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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传记

_7 董爽(现代)
第四节 四处出击
1992年突袭英镑的行动使索罗斯吸引了许多新闻媒体,后者想了解他的投资方式。他无意泄密,因而他运用一套策略:即让记者与他在东欧虚延岁月从而达到让媒介分散注意力之目的。结果,记者们花在他的援助项目上的时间很多,而用于了解他投资方式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英国一电视台1992年12月3日的电视报导,似乎可详解索罗斯的援助过程,因为电视台人员正在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上与索罗斯畅谈他正在进行的一小笔投资。“花在投资项目上的精力占了我的百分之八九十,我每天与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但事实上我不作任何决定,有专门的人从事此项工作……我觉得赚钱比花钱容易。
说到这儿,乔治·索罗斯不禁露齿大笑。
飞机在布拉格机场降落。索罗斯下了飞机,一群捷克电视记者蜂拥而上。有记者问索罗斯是哪一种类型的资本家。“我认为我不是一名商人,我投资别人经营的商业,因此我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可称我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评论家。”镜头摄下了索罗斯哈哈大笑的样子。
当索罗斯在布拉格走走看看,视查他的慈善基金会和中欧大学时,他表示相当满意。“我已有了我所需要的钱,因而我想促进我的慈善活动。我正在考虑尽快把2.5亿美元筹划好。”
2.5亿美元?
几乎没有人能象索罗斯那样不假思索地给出这么多钱。
中欧大学的开学典礼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迈卡伟·哈韦尔这个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今已是总统,索罗斯就站在他旁边,手斜插在口袋里,用左手打手势致意。
“我五年来每年交付500万美元,总共是2500万美元,给这所大学。我们现在的投入水平将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听众中懂英语的学生立即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索罗斯想避免因自己的援助项目而成为时尚人物,虽然他需要理解与尊重,但他一直坚持不把他的照片挂在他所赞助的学校中。对运用他自己的基金会去传播他的思想这套作法他也不十分感兴趣。即使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图书馆(该馆以藏书丰富著称),也没有一本索罗斯的书,学院本身名叫中欧大学院而不称为索罗斯大学,“我不愿死后留名,”他曾大声说过,“我只想影响今日之事。”
就自身而言,赞助比赚钱幸福得多,他的生命有一种更为崇高的目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许多人把他看成一个道德崇高的人或圣诞老人,这倒挺适合于他。当评论家们对他赞不绝口时,索罗斯拂袖而去,就当他们是一群在他身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无害的苍蝇一样,他是受一种使命感驱使的人,希望成为重要人物,成为行动十分随意、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人,对于他的慈舍基地他曾欣慰他说过:“这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满足,这种满足感不是金钱所能带来.
索罗斯帝国的扩展,其速度非常之快,范围非常之广,索罗斯似乎感到他随时应在任何地方出现。他很难固守一个计划。头脑中一个念头可能使他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这使原来为他准备飞行的人恼怒不已。1992年底,他原定从阿尔已尼亚的地拉那飞往维也纳,但半他上了飞机后,他突然指着操纵杆说“飞往伦敦”。
飞行员做了一个鬼脸,笑了笑,想起为飞往维也纳他已作了两小时准备。
“索罗斯先生,”飞行员说,“你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人物。”对此索罗斯笑了笑。
不断地从一个项目进到另一个项目,索罗斯似乎正忙着弥补失去的时光。一些零零碎碎的项目,不管多么重要,都不能像大项目一样吸住他的注意力。他一心想留下印象,而且是马上,“他总想开始薪的项目,”迈克罗丝·韦萨利解释道,“如果某事已人轨运转,他对此并元多大兴趣,他的决定并非总是最好的选择,但他能够纠正自己,因为如果他看到某事不利时,他就承认它。
泰勃·韦木在匈牙利与索罗斯一直有业务上的联系,泰勃追寻索罗斯的援助动因直至索罗斯“证券交易所的大脑”……在谈一句话的时候,他会改变主意。这似乎是一颗宜于证券交易的心,上午9时半你买一些棉纺工业,10分钟后你又卖出所有一切,同时买进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工作效果不明显,他总有点不耐烦。
至1994年春天为止,索罗斯已在西部为他的援助项目赚了一大笔贷款,被新闻周刊戏称为“元帅计划”。一般而言,正取得好成绩。但索罗斯明白在东欧及前苏联真正开放之前他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尽管索罗斯与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公开宣称,赞成西欧政府及非官方公司将最终取代索罗斯基地的种种努力,事情真相却是由其他公司完成他已有的事业,索罗斯对此内心不满。他很少考虑政府援助,认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实例亦不过如此而已,因为这种帮助只会有益于赠与者而不利于受与者。”他在斯特拉斯堡对一位欧洲议会的官员说:“实际上你不能干任何事,你元力改变东欧。
索罗斯已经有了自己的优势,即成为一条孤寂的狼,能够自作主张,而不用把他的主张提交给别人去求得赞同。杰斐热。萨奇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波兰和俄国政府经济改革顾问,他说:“乔治·索罗斯……操作方式十分灵活,不存在在无限危机之中现金的反复折腾,因而一小笔钱用处大增,可支付任何人的飞行费。旅行费,世界银行可能要花两年使时间才能使事情运转,而乔治一夜之间就可给飞机票。”
由于极为慷慨的赠金,索罗斯的大名已传遍了全东欧和全苏联。一家商业周报载文称他为“从莱茵河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最具影响的公民。”
但尽管声誉鹊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索罗斯因其援助计划进展缓馒而略显低沉。起初,他希望点燃一根火柴以激起一场革命,“我感到我汲取的泉水的深度比我实际预备的要深一些,正因为如此,泉已趋干涸,人也十分疲惫。”
第十六章 索罗斯的心声
名声意味着不断地彼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按到从传媒打夹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第一节 媒体观念
在从事商业活动早期,乔治·索罗斯认为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甚至可能会毁掉他。名声意味着不断地被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接到从传媒打来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华尔街,他避免抛头露面,也就无足为怪了。
按照纽约《格兰特利润率观察家》杂志主编詹姆士·格兰特的话说,索罗斯并不是独自生活在阴影里,华尔街地区的大多数人也如此。在华尔街流行的观点是“像蘑菇一样,或许财产只适于在黑暗中。华尔街的人们并不想有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去说明他们怎么样去赚
钱。他们也不想让世人知迈自己有多少钱,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随着政治风向
的改变,尊敬就会变成嫉妒,人们会对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问。”
