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就像附着配料说明的食品一样，每本写华盛顿的书都应该在醒目的位置附上一篇让读者有权了解其内容的简介。
我明确地告诉读者，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以为它又是一本关于里根政府“内幕”的书，描述椭圆形办公室秘密会议上未经透露的秘密、内阁成员的分歧以及总统和副总统星期四午餐吃什么，那你多半会失望的。
其实，本书早在里根政府组成前几年就已有构思。书中所写的是在那以前50多年的事。严格地讲，这不是一本“写华盛顿的书”。它是一本关于得克萨斯州。缅因州、小笠原群岛和中国的书—一除了华盛顿环形路外几个地方。
1977年1月，我的头脑中第一次出现了人过50常会有的那种强烈愿望：我要把我前10年的经历和经验告诉别人。而在那10年中，我和我的妻子巴巴拉以及我的全家从休斯顿到华盛顿，到纽约，到北京寡，皆吾兄弟之颠，无告者也。”并进一步扩大到“视天下无，然后又回到华盛顿。
时间的选择再好没有了。我们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休斯顿。190年1月，我开始了众议员的公众工作生涯。1977年1月，我当了一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后结束了这种生涯——至少是没有再继续下去。在那10年期间i我去过许多地方。当时我所需要的只是出版商的建议——“您考虑过写一本书吗？”而我已开始做准备，记笔记和录音。
接着，就像出版一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在准备付印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我被另一件事迷住了，我发现自己为了在衣阿华州、新子布什尔州以及其他进行总统预选的各州竞选，耗费了漫长的日日夜夜。1980年7月，我成了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全国竞选中的伙伴。1981年1月，我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
不管我已经开始写的书是政治性的还是自传体的，我仍然想把它完成。我一直怀有完成这本书的想法。事实上，这本书所写的内容不仅包括1967一1977年，也包括在那以前好几年的事。
我的成长，正如中国俗话所说，是在“引人注目的时代”——这个时期包括本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开始。对这个时期以及形成我的生活、我的价值准则和我的人生观的早期经历，都有些话值得说。
展望未来——这个书名反映了我的人生观——与我10年前在休斯顿开始写的那本书已大不相同。时代变了。异乎寻常而又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了——而且不仅仅是在准备付印的过程中。如果真实可信作为标签的法则适用于写华盛顿的书的话，那么以此来概括本书所叙述的事情是再好不过了。
乔治·布什
1987年5月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副总统官邸“向上看，不要向下看；向外看，不要向里看；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并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牧师
1903年9月于美国参议院
第一章　喂，乔治……
1980年夏底特律
政治被看作是关于人民和竞选的事——竞选公职，一直到下次竞选活动——然而，早晚还是要回到旅馆的房间里等着。空气潮湿的1980年7月16日晚上，我正是这样坐在庞恰特雷恩旅馆里，眺望底特律河和远处安大略省温泽市的灯光，和我的妻子巴巴拉，还有我们的孩子及几个朋友一起喝啤酒，吃爆玉米花，看电视，就这样等待着。
等待着另一只鞋子掉下来。（这是形容焦急等待的心情。它来源于一个故事：在一座公寓里住着一位老妇人，她的楼上住着一位年轻人。老人常因年轻人的吵闹声不能入睡。每天睡觉前她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盼望早点听到年轻人脱鞋的响声。当第一只鞋掉到地板上发出响声后，老人安心了一些;听到第二只鞋的响声后，老人方安心入睡。）
第一只鞋六周前在1100英里以外休斯顿我家的起居室掉下来了。我的竞选代理人吉姆·贝克把全国各地的政治顾问召集到一起，讨论我参加总统竞选的前景。会议从上午10点喝咖啡的时间开始，到10点5分就达成了一致看法——参加竞选没有前途：罗纳德·里根将获得提名参加第一轮投票。只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这就是我。
“我们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预选中获胜，”我争辩说：“我们还可以试一试。”
现在一个好的竞选代理人必须具备许多优点。他必须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管理员；必须了解竞赛场上的选手，做到知己知彼；在竞选激烈时必须保持冷静。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对候选人说出他所不愿听的话。
吉姆·贝克是一个好的竞选代理人。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带来休斯顿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非正式的代表统计数字。“乔治，”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也知道什么时候把它们放下才行。瞧瞧这些数字吧。”
他把带来的文件在咖啡桌上铺开，但我没有心思看。我认为，如果我们玩弄百分比，我就不会进人竞选。我回答道：“吉姆，任何事情结束以前，我是从不会放弃的。此刻不是开始放弃的时候。”
