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和我一直呆到招待会结束后才回到美国联络处，这时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第二天，即“五一”节那天，大街上的扩音器播放着革命音乐，一直持续了好几天。这不仅是庆祝“五一”节，也是庆祝“越南人民的胜利”。在越南大使馆外面的橱窗里展出了美国领导人的照片——有趣的是，这些照片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而是前总统约翰逊和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
对于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小批美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处境困难的时期。得知那些消息后，友好国家一些同事纷纷找我谈，强调不放弃在远东特别是在南朝鲜所承担的义务对美国是如何重要。这些意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来自一位西方盟国的代表，而是几星期后出自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之口。他用其言论是经过授权的口气对我说，“美国在亚洲担任着有用的角色。”
中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可能是不够坦率的，但有些时候也讲心里话。那位官员向我讲明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在越南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但我们在对付俄国人方面有共同利益。我们是相互“有用处”的。
1975年夏天，我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同我们在一起。第五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男孩，他叫杰布，当时22岁，因在得克萨斯商业银行任职，不得不同他的妻子哥伦巴留在休斯敦。但是乔治在休斯敦，他当时29岁，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准备在得克萨斯经营石油业务；尼尔和乔治在一起，他20岁，正在得兰大学读书；马文19岁，即将入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多萝西在1975年8月18日以特殊的方式度过了她的生日。她是在北京我们的教堂里受的洗礼。
为了争取团圆，她的生日活动已经拖了很久。多年来我们一直争取祖父母、舅父、姨母等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为她庆祝生日。但我们从来未能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后来多萝西16岁了，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她的生日活动是很不寻常的。有些情景将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有三位而不是一位中国牧师为她洗礼，三位牧师中一位是主教派，一位是长老教派，一位是浸礼教派，进行洗礼的教堂是供驻北京外交使团用的。
因为多萝西的教父和教母——我姐姐南希·爱丽斯、贝特西·海明威的丈夫斯派克和我们家在休斯敦的朋友米尔德里·克尔不能出席，她哥哥马文充当了主教代理人。
在仪式上，关于多萝西信仰的问答不得不由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译员进行翻译。看来这位译员不太高兴翻译宗教词汇。尽管如此，仪式进行中没有出现大问题。仪式结束时，牧师们向多萝西说，现在她已成为共产党国土上一座小教堂里的终身会员了，还说，“我们将喜爱你，永远惦念你。”
国务卿亨利又来到中国，是在10月19日到达的。这次来访有一项特别优先日程。他在北京为当年晚些时候福特总统正式访华进行准备。同往常一样，国务卿的访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两天内要同邓副总理进行三次较长时间会谈，详细拟定将在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后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这并不是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人中的两位设计会谈时谈些什么，但要按着一般惯例，在来访领导人到达之前。即使不能把他们坐下来会谈时得出的结论全文都写出来，也要准备一份提纲。这就使会谈议程更加明确，并尽可能减少在重大问题上产生误会。
中国方面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除国务卿的随行人员外，还有助理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同邓见过几面。邓在中国是正在上升的权贵人物，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他不停地吸烟和喝茶。他说自己是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乡下佬和大兵。
邓在同外国人会谈时善于运用韧和柔两手并且恰到好处。但他同基辛格会谈时的表情却明显的是咄咄逼人的，谈话是强硬的。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责怪说，美国在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面前表现软弱。这真像1964年听巴里·戈德华特讲话一样，只不过语言不同而已。
邓同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对美国同苏联搞缓和政策的趋向表示关心。他指责说，美国人对俄国人的政策类似1938年英、法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邓称这种政策是“绥靖”政策。基辛格有些恼火，但设法抑制感情冲动而保持冷静。“不能说一个有110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国家是在追随慕尼黑精神。”他回答说。“我愿提醒您，当你们两国出于本身的原因还是盟国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抵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这就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在首脑会谈之前需要预先进行讨论。最后，为缓和美中分歧的气氛，基辛格说，“我认为总统访问后不应该给人留下我们两国在吵架的印象。”邓表示同意。“还有时间进一步具体进行讨论，”他说。
然而，基辛格此次进行预备访问有一个尚未得到答复的大问题是，他是否会被邀请会见毛主席。同往常一样，中国人用迂回的方式对付他的问题。
在10月21日的午宴上，副外长王海蓉有意识地提醒说，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最近访问时会见了毛。这位毛的侄女补充说，希恩明确地提出了会见要求。基辛格明白了王的意思，“如果这是正式询问我是否愿意会见主席，”他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几个小时之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同邓和乔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会谈时我看到递给邓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中国大字。邓看过纸条后打断会谈，宣布说，“你将在6时3O分会见主席。”
毛住在距人民大会堂不远，专供高级官员们居住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幽静的飞地中。我们通过一个精致的大门进去，然后汽车又开过了一个湖和几个庭院才到了会见地点。一个中国电视摄影组等候在那里。他们跟随我们穿过了几个房间，便来到毛的起居室。
