样一些革命一般被看作是有序的发展过程的特别重要的间断性的阶段，而不是以暴力为特点的灾变。在19世纪初，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革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因此，居维叶使用这一术语时这个术语的含义完全不同于他的前辈们使用时的含义。居维叶充分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它对科学的影响，并且在1827年写了一本深入研究这一主题的颇有见地的著作。所以，当我们发现（遵从马丁·鲁德维克的建议1972，1O9）居维叶改造了布丰地球上的革命的概念，而赋予它一种1789年以后的意义，也不会惊奇。这样一些革命不再仅仅是一系列地壳蚀变的连续，而其中最后一次蚀变又是（在布丰看来）由人造成的。现在，它们变成了猛烈的、突变的事件，同时伴随着生命自身的毁灭。在这方面，居维叶所说的革命不仅包括地质学的变化，而且也包括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古代种类的灭绝；我们通过对古化石记录的研究，知道这些物种在过去的时代是存在的。
　　到19世纪末，人们普遍反感和厌恶“革命”，并且期望，地质学家现在在说明地球历史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再使用革命这些字眼。目的在于运用达尔文对“物种进化”所作阐释的地质学的类比和类推——它已经取代了居维叶用以解释在古化石中所发现的植物和动物的演替的灾变或革命的演替——取代关于这样一些革命的旧的看法。威廉漠里斯·戴维斯在1904年圣路易斯艺术和科学大会上的致辞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W．M．戴维斯用进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评价19世纪期间地球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当然，他充分认识到“以19世纪下半期的进化论哲学取代19世纪上半期的目的论哲学的那场革命”（1906，494）。他断言，“这场革命使我们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坚持认为地质（理）学家应当在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进化这个术语。他的这一见解在目前条件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对地质学变化的讨论中，他断言，“我们非常高兴用进化所表明的平静的过程取代我们的前辈们的激烈的革命”（p．496）。
　　看来似乎相当奇怪的是，当激烈的革命活动与反对这一活动的行动交锋的时候，像查尔斯·达尔文和天文学家、哲学家赫歇耳爵士这样的本质上保守的人对科学的看法可能如此激进，以致他们认为“革命”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达尔文和赫歇尔都把查尔斯·赖尔对地质学的影响是一场革命，而且达尔文还进一步正确地预言，当他自己的思想被普遍接受时，生物科学中将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这个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观念，在19世纪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尽管到那个世纪末出现了偏离这个概念的运动。1845年，有一篇关于显微镜和组织学的演说惊呼电流的发现“使整个化学和相当大部分的物理学革命化”的规模和范围（贝内特1845，520）。在达尔文发表他关于进化论的第一篇论文那一年（1858），伦敦林宗协会主席预言，生物学中一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在1888年对病菌生源说的一次讨论（康恩1888，5）中，有人解释说，当那个时代的医生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一理论就被嘲笑过：“所以，他们仍然会拒绝接受一种使关于疾病的概念如此革命化的理论”。在拉普拉斯的一本传记（阿喇戈1855，462；1859年版，第309页）中，弗朗索瓦·阿喇戈认为开普勒和牛顿所取得的成就是“天文学中的令人惊叹的革命”。在《哈来斯新月刊》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一位美国记者（赖丁，1878）说：利斯特的“治疗创伤的消毒方法几乎使外科手术革命化”。
　　在认为科学是通过缓慢的积累还是更激进的革命观而发展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紧张状态，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著作中得到生动描述。李比希是19世纪中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在1866年一篇题为“科学思想的发展”的论文中，李比希提出了一个相当新颖的主张：由于大量研究者的渐渐积累起来的贡献，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一直在平稳地往前发展”（见李比希，1874）。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现在关于大气中气体的性质的思想的确立是几千年来成百上千人努力的结果。这也许是对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观”或“增长观”的最早的正式描述之一。
　　当然，如李比希在另一篇论文中认识到的，伟大的科学家所作出的贡献对于科学的进步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表明这样一些贡献的精确性质，他拿一个圆周运动作类比。他说，这个运动是变化着的半径的循环。他说（同上，273），“进步或发展是一个圆周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半径变长，而且，假若我们的知识视野要开阔一些的话，那么，任何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思想必然要由现存的思想来补充”。他这样解释这个过程：“从伟人们的最有影响的成就中去掉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思想，总会剩下某些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通常只是一种新思想的一小部分，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个人才成其为伟人。”对科学的这个特殊看法拒绝靠革命而发展的概念。但是，李比希在一个“自传提纲”（1891，36；1891a，277）写道，“通过贝采利乌斯，H．罗斯、密切利希、马格努斯和维勒这个学派，有机化学中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
　　在反复再版并很有影响的一本《19世纪欧洲思想史》（初版于1903年）中，历史学家J．T．默茨他自己归入到拒绝主要根据革命来看待那个时期的19世纪的那些学生之列。默茨拒绝“把19世纪的思想看作根本上革命的思想”，因为“破坏的工作就其比较早的和比较激烈的阶段而言，属于上述时代”，属于一个“被正确地称之为一个革命的世纪的时期”（1896，1：77-78）。在随后几页，默获探讨了“革命精神”的破坏性特点。所以，他说，“破坏工作的确仍在进行之中；在这个建设的或重建的工作中间，我们仍要目睹革命精神的作用”。作为“这些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例证，他指向了“在康德哲学和在其进一步发展中蜕变为一种肤浅的唯物主义和一种绝望的怀疑论的唯心主义学派中产生和形成的新思想”。
　　默茨如此沉湎于革命和破坏的相同意义，以致他甚至公开宣称他的目的在于“把思想看作是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所以，尽管他承认，“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拥有如此丰富的彼此竞争和广泛交锋的理论，如此荡涤旧的观念，如此破坏许多时代以来一直固守的原则（p．80），但是，他依然强调（“把我的注意力和我的叙述集中在”）“在这个世纪中涌现出来的卓越的和建设性的思想”（p．81）：“如此建设性的思想是那些能量守恒和消耗的思想；海损原则，统计学和概率学说；科学和哲学达尔文和斯宾塞科学和哲学中的进化论思想；个人主义和个性学说，以及洛采关于“价值世界的独特观点。”所以，默茨对这一主题的发展只在很少地方运用了科学中（或哲学中）革命的概念，甚至作为一个隐喻来使用，无论怎样都是木奇怪的。我们因此可以赋予他在谈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时使用“革命的”这个形容词的做法以特殊的重要性。奇怪的是，当默茨在他的叙述中提到麦克斯韦时，他忘记了他原来曾经把革命与破坏等同起来，而且似乎是在他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意义上使用“革命的”这个词来表示具有特殊效能的激进的创新。