吉姆摇着头，“但是，竞选已经结束了，乔治。”他指着那些数字。“看来，你是唯一不知道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他在桌子上摆开另一批数字时补充道：“我们的钱快用完了。”
这笔钱用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竞选上已经太多了，而且用在我的总统竟选上太多了。那天晚上，我和巴巴拉以及我们城外的朋友到我喜欢的名叫莫利纳的墨西哥餐厅去吃饭。我们吃的有墨西哥的菜豆、玉米饼、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和辣椒。我的胃口不错。不管愿意与否，一旦作出了决定，我总是能吃能喝的。
我习惯早起，经常在6点或6点半左右起床。第二天早晨7点以前，我把要发给罗纳德·里根州长的贺电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发出去了。然后，我开始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打电话，感谢他们为我参加这次竞选用去了漫长的日日夜夜。
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起的，但是，好像有2／3的人都探问里根·布什候选名单当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在上午10点左右加勒里亚旅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有人提出来，我断然拒绝回答。全力以赴进行近三年的总统竞选之后，现在要这么快就转一个大弯子，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需要离开一阵于，平静一段时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
此外，我知道谁也不会去竞选副总统，因为这是一项应聘的职务。而招聘人正好是那位总统候选人。
1968年在迈阿密海滩，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比尔·施泰格尔和一些好心的朋友，以及汤姆·杜威和约翰·布里克等几位党内老前辈已放出我可能成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伙伴的风声。由于尼克松本人的提名已成定局，他正在就副总统候选人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他已选定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但是，尼克松知道，要使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引人注目，使电视观众感到兴趣，还需要晚一点宣布人选。
某些新闻媒介的评论家提到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有可能成为尼克松挑选的对象。林赛的情况是这样：他对年轻的投票者有吸引力，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但大多数代表认为他太自由化了。由于需要一位新年轻共和党人的呼声高涨，作为在东部有家族关系的44岁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这种提名法对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何况当时已是一个泄了气的试探气球—一那年我就是这样。在全国代表大会后，我收到尼克松的一封短信，他抽空向我解释为什么没有选我。
“你进行了一场安排得很好的小竞运动，乔治。他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冷静口气说道：“但是，你明白……我确实不能挑选一个只有一届任期的众议员。”他是对的。除了具有一副新的年轻面孔外，我没有什么能赢得选票的条件，而这在全国竞选中是不够的。
1974年尼克松辞职以后，杰里·福特在考虑副总统可能的人选时，我的名字又被提出来。那时，我的资格已经强了一点。我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当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而且在共和党州长和全国委员会委员进行的副总统预选投票中名列前茅。这时，我接到由白宫接线员直接打来的电话。
“是乔治先生吗？”
“是的。”
“先生，请等片刻……总统先生，布什先生的电话已接通。”
“喂，乔治……”
“总统先生，您好！”
“很好，乔治，很好。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将宣布，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名字将作为副总统的提名送交国会批准……”
“好，……好的，总统先生，您作出了很好的选择。感谢您抽空给我来电话。您的确不必。……”
于是他没有解释，然而，这正是杰里·福特的风格。他是一位有头脑的总统，就像他在众议院中是一位党的领袖时一样。
1974年接到关于洛克菲勒的电话这件事是很有趣的，因为洛克菲勒一直坚持说，他不愿担任这个职务。他曾说过，他不愿看到自己当“辅助机器”。早在合众国建国初期，人们——包括一些副总统——就是这样贬低副总统这一职务的。
