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要回华盛顿干完作为这一届众议员最后几个星期的工作。但行前我要在休斯敦联邦大厦里我的地区办事处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感受如何以及将来的前景。
“在你遭受初次挫折即落选的打击后，这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我回答说，“未来看起来似乎不像八个小时以前那么令人沮丧了。”
第五章 你们在此享用三道酒的宴席……
1971年纽约城
联合国的新人
尼克松总统任命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将遇到两种可以预料得到的反应，一是世界上的联合国事务观察家会扬起眉毛表示惊疑，二是美国国会山也会提出种种疑问。
为什么不呢？任命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一个没有什么外事经验，更不要说外交经验，而且即将去职的众议员担任此职，似可看作尼克松政府大大贬低联合国的举动。参议员们评判这一提名时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为代表的批判解释学认，肯定会对任命这一保守的共和党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百万富翁来担任国家的最高大使级职位提出质疑。
第一次的印象有时候可能是不真实的。如果真有点幸运，事实将证明这次就是如此……
《华盛顿明星报》1970年12月14日社论
我和巴巴拉、小乔治居住在奥德萨一条泥泞街道的猎枪房里已有22年，那时我在艾迪柯公司加班加点地工作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能否在得克萨斯州西部当好一名石油设备推销员呢？
现在，“小”乔治在空军中驾驶喷气机，我则和巴巴拉及其他几个孩子杰布、尼尔、马文和多萝西一起住在华尔道夫饭店一套可以俯视东河的房间里。除此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化。我还是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以证明自己能胜任新的工作。一个得克萨斯州搞石油、搞政治的人能否当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在担任一项新的工作时，怀疑者无不投之以不信任的眼光，并询问你获得任命的原由。关于这样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说说。
首先，你只能上进，别无它路。人们不可能期待一个“没有任何外事经验、更无外交经验的即将去职的众议员”倡导什么大的和平行动。
尽管这么说，为什么还选择我任《明星报》称之为“国家最高级的大使级职位”呢？原因与在我之前获得此职的多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样——政治原因，那些不会在有经验的“联合国观察家”中或者国会山中引起惊奇的政治原因。
人们历来把联合国看作一个外交讲坛。而自哈里·杜鲁门以来的历届总统都愿意通过他的大使宣布自己的外交政策。在冷战初期，杜鲁门派驻联合国的是他的朋友、参议院时的同事沃伦·奥斯汀。
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他原先的一位政治支持者，在参院竞选中将席位输给约翰·菲·肯尼迪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作为他在联合国的发言人。为了提高该职位的级别，艾克给洛奇以内阁成员的地位。
在肯尼迪当总统的时候，他把联合国的大使职位看作解决政治难题的一种工具。肯尼迪任命能言善辩的艾德莱·史蒂文森作他的发言人，然而他的真实目的是不给史蒂文森担任他真正想当的国务卿的职务。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肯尼迪“私下里对史蒂文森的决断能力有怀疑，而且无疑地不想要一个他担心有可能与他相处不好的人来担任国务卿”。
我被任命的政治背景要从1970年尼克松总统要我与拉尔夫·亚巴勒竞争参议员席位说起。在我们之间就此事进行的第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他知道我将为此而放弃可以稳稳到手的众议员席位，但是选举之后，他将对内阁成员进行一些调整，如果我竞选失败，他将考虑给我一高级职位。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决定与亚巴勒对抗，那是因为我自己要这样做，不论结果如何，总统没有责任。我还告诉他，我没有打算输给亚巴勒。结果，当然，我没输给他，而是输给了本特森。
选举后不久，白宫办公室主任H·R·霍尔德曼给我在朗沃思大厦的办公室打电话，要我到白宫去一趟。霍尔德曼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办公室主任，他能精确地反映出他为之工作的上司的想法。每当他讲话时，你能明白你是在聆听总统的旨意。他告诉我，尼克松正酝酿对内阁作些大的调整。在谈到联合国一职时，我的名字曾被提及。
当时尼克松正在物色一个人，来取代约翰逊政府留下的驻联合国大使查尔斯·约斯特。约斯特领导下的美国在纽约的外交使团一直以低姿态出现。但是，在总统任期的后两年，为了加强他1972年的竞选连任活动，总统想要他自己的人出席内阁会议。而约斯特虽然主持一个无党派倾向的职务，但他本人毕竟是一个民主党人。我有一种感觉，他对尼克松的政策似乎并不完全满意。同时我也知道，尼克松对约斯特处理联合国的工作感到不快。
在白宫西侧霍尔德曼的上等办公室里，白宫办公室主任和我讨论了白宫对驻联合国大使人选的要求。显然，这个人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作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虽与白宫和国务院紧密配合，但他并不制订政策，而只是执行政策。我的评论是，即使接受此职位的人并不懂得这一点，亨利·基辛格可以就此给他上一个24小时的速成课。不过，我还补充一句，联合国大使应能参与决策，并能接近总统，才能工作得有效。霍尔德曼同意我的观点。
谈话中提到我缺少职业外交经验的问题。假如我取代约斯特这样一个职业外交家，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批评。但事实上，迄止那时，多数美国使节如奥斯汀、洛奇和阿瑟·戈德堡（以及此后的帕特·莫伊尼汉、安德鲁·扬、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弗农·沃尔特斯）等都不是职业外交家。
我对那次会见的印象是，除了作为一个商人有过一些海外接触以外，我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但这并不会妨碍我被考虑得到这一职位。尼克松把联合国看作世界舆论的论坛。对他来说，联合国大使之职既是外交使命，也是政治使命。这就使得我的政治经验在他眼里成为一个长处，而不是弱点。
我的任命是1970年12月11日宣布的，宣布后立即就有了反应。在国会山，人们欢迎这一消息（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参议员艾德莱·史蒂文森第三，他等了整整三个月，到我上任前一天才说我是“完全不够格的”，我的任命是“对联合国的一大侮辱”）。
报上社论多数反应是肯定的。如《匹兹堡邮报》喜欢这一任命。（“在任命布什这件事上，尼克松总统不仅是为一个即将去职的众议员作出了安排，而且确实是找到了一个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来做好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但是《明星报》和《纽约时报》就不喜欢。（“在他的简历里没有什么经历证明他有资格充任这一十分重要的职位。”）
关于担任一项新工作时怀疑者不信任你能做好，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这加强了我竞争的本能。他们提出了挑战，我下决心要证实他们是错误的。
我也像多数美国人一样，在1945年联合国创立时曾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到70年代初期，我的认识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作为“和平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像又一盏明灯一样暗淡下来了。