我们进去时，81岁的毛正坐在一个扶手椅上。他由两位女服务员扶着站起来。这是我到中国后第一次同毛会见，从远处看上去，他的健康状况使我吃惊。当他张嘴向基辛格——按照官员职务大小，他是第一个进屋的人——表示欢迎时，只听到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沙哑声音。
我是第二个进屋的。此时在较近地方看上去，主席的健康状况似乎好一些。他个子高大，皮肤有些黑，仍显得相当结实，握手时很有力量。他身穿一套做得很好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他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一双白色胶底的黑色便鞋，这种鞋就是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穿的那种。
基辛格向毛问安时，毛指着他的头说，“这一部分工作得还好。我能吃能睡。”又拍着双腿说，“这部分的活动不好，走起路来没有劲。我的肺部也有些毛病。”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总之，我不太好了。”然后笑着补充道，“我是供客人看的一个陈列品。”
我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坐在毛的左边。我环顾了一下房间，一面墙上装有拍电视用的照明灯。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书法书。房间那边的几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某种型号的医用橡皮管和一只小氧气罐。
毛神态自若。他说，“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竟说这样的话，使人吃惊。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很快接受这种邀请。”
毛已不能有连贯性地讲话，他吃力地在一个拍纸本上写字，以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写后，站在他身边的两位女服务员便走过去看看他写的字，并试图判断他想说什么。毛写道，“我遵从Doctor的嘱咐。”用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头衔称呼亨利·基辛格博士是语义双关的。
亨利点点头，然后转了话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的关系。毛举起一个拳头并把另一只手的小手指头也举起来，然后指着拳头说，“你们是这个。”又指着小手指头说，“我们是这个。”接着又说，“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由于中国已拥有原子武器十几年，毛的意思显然是说，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
“但中国说军事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基辛格说。“而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写出他的回答；他的一个助手拿过来给我们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YES·
主席和国务卿还谈到了台湾问题。毛说，这个问题会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获得解决。我断定，中国人这样讲是告诉外国人，他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同性情急躁的西方人打交道时，是把时间和他们的忍耐修养当作他们的砝码的。
像邓和其他大多数革命领袖一样，毛也有出身乡下的背景，即便是在正式外交会谈当中也常常使用一些粗俗的语言，比如在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时，他形容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时，说它连“放狗屁”都不如，他的一位女助手忠实地把它译作“一个狗屁”。
这种词甚至在哈里·杜鲁门的粗俗词汇中也找不到。
会见在继续进行，毛看起来更有精神了，也更机敏了。他不时地打手势，把他的头从这边移到那边，好像谈话使他兴奋起来。他又提起上帝，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因为我是个好斗的军阀，一个共产党，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三个人。”他向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点点头。
会见快结束时，毛把温斯顿和我也拉到会谈中来。“这位大使，”他对着我说，“处境不好。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那将非常荣幸，”我答道，“但我怕你太忙。”
“噢，我不忙，”毛说，“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闻。你一定要来见我。”
五个星期后福特总统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我又见到了毛，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关于我即将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基辛格会见毛后，我在同联络处官员谈话时提到了毛说要我去见他的事情，并说我可能争取见到他。他们的印象是，这只是毛的外交表示而已，因此，我就没再考虑这件事。然而，一年后——那时毛已去世了——当巴巴拉和我访华时，我向中国政府一位官员谈起毛主席的那句话。
“你应当按照你想的去做，”他告诉我。“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是毛主席想那么做，他是从来不会发出那样的邀请的。”
第七章 总统请我……
1976年弗吉尼亚州兰利
致布什大使
亨利·基辛格发1975年11月1日
总统准备于11月3日（星期一）华盛顿时间下午7：30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包括比尔·科尔比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请你接受作为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任命。
总统认为对你的任命是非常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衷心希望你愿意接受。你曾经不断地为国家作出贡献。我和总统一起希望你能够接受为国效劳的这一新的挑战……
“真令人震惊”，当我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在北京传开时，一位年轻的中国向导对英国记者说，“布什先生来中国一年了，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工作。想想吧，他原来是个间谍！”
接到亨利的电报后，我惊讶的程度不亚于那位中国向导。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将电报递给巴巴拉，从她的面部表情来看，我们又想到一块去了：1973年在纽约。用约吉·贝拉的话说：往事又历历在目。
当时的问题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把我叫到戴维营，请我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处理来自白宫西厅的政治混乱。现在，总统又要我离开那个我俩都满意的外交职位，回华盛顿去接管这样一个机构——十年来，敌对的国会对它进行调查、揭发，指责它违反了法律，甚至说它无能。
我又读了一遍亨利电报的开头一句：
总统准备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
然后又读电报的最后一句：
遗憾的是，宣布前时间有限，总统希望你尽快答复。
我没有时间再通过电报去获得更多的消息——亨利，谁调到哪里去了或者发生什么事了之类的问题找不到答案。如同外交辞令，政治辞令也有其微妙之处。国务卿电报的语气表明，他们希望我尽快答复，不要提出什么问题。
