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回忆录
格林斯潘在2007年底推出具有自传性和学术性的回忆录《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回忆录内容，大家都能在网上看到一鳞半爪，但是不能得窥全豹：格氏的经济思想从何而来？其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是不痛不痒的泛泛而谈，哪些是对症下药的紧要偏方？世界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各大市场（股市、债市、汇市和包括能源和金属在内的各种期货市场）到底是什么现状？社会保障和收入差异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些将如何影响美国和世界经济走向？作为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真正制定者和推动者，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味道？在回忆录中，他详细论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经济改革性质，和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主流宣传大不相同。这也是此回忆录不能在我们大陆及时出版的真正原因。有关方面担心看了他的回忆录，会引起思想混乱，导致社会动荡。但是，真的会引起思想混乱，导致社会问题吗？凭什么，这书有的人能看，而大多数人不能看？同为中国人，凭什么台湾人、香港人能看，而我们大陆人反倒不能看了？我们可以“被”思考，也习惯于“被”思考，但是，谁为我们的投资行为负最终责任？普通投资者需要的恰恰是和平的稳定的发展的投资环境，只有特殊投资者（比如军火商）才惟恐天下不乱。我相信看这本回忆录的人，一定是热爱和平、希望中国繁荣富强的人，一定是理性看待历史事件、展望美好未来的人，一定是关切投资行为、投资回报和投资方向的人。
至于阅读方法因人而异，并不强求一律。但是，对这本书，最好不要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事，而要通过反复阅读，建立起一个确切而坚实的参考点，形成融合自身感悟的经济思想和投资理念，避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尤其要警惕的是，格林斯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他更是一名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政客。他很清楚，自已出回忆录，不仅美国人民会看，全世界的人都会抢着去看，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投资者。他是不会放过发挥影响力的绝好机会的。他并不象他自称的那样长持“伴奏者心理”，更不是“众目睽睽之下，手足无措”的人，事实上，他非常爱显摆，只是显摆得比较巧妙而已，以至于成为华盛顿政坛不倒翁。比如：他一方面对他的朋友和合作者大加赞赏，一方面又轻点一笔：“象保罗·奥尼尔这样对赤字问题口无遮拦的人，在政府里是吃不开的。”最后提及这个由格林斯潘本人力荐、名叫保罗·奥尼尔的美国前财长黯然辞职，而俩人共同拟就的政策草案未能付诸实施，除了国会那帮“目光短浅，一心迎合选民”的议员们之外，似乎要怪这个不会做“传声筒”的“朋友”了。读者自然就领会到他老人家的“高明”之处，洞悉“美联式”或“格林斯潘式”发言原来另有玄机，而非仅限于“艺术地引导市场”。又比如：他为什么“直言”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难道真的仅仅是发表对布什政府的不满而博眼球吗？非也！在本书第24章，格林斯潘花了大量幅篇章讲述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性及前景，但却对替代性能源或再生性能源所言甚少。他这是以“遗憾”的措辞，“在政治上方便地”告诉美国选民要支持伊战。又比如：关于某些国际经济议题，他为什么要反复鼓噪、喋喋不休？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新经济是谁的新经济？讲这些东西的前提在哪里？我们不要轻易被他所忽悠。当然，除了这一点可能是多余的提醒之外，衷心希望朋友们能通过阅读此书获得全新视野和相当高度的视点，为投资理财和企业决策带来新变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本书目录：
00 引言
01 都市少年
02 经济学人成才之路
03 经济和政治对对碰
04 平头百姓
05 黑色星期一
06 柏林墙之倒
07 我与克林顿
08 非理性繁荣
09 千禧年高烧
10 逆旅之始
11 国家有难
12 经济增长之道
13 资本主义模式
14 中国何去何从
15 老虎和大象
16 俄罗斯剧变
17 拉美国家和民粹主义
18 经常帐户和债务
19 全球化与监管
20 “谜团”
21 教育和收入差异
22 退休潮涌 计将安出？
23 公司治理
24 能源紧张 长期之痛
25 预言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下午，我参加完在瑞士举行的国际银行家例会，搭乘瑞士航空128次航班飞返华盛顿。正当我在座舱内踱步的时候，护送我出行海外的卫士长鲍勃•爱格牛在过道里把我拦下了。鲍勃是前秘密特工，为人友善但话语不多。此刻，他看上去神情严峻。“主席先生，”他低声说道，“机长要在前头见您。两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我一定满脸疑狐，因为他加了句“我不是在开玩笑。”
驾驶舱内，机长神色惶然。他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一桩针对我国的可怕攻击——有几架民航飞机遭到劫持，其中两架撞进世贸中心，一架撞上五角大楼，还有一架下落不明。他所知道的就这些了，他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道。我们要飞回苏黎士，但他不会向其他乘客广播真实原因。
“我们非返航不可吗？”我问道，“可以降落在加拿大吗？”他说不可以，他接到的命令是折返苏黎士。
我返回座位，机长则发布广播说空中交通管制要求我们飞回苏黎士。座位上的电话立刻就被打爆，我无法和地面取得联系。那个周末和我同在瑞士的美联储同事们，都已经上了别的航班。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态进展，无计可施，只好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东想西想。我望向窗外，随身携带的工作、成堆的备忘录和经济报告，统统被我丢在包中不理：这些袭击会不会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幕呢？
我最先牵挂的是我的妻子安德莉娅，她是NBC电视台驻华盛顿的首席外事记者。令人宽慰的是她人不在纽约（译者注：NBC电视台总部在纽约），而且当天她也没有计划采访五角大楼。我想她应该在华盛顿城中的NBC分台里，正忙碌着报道新闻。所以我不用太担心，我安慰自已……但是，万一她在最后关头，临时前往五角大楼采访某位将军呢？
我担心美联储的同事们，他们和家人都安全吗？美联储职员一定正忙着应对危机。此次袭击——自珍珠港事件以来首次发生在美国本土——将陷国家于混乱，我需要凝神思考的问题是：经济会因此元气大伤吗？
显然，种种经济危机呼之欲出。最坏的情形便是金融系统崩溃，我想这倒不太可能发生。美联储管理的电子支付系统每日调度的资金和证券高达4万亿美元，在美国所有银行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银行间互相转账。
我们向来认为：如果存心破坏美国经济，只要搞掉电子支付系统就可以了。银行将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资金实物转移，而商业将局限于物物交换和欠据欠条。全国经济活动水平将会一落千丈。
在冷战期间，美联储为金融系统赖以运行的通信和计算机设施建立了庞大的备用系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打击。我们有花样繁多的安全措施，比如，把某个美联储银行的数据备份在数百英里外的另一家美联储银行里，或者某个遥远的地方。万一发生核攻击，我们可以启动备用系统并在无核辐射区迅速运行。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将在当天启用的正是这样一个备用系统。我相信他和我们同事定会采取必要手段来保证世界美元体系继续运行。
然而，虽有可能，但我并不认为劫机者矢志摧毁金融系统实体。这更有可能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美国的象征性暴力活动，就象早在8年前世贸中心车库里的炸弹事件一样。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由这类攻击所带来的恐慌——特别是还有攻击将不断袭来的情形之下。象我们这样复杂的经济体里，劳动分工环环相扣，人们必须不停地互相交换产品和服务，没了商品交换，所有家庭都得完蛋。如果人们退出日常经济活动——投资者狂抛股票，商人远离交易，老百姓呆在家里害怕去购物中心遭遇自杀炸弹——就会出现滚雪球效应。此种心理将导致大众恐慌和经济衰退。象我们正在经受的这种惊骇是可以引起经济活动偃旗息鼓大幅萎缩的。祸不单行，诚非虚言。
飞机远在空中尚未落地，我就已认定世界要发生我还不能说清道明的变化。我们美国人从冷战后十年来怀揣着的良好自我感觉已然破灭。
我们终于在当时时间晚上8点半——美国时间刚刚过午后抵达苏黎士。瑞士银行官员接我下飞机，拥着我进入候机厅的贵宾室。他们表示可以为我播放世贸双塔倒塌以及五角大楼起火的录像，我谢绝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那里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揣测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其中一定有我认识的人。我不想看到毁灭，我只想要一部打得通的电话。
我终于在晚上9点钟之前几分钟打通安德莉娅的手机，听到她的声音，我大松一口气。我们彼此确认对方安然无恙之后，她说她得赶紧挂机：她正在值班，马上要接着播报当天事件的最新消息。我说：“快跟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吧。”
她当时一只耳朵贴着手机，另一只耳朵里戴着耳塞，身在纽约的特别事件制片人在里面几乎喊起来了：“安德莉娅，汤姆·布洛考要和你连线了！你准备好了吗？”她只来得及崩出半句“听着！”说时迟，那时快，她把开着的手机放在大腿上，对着摄像机开始播报。就在那当儿，我一字不差地听到了全国人民听到的直播新闻——失踪的美国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
然后，我才打通电话，联系上正在美联储的罗杰·弗格森。我们把危机处置预案快速地过了一遍，不出我所料，一切都在他的良好掌控之中。此时，所有飞往美国的民航班机都已停飞，于是，我打电话给白宫办公室主任安迪·卡德，请求提供返回华盛顿的交通工具。末了，我在私人保镖护卫下，返回酒店睡会儿觉，同时等待指示。
黎明时分，我再次登机，这一回坐到一架美国空军KC-10加油机的驾驶舱内。机组人员往常飞行于大西洋上空给各种飞机加油。舱内气氛凝重。“您怎么也想不到，”机长说，“听！”我把耳朵靠近头戴式耳机，但除了静电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正常情况下，大西洋上空充满无线电通话，”他解释道，“现在的静默极其怪异。”显然，机外什么人也没有。
当我们飞临东海岸进入合众国神圣领空的时候，两架F-16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机长获准飞越曼哈顿南端上空——原先世贸双塔所在地已是烟雾腾腾的废墟。数十年来，我的办公地点离那里不过数个街区而已。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一天天眼看着世贸双塔拔地而起。如今，从3万5千英尺俯瞰，它们那冒烟的残骸成了纽约最醒目的地标。
当天下午，我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穿过路障重重的街道，驱车直抵美联储，随即投入工作。
电子资金大多流动良好，只是由于民航停飞，老式支票的传输和承兑出现延误。那是个技术问题——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全体职员和各个美联储银行完全有能力给各个商业银行临时追加额外信贷。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聆听，寻找灾难性经济大衰退的征兆。911之前七个月，经济一直轻度衰退，还未摆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不过，情况开始出现转机。此前，我们迅速持续降低利率，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到了8月底，公众关注点已经从经济转向加州国会议员加里·康迪特，该议员的几则声明闪烁其词，事关年轻女子失踪案，完全占据晚间新闻，安德莉娅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闻可供报道。我记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如果电视新闻大多集中在国内桃色事件上，那么这个世界一定状况良好。而在美联储内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到底该降多少。
911之后，来自各个美联储银行源源不断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回事。美联储系统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2家银行组成。每一家美联储银行贷款给本地区的各家银行并加以监管。美联储银行也是美国经济的窗口——银行官员和职员与本辖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收集到的订单和销售信息，胜过每月公布的官方数据。
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全国人民什么钱也不花，除了花钱购买物资，防备可能再度发生攻击。食品、安全装置、瓶装水和保险的销售上升，所有旅行、娱乐、旅馆、旅游和传统商业活动全都下降。我们预料到从西海岸运到东海岸的新鲜蔬菜会因为空运暂停而难以为继，但是很多其它业务如此快地受到重创，还是令我们颇感意外。举例说吧，汽车零部件从安大略省温莎市运到底特律市的工厂，要通过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河流桥渡，慢得象爬虫——这是福特汽车公司决定暂时关闭5个工厂的原因之一。很多制造商多年前就已经转向“及时”生产方式，不再在工厂里库存零件和材料。有需要时，他们仰仗空运来递送关键零部件。关闭领空和封锁边境导致缺料缺货，产能陷入瓶颈，被迫取消生产班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足马力高速运转。9月14日，星期五，国会批准第一笔400亿美元紧急拔款，并且授权总统武力对付任何攻击我们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布什总统发表也许可算是任内最有影响力的演说，振奋国人的精神：“美国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我们是为世界上的自由和机遇指引方向的最明亮灯塔，”他说，“但是最终——没有人可以挡住它的光辉照耀！”他的支持率飙升到86%，而政治人物们，都成了双党派人士——哪怕仅团结一会儿。众多“奇思妙策”云涌国会山，希望帮助国家重振雄风。有向航空业、旅游业和娱乐业注资的众多计划；有向商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以鼓励投资的大量建议；屡屡提起针对恐怖主义的保险事宜——如何对这样灾难性的事件进行保险？如果有这样的保险，国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为了全面消除这些负面连锁反应，让商业飞机重上蓝天刻不容缓。（国会很快通过一项150亿美元的航空运输拯救议案）但是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怎么注意那些争论，因为我全神贯注于更为宏观的整体形势——对此我仍未明了。我深信答案不在于又大又仓促且代价高昂的表态中。常见情况是：每逢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每位国会议员都觉得他必须提出议案，总统们怀抱有所行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台短视低效而且常起反效果的政策，比如1973年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时期，尼克松总统强行颁布汽油定量供应政策。（该项政策导致当年秋天在美国某些地方排起了购买汽油的长龙）不过，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的14年间，我已经多次见过经济从危机中起死回生——包括我任职才5周时证券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我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储贷业危机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中挺了过来，更别提1990年的大衰退了。我们享受了证券史上最长期的市场繁荣，继而饱尝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痛苦。我渐渐开始认识到美国经济最强大的力量正是它的韧性——吸收破坏力并复原的力量，其方式和步调，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更不会轻易听人摆布。况且在目前的恐怖情势下，还无从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想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观察和等待，直到我们对911的确切后果有更好的了解。这就是我于9月19日下午，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的一个会议上，向国会领袖们的进言。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会同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前财政部长鲍勃·鲁宾、白宫经济顾问拉雷·林赛在国会大厦靠众议院这边、附属于哈斯特德办公室的一间装潢简单的会议室里开会。立法者们想听取我、林赛和鲁宾关于此次袭击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接下来的讨论极其严肃认真——没有哗众取宠的表演。（我记得我暗自思忖：这才是政府应有的工作态度）
林赛认为恐怖份子严重打击了美国人民的信心，最佳的反制措施就是减税。他和其他人主张尽快给美国经济注入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吓不倒我——约占国家年总产值的1%。但我对他们说，这1000亿美元到底是多了还是少，我们不得而知。不错，航空业和旅游业深受影响，报纸上充斥着各种裁员的报道。不过令人感到神奇的是，9月17号，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在离世贸遗址仅3个街区的地方成功地重新开张了。这是重大举措，给人以昨日重来系统依旧的感觉——可以说我们在美联储东拼西凑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亮点。与此同时，支票承兑系统也恢复正常了，还有，股票市场并没有崩盘：股价只是跌了一下就稳住了，这表明大多数公司并未深陷危机。我对他们说，明智的做法就是继续研究新的方案，过两周再开会，那时我们掌握的情况会更多。
第二天早上，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个公开听证会上，我表达同样意见，力劝大家沉住气：“没有人能够完全估算出911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不过再过数周，恐慌渐渐消失，我们便能较为准确地评估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对近期经济的影响，”我还强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对各次冲击，美国经济变得更有韧性。金融市场取消了管制，劳力市场比过去宽松多了，还有，信息技术在最近取得长足进步，这些都大大增强了经济吸震和复苏的能力。”
其实，对于形势，我算是表面乐观内心忧惧吧。和大多数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一样，我一直预感会发生更多的袭击。这种感觉一般不会公开说出来，但是你看看参议院表决时的一致通过就清楚了：98对0通过对恐怖份子使用武力，100对0通过航空保安条例。我特别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中，核武器是有可能被人从兵工厂偷出来的。我还想到水库可能会遭到污染。不过，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如此悲观的立场，因为如果我把所想到的可能性全部说出来，会把市场吓得半死。我知道我可能谁也瞒不了，不过，市场中的人会听到我的讲话，并说：“我真的希望他说得没错。”
九月底，第一批经济不景气的数据出来了。通常，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新增人数能在第一时间清晰地反映出经济是否出了问题，该人数由劳动部每周统计一次。当月第三周，申请高达45000份，比八月底高出13%。该数据证实了新闻报道中失业人员范围之广、窘迫之深。我仿佛看到成千上万原先在酒肆宾馆度假胜地工作的人们现在生活无着，不知该如何养活自已和家人。我据此得出结论：经济不会很快复苏。这次打击太大了，具有高度韧性的经济也难以承受。
象很多分析家一样，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研究经费和减税方面的一揽子提案及相关的数目。对于每个提案，我们想尽办法洞悉细节、估算总额的数量级，有趣的是，它们都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正是林赛当初提出的数额。
10月3号，星期三，我们又在哈斯特德的会议室碰头，还是讨论经济问题。再过了一个星期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更多了——又有51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此刻的我，决心已定。当我还在担心再度发生袭击的那段时间里，是无法知道情况到底会有多糟糕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未雨绸缪保护经济。现在，我对与会之人说：损失已经可以测算出来了，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加以挽回，而且实施经济刺激正当其时。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措施看起来是蛮合适的——够多，但又不至于多得令经济过热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立法者们好象没有异议。
当晚我回家，自以为态度鲜明表述清晰，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这1000亿美元的数字最初可是拉里提出来的啊！因此，当读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似乎全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方面，国会和政府当局对我言听计从的传闻，令我暗喜，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报道又让我如坐针毡。对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我向来不能处之泰然。从早年起，我就视自已为一个幕后的专家，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非号令者。1987年股灾的历练，使我能镇定自若地作出重要的决策。但是哪怕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仍然手足无措。外向——那不是我的性格！