许多美国人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联合国即使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然而仍然起着有价值的作用。在政治领域中，它也许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自50年代初期在朝鲜到7O年代和8O年代在中东一直起着很好的作用。而且联合国在科学、医学、农业及空间技术等领域，更不要说在援助难民和饥饿者的人道主义工作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过，在我听取了详尽的情况介绍后，于1971年3月初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赴任时，我对联合国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美国在这所“玻璃宫殿”里的首席代表的作用，已经不抱幻想了。我在那儿应是我国政策的积极鼓吹者，而不是消极辩护者。就像我在上班第一天工作结束时对《休斯敦邮报》记者弗雷德·博纳维塔说的，“我来到了这块不得安宁的土地上。”
是的，我……一头撞到雅可夫·马利克这垛石头墙上。
在我的记忆中，雅可夫·马利克是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情严肃、态度固执的发言人，那时安理会的辩论经常在电视上转播。马利克是让俄文“不”为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冷战初期苏联外交官之一。他不断地使用大国否决权来阻挠联合国采取苏联人所反对的行动。
1950年，由于马利克的退席，联合国才得以不被否决地通过决议，使保卫韩国成为国际性的，而不只是美国独家承担的任务。
20多年过去了，马利克再次出现在联合国，现在他的头发变白了，但是他的本性并没有变化，这一点我在出席第一次正式会议时就发现了。
对于新来到联合国这个国际场面的人，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大使，苏联人总有一种可以预料得到的欢迎方式，要给他个下马威。他们试探试探这个新人，有时故意挑起对抗，以观其反应。
我刚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国书，几乎还没有在办公室坐定，我的副手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就进来报告说，马利克已经要求召开一次四大国大使的特别会议，即英国的科林·克劳爵士、法国的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马利克和我，来处理以色列立即撤出1967年六日战争中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问题。该问题早就列人联合国的紧急议程，但是马利克选择了这一特定的时间来催促迅速采取行动。
会议刚一开始，马利克就发表起长篇演说来，指责美国在撤退问题上听命于以色列。我说，这叫指控太荒谬，不值一驳。我进一步说，如果苏联人就是这样行事，那么他们并不是真正想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这就是我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入门仪式，也是马利克说的“欢迎进入外交界”的方式。
在我任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作为东道国的首席代表，我可受够了苏联式的外交那一套。马利克经常打电话来，就俄国人遇到的不便或遭到美国公民骚扰等事向我提出抗议。
有时，即使苏联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也惯于在坚持他们的观点时走得太远。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讨厌的事情，一颗子弹射入了苏联代表团驻地的一套公寓房间。当我的代表团打电话来报告所发生的事情时，我正与比利时人共进晚餐。我立即与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迪克·库姆斯一起赶到现场。他们的一个克格勃人员迎接了我们。他匆匆忙忙把我们领到11层，然后带进房间，让我们看遭到破坏的情况。一个窗户破碎了，子弹擦过冰箱射人墙壁。纽约城一个久经磨炼的侦探正在仔细地检查墙壁上的弹坑。
然后，在我们见过了住在该公寓房间的受惊的家庭后。一个负责人——不是马利克本人，而是他的部下，朝着我叫嚷说。这是蓄意的挑衅，不可能没有我们参与就发生。
此时，我便采取了对付苏联人的蛮横指责的既定方针—一以攻为守。我说，“这不是事实。而且你也知道，”（尽管他很可能并不知道，因为在俄国不会在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意外事件”。）然后，我指着正在收集墙壁内子弹碎片的侦探又说，“你看到那个官员了吧，他是美国最好的子弹专家。我们指定他来破这一案子，因为我们决意要找出究竟是谁干了这件事，而且不管他是谁，都要送交法庭审讯。”
这样做似乎安抚了俄国人。而且这也不会使纽约城的侦探不高兴，虽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但是，基本事实是纽约的警察在破这一案子。此后不久，他们逮捕了一个人，指控一个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成员拥有上述事件中使用的来复枪。
在上述事件中，法庭将那个嫌疑犯释放了。但是，我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保卫犹太人联盟还被牵涉到其它一些暴力事件中去。我能够同情他们的事业—一抗议苏联犹太人遭受迫害，但是我对保卫犹太人联盟的领袖拉比·迈尔·卡亨明确表明，我不认为他为这一事业做得好。
有一天，卡亨到美国代表团来要求见我。当时，我正要到联合国大厦去。我的一些工作人员说，卡亨是、一个挑起对抗，让报纸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的专家，故建议我们从后门出去。我决定不这样做。
当我向前门走去的时候，等在接待处的卡亨站起来挡住我的路。
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愿与我谈话？我只要求进行一次对话。”
我一面向街上走去，一面告诉他，“因为我已经看到你要对话的意思，那就是射向苏联大使馆的子弹。我不能宽恕你们那伙的暴行，就像我不宽恕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暴行一样。”
最坏的一个阿拉伯恐怖主义者行动，就是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它导致我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二次使用了美国的否决权，以反对1972年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因为此决议谴责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地，却没有谴责导致这一袭击的慕尼黑暴行。
这是一个一边倒的不负责任的决议，这在当时的联合国很典型。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了多数，攻击西方，特别是美国，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与此同时，这一国家继续承担着联合国将近1／3的预算。每当美国受到攻击时，尼克松总统从不忘记提及这一事实。
1971年秋季，当第三世界多数国家投票将我们的台湾盟友驱逐出联合国的时候。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遭到了到那时为止最为严重的挫折。作为美国大使，我曾努力进行走廊外交，让台湾保持它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所谓“双重代表权”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产生在美国知道已经不再能够掌握必要的票数来阻止联合国大会承认北京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正式代表的时侯。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政策是个让步措施。它接受不可避免的发展——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继续维护我们国家对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的义务。
