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飞行任务中，机长是海军少校唐·J·梅尔文，他自VT—51中队成立以来就一直领导这个中队。唐·梅尔文30岁出头，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飞行员，他知道有关海军飞机应该知道的每件事。他是一个冷静而镇定的领导者，使他中队里的青年人产生信心。战争结束之前，他已不止一次而是两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9月2日那天早晨，他明确让特德·怀特参加袭击父岛列岛的任务。利奥·纳都也应要求而作出离开的手势。
我们按计划起飞，先是轰炸机，然后是战斗机，有些是被弹射出去的，另一些则作全长度甲板起飞。在我套上降落伞背带后，我的飞机被吊到弹射器上。我开足马力，向弹射官做出手臂横胸的信号，然后被发射升空而去。
天空是晴朗的，时而飘过几块云朵，尚不能为飞行提供掩护。虽是清晨，却像太平洋的这一地区惯常的气候一样显得温暖而潮湿。飞到该岛花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们一直在12000英尺的攻击高度飞行。
我们中队的攻击计划要求分三个组，每组以三架鱼雷轰炸机组成，先以V字形飞行，随后，当我们准备俯冲时转变为梯字队形。当我们接近目标时，从其它航空母舰上飞来的一些飞机加入了我们的队形。
高射炮火是我曾飞进过的炮火中最猛烈的一次。日本人早已有准备地等待着。当我们向下俯冲时，他们的高射炮紧盯着我们射击。当VT—51中队准备好进入战斗的时侯，爆炸着的高射炮火散发出浓黑的烟雾布满了整个天空。
唐·梅尔文打头阵，一举击中一座无线电发射塔。我紧跟着，向下俯冲成35°角，这样一个攻击的角度听起来并不大，但在“复仇者”号飞机中，就仿佛觉得你是在直往地面冲。标图束在我膝上，开始俯冲时，我已经找到了标区。在我进入标区上空时，我觉得四周都是炮火的爆炸黑点。突然我感到猛烈震动了一下，就好像一个有力的拳头嘎吱嘎吱地伸进了飞机的腹部。烟雾涌人机舱，我看到了火焰微微闪动着越过机翼的折缝，正朝着油箱徐徐蔓延。我继续俯冲，寻找目标，投下我们的四个500磅炸弹，然后拉上飞机，直奔海上。一到水面上空，我就进行降落前的平飞，并告知德兰奈和怀特进行跳伞，我把飞机右舷转动一下，以使向后的气游离开靠近德兰奈座位的舱门。
直到那一时刻，除了浓烟的刺激模糊了我的视觉以外，我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当我进行跳伞时，麻烦就接踵而至。
照书本上说的，你向侧翼俯冲下去，风会马上把你从飞机上带开去。但那时出了点毛病，似乎是风在捣鬼，或者更可能是我把开伞索拉得太早，所以先是我的头部，然后是降落伞盖碰撞到飞机的尾部。这是靠得很近的一次，如果再靠近一英寸，我就早已被钩在机尾组合部件上了。而现在，那碰撞只使我的头部划破了一个深长口子，伞盖被撕破了一部分。
因为伞盖被撕裂了，我下落得很快，快得比我需要的下降速度还快。所有那漫长的应急训练在此时得到了报偿。第一条规则是关于在海上跳伞：降落后不要被裹在降落伞内。虽然我被碰撞得头昏眼花，但我仍在降落的时候本能地开始解开扣带，所以当我接触到水面时便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的降落伞背带。
我向四周看了看，寻找着德兰奈和怀特，但唯一映人眼帘的是我的降落伞在远处飘动。我的靠背座橡皮筏在这一区域中的某处，如果不是唐·梅尔文疾飞而下，然后上升，把橡皮筏的位置发了信号告诉我，我就永远也看不到它，更不用说我能够游向它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杜格·韦斯特驾着他的“复仇”号轰炸机以及我们的几架“女妖式”护航机的出现，即使我游到筏子那里，那筏子对我也没什么用处了，因为那时两条日本小艇已经离开岛向我驶来，准备捉我，是杜格和那些战斗机把日本人赶了回去的。此时我才可能迅速游向筏子，心里希望着它没有因下摔而损坏并放了气。幸运的是，筏子是充满着气的，于是我攀上了筏子。不幸的是，应急用的水箱被摔裂，这样我便没有了淡水。杜格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低飞时看见我的头部在流血，就投下一个药包。我拿到了药包并在头部敷抹了点红药水。
然后，我检查了我的0．38口径手枪，看它是否仍可正常使用。手枪是完好无损的，它对我会大有用处。但现在我宁愿将它和50多个像它一样的东西卖掉去换一把小小的桨。风又在捣鬼了。我的中队已返航而去，把我一个人留在筏上。我正慢慢地向着父岛列岛飘去。
德兰奈和怀特在哪里？地平线上看不到其它黄色筏子的影子，只有万里无云蔚蓝色的晴空和涌向海岸的起伏的绿色海浪。我用手使劲地划水，但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我的头仍疼，我的臂被一只发怒的僧帽水母蜇得疼痛难忍。麻烦的是我沿途吞了几品托咸水，那意味着我不得不偶尔停止划桨而靠在一边。
我仍然活着，并有活下去的机会。问题是我的机组成员是否都还活着。在我发命令让他们跳伞以后，他们谁也没有什么反应。在我与海浪搏斗的时候，我记起了另外一些事：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第58特遣队正在拉出这一地区去与哈尔西的舰队会合。唐·梅尔文或许已经用无线电将我的位置告诉了这一地区的友好舰船，但现实地说，如果那天什么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的话，我的好运可能就此与我无缘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仍没有来自岛上的任何行动迹象，日本人没有朝我这边来，但也没有什么别的朝我而来。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我的祈祷灵验了。从地平线上出现的倒并不是一条大轮船的影子，而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仅仅在离我100码远的地方。小黑点慢慢变得大些了。先是一个潜望镜，然后是驾驶指挥塔，最后是一艘潜艇的船身从水底下浮了出来。
它是敌人的潜艇还是我们自己的呢？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找到答案。一个长着胡子的大个子站在驾驶指挥塔的天桥上，手中拿着一样黑色金属的东西。当潜艇逐渐靠近时，才看清楚这样东西是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
来营救我的舰船是美国“长须鲸”号。摄影爱好者原来是海军少尉比尔·爱德华，他站在那里拍电影。这时，潜艇继续开到水面上来，并有六个水兵匆匆跑到前甲板上。有一个人说：“欢迎上船，”他把我拖出了上下颠动的筏子，“让我们下舱去，艇长说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用那发抖的大腿爬下驾驶指挥塔，进人“长须鲸”号的底舱。舱口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警报器响了，艇长发出艇下沉的命令。
在狭长的军官用餐室里，另外三名海军飞行员又一次欢迎我登艇。他们也是在此之前不久才被“长须鲸”号营救上来的。我默默地为我的生命得救而感谢上帝，并为我的机组成员的安全作了一次默祷。后来我才知道，杰克·德兰亲和特德·怀特两人谁也没有活下来。一个是与飞机一起坠落，另一个则是虽然跳了伞，但降落伞没有打开。
作为VT—51机组的一个成员，我是随着驾机飞行而产生的自由自在情感成长起来的。我是自己小组的一员，但和“长须鲸”号的官兵们生活在一起，我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协作关系和危险处境。
无论在艇上的飞行员们原来是怎么想的，“长须鲸”号并不是一艘营救船只，而是一艘巡航战斗舰。尽管我们多么想回到自己的中队去，但在这艘潜艇结束其战时巡航而在中途岛靠港以前，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
在潜艇上等待的时光里，人们会想得很多，也会令人们从战争内部向外观察一切。在这一场空袭中，与其说我们是攻击的一方，倒不如说是被击的一方更合适些。人们谈论着战斗飞行的风险，但在飞机中，你能以炮火还击，并能耍弄些花招，而在潜艇上，你就只能在炮火下躲在金属管一样的机舱里，呼吸着不流通的空气和汗气。