科尔比要调走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正在进行。我去中央情报局吗？去还是不去？
电报中最关键的几个字是“总统请”。巴巴拉读完电报还给我时说：“我还记得戴维营。”她没有说别的话，只说了这一句“我还记得戴维营”。
她特别记得我1973年的戴维营之行，因为她当时不愿意我去接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那天晚上我刚刚回到家，甚至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她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统请了我，只要他的要求不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这项工作，我只能作出一个答复。现在，两年以后，巴巴拉知道这次我又只能给总统作出一个答复。我们不久将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
在北京工作的13个月期间，巴巴拉渐渐喜欢上了中国，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艺术和建筑。对于我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这件事，她还有另外一个更属个人性质的忧虑。她担心我的工作变动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仍然记得水门事件的那些日子，学校里的一些同学常常使他们伤心。如果那算糟糕的话，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孩子在华盛顿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呢？
说到这个，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在华盛顿的前途又将怎样呢？且不说亨利的电报对我们私生活的影响，就它对我的事业意味着什么来说，我自然想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搞政治仍是我的首要兴趣。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也不是通向更高级官职的跳板，如果只是因为这一机构的局长必须是不介入政治的。任何人接受这一工作都必须放弃所有政治活动。就未来担任当选职务的前景来说，中央情报局是死胡同。
（这种情况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吗？将布什埋在中央情报局里吗？乔治，在一个共产党首都拜占庭式的政治气氛下过的生活开始对你发生影响了吗？要是以为在华盛顿的任何人——不是总统，也不是亨利，而是另外的人——心里是这样想的，那是可笑的……但是亨利有一次是怎么说的？他告诉一名记者：“即使患妄想狂的人，也有真正的敌人。”）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关心这次调动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一年多来，我——我们，因为巴巴拉也像我一样投人了工作——为发展中美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和友谊，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民间往来，做了一些工作。通过低调的、非正式的方法，我们在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引起怀疑和互不信任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政府将会怎样想呢？当外交官的布什不一直就是那个当过间谍的布什吗？
当我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一位友好的西方外交官时；他讲了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大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故事来安抚我。1973年一个夜晚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宣布了赫尔姆斯为美国驻伊朗大使。这时，一位苏联大使（他本人就是克格勃老手）走到一位伊朗政府官员面前问道：“部长先生，你怎样看待美国人任命他们的居于第一位的间谍为驻贵国大使？”呷了一口香摈（这时是霍梅尼时代之前的伊朗），那位亲西方的伊朗官员说：“阁下，我认为这比苏联的做法好些，美国给我们送来的是第十位的间谍。”
我的朋友对中国人对我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反应的乐观估计也不过如此。无论中国人多么怀疑美国的意图，他们对苏联的不信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任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官员根本没有感到吃惊，还显得很高兴。有一位官员向我吐露，他们花了一年时间来向我“灌输”他们对苏联的威胁的看法。现在，作为美国情报局的首要官员，我可以把那些看法再“灌输”给美国总统。
其实，福特总统一个月后来中国访问时——我和巴巴拉离开北京之前——毛主席和我打招呼时说：“你高升了，”然后又告诉总统：“我们真不愿让他走。”
但是，我得知中国不会为我的任命而不安的最重要暗示，是在邓副总理邀请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向我保证，中国将永远欢迎我，然后笑了笑说：“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因此，我对亨利电报的外交影响所怀有的忧虑有180度的偏差。后来它对我的政治前途的影响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这一点并不明朗。一连串的告别宴会后，我和巴巴拉离开了北京。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我们十分留恋在中国工作的13个月，又因为要回家了而感到高兴；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又不满意即将担任的这项在政治上似乎没什么出路的工作。
对照水门事件时的“星期六大屠杀”，华盛顿新闻界称这次人事变动为“万圣节大屠杀”。亨利电报中提到的重要人事变动包括辞职、退职和解雇。有些人提升了，有些人降职了，有些人则靠边了。在一年半时间里，福特领导下的白宫似乎一直在进行政治上的调整，为接踵而至的竞选年做好战斗准备。
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姆·施莱辛格——比尔·科尔比的前任——调离了国防部部长职位，这一次调动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白宫办公厅主任唐·拉姆斯菲尔德被提升到五角大楼，替换了施莱辛格。
一直戴着两顶外交政策帽子的国务卿基辛格自愿脱掉一顶，同意将副国务卿、空军中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提升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而布什将调往中央情报局——如果参议院批准的话。
内阁成员调来调去的同时，纳尔逊·洛克菲勒突然宣布他不是堪萨斯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比尔·施泰格尔和汤姆·克莱普告诉我这是一个政治步骤，它使我得到了中央情报局这份工作。
据华盛顿推测，剧情是这样的：由于里根在与福特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福特需要保护他的右翼。这就意味着洛克菲勒——从1964年起强烈反对戈德华特后一直被当作保守派的隐患——不得不离开。由于我在1974年竞选福特的副总统时败给了洛克菲勒，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是在堪萨斯城争夺第二把交椅的主要竞选者——但是，如果我在以后的六个月中担任被国会两个主要委员会审查的、有争议的机构的头面人物，情况就不同了。这种经历留下的创伤将是我被排挤出竞争，把那个位置留给别人。