真正决定性的投票是就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进行的。我们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中进行了紧张的拉票活动。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它反西方国家同样努力地拉票支持它们驱逐台湾。有一段时间，按我们的计算我们能获得取胜所需的票数。但是临到1971年10月25日，我们认为已对我们作出承诺的选票却转为弃权。有些答应支持我们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最后的计票结果是59票对55票，15个国家弃权。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些原先答应投票支持我们而后却失信的国家。
在程序性的投票后，联合国大会继续以相当大的差额投票承认北京政府而驱逐台湾。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望处于危险状况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有些国家的代表真的在会场的过道上跳起舞来。对他们来说，台湾并不是他们要针对的对象，打击山姆大叔才是他们的真意。
职业外交家的标志是从不让个人的感情影响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然而，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我坐在美国大使的席位上，对周围发生的情况不仅感到愤恨，而且感到憎恶。中华民国，这个曾经帮助建立了联合国的政府，已被驱逐出国际社会，而这一事件却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受到庆祝。如果这里就是“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邦”，那么这个世界已陷人比我想像的还要深刻的困扰。
一会儿以前，情况已经明朗——台湾在联合国的日子到头了。当我看见台湾大使刘锴与他的代表团最后一次走出会议大厅的时候，我受自己个人感情的支配，离开坐位，在他到达大门前赶上了他，我把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他感到他被这一他的国家帮助建立并多年来一贯支持的组织出卖了。
从刘的角度看，美国并没有竭尽全力支持台湾政府，美国对他的国家的地位采取的立场正在改变。美国代表团曾努力让“双重代表权”政策在联大获得通过，但结果却是另一种“双重代表权”政策—一华盛顿在承认北京这一问题上的暖昧态度，使得我们维护台湾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1971年夏，亨利·基辛格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标志。然后，在联大辩论台湾地位问题前不久，华盛顿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
这一新闻在白宫和国务院被看作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就在联合国执行美国政策的角度而言，这等于是在我们要求中立国家坚持反对北京之时，我们自己对毛政权的立场却软化了。
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建立与北京的外交接触的高瞻远瞩和明智，是显而易见的。我理解总统和亨利·基辛格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难以理解的是，基辛格告诉我，他对台湾问题的最后投票结局感到“失望”。我有此同感。但是鉴于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套，而在华盛顿做的是另一套，这种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身穿单调的灰色老式服装于11月11日到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我将遇到一些地缘政治学预料不到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中谴责美国，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我虽然知道两个共产党大国有着严重的分歧，但直到他用同样的篇幅谴责苏联时，我才体会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敌对情绪。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马利克与我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却提着一桶米倾倒在我们俩的头上。
然而，乔的讲话只是我了解中苏关系真实状况的第一课。真正使我惊奇的事——即他们对我们只是不喜欢，而对俄国人则是蔑视——发生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时。
这次会议在法国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的寓所举行。黄华和我早就在一次由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过面了。因为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北京政府，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会见应该显得是偶然巧合的，而不是预先安排好的。
我坐在联合国的代表休息厅里，取了一个乔冠华和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站起来，热诚地而不是过分热情地伸出我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他们都与我握了手，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这一“自发”的相互介绍完成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了。然而，重要的是中国大使与我能偶尔交谈几句，因为尽管我们两国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有些地方我们有着共同利益。
现在，科斯久什科一莫里泽在他的寓所门口迎接黄华，并把他引向起居间。科林·克劳爵士、雅可夫·马利克与我已在那儿等候。黄华被介绍给科林爵士，与他握了手，然后介绍给我，与我握了手。而后马利克伸出了他的手。我看到黄华也把手伸向前，但在听到“苏联大使”一词时，他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子走开了。
这一侮辱完全是有意的，黄华在他来之前就知道马利克会在那里。他给俄国人尝了一次马利克自己喜欢给新来乍到的人端出来的苦药，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目的不仅是要测试俄国人的容让程度。我意识到黄的行动是故意向其他大国表明，中国人把苏联“霸权主义”——更甚于美国“帝国主义”——一看作是他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把手伸出半空的马利克，脸色红得发紫，就好像黄用手背打了他一记耳光一样。此时，不过有几秒钟的时间，却显得很长，房间里的紧张气氛难以描绘，没有人讲话，只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然后，我们的法国东道主慌慌张张地走向餐厅，挥动着手叫道，“我们走吧，走吧，开会了。”
我们五个人在桌子边就坐入席，两个共产党大使隔开了一段相当的距离。然后我们进行了相对有礼貌的讨论。但几年以后，当我作为美国使节被派到北京时，那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个大使拒绝与苏联外交官握手的前例发生在50年代美苏冷战高峰时期，当时，亨利·卡伯特·洛奇转身离开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我从法国大使的起居间里了解到，不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状况如何，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冷战，那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的冷战。
父亲在缅因度假时得了一种咳嗽病，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最终，他被说服去纽约的斯龙—特林纪念医院作一次彻底检查。诊断结论是肺癌。他并不绝望，但是病毒在迅速地扩散。