在早期,避开传媒也很容易。报道商业活动和商界人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业家,在华尔街可能是巨头,但是,传媒却认为他们缺乏鲜明个性、没有吸引力,缺乏争论性和引不起读者的兴趣。直到1984年,颇具争论性的汽车大亨李·文柯卡的自传出版,使大多数读者对他的商业生涯有了大致了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书出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传媒对商务活动及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罗斯似乎对新闻界的宣传不感兴趣。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他。偶尔有一次,在1975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在头版简要地介绍了他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让他自我表现,树立公众形象表现自己的机会,索罗斯还羞羞答答地加以推辞。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电视台之邀参加了一系列公开讨论会,进行股票分析。除了几个固定场合外。索罗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对于索罗斯的朋友来说,围绕投资者的这种沉默不是来自索罗斯,而是来自华尔街。有人认为,正是投资集团出于对他的辉煌成就的嫉妒,他们极少向记者们提及他,因此,据他的朋友们说,商业传媒对索罗斯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态的缺陷在于:当索罗斯真正受到传媒关注时,舆论完全是倾向于他的。
虽然以前出现过有关索罗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当索罗斯成为《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他才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在杂志中介绍他的文章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话语和哗众取宠的措词,称索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这句话在人们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环。在读者的印象中,索罗斯是一个难解之谜。“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个人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在华尔街或者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这就在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索罗斯在什么地方投资,或者从事一项投资活动他会持续多久。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无疑问,《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这篇报道之后的接连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马奎之前。索罗斯很清楚地向他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那时心里不是滋味。
“对于乔治来说,这(新闻界的宣传之后紧接是证券市场的逆转)几乎是有因果联系的,”马龟兹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上观望,而不是参与。他认为他已经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样通过新闻媒介与其他人投资,并注意他能从中得到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投资者和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年和1984年,作为索罗斯的得力助手,马龟兹经历了这个“秘密阶段。
在那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会,想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或者索罗斯和马龟兹对某一消息如何影响华尔街的看法。在马龟兹加入基金会时,索罗斯明确告诉他不要和新闻界接触。“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乔治·索罗斯
工作的那一天,”马龟兹说。
马龟兹是一个友善的人,尽管索罗斯这样告诫他,他还是喜欢和记者们交谈,接他们的电话。在马龟兹看来,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确地告诉新闻记者,对他的讲话的报道只能在隐蔽的位置。“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决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属。’”他和量子基金会都不能被引用,这是他的规定。
索罗斯或许感觉到了马龟兹同记者们的谈话,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此事有时候,马龟兹确信索罗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来源。“他经常以某种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种事情的后台,他会说:‘哎呀,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写的。’当某一天,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什么东西,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在了报刊杂志上。”
1984年,阿兰·拉裴尔进入索罗斯基金会时,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闻界交往,他遵守了这一纪律。“我们索罗斯基金会被认为是秘密性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通常,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恰到好处的。只有到最后,你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很轻而易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
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都在国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户按照拉裴尔的说法,“他们都不愿意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排斥,他没有代言人,也不搞新
闻发布会。“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拉裴尔说。
1987年9月,索罗斯接受《幸福》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杂志封面标题为“股价太高了吗?索罗斯预言美国股市将不能出现逆转,日本市场也同样如此。此后不久,华尔街股市暴跌。
“这正像你们在《体育画报》封面的出现一样,”拉裴尔说,“你们队喜欢赢得世界杯,然后迅速地消失。我们稍稍开个玩笑:在杂志封面上露露脸,却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第二节 著书立说
为了达到他的其他一些目标,特别是扶持在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团体,索罗斯不可能完全地保持隐秘状态,因为他希望受人尊重。他希望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把他视作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知道,如果他有一个更良好的公众形象并且为公众利益说话的话,那么,这对他
在东欧所作的慈善事业大有神益。
他似乎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方面,从投资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隐秘;另一方面,从慈善事业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公开。他下面的一段话,是对这种拉伸力最形象的刻划:“自我暴露是极具破坏性的,但是,我性格的一个缺点,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看透,就是急于自我暴露。·他的反馈理论使他站到了投资市场的最上层,现在一1987年——他准备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自己。他运用了他最强有力的资源,即他的思想。因为他确信:在世界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位置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位置在过去曾经被否定过,那么,现在怎么样了呢?