回忆那段剧情时，我想起了到中国之前罗加·莫顿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不打算在商务部久呆，”他私下跟我说，“你应该考虑回华盛顿接替我。那个职位绝对是跃为候选人的一个跳板。”
然而，我在北京收到的电报并未提到罗加的商务部长职务将被埃利奥特·理查森取代。奇怪的是，理查森担任司法部长的经历应该使他成为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最佳人选，而我从商的背景应该使我更适合在商务部工作。罗加怀疑是有意安排我不参加竞选。我的朋友中不只他一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想你该知道这里的人们怎样议论你去中央情报局的事吧，”我回华盛顿不久，一位众议院的老同事告诉我，“他们都认为你上当了。乔治，拉姆斯菲尔德把你推上那个位置，你表示同意真是太傻了。”
白宫办公厅主任唐·拉姆斯菲尔德——朋友们都称他“拉米”——有能干的行政官和擅长于政治上勾心斗角的名声。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有关“万圣节大屠杀”和操纵我调到中央情报局的谣言的牵连。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断然否认了那些谣言。我相信了他的话。然而，即使那些谣言属实，只要是总统请我承担这一工作，无论它多么困难，我也无法拒绝。
亨利的电报给我带来最初的惊讶后，我仍有机会将事情反复思考一下。在中国任职13个月后，我喜欢上了领导一个世界范围的组织和干那种要求从早到晚全力以赴的工作。至于“上当”了，我告诉我以前的同事，做这么重要的事必须优先于个人志向。
我的前同事听后，耸了耸肩。“你还是太傻了，”他说，“不过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你只管说好了。”
“给弗兰克·丘奇打个电话，”在门口握手告别时我回答道，“告诉他，我是一头驯服的大象。”
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是爱达荷州的民主党和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在1975年就中央情报局工作举行的一次意见听取会上，他曾称中央情报局为“一头难以驾驭的、凶猛大象”。但是，我提到这一点有双重含义。丘奇是最先起来反对我的任命的人之一，他说，我作为一名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与政治的牵连太深，不适合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另外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和有影响的新闻舆论都附和丘奇的看法。《创纪约时报》的安东尼·刘易斯写道：中央情报局恰恰不需要像乔治·布什那种“党派性很强的野心家”来领导。《巴尔的摩太阳报》问：“谁会相信一个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独立性呢？”《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基特利称我为“又一个努力向上爬谋求官职的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同意干一项政治上没出路的工作时，却有人指责我与政治的牵连太深了。
然而，我也得到了出人意外的支持。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15个月后当上了副总统——走出党派行列对一名记者说，也许“一位政治家”做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好的，因为他对这一机构滥用权力的危险性更加敏感。当保守派的报刊专栏作者乔治·威尔怀疑对我的任命是否明智时，《纽约时报》的自由派专栏作者汤姆·威克则提出，我从政的经历、在联合国和中国时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工作经历，也许正是中央情报局重新获得信誉的资本。
有关我任命的争议越来越多，导致参议院为此而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当时我还收到了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给予了我支持和建议。
亲爱的乔治：
同你目前将要面临的事情相比，你过去所经历的就太轻
松了。我只有一个忠告：你将很愿意来一个“全盘端”使参
议院委员会成员确信中央情报局将公开今后所干的一切事
情。当然，这样肯定会使你得到参议院的认可并减少反对你
的票数。但是，这样也肯定会毁掉一个己被参众两院调查委
员会不负责任的攻击大大削弱了的机构。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提到的全盘端是暗指我的前任比尔·科尔比在中央情报局时采取的政策。科尔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常常受到情报局和政府的一些专家的批评，因为他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总是毫无保留。科尔比引用基辛格有一次对他说的话：“比尔，你知道你每次去国会干什么吗？你是招供去了。”
但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也不得不走科尔比当年走过的那条险道。问题是国会和公众有权知道的内情到底有多少，从哪一步开始保守情报工作所需要的秘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自由社会情报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任何单一的专断的回答都将受到蔑视。在“国家安全利益”这个大而不明确的范围内，某位政府官员认为是“绝密”的东西，另一位可能认为它根本不属于保密范围。
科尔比是在中央情报局在国会的信誉空前低落的时期出任局长的——由于国会掌握着政府的经济，这意味着情报局的活动能力也空前降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期间滥用了“国家安全”这个词，当人们反应强烈起来时，中央情报局——由于它的工作性质是政府中最秘密的机构——特别受到强烈攻击。
科尔比就像率领着一支已经瓦解、正在溃退的军队的将军。他试图把这支军队再团结起来，以便能够再打一个战役，再坚持一天。科尔比认为，7O年代初中央情报局最不需要的是可能被指责为敢于顶撞国会和公众的局长。
科尔比的“门户开放”政策并没有充分满足外界批评者的要求。有些严谨的政府官员将所有的文件，甚至最后一份备忘录，都标上绝密或者秘密。在国会和新闻界，有一些投机分子却将中央情报局所遭受的打击视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国家情报机构在70年代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公众失去了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还有对一些政治家和记者的限制丧失了——没有认识到“国家安全”这个词可以被滥用，但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中必须受到保护。
尼克松给我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缓和时期，战争的危险减弱了，但是不靠战争而征
服的危险不断增加。我们可以预料，世界上那些反对我们和
我们的朋友们的阴谋活动将在几个月和几年之内大幅度增
加。美国不能采用我们的共产主义对手特别是苏联的那种为
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哲学。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想
利用缓和时期来征服我们的话，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方
法来对付他们，挫败他们。
信中附有《孙子兵法》要点（孙子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克劳塞维茨）。尼克松还把一句概括出其来信要旨的格言留了出来。孙子在《谋战篇》中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要使参议院批准一个共和党人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75年12月并非最佳时间。福特总统与国会的蜜月阶段已经过去很久了。似乎每三位民主党参议员中就有一位在竞选总统，另外两位则在利用各种手段谋求下届政府的副总统或者内阁职位。