母亲与我们一起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大使寓所，她大部分时间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父亲死于1972年10月8日。这对我，对他的其他子女都确是一次打击。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我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至1973年1月。在我离任回华盛顿的时候，一个记者问，我在联合国的经历是否已经改变了我对该组织的评价。
我那时和现在的回答都是“是的”。它使得我对联合国更加不满，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它的缺点和局限性，但它也使得我更加地支持它，因为我看到了该组织在人道主义、社会及其他领域能够有所作为，能将意识形态分歧局限于最小范围。
从政治上来说，联合国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世界上存在的紧张局势的反映，而不是解决紧张局势的机构。我记得在1971年大会期间安理会上那个最动人的讲话，它是由专程来纽约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印度入侵东巴的当时巴基斯坦副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所作的。
布托作了情绪激昂的呼吁，但是并没有效果。我在会场所看到的使我想起了1936年国联那个令人沮丧的场面，当时海尔·塞拉西飞往日内瓦求助，因为他的国家正遭到墨索里尼意大利的侵略。
1936年时，国联的成员对此曾袖手旁观。现在1971年，联合国的成员对要求停止两个成员国之间战争的呼吁仍然袖手旁观。
布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说，“你们在这儿吃的是三道酒的丰盛宴席，听的是张口必称先生这类奉承、恭顺的语言，而我的国家却正在被战火分割着。”说到这儿，他激动地拿起他照着念的黄色稿纸，把它们撕成碎片，并让这些纸屑飘落到桌上。此时，好像要强调布托这番话中的意思，安理会的主持者塞拉里昂的伊斯雷尔·拜恩·泰勒—卡玛拉如梦初醒似地说，“我们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先生给我们作了极有益的讲话。”
很显然，联合国有许多长处可以一提的，但是要达到其早先给人们的希望——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总统要我到戴维营去见他。当我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就知道我们在纽约城的日子快结束了。
1972年11月取得了对乔冶·麦戈文的压倒的胜利后，来自白宫的传闻说，为组成尼克松的第二届政府，大的人事变动正在酝酿中，其性质并不是选举后常有的人事变动，而是总统考虑已久的对行政部门的一次大改组。
尼克松想要的是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与白宫密切配合的“超级内阁”。这些“超级官员”之一就是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而财政部的实际管理工作将由一个副部长负责。
在预定我要见总统的那一天，我先坐飞机到华盛顿，然后去白宫，因为协助尼克松搞改组方案的约翰·埃利希曼告诉我，舒尔茨想在我去戴维营之前见我。
乔治还像平时那样镇定自若，他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愿意作为他的副手帮他管理财政部？我回答说，这一提议令人满意，但是我得先看看总统想怎样安排我。
我坐在直升飞机上，从五角大楼直升飞机停机坪到戴维营的路上，想着乔治的提议。我的选择——也是巴巴拉的选择。还是愿意留在联合国，但是如果总统的想法是重新改组、调遣人员，那么财政部差使给了我一个新的而且不同的机会。
在戴维营，一个随从武官迎接我，把我带到总统的周末住地“阿斯彭”，这是一个设备齐全、隐藏在卡托克廷山繁茂的绿树丛中的小别墅。这儿有着历史的气息，走在这个地方，有走进白宫的感觉。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采用了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了的地平线》一书中所描写的西藏一处神秘胜地的名字，把它称为香格里拉。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叫它。特别是在我从华盛顿乘直升飞机到这里，一路忍受飞机高分贝的噪音以后，这里的宁静更具奇异神秘感。
总统显得心情轻松，至少比在竞选时轻松。当时，即使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处在领先地位，比他人高出30个百分点，但尼克松的竞争本能一直使他处在警觉的状态。
“乔治，”我们一坐定，他就说，“我知道舒尔茨已经与你谈过财政部的职位了，如果这正是你所喜欢的职位，我也同意。但是，”他继续说，“我真正要你去做的，真正需要你的地方是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乔治，对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有机会在今后的四年中建设一个新的联合阵线，而你就是能使其实现的人。”
原来是这样。我告诉总统，我需用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同意了，并要我在作出决定后打电话通知埃利希曼或者他本人。
我一回到华盛顿，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商业部长罗杰斯·莫顿。在涉及白宫的内部事务时，我最为尊重罗杰斯的判断。他建议我，如果接受党主席的职务，那么我应当确保有出席内阁会议和改组委员会的权力。该委员会的前主席、参议员休·斯科特赞成罗杰斯的建议，他告诉我，“要坚持这一点。”
第二天，在与巴巴拉及孩子们讨论了对工作的选择后，我就打电话给埃利希曼，告诉他，如果让我参加内阁会议并给我放手处置的权力，我将接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职。埃利希曼说，他相信总统会同意的，但是仍需证实一下。不到一小时，他就回了电话，于是我就获得了这一新的任命。
我们要回到华盛顿，回到政治轨道的生活中去了。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经过再三考虑作出的判断是，你现在应该辞职了……鉴于最近事态发展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我感到辞职对国家、对总统都是最好的。我相信，这种观点是全国各地多数共和党领导人所持有的看法。由于我对你永志不忘的感激之情，我写这封信是非常为难的。如果你真离职，历史将怀着永恒的尊敬之情恰当地纪录下你的功绩……
摘自给尼克松总统的信
1974年8月7日
全国性政党的主席从没有要作一个如此困难的政治声明，但是这封信一定得写。而且要交给总统，正如同一天下午巴里·戈德华特不得不率领共和党领导人代表团去白宫，告诉总统为了他的国家和党的利益，他必须辞职。
我欠理查德·尼克松甚多，事实上，我至今仍有此感。当我最初参加竞选政治职位时，他曾到得克萨斯州为我拉票。其后，他又给我珍贵的机会在国际上代表我的国家。但是我写了这封要求他辞职的信，这是因为一个政党和国家比任何人，即便是总统，都要大，都要重要。
水门事件使总统受到打击，但是应对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负责的是白宫；充当G·戈登·利迪等人策划和执行破门而入的基地从而导致掩盖事实的是总统再次当选独立委员会，而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身。
从党的立场来看，使公众理解这一差别是重要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光是政府，还有党，都得面临政治上的毁灭。
水门丑闻在我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任职仅几个月就爆发了。从1973年春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总统辞职为止，我作为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处理这一事件上。
我改变了委员会的一些做法，采用了我在萨帕塔公司任职期间差不多相同的管理办法。如我削减了预算，首先下一道命令，把主席的小轿车换成更简朴的交通工具。我还大量裁减人员，并下指令禁止含酒精的饮料在上班时间进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地点，从而中止了工作日中的所谓“寻欢作乐”时间——一些雇员已习以为常的行为。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日常事务的整顿，根本不是总统在戴维营所谈到的那类事情。至于建立一个新的多数联盟，实现这一设想的时机并没有到来。每当一颗新的地雷爆炸动摇着尼克松总统执政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感到，能维持住我们已有的联合阵线就是幸运的了。