很久以前,他就想出版一本书,对人类的思想作点贡献。但他知道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向公众表达得更清楚。“人们没有完全理解我,”他有一次说道,“因为我还不擅于表达这些复杂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很复杂。
然而,对他来说,出版一本哲学书仍然是一个元从捉摸的梦想。他或许可以出版一本解
释他的金融理论的书。然而,在投入写作之前,他犹豫了。他担心:公开自己的金融理论,让公众来仔细审查,这似乎是在自吹自擂。如果这本书出版以后,他又遭遇一次更可怕的证券市场的逆转,那慈善事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那时,公众会怎么说呢?他们又会怎样来看待他的金融理论呢?
不管怎样,他决定投身于写作。
最终《点石成金》一书的草稿大体完成了。他开始为它的公开出版作准备。早在1969年,他就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给同事们看过。一些人吸收了这些思想但不发表意见,一些人认为它4卜常难懂,极少有人作过具体评述。他们知道索罗斯对他的作品喜欢听表扬意见,而不喜欢批评。
看过这本书的最早版本一一一实际上是一些松散的手稿一一一的人是吉米·马龟兹。“他把这些笔记给我看,这些东西非常难懂,非常难懂。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安眠药,”詹姆士·格兰特是纽约《给予物利润率观察家》杂志的主编,华尔街地区头脑机灵的人物之一,他对《点石成金》评价极低:“我试图去看(这本书),可是看完了仍然是两手空空,或者说,头脑里一片空白。从中我找不到一个特别清楚的解释。
另一个看过一些原始章节的人是阿兰·拉裴尔。“这本书是给研究生读的,不是一般的读物。我们必须像他那样读每一章的每一部分。坦率他说,它不那么刺激。从读者的方面看,它不是告诉你怎样在十天内赚一笔大钱。他前后跳跃性极强,他不让任何人来修改这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想让一个职业的编辑去改写这本书,使之达到出版水准,但索罗斯拒绝了。
说手稿缺少一个改稿人,这也不完全正确。柏荣·文是索罗斯的一个交往时间很长的朋友,是在摩根·斯但利地区的一位美国投资战略家,对这本书他作过重大修改。“他写出草稿,然后,我对重写提出建议。并且我也作过重大地修改和润色……有些人说这本书仍然无法阅读,而我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看看以前是什么样子。”
起初,索罗斯想把这本书命名为《繁荣与萧条》,但柏荣·文告诉他不要用这个名字。“那早就是陈词滥调了。这个名字似乎要求这本书什么都包括进去。
索罗斯非常担心读者会误解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他出版这本书,不是指导在华尔街的人们怎样去赚更多的钱财。读者可能会在书的每一页去寻找投资秘密;但是,他并不是想去帮助别人赚钱。他写作只有一个目的:向读者介绍他的金融理论,这个理论是关于世界有机体怎样运作这一系列整体理论的一部分。他说,他是在运用自己“在证券市场中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历史过程,特别是现代历史运动的方法。”
首先要意识到的是,要使公众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索罗斯必须使自己能被别人理解。他必须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理论;他也必须明确他说明,作为一个投资者,他是怎样运用自己的理论来作决策的。
如果他能做到这些,他或许能打开一扇通向他人心灵的窗口,他期盼已久的被人尊敬也就会接区而至。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只能弄得人们摸不着头脑,也就不可避免地让大多数或全部那些焦急等待着的人们失望。然而,评论家们认为,这本书存在着严重问题:在金融界里,并没有为索罗斯赢得很高的声誉。
原因很简单。
索罗斯确信:他这种非凡的金融才干,和已有的公众名誉越来越不相称,他可能会继续生活在阴影中。他也确信,《点石成全》的出版,可能会提高他的声誉,用不着更多地站在新闻界的镁光灯下。
他打算找出自己的失误所在。
1987年,当《点石成金》出版的时候,索罗斯希望金融界及其外围会尊敬他。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感到被抛弃了。然而,这本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光明,新闻界对他包含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漠不关心。当索罗斯意识到人们感兴趣的是他的投资策略而不是他的理论的时候,他感到了一丝失望。
当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与他谈及提高这本书的影响的时候,索罗斯认为,他正行进在同新闻界进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而不是把自己暴露在他商业生涯中已经避免了的各种问题上。
“你必须走出来公开宣传这本书。”出版社的一位高级编审告诉他。
“不错,我猜想只有如此。”索罗斯勉强地回答。“我应该做什么呢?”
