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象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lO个人有lO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那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他的真实来历，作者最终会有个交待。
1966年8月17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思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7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作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5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思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避不可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思采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4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思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思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思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思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末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思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思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词。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渎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音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思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顺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末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思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温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思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枪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凭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远僻在中国内地而控揽了一条长江。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住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
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思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3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3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于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3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2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思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思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那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得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思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3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词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洞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思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思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思来的4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思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思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思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
1946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而非国民党军队。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签字归签字，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一刻也不松，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3人小组开始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解决整编中的问题。
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是周恩来，国民党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都是上将军衔。下设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是郑介民，美方是白鲁德，都是中将军衔。
2月28日，军事3人小组乘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飞北平，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我和童小鹏、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一起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白天黑夜地谈话听汇报。那时还没有什么大的争吵，主要是了解情况，宴会上也多是讲一些客气话。
不过，对于形势的发展，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预测，公开场合的发言同私下的交谈也不同。
在归绥城里同傅作义将军谈话后，军事3人小组当天下午就飞往延安。在飞机上，沉思默想的周思来轻轻叫一声："文白啊。"
"呢？"闭目想心事的张治中将军睁开眼，侧脸望住周恩来。
周恩来浓眉下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张治中，停有3秒，才缓缓咬清每一个字说："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来的目光移开，深深吸口气，声音始终平缓，因而更显得自信，有分量："我们共产党就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过头看，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争取"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时，已经开始考虑无法回避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
我看到张治中将军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周恩来，大概是品味这番话的含义，片刻，他嘴唇抽动一下，什么也没说，隐隐从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气，便恢复了原来闭目养神的姿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来的话。
飞到延安，军事3人小组住进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腾出的房子。马歇尔和张治中将军会见了毛泽东。晚上，先举行宴会，然后在延安礼堂开欢迎会。
我记得很清楚，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望了一眼，忽然大声说："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泽东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声说："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顿时间，礼堂里哄堂大笑，并伴以热烈掌声。我却想：老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莫非张治中在飞机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难以实现？想到内战不可避免？内战一起，只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到共产党会夺得天下？
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3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11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