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2)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
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著名现代作家、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吴组缃被称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要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但另一些时候，则需要机敏和智慧。
吴先生烟瘾很大，茶几上随时一字儿排开十数只形形色色的烟斗，以备轮番取用。子女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论。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这个固执、可爱的老头”，振振有辞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以毒攻毒论”。
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父亲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
“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刘勇强回忆说。有次，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边，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向湖面上打水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
一校之长，今安在
周诒春：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安徽休宁人。1913－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
2004年6月10日傍晚，我走进老清华园，坡地草坪上新立起了一块校友捐赠的巨石，上面刻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不远处，大礼堂的穹顶沐浴在薄暮余辉中，科学馆的门已经锁了；绕过大礼堂，图书馆旧馆不时有学生进进出出；再往前走，西操场前的体育馆内有几个白发老人和年轻人在比赛篮球。
我来到工字厅，找到一位熟人。他是清华的毕业生，留在学校人事处工作。我问他，你知道周诒春这个人吗？他摇头。“不过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进内部的人事数据库帮你查查。”
其实，他未必能查到。因为周诒春每天出现在清华园的情景，已经过去了80余年；并且，也用不着查。因为作为清华学校的老校长，周诒春留给清华的东西很多———在他任内确立了那句著名校训，并亲自规划督造了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
在今天的清华，大家天天看见“周诒春”，处处看见“周诒春”，但却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仅是那位人事处的干部，在清华校园，随便问几个学生或老师，大多不知道周诒春是何许人也。只有一个新闻学院的女生，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知道他是清华以前的老校长，别的就不太清楚了。”
帮我联系采访周诒春后人的一位清华校友总会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其实我也是前不久调到校友总会后，才刚刚知道周校长的。”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华怎么也不肯遗忘这位周校长：1918年初，他辞职离校那天，全校曾经集合，学生们身着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比他小16岁的温源宁教授后来回忆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
温源宁说：“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的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
老一代的清华人，包括清华大学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始终以“老校长”称之。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曾经发生过“校长风潮”，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连续被教授会和学生会驱逐离校。这时师生们又想起了他们的老校长，于是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同时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后因周诒春本人坚辞而作罢。
周诒春任职期间，清华学校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按照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的研究，是他在1916年首先提出把清华逐步过渡到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的完整计划。
周诒春在清华学校以严格著称。他曾经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天下午4时至5时为运动时间，在那一小时内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学生都必须到户外操场或体育馆内去锻炼。所以他一直被视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开创者。
“他很严格，这是毫不让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温暖，他是为你好。所以后来我接触到的他的学生对他都是有好感的。”他的儿子、协和医院名医周华康老先生这样描述父亲。
周校长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就在他离开清华那年，他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称他为Dr．Tsur（周博士）。
1950年，周博士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和儿子周华康一家住在一起。那是位于外交部街的一栋二层小楼，他住在楼上。在那个运动频仍的年代里，周华康回忆说，他和父亲交流的机会很少，甚至连父亲最珍爱的清华都没有听父亲提起过。而在周华康女儿周琳眼里，爷爷“很静，像个中国的老学究，一点儿看不出当年西化的做派。整天也不出门，只干两件事：翻看一大堆线装书，还有就是练字。”
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5个字：“要打，就打我！”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经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作《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他的情趣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不晓得……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儿媳、北大退休教授刘自强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微微向上，显然沉浸在一种温馨的回忆中，想寻找一种确切表达来描述她的校长和公公。“那时候校长住在清华园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儿，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见他到前面的小花园里，摘了一朵他自己种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到梅太太的卧室去送给她。”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曾任青年团中央副书记、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
22岁时，他喊出中国青年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作为领导人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受上级党组织委派，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句宣言即出自该文。
44岁时，他提出中国青年学子琅琅上口的那句名言：“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1957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全校体育积极分子会上向学生提出：“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能为祖国工作50年”，从此，这句口号从清华园传遍全国各个高校。