“长须鲸”号在那次巡航中击沉了足够的敌舰吨位，使其艇长海军中校R·R·威廉斯获得了银星勋章。他和艇上的全体人员是受之无愧的。舰艇奔驰在水面时，我们遭到一架日本内尔轰炸机的袭击。在水下时，我们又遇上了深水爆炸，潜艇震动了一下，被救上来的飞行员们对艇上的人员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们却安慰我们说：“离我们还远呢。”
事实上离得够近的了。为了嘉奖我在父岛列岛上所完成的任务，海军授予我一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不过在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匆匆过去了，而在潜艇中所经受的深水爆炸，即便是十分钟，也仿佛是永恒的。
但我在“长须鲸”号艇上度过的一个月时间里，也有令人难忘的时刻。那里有人情味的环境；这使我与人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也使我有机会回顾在父岛列岛上所遭到的重大掼失。我在获救六天后写过一封后来才寄给我双亲的信，信中描绘了我当时的感情。
我说，“我试图尽可能不去想它，然而，我却不能把对那两位飞行员的怀念从脑海中抹掉。唉！我倒是挺好的。我要再度飞行，不会被它吓倒，但我清楚我不可能摆脱掉我对这件事的回忆，并且我也不相信我会完全摆脱掉这种回忆。”
随后，当“长须鲸”号浮出水面给电瓶充电时，从午夜到凌晨4点值班期间，我站在驾驶指挥塔上了望四周。这是我最好的时刻。那潜艇像一只海豚一样移动着，水拍打着它的船首，海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颜色。先是乌黑发亮的，接着是闪光的白色，它使我想起家，想起我们全家在缅因州度假的日子。夜间晴空万里，明亮得令你感到似乎可以摸得着。这样的夜景真令人陶醉，多么平和，多么宁静，多么美妙，真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依然不理解战争的逻辑——为什么有些人活下来，而另一些人还在壮年时期就死去了。但是，在“长须鲸”号的那个月，给了我时间去反思，深人地解剖自己并寻找答案。随着年龄的增长试图追忆那些曾使你成为现在的你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所寻找的成长标志就是那些领悟甚至觉醒的特殊时刻。我记得在美国舰船“长须鲸”号上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也许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我重新回到“圣哈辛托”号和VT一51中队是在被击落整整八个星期以后。我及时参加了攻击敌人在菲律宾的阵地及其运输船只的行动。1944年10月，美军已在菲律宾的莱特省登陆，我们中队已在马尼拉湾和吕宋地区采取了行动。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从塞班岛起飞的100多架B—29型飞机轰炸了东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战争已在全面铺开。像一条绞索紧紧地绕住了日本本土列岛。
12月，VT—51中队由一个新的中队来换防。而我在飞行了58次战斗任务后，受命回家一趟。再没有一个比这还完美的亲人重逢场面。我是在圣诞之夜抵家的。在充满节日的气氛中，有激动的眼泪，有爽朗的笑声，有亲密的拥抱，有无限的欢乐，还有家庭的爱和温暖。
两个星期后，即1945年1月6日，巴巴拉和我在她的家乡纽约州拉伊的长老会第一教堂内结了婚，来自VT—51中队的一位密友米尔特·穆尔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往VT—153，这是一个准备进攻日本的海军鱼雷轰炸机中队。在太平洋一年半的战斗中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我，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浴血奋战的战争。日本的战争头头们并不因为东京遭受大规模的空袭而惊慌失措。他们似乎不考虑人类生活中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决心作全民性的自杀。
若干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杜鲁门总统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我就怀疑这些批评者是否还记得那些日子，是否曾真正考虑到不这样做的后果：双方会有数百万战斗人员战死，或许还会有千百万日本平民被杀害。哈里·杜鲁门的决定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有远见的。他为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避免了一场令人难以想像的大屠杀。
8月中旬的一天，当总统宣布日本人已提出求和的时候，我正驻扎在弗吉尼亚大洋海军航空站。巴巴拉和我那时住在弗吉尼亚海滩。总统的通告是在下午7时发布的。几分钟内，我们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水兵、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及家人，一直庆祝到深夜，我俩也参加了。回家前，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那里挤满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正在作感恩祈祷并悼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四年之后，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们仍然还年轻，新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前面，世界获得了和平，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耶鲁队安全打是大胜主因
耶鲁棒球队在弗兰克·奎因和沃尔特·格兰惠姆令人印象深刻的投球以后能够后补几个精彩的垒安全打，这是今年春季连赢六场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耶鲁击球领头是鲍勃·詹姆斯，一个二年级学生的外场手……他目前的击球率为0．452。而另外三名正选选手的平均击球率优于令人羡慕的水平0．30O。
已经初露锋芒的乔治·布什是一位漂亮的垒手，击出0．167的水平，但他已发展成一位打远球的击球手，使对方的外场手们疲于奔跑……
《纽黑文记实晚报》
1946年春
是什么使我来到得克萨斯州
说真话吗？但愿我早该作出这样的回答：“一个有油水的职业性棒球的合同”——这类合同是我的队友弗兰克·奎因在他学完耶鲁课程后从红索克斯队那里拿到的（在那些日子里所谓“油水”是指5万美元以上的报酬；如果弗兰克今天仍处于青春年华，他会每季赚10O万美元)。
弗兰克是一位出众的大学球手，他帮助我们球队在1947和1948接连两年取得了东部地区大学校际比赛的冠军称号。我是在1948年当上棒球队队长的，当时人们称我为“一个优秀的一垒手”，我是很高兴的。但当击球时，我被严格地排到击球次序的后一半队员中。“守得好，击不中”，人们在那段时间里对我这种球手作如此的描述，至少我在耶鲁开始打棒球时是这样。但我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待我上四年级时，人们对我有了一个较好的描述，说“守得好，击得妙”。
有一次，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举行的一场球赛中，球打得特别激烈——我想我是五次得4分，还有两次多垒安全打——当我打完离开球场时，一些搜罗人才的球探靠近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职业选手的试探。