*比如，2001年19月15《时代杂志》报道：“格氏态度之转变予立法者以久盼之绿灯……白宫与两党领袖咸服格氏之衡论：新定之国用与减税总额应为岁入之百分之一也。此数，当有立竿见影之近效，无赤字膨胀之远忧，过则将遽致长期利率之抬升。”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大家眼里我说话很有影响力，但是911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并没有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我此生最糟糕的一个预测也许就是“会再度发生恐怖袭击”之忧，而大家都以为是我开了绿灯的经济刺激，也并没有实施。它陷入政治泥潭裹足不前，直到2002年3月份才出台。这一揽子经济刺激不仅姗姗来迟几个月，而且对公共福利并没起多大作用——它成了一场说来叫人脸红的“政治分肥”闹剧而已。
尽管如此，经济还是自我调整了。工业生产仅仅温和下降一个多月，十一月份便开始走出低谷。到了十二月，经济再次抬头增长，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出现回跌，并稳定在911之前的水平上。美联储的确在其中插了一手，不过，我们只是延续911之前的动作，不断降低利率，让大家更容易借钱和花钱而已。
眼看着自已的预期落空，我并不介意。因为911劫波过后，异乎寻常的经济反应，确认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的经济具备高度韧性，我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所作的乐观陈述已然成为现实！挺过艰难的最初几周后，美国家庭和商业都缓过气来。我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催生了如此空前的经济韧性？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回答此类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拥有充足的资料来弄清楚全球化经济是怎么一回事，而当年，斯密不得不几乎两手空空地发明经济学，以评估18世纪复杂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我远远比不上亚当·斯密，但我有着相同的求知欲，想弄明白推动我们时代的强大力量。
本书颇有几分侦探故事的味道。911之后，我明白，如果我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佐证，这个佐证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一个资本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哪怕仅仅和25年前相比，它也是灵活得多，韧性得多，开放得多，更能自我调整和快速变化。这个世界向我们展示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和同样巨大的新挑战。《动荡年代》是我理解这个新世界本质的尝试：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的？我们经历过什么？且不论是好是坏，到底有哪些东西已露端倪？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回顾自已的经历时把本人的看法融入其中。我这样做是出于准确记录历史的责任感，如此一来，读者才可以了解本人思想的来龙去脉。本书因此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尽力再现求学之路，而第二部分，则更多的是以所写的内容为基础构建基本概念，进而理解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为已任。自始至终，我都在探求新兴全球化环境的关键因素：发端于18世纪启蒙运动、起着支配作用的原理，极为庞大、起着推动作用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起着威胁作用的全球性金融失衡和世界人口剧变，除了无可置疑的成功，还有对财富分配正当性的长期关切。最后，我综合以上内容，对2030年的世界经济局面作出了合理推测。
我不会假装无所不知。但是，鉴于本人身处美联储的优势，在相当广泛的议题上，我都有特权听到最棒的想法和说法。我可以读到大量的学术著作，里面论及的很多问题，我和美联储的同事们天天都要与之打交道。离开美联储全体职员，我绝不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出奇地犀利，还是相当地沉闷。我有权利召来一位或多位美联储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询问有关当前利率或历史利率的学术工作。我也可以立刻收到详尽的利弊分析，所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用于评估风险中性(译者注：风险中性是相对于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概念，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对自己承担的风险并不要求风险补偿。）的最新数学模型，到美国中西部公立大学的出现及其影响。因此，没有人拦着我去碰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假说。
很多全球性力量正渐渐地改变着我们原来熟悉的世界，有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因为手机、个人电脑、电子邮件、黑莓移动邮件系统和互联网的使用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硅电子特性的研究导致微处理器的诞生，光纤、激光和卫星三者相结合，令通信能力有了革命性的提高。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北京到中国的北京，人们见证了生活的变化。如今世界上大把人口使用的技术，我在1948年初出茅庐时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事。新技术不仅打开一个低成本通信的全新局面，而且促成金融领域的巨大进步，大大增强把稀有储蓄导入到生产性资本投资的能力，成为迅速推进全球化及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激活器。
关税壁垒在二战后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渐削弱，这是因为大家认识到：战前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螺线形下降——国际劳动分工的倒退引起世界经济活动几乎崩溃。战后贸易复苏有利于开辟新的低成本货源，再加上新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部分归功于硅技术），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推进力度由此得以提高，哪怕是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拥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成功取得全球性零通胀率和个位数利率助了一臂之力。
1989年是世界经济的决定性时刻。柏林倒塌的那一瞬间，昭示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铁幕后完全崩溃，连西方最饱学的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料到。这暴露出中央计划经济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败；伴随着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民主国家日趋幻灭，市场资本主义受到支持，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暗暗取代原先政策。中央计划经济再也不是辩论的主题，再也没有颂歌。除了北朝鲜和古巴，它从世界经济议程中突然消失了。
不仅仅是前苏联集团的各国经济在一番混乱之后，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连我们以前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也这样做了。它们原先在冷战时期保持中立，但已经实施中央计划经济或一直进行严重的管制以至于和中央计划经济没啥两样。共产主义中国，早在1978年就向市场资本主义靠拢了，却加快大范围的严格管制运动，其后超过5亿人的劳动力拥向珠江三角洲的自由贸易区。
在保护外国人财产权的问题上，中国的转变是微妙的，但是大得足以引发一场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的爆炸性热潮。这一热潮始自1991年，可谓名副其实的：FDI从1980年的5700万美元蹒跚起步，到1991年突破40亿美元，然后以每年21%的速度飙升，到2006年达700亿美元之巨。这些投资结合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形成强有力的组合，平抑了所有发达国家的工资和物价。早些时候，被称为亚洲老虎的较小经济体，特别是南韩，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并向西方出口的办法，迅速提高各自的生活水平。
上述地方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比例显著上升，这种变化趋势同时带来了强烈的连锁效应。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工业化国家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很薄弱，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留了更多的钱以备不时之需及退休养老。（其他因素也有。比如：没有很好地形成消费文化，老百姓不喜欢花钱。）自2001年起，世界GDP份额不断从低储蓄的发达国家向高储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令世界储蓄高企，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增长总额大大超出了计划投资总额。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平衡全球储蓄和投资的市场机制，已经令实际利息（名义利率用于调整通胀预期）低到无法不关注的地步。换句话说，寻求投资回报的资金供应已经快过投资者的实际需要。
明显过度的储蓄，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由科技推动的生产力，加之劳动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大转移，这一切帮助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平抑了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世界各地（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伊朗明显例外）的通胀率为个位数的原因——这是自19世纪30年代放弃金本位实行法币或纸币以来的罕见情形、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系列力量最耐人寻味之处便是同时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不是通货膨胀和长期利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中央银行家们确实有意调整政策，最大化这种全球金融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好处。然而，我还会在稍后略述，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力量似乎没有哪一个会长久存在。法币世界里的通货膨胀是难以抑制的。
过去二十年来，实际长期利率（剔除了通胀影响）不断下降，这和日益上升的股票市盈率、房地产以及所有赢利性资产互相连动。结果，1985年至2006年间（2001年至2002年明显例外）世界资产总市值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名义GDP还要快。于是造成世界流动性显著上升。股票和债券价格、家用任宅和商业地产、美术收藏和大多数别的玩意儿全都参与其盛。很多发达国家的房主在入不敷出的时候，可以利用不断升值的房屋净值（译者注：房屋净值指住宅市价和未偿贷款之差额）进行超前消费。特别是在美国，家庭消费不断增长，吸纳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的巨额出口。正如《经济学家》在2006年末的评论：“世界经济从2000年开始以年均3.2%速度增长，迈向最辉煌十年的征程已然过半。如果不出意外，将会超过传说中田园诗般美妙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市场资本主义——这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看来运转良好。”就总体而言，这些发展向来范围广大、影响积极。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数以亿计的世界人口得益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恢复而摆脱贫穷。诚然，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大部分人口终于体验到什么才叫富裕，开始向往这个所谓发达国家的专利。
如果说过去25年的故事有一条情节主线的话，那就是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威力。市场资本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失败后被迫撤退，国家干预主义因此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甚囂尘上，其后，市场资本主义以强大威力逐渐卷土重来，70年代就已初现峥嵘，时至今日，它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商业法规的普及，特别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掀起全球性创业热潮。这反过来产生了种种机制——即斯密所谓“无形之手”的国际版本——如今暗中引导着这一参与日众的人类活动。
结果就是政府对老百姓日常活动的控制减少，市场力量逐渐取代一些原本由国家掌控的重要权力，很多明令限制商业活动的法规已被取缔。二战刚结束的头几年里，国际资本流动是受控的，汇率完全由财政部长们裁决。那时中央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盛行，欧洲的早年中央计划经济遗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市场需要国家干预才能有效运作，这在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政策委员会，由来自24个国家的决策人物组成。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上，只有我和西德的汉斯·提特梅耶极力主张制定基于市场经济的政策。我们在庞大委员会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当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斯密的设想的经济模型背道而驰时，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取代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及其古典经济学。凯恩斯提出一个数学上很巧妙的解决之道，来解释为什么经济萧条以及政府消费赤字如何令经济快速复苏。虽然凯恩斯干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盛极而衰，却依然独占鳌头雄霸天下。经济政策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而物价由市场决定，既不足也不可靠，需要辅之以“收入政策”。各国的收入政策都不尽相同，但是一般都为各个协会和管理层间的工资谈判设立了指导方针。和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协会要普遍得多并且也更有影响力。决策者们表面上承认收入政策不能全面控制工资和物价。然而，这些指导方针通常以政府监管杠杆为后盾来“劝服”违背者。如果这些方针政策解决不了问题，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往往就会粉墨登场。尼克松总统注定要倒霉，他于1971年实行的工资和价格管制，虽然在一开始大受欢迎，却最终沦为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干预主义的最后遗迹之一。
在我的早年学习生涯里，我学会欣赏竞争性市场在理论上的优美典雅。自那时起六十年来，我懂得欣赏理论在现实世界里起作用（有时候不起作用）的过程。尤其是我始终有幸和上一代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人物互动，并且有无与伦比的机会接触到预测世界趋势的种种信息，既有数字，也有传闻。总结经验，我当仁不让。越总结，我就越欣赏竞争性自由市场的美好力量。的确，说到加强法治并增进财产权的地方却无法取得物质繁荣的例子，除了少数另有隐情的例外，我还真想不出。
自由竞争无拘无束，但其分配报酬的正当性一直广受质疑。纵贯全书，我认为人们始终对市场力量抱着矛盾心情。竞争使人焦虑，因为竞争市场产生成功者和失败者。本书将审视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经济与永恒人性之间发生碰撞的枝枝蔓蔓。过去250年的经济成就正是这种碰撞挣扎的结果，而焦虑不安也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
我们极少仔细研究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人类自身。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天性中有什么东西是历时不移经久不变的呢——我们又有多少判断力和自由意志进行学习和行动？自从第一次懂得问这些问题，我就一直对其答案孜孜以求。
我在全球各地旅行了差不多六十年，发现人们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远非文化、历史、语言及偶然性所能解释。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与生俱来地努力追求自尊，而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人的认同。这种努力追求决定了大多数家庭把钱花在哪些东西上。不久的将来，哪怕人们有技术能力在电脑空间里各行其事，对自尊的追求也仍将促使他们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并肩工作。人们有和他人互动的内在需要，其本质就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无人可以免俗。真正的隐士是罕见的心理失常者。至于什么东西能增进自尊，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或者自觉的价值取向，无论对与错，生命因此而充实。失去那些每天指导我们做出众多选择的价值观，我们将一事无成。对价值观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但价值观的内容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需要是由我们内心深处先天的道德感所要求的，是大多数人寻找宗教指引的基础，数千年来人类信仰了数不胜数的宗教。部分先天的道德操守是正义感和公平心。对于什么是正义，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没有人能免去作出正义判断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是法律统治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我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求人们对自已的行为负责。
谢谢f498360217的支持！此次经济危机爆发后，批评格林斯潘的言论不绝于耳，包括很多新书，都是针对格林斯潘而作的。格林斯潘在危机爆发后，曾在国会严责之下，部分认错。然而，前不久，格林斯潘却又放话说，此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和他的政策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各国的救市方案或办法全是格林斯潘在任时那一套，而且幅度更大，强度更甚。
个人认为格林斯潘其实早就预见到了此次危机，甚至连危机爆发时间（可能在三年之内）都已指出。其自传书名《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不仅是表明过去数十年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世界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昭示着未来的动荡岁月。这一点，格林斯潘表达得十分明确，绝不是“美联储式”的含糊声明。
不知媒体出于什么目的，说格林斯潘回忆录的前半部可读性强，后半部是陈词滥调。其实，对我国读者来说，其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后半部，通读之后，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愿达人识之。
经济学家们一定要做人类天性的学生，尤其是热望和恐惧。热望是对人生的礼赞。只有觉得人生是快乐的，我们才会想办法活下去。令人遗憾的是，猛然迸发的热望会令人忘乎所以，而当大祸临头，热望则变成恐惧。恐惧是我们所有人对威胁的自然反应，直指先天习性的最深处，即生存的欲望。这也是众多经济反应的基础，特别是感觉欠佳时，风险厌恶抑制我们投资和交易的意愿，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把我们吓得离开市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下降。
人类天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人类的智能水平——与我们成功获取生存资料大有关系。正如我在本书末尾指出的那样，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拥有最尖端技术的经济体里，平均来说，人们每年每小时的产值增长率似乎不能超过3%。显然，这是人类创新活动提高生活水平的极限速度。要做得更好，我们看来还不够聪明。