然而回顾清华校史，他的位置却有些尴尬。
研究清华校史的一位老教授，本是爽快之人，但一听记者要采访的题目是蒋南翔校长，他的语气变得有些犹豫：“其他的人都好说，恰恰就是蒋校长很难说。”
“蒋校长是一个教育家，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清华校史上有很多位校长，但不是每个人都称得上‘教育家’，有些充其量只能称为行政工作人员。教育家是什么，首先就要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当然是，梅贻琦也当然是。蒋南翔是老清华出来的人，我认为他是有独立的想法的。不过……我不大好评价。”
清华大学内部曾经有过一种“权威”的提法：“清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买办传统，一个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传统。”
这两个传统曾经泾渭分明，像这位老教授所说的，“蒋南翔是过去教育界的圣人，而梅贻琦是敌人”。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梅贻琦评价的转变，上述“权威”提法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在清华漫长的校史上，梅贻琦和蒋南翔两位校长对清华影响最大”，是“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1931～1948），蒋南翔当了14年校长（1952～1966），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卓著的两位”。
“蒋传统”中的人们逐渐接受了梅贻琦，然而“梅传统”中的许多人却并不打算接受蒋南翔。这位老教授曾经陪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清华老校友参观校史展览，展览中有两尊校长像，一尊是梅贻琦，一尊是蒋南翔，这位校友一看，激动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能放在一起呢？梅校长的传统就是被他破坏的！”
究竟孰是孰非，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有过更公允的评价：没有周诒春，就没有梅贻琦；没有梅贻琦，也就没有蒋南翔。同时，没有蒋南翔（时期），也就没有迟群（时期）。作为学校传统来说，周诒春时期强调“培养全人格”，梅贻琦时期强调“通才教育”，蒋南翔时期强调“又红又专”，其总的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培育高素质的人才。从反面讲，没有蒋南翔时期（当然不能由他负全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会，也就没有迟群时期的在“知识愈多愈反动”思想指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惩治和迫害。
矛盾的是，蒋南翔在“反右”运动中亲手打倒了校内“四大右派教授”，但另一方面，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所写道：“做了高教部长并主政清华的蒋南翔，仍不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1957年，他曾专门找一部分‘右派学生’谈话，对他们说学校仍然‘望子成龙’，‘希望团结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将起时，他公然呼喊‘开好顶风船’。他还公然表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这些，致使他在‘文革’一开始时即被打成‘黑帮’，并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
也许，曾为“书桌”振臂一呼的蒋南翔，在主观上终归是重视“书桌”的，所以他才会说：“假使说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
蒋梦麟：北大“功狗”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对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前辈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1)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同时，著有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被称为有影响的日本问题研究家。
2004年8月6日下午，记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访。客厅墙上挂着赵朴初的手迹，那是他为老友作的挽诗，其中有“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两句。
在王芝琛的回忆中，父亲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燃犀”之光，却并非为了“烛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亲的悲剧。
那是“文革”中的一团火，不大，只在王家的卫生间里。王芸生烧掉了自己40余年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王芝琛回忆说。
有关方面让王芸生写1949年前《大公报》的历史，遭王婉拒。后来来人透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王芸生晚年极为悔恨自己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尤其涉及对前任总编辑张季鸾的评价。他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这个在生命尽头认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里那支“仰扶轮”之笔，影响过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总编辑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辞拒绝。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据王芝琛介绍，在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之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2)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1)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2)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于佑任曾为这位“民国故报人”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胡政之：报人逝，报纸亡矣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邵飘萍：昔日《京报》，旧时报人(1)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名振青，字飘萍，著名记者，《京报》创始人。
谭嗣同刑前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国近代政坛的笑声，恐怕无出其右者。那是1898年。28年后，某个晨曦将露的夜里，北京天桥刑场，中国新闻界最豪气干云的笑声，在枪声之前爆发。
人：邵飘萍；报：《京报》。
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数声，从容就义；或曰，监刑官“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或曰，他临刑前只是微微一笑，意态平静。
罪名很“干脆”：“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实则，邵飘萍反对奉系军阀，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且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自有他笑傲王侯的资本：即使以今天的新闻从业标准来看，他也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在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之一《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主张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1917年3月，中德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正式公布之前，他就实践了这一主张。