然而，在如何改进我的击球技术方面，我确实得到许多忠各，这些忠告不仅来自耶鲁的教练伊桑·艾伦，还来自球场管理主任莫里斯·格林伯格。在第一季度里，莫里斯有几次在击球手区对我进行观察，然后来到巴巴拉和我在查佩尔街住的公寓，并由门下塞进一张条子。“亲爱的先生，”信是这样开头的。他接着写道：
从本季度一开始看了你打球后，我确信，你没有更多击中球的原因是你并未真正猛击球。我相信，如果你在挥动球棒时，加大些力量，你会提高击球平均率达100%。我注意到你在本垒区并不追逐任何坏球，然而，利用你的好眼力，我建议你可试验一下上述意见。
你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
我读了这封信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给莫里斯并感谢他送来条子；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觉得他也许是针对某些事情而说的。我早已对击球技术诸如如何准确击中、拉棒击球、安全打至对方场地等有浓厚的兴趣。我当时是采用防御式的挥击。三击出局的次数不多，但也有，或者在一垒就出局。道理是同样的：没有风险，没有得分。所以我决定听取莫里斯的忠告，准备花更多的练习时间去击球。那并未能使我得到一个职业选手的合同，但确实在我打最后一场球时，我的平均击球率达到了令人羡慕的0．28水平。
那是1948年6月我从海军复员归来并进入耶鲁的两年半之后，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举行的大学世界联赛决赛的日子里。像40年代后期其他结了婚的老兵一样，我是用快速办法得到学位以弥补失去的时间。那时的大学已有点不一样，不是弗兰克·梅里威尔所说的那种战前的校园生活了。
由于某种原因，巴巴拉、小乔治（生于1946年7月）和我搬到校园外去住了，住在一栋破旧的老房于里，它被分成一些小的公寓套间，确切地说共分成13套小公寓。战后住房的短缺现象并不严重，但是另外还有12家老兵家庭和我们共住这幢房子，除了比尔和萨莉·里德尔有一对双生子外，其他每家只有一个小孩，总共4o人。
但是，这座山居路37号寓所在面积方面所欠缺的已由其它方面补上了。但你住在一幢有4O人的房子里，大家一天24小时在一起，你要么设法互相喜欢，要么就搬家。我们在山居路37号同一些人结成了亲密和永久的友谊，并且纽黑文的这个住址是无与伦比的，它就在耶鲁大学校长查尔斯·西摩的隔壁。
在校园中，只是有一点政治行动主义的踪迹，低我两年级的比尔·巴克莱正准备以他的第一本书《在耶鲁的上帝和男人》来搅乱校园生活。但是，除了同意头版新闻冷战的开始、从俄国人接管东欧到封锁柏林之外，我没有卷人政治。校园里其他绝大多数老兵也有同感。我们是一家杂志的作家把我们和30年代的年轻政治活动家相比较而被称为“沉默的一代”成员。但是，我们并非真正保持沉默或不关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而只是因为在四年战争之后，我们有许多事要赶着去做。我回来过着平民的生活，感到需要取得我的学位，并且要尽可能快地进入商界。我有一个家庭需要供养。
我主修“沉闷乏味的科学”经济学，但发现它一点也不沉闷。我喜欢这门课程。我刻苦学习，在班上学习成绩很好，因而获得φBK联谊会会员及其它荣誉。从专业上说我选修的学科是社会学，但这仅仅指专业而言。就我关心的广度所及，我真正的选修科是足球和棒球，特别是棒球。
我像小孩那样最看重的球员是卢·格里克，一位杨基队的第一击球手。格里克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打球，并且树立了在赛场内外具有从容美德的楷模。没有浮华不实的作风，没有卖弄花式动作，是理想的运动员。他能接球、击球、重击球，并在紧要关头获得成功。他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和球队队长。
我从未同格里克见过面，但我上大学四年级时他的队友“贝贝”鲁思访问耶鲁将其自传原稿赠予校图书馆之际，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机会。那是在我校对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一场比赛的那天下午，我以球队队长的身份参加了赛前赠送仪式。当鲁思将原稿递给我时，他的手颤动了，他的声音勉强能让人听得见。显然，他正在一天天接近癌症死亡线，但是一个年轻而有自由精神的“贝贝”身上应有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而且很有生气。他眨着眼说：“你知道，写一本这样的书，不能把每件事都写进去。”这次仪式是他最后几次公开露面的一次。
几个星期之后，我最后一次穿上棒球赛的球衣。那时耶鲁正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的海厄姆斯运动场参加1948年度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大学世界联赛。我们正在争取第二年的全国冠军。作为东部地区的优胜者，我们曾在1947年举行的第一次大学世界联赛中输给加利福尼亚队。当我们放弃了有目的占垒行动时，有两人出局，这时转折点来了，我们根据推测打球：加州队的投球手正要上场投球，我们猜测他会三击不中出局，或者击小腾空球。不过，那时侦查对方球路的方法和现今不同。加州队的投球手是杰克·詹逊，他后来成为波士顿红索克斯队最好的右手重击球手之一。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们赛球时，加队到底特律闹市去了。
我们在1948年没有遇到好运，在三场两胜赛中以一比二输给了南加州队。斯帕基·安德森仍在努力设法使辛辛那提红队和底特律老虎队进入世界冠军赛。当时他是特洛伊人队的击球手。在第一场第九局的比赛中，他们使他连得三分。在第九局决结束时，我们反攻了。垒上都占着人，没有人出场。随后，就那样，南加州队打出三重杀，从而结束了比赛。第二天，我们由于有弗兰克·奎因作我们的排球手而获胜，但特洛伊人队拿下第三场和优胜称号。
连续两年未能夺得全国冠军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但是，能直接参加夺取称号的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球队感到骄傲的一件事。我们已经打败了东部一些最好的球队——北卡罗来纳队、纽约大学队和伊利诺斯队——取得了参加大学世界联赛的资格，为此我们感到骄傲。我们队里再不会发生功亏一策、可能毁掉另一个好季节的事了。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教练伊桑·艾伦，他总是正确地处理事情。还有，我们大多数人曾在战争中服过役。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会比输一场球赛更坏。无论如何，我们在1948年离开卡拉马祖时，仅仅感到有点失望，而并没有被压倒。
我从卡拉马祖直接回家，将我的1947年出产的史蒂倍克牌轿车加上油，同巴巴拉和小乔治告别，开始长途驾驶到得克萨斯州去。毕业典礼已于联赛前举行过了。艾迪柯钻塔的一份工作正等待着我。南行途中，我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城停留一段时间去观看了一场球赛。弗兰克·奎因已在那里，为红索克斯南部联队赚他的额外津贴，这个爱尔兰人后裔是幸运的。
在考虑和否定几个选择之后，我到了奥德萨。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些选择也否定了我自己。
一个选择是申请罗得斯奖学金。据我们学院顾问的看法，带着荣誉毕业，而且是获得两项运动荣誉的选手，还加上其它大学活动，这给予我获得罗得斯奖学金的良好机会。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那样的有吸引力，它意味着我得放弃进入商界的想法。即使我被接受了，也无法使巴巴拉、小乔治和我在无外来财政援助的情况下在英国住一年。一般大学研究院的实况都是如此。