“哦,”出版社的人解释说,“你应该让《幸福》杂志、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杂志来采访你,我们去为你联系。”
索罗斯以人们将会计对他这本书来采访而安慰自己,这是一种相当天真的想法。他的几个助手也给他作了分析:“不会的,他们不想跟你谈你的书。他们想知道你最近购买了什么,这是他们要问的东西,这也是他们想知道的东西。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索罗斯和几个公司经理在开会。他突然宣布他要去赶开往华盛顿的火车。
“我准备上‘华尔街一周’节目,”他似乎有些自豪,“他们准备讨论我的书。
阿兰·拉裴尔是在场的一个经理,他知道索罗斯不看电视,但他试图从电视台得到帮助。
“你知道这个节目是谈什么的吗?”
“当然,他们想讨论我的书。”索罗斯显得很自信。拉裴尔再次说道:
“乔治,他们并不是想讨论你的书。他们想知道你准备买什么,你最喜欢的股票是什么,他们会问你许多你不想理睬的问题。”
“不会,”索罗斯说,这次他的声音不再那么自信,“他们会讨论我的书。”
那天晚上,索罗斯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果然两分钟的诙谐之后,问题就向他提出来了:
“你喜欢的股票是什么?”
不管怎样,索罗斯还是有所准备。
“我不想告诉你。”
结果他没有告诉他。
不管怎么说,这次采访是他酋次进入公众生活的世界。但是,对此他并不觉得很舒服。索罗斯又进入了一个让他吃惊的圈子。
唐纳德·卡兹写情绪索罗斯,说想采访他。但是,找到索罗斯是件很困难的事。这位作家似乎已使尽了浑身解数,直到他知道索罗斯写了一本书,后来他对这本书这样描述道,“这是一本十分费解的但有时却使人吃惊的杰作。”。
卡兹给这位投资者写了封长信,恳求给他一次采访机会。他的请求表面上很令人高兴,谁能拒绝一个读者,拒绝一个声称读过你的书的人呢?几天后,索罗斯给予了卡兹仅10分钟的时间。其实,他不完全相信卡兹读过《点石成金》。
卡兹到达索罗斯公司办公室后就被带到一间满是书籍的等候室里,这里有诸如《定量风险评价规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之类的书,他还发现了一本中文书和一本关于一个画家的书。不久,索罗斯走了进来,身着一套很漂亮的灰色西装,看起来很高兴。他陪着卡兹走进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
然后,索罗斯开始提问,问题提出来更像是一种陈述,带有犬儒主义或者怀疑的色彩。
“哦,你说你正好看了我的书?”
卡兹说他已经看过,但他感觉到索罗斯充满疑心。
“你理解了吗?
不管卡兹回答了些什么——他不能提供任何线索——这使索罗斯确定了与这位作家谈话的策略。他和在华盛顿电视讲话中观点一样,他只关心哲学问题,对赚钱丝毫不感兴趣。
“我真正的兴趣在于真正的分析,”他对卡兹解释说,“这是我关心的理论。我在市场中的成功,仅仅给我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人们会重新看待我。我对找寻新的客户没有任何兴趣。,,
然后,索罗斯咧嘴一笑:“而且,我确实没有打算通过这本书发财。”
第十六章 大崩溃
对市场连续变化趋势的信事变得比对市场容量的依赖更大。
第一节 流血的预测80年代中期,股市的牛市使许多投资者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收益。其中,收益最多的是乔治·索罗斯。
1986年,量子投资公司的财富增加了42.1 %,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从公司中获得的收入达2亿美元。
1985年和1986年,他为个人及其海外投资集团积累了25亿美元的财富。
1982年8月到1987年8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从776、92点攀升到2722.42点。按照索罗斯的反射理论,股市将攀升得更高。因为那些狂热的投资者将使股市进一步升高。
但是,依据自己的理论,索罗斯知道,股市暴跌的局面迟早会出现。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它不可能马上到来。
同时,9月2日的《财富》杂志封面刊登了索罗斯肖像,他宣称:股市并不见得好,特
别是日本。
他说:“股票升了再升,已脱离了价值的基本准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股票一定会低迷。因为股市价格过高,说明不了股市不能持续下去。如果你想知道美国股票价格如何过高的话,看看日本的就可以。”他在华尔街重复着上述观点。
为了适应日本结算特点,东京股市进行了调整,但日本股市的收益率1987年10月仍为48、5%,而同期英国为17.3% ,美国为19.7%。索罗斯认为上述数字对东京股市来说一个坏的预兆。
他也知道许多日本公司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投资于其他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甚至借债来进行自己的股市运作。随着东京股市的飞涨,大量股票上市公司使这些公司的股票价值大大提高。但是股市大暴跌的威胁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根据反射理论,索罗斯认识到疯狂的投资可能引发日本股市的暴跌。日本股市占全球股市的36%,因此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将会受到这种暴跌的影响。索罗斯对日本股市充满了悲观,“日本股市膨胀不可逆转,有秩序的收缩已不可能了,股市暴跌正在来到。
他认为如果日本股市暴跌,美国股市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美国股市一点也不像日本的那样超出常规水平。因此,当他在华尔街看到美国存在着与导致日本股市走向极端相同的运作程序时,并不为美国股市过多担忧。接着,他把几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到了华尔街,他乐观他说:“美国股市只是最近才过热,但它能用平和、理智的方式纠正这些偏差。