大凡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拜访党在各州和各地方的工作人员，扮演啦啦队队长的角色。我的工作则像一个绷带运输员，周游全国各地，包扎党受到的创伤。
自戴维营会见之后，我仅有两次机会就党务问题单独会见总统。举行过几次内阁会议，但由于水门事件占去了白宫越来越多的时间，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减弱了。
如果说我对白宫感到失望，那么总统的白宫官员定然是同样地对我感到失望。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丘克·科尔森想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能在反击带头起诉水门事件的调查者时充当尖兵的人。
科尔森有一次从白宫给我寄来一份在印有全国委员会笺头的纸上起草好的信，让我签名。信中以一些白宫工作人员称为“棒球”样强硬的语言攻击了批评总统的反对派。但是在我看来，这封信的语言不仅是棒球，而且是投向击球手头部的猛球。
我感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不是为白宫工作人员起草的激烈的政治指责盖橡皮图章。我被告知，签署科尔森送来的那类信件原先是“常事”，我回答说，再也不能如此了。
我愿意保卫总统反对不公正的批评，但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进行政治攻击中该走多远是有明确界限的。我反对的不是白宫工作人员的目的。而是他们的手段：形势越严重，他们要以委员会名义进行的反击也越激烈。
不用看盖洛普民意测验，只看看我办公室收到的那些信件的数量和内容，我就可以衡量出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的影响。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共和党领导人和党的成员。开始时，十分之九的人支持尼克松，并要我做更多努力来保卫他。然而，参议员萨姆·欧文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披露的事实开始产生影响了。不久，来信开始批评我没有使党与水门丑闻保持更大的距离。到8月初，当我写信要求总统辞职时，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如果总统再继续干下去，将使共和党与他本人一起垮掉。
当党内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变得模糊时，最后的转折关头就来到了。在参议院最强烈支持尼克松的吉姆·巴克利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总统辞退后，形势就变得很明朗了：不管法律后果如何，党内对水门一案已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于8月6日举行，恰在我向总统递交那封信的前一天。正如当时的总统顾问迪安·伯奇所说的那样，会议是个“超现实的事件”。
尼克松进人了房间，像平时一样的整洁、衣着合体，但他的脸显得浮肿和疲劳，像是一个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的人。会议进行着，总统依次听取目前政府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近况报告。
内阁成员中是司法部长比尔·萨克斯比提及政府最大的难题。但是很清楚，尼克松那天无意讨论水门事件。当时他的总统职务已在崩溃，弹劾不再是可能发生而是必然发生的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时时刻刻都在增长，然而总统主持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就像水门事件没有发生一样。看来他已是一个遭围困、受折磨而筋疲力尽、脱离现实的人了。
三天以后，当尼克松的总统直升飞机离开白宫南草坪时，我自己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感到如释重负；但作为欠理查德·尼克松一大笔人情的人，作为总统本人及其家庭的朋友，我为我所见到的不仅是一场政治灾难，甚至是一出人类悲剧，而感到悲伤
第六章 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
1975年北京
在我就任美国驻毛的中国联络处主任刚刚一个月的时候，亨利·基辛格将访问北京。这是我就任后在外交上遇到的第一个大挑战。
在70年代中期的那些年里，如果你是福特政府的一名成员，只要说出“中国”这个名字，不管亨利·基辛格在哪里——开罗、耶路撒冷或者巴黎——他的触角都会颤抖几下。中国是亨利的私人外交领域，是他取得最大外交业绩的地方。
基辛格突如其来的北京之行已经过去四年了。那是尼克松总统对中国采取的历史性主动行动的第一步。现在尼克松总统已经下台，但他的国务卿仍然指导着美国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
我接替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驻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后，很快了解到这一点。
我的任命是福特总统邀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我在他的新政府中应当担任什么角色问题时作出的。曾考虑我担任的第一角色副总统的职位已由纳尔逊·洛克菲勒出任。福特在宣布他选择洛克菲勒之前，曾打电话通知我这件事。当时他提到我们将尽快全面的“讨论未来”。
谈到未来，就巴巴拉和我来说，我们能想像的最美好的“未来”是让我们尽可能远地离开刚刚过去的事。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成了我的一场政洽恶梦。尽管我们留恋华盛顿，但如果有人能在那个时候向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那将是离开这座城市的好时机。
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作客时，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做出的贡献，然后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即将出现空缺，一个是驻英国大使，一个是驻法国大使。
但是我另有考虑。戴维·布鲁斯正打算离开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职位。我向总统提出，如果允许我选择的话，这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职务。
福特在烟斗里填满烟后抬起头来说“中国？”显然他感到惊奇。
我再一次说：中国——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并且在有这种可能的时候。
巴巴拉和我已经谈过这件事。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就像我们在1948年决定类似的事一样。那时我们决定不干那些老一套的工作，而打算到西部去。现在我们同意，如果总统让我们在海外职务中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将要求去远东。到伦敦或者巴黎这些重要的使人垂涎的地方任职对前程是有利的。但去北京却是一个挑战，前途未卜。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
美国同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我的任命不需要经参议院批准。但是这需要得到亨利的合作，因为在美国政府里，没有一件有关中国的事不得到他的审查和同意会获得通过的。
亨利深恐泄露中美关系的情况，以至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我担任新职务而进行的情况介绍会都是秘密进行的。
有些我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文件，比如导致发表1972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同毛的谈话这样关键性的文件，都由亨利的幕僚严密保存着，我只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幕僚和中国问题高级专家之一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才能看到这些文件。