再者，我已在战争中失去了四年的时间，我想要并且需要到现实世界中找一份工作。所以就像其他四年级学生一样，我开始找工作。例如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正在执行一个训练计划。我找他们谈了，但没有成功。
随后，尼尔·马龙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不是第一次。他是我家的一位密友，当我们布什家的孩子们还在成长时期，他是我家孩子们的小伯伯和忏悔神父。尼尔想起我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战时经历，给我提出一个建议，并为我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来支持这个建议。他说，“你所要做的是到得克萨斯州和油田去。在这种时候，那才是有抱负的年轻人应该去的地方。”
尼尔是德雷塞企业集团的老板，该企业集团是艾迪柯的母公司。他们在得克萨斯州西部有一个实习生的空缺。我到德雷塞总部办公室去了，当时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尼尔在办公室里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工作的情况。他解释说，“你将是一个设备部的办事员，薪水不多，但如果你想学石油这行，这倒是个好的开端。”他本可以补充一句说，如果我真想在生活中找到不同于我以往熟悉的事物，这个地方就是得克萨斯州西部。
我驾着我的史蒂倍克牌汽车向得克萨斯州驶去。我所知道的有关该州的风光只不过是我在海军受训时从一架“弗尔蒂震动器式”飞机座舱中所看到的一切。那里有大片的牧场，时而起伏，时而平坦。田野看起来已是稀疏地被覆盖着，但一点也不像沿着米德兰—奥德萨80号公路旅行时所见到的景象。一旦过了阿比兰，看到的都是些干旱的表土、风滚草以及少量的树木。我有这样的印象（或许是从伦道夫·斯科特的影片中来的），即阿比兰是块放牧牛群的地方，但是眼下我很难想象在我周围的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能饲养牛群，或者在这干旱的土壤下层会有一种或多种矿产财富。
刚一出阿比兰市区，我把车停下，进到一家木结构的饭馆里去品尝我的第一次得州西部午餐。在公路停车线的外面，有一些啤酒广告牌子。它们为得州不同于其他地方增添了更多的证明：
孤星……杰克斯……珍珠……迪克西
在饭店里，我没有要那些全国都有的啤酒，而是要了一杯孤星牌或珍珠牌啤酒，作为我已到达得州的纪念（但不是像当地人的样子，要做到这点那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用眼睛扫视着菜单，目光最后落在“鸡—排”上。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基地的大食堂里从来没有卖这样的菜。但叫了一杯本地啤酒之后，也就只好按照得州西部的习惯行事了。
我说，“鸡—炸排”，好像我清楚自己点了什么菜似的，但天知道这道菜会是炸得像鸡一样的肉排还是炸得像肉排一样的鸡。女侍者点点头拿起菜单向厨房走去。约十分钟后，她回来说：这是一块中等大小的肉排，上面浇着厚厚的鸡型肉汁。那时我的体重约180磅，由于个子比较高而显得单薄。卡路里倒是无关紧要，而对于胆固醇，我在24岁这样的年龄早该予以注意了，但是即使我在1948年已经知道胆固醇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注意。甚至现在我的体重已达195磅，将近老了40岁，我也仍把鸡—炸排看作我最喜爱的得克萨斯州美味食品。唯一不同的是，我中午不吃它下午工作繁重时不吃。
稍后不久，我驱车第一次进人奥德萨。它是另一个令人开眼界的地方，因为得州西部的风景与我所知道的风景大不相同。我知道以前东部的工业城镇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从未见过整个市镇都是设备场地。当我来到艾迪柯仓库——一座长方形的、马口铁屋顶的小建筑物，还有一个装货码头——只见到处是钻杆、井架和抽油设备，成架的套管、钻井管和各种管子，成排的活塞杆。当然，我还不知道这些东西叫什么。但是，大约在几天里，我都学会了。
我的同事休·伊文斯负责管理这些东西。
当我找到一处能让我们住下来的地方以后，巴巴拉和小乔治就也来到了奥德萨。那是一栋坐落在京七街的狭长房子。在房子中间用临时的隔墙隔开，成为两套公寓。我们住的一套有一间寝室、一间厨房和一间公用浴室。一具老式的滴水型挂窗空调装置，它开动起来像得州西部的一场尘暴，在炎热的夏天晚上将冷空气抽进寝室。
这具空调装置呼哧呼哧地响着，但其声音并不足以盖过隔壁那边的社交活动。我们的邻居，母女两人，每晚招待一长串男客人。我们两家共用一个盥洗室（在东七街只有很少几家才有室内盥洗室），而这些客人们从黄昏到黎明都占用着它。
隔一栋房子，住着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对夫妇，杰克和瓦尔塔·里·卡斯尔曼，跨过这条无路面的街住的是奥蒂斯·米勒，一个得州人。米勒耐心地听了一个月从东部来的新邻居把他的名字叫成“奥蒂斯”，实际上应读作“阿蒂斯”。这是我们在得州语音方面的第一课，在我旅经一些市镇去访问附近油田时，又上了几堂语音课，那些市镇叫骡蹄铁、眨眼睛和无树木。
夏季过去了，每天的气温在下降。随之而来的“季节”不仅仅是秋季，而且为尼尔餐桌上早晨喝咖啡时提供了话题，这比谈论油价有过之无不及，至少也是不相上下。
巴巴拉和我是运动迷。但是我们从未见过像9月到11月得州西部的足球热盛景。当奥德萨布罗科斯队与阿比兰、圣·安吉罗或米德兰特别是与米德兰比赛时，无论在赛球之前或之后的24小时里，谁也没有去想谈论赛球以外的事。
在1948年赛球季节进入高潮时，我作为一名艾迪柯的实习生度过了我在该州的第一个秋天，比尔·纳尔逊给我的第一个真正的销售任务是一件难办的差事：主顾既听不懂英语，又不会讲英语。
“达拉斯正送过来一个客户，”一天早晨，比尔挂上电话后闷闷不乐地说，“是一个外国人”。
“从哪里来的？”一个外勤推销员利奥·托马斯问道。
“南斯拉夫，”比尔说，“不仅是一个外国佬，还是一个该咒的共产党。”
这是战后初期，当时美国刚开始给南斯拉夫外援，以鼓励铁托元帅同莫斯科分手。但比尔有他自己的对外政策，他不大乐意像对待婴儿那样来照顾一个马克思主义工程师，买卖做得成也好，做不成也好，他都不在乎。他看着利奥·托马斯，利奥看着他，他们都看着我。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刚刚被指定去带领这位南斯拉夫客人到周围参观，是因为这是对一位来到得州奥德萨的外国人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我为此人感到难过，从他走出火车的那一刻起，他脸上就流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手中拿着一本南英字典。他的艾迪柯向导几乎一点也没有掌握油田的用语，但我们总算设法互通信息，并且我能够回答他绝大多数关于公司钻井机库存的问题。他在镇上最后一个晚上的晚餐后，巴巴拉和我决定让他体会一下真正的美国风格。
那是赛球季最热闹的星期五晚上，奥德萨队与米德兰队比赛，这场妒忌性的球赛要解决此后12个月中两镇谁获得第一流队的权力。1200O多球迷挤满了运动场，从开球起就挤得看台发出格格的响声。我们的客人双手蒙着两耳，然后摇头。这不是在贝尔格莱德和他一道成长的被称为足球的那种体育运动。
巴巴拉和我却为之神往，即使无语言的障碍，这也要花费我们住在奥德萨和米德兰两地几个季度的时间才能理解这种球赛。它不像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在东部的球赛，而是有得克萨斯西部独特风格的像一种准宗教场面的球赛。
这是我从事这一工作的第一年年底。
在奥德萨的艾迪柯供应仓库，每年圣诞节的头天下午，有一个传统性的假日酒会。
就在这所仓库里，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客户们从油田来，商界的朋友们和邻居们也可随意来访问。屋里有冷切肉、土豆片、椒盐卷饼、酒，还有许多种饮料。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饮酒的人。不论在海军或大学里，最多也只能喝一两杯酒。如果有人问我酒量有多大，我会诚实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夸大。