没有人同意这种观点。10月中旬,罗怕特·普罗斯特,一位著名的市场预测者,警告股民们应从股市撤出。与许多投资者一样,索罗斯对普罗斯特的评论感到震惊。10月14日,索罗斯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撰文再次预言日本股市正走向暴跌。
第二节 灾难的开始
但接下来的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周。
10月19日,纽约《金融时报》负责人安纳托利·卡利斯要求投资者注意股市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索罗斯是一名非凡的解说者,给他作了历史性的、富有哲理性的解说,俩人曾探讨了1929年股市和现在股市正在发生情况的类似之处,他说他毫不怀疑索罗斯对股市面临危险的所有见解,卡利斯记得索罗斯用轻松的口气说:“单从技术上讲,1929年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出现了。”索罗斯的意思是说金融市场正在走向极度的崩溃,这是他一个时期以来所一直预言的。
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了,下滑到创纪录的508.32点,索罗斯所预言的要暴跌的日本股市却极为坚挺,一直持续到星期二。华尔街股市暴跌,标志着,5年牛市的结束。
10月22日.星期四,纽约股市又反弹300点,但接着又呈现熊市,美国股票交易量在海外股市交易中急剧下降,索罗斯决定抛售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
巴洛恩对发生的事情描叙到:“其他的交易商捕捉到了陷入困境中的大商团信息,他们犹豫着,围绕着猎物。彼拍卖的股票从230点下降到220点,到215点,再到205点和200点,于是,交易商进行了收买。索罗斯在195点和210点之间进行抛售。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是索罗斯集团的抛售而不是交易过程使期货交易的现金折价率达20%,从而低于卖合同中现金总额。5000份合同中的折价达2.5亿美元。期货经营公司的经理们只好承担了这笔钱。”
索罗斯集团曾退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马上就恢复了,在244、50点结束,索罗斯一天的损失达到了2亿美元。
第三节 索罗斯的内疚
像结果证明的那样,索罗斯是华尔街股市暴跌中最大的、唯一的亏损者。
他承认他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我希望转变出现在股票市场,但回想一下,它明显出现在债券市场,特别是日本的债券市场,那里债券收益今年早期几个周内已翻了一番。”而美国债券市场在1987年春开始逐渐下降,索罗斯没有看到华尔街债券市场开始出现的下滑趋势,反而还期望美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电视经济评论员亚当·史密斯对索罗斯看到股市暴跌反而陷入感到奇怪。
索罗斯但然道:“我犯了个大错误,因为我预料股市崩盘出现在日本,我为此作了准备,这将给我机会以防备在美国出现的股市下跌,但实际上这种崩盘出现在华尔街而不是日本。所以,我错了。
第四节 一失足成千古惧
1987年股市暴跌后不久,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有见地的指出索罗斯损失了6.5亿一8亿美元。
例如《纽约时报》于1987年10月28日报道:量子投资集团股票价格从每股1969年的41.25美元上升到股市暴跌之前的9793.36美元。《纽约时报》写道:“这一次可能是量子投资公司损失的第二年……自从8月份股市下滑以来,量子投资公司财产损失30%,从
26亿美元下降到不足18亿美元。仅仅上周,索罗斯就抛售了成千上亿美元的股票。
巴洛恩在《佛罗伊·挪瑞斯》杂志1987年11月2日的“交易者,,专栏中写道:“由于股市暴跌,量子投资公司遭受了32%的财产损失,从26亿美元下降到18亿美元。按照已洛恩的文章,索罗斯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损失了8、4亿美元。在同巴洛恩的一次简短的电话交谈中,索罗斯承认了商业上的损失,但声称自己公司的财富今年仍增加了2.5% 。
人们关于1987年股市暴跌中索罗斯到底损失了多少财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索罗斯,按照亚兰·拉裴尔的说法,索罗斯一直在使媒体相信他的损失远比谣传的8亿美元少得多。
“很不幸,”拉裴尔评论道,“一些人喜欢把看到别人的失败作为自己的快乐。现在有许多关于量子投资公司的信息,但退回到1987年,外界能得到的关于量子公司的信息只是在《金融时报》中的‘海外信托投资’栏中作为行情表刊登的那一点儿。”
损失的8亿美元并不是公司的财产价值,如果你想买入基金,你必须付相当于财产价值的钱以及一笔保险费……基金财产价值并不是你在《金融时报》上看到的,但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他们怎样算出8亿美元的:
“这些人说你进入10月份每股价值2万美元,而到月末则为1.6万美元,因此你每股
损失了4000美元,但我认为他们的计算包含了保险费。我们实际的损失是3、5亿到4亿美
元,大家都认为实际的损失为6.5亿到8亿美元。这太糟糕了。加里·格拉斯藤以乔
治·索罗斯的名义向《纽约时报》解释了保险费问题,但《纽约时报》早已得出了自己的结
论。这使索罗斯很沮丧。
“这不正确,”他说:“他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结论?他们怎么这样做?”