但是，党派竞争只不过是福特政府整顿中央情报局所遇到的部分问题。这一年快结束时，围绕情报局展开的争论一天天热烈起来。
11月20日，参议员丘奇的小型特别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控告中央情报局6O年代参与了在古巴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在刚果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阴谋。
12月4日，丘奇宣称中央情报局卷入了两年前1973年推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事件。
11天后，由纽约众议员奥蒂斯·派克领导的众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要求福特政府解释美国暗中卷入安哥拉内战这件事。72个小时后，参议院停付了那场战争中亲西方派的所有军需经费。
如果需要什么讯号的话，这便是国会不再在外交事务上服从白宫领导的一个讯号。我们在华盛顿看到了这个讯号。不幸的是在世界其它国家的首都也出现了这个讯号。在海外一些友好国家，问题是福特总统是否真正掌握美国外交政策。在华盛顿，问题是福特是否能够使参议院通过一个有争议的任命。
12月23日，圣诞节前两天，中央情报局驻希腊情报站站长理查德·韦尔奇在走出家门时被暗杀。在此之前，他的名宇和工作情况在一封寄往雅典英文《新闻报》的信中出现过。
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它说明海外情报局人员经常面临危险。但是，从华盛顿的气氛来看，有些人并未从理查德·韦尔奇的遇害中吸取教训。科罗拉多的参议员加里·哈特是丘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透露收到一封指控委员会导致韦尔奇遇害的愚蠢信件。哈特顺乎潮流地公开推测中央情报局是信件的幕后操纵者。
这些都为我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加的两天意见听取会定下了基调。共和党人布赖斯·哈洛是艾森豪威尔时代国会事务的专家。福特政府召他来为通过我的任命拉选票。布赖斯是国会反对派中最精明的领导之一。他迅速了解到委员会的态度，回来告诉我们说，民主党多数派打算不仅就我过去的政治生活，而且就我将来的政治前途大作文章。
“他们要你发誓不参加明年秋天的竞选，”他说，“否则我们得不到选票。”
即使十年后再想起这个要求，也会觉得十分奇怪。发表一个有关副总统竞选的谢尔曼式声明？有点类似“即使提名为候选人，也不参加竞选；即使当选，也不主持参议院。”这都毫无意义。我向布赖斯反复说明，中央情报局不是走向高官职位的跳板。
他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还是要你发誓，”他说。
“我不会发誓的，”我回答道。够了！为总统效劳是一码事，为了被认可而去迎合政党要求就太过份了。
事情就此搁浅了。最后达成了妥协：我不必发誓了，但是白宫必须发表一项声明。
布什大使和我同意，国家对当前外国情报的需要必须优
先于其它方面的考虑，而且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应当有其延续
性。因此，如果参议院批准布什大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我
将不考虑他作为1976年我的副总统候选人。
杰拉尔德·福特
委员会对此声明表示满意。后来他们以12对4的票数通过了我的任命。圣诞节后，参议院也以64对27的票数通过我的任命。三天后，我的朋友和邻居、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情报局总部主持了我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就职宣誓仪式。情报局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与华盛顿便有波托马克河—河相隔。
1976年1月，总统竞选年开始。福特总统与里根州长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短兵相接。但是，华盛顿新闻界还报道了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衣阿华州选举侯选人秘密会议和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
通过在联合国和中国两次从事外交工作，我吸取的教训之一是永远不要低估象征手段的重要性。不是指形象——而是别的事。形象与外表有关。即你在世人面前是个什么样子。象征与信息有关，即你要告诉世界什么。
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我要送出的第一个讯息是给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仅包括兰利总部的工作人员，而且．包括海外的工作人员。我在国会山的形象如何是重要的，我如何在舆论上获胜也是重要的，但我必须优先考虑如何领导美国的情报工作。从赢得中央情报局和情报界工作人员的信任这一点来说，赢得国会和新闻界的好感就是次要问题了。
在70年代中期，美国情报人员的士气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落时期。有些人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大家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利益以及国家的兴亡至关重要。但是，也有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做了违法或者过份的事。情报局犯了一些错误，有些不现实的、半途而废的阴谋被揭露了。结果整个情报局都受到指控，它的职员和行动计划受到怀疑。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是受到新闻界的猛烈攻击，就是受到政治家们的肆意嘲笑。
中央情报局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就是这样看待情报局在1976年1月所面临的形势的。情报工作方面的行家比尔·科尔比被我这个门外汉——而且还是一个政界的人——代替了。
我必须让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的新局长不会像前总统尼克松所说的那样“全盘端’”。我给他们的信息应是：“我站在你们这边，我们是一致的。”
当我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作出第一个决定时，我发出信息的机会来到了。表面看来它不是太重要——只不过是与后勤有关的一件事。
“你打算把自己的主要办公室设在哪里？”有人问我，“设在那幢老行政大楼，还是兰利？”
老行政大楼是本世纪初建造的一座巨大灰色楼房，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街，曾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白宫的附属建筑，副总统、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及其它高级行政机构在那里办公。如果我在这座大楼办公，便很容易进入白宫的西厅和椭圆形办公室，它是在有利的一面。每天清晨穿过西行政道的西南门和白宫专用停车场，会使我有一个好的形象。但同时也会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新局长是一位对参与华盛顿权力游戏的兴趣大于领导情报局的政界人物。
因此，在兰利中央情报局大楼第七层办公将是我发出的第一条消息。作出这一决定比较容易，因为我确信，无论在哪里办公，我都能直接接近总统。
这是我接受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任命时提出的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答复基辛格的电报后，我与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取得联系，以确定我执行新职责时所需的便利。首先，直接接触总统，不必经过白宫西厅任何官僚的批准；其次，由我来任命副局长和工作人员。