基辛格的专长是欧洲事务，而不是亚洲事务。但是，他是从全球战略和安全的角度来观察美国—中国关系的。他公开讲，对华政策只能由他及他最亲密的助手如所罗门和当时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蒲·哈比卜以及国务院对外政策规划处处长温斯顿·洛德来掌握。
在我动身赴华前，亨利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助手们将把美中关系的任何情况全部通知我。就美中关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华盛顿进行的而不是在北京。亨利同我的对手即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经常在华盛顿见面。和戴维·布鲁斯一样，我也发现，要得到国务卿同中国人之间私人谈话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得同国务院费一番口舌。
1974年9月中旬结束情况介绍会后，巴巴拉和我便动身赴任。我们家庭的新成员C·费雷德·布什在飞机货舱里和我们同行。
C·费雷德的名字是按照我们在米德兰及休斯顿时的朋友C·费雷德·钱伯斯的名字起的。当巴巴拉问黄镇大使可不可以带我们的新家犬到北京时，我们第一次领悟到在我们的新职务中将会遇到某种文化冲击。
“一只狗？”黄说，然后点点头说，“当然可以，把它带去嘛。”接着又问，“是不是一只袖珍狗？”所谓袖珍狗，据说是中国人对小狮子狗的称呼，因为旧时的满清宫员经常把这种小狮子狗放在衣袖里。在毛的中国，革命前的那种“袖珍狗”已不再得到人们的欣赏。
C·费雷德通过了这一关，但当到达中国后，它又成为对中国人的某种文化冲击。从40年代内战结束后人民共和国为防止疾病传播而开展灭狗运动以来，狗在中国已经非常稀少。当我们带费雷德散步时，中国人竟张冠李戴，指着它叫“猫！”还有一些人表现好奇，也有个别人害怕。巴巴拉自然而然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不要怕，它是一只小狗，不咬人。”
在现代中国，狗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我们抵达中国不久参加的一次晚宴上，正式菜单上曾有一道荣称作“五香肉”。我们回家后把这份菜单拿给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职员看，他解释说，我们刚刚吃过的这道菜是用中国野狗的上嘴唇烧的。
基辛格是在我到任一个月后来访问的，那时我同约翰·霍尔德里奇副主任为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30名官员刚刚熟悉。约翰身高六英尺以上，曾是一名大学运动员，体格魁梧，在外交场合颇引人注目。他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后来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然后又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其他高级官员包括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唐·安德森，经济处主任先是赫伯特·霍鲁威兹，后来是比尔·托马斯，以及我的执行助理詹尼弗·菲茨杰拉德。
在美国外交人员中，安德逊所担负的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他受命搞清楚在一个百年来习惯于秘密统治的国家里政治形势是如何发展的。唐和他的助手们致力于搜寻关于中国领导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极微小的线索。他们成了研究中国领导人活动情况的专家。例如，在关于某中国领导人的诞生地落成新建筑的新闻消息中是不是没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国部长没有被派出去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却派了他的副部长出席？为什么已经三个多月没听到关于某某人的消息？谁提升了？谁降职了？
听了唐和他的政治处宫员们关于微妙的中国政治情况汇报后，我简直难以想像，如果伊乃斯、诺瓦克、萨姆·唐纳森及美国的其他政治专家们像观察华盛顿那样来观察北京，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个获得意外成功的时刻啊。
熟悉联络处的官员后，我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是开始会见唐·安德森所属部门向我建议的某些中国领导人。我拜会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是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所认识的乔冠华。
乔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曾于1972年率领第一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向大会发表的演说中，乔向联大这个世界性机构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他不偏不倚地既攻击了美国，又攻击了苏联。乔成为第二天报纸上的漫画人物，在画中，他手端一碗米往我和雅可夫·马利克的头上倾倒。
这就是乔冠华这位强硬的外交家的形象。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位温和的外交家，他热心于按照他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改善同美国的外交关系。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晚宴交谈，我们彼此有了了解。
当我做为联络处主任第一次拜会乔时，他已升任外交部部长。他仍然记得我们在联合国时的那些日子。拜会不久，他为巴巴拉和我举行家庭式晚宴。其他外国驻华使馆，特别是苏联使馆的那些政治专家们，可能已注意到这场活动并开始为此得出结论。毫无疑问，当乔安排晚宴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乔曾在德国受教育，英语讲得很好，他同中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章含之结了婚。章长得漂亮，迷人，留一头西方式发型。这种发型在毛的中国很不寻常。乔不像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那样，他同外国人谈话时表现得很自然。他很和蔼，但也很直率，还经常以周恩来总理来对照自己。
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乔和他的夫人都失去了权位。在一段动乱时期，乔站在反邓派方面。章同后来成为“四人帮”领袖的毛夫人过于亲近。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打倒和邓重新上台时，乔和他的夫人同那些支持错误一派的中国领导者们走到一条路上去了。
可是两年前即1974年秋天我刚到北京时，乔在中国正是一位青云直上的人物。由于他的才华和坦率，西方外交官都愿意同他见面和交谈。
我们讨论了基辛格即将访华的事宜，我可以按照乔对亨利的说法说一句：中国人对亨利这位美国国务卿是非常尊敬的。据我了解，中国领导人认为，同其他西方高级外交家相比，亨利对中国以及对俄国都有更多的了解。当基辛格乘坐的带有美国国徽的蓝白色巨型喷气飞机降落时，北京机场的欢迎人群就连美国总统来也不会更多。
当飞机舱门打开的刹那间，我还以为来访的客人是总统。走出舱门的第一个人竟是亨利的保安人员。我数了五六个人之后停下来，不再计算人数。
当基辛格的特工班子匆忙走过时，中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唐闻生议论说，“这么多人！”对一个严密控制的国家来说，人数似乎过多了些，因为国务卿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主人负责的。
这时亨利由其夫人南希和两个孩子戴维和伊丽沙白陪同走下舷梯，在飞机旁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基辛格乘坐官方的黑色轿车离开机场，在尘土飞扬中驶往北京西郊的政府宾馆。
可真是尘土飞扬。虽然北京是有名的历史古城，但到那里刚刚一个月时间却使巴巴拉和我回忆起1948年我们在得克萨斯州奥德萨东七条街住时的生活情况。像奥德萨一样，中国的首都位于一片大平原的中央。刮风时未铺沥青路的小道灰沙弥漫，简直使人看不清路。C·费雷德的毛色由又光又亮的金黄色变成暗淡无光的灰色。我患了感冒，虽然不一定是灰沙引起的，但也因此而加重了病情。