　　默茨生动地描述了一种我已经提到过的现象：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关于的许多言论，表达了也许并不代表一种认真而充分地展开的而且一贯采取的哲学立场的观点。所以。虽然默茨在他的的《19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中把革命等同于破坏；但在第2卷，在专门论述科学的两卷的第2卷中，又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和更普遍的意义上采用了革命的概念。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并不是默茨把科学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例证。默茨认为，除之“达尔文所提出的见解”外，科学中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像“能量的思想”这样对“一般的思想”产生过如此强大的作用和影响。此后，默茨（1903，2：136-137）指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词汇表”，教科书“必须重写”，“必须用更正确的术语修正和重新表述既成的理论”，“必须用新发明的方法着手解决若干时代以来一直潜伏着的问题”。他说，“把自然看作是能量转换的运动场”的这些结果，应该看作是“科学思想领域中的革命”。但是，在他随后对这些发展的描述中，“革命”这个词和概念显然是找不到的。
　　尽管利昂·埃里拉和其他人认为科学是一个持久的或永无止境的探索（不管是革命的还是进化的），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愈益壮大的思想运动，它认为科学是有限的，而且在某些领域是几近完成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似乎都持这一观点，虽然化学家和天文学家也都表达了这一观点（见巴达士，1972）。关于科学的圆满性的这个含义的设想，是麦克斯韦在作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卡文迪什教授的就职演说（1890，2：244）中提出来的，即“在几年之后，留给科学家们的唯一工作将是把[大的物理常数的]这些量度推进到另一位小数”。麦克斯韦本人一直在发挥这个观点，可能只是抵制它，但是L．巴达土（1972）指出，这个观点可能比通常人们所设想的更为普遍，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自然科学家中间是如此。
　　关于这个“下一位小数”集合的一个经常被引据的例子是A.A．迈克尔逊，他以测定光速和参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而闻名。在芝加哥大学1898－1899周年大事表中，他发表了他就芝加哥大学赖尔森物理实验室的忘我精神发表的演说的一个摘要，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引自巴达士，1972，52）：“尽管我们从来都不敢有把握地断言物理学的未来没有甚至比过去的那些人物更令人惊叹的非凡人物，但是，绝大多数主要的基本的原则似乎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未来的真理要在第六位小数中寻找”。迈克尔逊的同事R．A．密立根认为（1950，23－24），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就是开尔文勋爵。密立根说，迈克尔逊后来可能“为这句话而深深地自责”；但是迈克尔逊在不止一个场合重复过这个说法。1903年，他在《光波及其应用》一书中说：
　　在测量科学中如何运用极限值呢？简单和一般说来，答案似乎是：在所有未来的发现中，大部分发现都必定在这个范围之中。物理学比较重要的基本规律和事实都已被发现，而且这些规律和事实现在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起来，以致由于新发现的原故而取代它们是极其不可能的。不过，人们发现，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规律来说，有许多明显的例外，而且，当观察达到一定局限，也就是说，当实验的环境达到能够考察极端的情况时，尤其如此。这样的考察可以肯定不会推翻规律，而是将发现其作用产生明显例外的事实和规律。
　　1897年，在伦敦出版了查尔斯·埃默森·柯里写的一本书《电和磁的理论》。我不知柯里为何人（他的名字并未出现于《国民传记辞典》和《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在《世界科学名人录》中也找不到）。但是，他的书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而作者显然是相当有些名气的，从而有幸请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作序。开始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理论物理学的所有学科，除去电学和磁学外，在科学目前的状态下，都可以被看作是结束了的，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在它们当中只发生了某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后来因其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而相当出名的两位物理学家——普朗克和密立根——都曾表现出对物理学之未来的悲观主义。1875年，普朗克曾为在古典语文学、音乐和物理学这些学科中为自己选择一个职业而感到为难。他不顾菲利普·J．G．冯·乔利的劝告，选择了物理学。乔利教授曾经告诉他，在那一学科中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迈斯纳1951，75）。密立根（195O，269—270）说，18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社会科学的新的“活的”领域刚刚在开辟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同学“继续讥笑他坚守一种像物理学这样的‘已经完成的’而且是‘死的学科’”。
　　19世纪有关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的整个历史，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写成一本书。三位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我们将在稍后一章中探讨。但是，我们将首先转向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即达尔文的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达尔文的革命使进化这个概念广为流传，这个概念对于削弱一些科学家对存在科学革命的确信最终起了促进作用。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9章 达尔文的革命 　