许多人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新世界感到很恐惧，其中，维系原先身份和安全的稳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快速变化的地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备受关注。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动荡时代，急功近利，道德缺失，一味降低打破旧秩序的人力成本。面对不断整合的全球化经济，地球人面临着严峻诀择：要么拥抱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所带来的全球利益、摆脱贫困、提高技能、心系正义原则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要么拒绝机遇、死抱本土主义、部落文化和民粹主义以及每个群体身陷重围乱抓救命稻草时的种种“主义”不放。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障碍，能否超越障碍取决于我们自已。对美国人来说，向世界高技能劳动力敞开国门并着手教育改革，将是我们政策议程上的头等大事，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医疗保险危机找到一条出路同样迫在眉睫。在书末我会回顾一些主题。在最后一章，我断言：尽管人类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面对逆境永不言弃，终将成功，这并非偶然，这种执着深蕴于我们的天性之中——几十年来，这个事实一直鼓舞着我，我对人类未来充满乐观。
一 都市少年
如果您去曼哈顿西区，搭地铁北线，经过时代广场，中央公园和哈莱姆区，您便到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华盛顿高地差不多正对着曼哈顿岛另一头的华尔街——那里不远处有一片草地，据说彼得·米纽伊特当年就在那个位置以24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曼哈顿（现在那里有一块纪念铭石）。
街区几乎全是低层砖结构公寓，住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蜂拥而来的犹太移民，还有一些爱尔人和德国后裔。我父母的家族，即格林斯潘家族和戈德史密斯家族都是在世纪之交来到美国的：格林斯潘家族来自罗马尼亚，戈德史密斯家族则来自匈牙利。这里的大多数家庭，算我们在内，都属于中下阶层，不象东部下城区的犹太人那样赤贫如洗。大萧条时期最艰难的那几年，我正念小学，哪怕那会儿我们也用不着饿肚子。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亲戚过得很苦。我甚至还有零花钱呢！一周25美分。
我是独生子，1926年出生，父母旋即离婚。他们分手时我还不会记事。我的父亲赫伯特搬回他从小长大的布鲁克林区。他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后来再婚。我留在母亲罗斯身边，她把我养大。尽管她那时只有26岁而且非常迷人，但她用回娘家姓，终身不再嫁。她在布朗克斯区的路德维格-鲍曼家具店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并且靠这份工作度过了整个大萧条时期。她量入为出，很会过日子。
我母亲在五兄妹中排行最小，因此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的表兄表妹及舅父舅妈和我们亲密相处，弥补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的缺憾。有段时间，我和母亲与外公内森、外婆安娜住在一起。戈德史密斯们是一大帮充满活力的音乐爱好者。我的舅舅默里是一位钢琴家，能视唱最高难度的名曲。他改名为马里奥·斯尔瓦，从事娱乐业，并与人合编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爱之歌》，是关于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他后来进军好来坞，《爱之歌》被拍成了电影，由凯瑟林·赫本和保罗·亨里德领衔主演。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次家庭聚会，我舅舅当场演奏，我母亲当场献歌——她有一付动人心弦的女低音嗓子，喜欢模仿百老汇女演员、专唱伤感恋歌的女歌手海伦·摩根，后者以广为传唱的《女之耽兮》（译者注：此歌英文名为Can’t Help Lovin Dat Man，咏唱痴情女子守望绝情男子之苦情）闻名于世。另外，我母亲平静地过着围着家庭转的生活。她乐观平和，根本不是什么知识份子。她的读物是一份叫《每日新闻》的小报。装点我们起居室的是一架小型平式钢琴，而非书架。
长我四岁的表兄韦斯利更象是我的一个亲哥哥。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夏天，他家在一个叫爱基米尔的街区租了一座离海不远的房子，地处皇后区最南端。我和韦斯利为了硬币搜遍海滩，斩获颇丰。虽说时值深度大萧条，人们依然大大咧咧地来到海滩，随身携带的硬币，有不少掉进了沙里。这项爱好留下的惟一后遗症便是——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如果有人问起，我便回答说：“我在找钱。
但是没有爸爸这一点还是令我的生活若有所失。每过一个月左右我都会搭地铁去布鲁克林区见他。他在华尔街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经纪人，或者按当时说法做掮客吧。他是个瘦高个的英俊男子，看起有点像吉恩·凯利（译者注：一位美国电影演员、舞者、制作人、导演与歌手，曾经主演过许多知名电影，是美国电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位演员，1962年他执导了《冷暖心声冷暖情》Gigot，描写好心肠的哑巴收留饥寒交迫的私娼母女的遭遇，悲欢交错，十分感人）而且装得还挺像。不过他一辈子都没有赚过什么大钱。他和我说话时总显得笨嘴笨舌，搞得我也很狼狈。可他是个聪明人，1935年我9岁时，他写了一本名叫《复苏在望》的书献给我。他预测罗斯福新政会令美国经济回到旧日好时光。他郑重其事地为我题赠了一本书，题辞如下：
致儿子艾伦：
这第一本书是在对你的思念中写成的，愿它能引出一本又一本络绎不绝的著作。当你长大成人，回首今日，解读书中合乎逻辑的预见，便可以开始自已的相关研究。
你的父亲。
在我任职美联储主席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说：原来在国会议员面前作神秘发言的功夫是有遗传啊！不过，当年我才9岁，完全不知所云。我看了看书，读了几页，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我对数字的天生喜爱可能的确得自于他的遗传。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以我为荣，经常当着亲戚的面故意问我：“艾伦，35加92是多少？”我心算后报出答案。接着她用更大的数字考我，然后又考我乘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早就小有名气，我却不是一个自信的男孩。我母亲每每在家庭聚会上大放光彩众星捧月，而我常常向隅而坐落落寡欢。
9岁时，我成了一个极其热心的棒球迷。波罗球场举足可到，因此附近的孩子们有空常去观看巨人队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洋基队，不过要去洋基露天体育馆得坐地铁，所以我主要从报纸上了解他们。1939年前，纽约的体育比赛广播节目没有正式开通，但是1936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倒是广播了的，我发明了自已的方法来记录队员们的个人成绩表。我总是使用绿纸，按照我精心编制的代码，把每场比赛每次投球一笔一笔全都记录下来。我的头脑那时候象张白纸，写满了棒球比赛数据。时至今日，我仍然能背出那场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洋基队选手的出场顺序，以及他们的位置和击球率。（那是乔·迪马吉欧崭露头角的赛季——他的击球率是0.323——并且洋基队以4比2击败巨人队）我通过计算击球率学会了分数：3比11是0.273，5比13是0.385，7比22是0.318。4比10以上转成分数我就没有这么得心应手了，因为几乎没有击球手的成绩能超过0.400。
我想自已当球手。我在街区球队做球手而且打得还挺不错——我是个左撇子，加上身手敏捷反应迅速，我成了一名防守严密的一垒守垒员。时光荏苒，我十四岁了。那帮大孩子中有个人大概18岁吧，他对我说：“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你迟早有一天会进入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不用说，我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过，也正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停止进步了。那个赛季过后，我再也没有捕球或击球了。我的进步戛然而止，巅峰定格在十四岁。
除了棒球，我还痴迷于摩尔斯电报编码。上世纪30年代后期，西部牛仔片风靡一时——我们花25美分去当地剧院看最新的冒险片《何帕龙·卡赛迪》。不过令我大感兴趣的角色却是电报员。因为他们不仅能够通过指尖瞬间传信——在剧情的紧要关头，只要线路没有断，他们就能够呼救或报警印第安人来袭——也因为他们神乎其技。一个熟练的电报员每分钟可发送四十或五十个词，一个同样熟练的电报员不仅能在另一端在收到信息，还能根据电码不同的节奏和声音判断出是谁在发报。他会说“这是乔的手。”我和好友贺比·侯姆斯倒腾出一个电池和两套按键开始练习发报。我们的速度比乌龟还要慢，只知道电码让我心迷神驰激动不已。此后人生似水流年，当我通过卫星和中央银行同侪们跨洲通信时，再度体验到无以复加的惊奇之感。
我内心深处渴望着跑到纽约外面去。有的晚上，我蜷缩在收音机前，转动着调谐盘，努力收听远方电台。大约是从11岁起，我开始收集全国各地的铁路时刻表，花很多时间去记四十八个州的路线和各镇名称。我会有条有理地想象一路游历，比如说从大北方起程、穿越明尼苏达州的广阔平原、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在象法戈、迈诺特和哈佛利这样的城市逗留一番，接着继续向前穿过北美洲大陆分水岭。
我13岁的时候，没想到我父亲会突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芝加哥出差。我们到达佩恩站，登上百老汇特快列车。这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最高级的火车，开往费城然后西折。接着载着我们经过哈里斯堡（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府）和阿尔图纳（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城市），到达匹兹堡（译者注：美国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位于该州西南部）时已是晚上。黑暗中，我们和吐着火焰喷着火星的炼钢高炉擦身而过——这是我平生头一回见到了多年后我要进行专门研究的行业。在芝加哥我拍摄了很多地标照片，诸如水塔和湖滨道，回家后我在暗房里把照片冲冼出来（摄影是我的另一项爱好）。那次旅行进一步坚定了我追求更加多姿多彩的人生梦想，不再甘心做华盛顿高地的平庸男孩。但是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番心事。尽管我母亲知道我收集铁路时刻表，但是我敢肯定她没有意识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要逃离她的世界。
我的另一大爱好是音乐。12岁那年听了表姐克莱尔的演奏后，我开始学吹单簧管，并且全情投入，每天要练3到6个小时。刚开始，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古典音乐上，但很快便扩大到爵士乐上。有个朋友有台留声机，他邀我过去，放了一张班尼·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的唱片《唱！唱！唱！》，我一听之下就迷上了。
那是音乐史上激动人心的时代。古德曼和阿蒂·肖、弗莱彻·亨德森开创了一个光辉的新纪元。他们把上世纪20年代的舞蹈音乐和拉格泰姆音乐、黑人灵歌、蓝调音乐及欧洲音乐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所谓的“大乐队爵士乐”。 “大乐队爵士乐”大受欢迎，声名远播，由于这个原因，1938年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受到邀请，在卡内基礼堂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场非古典音乐会。从那以后，除了吹奏单簧管，我又开始练习高音萨克斯管。在我听来，萨克斯管是“大乐队爵士乐”中最让人满意最具爵士风格的乐器。
格伦·米勒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把乐队的一支单簧管和两只次高音及两只高音萨克斯组合在一起，赋予音乐天鹅绒般的全新质感。1941年我15岁，我搭地铁去宾夕法尼亚酒店听他的乐队演出。我有幸挤到台前，离格伦·米勒本人只有10英尺。乐队开始演奏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的舞曲部分。我吹奏起来。“这是《悲怆》，”米勒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太棒了！孩子。”
乔治华盛顿中学离我家大约一英里半，是纽约市最大和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1940年秋我入学时，它已有3000学生，其中包括夜校学生，当然大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如果你是别的街区的学生，就得竞争入校，而且班级间竞争激烈。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大萧条：我们很多人觉得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任何优势，所以有必要更加努力*。还因为多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尽管离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一年多，纳粹德国在不久前就占领了西欧。收音机里关于货船在大西洋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消息满天飞，爱德华·R·默罗不时从伦敦发来报道，那里正遭受德国空袭。
*竞争同样表现在体育场上：乔治华盛顿中学无论在棒球还是足球方面都是纽约市众多学校中不可小觑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特别意识到战争的存在，是因为我校各个班级的人数越来越多——增加的主要是几年前随家逃离纳粹的犹太难民学生。我入学时，亨利·基辛格是四年级学生，我们却到30年之后才见上面。我记得和约翰·凯梅尼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数学课，他是匈牙利难民，日后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数学助手，并和托马斯·库尔茨（后来还成了达特茅斯学院院长）发明了BASIC语言。约翰刚来美国不久，说话带着很重的口音，但是他很有数学天赋。我不知道是不是部分因为他曾在匈牙利受到过良好教育。所以我问他：“是因为你从欧洲来的吗？”我希望他给个肯定回答，是的话就说明他的优势不是天生的，我有可能通过努力学习赶上他。但这个问题似乎令他一怔，他耸了耸肩，答道：“每个人都是欧洲来的呀！”
我在华盛顿中学学习很刻苦，但是并没有在门门课程上取得同样高分。我只要专心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数学的确学得很棒呢。至于我不感兴趣的课程，只能算学得还可以吧，因为棒球和音乐占了我很多时间。音乐越来越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演奏可以赚钱——我加入了舞蹈乐队，周末走穴吹上几曲就能挣10美元。
我还能准确地记得：日本袭击珍珠港那天，我在房间里练习单簧管。我打开收音机正想歇一会儿，里面传来战争宣言。我那时并不知道珍珠港在哪个位置——没人知道。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噢，我们要参战啦！”，而是希望这桩不幸的事马上过去。十五岁的男孩总是会忽视很多事情，只顾着做手头上的事。
当然，战争是不容忽视的。当年春天就开始实行配给制，而且大多数孩子毕业后，只要年满18岁就直接去参军。1942年夏天，我加入一个六件套乐队，前往卡茨基尔山区（译者注：纽约州中部的游览胜地）的一个休闲酒店演出了一段时间。那里年轻人不多——我们几乎是为父母辈的人演奏——而且气氛压抑。整个春季，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哪怕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检查制度也不允许人们谈论真实战况，不过，似乎凶多吉少。
1943年6月我从华盛顿中学毕业后无心上大学。1944年3月我将满18岁，想在入伍前，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做更多音乐训练。于是，我继续留在小乐队里演奏，并报考朱丽亚音乐学院的音乐课程。朱丽亚音乐学院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音乐学校，我在那里学习单簧管、钢琴和作曲。如果说我有未来计划的话，我寻思过加入军乐队。
第二年春天，征兵局打电话给我。我赶去体检，在市区坐了好长一段地铁。体检地点在炮台公园的庞大参军中心，由旧海关署改建。那是一个带有雕塑和壁画的巨大建筑，拥有带回声的高大空间，几百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在里面排队等候。轮到我做X光透视——检查是否有肺结核——之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个中士把我从队伍中叫到他的桌前。“我们在你的肺上发现一个黑点，”他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活性的。”他边说边把几张纸和一个肺结核病专家的住址塞到我手里，要我去见那个专家并回报结果。第二天我见到了专家，可是他也不能确诊。他说：“我们得观察一年才行。”于是我被划为不宜参军的人。
我几乎要发疯了。人人都在军队里，我却被排斥在外成了孤家寡人。我更怕得了不能掉以轻心的重病。没有征兆，呼吸自如，也没有其它不适——按理说，作为一名单簧管吹奏者和萨克斯管乐手，有病的话早该发现症状了。但是X光片上的黑影是明摆着的。记得拍片当周晚些时候，我和一位女友坐在草坡上，望着乔治华盛顿大桥说：“如果真得了肺结核，我的小命就完了！”
后来，多亏我的高音萨克斯管教师比尔·希尼尔给了我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比尔是有传奇色彩的爵士乐导师之一。他的方法是组建一个只有四、五件萨克斯管和一件单簧管的小乐队，并让学生自已谱一些曲。在我们的小乐队里，希尼尔让我坐在一个名叫斯坦利·盖兹的15岁男孩旁边。今天，研究爵士乐历史的人把斯坦利·盖兹列为和迈尔斯·戴维斯、约翰·柯川并驾齐驱的人物。希尼尔要我和斯坦利·盖兹一起演奏，就象要求一个鸡尾酒会上的钢琴手和莫扎特同台切磋分解和弦。我和盖兹相处得很好，不过，他演奏时，我只有聆听的份。有时，当你面对出类拔萃的人时，你可以看到通往他们能力水准的路，并希望自已可以沿着那条路前进；而另一些人，他们的能力是天生的，无论你怎么练习也达不到那种水准的。盖兹属于后者，我凭直觉就意识到自已永远也学不会他的天才乐技。
话虽如此，经过这样的合练，我的萨克斯管演奏水平真的好多了，这也证实希尼尔的确是当教师的料。我和他说起被军队拒之门外的事，他只是大笑。他说：“这就是说没什么东西能阻止你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向我透露：亨利·杰罗姆那里刚好有个空缺。
亨利·杰罗姆的管弦乐队是个有14人的演出团体，在东海岸相当有名。我前去试听并获邀加盟，这标志了我的人生大转折。打比方说吧，这无法和加入全美职业棒球大联盟相提并论，而更象是加入一个AAA级棒球俱乐部，但它仍是一份正儿八经的成熟职业，我为此缴纳入伙费，并在那些日子里赚得丰厚的收入。乐队一半时间在城里，一半时间到美国东部巡回演出，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已的力量离开纽约。
杰罗姆乐队比我以前参加过的乐队要好很多很多。亨利·杰罗姆本人是先锋派艺术家之一。他的乐队日后加入打击器乐和快速即兴演奏，把查理·帕克和迪兹·葛拉斯比的波普爵士乐风带入传统的大乐队爵士乐中。尽管这支乐队的名气最后没能做到长盛不衰，但是我的乐师伙伴和乐队后继者中，成就不朽事业的人却出奇地多。约翰尼·曼德尔——我们的一个长号手——去了好莱坞写下了著名歌曲《你微笑的影子》和电影《捣毁》（译者注：中文又名《风流医生俏护士》，1970年上映的反战幽默片）的主题曲，荣获一次奥斯卡奖和四次格莱美奖。鼓手斯坦·列维后来和查理·帕克同台演出。拉里·利弗斯成为流行大画家。我的萨克斯管搭裆莱尼·伽蒙特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律师。
随着1944年战争形势的好转，我们的音乐风格大受欢迎。接下来长达16个月里，我们在很多著名的地方演出，比如纽约林肯酒店的蓝房（译者注：肯尼迪夫人把原本白色墙壁改为蓝色，故此得名。这里经常是总统夫妇款待贵宾的地方）和时代广场儿童派拉蒙餐厅。我在纽波特纽斯（译者注：美国弗吉尼亚州东海岸港口城市。 美国现役所有航母都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建造，是目前美国仅有的一个航母造船厂）市外的弗吉尼亚海滩上演奏舞曲，大多数观众是造船工人和海军家属。我们有时在剧院里表演，和杂技演员们——也就是那些在好莱坞正式节目前进行热身表演的儿童舞蹈队，以及阿尔·乔尔森（译者注：美国爵乐大师，主演了第一部正式的有声片歌剧《爵士歌手》1886.05.13~~1950.10.23）全盛时期就名动天下且依然活跃的歌手们一起分摊收支。1944年12月我们在新奥尔良市的罗斯福酒店担任头牌乐队，那是我当年所到过的最远地方。有天晚上，我在离河不远的一条街上遛跶，举头仰视一艘油轮昂然驶过。新奥尔良市远远低于海平面啊！此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市拦海大坝发生决堤，由于往事如昨，历历在目，我顷刻间便对水灾之深了然于心。
我在乐队期间，大家都遵守一个加盟乐队时定下来的轮场规矩：台上40分钟台下20分钟。我喜欢在台上的40分钟——在一个优秀的乐队里亲身表演，和仅仅站在台前做听众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歌声和乐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感觉器乐节奏深入骨髓，全乐队都在即兴互动，独奏演员就在这种氛围里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我极其崇拜象班尼·古德曼和阿蒂·肖这样即兴演奏者，但我很少寻求独奏的机会，我喜欢吹着别人写的曲子为他人伴奏。
我在乐队以知识份子著称。我和其他乐手相处得很好（我为他们申报所得税），但我的行为习惯和他们不一样。上场间歇，很多人钻进被称为“绿房子”的演员休息室，里面很快便充满烟草和便壶的气味。而我则利用这段间歇看书。一晚下来，我可以总共读上大约一个小时。出乎大家所料，我从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借来的那些书，并非年轻萨克斯管乐手的必读书目。也许是因为我父亲在华尔街工作，也许是因为我天生喜欢数字，总之，令我大感兴趣的却是商业和金融。我读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是讲英国证券市场的——发现里面用了象“普通股”这样闻所未闻的术语，我着迷了。我读了由埃德温·李费夫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该书描写上世纪20年代著名投机商、绰号“华尔街跳水男孩”的杰西·利弗莫尔。富于传奇色彩的是，他在29年股灾前夜卖空，获得1亿美元的赢利。他因此一夜暴富，接着三次破产，最终于1940年自杀身亡。他是人类天性的伟大学生。李费夫的书是投资智慧之泉：“牛和熊都挣钱，只有猪被屠杀。”象这样的利弗莫尔格言在书中比比皆是。
有一天，格林斯潘去见上帝了，一脸忧郁。
上帝慈祥的笑了：“艾伦，不要悲伤，天堂很需要你，这里的收支不平衡很久了......”