那日，邵飘萍在国务院偶然听到院仆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总理段祺瑞下午将前往美国使馆访晤。这个电话立即触动了他的新闻神经，使他联想起时值美德断交，美国一定会拉拢中国，因而此时段祺瑞的会晤，很有可能会涉及中德关系。于是他抢先来到美国使馆，单刀直入向一位参赞询问双方会见的目的和内容，参赞大惊，他趁势表示自己并非局外人，只是想证实一下已经得到的消息。如此虚虚实实一番，他居然打探到了美国政府对自家使馆的有关指示。随后他赶回国务院，向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内情，现在希望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条独家的内幕新闻。
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政府如何听命于民意？当年，邵飘萍曾奋力突破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官方欲加阻止，但在邵飘萍的力争下，阁议秘密终于公开，成为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消息。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才大惊失色。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为勉励同人，邵飘萍取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
血色1926年：“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被屠；38天后，邵飘萍被屠；此后不到百日，《社会日报》主笔、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屠。
邵飘萍：昔日《京报》，旧时报人(2)
后人说，“萍水相逢”四字，当得起中国记者最光荣的注释。
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1)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2004年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
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
在后来的追忆发言中，有王瑶的学生说，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满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别人———尽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当年他的同窗学友回忆，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口得口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当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拜，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
老友曾对王瑶下过一断语：有名士气。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上陈梦家先生开的《尚书》课，一次陈先生给王瑶写了一个便条，称他“王瑶贤弟”，他回信时也就当之无愧地称起了“梦家兄”，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同学：如果我是他的“贤弟”，他自然就是我的“仁兄”了。
王瑶的弟子们众口一词，爱用“魏晋风度”来形容先生。他本人烟斗不离手，做派潇洒自如。得意门生不会喝白酒，他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他早年有一篇名文《文人与酒》，其中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认定“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畅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欢乐”。
王瑶自己引鲁迅所言“清峻和通脱”来说明“魏晋风度”。在弟子们眼中，他机智的谈锋、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以及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都可谓之“通脱”。然而，他的聊天又无所不谈，无所顾忌，对于鄙夷的人和文，丝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径直施以“青白眼”，此之谓“清峻”。
王瑶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有人说，这段话的幽默与通达中暗含辛酸与倔强，只有联系着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辛曲折的历史道路，才能多少领悟这“三言两语”背后复杂的内涵。“此言此语，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
王瑶的学生曾提及先生照片上的头像轮廓，像50年代大家熟悉的苏联诗人，不过他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这让学生觉得奇怪。王瑶弥留之际，不能说话，曾写过一段话给女儿：“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
王瑶：魏晋风度(2)
这位学生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而他也终于明白了，先生照片上的眼神，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是在向内收敛自己的所见所思。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1)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金岳霖的哲学同行难以完全理解他为自己的转变所给出的“逻辑论证”，今天许多研究者也觉得，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很难理解。因为作为曾经“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家”，以金岳霖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2)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1)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2)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陈贻焮：教授的性情
陈贻焮（1924－2000）字一新，湖南新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亦工诗。
作为陈贻焮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永远记得先生的落寞与洒脱。
他曾与先生在北大校园散步，陈先生说起刚才在路上碰到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问自己要不要到国外去讲学一段时间，“好赚点养老的汤水费”，陈先生说他很感谢那位老师的好意，可人老了，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呆在这校园里。钱志熙静静地听他说这些话，觉得带着几分落寞。
说话之际，两人已登上操场看台。这天刮着一点风，微微扬起沙尘，操场上没什么人，远处跑道边一排高大的白杨树簌簌作响。陈贻焮的情绪像是突然被激发起来，开始用他的湖南腔高声朗诵李白的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连夕起秋声……”钱志熙直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先生的神情是何等豪迈与潇洒。他以为先生吟诗后还会感叹几句，谁知先生吟完，倏地站起身来，只大声地说了一个字：“走！”
钱志熙说，先生豁达而洒脱，丝毫不像一般书生那么拘谨。
找学生有事，陈贻焮一般不上楼，而是习惯在楼下高声喊他们的名字。“他这种落落大方的气派，我们是学不来的。你要让我去楼下喊学生的名字，我就喊不出来。”钱志熙笑着告诉记者。
称陈贻焮为“大师兄”的北大教授谢冕也回忆起这样的情形：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一般也不进屋，只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每当这时，他就知道必定是大师兄又作了一首自己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这分喜悦。
有时大师兄会进屋，两人一道喝茶品诗赏字，直到灯火阑珊；也有时他并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谢冕说，大师兄的行止常使他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陈贻焮喜好吟诗，且是以湖南乡音按古调吟诵，这在北大中文系是有名的，不少学子甚至将亲耳聆听陈先生吟诗视为入中文系的一大幸事。
陈贻焮的名片上，只印“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本职，其他头衔通通省略，却印了籍贯，“湖南新宁人”。在钱志熙看来，先生是颇有古风的，讲究籍贯自然在情理之中。