直到1948年在奥德萨的那个圣诞节之夜。
在下午过去一半时，客户们开始来访。我正在帮忙调酒。说实在的，我只是倒倒酒而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奥德萨是一个不大饮混合酒的城镇。喝酒时就直接喝威士忌酒，有些人也许再加上少量水，把它冲淡了再喝。
自然，作为主人之一，我想坚持到酒会结束。从后半下午到黄昏，当第一批客人开始离去时，我还能在那里应酬得很不错。随即第二批客人进来了。
我未曾料到那种情况，没有人曾告诉过我，这种奥德萨酒会会连轴儿转的。
巴巴拉正在家里等着，我们还要装饰圣诞树。但是我还有事情要做。我是个艾迪柯的实习生，而这是我实习的一部分内容。如果这是他们在油田供给行业中如何庆祝圣诞之夜的话，那这又多了一个要学习的经验。
从黄昏一直到深夜，最后一批的最后一个客人终于离开了，我也不知道那时的确切时辰是什么时间了。利奥·托马斯在圣诞节后我们该上班的那天替我的班，是利奥告诉我们的老板尼尔·纳尔逊说，不用担心，是他把我送回家的。
他果真是这样做的，他把我放上公司运货汽车的后部，随后又轻轻地将我拉到我们屋前的草坪上。利奥非常抱歉地说，他应该很好地照顾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司的圣诞节酒会。
至少那是巴巴拉追述1948年在得克萨斯州我们所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之夜时所说的情况。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这样讲述。就是在4O年以后的今天，我仍不得不相信她的这种讲法
第三章　要么是A，要么是Z
1951年米德兰
我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是在未经任何特别的努力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友谊中，我们的友谊建立得还是早的。我们住在同一座小城里，结识的是同一群人，有差不多在同样年龄的孩子，而石油工业中的相互利益更把我们联在一起。有的人拥有采油设备，有的人深谙生意经，而我们都在寻找资金。那时在米德兰，石油是热门。
摘自C·弗雷德·钱伯1986年写的一封信
我们又回到家里，不是康涅狄格州而是得克萨斯州的家。在奥德萨往了不到一年之后，德雷赛公司把我调到加利福尼亚。最初我在亨廷顿帕克做事，后来转到贝克斯菲尔德。
在亨廷顿帕克，我在该公司的一家名为太平洋油泵公司的子公司当装配工。作为钢铁工人联合工会会员，严格地说，我缴纳会费，也参加会议。在贝克斯菲尔德，我成了艾迪柯石油公司一名内行的推销员，专门推销钻头。
推销员的生活是这样的：整个炎热的夏天都在路上提着小提包办事。我总是驾辆车，带着钻头，跑上百英里去加利索平原，或者去古雅马山谷，一个钻塔一个钻塔地跑，去了解买主需要什么尺寸的钻头，了解他们打井的地层是什么类型的岩石，我每周至少要跑1000英里的路程。
我们在惠蒂尔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先后在文图拉和康普顿住过。我们的大女儿罗宾于1949年在康普顿出生。她有一对漂亮的淡褐色眼睛，松软的头发。当德雷塞总公司派人告诉我调到米德兰时，到得克萨斯去的将是一个四口之家。
巴巴拉和小乔治不能等待，我也难以等待。加里福尼亚很好，但得克萨斯的石油业处在兴盛时期。二叠纪盆地的中心米德兰已发展成那里最大的新兴城市。
50年代初在米德兰一带住过的老人们会告诉你，这并不是这座城市的首次繁荣。半个世纪以前，当地的居民都知道这座城市以“草原的皇后城”闻名，是农业、畜牧业和饲养羊的中心，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公司把它与外界联系起来。
得克萨斯的历史学家格斯·克莱门斯在他的著作《遗产》中写道：那时米德兰土地的价值不是用石油钻塔，而是用得克萨斯型“直径大于10英寸的桃树”来衡量的。引诱人们到那里去定居的一个原因是从米德兰到这个地区的较大城市中心都很方便。据一份宣传广告说，晚上坐火车离开米德兰，“可以到达拉斯吃早点”。
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这里勘探石油。但是石油工业第一次真正热火起来是1922年在里根县。它以“圣丽塔奇迹”闻名，是由德克森石油和地产公司发展起来的。经过一年多的钻探，德克松公司的钻头钻到3000英尺深，但没有出油的迹象。公司考虑放弃钻井。然后正如克莱门斯所说，到5月28日：
“一声巨响，接着是震耳的呼叫声和东西溅落到房顶上的声音。采油人员跑出来恐慌地看到，原油喷到陈旧难看的钻塔顶上，流过草原，使所有的东西都披上了墨绿色的外装……28日钻井喷油3次，29日喷油2次，从3O日开始每天喷1次。6月10日，东方铁路公司开出了专列，载来了IOOO多人到现场。下午4时40分喷井时，拥挤的人们睁大眼睛看着原油喷射到钻塔顶以上的地方，声音如此大，以至讲话时不得不靠近对方耳朵喊。来自阿肯色的一位石油专家W·H·沃利写道，“毫无疑问，这是一口油井。对于这件事的任何臆测现在都烟消云散了。”……
其他外面的投机商没有像沃利先生那样克制，他们纷纷来到这个地区。到ZO世纪ZO年代末，米德兰已自称西得克萨斯油都。但是，如同从事石油工业的人们所熟知的一样，有兴盛就有衰落。
到3O年代，石油仍在二叠纪盆地生产，但是大萧条和东得克萨斯石油的新发现，使石油供过于求，导致油价下跌。格斯·克莱门写道，“到1931年底，西得克萨斯的石油每桶售价低到10美分。从事石油事业的人们沮丧地说，一桶水……也比一桶石油值钱。”
1934—1935年间，再度出现了兴盛时期。这次一些大石油公司来到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油井始终在喷油。到1945年米德兰的人口增加到1．4万人。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地区又出现了经济下降趋势。然而，新的发现吸引世界范围的关注，使米德兰进人增长最多的时期。1945年我从海军转业时，城里只有三座办公楼。但到50年代末，在卡克、斯肯里和斯普雷帕里的发现以后，这里出现了楼群，够得上被称为“草原的高城”。
还会有其他的盛衰循环，但米德兰的未来道路已经定型。正如当时任米德兰《记者电讯报》编辑的比尔·科利斯认为的那样，“战后的每件事确实都腾飞了”。
“首先是大石油公司建立起来了，随后独立经营者进来了。”科利斯回忆说。“米德兰很快就成了独立石油经营者在得克萨斯的总部所在地。50年代期间，几乎每一平方英尺的土地都租出去了，所以我们建起了更多的办公楼。人们说我们的楼房盖得太多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几乎每座楼房都为投资商赚了钱。在米德兰是很少出毛病的。”
1950年，布什家有四口人搬到米德兰。这地方还吸引了其他一些年轻人，不但有来自周围几个州的，还有来自东部的。我们在东梅普尔大街的一座房子里住下来，那里邻近闻名的“复活节彩蛋路”。
如果当时用现在的词来说，“复活节彩蛋路”也许会称为“雅皮士之乡”，它是米德兰的第一批住宅群工程，是亚利桑那州一个叫坎宁汉的承包商承建的。所有房子的楼层设计都一样——847平方英尺——售价7500美元。但是，坎宁汉深知得克萨斯人很有个性，所以想出一个办法，使每座房子都有各自的特点。长方形的房子每处布局都不一样，每座房子都涂着不同的光亮颜色。布什家在复活节彩蛋路的房子是浅蓝色的。
对于50年代初期搬到米德兰的家庭来说，时间、地点和对未来的前景都是光明的。正像从匹兹堡搬来的厄尔·克雷格并无夸张地所说的，我们都是“野心不小的年轻人，”这没有什么微妙或复杂的，我们大家想的就是快点赚大钱。
要赚钱快，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经商方面还年轻，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经验对此进行了解。这要有充沛的精力，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专心致志奉献的决心。当然，也要有一点运气。
石油业是一片敢干敢闯的景象，呆在城里就是为了赚钱难免有其不足。