约翰·亚当斯宣称，他担任这一职务是痛苦的。后来，他当了总统以后又竭力不让他的副总统托马斯·杰裴逊好受。一个世纪后，特迪·罗斯福则喜欢重复马克·吐温关于两个兄弟的笑话：一个当了水手，另一个成了副总统，人们从此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再近一些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位副总统，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南斯·加纳婉转地引用别人的话说，副总统还不如“一桶热乎乎的唾沫”。1932年加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当罗斯福让他担任副总统时，“刺儿头杰克”还是提起了那只桶——即使他为当副总统不得不辞去众议院议长的职务。
28年以后，另一个得克萨斯州人林登·约翰逊失去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让另一个东北部人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约翰逊也说过，他不愿当副总统，而且他本人对肯尼迪的厌恶要比加纳对洛克菲勒还厉害。但是，烟消雾散之后，约翰逊还是放弃了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权威地位，当了肯尼迪的竞选伙伴。
这就清楚地说明：虽然每个人都贬低副总统的职务，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拒绝担任这项职务。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我们的第一任副总统已简明地（即或是病态地）概括的一点。约翰·亚当所写道：“今天我什么也不是，明天我可能就是一切。”！但是，现代的副总统职位除了有感到压抑的一面，也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副总统的威信，如果不是指权力的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提高。当哈里·杜鲁门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他对原子弹一无所知，却要尽快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日子里他所面临的一些重要决定。这件事使后来的总统都让他们的副总统详细了解白宫作出决定的过程。如果有名符其实的总统，那么，名符其实的副总统就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所有这些，在以后的六周里，当我和巴巴拉准备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都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我愿当罗纳德·里根的竟选伙伴吗？是的。我能为此做点什么事吗？不会超出我18年政治生涯中做过的事了。不管来不来电话，对我都一样。
当时，还有一些我参加竞选留下的事未处理完——40万美元的竞选债务。一群基金筹集人使我直到7月中旬完全解决了这笔债务才得以脱身。
然后，我就到底特律去了。
选择副总统候选人一直是现代美国政治中最无法预料的事情。198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也不例外。
为里根参加竞选进行民意测验的迪克·沃思林6月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调查，为里根为首的竞选名单选出最有可能的竞选伙伴。投票的结果是新闻界从里根圈内知情人那里得到的。杰里·福特得票最多，其次是我，霍华德·贝克第三。在沃思林为他的采访记者提供的测验名单上，还有保罗·拉克萨特和杰克·肯普。
作为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在华盛顿受到广泛的尊敬。但是，他对巴拿马运河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支持却引起了许多里根追随者的反感。作为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罗纳德·里根最亲密朋友之一的保罗·拉克萨特，又不能使侯选人名单维持地区性平衡，面这种地区性平衡是每次全国性候选人名单所必需的。供应学派的坚强支持者杰克·肯普除了在纽约州他的选区外，并没有什么名声。
由此看来，副总统的选择不是落到杰里·福特头上，就是落到我的头上。由于前任总统竞选副总统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吉姆·贝克认为，形成里根一布什候选名单的可能性大。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吉姆同里根的竞选代理人比尔·凯西以及其他的里根圈内人物，如埃德·米斯，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接触。共和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并不激烈，然而，如果里根·布什名单是由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话，这种竞争在一些地区就会相当激烈，新闻界会提出某些问题。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我4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州预选时使用过的一个词——“伏都教经济”。这是针对里根提出的经济计划的一个方面说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后来是新闻界和民主党人把它捡起来的。我们能消除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吗？