斯考克罗夫特回电表示同意我提出的两个要求。这意味着我不必为了接近总统而在靠近椭圆形办公室的地方办公。
在兰利办公还表明了我的观点，即中央情报局局长应该特别避免留下参与政策制定的印象。1947年情报局的法规规定，它的唯一职责是向总统和决策人提供情报资料。我决心不仅在政策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按局的规定进行工作。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将拒绝参加任何有党派性的活动，包括1976年在堪萨斯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挑选副局长时，我向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传递了第二个重要信息。我的朋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辞掉了副局长职务。我任命E·亨利·诺奇接替了他。诺奇身高6．4英尺，读大学时是运动员。在兰利七楼，他很有名气，能像专家那样随时提供有关情报局工作的知识，受到同事们的普遍尊敬。
在情报局某一范围内，我传递的第三个信息也许不如其他两个受欢迎。有些身居要职的职业官员并没有像诺奇那样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必须离开情报局。
六个月之内，14名高级行政宫员中变动了11名。有些人提升了，其他人退休、辞职或者解雇了。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我都通过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方式解决，没有采用发通知或者解雇通知书的方式。
没有哪所学校或者哪位老师能教育某人怎样当国会议员或者内阁部长——或者总统——因为每一项工作都有它独特的要求。从事其它工作的经验是有益的，但它不能保证你成功。有些事情你不身临其境便无法知道。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就是这种挑战。
我到情报局时只泛泛地知道一点它的工作情况。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使我认识到情报工作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你就某国在一争端中的立场问题与其大使谈判。那位大使告诉你一些有关他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如果情况属实，便意味着与他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要求公平合理地解决。但是，如果恰好在会谈开始之前你收到一份情报，得知对方国内的形势并非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你便可以固守自己的立场。你报回国内政府，得到新的指示，发现活动的余地比他原来说的多了。最后你按照美国的原计划解决了分歧。
几天以后，你拿起晨报，读到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谈所谓的情报局混乱。文章完全符合国会批评家们提出的情报局应该检查其行为的要求。你想打电话给那些记者和批评家，至少让他们知道情报局取得一次成功。但这不可能，谈论情报工作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会妨碍将来的工作。正如1961年肯尼迪总统为中央情报局新指挥部献辞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为你们歌功颂德，但有人大肆宣扬你们的失败。”
我上任后首先发现的事情之一是，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对中央情报局持否定态度。在一连串的记者招待会中，记者们使我在丘奇和派克委员会意见听取会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始终处于守势。后来我问我的主管公共事务助手安格斯·瑟默能否列出可以宣布的情报局成绩。
安格斯交上来一份冗长的报告，开头便提及中央情报局在促成肯尼迪全盛时期上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问了许多人，关于情报局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受古巴问题牵连这件事，他们到底知道些什么。他们普遍都答道：“情报局在猪湾事件中搞得一团糟。”但是，又有多少人记得，18个月后正是通过情报局在古巴的航空监视才发现了苏联的导弹基地？当肯尼迪总统告诉美国和全世界人民，说苏联宣称它在古巴没有设置基地纯属“谎言”时，他由于美国的先进情报能力而手头掌握了证据。八年以后，当苏联又在古巴建立秘密基地时——在西恩富戈斯建造水下发射导弹设备——又是情报局航空照片的分析使尼克松总统能够迫使克里姆林宫停止了该项工程。
美国在猪湾事件中的失败成了中央情报局的败绩，而1962年导弹危机的解决—一如果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便不可能——却成了肯尼迪的功绩。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汉克·诺奇和他在兰利的同事们对情报局的公开形象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为什么国会山的一些朋友不主张我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些议员认为这是一个形象搞不好的机构里的一份搞不好的工作。
清晨7：30，一辆灰色的雪佛莱牌汽车开到华盛顿西北部我的家门前，于是我走马上任了。除司机外，还有一个情报局安全保卫人员，他的基本任务与其说是保护我，不如说是保护我们随身携带的保密文件。从我家经过波托马克河到兰利的情报局总部，路程为15分钟。
天气不好时，司机便把我送到它通七楼局长办公室的私人电梯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走前门进去，向安全警卫出示我的层压塑料证章，穿过门厅，经过镶嵌着几排星章的大理石墙壁——每颗星章代表一位以身殉职的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
局长办公室是长方形的，布置很普通，一头摆着一张黑色办公桌，另一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弗吉尼亚北部农村风景的全貌，秋天的风景更是迷人。
我通常是7：50扣分左右开始工作，先用差不多半个小时浏览头天晚上从世界各地情报站发回的电报摘要。汉克·诺奇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在参加每天上午9时例会的各处负责人到来之前，我与汉克·诺奇和另外一些行政助手常常开个短会。
这些会议是非正式的，但节奏很快，通常讨论一些最新情报。按日程安排我该去国会委员会的那几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在国会山露面达51次——我们便花些时间准备即将来临的作证重点。，
每周一次，星期四或星期五，我要在福特总统清晨召开的情况介绍会上向白宫汇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通常也参加这类会议。如果日程安排那天讨论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也许总统需要什么附加资料，我便带上一二位情报局专家。
那时我已年过50，经常跑跑步。到午餐时间，有时有一二位情报局的人陪着我沿小道跑3英里路。天气不好时，我们就利用地下室走廊。
我通常是下午7时左右停止办公，在这以前要开完非正式的工作人员会议和批完文件。只有在第二天要参加总统的简况汇报会或者重要的国会意见听取会的情况下，我才在办公室过夜。