假如你已经结婚，建立了一个年轻的家庭，你还需要一个能理解你的妻子。住在复活节彩蛋路上的大多数太太是从大城市来到西得克萨斯平原的。后来这里成立本地的交响乐团和公共剧场，巴巴拉和我同这条街上的朋友们一起，极力支持这些和其他公众建设的项目。在早期的日子里，社交生活是有限的。
在复活节彩蛋路，一周中最大的事是星期日做完礼拜后去野外吃汉堡包。那场面简直如同出自诺曼·罗克韦尔之手：孩子们在玩耍，小狗在吠叫，按照季节和人数或打触式橄揽球或打垒球，以此来结束假日。
那几年巴巴拉和我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友谊，有一种独特的热情和友爱，使我感到很像战争年代我的舰上伙伴之间及我的中队成员之间那种深厚的感情——只是现在已扩大到家庭成员中。这种感情还扩展到复活节彩蛋路和米德兰以外那些相邻的城镇，那里住着其他一些从事石油工作的年轻家庭。我们有时同卢博克镇的居民进行聚会，举行相邻城镇烤全牲野外大宴会。
有一次那种聚会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我未来的孙子辈，我曾参加过一次触式橄榄球赛，对方不是有一位而是有两位全美橄榄球大明星——一位是效力于得克萨斯和底特律雄狮队及匹兹堡铁人队的博比·莱纳，另一位是战争期间陆军中的“出界先生”格伦·戴维斯。戴维斯还带来了一位迷人的青年女演员特里·穆尔。一位真正的电影明星来到这个小镇，使米德兰大为轰动。运动员的夫人们和孩子们为了一睹富有魅力的名演员，都聚集在不大高的足球场周围，只为了看到满头卷发和身着汗衫与蓝布工装裤的特里。，
这场比赛是在1951年4月29日举行的，被称为首届马丁尼杯赛。比赛在米德兰“不适队”和卢博克的“多余队”之间进行，莱纳是卢博克队的四分卫，想置我们于死地，当中卫的戴维斯则采取了宽容的方针。比赛最后打成平局。
那次比赛的油印节目单上登着优雅的“利特克一利特克律师事务所”和“布什—弗比石油开发公司（石油大楼，电话1678号）”广告。
比尔·利特克和休·利特克兄弟俩是从俄克拉何马移居到米德兰的。比尔从得克萨斯州大学获得学位以后办了一个法律事务所。他的兄弟休也是个律师，到哈佛商业学院学了一年以后也进了他的事务所。休制订出有创新的财务计划，这显露出他独具慧眼，利特克兄弟很快就做起了买卖油田租借权的主意。
布什一奥弗比第一年是个独立的石油公司。根据我的伙伴约翰·奥弗比的回忆，1951年底我“头脑发热，认定参加这种热门行业是条能比为艾迪柯公司卖零件更好的途径”，这个公司才成立。
奥弗比一家住在复活节彩蛋路我们的对面。约翰是个独立经营者，从事油田租借和土地使用方面的生意。作为邻居——不久又成了好朋友——我们就石油生意问题接连谈了好几小时。这生意对我产生的诱惑力是无法抵制的，约翰看来是理想的合伙人选。但是我对德雷塞公司已经承担了义务，尤其是对尼尔·麦朗，是他把我带到得克萨斯的。
下决心是件难事，因为如果继续留在德雷塞公司可能意味着爬上与石油工业紧密相连的一家大公司经理人员的阶梯。但是，我当时处在“头脑发热”状态。
我到达拉斯德雷塞公司总部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尼尔时，艰难的时刻来到了。
我当时26岁，不仅尊重尼尔，而且怕他。巴巴拉讲，我在米德兰曾买了一台小录音机放在我们床边。脑子里突然产生一种灵感，比如说，想到一个就某项租赁交易筹措款项的好主意，我就起床，开亮灯，录下我的想法。我对她说，这仅仅是个试验。尼尔有些好主意就是夜里想起的，这就是他使其好主意不被遗忘的办法。巴巴拉却不以为然。她指出，尼尔·麦朗没有结婚，没有一个需要安静入睡的妻子。（我的试验在没有给布什—弗比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结束了，因为不像尼尔那样，我半夜想到的主意到天亮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我在德雷塞公司作为见习人员干了两年半以后离开了。尼尔会有什么反应呢？要从他的举止看出他的想法是困难的。他在非常激动的日子里仍能控制自己，从不露出生气的样子，也不提高嗓门说话。
他聆听我对他要说的话，一面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一面考虑他的想法。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隔壁的办公室，拿回来一本标准规格的黄色本子。他开始写，边写边小声地说话。“我确实不高兴看到你走，乔治。”他说，继续在拍纸簿上写着，“但是，假如我在你这个年纪，我也会这么干——这里我帮你一把。”
在这以后的半小时里，我上了一堂速成课，了解了如何组建和如何经营一个独立的石油公司。
尼尔·麦朗是位仅次于我父亲的良师益友。从他的待人接物中，我明白了一个经理人员不一定要威吓或者侮辱手下的人才能有效地管理一个公司。他那天教给我的——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一课——是：不管什么时候，如果你手下的人想走，你不要阻拦他，而且还要帮他一把。
我离开尼尔办公室时，像是卸掉了一副很重的担子。当然，真正的重担已经压在肩上了。在几周之内，我只能从布什—奥弗比石油开发有限公司领取薪金了。而在同约翰·奥弗比合作期间，我得负责银行里有钱支付这笔薪金。
对于一个50年代初兴盛时期独立从事石油事业的西得克萨斯人来说，办公室里是任何一天你都最不大可能找到他的地方。我作为自己的老板，花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德雷塞公司当推销员时还要多。路途远，范围广，情况不同，从没有规律。这就是对一个独立经营石油者的引诱力——某天你在遥远牧场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寻找着土地所有者，第二天就在一个大城市坐着黄色出租汽车寻找资金。
1951年3月，正当公司还在起步走的时候，西得克萨斯盛传北达科他州发现了大油田。这油田被称为阿梅拉达·艾弗森一号，那是一个从来没有石油历史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布什—奥弗比公司兴旺起来所认准的那种“我们怎么会赔本”的地方。
小经营者们经常一起开发项目，东马帕莱大街另一个名叫加里·劳克林的邻居是个独立经营者，他有一架比奇克拉夫特博南扎B－35型飞机（加里也是前海军飞行员，海军陆战队成员，战争期间曾驾驶“海盗式”飞机。）听到北达科他州发现石油的消息后不久，我们俩便到北面的迈诺特去，该地区最大的飞机场在那里。
在迈诺特，有一次我们租了一辆顶上和左右以及后面都罩着帘布的吉普车——当时在米德兰正是春天，但在达科他州仍是隆冬季节——驶向县城，那儿保存着土地档案。在一个发现了石油的地区，了解怎样去看土地档案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但这是在《达拉斯》电视剧中从没见过的从事石油生意所必需的一个部分。
加里和我在那儿到处寻找能卖给我们土地特许权或矿区使用权的农场主。大多数土地所有者不仅占有土地，而且拥有地下财产权。一个石油公司——叫他A公司——来到这儿，以每英亩定好的价钱买下租用权，这就使该公司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有勘探该地矿藏的权利。但是，土地所有者一般仍保留着称之为特许权的权利，可以得到公司生产的每八桶油中的一桶，比例可能各不相同。
当然，也常有这种时候，A公司进行钻探，结果却是一口空井，这时只给土地所有者租金，但1／8的特许权就没有了。这就是布什—奥弗比和加里·劳克林石油公司的风险所在。我们是试图参加这一活动的“独立”石油公司。我们对那些土地所有者提的主张是：“我们愿意买你一定比例的特许权。确实，假如矿井产油量好，你可能少得一些特许权费。但假如矿井出油不好，你的利益仍在你手里……”
这是一个独立石油公司的一种活动方式，即在特许权分成上投资——换一句话说就是“投机”。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在所谓矿产权“承包中”进行投资。
举例说，一个独立经营者到一个大石油生产者那里——如得克萨斯标准石油公司或者是海湾石油公司——实际上说，“你们在欧兹县租到四块地。那么，你可以来一次两全冒险，卖给我两块，我将打井，看是否有油。如果我找到了石油，你没花任何钱进行勘探就发现了这个地区有石油。如果我没有找到石油，那是我倒霉：你自己一点没花钻探费用就知道了该地区没有石油。”