格林斯潘：“上帝，您误会了，我来不是求职而是有三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上帝宽容的笑了：说吧孩子
格林斯潘：上帝，我想提高油价，但是不想出现通货膨胀，我知道我不能，您能帮我实现吗？
上帝和蔼地笑了：我也不能。
格林斯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提高电价，但必须避免通货膨胀，您能帮我实现吗？上帝
上帝皱了皱眉头，心想这孩子怎么了？当初经济学原理学的不是挺好的吗？于是摆了摆手：“孩子，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可我还是愿意回答你，不能。”
格林斯潘忐忑了片刻，还是开口了：“我的上帝，有办法提高水价而通货不膨胀吗？”
上帝有些后悔：当初应该让撒旦来接待艾伦这孩子。上帝失望的看了看格林斯潘：“孩子，我现在就给你天堂的回程票，直接送你回哥大经济系，你需要重修当年的课程。”
格林斯潘急了：“等等，上帝，我知道有人能”。
上帝目瞪口呆：“谁？”
格林斯潘：“发改委”
上帝头晕目眩，一夜过后。
上帝精神抖擞的出现在天堂门口，天使们迎上去：“神，......”
上帝手一挥：“从今天起，别再喊我神，叫我发改委，备车，我九点半要赶到月坛南街开
关于J·P·摩根的书，只要能找到，我也全都读了。他不仅出资重组美国钢铁公司，巩固铁路运营，插手通用电气的组建，而且在美联储诞生之前是稳定美国金融系统的主要力量。他的富有令我为之咋舌——摩根托拉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解体，国会听证发现摩根控制的资产超过200亿美元之巨。我更对摩根所起的作用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人人都知道摩根的话就是他手中的债券。1907年，正是他对银行家的个人影响力消弥了一场本会陷国家于大萧条的金融恐慌*。
*1977年，作为JP摩根董事会的一员，我坐进曾于1907年解决众多金融乱象、位于华尔街23号的会议室内。华尔街23号记载着历史。2003年JP摩根被卖掉，我深感遗憾。
这些故事就象当年铁路时刻表一样，撩拨着我的心弦。华尔街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很快做出决定：那里就是我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未来渐露曙光。1944年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准备回家进入学校。我开始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肺结核病医生一直给我做定期检查，无论那个黑点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没什么动静。这一点越来越肯定。
我并不是很有把握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1945秋天，我在纽约大学的商业财会学院入学时，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了，我担心自已不能胜任学业。因此在那个夏季里，我找到我要上的所有大学一年级课本，在入学前一一阅读。令我惊喜的是，第一学期除了两门课得B，其他全得A，接下来所有学期，所有课程都得A。和乔治华盛顿中学那阵子相比，我在大学里是个超棒的学生。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头几年是热门课程（惟一更火爆的专业大概是原子物理学吧）。这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家都赞赏美国经济在政府决策者的运筹之下，成了保障盟军胜利的工业发动机。第二，新经济制度呼之欲出，新经济秩序正在人们眼前渐渐成形。西方世界的领袖们于1944年7月聚首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为的就是设立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领袖们此次达成共识，照亨利·摩根索的话来说，这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寿终正寝”。共识称：欲保持世界繁荣则必须共享世界，确保贸易壁垒和金融壁垒降低，此乃工业发达之邦之责任也。
这样做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于剑桥的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杰作《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在书中，凯恩斯创建了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他极力主张自由市场，顺其自然，不要老为社会画蛇添足；而大萧条时期，发生灾难性就业危机，政府就必须插手干预。
当时恐怕难以找出一个比凯恩斯更适合激励青年人想象力的人物了。我的一个商学院的同学名叫罗勃特·卡维许，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不久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上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学学生肩负着使命：“使我们真正团结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意识：经济学正在发生嬗变，而我们正处于变化的最前线。那时候，每个学经济学的人都下决心不让大萧条卷土重来。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一门心思避免惨剧重演。当时要想找到不受民主党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观点影响的人是难之又难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在经济事务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应该在经济事务方面总揽全局。”
怪不得美国人喜欢本土大学学生，甚至最好纽约的大学学生。
尽管鲍勃和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我却不是。我把《通论》读了两遍——这可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啊！不过，令我着迷的，是凯恩斯的数学创新和结构分析，而不是他那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我还是伴奏者心理：喜欢把注意力放到技术难题上，我当时并没有宏观视野，对经济政策不感兴趣。
我和鲍勃两个人都喜欢古典音乐。课余时间，我们去华盛顿广场公园逛大街看女孩子，没什么女孩子可看时，我们哼起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互相考问对方：“这是第几号作品？”虽然我不再是职业演奏员了，但音乐仍然是我当时社交生活的中心——我在多声部重唱曲俱乐部里唱唱歌，在管弦乐队里吹吹单簧管，还和人合伙发起了一个名为“交响乐协会”的俱乐部，来宾们每周聚会一次，听听唱片或者聊聊天。
不过，我最痴迷的还是数学。教授们都喜欢勤勉的学生，而我那时忘我学习的热忱，明眼人肯定看得出来。大学三年级夏天，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的第一份有薪工作不期而至。我的统计学教授杰弗里·穆尔——后来曾任尼克松总统任内劳工部统计专员——召我入室并授命我去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拜见一位名叫J·尤金·班克斯的合伙人。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跻身于纽约最古老最庞大最有声望的投资银行之列——W·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务活动家，在为罗斯福总统工作前就是该行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普雷斯科特·布什，即乔治·H·W·布什的父亲、乔治·W·布什的爷爷，在担任美国参议员之前和之后都曾是这家银行的合伙人。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企业，紧邻证券交易所。那天早上，我去见班克斯先生，是我生来头一次涉足那种地方。蹑足在那些饰以镀金天花板、翻盖办公桌、铺着厚厚地毯的办公室里，就象进入了埋藏古老财宝的密室内部——这对一个来自华盛顿高地的小子来说，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奇异感觉。
尤金·班克斯是一位柔声细语、和蔼可亲的瘦高个，三十奔四的年纪，负责为银行跟踪分析经济形势。他郑重其事地坦言，想对美联储的商品销售统计数据进行每周一次的季节性修正——通常要求比政府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更为精当。今天，通过键入几个计算机命令，我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构建出他所要求的整套数据。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要构建出这种统计数据就得大费周章：密密麻麻的多组数据一层叠着另一层，得动用铅笔和纸，还有计算尺以及台式加法机进行计算。
班克斯没有交代具体做法，这对我不成问题。我去商学院图书馆查看课本和专业期刊，找到了如何将每周数据进行季节性修正的方法。我收集好相关数据开始工作，偶尔向班克斯确认一下。手工计算和手工制表的工作量是极为繁重的，但我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坚持着做下来了。班克斯对结果很满意，而我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知道了季节性修正该起的作用，也学会了如何组织数据得出正确结论。
下一年春天的毕业只是个形式而已。我已经决定留在纽约大学，接受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可是我还得找份工作才能过日子。我得到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来自广告代理机构，另一个来自全美工业会议理事会，我有一个教授在那里担任首席经济师。尽管广告工作比理事会工作薪水高得多——周薪60美元对45美元——我还是选择去理事会工作，认为那里可以更长见识。理事会是由大公司赞助的私人机构。有一种理论认为：有了客观翔实的知识，工会领袖和企业主就会同呼吸共命运。于是，这个成立于1916年的宣传组织，在1920年代转向更为深入更为专业的研究工作。理事会受到两百多个公司支持，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和杨斯顿钢铁公司。长期以来，理事会一直是最好的商业研究私人机构。举例来说，它的经济学家于1913年建立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它还是首家研究工作环境安全并关注女性劳工的机构。在有些情况下，它的情报比政府掌握的还要准确。大萧条时期，理事会一直是失业程度的原始数据来源。
1948年我到职时，理事会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众多的办公室占了一大层楼，毗邻大中央车站的帕克大道上。几十个研究人员坐在一排排的桌子前，而在繁忙的制图室里，设计人员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对着绘图板，制作复杂精美的报告和图表。对我来说，图书室才是重头戏。我发现理事会积累了美国各行各业半个世纪以来、甚至更早期的大量珍贵数据，还有一柜柜阐述各行业具体运作的书籍。这些收藏覆盖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从采矿业到零售业，从纺织业到钢铁业，从广告业到外贸业。比如有一本名为《棉花盘点客户》的大部头书，就是全美棉花理事会一年一度的调查报告，详尽解说了当时在世界上占主要地位的棉花产业的全面情况。只要你想知道，它可以告诉你关于棉花种类和棉花等级的任何知识，告诉你如何使用这些知识，告诉你制造商在设备、制程和生产率方面互相认可的技术水平。
图书室内拥挤成堆，没有地方看书，我就把大摞大摞的书抱到我的工作台上。我往往得先把书上的灰尘吹走。首席经济师会指定研究项目，没过几个月，大家就开始把我当成“数据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我热切希望掌握那一柜柜书中的全部知识。我阅读了黑心大老板的故事，花了很多时间了解1890年的人口普查，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火车车厢载货量、内战后几十年内长绒棉的短期价格趋势，以及庞大美国经济的其他种种细节。这可不是什么苦差事——远远不是。令我沉浸在阅读快乐中的书不是小说《飘》，而是《智利铜矿床》。
差不多一入职，我就开始在理事会月刊《商业记录》上发表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我先根据联邦商务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系列统计数据，写些关于小制造商赢利趋势的文章。我对那些数据的每一细节都作了一番绞尽脑汁的研究，接着，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我宣称“由于小生意可视为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晴雨表，对小企业制造业的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之调查尤有助益。”
随后几年里，我的工作劲头更足。有人注意到我的一篇文章，并且在《纽约时报》上加以评论，甚至还提了我的名字。我在纽约大学完成硕士学位，并且稳稳扎扎地继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诸如房屋开工、汽车市场、消费信用以及其他当前热门话题。我对自已摆弄数据并言之成理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每次我想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时，总有力不从心之感——那就留给凯恩斯的信徒去做吧——反正我对各个经济部门及其之间的关系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我第一次去莱维敦镇是在1950年的圣诞节期间。当然，此前我从阅读中了解到很多年轻伴侣离开城市去郊区组建家庭，过上拥有自已房子的生活，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我居住过的地方向来仅限于曼哈顿的公寓住宅，因此莱维敦镇最令我惊叹之处就是它的宁静。房子都很小，但是每所房子都配有带草坪的前后院子，街道宽阔，没有高楼。8000美元就可以买下其中一幢，莱维敦镇看上去象是人间天堂。
邀请我前来共进晚餐的，是我的一位大学朋友、时任纽约美联储银行副行长助理蒂尔福德·盖尼斯。他和妻子露丝、小宝贝女儿帕姆刚从城里搬到莱维敦镇。他的一个同事也在场，此人时年23岁，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刚刚入职美联储，身高6英尺7英寸——这个大个子名叫保罗·沃尔克。
当晚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坐在温暖的客厅里，笑语不休，炉火正旺（那幢房子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壁炉）。乐观是当时的主旋律，不仅仅是那个晚上，那个年代总得来说都是如此。美国发展象骏马一样一日千里，合众国经济举足轻重——放眼世界尚无对手。每个国家都艳羡美国的自动装配工厂（我就是驾着新买的蓝色普利茅斯汽车来到莱维敦镇的，是用我做研究工作赚来的钱买的）。我国纺织公司和钢铁公司一点儿也不担心进口货，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进口货可言。经过二战的千捶百炼，我们的劳动大军有世界上最好的管理者和最熟练的工人。另外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实施，整个社会教育水平迅速提高。
不过那年的12月，我们也开始认识到一种刚刚出现的可怕危险。18个月之前，也就是苏联还没有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核对抗的威胁似乎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然而随着冷战无孔不入，危险眼看越来越真实了。阿尔杰·希斯在一出间谍丑闻中作伪证；约瑟夫·麦卡锡出笼了臭名昭著的讲话——“我手头上就有一份名单，名单上面的205个人是已经暴露的共产党人”；美军已经在朝鲜开打一场“充当警察”的战争，搞得五角大楼手忙脚乱，二战后卸甲归田的陆军师、停飞入库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重新披挂上阵。大家都不知道这场战争会向何处去。
那年秋天，我已经入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忙于应付课程和理事会的研究工作（即使在那个年代，作为经济学家要想获得提升，一般也得有个博士头衔）。我的博士导师是亚瑟·伯恩斯，他除了担任全职教授外，还是国家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国家经济研究所当时位于纽约，向来都是美国最大的独立经济研究组织。回首当年，它在1930年代和政府联手建立起所谓的国家收入帐户——一个规模庞大的会计系统，率先为华盛顿展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清晰画面，从此声名显赫，广为人知。美国进行战争动员后，该系统帮助决策者设定军事生产目标，并估算大后方支持战争行动所必需的供应定额。国家经济研究所还是商业周期起伏的权威，如今，由它的研究人员裁定经济衰退开始和结束的正式日期。
伯恩斯是位成熟的学者，常常叼着烟斗。他在商业周期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1946年与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合写的书中，富有创见地分析了从1854年到1938年的美国商业周期。他忠实于实证和逻辑推理，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分庭抗礼，卓尔不群。
伯恩斯喜欢在他的研究生中表达不同的学术观点。某天，有一堂课讲的是通货膨胀对国家财富的缩水效应。他在教室里四处走动，边走边问：“是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我们都答不上来。伯恩斯教授拿起烟斗使劲猛吸，然后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朗声说道：“过度的政府开支引发通胀。”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导师，他让我明白：有朝一日我也许要解读整体经济形势并作出预测。1951年，我报读了一门数理统计方面的课，这是一门基于如下理念的技术性学科：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内部运作和内部相互关系，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调查、测量、建模和分析。今天这门学科叫做经济计量学，但是在当年，这个领域只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集合而已，由于太新了，所以没有课本，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这门课的教授是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日后我会在乔治·W·布什任内遇到他的儿子保罗，保罗在布什内阁中担任要职（译者注：国防部副部长，鹰派角色），后来又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教授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还把它们印在油印纸上供我们学习研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工具的威力：如果经济可以用真实数据和数学精确建模的话，大规模的经济预测就可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必依赖那许许多多预测者冒似准确的科学直觉了。我想象着如何将之运用到现实中来。最为重要的是，我在25岁的年龄就发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引领卓越的领域。