“我告诉他:‘乔治,你不要陷入无为的争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但这确实使他变得脾气暴躁,除此之外与媒体的交流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实际上,股市的暴跌使索罗斯1981年的收益化为乌有。股市大崩汲后一周内,量子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26.2% ,每股达到l0432.75元,这比所有美国股票平均下降17%的幅度还大。又据报道,量子公司从10月8日以来损失了31、9%,这意味着索罗斯个人损失了1亿美元。
一名《时代》杂志的记者问索罗斯对这次挫折的反应。“我很乐观。”这是他所能做出的口答。在认识到这是一次较大的挫折后,他说:“我仍很高兴。”
虽然10月份的股市暴跌是索罗斯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他仍极平静地承受了这次打击。“在暴跌时间,他十分平静,”他的一名投资伙伴说,“他的状态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好,他可能认为,市场不应有所反应。但是,一旦错误出现,他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对于索罗斯来说,暴跌没有结束,他认为另一场金融崩溃有可能发生。“许多人正在使股市升温而脱离常规,”他说:“正如60年代和70年代股市下跌使50年代和60年代积累起来的财富化为乌有,现在在灾难面前股市又将面临新的考验。”
在1988年早期他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注意到了1987年与1929年的股市狂跌之间的明显相似之处。
在所有的市场中,联系自身并不总是用相同的力量发挥作用
在所有市场中,各种联系自身并不总是用相同的力量发挥作用。虽然如此,作用的方式却经常显示出相似性。如1987年和1929年的股市暴跌无论在货币流通趋势上升和下降方面,货币超出常规的趋势是一样的显著。
“在货币市场,国际货币流通的相对重要性和过分的汇率波动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而国际资本的流通正在呈连续递增趋势
“但在股票市场,连续增长的趋势几乎没被注意到……当人们对市场平均指数作出判断时,很难脱离市场趋向而作出独立的判断……
“最终,对市场连续变化趋势的依赖变得比对市场容量的依赖更大,当一个市场开始衰落时,这种衰落将加剧,直到市场瓦解为止,许多设想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都不能运行。
“对市场流动性及流动性缺乏的讨论更多地被误解了,重要的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平衡。对连续变化趋势的思考(如指数、运行规则、技术分析)和连续变化趋势的主体(如有价证券、保险和选择权)打破了这种平衡。金融市场需要买方订单和卖方的货单顺利实施而避免过多的成本,但超出一定范围,这种流动性是有害的,因为它鼓励连续性行为。
对市场连续变化趋势的信奉变得比对市场容虽的信赖更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1987年末,量子公司的财富仍上升了14.1%;达18亿美元。
实际上,股市暴跌只是引起索罗斯在华尔街地位的轻微震动。
当《金融世界》杂志发表它的华尔街所获报酬最高人的年度概览时,索罗斯名例第二,在保罗·约翰斯之后,约翰斯的收入估计在8000万一1 亿美元之间。索罗斯1987年的收入,尽管有股市暴跌,仍为7450万美元,难怪他平静地接受了股市暴跌所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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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高处不胜寒
你对还是错,这并不至要。重要的是你决策正确时收益多少,错时损失多少。
第一节 德鲁肯米勒
由于将注意力和热情专注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乔治·索罗斯越来越不愿意紧密关注量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了。他是能够分心的,从80年代中期,公司财产价值达10亿美元之上。索罗斯正在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促进欧洲社会开放上,而较少地操心于赚钱。
到1988年秋,索罗斯决定选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能负责公司的管理,而且能随时接管整个公司的运作,这个人还能在投资领域作出决定。找到这个人并使他成为舵手是索罗斯所做出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