然而，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的生活在两方面不同于我们以前在华盛顿的生活。一是社会活动少多了，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应参与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二是我和巴巴拉有很多时间呆在家里，谈论家庭、朋友和一些私事，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不能随便谈论在办公室所做的事情。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应该更加了解情况。但是，一谈到中央情报局，我仍像大多数外行那样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间谍、反间谍和秘密行动。然而，我很快便了解到，其实只有极少数情报局工作人员在行动处——一个负责搜集国外情报、反情报和执行秘密行动的部门。
情报局的大多数职员在其它三个处工作——行政处、科技处和情报处。
行政处是处理内务的部门，负责付支票，保存职员档案，特别是招募职员。
科技处是詹姆斯·邦德“无法完成使命”的部门，负责发展用来进行先进情报工作的电子和其它装备。这个部门的工作引起外行们的丰富想象，甚至有人一本正经地提出在不太远的将来科技能够代替人在国外进行情报工作。
这一理论的缺陷是，至今还没有人发明出一种机器可以用来估计几千英里以外人们的意图。科学和技术可以为我们准确地提供某一国家军舰的数目和位置，至于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准备动用那些军舰，就只有依靠人来判断了。
这就是情报处的用武之地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并不是家喻户晓的那种斗篷与匕首的“间谍”形象。他们不过是某一领域的分析家，这里谈几个方面，如外国政治、经济、军事事务以及农业。我任局长时，情报局便有1400多名工作人员有硕士和博士学位。那些水平很高的专家坐在我办公室的会议桌旁时，他们的谈话听起来更像大学的讨论会，而不是伊恩·弗莱明小说中某一章所描写的那样。
上任三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即将来临的1976年意大利大选。在议事日程上提出这一讨论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期望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料到四种意见不同的分析之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辩论。
那次争论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如果情报官员们在某一问题上意见统一不起来时，便轮到我这个局长来决定向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什么。
我给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带去的最重要的情报分析是贝鲁特1976年夏天的形势。那一年6月16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小弗朗西斯·梅洛伊在去会见黎巴嫩当选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的途中被暗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使馆的经济参赞和司机两位美国人。”
在位于白宫西厅一楼的战情报告室，福特总统召开了全国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危机是否已经严重到需要撤退生活在黎巴嫩的美国人。”
回答从表面上看来是简单的。一位大使的遇害难道不足以证明事态已失去了控制吗？
未必如此。大使的遇害也许是孤立的一件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谋杀的意图也许在于削弱黎巴嫩新政府。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撤退不是对恐怖分子有利吗？
作为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提供有关贝鲁特当时发生了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的最新情报判断。只有情报局人员和美国其它情报团体报回的材料，再没有什么了。
在那间小房子里，围绕长方会议桌就座的有总统、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副部长比尔·克莱门茨和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还有一个座位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安排的，但开会时我多半是站着研讨地图——包活表明陆上撤退路线的空中情报照片——和回答问题。
制定政策并不是情报局局长的份内工作。但是情报表明梅洛伊的遇害是贝鲁特出现新的更危险的恐怖活动信号——足以证明有必要指示大使馆建议美国侨民离开黎巴嫩。总统还命令派遣一支海军特遣部队去协助撤退。数百名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公民上了营救船，另外一些人分三批离开贝鲁特，前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有些美国人由于个人原因选择留在贝鲁特。他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周围的恐怖活动不一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不久即将结束，贝鲁特又将成为世界上最美丽最文明的城市。
十多年以后，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国家，这仍然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正是在1976年黎巴嫩危机中，我目睹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如何执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职责。他是一位个子高高的有学者风度的空军中将，不仅具备干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经验，而且具备所需要的性格。十多年后，千百万电视观众得知他是调查伊朗门事件的托尔三人委员会中的一名。
作为福特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斯考克洛夫特也必须在1947年建立中央情报局时的同一法规下发挥作用。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的原文规定，他的职责是“就统一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
如同中央情报局一样，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从未被考虑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工作——更谈不上参与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斯考克罗夫特明白这一点。任托尔委员会成员时他便指出，在伊朗门事件中失败的并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而是有些成员滥用这种作用的做法。
我同意斯考克罗夫特的说法。几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渐渐背离了原法规所规定的就政策提出建议和进行统一的目的。
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法规曾得到严格遵守。有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样个性强的人领导国务院——两位国务卿都与他们当时所服务的总统关系密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不可能将其权力的触角伸到外交政策领域。
然而，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总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肯尼迪在尚未就职时便宣布他将“比以往更加灵活地”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主任麦乔治·邦迪——和后来林登·约翰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托——开始行使容易进人椭圆形办公室的权力。没过多久，国家安全委员会便不只是提提建议，而是开始影响外交政策。