二 经济学人成才之路
我常常开着收音机工作。1950和1951这两年，朝鲜新闻满天飞——当时，我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血战正酣，麦克·阿瑟将军在公开场合坚持已见，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全面宣战，杜鲁门总统因此将他解职。国内，原子弹试验从新墨西哥州转移到了内华达州，我们遭遇“恐红症”——罗森伯格夫妇（译者注：他们被控替苏联人窃取核机密，对他们的审讯长达两年。在认罪可以免死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否认自己是间谍集团的成员）因间谍罪被判处电椅死刑。举世混乱之中，我对核子时代的到来充满了想象。二战期间做的一些科学工作已经解密，我私下里深入阅读原子物理学。我悄悄看的第一大本技术书是《原子能资料手册》，这是一本由政府资助的原子能秘密资料汇编。从这本书开始，我更为广泛地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书籍，还有科学哲学。
象很多抱科学态度的人们一样，我认为我们这辈子最重要之事，就是要开启原子能的大门。害怕核子战争是一方面，渴望核能是另一方面。这门科学是极其诱人的。原子给予人类的能量足以推动科学探索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从而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我发现曼哈顿工程（译者注：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的一些科学家信奉经验主义的一个变种——逻辑实证主义。这是一个以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为首的思想学派，其主要信条认为：知识只能来自于事实和数字——强调严格的证明。他们认为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价值观和伦理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文化的反映，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这些东西的变化随心所欲，和严谨的思想远远不搭界。
我怀揣数学家思想，当时全盘接受了这个刻板的解析性教条。它看起来正是为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哲学。我认为如果人们专注于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重要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在1952年之前，我一直愉快地忙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年收入超过6000美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不怎么有钱，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我和母亲搬到郊外——并没有一窝蜂似地搬去莱维敦镇，而是搬到了皇后区森林小丘，在一幢双户型房子里住了下来。从此，我终于找到了逃离城市拥堵的办法，这是大大的进步！
如果那时候有人预言我的生活将陷入一生中最糊涂最混乱的阶段，我可不太会把它当回事。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结婚又离婚，中途离开研究生院，辞职之后再下海经商——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我娶的女子是美术史学家琼·米切尔，当年她从老家曼尼托巴省的（译者注：位于加拿大中南部）温尼泊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美术学院求学。我们是由他人安排约会而相识的——我走进她的寓所，她正播放着一张我最喜欢的唱片。古典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约会了几个月，于1952年10月结婚，大约一年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不谈分手的具体细节，但是我要说，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婚姻所要求的承诺。在此之前，我曾经作出明智选择，而非心血来潮，我对自已说“这个女子非常聪明，非常美丽，我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琼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人，所以我的错误所酿成的苦果尤为苦涩。好在我们至今还是好朋友。
琼是纳撒尼尔·博兰登妻子最要好的朋友。博兰登是艾茵·兰德的年轻的合作者，多年后成了兰德的情人。我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和兰德相识的。兰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她的小说《源头》一直都是战争期间最畅销的书。不久前，她从好莱坞移居到了纽约，并且有了一小群热烈的追随者。我读了她的小说，为之倾倒。小说叙述的是一位名叫霍华德·洛克的建筑师英勇抵制要他妥协的种种压力——当发现造房者（译者注：指政府）改变了他的设计，他竟然炸掉公共房屋工程——最终大获全胜的故事。兰德写这个故事用来阐述她倡导的哲学：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私利。她后来将其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今天，她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客观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加以捍卫；不用奇怪，艾因·兰德在苏联受过教育，但却痛恨苏联的共产主义，视之为冷酷的集体主义化身。在苏维埃政权鼎盛时期，她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天生腐败，最终必将从内部崩溃瓦解。
她和圈子里的人自称是一个集体，这是个内部笑话，因为集体主义和他们的信仰针锋相对。在东第34条大街的兰德寓所里，他们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探讨世界大事，辩论到次日凌晨。琼引见我的那天晚上，人并不多，只有七八个人坐在简朴的客厅里：兰德、兰德的画家丈夫弗兰克·奥康纳（译者注：先做演员，后为具象派画家）、博兰登夫妇和其他几个人。艾因·兰德相貌平平——个子小小，四十奔五的年纪。她的脸让人一见就忘不了，几乎素面朝天，眉宽嘴大，黑发内卷，愈发显得那双智慧的眼睛又大又黑。尽管她在美国生活了25年，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她思维犀利，看问题一针见血，没有心思闲扯瞎聊。不过抛开这种鲜明的雷厉风格不说，我注意到她谈话时非常坦率开通。她似乎任何时候都能考虑任何人的任何意见，并一丝不苟地权衡优劣。
我听了几个晚上，便露出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尾巴。我不记得当时讨论的具体话题了，但是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我断言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艾因·兰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怎么会那样呢？”她问道。
“因为为了做到真正的理性，没有充分的经验根据，你就不可以坚持某种信念。”我解释说。
“怎么会那样呢？”她追问道：“难道你不存在吗？”
“这个……我不能肯定。”我承认。
“那你愿意说自已不存在吗？”
“我可能……”
“噢！顺便问一句：正在发表这番高见的人是谁呢？”
也许你应该在那里——准确点儿说，也许你得是个26岁的数学迷——这种交流真的令我大感震憾。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三言两语就把我自相矛盾的地方揭露无遗。
然而，事情不光如此。我向来对自已的推理分析能力很自负，以为可以在智力辩论中战胜任何人。和艾因·兰德交谈就象下棋，开局时自我感觉良好，却猛然发现被将死了。我这才意识到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也许就是错的。当然，我很固执，也很尴尬，我没有当场认错，而是保持缄默。
那天晚上，兰德给我起了个“殡葬司仪”的绰号。从此，她就这么叫我了。部分是因为我举止肃穆，另一部分是因为我总是穿着深色正装和领带。后来我听说，随后几周里，她问别人：“殡葬司仪已经判定自已存在了吗？”
至少，我在理事会的工作还是进展顺利的。我深深投入最雄心勃勃的一项工程：针对朝鲜和冷战，五角大楼生产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其他新型航空器，我要就此作出分析。这需要许多的调查摸底工作。朝鲜战争一开始，国防部就制定了秘密的采购计划。一方面飞机制造商掌握大量订单，另一方面由于是军事秘密，华尔街和美国其他行业处于黑咕隆冬一无所知的状态。此事的经济影响确实十分重大，不容小觑：经过二战后的一段平静期，到1953年财政年度，军事费用已经恢复到接近于GDP的14%（2006年度为4%）。这就扰乱了原材料市场和设备市场，不用说也影响了熟练技工和工程师的人才市场，同时对未来商业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飞机制造项目一窝蜂地匆匆上马，铝业、铜业和钢铁业所受影响最深，所有这些行业的产出，都被指定为夺取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管制材料。
我原先就对金属市场了解不少，所以我自告奋勇分析生产情况，我的老板们批准了。我从公共记录着手，但却几乎一无所获：国会对军事生产计划的听证都是秘密进行的，公开的会议记录都经过了删改。飞机的型号和数目都不在记录上，每个飞行中队的飞机数量，每个空军联队的中队数目，预备队保有的飞机数量，各型号战机非战斗损失的数目——全都被涂黑隐去。于是我决定看一看1940年代末的国会听证记录，我猜可以从那里找到我需要的信息。当时，那些资料的保密已经不是问题了。五角大楼不断地调低保密级别，政府要员会出现在军事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详尽解释当时是如何计算费用的。军队在1950年的做法，肯定和1949年相同。
我把那些信息作为我的分析基础，现在我需要拼凑起所有公开的事实。我查看所有工程技术手册、组织结构图、连篇累牍的联邦预算统计报表，以及五角大楼所签材料订单上的复杂用语。渐渐地所有数据开始对得上了。比如：我知道某一特定型号飞机的重量，就能推测出每款飞机所消耗的铝、铜和其它金属的比例。有这些数据在手，我就能估算出市场需求。
我的研究在1952年春天以两篇长文的形式发表在《商业记录》上，标题为《空军经济》。后来我从他人那里听说五角大楼的一些计划者吓了一大跳：我的分析和他们的机密数据高度吻合！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的读者抓住了这些信息。我从会员公司那里得到反馈要求我进一步提供计算详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一个名叫桑福德•帕克的理事会同僚那里接手一些研究性质的零活儿。大家口中的桑迪是个小个子，乱发如狂，比我大10来岁，他从1939年起就给《商业周刊》撰写每周评论，写出了名气。由于在理事会工作，便为《财富》杂志兼职写些经济类的文章。他主动把一些分析活儿转包给我做，我求之不得，欣然接受。
委托桑迪写东西是《财富》杂志充分利用编辑人脉的做法，这种做法刚刚流行起来。虽然企业界不是很知性，但是工业家和金融人士似乎颇有兴趣听听经济学对他们有什么启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1940年代后期供职于《财富》杂志，不过我怀疑是他促成了这种觉醒。译者注：加尔布雷斯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1943~1948任《财富》杂志编辑和撰稿人。他认为经济学家有得到别人理解的特殊义务，因为他们的话题会产生十分重大和普遍的影响）桑迪是一个真正的权威，他拥有我所不具备的技能。首先，他知道如何写简短晓畅的陈述句。他尽力教我也那样写并且差不多大功告成了。后来身为美联储主席，我不得不将这项技能抛诸脑后。《财富》杂志编辑喜欢他，因为他写经济文章时有全局视野，也因为他花样翻新——常常就发现趋势和分析趋势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法。
我和桑迪一起共事，于是渐渐明白他的权威来自于如下事实：关于经济，他的的确确知道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我的知识没有他那样广博，但是差距倒也不太大。我做着钟爱的工作，日有所得——如果一直做下去，我想我可以赶上他的。
1950年后期，桑迪离开理事会成了《财富》杂志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我想在他正在筹建的部门里谋一份差事，《财富》却委派我做自由作家的活儿，和桑迪及其他作家共同准备一系列重要文章《变化中的美国市场》（在两年时间里，该系列文章最终一共出版了12辑）。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我便觉得自已可以有所冒险了。
我多次接到一个投资顾问的电话，此人名叫威廉·华莱士·汤森，是一家华尔街企业的资深合伙人。该企业名叫汤森斯金纳，是理事会最小的会员公司之一。他一直看我写的文章，我们在电话上有所讨论。1953年初，他打过电话来说：“你何不过来和我一起去银行家俱乐部吃顿午餐？”我答应了。
我搭地铁直奔市中心。银行家俱乐部在金融区的地标建筑公正大厦顶部占了三个楼层，第一层是接待区，上两层是图书馆和餐厅。窗外风景优美，室内铺着厚厚地毯，家俱繁多，帏幔深深。通过电话上交谈，我估计汤森40来岁，他对我作了一样的估计。但是当我步出电梯请人指认比尔（译者注：即威廉·华莱士·汤森）时，却发现他很可能有65岁了。我走过去自我介绍，两个人都忍俊不住，大笑一场。我俩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比尔于1888年出生于纽约北部，经历了一连串刻骨铭心的大起大落。1920年，作为公司债券方面的专家，他在华尔街赚了几百万美元，写了本独立银行家协会关于债券推销术的书，随后在1929年股市崩盘中倾家荡产，30多岁时，他成立一家小公司，重新立稳脚根，这个小公司整合多种统计指数，用于股票和债券预测。
我们见面那阵子，他也在写一种储蓄机构向他订阅的技术报告，叫做《存贷通讯》。他的合伙人理查德·达纳·斯金纳是新英格兰家族的后裔，小说《两年水手生涯》（译者注：1946年被拍成同名冒险电影，另一译名为《七海豪侠》）的作者小理查德·亨利·达纳的玄孙。这家企业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客户，诸如创建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航空业先驱唐纳德·道格拉斯，以及当时下榻在华尔道夫酒店、比尔会定期拜访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不过，斯金纳过世有些年头了，他的女婿也离开该公司，成功高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的财务代理人之位。这就是我们共进午餐的原因，比尔解释道：“我想要你和我一起干。”
换工作是非常容易作出的决定。除了《财富》杂志的活儿，我有一些稳定的独立研究项目要做，另外总有新客户前来接洽。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家庭责任——琼和我已经决定分手了，数月之内我便搬回曼哈顿，在第35大街租一间公寓。
汤森—格林斯潘事务所于1953年9月（我们于1954才正式成立公司）开张营业了。我们的办公室在百老汇，离纽约证券交易所南面一点点。里面平平无奇，比尔和我各有一间办公室，公共区域则有两个研究助理和一个秘书位。
比尔和我各干各的。他仍旧发布他的通讯，仍旧和他的投资咨询客户打交道。我的第一批客户都是过去在理事会认识的。先锋集团的前身惠灵顿基金，头一个加入。美国第三大钢铁巨头共和钢铁公司紧随其后，接着两年之内，10多家钢铁公司，包括美国钢铁公司、阿姆科钢铁公司、琼斯—拉弗林钢铁公司、内陆钢铁公司和凯撒钢铁公司相继成了我的客户。对汤森—格林斯潘而言，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广告。钢铁代表着美国实力，如果你逐项查看1955年首次面世的《财富500强》企业名录，就会发现这些名字差不多排在最前头。我们逐渐把客户扩展到所有行业：美国铝业公司、瑞恩电气公司、伯灵顿工业公司（译者注：纺织业）、梅隆国民银行、美孚石油公司、天纳克公司（译者注：全球最大的汽车排气系统和零件制造商之一）和很多其它公司。
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博士学位——我太忙了，没能把它拿下来。每月有好几次我得匆匆登上飞机飞往匹兹堡、芝加哥或者克利夫兰去拜访客户。其他时间我得赶写报告。我左右为难，因为我喜欢自已选择的论文主题：美国家庭开支和储蓄模式。但是参加答辩和完成论文得花整整6个月的时间，这样一来，就得缩减我的业务规模。我使自已相信，中途退学也没啥可损失的，因为我在工作中，同样可以学习和研究经济。但是，每过两个月，我就会跑去见见伯恩斯教授。他老问：“你何时回去工作啊？”我每次都感到心痛。（迟至多年之后，在1970年代，我真的回到研究生院，在纽约大学，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
汤森—格林斯潘的吸引力关键在于：我们有能力把经济分析，做成企业领导可以在市场决策中直接采用的形式。比方说，经济进入了一轮增长期。传统产业的CEO多半是从公司的销售人员、工程师或者总经理一路晋升上来的，很清楚光知道GDP如何如何对他没什么用。但是，如果你和一个汽车零件制造商的CEO交谈，并告诉他“雪佛兰的组装生产在未来6个月会和通用汽车此前宣布的情况有所不同”，那么他就会心中有数，从而有所行动。
今天，供应链完全整合起来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但是回到当年，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关系就象是玩朴克。假设你是家电制造商的一名采购经理，正在寻找制造冰箱用的薄钢板，你把现有库存量告诉钢铁公司的销售人员，只会降低你讨价还价的地位。
而缺少这类信息会令钢铁公司在制定生产计划时，陷入一种半盲目的危险境地。还有，很多我们钢铁公司客户的顾客仅仅了解自已行业的那部分市场。钢铁业的前景完全取决于轿车、摩天大楼、石油钻杆，乃至罐头盒子的需求变化。这种需求从短期来看，反映了库存需要量和钢铁消耗量。
预测系统受历史数据库的准确性制约，历史数据库准确，则未来周期拐点就可预测。我会在预测时把轿车产量和卡车产量、飞机装配数量和其他产品产量的历史水平考虑进去。我每月从美国钢铁协会得到按产品和用钢行业分类的钢铁出货数据，从商业部取得钢铁进出口数据（当时美国大量出口钢铁，几乎没有进口）。结合国产用钢产品的出货量和用钢产品进出口的数量，我便知道了用钢行业每种产品的钢铁收货量。接下来的挑战是要弄清楚每个历史季度的收货量中到底有多少被消耗掉了，采购者的库存量增加了多少或者减少了多少。为此我回过头去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数据：政府解密了大量来自战时生产委员会的金属行业统计数据，战时生产委员会负责山姆大叔各个行业的生产配额系统。每个用钢行业——汽车业、机械制造业、石油钻探业——都有各自独特的库存周期，这些全都有记录在案。