不管竞选演说如何，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里根和我基本上有着相似的自由企业观。我们两人都赞成减税，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聚集在洛杉矶商讨竞选战略时，我们的谈话再未突出地提到“伏都教经济”。我们同意经济问题是竞选的重要问题，讨论了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的薄弱方面：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高利率和工业停滞。
我和里根一致认为，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但要减税，而且要大量减少政府开支，同时要全面减少联邦政府的官僚作风和规章过细的做法。这些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根本路线。
如果在产生里根·布什名单的过程中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决不是什么经济或政治看法上的根本分歧，而只不过是罗纳德·里根和我之间相互了解得还不很够。我主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他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我们曾见过几面，但从未长谈过。1978年，为了让他知道我准备参加总统竞选，我曾到洛杉矶他的办公室进行过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而，这也只是形式上的会见——真诚而不亲切。
竞选开始以后，我们在公开辩论时的几次见面是在面对面的交锋中进行的——这不是一种有意建造相互了解之桥的环境。
看来，关于沃思林对可能的副总统人选进行预测的新闻是针对里根·布什名单的。但是，从里根阵营中发出的其他消息表明，里根还远没有选定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仍然悬而未决。
16号下午三四点钟——那天夜晚要投票选举总统和挑选副总统——负责给我安排大会议程的迪安·伯奇经过房间时告诉我们，他听说前福特政府的宫员，包括亨利·基辛格、艾伦·格林斯潘、比尔·布罗克和杰克·马什，正同里根的高级职员会晤。人们认为他们将制定一项计划，可以把里根和福特连在一起的“理想名单”。
“这只是一种传说，”迪安说，“但是，我并非不全信这种说法。”他是正确的。大部分大会传说都是短命的，尔后都消失了。但是，到晚上参加会议的代表开始走进乔·路易斯大厅的席位时，关于里根·福特的候选名单传闻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这个传闻一直在散布。
大约6点钟，我吃了点快餐就准备到乔·路易斯大厅发表演说。我的演说安排在进行总统提名之前。从技术上看，这是为了把我的名字从总统候选人中去掉。实际上，它是为了表示党的团结一致而安排的发言，目的在于大会选择罗纳德·里根后能团结所有布什派的与会代表。
这是一次重要的演讲——是我应邀所作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出色的表现能影响副总统挑选过程，平淡的表现同样能影响这一过程，使之倾向别人。
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和杰里·福特出现在电视屏上谈里根选择竟选伙伴时，我正在打领带。正如我后来听到的那样，离几个街区远的罗纳德·里根也在观看这次会见。据以后的报道，当里根听到福特告诉克朗凯特，他认为总统和副总统可以怎样划分总统权力时——迹象表明，显然正在进行某种谈判——里根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福特会公布这些新闻。我之所以吃惊是基于自身的原因。福特所说的内容就是一种总统共同执政制……
迪安·伯奇和我一起去大会厅。他出生在亚利桑那州，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高级助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成了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的白宫顾问。他讲话温和，很少生气，总是能够对政治舞台进行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当我问他是否看过电视荧光屏上福特的那次会见时，他看上去有些茫然。是的，他说，他看过了，但是，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白宫真正采取的方式上看，都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看来，福特会见克朗凯特时所要讲的主要内容——以及基辛格和其他人在与里根的代表会见时试图制定出的——是这样一种安排：里根将负责内务和经济政策，而福特可能依靠基辛格的协助，将负责外交和国防政策。
“把它抛到脑后去，乔治，”当我们穿过人群向后台走去时迪安竭力劝我，“只管集中精神发表你的演讲吧。”
我在努力做的正是这一点：走上通往大会讲台的长长斜坡前5分钟，我把发言稿又看了一遍。这时一个后台工作人员走过来，轻轻拍拍我的背说：“很遗憾，布什先生，的确很遗憾。我一直是支持您的。”
“遗憾什么？”我和他握手时问道。
可您的意思是说，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完了。里根已挑选福特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我们等待着男一只鞋掉下来……
回到旅馆，我确信那天晚上不会再公开露面就换上运动衫和运动裤。我对自己在会场内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表现感到满意。纽约州众议员巴伯·科纳布尔把我介绍给大家以后，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拥护布什的代表们沉浸在一片欢呼中。这次讲话约被10—12次欢呼声和掌声打断。这种情况不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因我已采取了反对卡特政府的立场——这是彻底争取共和党听众的可靠方法——然后，勾画出里根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前途。