还有一种办法能使独立经营者获得较大的成功，这实际上是在向矿产所有者购买土地租借权方面同大公司竞争。布什—弗比公司怎么能指望同标准石油公司或者海湾石油公司竞争呢？由于我们的公司小些，没有官僚机构，因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决定是否去投资。我们可以较快地采取行动——当然，只要我们拿得出钱。
为了弄到钱，我们吸引石油企业以外的投资者，他们要愿意在石油事业上冒险。如果我们发现了石油，投资者根据其投资数额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收入。如果井里没有油，他们的投资自然要亏损。
还有其他冒险事业——搞到一个农场，然后找一个大公司来作单项经营合作人——但是，不管如何安排，一个独立经营者总是要冒险的。
在北达科他州，随着情况的发展，加里·劳克林和我在那里进行的最大冒险就是飞来飞去。有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而当我们知道自己在那里时，那些我们要与之做生意的人又费了很大劲才理解我们在那里干的是什么事情。
在靠近蒙大拿州边界的麦克肯纳县，我们给土地所有者每英亩1．25美元的价钱买其矿产权，他们说，不能成交。这种权利已经被他们称为“蒙哥利亚石油公司”的买去了（实际上是“莫格诺利亚”，即现在的莫比尔石油公司）。我们向他们解释说，蒙哥利亚公司取得的是钻井权，我们谈的是矿产特许权，我们的开价为每英亩l．25美元。
他们被这些古怪的得克萨斯人搞糊涂了，这些人愿意根据外表选定矿产，即使没有矿，也愿付硬通货。但是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钱，我们则得到了开矿权。几天以后，我们返回迈诺特。坐飞机回家去。
真正的冒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给加里的山毛榉式飞机加了油，问清了气候。风向和气象都适合飞行，我们估计可以直飞米德兰。天气预报的云层高度一般偏低，途中是有一些零零落落的暴风雨的。没有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启程直飞南方。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天气预报太乐观了。
天气很糟，所以我们想升高越过去，但后来升到云层里了，气温更冷了些，出现了冰冻。我们又试着急速下降，寻找明亮处。加里是位很好的驾驶员，但飞机上没有除冰设备——同时能见度已经降到零度——情况看来坏到我们俩在战争期间也都没有经历过的程度。我们在蒙大拿上空盘旋，设法在迈尔斯城上面的云层中找到一个出口。我们终于降落了，那是我们俩飞行生涯中最满意的着落之一。迈尔斯城机场的人们瞧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疯子。
他们是对的。尽管我们坐着吉普车走遍了北达科他州，但是我们这次努力的最大结果只不过是我们回到米德兰后又多了个话题。以后在我们购买的矿区附近发现了石油，但除掉开销，我们亏损了。
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寻找石油生意是布什—奥弗比独立石油公司业务的一个目标。寻找投资则是另一个目标。大多数投资者部在东部，因此我们同到农场购买采油权一样，花了很多时间奔波于一些大城市，寻求资金。
我们开始经营公司那阵子，我的舅舅赫比·沃克，一位专搞投资的银行家，曾在投资和专业技术上帮助过我们。但在商业上犹如在政治上一样，你只能这样依赖亲戚和朋友的支持。我们同其他独立经营者一样，也忙于逐步奠定基础和建立关系——寻找那些可能对得克萨斯州石油开发感兴趣的或至少想法不纳税的投资者。
在布什—奥弗比的早期，我所遇到的这类交往中最成功的一次可能要算我与尤金·迈耶的接触。他是《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也是现在的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父亲。弗雷德·钱伯斯和我正在为西得克萨斯州一口有把握的油井筹划资金。问题不是该井能否产油，而是产量多少。我以前见过迈耶——布朗兄弟和哈里曼公司经营他的大量账目——就给他打了电话。他表示确实时常在石油生意中投资，但只有等专家对这宗生意考察以后才投资。
专家并不那么热情。另一方面，他对这一经营也没有泼冷水。这只是因为他目睹许许多多天真烂漫的年轻企业家纷至沓来，都要求尤金·迈耶向有成功把握的生意投资。
迈耶先生总算同意接见我们，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共进早餐。我们一面吃火腿、鸡蛋，喝咖啡，一面再次审议那个建议。他耐心听着，有时也谈几句。然后他说他另有约会，但他会在联邦火车站让我们下车去赶我们要乘坐的火车。弗雷德·钱伯斯对驱车旅行和我们的主人在华盛顿冷峭的一天让我们用以护腿御寒的毛围毯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旅行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们靠近火车站时，我内心产生的那种沮丧情绪。看来，我们的主人对我们建议的细节不感兴趣。甚至当我们进入该下车的那条大路时，我还不敢勉强他同意。一位年方27的年轻人，是不会转身对着名叫尤金·迈耶的人说：“嗯，怎么样？干还是不干？”看来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是在他家美餐了一顿，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住在彩蛋路的邻居们，尤金·迈耶小轿车的种种豪华设备，仅仅这些而已。
轿车嘎然刹车。我们正要向主人告别，他总算开口了。“好吧，”他平静地说，“请记下，我认5万美元。”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出于礼貌，我振作起精神说：“多谢，登记时我会通知你的。”不过他当即作出了决定，我相信，他的赌注不是下在计划上，而是下在我们身上。
车开走前，迈耶先生摇下玻璃窗。“你说，”他问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免税建议？”我们热情地点头，加以肯定。“好吧，”他说，“请记下我女婿认……”
我们这一有把握的买卖经营得并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虽然从免税角度说，投资者走在前面了。不过尤金·迈耶先生从不回顾过去。在这几年里，我们还有其他好几宗石油生意，其中多数是获利的，大家都很愉快。
1986年约翰·奥弗比来信摘要
布什—弗比公司开矿了。有些经营顺利，有些则不然。但好歹整整三年之内布什—弗比公司一直盈利。1951至1952年斯卡里县的景气开始走下坡路。代之而起的是斯普雷帕里县的繁荣。在斯普雷帕里的一派景气中，我们很是活跃。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你经手的一宗土地交易。
你给一名住在东得克萨斯州的地主打电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每英亩15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他在里根县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双方达成协议后，你建议交换电报，以便用文字形式来确定这笔交易。东得克萨斯土地出售者犹豫不决，喃喃地说，生意是生意，“我的话就是我的书面保证。”
你欣然同意不必交换电报，并把契约和草案邮寄给他。因为在神秘的石油圈中，你已经接受了握手就是契约这一做法。十天过去了，你没有从这家伙那里得到片言只语。于是你再次打电话给他。他回答说他收到了你的契约和草案，但是他已把该土地的使用权卖给了纳什·多德尔了，每英亩土地使用费为151．50美元。显而易见，他的“保证”只值每英亩1．50美元。
据最新消息，我们的朋友休·利特克在与他人做石油交易中仍以握手为约，但是看来他的生意获利更多一些。