应该不会贴完吧？说再生产需要也好，说私心也好，贴在这里是为让大家了解本书内容和译文质量，欢迎大家实际行动支持呢！以便在未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西书中译。
特别是后半部内容，道出了格氏经济思想的精华，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似乎不宜张贴在公共论坛呢！否则，会被人误以为有心造反了！
这些数据经进一步分析之后，加上我新近获得的预测宏观经济的能力（这多亏了桑迪·帕克），使得我们能够预计钢铁行业所有产品的总出货量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能够跟踪单个钢铁公司的市场份额——这意味着知道了市场前景，生产商可以作出精明的决定，好在未来季度的某个时候改变资源配置以求利润最大化。
到了1957年的时候，我和钢铁公司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那年年末，我飞往克利夫兰向共同钢铁公司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它的CEO是汤姆·彭定康。我的预测系统表明库存量正在快速增加，该行业的生产速度比消费速度快了好多。单从停止库存积压角度来说，生产势必要慢下来。更有甚者，并不仅仅是钢铁行业面临大问题。我和他们说：“1958年将会是糟糕的一年。”彭定康对此表示异议：“是吗？订单情况相当好啊！”共和钢铁公司坚持其生产计划。
大约三个月后，钢铁的需求骤然下降。这是1958年衰退的开始，后来成了二战以来最急剧的商业衰落。我下次到克利夫兰时，彭定康当着执行委员会的面大方承认：“是哟，你对了！朋友。”
经济掉头往下的预测果然预见了1958年的衰退，那是我对经济全局的首次预报。我这样倾注大把时间研究钢铁业，终于占得先机修成正果。钢铁业在当时更是美国经济的中坚力量——经济实力多体现在耐用品上，而耐用品绝大多数是由钢铁制成的。我可以推测出钢铁业衰退的广泛影响，进而预警其他客户，包括非钢铁业客户。
然而，虽然预测出1958年的衰退令我们声誉有加，但客户并没有从中大获好处，因而并不算成功的宏观经济预报。我们的工作是分析评估现有经济表现的背后力量。预报仅仅指出当前不平衡的最终解决方式。我们的服务是让客户对各种力量间关系性质有更深入更确切的理解，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则由他们自已决定。一个30岁的年轻人谈论经济走向，大公司的CEO们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们可能很愿意听他讲讲各地市场状况，当他们能够根据自已的知识对听到的东西加以检验时就更是如此。我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话：不谈“GDP情况如何如何？”而是说“6个月后机床的需求如何如何？”或者“宽幅机织面料价格和男装市场价格此消彼长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会概述总体情形，然后阐述对各个企业的具体影响。这就是我的增值作用，我们因此生意兴隆。（译者注：原文写得很别扭。表达转折的词用了好几个。先说自已的预测如何灵验，接着又说不成功，接下来解释为什么不成功，原来要怪CEO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可是，接下来作者似乎对自已的沟通技巧很得意，能够迎合CEO们的心理给出咨询意见。既然沟通技巧这么高，又怎么能怪CEO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呢？大概CEO们实在太笨了。译者认为，作者喜欢自我吹嘘，委过于人，有时前言不搭后语，不顾逻辑，向读者猛灌一些似是而非、别有用心的结论，这在本书后半部尤其明显。当然，也可能是译者水平有限，请读者明鉴）
与重工业的合作使我深知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创造性毁灭”是哈佛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在1942年提出的概念。他的想法和很多伟大的思想一样，大道至简：“市场经济抛弃没落的旧产业，把资源重新分配给更有活力的新兴产业，不断自我更新。”我20多岁时就读了熊彼得的书，并且一直认为他说得对。我亲眼看见熊彼得所描述的过程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应验。
电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930年代后期，还是小孩子的我和朋友贺比开始学练摩尔斯电码的时候，电报行业如日中天。1850年代和1860年代，电报员们手指飞快、风头正劲，从此开始，电报业完全改变了美国经济。到1930年代末，每天发出的电报远远超过50万件，西部联盟的传信男童就象今天的联邦快递人一样处处可见。电报把美国各地的众多城镇连结在一起，大大节省了商业活动和私人交流的时间，并把美国的工业和金融市场与世界其它地方联通起来。所有重要而紧急的家庭及商业消息都靠电报传送。
然而，无论它多么成功，电报业一下子就消失了。我视之为偶像的那些捷如闪电的电报员早已远去。电传打字机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单键发送设备。此时，西部联盟的操作员实际上是打字员，他们用英语发信，而不用摩尔斯电码。学习摩尔斯电码真的成了小孩子的游戏。
接下来电话是新的增长业务——它们后来取代电报成为远距离通信的最佳工具。到1950年代末，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比尔·汤森可能会偶尔发一封电报给某位老客户，但是电报在公司不再起主要作用了。不见面时，我们通过电话和客户保持联系：电话直接方便，成本低廉，也因此更加富有成效。想当年，新技术把电报高手逐出生意场外时，我老是为技艺失传怅惘不已。（话说回来，也正是电报取代了此前的驿马快递）
我看到这种进步和没落的交替轮回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做咨询顾问的那些日子里，我有机会近距离见证了锡罐（译者注：指马口铁罐头盒子）永别竞争赛场的过程。1950年代是吞拿鱼砂锅菜和罐头汤的时代，用罐头或事先包装好的食物在家做饭，属于有品质保障的郊区生活方式，罐头起子因此成为现代厨房的必备工具。食口制造商喜欢锡罐：它可以用来包装蔬菜、肉类和饮料，允许长途发货后存放很长时间。在老式的食杂货店里，店员要为顾客称量想买的东西，一刻也不得闲。后来更加方便快捷、价格低廉的自助超市取代了老式的食杂货店。
50年代的那些锡罐并不真是锡制的，而是用镀锡的钢铁制成的。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期间，我为之提供咨询服务的钢铁公司卖了好多这样的钢铁。1959年总计有500万吨，也就是说，占整个钢铁行业产量的8%。当时，钢铁行业正在经历阵疼。一场席卷全国的惨烈大罢工迫使生产停顿了4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钢铁巨头们第一次发现自已面临着来自德国对手和日本对手的竞争。
铝业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衰退压缩了美国铝业、雷诺兹公司和凯撒公司这三大生产商的利润空间。每年500万吨罐头皮是很大的数量，看来市场不想错过如此绝好的商机。当时，铝罐头盒子正在研制之中，比钢铁罐头盒子更轻更容易制造——不需三片金属片，两片就完事了。也更容易在铝表面印制色彩斑斓的标签。1950年代末，铝已经可以用于制造冷冻浓缩汁罐头的底盖了。其时，库尔斯酿酒公司抛弃传统的12盎司钢铁罐子，推出7盎司的铝制罐装啤酒，吸引大批消费者。似乎是小罐装增加了吸引力，事实真相却是当时还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制造出全尺寸的铝制啤酒罐子。不过，到了1960年代初期，罐头盒子制造商已解决上述问题。
影响最大的创新是1963年发明的易拉罐拉环。易拉罐拉环的出现淘汰了俗称“教堂尖顶”的开罐器——而且只有铝材才能制作易拉罐拉环。最大铝生产商美国铝业公司是我的客户，它的CEO正在寻求拓展基本铝的应用方法，希望进入到新兴而又有利可图的领域，就象雷诺兹公司那样成为家用铝泊的先驱一样。他的副手是一个狂热推崇罐头盒子的人，他宣称：“啤酒罐是美国铝业公司的未来！”当易拉罐拉环出现后，他和CEO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这个念头上面。
头一个卖易拉罐啤酒的大酿酒厂是喜立滋。其他酿酒厂随即纷纷跟上，到1963年尾，美国40%的罐装啤酒都有铝制拉环。软饮料巨头们紧随其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在1967改为生产全铝制罐头。铁制罐头走向了发报电键的绝路，而金钱则紧跟革新大潮。美国铝业公司1966年秋季利润，由于转向生产铝制罐头，而达到了有史以来78年的单季最高水平。在60年代后几年里，股票市场热火朝天，投资者们蜂拥而至，狂买铝业股票。
对钢铁生产商来说，失去啤酒罐和汽水罐市场只是苦不堪言、长期衰落的开始。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没有进口多少钢铁，因为按照传统观念，人们认为外国的钢铁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但是当1959年的大罢工延续到第二个月，继尔延续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汽车制造商和其他大客户不得不去别处寻求钢材。他们发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一些钢材是第一流的，而且大多数更加便宜。到1960年代末，钢铁业失去了象征美国商业的标志地位，其魅力转移到了象IBM这样高速成长的公司上。熊彼得所说的“终年不断的创造性毁灭之狂风”开始袭击钢铁巨头们了。
虽然我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工作大受欢迎，但是我小心谨慎，没有过快扩张业务。相反，我一心把我们的利润率维持在高水平上——约为40%，并且决不过份依赖某一个客户或某一个集团，以免失去某个帐户时危及业务。比尔·汤森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合伙人。尽管我只和他相处了5年时光——他在1958年死于心脏病——我们变得非同一般地亲密。他就象一位好得不能再好的慈祥父亲。他坚持要公平地进行利润分成——结果我明显拿了大头回家，从来都没有嫉妒和争胜的感觉。他过世后，我从他的孩子手上买下了全部股份，但我请求他们允许我把他的名字保留在公司的门上。这样我才觉得心安。
艾因·兰德成了我生命中的定海神针。我们没过多久就来一次心灵之约——大多是我的心灵约会她的心灵——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成了她家每周聚会上的常客。她是个完全独立的思考者，分析敏锐，意志坚强，高度自律，极力坚持理性为最高价值标准。有一点，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都认为数学很重要，思维严密很重要。
但是她远远超越了这一点，她思考的范围比我敢想的东西要广泛得多。她是一个忠实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人——其中心思想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与意识和可知性的客观真实。因此她把她的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并亲身实践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的重要信条——即个人具有内在的高尚品质，个人的最高责任就是通过挖掘这一潜力而获得人生圆满。和她探讨各种思想就是上一堂逻辑学和伦理学的超级大课。大多数时候，我还算跟得上她的思维。
兰德的集体成了我在大学和经济专业之外的第一个社交圈。我参与通宵辩论，为她的时事评论撰写捧场文章，表现了一个醍醐灌顶的年青弟子的炽热情怀。象所有刚刚改变信仰的人一样，我倾向于使用最实在最简单的字眼来表达概念。几乎每个人都先看到一个概念的大致要点，然后再深入复杂之处和适用条件。不这样做，就没啥可说的，也没啥可学的。只有当我的新信仰的内在矛盾开始冒出来时，狂热才退烧。
我发现的一个矛盾尤有启迪。根据客观主义者的信条，税收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允许政府强制性地占用私人财产。然而，如果税收是错误的话，那么有什么可靠的办法为政府提供资金来实现其基本功能——包括配备警察队伍保护个人权利——呢？兰德们的回答是：深明大义的人会自愿捐款。这种回答是不足以服人的。人们有自由意志，要是他们不肯捐款呢？
我还发现自由市场竞争的哲学更加博大，令人神往，到今天我都还这样认为，但是我开始无奈地认识到：只要我的思想大厦还需要修修补补，我就不能要求他人欣然接受。我加入理查德·尼克松角逐1968年总统竞选班子的时候，决心以推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为已任，而不是作为局外人写写批评文章。我接受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任命时，我知道我必须宣誓维护宪法，还得宣誓维护很多我认为错误的国家法律。民主社会由法律统治这一事实，意味着公共事务几乎在各方面都缺乏共识。公共事务上的妥协是文明的代价，而不是取消原则。
上述分析向我们揭示出另一个铁的事实：只要还有传统的石油可用，我们就倾向于一直依赖它。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号召的“能源独立”只是政治上的哗众取宠，这和以后历任总统的类似宣言没有什么不同。关于能源独立，惟一有意义的定义是：基于庞大的地下未开发储量或者基于当年德州铁路委员会可以控制大量原油供应的世界价格领导权。美国在1971年之前所享有的、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的石油独立，早就不复存在。
历史记下了这一幕：我在椭圆办公室里当着福特总统的面宣誓就职，艾因·兰德就站在我的身旁。我和艾因·兰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她于1982年逝世，我感激她对我的人生影响。遇到她，我才开了窍。此前，我做工作都是凭经验、凭数字，从来没有以价值观为导向。我是一个有天分的技术人才，但也仅仅如此而已。我的逻辑实证主义低估了历史和文学——如果你问我乔叟的诗是否值得一读，我会说“别费那个神。”兰德说服我正视人类，正视人类的价值观，正视价值观如何起作用，正视人类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么做，正视人类怎么想以及为什么那么想。这让我大开眼界，远远超出我学过的经济模型之范畴。我开始学习社会形式和文化表现，开始明白经济学和预测是离不开这些知识的——不同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方式各擅胜长大异其趣。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缘起于艾因·兰德。她把我引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从此，我闭上了妄言的嘴巴。
三 经济和政治对对碰
1960年代经济预测之风席卷华盛顿。起头的人是来自米尼苏达州的沃尔特·海勒（译者注：1915-1987）教授，他机智博学，时任经济顾问团主席，他向肯尼迪总统进言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起初，肯尼迪不接受这个主意——毕竟，他就职时号召美国人民自我牺牲。况且在当时情况下，减税意味着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变，而政府已经债务缠身。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和家庭财务一样——要求预算平衡，量入为出。事实上有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人民道歉，就是因为出现了3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然而，古巴导弹危机过后，1964年的总统就要开始，经济增长过于缓慢，最后，肯尼迪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了。1963年1月，他向国会提交的100亿美元减税方案引人注目——那是当时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减税额，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总量，差不多相当于乔治•W•布什总统三个减税计划的总和。
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不久就签署了这项减税法令。让所有人高兴的是，其结果正如经济顾问团所料：到1965年的时候，经济欣欣向荣。年增长率超过6%，和沃尔特•海勒的经济预测完全一致。
经济学家们欢欣雀跃。他们以为终于破解了经济预测之谜，大大方方弹冠相庆：“经济政策的新时代已然在握。” 经济顾问团的年度报告宣称“经济政策工具已经更精细，更有效，大大地摆脱了来自传统、谬误和空谈的种种禁忌”。它认为，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再在事后作出被动反应，而应该“预见并规划未来发展”。股票市场热火朝天，《时代》杂志在年底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搬上封面（尽管他早就死于1946年），声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以总统之尊提起这句话，为他任内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干预主义辩护。
对这一切，我很难相信。在宏观经济预测方面，我从来就不自信，而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里，虽然的确会为客户提供宏观预测，但那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不得不仰慕海勒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依然记得，我坐在松树街80号的办公室里，面对布鲁克林大桥的壮丽景色，心想：哇！还好我没干海勒的活。我知道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其说是科学，远不如说是艺术。
这些灿烂的经济成果，随着约翰逊当局把大把的银子投入越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而逐渐烟消云散。除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日常经营中必做的一些事，我对政府财政政策深感兴趣，并且经常写一些报纸社评和经济杂志文章，批评政府当局。特别是越战经济学，由于我此前做过越战费用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旧同事桑迪·帕克当时还是《财富》杂志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于1966年初请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帮助估算战争费用，我欣然答应。
约翰逊总统没有把有些东西算进帐里。当局估计的战争成本看起来不高，是因为隐瞒了美军增加部署之事。后来，这事纸包不住火——据报道，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秘密增加40万兵力。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始自1966年7月1日的财政年度预算提案，我对此进行了条分缕析，加上熟知五角大楼的开支模式和开支习惯，我断定那次预算把那年战争的可能费用至少低报了50%——少报110亿美元或更多。（从一条展望1967年的注脚中可以看出，预算还假定战斗会在1967年6月30日结束，从此不再有更换飞机和其它设备损失的高昂费用。）