如此一教授，该是何种风采呢？当年钱志熙到北大考陈先生的博士生，在他原本的想像中，先生该是很潇洒的，顾盼生姿的那样一种名教授的风度，有些才子气。见面后，他发现先生的风采不全是他想像的那一种，高大、淳朴如父老的印象，甚至出于他意想之外。
钱志熙记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门拜访的他出来，一直送过半个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挥手告别。先生一边与他说话，一边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认识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极其热情，完全是乡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种光景，让人觉得极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教改小分队的师生几十人，乘汽车从围湖造田的农场到南昌去教学实习，明知堤上非常危险，却谁也不敢冒“活命哲学”的罪名，建议把队伍带回去。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车子掀起来时，发现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
亲历其事的教师后来回忆，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的景象，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放声痛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
到了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是把自己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为序文的重点，她认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当她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于是明白了，“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自从伟大领袖“钦点”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声名狼藉的代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断定。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毛泽东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语成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悲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终因患脑血栓，终成半身不遂与失语症。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记者在未名湖畔看见，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后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为晦。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
杨晦被认定为一个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师传略”中关于杨晦一条这样写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
但他始终沉默着。
杨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我父亲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里很穷，他的性格里其实有一种保留了一辈子的农民的影响。”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杨铸眼里，父亲话不多，也不太爱交际，在当时的北大，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出风头的人。“不过，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杨铸强调。“后来就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与杨晦相交60年的冯至，说起他这位挚友称，“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杨晦50岁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朱自清发来贺信，信中写到：“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曾师从杨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忆说：“既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么了不起！所以在我见到他之前，我想像中的杨晦先生应该是高大轩昂且有些脱俗的、傲气的。结果，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头儿，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还提到，“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杨晦先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上，杨晦先生仍然说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当学生们叫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后，要把他轰出去，可是他竟舍不得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呀！”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不仅有这些故事，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直到今天，这句名言仍然不时被提及，或褒或贬，或仅为谈资。只不过，很多学生已不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们的老系主任杨晦之口。
杨晦打消了学生们的“作家梦”，但他并不是反对作家。事实上，他自己的“头衔”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系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是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于是，“作家梦”破灭的学生们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文史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画上是两摞并列的资料，一摞写着“文学”，另一摞写着“语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上，一脚踩在“语言”上，题为“有鸡联系”。
没有人知道杨晦看见这幅漫画后的反应，但学生们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1)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他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
面对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张申府讲起，自己经常与同代人发生冲突：1921年在欧洲时与中国驻法教育长官摩擦，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批判）……说完这些故事后，他仰头向天，又是一轮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忆起历史，张申府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这与舒衡哲熟悉的那些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拘束、紧张的笑声不同。
关于张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显得异常奇特：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这样概括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似乎补充了《人民日报》只重视其政治活动的不足，张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现，“学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这让舒衡哲感到疑惑：张申府，一个学者模范？“像张申府被塑造成一个爱国同志一样，这个称谓对在王府仓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长谈了5年的我来说，显得有些平淡。我觉得张申府太奇特，不能归入模范学人一类”。