我们到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亨利神采奕奕，正和中国主人谈笑风生。我在其他场合也见过亨利的这个样子。每当这位国务卿在其成为中心人物的场合，他就变得活跃起来，就像一位搞政治的候选人会见选民后回到家里一样。
为了节省往返联络处和基辛格下榻宾馆之间穿过街上百万辆自行车的时间——巴巴拉和我临时住在附近的一座宾馆。一位中国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已被安排住在宾馆的第18号楼。尼克松1972年2月第一次访华时就住在这栋楼里。
宾馆虽不豪华，但还舒适。像中国的多数招待所一样，宾馆里准备了外国客人可能需要的一切用具：笔、墨水、信纸、浴巾、拖鞋、化妆品，甚至牙刷和牙膏。在第一次正式官方活动的短暂休息时间，巴巴拉坐下来写了封家信。她在信封上写好了地址，并准备贴上中国邮票，可中国邮票的背面却很少有涂粘胶的，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说道：“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胶水。”
当时房间里只有另外两个人：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我。第二天，一瓶胶水放在了桌子上。
基辛格的访问包括同邓副总理和乔外长的高级会谈。这些会谈给了我了解中美关系最新发展情况的宝贵机会，上任四周后我便认识到，对一位驻中国的大使来说，获得情况是很难的。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亨利在华盛顿的助手们也都不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让大家分享。这一点不假，在北京的其他外交宫们同样急于了解各种情况、猜测，甚至关于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各种谣传。一层保密的面纱遮盖着驻北京的外交宫们的生活。基辛格结束访问后，我的约见登记本上写满了要见我的驻华大使们的名字，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了解一些所能获得的内部情况。
根据尼泊尔大使的说法，刚到北京的新使节有某些优越条件。他说，这是一种新的看法。“我到这里已经十年了，”他说，“可我认为，我现在对中国人的了解实际上比我刚来时少了。”
外国大使们不久便发觉，中国外交运用委婉的措词很有艺术。当你要求会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时，你可能被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婉拒，而这三种方式都是很有礼貌的。
第一种方式，你可能被告知，这种会见“不方便”。这就是说，要等到地狱全部结冰才能见到那位官员。
第二种方式，你的要求可能“原则上”被接受。这意味着你不要着急。
第三种方式，你可能被通知说，会见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同没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样，“稍等”可能意味着5至20年。
如同其他国家驻北京的大使们一样，我不久也发现，“中国城墙”远不止一种。拿起电话想要求与一位中国官员讨论某个国际问题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规矩是：不必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
这堵“城墙”对刚到中国而很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情况的人来说特别失望。如果外交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这样看。
举个例子说，我们抵达北京不久，一个美国医学专家组到中国进行访问。专家们对血蛭病或叫做血吸虫病的这种热带疾病很感兴趣。因为这种病在中国传播很广，专家们了解这种病情肯定是为了帮助中国。我起码作为美国大使是这么看的。
中国人热情地欢迎专家组，为他们特别安排了观光旅游日程和丰盛的宴会。专家们旅游观光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吃得好，体重日增，但这并不是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可以看长城和故宫，但看不到他们到中国想看到的东西。只是在他们多次提出请求——最后抱怨时——中国官僚政治才被冲破，才允许美国人考察中国的血吸虫病。
就中国人而言，外国访问者只能了解他们的中国主人想让他们了解的东西。他们通常的做法是简单地限制访问者们去了解情况，但是有一个波将金式村庄那样的地方专供基辛格这样的特别访问者参观。
在基辛格一行五天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又安排了一个去苏州的旅行。苏州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以刺绣闻名。我们所有人分乘两架由主人提供的英国三叉戟喷气机从北京起飞。美国联络处的林思·帕斯特一周前陪一个美国大学校长小组先于我们到达苏州。据他报告，苏州和北京一样，马路上挤满了自行车和运输车辆。
但当我们同基辛格一行到达苏州那天却不是这样，我们沿着幽静的马路行驶，没有车辆，没有行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曾陪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的比尔·巴克利有一次问他的陪同人员，人们都到哪儿去了？陪同人员反问，“你说什么？”“人，”比尔回答说，“你知道，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基辛格一行和布什的人员乘车行驶到苏州的主要大街时，我可以看到有大批人群挤在马路边上，站在路障后面。在我们访问期间，不管中国政府以什么理由清理街道，它都可怕地、甚至令人胆颤心惊地表明一个极权政府能够如何控制它的人民。
在苏州的一个公园里像波将金村庄那样的异常情景终于出现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群群儿童在玩游戏、欢笑、唱歌，这显然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和设计好的场面。当我们回到车里时，公园里突然变得一片寂静，由此，我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场面结束了，孩子们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基辛格一行飞回华盛顿，联络处大院里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在我的前任戴维·布鲁斯时期，联络处的作用仅仅是作为美国的一个观察员和在北京外交界的一个联络点。他认为在美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的状况下，只能进行低调的工作。
基辛格显然同意这样做。当亨利得知我为了去北京而放弃到伦敦和巴黎出任大使时，他感到迷惑。他说，“你会不时有实质性工作可做的，但在多数情况下，你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厌倦。”他这样概括了我当联络处主任的职责。
考虑到中国当局对外交使团的限制，这种说法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当我考察了工作的局限性和潜力后，我开始重新考虑联络处周围的所谓“正常”情况究竟如何。
联络处位于北京的使馆区，它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利福尼亚的建筑风格：那日落林荫道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东方式。两名穿着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守卫着大门。
在联络处有一座小楼是领事楼，它的旁边是主任官邸。官邸很明亮，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卧室在楼上。
主任官邸有六名工作人员——两名厨师，两名服务员，两名清洁女工。服务组组长王先生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很和善，责任心很强。主厨孙先生是位烹任专家，据说是北京最有名的厨师之一。其他使馆没有这样幸运的条件。一位大使夫人经常向中国礼宾官员抱怨他们使馆里厨师的烹任水平如何差，中国人终于把那位厨师调走了——当然他们是不高兴这样做的。他们有好几周没新厨师来，使得大使夫人不得不下厨房。