《财富》杂志曝光了这件事，1966年4月份里有一篇文章，标题为“越战：费用核算”。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预算几乎没有提到往后的越战开支水平”。 当时，关于约翰逊和他的内阁是否隐瞒了越战成本的争论愈演愈烈，这番言论出自这样一份受人尊敬的商业出版物，可谓火上浇油*。
*约翰逊总统一开始就玩弄数字游戏。举例来说，前约翰逊总统顾问，历史学家埃里克·哥尔德曼在1969年的回忆录里，描述了约翰逊如何就他的第一份预算误导记者，“给人以致力于经济并且善于搞经济的印象”。
然而，除了怀疑战时经济数据，我当时和时代远远脱节。人们一提起60年代，便想到民权运动、反战游行，还有性、毒品以及摇滚乐——光怪陆离的剧变文化。不过，我在代沟的另一边。1966年我年届40，这就是说，在1950年代，我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到了该穿夹克打领带叼烟斗（里面装着烟草）的年纪了。我仍然听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音乐，也听听班尼·古德曼和格仑·米勒。随着埃尔维斯（译者注：指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闪亮登场，流行音乐变得和我几乎完全格格不入，对我的耳朵来说，那和噪音差不了多少。我认为披头士倒还是不错的音乐家，歌唱得好，个性也迷人——比起紧随其后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音乐几乎是经典的。我对60年代的文化没有亲合度，因为我认为它是反智主义的。我有很深的保守观念，推崇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我不和戴花嬉皮士来往（译者注：戴花嬉皮士主张权力归花，以爱与和平改革社会，喊出“不要战争，只要做爱”等口号。面对武装的警察，他们从不让步，他们向警察出示花朵，并遭到残酷镇压，乃至花碎人亡），我有自由不参与他们的活动，我这样说也这样做。
我从1967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开始参与公众事务的。此前，我一直在私下里写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是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马丁·安德森的金融学教授合作的。马蒂（译者注：马丁的昵称）在保守派圈子中很有口碑，因为他写过一本名叫《联邦推土机》的书批评城市改造，受到尼克松关注。我们原计划合写一本书描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决定让马蒂这位学者撰写有关商业的章节，而我这位商业顾问则负责理论部分。不过，我们这项合作开始没多久，尼克松就请马蒂加入他的总统竞选班子，作为他的国内政策首席顾问。
他一加入竞选班子，就问我能否帮他们的小班子出谋划策写写讲稿。那时候除了马蒂只有4位高级幕僚：幕僚长帕特·布坎南、威廉·沙费尔、雷·蒲莱斯和伦纳德·加门特。莱恩（译者注：伦纳德的昵称）是我惟一认识的人，尽管自从二十年前在亨利·杰罗姆管弦乐队同台演出之后，我们很少见面。当时，他是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纽约，全称是尼克松—麦基—罗斯—古斯瑞—亚历山大—米切尔。我们六个人出去吃午餐，顺便讨论我能为竞选做点什么。他们喜欢我的某些想法，最后，布坎南认为，在大家进一步行动之前，我应该先见见候选人。
两天后，我去尼克松办公室见他。我很奇怪他在政治游戏中落于人后。和每个人一样，我记得他在1962年角逐加利福尼亚州长失利后，曾在告别演说中挖苦记者，说新闻界一直和他对着干：“先生们！您们将没有机会糟践尼克松了，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尼克松在尼克松—麦基—罗斯的办公室里塞满了纪念品和签名照片——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有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被冷落在这间小屋子里，满眼往事旧忆。不过，尼克松穿着考究，并不只是打份得象个成功的纽约资深律师，其做派也是如此。他没花时间闲聊，上来就用经济学和政策方面的高深问题来套我的话。当他陈述问题时，巧舌如簧天衣无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竞选中，我有时必须在尼克松和媒体见面前，就某个问题向他通报一下，他也会同样地严阵以待，表现出事实为导向的律师风格。对于一件他不怎么了解的事，他只要听上5分钟——比如突发的新闻事件——就可以出来说话，听上去象教授一样博学。我该说他和比尔·克林顿是我迄今共事过的最聪明的总统。
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在帕克大道和第57大街的街角、美国圣经学会旧址里设有办公室。刚开始，我每周工作两个下午，随着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便增加到4个下午、5个下午，乃至更多时间。他们任命我为“经济与内政政策顾问”，但我自始至终是个彻头彻尾的志愿者。我密切配合马蒂工作，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假，全职投入到竞选这架飞机上了。我的部分工作是协调各种问题的诸多反应：我们赶着汇总必要的研究结果，连夜传真给尼克松和竞选团队。尼克松希望给人见多识广的印象，我协助组织经济方面的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选民带进尼克松行营。当时在美国，注册选民资格的民主党人差不多是共和党人的两倍*，尼克松需要尽其所能地囊括每一个人。每个工作小组都会和尼克松会面，小组成员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人人都笑哈哈地握手拍照。不过，我最喜欢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最独特的贡献，却是整合州和地方的民意调查。在2004年的竞选活动中，政治家们可以上互联网，每天都能根据五十个州内的民意调查得到最新的选票计数。1968年那会儿没有这种技术，但是我搞了个尽可能类似的东西。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各州计票结果，和过去的投票模式及投票趋势联系起来，研究还未举行投票的各州情况——所有这一切用来预测普选和选举团的投票
*当时的选民分布情况，据美国选民研究中心称：1700万已注册的民主党选民，对900万已注册的共和党选民。
1968年7月下旬，就在共和党大会一个星期前，尼克松召集高级幕僚在古尔尼旅馆开会，那是一个位于长岛最东端蒙涛克小镇的海滩度假胜地。大约有15个人出席了这次会次——包括我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共事的那帮人在内的所有幕僚。尼克松已经知道有足够的票数获得总统提名，所以这将是一次工作会议，将大致定下他想在提名演讲中着力阐述的主题。可是，当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时，却不知为什么一脸怒容。他撇开我所期待的政策讨论，一上来就强烈谴责民主党如何如何地使坏。他声音不高，但是措词激烈，说着令托尼·索普拉诺（译者注：美国电视剧《黑道家族》里的黑帮老大）也要脸红的粗言秽语。我大吃一惊：这可不是我打过交道的尼克松啊！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已所看到的正是尼克松个性中突出的另一面。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两面性。过了一阵子，他平静下来后，会议才接着往下开，但是从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这使得我在竞选结束后非常不安落，当我被邀请加入白宫幕僚时，我回答说：“不，我更愿意回去干我自已的老本行。”
五年后，随着水门事件中录音带的公布，尼克松粗俗下流的一面果然大白于天下。在录音带中，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极其聪明的人，却不幸是个疑神疑鬼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家伙。克林顿政府曾有人指控尼克松反犹太人，而我说：“您有所不知：他不单单反犹太人，他还反犹太人，反意大利人，反希腊人，反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他喜欢过什么人。他恨所有人。他可以一面说着亨利·基辛格的坏话，另一面却任命他为国务卿。尼克松离开白宫时，我松了一口气。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而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掌握着大得令人生畏的权利——很难让一个宣誓捍卫宪法的军官开口说“总统先生，我不干了。”
当然，尼克松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我开始明白：政坛上层人物真的是与众不同的。杰瑞·福特是总统中最象常人的，但是他不是竞选上来的。多年来我矢志不渝地推动一项宪法修正，未竟其功。这项宪法修正说的是：“任何欲登美国总统大位、愿做必行之事者，不得就任总统。”我只是半开玩笑噢。
尽管我没有在尼克松政府做固定工作，华盛顿还是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尼松克宣誓就职前，我作为预算的临时指导者，协助筹划了尼克松的第一个联邦预算。我在各种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中做过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委员会，那是由马丁·安德森精心策划的清一色“志愿军”，该委员会在国会里为废除草案（译者注：该草案反映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下面所述的管制经济大不相同，所以被废）铺平了道路*。后来，随着朋友和职场熟人纷纷担任经济和内政政策方面的政府要职，我发现自已花在环城快道（译者注：指包围华盛顿DC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指美国政界）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尽管安德森组建了总统委员会，但是他没在里面做事。主事者是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小托马斯·S·盖茨。
由于商业深受越战和国内动荡形势的影响，经济表现得阴晴不定。为了帮助支付战争费用，在约翰逊总统任内，一项强行增收10%联邦所得税的政策拖了好久之后终于严格施行，该政策在尼克松任内继续实行，给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1970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衰退，失业人员上升到6%——大约500万人没有工作。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似乎自行其是。它没有按所有预测模型预期的那样下降，反而以5.7%的年率快速上升——比起随后的通胀还算是低的，但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已经高得岌岌可危。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动力就越小；反过来，失业人数下降，劳力市场趋紧，工资和价格便倾向于上升。
可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解释不了为什么失业和通胀会相继上升。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滞胀”，搞得决策者们不知所措。经济工具在十年前令御用经济学家看似颇有先见之明，事实上，并没有好到能令政府微调经济的地步。（几年后的一项调查显示，大众把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和占星家混为一谈。这让我怀疑占星家做了什么错事，以至于被人和经济学家相提并论。）
(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动力就越小；反过来，失业人数下降，劳力市场趋紧，工资和价格便倾向于上升)
现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就处于失业高通胀低时期，看来正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
大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讨论一下看？下一步，经济会如何变化？
要求政府当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阿瑟·奥肯曾是约翰逊任内的经济顾问团主席，以诙谐的幽默感名噪当时，他发明了“不安指数”来描述当时的窘境。不安指数只是失业率和通胀率简单相加。当时，不安指数达到了10.6%，而且自1965以来，一路上升从未下降过*。
*不安指数后来改名为痛苦指数并且至少在两次总统竞选中被继续使用。杰米·卡特于1976年用它批评福特总统。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用它批评卡特总统。
我看着那些华盛顿的朋友们从一个拯救方案倒向另一个拯救方案。为了遏制经济衰退和所得税骤降，美联储降低利率并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GNP因此重新上升，但通胀也进一步加剧了。与此同时，尼克松的一些幕僚，不顾我们这些曾帮助尼克松获选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反对，掀起工资和价格管制运动。我的老朋友兼导师阿瑟·伯恩斯在1970年被尼克松委任为美联储主席，连他也开始谈论起类似的东西来：收入政策。我对阿瑟的改弦更张非常吃惊——我认为是迫切的政治需要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他不得不从新位置上看问题。美联储显然忧虑不安。（事后看来，我猜测伯恩斯想用收入政策取代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终于，1971年8月15日，星期天，我家里的电话响了——那是尼克松经济顾问团的一位成员赫伯·斯大恩打来的。“我是从戴维营打电话给您，”他说，“总统要我转告您，他要发表全国演说宣布工资和价格管制。”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晚上，有两个原因：第一，尼克松为了发表他的政策，挤掉了我爱看的《发财》节目，那是当时美国热播的西部电视剧；第二，为了拿地板上的一件东西，我把后腰给闪了。我不得不为此在床上躺了6天。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工资和价格管制惹的祸。
什么意思？
我很高兴没有身陷华府。伯恩斯和他的夫人住在水门公寓综合大楼，有时我去他们家吃饭。阿瑟会绞尽脑汁猜想白宫的最新动向，说：“他们现在琢磨着做什么呢？”尼克松强行实施工资和价格管制之后，我飞去会见经济稳定计划的负责人唐·拉姆斯菲尔德，经济稳定计划是管理工资和价格的官方手段。唐·拉姆斯菲尔德兼管生活费用委员会，迪克·切尼在那儿当他的副手。他们征询我的意见，是因为我对特定行业的运营所知甚多。但是我能为他们所做的，只是指出什么样的价格管制就会有什么样问题。他们陷入了在市场经济里搞中央计划的问题——市场总是破坏任何管制企图。某周，问题出在纺织业上。迫于农场主的政治压力，政府当局无法限定原棉价格，于是，棉花价格开始上扬。但是，政府的确把坯布类货品——即纺织品最开始阶段未漂白未染色的无纺布（坯布的发音是披布）——的价格给定死了。因此，坯布厂商两头受压——成本上升，但却不能提价——于是，很多公司便不做这部分业务了。突然之间，很多织造厂和布厂抱怨没有足够的坯布货品。拉姆斯菲尔德问道：“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简单呀——提价。”这种情形一周接一周不断发生，两年后，整个管制系统土崩瓦解。过了很久以后，尼克松说工资和价格管制是他最糟糕的政策。叫人伤心是，他从一直都知道这些管制是坏主意，纯粹是政治上的讨好之举：很多商人说过希望固定工资的话，而很多消费则喜欢固定物价的念头，于是，他决定这么干。
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最终令通胀和失业情况更加恶化——不用说伤害了美国的信心和自尊。消费品价格指数如气球般膨胀：1974年价格指数上升到令人吃惊的11%，“双位数通胀”的说法由此滥觞。失业率还是5.6%，股票市场急剧下跌，经济眼看着就要滑向自1930年代以来最坏的境地，水门丑闻更是给所有这一切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当坏消息接踵而来的时候，财政部长比尔·西蒙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出任经济顾问团主席。时任经济顾问理会主席的赫伯·斯大因就要离职了。经济顾问团主席是华盛顿经济学家的三大顶级职位之一，另两个是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本该按捺不住心跳说我愿意。但我不赞同总统的很多政策，因而担心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我告诉西蒙深感荣幸，并且乐于推荐其他人选，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不”。一周后或更迟些时间，他再次向我致电，我说“比尔，我对此深为感激，但我确实无意于此。”“好吧，但您至少得去和艾尔·黑格谈谈吧。”黑格是尼克松的幕僚长。我答应了，过了一天，黑格问我是否愿意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和他会面，总统喜欢在那儿消磨时光。黑格确实表现了白宫诚意，他派了一架军用公务机连同一组乘务员，接我直飞比斯坎湾。我一到，黑格就和我展开了长谈。我和他说：“您正在犯一个错误。如果我来做主席，而政府却开始实施我不赞同的政策，那我肯定要辞职的。您不想这样吧。”那时候，大多数工资和价格管制已经取消，但是由于通胀居高不下，面临国会要求重新管制的压力。我跟他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我就得辞职。黑格说：“那不是我们的前进方向，您不必担心被迫辞职”。我准备离开时，他说：“您想见见他吗？”他指的是尼克松。我说：“我看没有理由见”。真实情况是，我仍然对这个人感觉很不爽。对于这一工作机会，我尚在犹豫中，而且，我觉得对美国总统说“不” 要算是世上最难之事了。
我很少回到纽约的办公室，刚一回来电话就响了。这次是阿瑟·伯恩斯打来的。他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去了。那是我的错误。我的老导师对着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利用起我的负疚感来。提到水门丑闻，他说：“这届政府完蛋了，但是经济没完，我们得制定经济政策。你有责任为国服务”。他还指出：我成立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已经长达二十年了，不正是到了检验公司能否独立运营的时候了吗？谈话结束时，我已经被说服了：也许我可以在华盛顿做点有用的事。不过，我暗忖弄间月租房吧，并且，比方说，至少在门边放个行李箱，准备随时走人。
如果尼克松没有丑闻缠身，我想自已已经接手那个工作了。我认为它和管家之位差不多，协助打理所有杂事。我预计会在那儿呆上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如果尼克松设法完成任期，我在那儿呆的时间有可能不足一年。但是形势直转而下。我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于1974年8月8号星期四下午举行。就在当晚，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辞职。