舒衡哲第一次与张申府会面是1979年11月，在张1949年起一直供职的北京图书馆。这个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的令人惊奇。”当时，外国人还不能随便探访中国人的家，舒衡哲却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访，进一步交谈。张申府望着坐在对面的图书馆党委书记，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后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成为舒衡哲所著《张申府访谈录》的标题。
1980年3月的一次访谈前，张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陈旧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经过一下午的谈话，当舒衡哲离开时，他已经变得“双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奋”。舒衡哲不由感叹：“记忆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领教到了。”
5年的访谈，舒衡哲感觉自己“进入了张的生命”，这生命“挑战和克服了要它遗忘历史的政治压力”。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2)
然而时间真的不多了。张申府的记性迅速衰退，这让尝试为他记录回忆录的章立凡受困于零散的记忆片断，最终作罢。章立凡因此有些伤感：“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直到晚年，张申府仍然记得狱警凶神恶煞地喊叫着他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从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开始憎恶自己的名字，出狱后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于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国哲学界一个显赫的名字联系起来：张岱年。后者在文章中写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相当光荣的履历。1980年5月25日，张申府向来访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忆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角色。他仰起头，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描述了自己怎样“不经意”地参加了这个“自发事件”。
12月9日，学生游行当天，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回忆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访问一位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他准备向她回忆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一些报社记者也来了，围着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记者在场以及他的话对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舒衡哲写道，“他作了一个英雄式的描述，整个画面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英雄色彩：我们组织了这个运动，我和妻子负责领导。我妻子来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12月9日，我们带领示威群众开始大游行，警察拿着水炮在后面追赶我们。但我们胜利了……”
舒衡哲听着这位当事人讲他的故事，摄像机的灯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这位当事人已经无数次写过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忆闪烁着许多被官方认可的英雄色彩，这些英雄色彩在张申府的叙述中是没有的。与他不同，张申府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他不认为需要加进警察啊、水炮啊等等惊险的情节”。
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的清华退休教师虞昊告诉记者，他查阅了1935年12月23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07号，上面刊登了北大、清华等6所大学校长联名告同学书。“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校长们告诉学生，“9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结合他看到多种清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虞昊开始质疑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一二·九”叙述。在他看来，个别学生领袖以大无畏气概“英雄造时势”的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
对于革命，张申府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在见惯了太多出于种种原因而被扭曲的历史叙述后，张申府被视为一位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幸存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二·九”运动的幸存者之一，也是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的那个多元格局的幸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叹：“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简直不可思议！”
舒衡哲写出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为题的《张申府访谈录》后，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作为医生，他必须不顾医学理论而采取行动，因为病人患了病。所以，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华人，作家、记者、学者，一个传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罗湖桥，一步一回头。前面是香港，后面是大陆，他“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岛日报》的专栏“南来篇”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他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发出这样的声音，顿时引来舆论大哗。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称“《南来篇》是矫情之作……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反动文人”，认为他在文章中“一连串散布着毒素，我们不能再缄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指出这些毒素，提高读者警惕，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
这场“围剿”整整持续了20个月，批曹的文章，经人剪存，竟达800余篇。
事实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独立原则下，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
因为1950年这个“自由”的选择，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虽然，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虽然，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但却昂然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战期间，他投笔从戎，深入前线，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著名记者。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
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