他选择了斯但莱·德鲁肯米勒。
和索罗斯一样,德鲁肯米勒,早期并没受到媒体注意。他是一名投资天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在缅因州的波顿大学学习英语和经济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密执安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但随即发现经济学过于量化和理论化,对现实看起来毫无作用。
德鲁肯米勒于1977年成为匹兹堡国家银行的一名股票分析员,年薪10800美元。不久,他成为证券研究的项目负责人,年薪23000美元,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成为部门经理,年薪481000美元。两年后的1980年,当他28岁时,他离开了该银行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管理公司。这一行动是应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的要求所做的,该公司给他月薪1万美元。德鲁肯米勒命名自己的基金为杜昆森资本管理公司。
6年后,德鲁肯米勒成为杜富斯公司的一名基金管理员。在该公司,他管理着股票、债券和货币在长期和短期方面在市场的进出。他的天才受到了好评。德鲁肯米勒被授权负责几个基金的发展,最著名的是1987年3月建立的战略进取投资公司,在以后的17个月中,该公司一直是这一行业中运行最好的。
德鲁肯米勒在战略投资公司的成功引起了索罗斯的注意。按照索罗斯的安排,德鲁肯米勒首先找到了索罗斯。德鲁肯米勒很符合索罗斯所要寻找的那个人。虽然德鲁肯米勒一直在考虑回去全身心地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但索罗斯是他崇拜的偶像:“他看上去早在我20年前就已奉行我所选用的经营哲学,”这种哲学就是掌握长期和短期股票的核心分额,利用贷款投资去交易期货买卖、债券和货币。
索罗斯邀请德鲁肯米勒会谈了几次。
德鲁肯米勒无法平静了,是回到杜昆森公司,还是冒险为索罗斯工作?
德鲁肯米勒听说过有关索罗斯的事情,他知道,索罗斯爱凭一时兴致雇佣人,并且量子公司的工作变动串是很高的,当他把要去量子投资公司工作的想法告诉他的投资圈内的朋友时,他们都建议他不要到那儿工作。
谣言没有过多地干扰他。他所设想的最坏的情景是,在索罗斯解雇他之前他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他会接受一个教训。但一旦他返回杜昆森,这一年的工作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决定吸收德鲁肯米勒之后,索罗斯发出了急切的邀请,甚至在他正式雇佣德鲁肯米勒之前,索罗斯就已称呼他为“我的接班人”,这对德鲁肯米勒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也是令人害怕的事情。“当我到索罗斯家中接受会见时,他的儿子就提醒我,我是第十个‘接班人’,没有一个人持续太长的时间……第二天,当我走到索罗斯办公室时,职员都称呼我为“接班人”,但他们也认为这太可笑。”
1988年9月,索罗斯把工作交给德鲁肯米勒,德鲁肯米勒接受了它。现在德鲁肯米勒所要做的是证明他胜任此项工作。
开始的六个月是极为残酷的,正如德鲁肯米勒所担心的那样。两个人可能有相似的经营哲学信条,但他们的执行这些信条的战略不同,德鲁肯米勒想独立地操作,不想让乔治·索罗斯监视着自己并反复揣测自己的每一个行动。而索罗斯不想给德鲁肯米勒过多的自由,他必须掌握这种自由,因此索罗斯企图控制德鲁肯米勒。
任何一个新雇员都不想与老板发生冲突。因此,当索罗斯建议某事时,德鲁肯米勒只是执行,德鲁肯米勒为索罗斯所震慑,他常把索罗斯描绘成时代的最伟大的投资者。
但后来德鲁肯米勒对索罗斯的让步变成了索罗斯对德鲁肯米勒的了。对于出自索罗斯之口的事情持异议这似乎大愚蠢,但德鲁肯米勒不肯只作一名职员,他最后告诉索罗斯:“你不可能在一个厨房同时做两分菜,这不可能。”索罗斯答应让步,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变化发生。德鲁肯米勒采取的逆来顺受态度是暂时的,于是1989年8月,在德鲁肯米勒加入量子公司后近一年,两个人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吵。
德鲁肯米勒独自在债券市场取得了一个份额,而索罗斯没与德鲁肯米勒商量又把这些债券卖掉了,这是索罗斯第一次背着德鲁肯米勒所做的事。
德鲁肯米勒愤怒了,两个人互相争吵着,最后索罗斯冷静下来,答应他将与德鲁肯米勒保持一定距离,不再干扰他。
索罗斯知道,他和德鲁肯米勒度过了这些令人难堪的时期。
“开始,他发现很难为我工作。虽然我给了他很大权力,但他仍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受压抑,因此他感到他工作得不加入我的公司之前那样好。”
索罗斯能适应这样的安排?德鲁肯米勒心存疑虑,索罗斯以前曾没采取过低姿态,现在他为什么要开始新的篇章?