当时，除了第二天晚上要在讲台上亮相外，在总统和副总统的被提名人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后，我在大会上的任务就完成了。听不到奏铜乐，没有雪茄烟。而且，暂时也没有悔恨和痛苦。
全力以赴，不要向后看。这是我到30多岁才学到的一课。当时，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才白手起家建起了一家公司。回想那时，我是个经常有烦恼的人。有一次到伦敦进行繁忙紧张的商务旅行。一天早晨，我醒来开始穿衣服，后来突然发现自己倒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我没有感到疼痛，只是觉得头晕。我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我蜷曲着身体爬到床边，按急救铃。
害怕了吗？不，准确点说，是震惊。正当你一直以身体健康而满意时，却因不明的原因使它垮下来了，这就要你马上考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旅馆的医生及时给我检查后，使我放心了。他说，没有什么，只是轻度的食物中毒，给我开了一般药方，并嘱咐我休息。
好厉害的食物中毒！由于整天头晕，我缩短了旅行的时间，乘了一夜飞越大西洋的飞机返回了休斯顿。在得克萨斯医疗中心，我的朋友和医生利洛·克雷恩博士告诉我，我患了出血性溃疡。幸运的是，流血已自动停止。
出血性溃疡？别人才得出血性溃疡呢。是他们神经有毛病，而不是我。
克雷恩博士很快就让我抛弃了这种成见。“乔治，你得了典型的溃疡病，”他说。“你这个年轻商人，只顾一个劲儿地拼命往前闯，你想做的事太多，担心的事也太多了。”
我告诉他这是我的一贯作风。时至今日我已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
“还是改变一下好些，否则10年内你就不能到处跑了，也可能是五年。”他一边给我开短期处方一边说。
当时他完全吸引住我了。“我暂时给你吃一些药，另外要严格限制你的饮食，”他继续说道。“但是，这只能控制住你已经给自己造成的损害。如果你想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那就要看你了。”
他开的长期处方不是吃药，也不是限制饮食，而是从我的病源下手。我一辈子都得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下工作，设法不让愤怒或失败影响我的思绪。而我从来没有多考虑如何控制自己的精神。然而，由于我领悟了克雷恩博士讲的那番话，情况起了变化。我的溃疡终于完全治好，以后再也没有犯过……
虽然医生讲的都是些通常对工作的做法，但是通过这次患出血性溃疡才使我信服。“你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你不能什么事都做，”他说。“要学会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你能改变的事情上，不要为那些你不能改变的事情担忧。”
如果说什么时候的情况属于后一种，我觉得在底特律的那天晚上就是这样。我的几个孩子因副总统提名没有我而感到不安。我则记住克雷恩博士的忠告收看电视新闻。然而，当孩子们听到他们的父亲被联播节目的分析家们勾销时，他们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我告诉他们要安静下来。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联播节目的权威评论家们说，船只已经启航，留下来的问题就是里根和福特的代表们需就几步较小的细节进行磋商，然后“理想名单”就将成为事实。
“理想名单”：从理论上，我能看到它的好处，这就是可以使杰里·福特在政府中的工作经验以及他个人的声望重新为国家和共和党服务。尽管1976年福特败在吉米·卡特手下，但他是带着公众对他的极端尊重和爱戴离职的。可是罗纳德·里根能够找来使局势对吉米·卡特政府不利的最合适人选竟然是四年前被卡特击败的人，这个主意难免引起非议。
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在自己政治生涯中登峰造极的人能适应第二号人物这个角色吗？杰里·福特毕竟亲身参加过总统竞选，当时他作出决定后就把消息传给他的副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假如他对竞选战略的想法和里根的不同呢？
更重要的是，选举以后里根一福特班子将如何工作呢？一个负责内务——经济政策，另一个处理外交——国防政策的总统共同执政制能真正发挥作用吗？像迪安一样，我非常怀疑。椭圆形办公室内只有一张办公桌。
旅馆房间的电话铃响了，吉姆·贝克和一个刚从里根一福特谈判会上来的人通了电话。吉姆用手捂着话筒朝房间另一边喊着。“安静，”他说。“这件事即将见分晓了。有人在作进一步考虑。”
房间里有些活跃，但在我思想里这个问题早已解决。时间已晚，经过一天的紧张以及为准备发言稿和在大会上发言，我已精疲力竭。即使里根一福特作为候选人的名单不能产生，也可能提出其他名单，而不一定就是里根一布什。无法预料的因素会起作用，它对出其不意提出的副总统候选人有利——1964年的比尔·米勒和1968年的阿格纽都是这样提出来的。如果里根一福特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那么，就可能是里根一拉克萨特，甚至是位从未提到过的人。