除了创造一个比较灵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尼迪还为他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邦迪创造了在政策上进行竞争的条件。这种机构之间的竞争在腊斯克和罗斯托之间延续了下去。然后是尼克松时期亨利·基辛格与威廉·罗杰斯之间的竞争（直至基辛格在国务院替代了罗杰斯）。为控制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斗争在卡特时代仍在继续，只不过竞争者的名字变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对赛勒斯·万斯。
斗争在里根时代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里根总统先后有五位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从理查德·艾伦到弗兰克·卡卢奇。他们中没有人具备基辛格或者布热津斯基拥有的那种权力和影响。但是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能机构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了，它起着大大超出这一机构原来规定的作用。在1985—1986年期间，它采取了最重大的步骤，在外交政策领域不仅策划而且独自采取了秘密行动。
这种情况在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手下不可能也不会发生。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时的行为堪称楷模，值得未来的美国总统在挑选和适当使用国家安全顾问时仿效。斯考克罗夫特严格遵守国家安全委员会法规，把所有成员的意见都准确如实地向总统汇报。他没有努力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变为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他知道美国并不需要两个国务卿和两个国防部长。
我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每天早晨办公桌上都有从情报站发回的文电。文电报告，由于国会山不负责任的调查者的泄露造成世界范围的公开，我们正失去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例如：
·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情报服务机构大幅度减少了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它们都援引了新闻报道中的泄露。
·一位东欧高级官员当美国间谍，从1972年便停止了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害怕被公开和揭露。
·一位曾同意为我们提供其政府情报的共产主义集团外交官与我们断绝了所有联系，说他不能冒险为一个内部事务天天见报的情报局工作。
在工作上我还是一个新手，读了这些报告我日益感到沮丧，因为国会山和新闻界还要求增加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透明度。我信任与国会和新闻界的合作，但是，如果情报来源受不到保护，情报局就无法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在福特任职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为了保护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我进行了一场最大的斗争。然而，对手并非敌对的国会委员会和新闻界，而是司法部，还牵涉到异乎寻常的埃德温·吉本斯·穆尔案件。
穆尔是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1973年离开了情报局。三年后，1976年12月21日晚上11时左右，他将一个包裹扔过华盛顿西北部苏联使馆居住区的栅栏。苏联警卫以为是炸弹，便叫来了美国的特工人员。结果发现包里装的是穆尔在情报局工作时期的文件的复制品，外加一张答应为20万美元报酬再搞些材料的条子。这项生意准备第二天傍晚进行。
这时联邦调查局插手进来。主动去当间谍的穆尔把接头地点安排在邻近的街道。联邦调查局的车开过了接头地点，丢下一包东西。更为荒唐的是，一个小孩跑过去把那包东西捡了起来。一直都在附近修整自己院子的穆尔冲过马路，把小孩赶跑，夺回了那个包。他希望得到的是20万美元，里面装的却是一份对他的间谍活动的起诉书。
司法部这时也插手了。为了这一诉讼案的取证，检察官需要穆尔扔过苏联使馆栅栏的那些文件。情报局为了密切配合提供了一些文件，但是没有提供全部文件。被我们扣留的文件中有秘密情报人员的名单和一些在国外旅游时曾帮助过我们的公民的身份。
我们从兰利的角度指出，如果司法部在公开审判中用这些文件作为证据，那么苏联人便能免费得到穆尔索取20万美元要交换的文件。我们希望宣判穆尔有罪，但我们不能冒险交出那些秘密名单。我们还告诉司法部，已经提供的材料足以用来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诉讼。
司法部不同意。司法部长爱德华·利瓦伊坚持情报局应提供所有的而不是部分的文件。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中央情报局和最高法院相持不下。直至福特执政的最后一个月，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接着便是司法部长和情报局长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对抗，由总统作出最后决定。
我和利瓦伊在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办公室等待见总统。开始谈论这一案子时，双方还比较冷静。后来，司法部长为了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说中央情报局拒绝交出所有文件是“水门事件式的掩盖手段”。
只怪我们是在下班后来见总统，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又不得不重新捡起手头工作；只怪水门事件期间利瓦伊没在华盛顿，因而不知道自己的话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但是，一年来总是听到初出茅庐的记者和国会山的初级调查员说“水门事件式的掩盖手段”，我无法容忍了。
“几分钟后我们与总统谈这件事一，我提高了说话的声调，“你怎么不去告诉他——就用你刚刚说过的那番话。”
这时，斯考克罗夫特为了缓和一下我们进椭圆形办公室前的紧张气氛，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和利瓦伊一直都很友好，现在他意识到触动了我的痛处，说也许不必在总统执政的最后一点时间里还打搅他。我们也许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分歧。
确实有办法。利瓦伊冷静一下来，我冷静下来，由我们的律师来解决这一问题。1977年12月，埃德温·吉本斯·穆尔被判处25年徒刑——没有用中央情报局不愿公开的文件。
第二次总统竞选时，我是白宫角逐的近距离旁观者。1972年尼克松与麦戈文竞选期间，我正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现在，从兰利七楼办公室，我作为一个超党派的（虽然并非不带偏见的）公职人员，注视着福特与卡特的竞选。
然而。我必须在竞选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次要的，另一个是重要的。次要的角色是充当吉米·卡特1976年夏天在美国律师协会演讲时攻击一天的对象。卡特告诉美国律师协会，尼克松和福特都把政府的一些重要职位当作“失败的竞选者、忠诚的政党伙伴、失宠的白宫助手和特殊利益的代表们的堆存场所”。他还特别提到了我，把我1971年在联合国的任职作为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