在交通车辆方面，为主任提供的车是一辆克莱斯勒轿车，巴巴拉和我起初乘坐这部车。但不到一个月，我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来打破过去希望驻北京的美国使节所采取的模式。这不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但它有助于证明亨利认为我对新工作会感到厌倦的估计是错误的。
在中国时，我曾想，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到处走走？我妈妈到北京度圣诞节时，王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把巴巴拉和我称作“开路者，因为同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
1974年圣诞节是巴巴拉和我自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开度过的。她回国同孩子们一起过节，那时孩子们还在上学。但我也不是一个人独自过节。我妈妈和一位姨母玛乔丽·克莱门特那时已到北京。做完礼拜，我们骑车绕使馆转了一圈，之后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特德·龙德。
我们还往华盛顿打了电话，巴巴拉和孩子们正在华盛顿过圣诞节。杰布已当了φBK联谊会会员，尼尔考试成绩很好，马文正加紧锻炼，以迎接篮球季节。
在圣诞之夜，孙先生竭尽全力第一次烹制了西方节日菜肴：火鸡、桔酱及配料；不过他没做南瓜或者胡桃馅饼甜品，而准备了一道别致的中国风味的甜品，叫做“北京粉糕”。这是一种挤上松散奶油并在上面撒满栗子粉的点心。
但是圣诞节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在基辛格访问期间，亨利和我会见邓副总理时，他曾问我是否有机会参观“防空洞”。我说没有参观过，这样就在圣诞节那天安排我去参观。
“防空洞”就是北京城下面的地道。一位人民解放军干部和附近街道的官员在指定的路口迎接我。他们领我走进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几个货架后面安着一个按钮。按了按钮后，一个活动门便慢慢打开。我们往下走了大约25英尺，穿过蜂窝状的人行道，再穿过几个像大房间的地道。地下有卫生间，虽无通风系统，但主人肯定地告诉我，地下空气很好，并有排水设备，这个地道能容纳所在街道的几干名居民。，
我们参观的是地下避弹所，即人防“洞”。中国人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在挖这种洞。毛主席曾教导，“深挖洞”，“广积粮”。为什么这样做？据说是因为如果苏联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那就是用原子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
参观完“洞”并向我的向导表示谢意后，我骑自行车回到联络处。妈妈问我观感如何，我把参观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评论道，这是一份奇特的圣诞礼物：在致力于全球和平的圣诞之日应邀参观避弹所。
然而到此时，我在中国的时间已足以使我懂得，中国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上很少听其自然发展或发生意外事情。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对苏联保持警惕，并准备应付世界形势发生任何变化，甚至最坏的变化。
我同意妈妈的说法，安排在圣诞节去参观是奇特的时间安排。不过，选择这个时间去参观防空‘洞”，倒使我不会很快忘记这件事了。
圣诞节的这种安排有一点附带的提示。它使我不能不摇摇头，不知是不是应该消除尼泊尔大使说过的那种感觉——你对中国人知道的越多，对他们的真正了解就越少。
妈妈离开北京前，告诉我家的服务组组长王先生，她和姨妈玛乔丽在来访期间过得很舒适，她们表示非常感谢。出于过节的原因，妈妈表示要向王先生及他的服务组同事们送点小礼物并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但王先生说，“不用客气，谢谢您。”妈妈坚持一定要送，心想王先生不过是表示客气而已。但王仍然坚持不收，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立场。
关于不收礼品的原因，据联络处的一位职员说，在毛的中国，如果因为帮了别人的忙而接收人家任何形式的报赏，都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者更严重。如果王先生接受了礼物，就会有风险。在统治着中国人生活的严格革命教义下，王先生可能会不得不在他的地区召开的所谓“自我批评”会上站起来，承认他接受了外国人的礼物。
听到这种解释，我点点头，似乎懂了，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懂——至少没有全懂。原来有一种绕过不准受礼规定的办法。只要我们的客人讲明那些东西是“供你们工作中使用”，王先生和其他人便会接受——这是我们在中国期间找到的解决东西方风俗习惯之间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风俗习惯之间的难题的方法。也许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当“开路者”骑自行车绕北京城转时，这并不失为打破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这个外交圈子的一种方法，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同中国政府官员隔绝的问题。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们至少在每个国家庆祝国庆的各种招待会上可以见到这些官员。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和他的同事总是在这种欢迎客人的社交场合出现。
戴维·布鲁斯没有出席过这种招待会。他把他的作用严格地限制在美国同中国政府的联络方面，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外交代表。然而，我却认为，放弃这些招待会就会失去让人们感到我们在北京存在的机会，并且采取了接受国庆招待会邀请的做法。
我们接受的第一个邀请来自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当我和夫人同霍尔德里奇夫妇走进招待会大厅时，周围的谈话气氛突然活跃起来。美国人出现在北京的外交招待会上了！但是，没过多久，一切便恢复了正常。外交坚冰已被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出席那样的招待会便被视为惯例了。
亨利·基辛格并没有把我扮演一个活跃的联络官员的做法当成一件什么大事。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管他们是否喜欢你。”我不同意这样。我并不是为了在北京出风头，而是要了解中国人——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美国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别人不说，亨利是懂得在世界事务中个人关系的价值的。正是由于他同安瓦·萨达特之间的亲密关系，帮助打破了中东地区互不信任的障碍。
但是，在中国期间，曾有一段时间使我重新估计，戴维·布鲁斯不参与外交活动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正是1975年春天，美国和我们的南越盟国的军事形势恶化了。形势的这种变化似乎不仅加深了我国在全世界的敌对国家的反美情绪，而且也加深了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反美情绪。每当我走过一群群外交官身旁时，我便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在东南亚政策的失败感到的心满意足。
这些天来最糟糕的日子是4月30日，那是北京庆祝“五一”节的前夕。巴巴拉和我正在荷兰大使馆出席纪念朱丽安娜女王生日的招待会。当客人们聚集在一起时，消息传开了，说西贡已经陷落。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招待会的气氛比较拘谨，但在那天晚上，大厅里却议论纷纷。突然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五六位代表急急忙忙走出了大厅。此时外面大街上发出了欢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