但随后的几个月,在1989年下半年,德鲁肯米勒碰到了好运。
此时,东欧发生了巨变。11月柏林墙倒塌,索罗斯天天追综东欧所发生的事件,他说1989年夏季,我就告诉斯但莱他必须全面负责基金的管理,从那时起我们没有一点难处,我成了教练,而他成了参赛者,我们的操作提高了……
没有索罗斯干预,在相信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马克将坚挺的基础上,德鲁肯米勒为量子投资做了他的第一笔大生意。虽然看不到索罗斯,但德鲁肯米勒脑中却留有索罗斯的印象,他想起了《点石成金》,特别是索罗斯关于货币的理论。其中一部分就是随着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紧缩政策出现的同时,又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那么,一个国家货币值将升,现在正是在德国马克上下赌注的最佳时机。
实际中,索罗斯的理论与现实截然不同。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两天,马克贬值了,人们相信财政赤字将增大,而这对德国货币将形成伤害。虽然如此,德鲁肯米勒仍遵从索罗斯的建议,在以后几天内在货币市场投入了20亿美元的份额,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他也相信日经指数上涨太高了,日本银行正在执行紧缩货币的政策,德鲁肯米勒于
年下半年卖空了日本股票,这对量子公司又是一次幸运。
第二节 小试牛刀
80年代后期,美国的借贷风气极大地帮助了大集团投资者如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
1989年下半年一开始,短期利率收益变得低于长期利率。《格兰特利率观察家》主编詹姆士·格兰特解释说:“因为你能以3.5%利率借贷,并购买能给你带来5.5% 利润的政府债券。要是延长你的交易,这微不足道的两个百分点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理论上“微不足道的两个百分点”适用于任何人,投机交易集团也有方法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格兰特评论说:“投机交易集团有那种平衡单准许他们抵押货款,你和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借出10亿美元的钱……”
“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所不同的是个人合伙能并且一直在持续借贷。如果你开始有10亿美元资本,你就能借到许多钱……好!如果你用10亿美元,或50亿美元来做,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早晨显示你的财富价值!……这种商业气候适合投机,适合大规模的投机。
早在1991年,德鲁肯米勒就在美国和日本货币市场取得了30亿美元的短期份额。在美国和世界的债券市场,他也取得了一个巨大的短期份额。有人认为1991年前两周,一旦美国攻击伊拉克,市场将严重下跌。
德鲁肯米勒不同意这种认识,他把量子公司的期货买卖份额从短期转到了长期,他保留了在股票特别是银行和不动产的较大的短期份额。到战争爆发,量子投资公司的市场份额全部是长期的。结果证明,德鲁肯米勒的预测是正确的,尽管到1991年1月市场份额不太合理:30亿美元的无定息股票的短期份额,30亿美元的美元对换马克的短期份额,加上一个在日本和美国的大的短期份额。但到1月底,量子投资公司在日本和美国的债券短期投资利润在盘旋上升。
量子投资公司获得了53.4% 的收益,其财产价值达3157259730美元,公司一名发言人说:“今年我们很幸运,我们在股票、货币、债券交易上获得了巨大利润,像这样幸运是极少见的。”上半年,这些交易还是牛市,但到了下半年后,就呈熊市。
德鲁肯米勒1991年的最大的成功是他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债券和货币方面所下的120亿美元的赌注。当债券价格在八、九月的经济衰退中上升时,量子公司赚了上亿美元的钱。量子公司在生物技术股票方面也做得很好,在墨西哥的电话股票及其他一些股票上赚了2亿美元。德鲁肯米勒为其老板做得如此好,使索罗斯成为美国1991年收入最多的人,达17亿美元。
德肯米勒做得很好,得到了索罗斯的极高敬意。
从分工上讲,德鲁肯米勒是12个经理之一,但事实上,他管理整个公司的运作过程,自德鲁肯米勒接管量子投资公司以来,公司每年财收益平均为42%,高于索罗斯创纪录的30%。1989年,在德鲁肯米勒领导下,量子公司的财富增长31;6%,19oo年为29。6%,1992年为53.4% ,1992年为68.6% ,1993年为72%。
虽然很少得到索罗斯的直接指导,德鲁肯米勒仍把这些功绩归于索罗斯,他遵从了索罗斯关于怎样建立长期收益的哲学信条,这产生了巨大作用。
通过时资本和国内挤兑的保持来获得较高收益
索罗斯对德鲁肯米勒解释如何获得长期收益,就是“通过对资本和国内挤兑的保持,你要极富进取心,特别是当你取得好的收益时。许多经营者一旦获得收益达30%到40% 时,就极小心地进行交易,而不极力地获取早已认识到的收益,真正获得较高长期收益的办法是
用心努力去做,直到你的收益达到30% 到40%,接着,如果你有信心,实现一年100%呢,如果你能把几个年收益率l00%连起来而避免下降的年份,那么你就真正地获得了较出色的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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