比尔和休·利特克仍有律师执照，但是除了有关租借和矿权的书籍外，他们的其他法律书上都积满了灰尘。利特克家的人早就离开县政府所在地搬到油田去了。他们是石油业独立经营者，办公室就紧靠布什—弗比公司。1953年比尔和休建议我们联合：他们筹资50万美元，布什—弗比也集资50万美元，两家公司合并为一个实体。按照石油支付计划，由我们购买净值100万美元的生产资料。
上述事项双方一致同意了。新公司起什么名字呢？某晚夜深，休和我把可能合适的名字过了一遍。我们要给公司取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字号。用休的话来说，“人们打开电话本时，公司的字号应一眼就发现。”
休在年轻时代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嗓音深沉，说话带有明显的俄克拉何马腔。后来他成为“佩思齐石油先生”，是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的传奇人物。
“字号的第一个字母或者是A或者是Z，”他说，“这样在电话本‘石油业独立经营者’一栏中，或者排在头几页，或者排在最后几页。”不管排在哪一头都不会被遗漏或被忽略——这就是从一开始休搞的突出法。
由世界级影星马龙·白兰度主演的影片《萨帕塔（ZaPata）万岁！》正在米德兰市区上映。该片描写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生平。他是墨西哥叛逆者领袖，在20世纪初领导一场土地改革起义，口号是“土地与自由”。我们无钱聘请一位公共关系顾问，如果请得起一位的话，他定会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企业形象。
萨帕塔石油公司就这样诞生了。第二年，萨帕塔石油公司创建了萨帕塔近海石油公司，而在休·利特克富有想象力的经营管理下，又并入佩思齐石油公司。
萨帕塔蕴藏着一种使公司取胜的魔力，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到。
巴巴拉来电话时，我正在距米德兰20英里的埃克托县政府所在地，核对土地案卷。她说怀维尔医生要立刻见我们。多萝西·怀维尔是儿科医生。在一个像米德兰这样大小的市镇里，她不单单是个医生，还是一位热心的朋友。
当我们刚在医生办公室坐下来时，我只知道罗宾已在那里，她需要作检查，因为她一直萎靡不振。但没等怀维尔医生开口，我就知道事情相当严重。通常她是一位镇定自若的人，一旦孩子得了病，只要有她在场，人们就感到宽慰。但是那天她却双眼含泪，一时竟难以表述她的想法。
最后她说，已做了若干化验，看看罗宾到底患了何种疾病。化验结果送回来了。小罗宾是一个重病号，她患有白血病。
巴巴拉似乎完全明白了医生的话，但我起初不甚明白。我问能否采取什么医疗措施，回答使我震惊，怀维尔医生说毫无办法。这种疾病来势凶猛，罗宾的病情已是晚期，她活不了多久了，也许能活数星期，也许仅仅数日。她深感有必要建议我们把罗宾带回家中，尽量让她生活得舒适，一切听其自然。
怀维尔医生很爱罗宾，她实在不愿意看到我们家的任何人受到很大打击。
从医生诊所返回家里，我给舅舅约翰·沃克博士打电话。他住在纽约城，是当地纪念医院院长，以前是位癌症专家。我把罗宾的情况告他后，他敦促我们把罗宾送到纽约。纪念医院在斯龙—凯特林基金会资助下正在对白血病进行早期研究。他告诉我们：也许无济于事，但如果不试一试，我们将永远宽恕不了自己，即使成功的可能性是万万分之一。约翰说：“你们应该给罗宾一次生的机会。”
我们飞抵纽约，在纪念医院为罗宾作检查，并准备长期观察病情。医疗开始了，头六个月出现了病情缓和期，在这期间，她看起来几乎就像我们原本熟知的那个健康活泼的小罗宾。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她一起散步，她拉着我的手放声大笑。那天她刚输了血，显得格外美丽，充满生气。我碰到一位熟人，我们略略交谈了一下，正打算分手各自往前走时，他问道：“乔治，你的另一个孩子情况如何—一就是得白血病的那一个？”他不曾料到，他说的正是依偎在我身边的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
尽管出现了缓和期，医生们却一再告诉我们，不要抱希望，他们的预测与怀维尔医生一样。罗宾白血球数量之高是他们从未在其他病人身上见过的，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医学科学还没有办法攻克此病。
春去夏来，转眼到了秋夭。巴巴拉守在病床边，我在米德兰与纽约两地来回奔波。
祈祷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从未像那六个月那样频频祈祷。慢慢地，确实无疑地，罗宾在悄悄离去，面对这一情景，巴巴拉和我互为精神依靠，但归根结蒂，真正支撑着我们的是我们的信仰。她死时仅3岁10个月。就像曾经失去过孩子的父母一样，直到那一天，我们仍不明白，她何以舍我们而去；不过我们知道，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她安息在上帝充满爱意的怀抱中。
早先萨帕塔石油公司在萨帕塔近海石油公司的股份已经缩减到40%。1959年8月，它又向它的其它子公司出售了留下的股份，萨帕塔近海石油公司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它的证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榜上有名……它的总部办公室迁到休斯敦俱乐部大厦。在它庆祝成立5周年之际，它已经拥有四个打井机组成的钻井队，195名职工，2200名股东。
摘自萨帕塔环球有限公司职工双月刊VIVA25周年特刊
萨帕塔公司分解为若干实体后，布什一家迁到休斯敦。休和比尔·利特克全力从事打油井和开采，我的兴趣则是近海打井和承包业务。心理学家也许会从我的青年时代去寻找我这一兴趣的根源，结论也许会是这与我的第一爱好——爱海有关。经营一家近海石油开采公司意味着需要在水上打发日子，不仅是墨西哥湾，而且是全世界的海洋，只要那里有石油或者可能有石油。
我们完全是在平心静气，亲切友好的情况下分工营业的，仅仅一顿午餐的功夫就谈妥了。就像在米德兰的朋友吉米里奇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样，利特克他们说，“好吧！你们拿这一份，我们拿那一份。”我说，“行！”我们开始合作时是朋友，分手时是朋友，都比原先富有得多了。
开始时，我们在科克县西贾米森油田买进8l00英亩土地。1954年底，我们拥有71口井，日平均产油量为1250桶。
休·利特克回忆，在这一笔石油生意结束前，总共能有127口油井产油，没有一口枯竭。局外人也许会认为这笔石油生意是碰运气，就像在骰子台上掷七一样。事实上，这不是碰运气，而是靠掌握基本地质学。
在茫茫一片含油沙层下，我们的127口油井开采出来了。在从事这项经营前，我们就知道那里蕴藏着石油。该地区是一个珀金斯—普罗思公司参股的农庄，它是威奇塔福尔斯的主要庄园。我们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并非是盲目开掘油井者那种不是全胜便是全输的风险，一旦地质学家和工程师们决定我们开采地段，唯一问题只是油井产量如何。
从长期推测，贾米森油田的油井不是世界上获利最多的油井，但它们确实是好油井。我们不断开采，我们的收入也就随之不断增加。我们有了足够的资金向西得克萨斯石油企业投资，同时把我们的视线转向海外，我认为近海开采才是国内石油生产的未来。
三条腿怪物
新钻井平台星期二启用
萨帕塔近海石油有限公司将于星期二在加尔维斯顿启用新的有三条腿的钻井平台。
平台取名为“天蝎座”，在它的机动部位采用了一系列革新设备。
举例来说，它有三条腿，这一点就与通常平台有两条腿通然不同，它的设备和组装体现了崭新设想。
R·G·莱图尔尼奥有限公司在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专门为萨帕塔石油公司建造该平台，并曳引到加尔维斯顿装配，平台重900万磅，耗资300万美元。
平台总面积为18OX150英尺，钻井平台的三条腿或称铲凿，每个长度为14O英尺，用电动机将铲凿伸向海湾底层。而平台高出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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