我只见过福特副总统一次，几个星期前，就经济问题，我和他有过一个小时的谈话。不过，我们很合得来。过渡内阁的幕僚长是唐·拉姆斯菲尔，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福特重申尼克松对我的任命。
经济顾问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小型咨询机构，客户只有一位：美国总统。它在白宫街对面的旧行政大楼里有一些房间，由3名顾问团成员和一小群经济学家担任职员，他们大多是向各自大学请了一、两年假的教授。在尼克松总统任内，赫伯·斯大因频频代表尼克松出面讲话，经济顾问团因此变得颇为政治化。尽管赫伯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主席，但要同时当好顾问和发言人角色也是勉为其难的（正常来说，财政部长才是代表政府当局说话的经济发言人），所以，我想把经济顾问团转回顾问角色。我与另两位顾问团成员威廉·费尔纳和格雷·舍弗斯简单商讨之后，取消每月发布新闻简报的惯例。我决定尽可能少讲话，并且仅当必要时才和国会有少量接触，当然如有要求我必须作证发言。
作为主席，我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人选，因为我还没有博士学位，也因为我对经济的看法不同于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里，我们有计算机以及任何教授都会认可的最先进经济计量模型，但是，我们一直专注于行业级别的分析，而不在于象失业率和联邦赤字这样的宏观变量。
福特和尼克松就象白天与黑夜一样截然不同。福特是一个可靠的人，和我遇到的大多数人相比，心理障碍更少。从他那儿感受不到怪异的气氛，也从没有居心叵测的感觉。如果他生气了，那么他一定是为某个客观原因而生气。不过，那是非常少见的——他的脾气特别温和。1975年，西贡政权刚刚垮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沿其海岸的航线上拦截了悬挂美国国旗的马亚古兹号集装箱船。在一次经济会议上，我正坐在福特身旁，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进来把一张纸条放到他面前。总统打开纸条看起来。这是福特第一次得知这件突发事件。他转向斯考克罗夫特说道：“好吧！只要我们不开第一枪。”然后，他回到会议议题上，继续开会。我没有看过纸条，不过很明显，总统刚刚授权军队在必要的时候反击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
他一直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不认为自已比基辛格聪明，也不认为自已更懂外交事务，但他也不是可以被威胁恫吓的人。福特内心平和——大概是那些在心理测试中能取得正常分数的极少数人之一。
虽然他关于经济学议题的表述不是特别清晰，但我发现福特总统在经济政策方面老谋深算高瞻远瞩。经过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多年历练，他熟知联邦预算的每一样东西，因此他的总统预算确实是他自已的预算。更为重要的是，他信奉节制联邦开支、预算平衡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福特的第一要务是拿出解决通胀的办法来，他在对国会的首次演讲中把通胀当作公众的头号敌人。那一年，美元失去10%以上的购买力，通胀象幽灵一样吓坏了每一个人。人们担心入不敷出，只好削减开支。在商业上，通胀滋生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加大计划困难，经营者不敢雇员工不敢建工厂不敢扩大任何形式的投资。这就是1974年的情形——资本投资基本停滞，衰退因此更为严重。
我赞同总统的第一要务，但是，当得知他的白宫幕僚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不禁毛骨悚然。在白宫的“罗斯福房间”里首次亲历制定政策过程之后，我差点儿赶着重返纽约。那是一次高级幕僚会议，在会上，白宫发言起草部门抛出了一个名叫《立即行动起来彻底击败通胀》的行动方案。他们想让《击败通胀》家喻户晓（有人问：“明白吗？”），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涉及全国性自愿保持物价不变，10月份举行华盛顿高峰会议，并与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工作组及少数顶尖人物讨论通胀问题，以及很多其它繁文缛节。发言起草人在《击败通胀》中组织了数百万个条目，这些条目的一些样本在会议室里分发给我们。这太不现实了。我是惟一在场的经济学家，我心想：这可真是蠢得出奇的做法！我呆在这里干嘛？
我是新人，不太清楚这里的办事规矩。我想我不应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专门从经济角度来发言。我说：“您不能要求小商小贩自愿放弃提价行为。这些人以薄利为生，他们无法阻止供应商提价。”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成功地使他们简化了一些条款，不过，《立即行动起来彻底击败通胀》还是在那年秋天隆重出台了。那是经济政策制定史上的低谷。我庆幸自已事先取消了经济顾问团的新闻简报，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从来都用不着为《击败通胀》作公开辩护。到了年末，《击败通胀》在愈加恶化的衰退面前黯然失色。
白宫经济政策工作组的主要人员每天早上8:30开会，而且由于经济处于政治舞台中心，人人都想参与其盛。工作组包括5、6个内阁官员、预算主任、所谓的能源沙皇和其他人等。在重要的议题上，阿瑟·伯恩斯会列席会议提供咨询意见。有很多天，房间里多达25个人。这是一个高谈阔论的好论坛，但却不是做出真正决策的地方。经济顾问内部圈子要小得多：财长西蒙、预算主任罗伊·阿修（到后来是他的继任者杰姆·林恩）、阿瑟·伯恩斯和我本人。
起先，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给总统带来坏消息。9月下旬，失业率突然急剧上升。很快地，订单、生产和雇用人数开始全面下降。到感恩节时，我向总统报告说：“明年春天，我们可能遭遇各种棘手问题。”圣诞节前夜，政策工作组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小心更多失业和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可不是一份好礼。
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告诉他，我们不知道经济衰退会坏到什么程度。经济衰退就象是飓风——其破坏程度小至从微不足道，大到惨绝人圜。破坏力一般的经济衰退是商业周期的一部分：商业库存超过商业需求时便会发生，各个公司急剧减少生产，直到积压的库存售完为止。第5种级别的经济衰退发生在需求本身崩溃时——消费者们停止消费，商业停止投资。当我们一一谈论各种可能性时，福特总统担心美国到头来陷入需求下降、企业裁员和低迷不振的怪圈里。由于任何预测模型都无法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同瞎子摸象。我们只能对他说：这可能是基于库存的经济衰退，在油价和通胀的双重影响下恶化了——也许是第2种或第三3种级别的衰退，否则可能是第5种级别的。
第1部 《聪明的投资者》The.Intelligent.Investor
第2部 《金融炼金术》 The.Alchemy.Of.Finance
第3部 《漫步华尔街》 A.Random.Walk.Down.Wall.Street
第4部 《克罗淡投资策略》
第5部 《艾略特波浪理论》
第6部 《怎样选择成长股》Common.Stocks.and.Uncommon.Profits.and.Other.Writings
第7部 《投资学精要》Investment.6th.Edition.pdf
第8部 《金融学》
第9部 《投资艺术》Winning.the.Losers'Game
第10部 《华尔街45年》45.Years.In.Wall.Street
第11部 《股市趋势技术分析》Technical.Analysis.of.Stock.Trends
第12部 《笑傲股市》How.to.Make.Money.in.Stocks
第13部 《期货市场技术分析》Technical.Analysis.of.the.Financial.Markets.pdf
第14部 《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Chaos.and.Order.in.the.Capital.Markets
第15部 《华尔街股市投资经典》 What.Works.on.Wall.Street
第16部 《战胜华尔街》Beating.the.Street.pdf
第17部 《专业投机原理》Trader.Vic
第18部 《巴菲特：从100元到160亿》The.Essays.of.Warren.Buffett
第19部 《交易冠军》
第20部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of.a.Stock.Operator
第21部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第22部 《世纪炒股赢家》
第23部 《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第24部 《逆向思考的艺术》 Art.of.Creative.Thinking
第25部 《通向金融王国的自由之路》Trade.Your.Way.to.Financial.Freedom
第26部 《泥鸽靶》
第27部 《贼巢》
第28部 《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第29部 《伟大的博弈》
第30部 《散户至上》
第31部 《金融市场技术分析》
总统必须作出抉择。随着不安指数接近20%，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十分巨大，要求大幅削减税收并大量增加政府开支。这种做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提振经济，却有进一步推高通胀的风险，进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长期后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面临的只是一个基于库存的经济衰退，最佳反应——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来说——应该是尽可能地顺其自然。只要我们的手远离“恐慌按钮”，经济就会自我调整。
福特是个老成持重的人。1975年1月初，他指示我们制定最温和的计划。这个计划最终包括缓解能源危机的举措、对联邦预算增长的限制和刺激家庭的一次性退税。退税是私营企业经济学家安德鲁·勃瑞姆尔的主意，他是约翰逝总统当政时的美联储首脑，是担任该职务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这个计划公布前几天，福特总统仔细问我：160亿的退税会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前景。从经济上来说，退税是一种审慎的回应手段，我告诉他并解释说：“只要是一次性而不是永久性退税，就不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
他的回答让我有点吃惊：“如果你认为该这么做，我就提请这个议案。”当然，他也会向比我资深的顾问咨询此事。不过，我想：真有意思，美国总统会听我的意见。我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还有踌躇满志的快慰。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别的方面，福特不欠我任何人情，由此足见思想和事实的确起作用。
他的紧缩计划从经济角度来说很有道理。它和我的决策哲学不谋而合。检讨政策时，我总是问自已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弄错了，经济成本会有多大？如果没有下跌风险，就可以放心尝试各种政策。如果失败成本可能很高，那么即使成功的可能性是50比50，也必须避免此类政策，因为无法接受高昂的失败成本。尽管如此，福特总统的抉择还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他很清楚他的计划会遭到处置不力的指责——如果情况证明计划太过温和，它有可能延长经济下滑的时间。
我决定经济顾问团必须把下列事项当作紧急要务。总统需要知道我们是面临暂时性的库存危机还是需求的彻底崩溃。惟一不会错的经济衡量手段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它是由经济分析局从大量统计数据中估算出来的，综合反映了经济的方方面面。不幸的是，经济分析局一季度只出一次这种数据——远远不敷应用。再说，也无法用后视镜往前开车（译者注：指这些数据大大过时了）。
我的想法是安装一套紧急头灯：一周一版的GNP数据可以让我们实时监视衰退情况。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估算过每月一次的GNP数据。它吸引了那些等不及官方季报数据出来就必须做出决策的客户们。所以，分析基础有现成的，进行每周估算只是意味着加大工作量而已。有些至关重要的统计，比如零售额和初请失业金人数都已有按周统计的现成数据，因此这些倒容易办。其它关键数据，象汽车销售或者耐用品（工厂设备、计算机等等）的订单和发货统计，正常来说10天报告一次，或者1个月报一次。库存数据也是一月一报，而且调查数据经常是不准确的，常常要作大修改，更添了估算的复杂性。
有一个填补这些信息鸿沟的方法，那就是打电话。多年来我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客户及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众多公司、同业协会、大学院校和监管机构以及许多只要我们打电话求助便会慨然回应的人们。各家公司会透露机密的订单情况和雇工计划；商业领袖和业内专家会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指导我们。举例说吧，通过这些听来的信息给合诸如原材料价格、进出口情况和交货时间表等等敏感的量度办法，我们有能力获得更为清晰的库存画面。
我们收集的数据仍然只是一些片断而已——远远达不到经济分析局面向公众的GNP计算标准。但却符合我们特定的需要。当经济分析局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得知我们想做的事后，他们积极参与，协助构建我们的分析。经过两三个星期的挑灯夜战，一周一版的GNP系统建立起来了！在此其间，我们的小组人员也做好了于2月初发布的年度经济评估。最后，我终于能够带着最新的真实情况，去面见福特总统，而不必瞎猜了。
打那以后，政策问题变得明朗多了。每周我都会在内阁例会上更新衰退的全面情况。看着10天一期的汽车销量、每周的百货零售额、建造房屋的许可及开工的数据、来自失业保险系统的详细报告以及其它种种数据，我们越来越确信此次是较为温和的经济风暴。原来，消费者们虽然度日艰难，但一直都还在正常购物。而且，消耗库存的速度很快，要不了多久就难以为继了，换句话说，商业库存就要用完了。这意味着生产量马上就得上升，以弥补与消费量差距。
有鉴于此，我告诉总统和内阁：经济衰退就要触底回升了。我胸有成竹地说：“我不能告诉你确切日子，但是，除非消费市场和建房势头意外大滑坡，经济回暖已成定局。”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数据摇摆不定——最后终于出现经济学上罕见的好机会，此时情况已经明朗，接下来发生的事也都在预料之中。因此，到1975年3月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美国正“如期”恢复元气。我作证说，我们又面临一个糟糕季度，该季度失业率可能高达9%，然而，就目前来看，情况有可能“谨慎乐观”。而且我还警告说：过大的开支增幅或减税计划，会过度刺激经济，小心通胀再次盘旋而上。
那年春天，围绕着总统经济计划的政治风暴有目共睹的。国会沉浸在极度恐怖之中，我常开玩笑说，我上国会山进言陈词的时候，必须穿上防弹背心，外加盔甲。《新闻周刊》把我的照片搬上了1975年2月号的封面，冠以标题“跌到何时休？”国会议员亨利·罗伊斯认为福特象1930的赫伯特·胡佛一样，会让大家陷进大萧条，他的话四处传扬：“总统采纳的经济建议和当年胡佛所采纳的同属一类。”当我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露面时，身为主席的爱德·穆斯基坚称政府当局做得“太少太迟”。国会议员会提出了刺激经济的种种议案，使得预算赤字高达800亿美元并且仍有增加趋势，这在当时是惊心动魄的大数目。劳联与产联（译者注：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主席乔治·米尼甚至更加耸人听闻喋喋不休。“美国处在自大萧条以来经济最糟糕的紧急时刻，”他慨然陈词道：“现在局势令人恐慌，不祥之兆日甚一日。这不是另一轮经济衰退，因为二战后的5次经济衰退全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提并论。美国经济远远没有到能自我纠正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措施”。米尼希望政府实行高达1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大幅度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
有一件事令每个人都很讶异，那就是没有公众抗议。经历十年公民权利和反越战游行之后，每个预见到9%失业率的人都预计街上会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和重重路障，不光美国会这样，欧洲和日本也将如此，因为那些地方的经济问题同样严重。然而这一幕并没有发生。也许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石油危机以及导致石油危机的那十年弄得筋疲力尽了。的确！抗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似乎正以同舟共济的心态共度艰难时光。
福特总统顶住各方压力，使他的经济计划最终立法生效（国会确实把退税抬升了差不多50%，每个家庭高达125%）。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曾向公众许诺复苏会在1975年年中出现，而复苏果真如期开始了。国民生产总值象火箭一样窜升——到10月份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年新高。通胀和失业率开始逐渐下降。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仅政治性上纲上线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连种种恐怖预言也很快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7月份，危机已经消退，我们便撤销了每周的GNP紧急监控计划，经济顾问团全体工作人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福特总统顶住各方压力，使他的经济计划最终立法生效（国会确实把退税抬升了差不多50%，每个家庭约为125美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曾向公众许诺复苏会在1975年年中出现，而复苏果真如期开始了。国民生产总值象火箭一样窜升——到10月份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年新高。通胀和失业率开始逐渐下降。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仅政治性上纲上线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连种种恐怖预言也很快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7月份，危机已经消退，我们便撤销了每周的GNP紧急监控计划，经济顾问团全体工作人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