　　　达尔文的革命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而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他科学的进步更伟大的变化”（迈尔1972，987）。达尔文的革命是人们通常所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学革命。人们通常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一般都与自然科学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哥白尼、笛卡尔、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锐指出的，达尔文革命是给予人类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击的三次革命之——其他两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的革命。而且，达尔文革命与科学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为，就我所知，它是在对其理论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着它将产生一场革命这样一个正式宣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超出科学之外的内容，产生于人们所说的并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的反应来说，这也是事实，因为科学家同其他人一样，其看法要受到他们的哲学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见的强烈影响。所以，达尔文的一位批评家坚持认为，《物种起源》对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说，达尔文是从“原因是上帝的意志”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位批评家说，他能够“证明”上帝“代表着他的创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担心，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最终将使人类“受到一种可能使它变得野蛮和残忍的伤害”。他还担心，达尔文将使“人类败落到一个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严重的退化和堕落的境地，因为它的文字记载向我们表明了它的历史”。这些担心出现在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写给达尔文（达尔文，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该信最后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老朋友”亚当·塞奇威克。这个颇具感情色彩的说法强调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告诫中的预言的事实。赫胥黎曾警告达尔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你就要受到相当多的侮辱”。
　　达尔文对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11年之后，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他写就《物种起源》最后一稿时，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不仅宣告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也使为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采取的行动制度化。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阅读的杂志中有大量谈论政治革命、革命活动，甚至科学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尽管在英国有一些工业不稳定的迹象，但是，英国人并未感觉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革命经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与1789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变革。所以，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以一种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态来认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学中的革命。在《物种起源》出版前几十年，达尔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变革的形象（详见&19．1），而且他在自己的书中有好几次明显谈到科学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处是在第10章，在此，达尔文称赞赖尔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第9章（1859，3O6）讨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时，达尔文写道，“在我们的古生物学思想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其中对他自己理论作了充分的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见解，或者有关物种起源的类似见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隐约地预见到，在自然史中将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这个表述有一种特别的达尔文的韵味。它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独有的谦虚体现和包含在“我们可以隐约地预见到”这些词中，但是，它接着又大胆地和有力地宣告“一场更大的革命”。
　　在一个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声言革命这件事，在科学史中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许多科学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笔记或个人的研究日记中都写道，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产生革命的。拉瓦锡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提到新的化学，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学基础中的革命，因而影响到教育）特有的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命名法，但是，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论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术语。
　　我们没有有关达尔文关于革命或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发展的直接证据。他肯定熟悉居维叶所使用的地质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赖尔的著作继续了这一传统。赖尔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合理地预期任何突然的和辉煌的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任何学科的知识的特点上打上一个明显的和永久的印记”。他继续说，像“培根、牛顿、奥斯忒、惠斯通、戴维和达盖尔”这样的人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围环境和追求中引起某个重大的变化”。关于科学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着的同时代人）的这些评论，是对他的主要观点的一种注解：“已经过去的那一年，的确不是以任何那些惊人的发现——一它们同时使与之有关的科学部分革命化——为特色的”。这些评论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学会中宣读了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初步报告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背离其原型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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