我确切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对这种局势没有多少办法。虽然沃思林的民意测验和里根圈内的人，如埃德·米斯和比尔·凯西，可能造成名单上有我的情况，但是，能否成为总统候选人，归根到底，要由本人的才能而定。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情报部门打来的，电话中说：“如果你们需要什么的话”，他们就在下面两层的一个房间里。
“需要什么？”由于对这个电话感到奇怪，有人问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就得到了回答。电话铃又响起来，这次是找我的。
尽管语调和我记得的那个我们在大会前进行预选辩论时的口气不同，但是，这个声音我绝不会弄错。
“喂，乔治，我是罗纳德·里根。”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要去大会宣布，我挑选您做副总统……如果这对您方便的话。”
无法预料的因素：政治对于不喜欢出其不意的人来说是搞不得的。当我盼望这个电话的时候，它不来；现在，我并不盼望它时，它却来了。事实上，整个事态发展颠倒过来得那么快，以致我还没有完全领悟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的神志还足够知道怎样回答里根的问题：
“那将很荣幸，州长。”
对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乔治，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施政纲领或是什么别的原因吗……以后会有什么事使你不安吗？”
看来，这是总统候选人向未来的竞选伙伴提出的一个不寻常的问题，这告诉我，罗纳德·里根与其他政治领袖有所不同。有什么使我不安的吗？这些天，人们就可能的副总统人选普遍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什么事情可能使我很不安吗？”
我告诉他：无论是施政纲领，还是他对任何问题的立场，对我来说，都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能够一起工作；最要紧的是，他在11月大选中获胜。
“好的，”他说。“我将去参加大会，然后，我们明早聚一聚。”
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把听筒慢慢地放回叉簧架上。巴巴拉和孩子们从房间那头跑过来，我们互相紧紧拥抱。吉姆·贝克和迪安·伯奇和我握手。不知是谁打开了电视。“不是福特！”电视播音员从大会现场大声喊道。“是布什！”
10分钟前还在谈论政治余波的旅馆房间，突然沸腾起来：朋友们、工作人员们、来访者、情报局的人挤满了房间，里面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但是，我不在乎这些。像这样的欢呼声，比起另一只鞋落地的声响要悦耳得多。
第二天早晨，我和巴巴拉到里根住宅的起居室会见了里根夫妇。他家位于文艺复兴中心广场，离庞恰特雷恩旅馆不远。
后来，新闻界把我们的这次会见说成是一次战略会议，是离开底特律之前协调我们的政治步调的机会。像这种政治会见通常是不会认真地去讨论战略或各种问题的，也不会去谈导致挑选我当副总统候选人的那些令人兴奋的事件。
一切已成为历史。这是过去的种种造成的后果，而按政治礼仪，竞选伙伴是不会去回顾过去分歧的。我用不着管我不是里根的第一选择。我知道，重要的是6个星期、6个月、4年以后，里根将会知道。不管他是怎么作出的抉择，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总统候选人热烈欢迎我和巴巴拉，丝毫没有一点我们预选竞争中留下的紧张情绪。几分钟后，南希·里根也来了。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谈着家庭、朋友以及大会将如何进行。这是一次闲聊。然而，在当时，所谈的每一点却和关于大政治战略的会谈一样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即使总统和副总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针锋相对，他们长期的政治关系只能像他们的私人关系一样牢固。不管那天晚上千百万美国人看到什么——里根夫妇和布什夫妇在大会闭幕式上微笑着和挥着手——我们彼此观察对方仍然是通过小小的政治经验镜头，而不是通过个人经验镜头。
以后的几天，当我们按照大会程序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和群众大会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活动日程的安排，将在休斯顿开始竞选，届时里根夫妇可能要到我家进午餐并会见我的家人。一个得克萨斯州规模的群众大会将在加勒里亚旅馆举行，这正是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总统竞选的那家旅馆。
7月18日晨，我们乘坐里根参加竞选的波音727飞机飞往休斯顿。长长的要人车队进人市区，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对巴巴拉说，这比大约32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第一次来到得克萨斯州接受艾迪柯培训时排场得多了
第二章　究竟是什么使你来到得克萨斯？
1948年夏奥德萨
天气炎热，但不是我记忆中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时期那种仲夏天气的潮湿闷热。这是得克萨斯的干热，这种酷热能把沥青变成黑硫砂，能使仓库墙上的油漆起泡剥落。三位数字的热度使适应野外生活的得克萨斯人不得不躲到附近的树荫下。
休·伊文斯是过惯野外生活而自由自在的得克萨斯人，他同我在奥德萨的艾迪柯公司供应仓库一道干过活。我喜欢休这个人，但同时称他是一道干过活的人可真勉强，因为他是那种只要见到一点体力劳动就退避三舍的人。每天上午我们所有其他人都去喝咖啡时，休就无所事事地呆着作《资本论》的第4卷，是他的经济理论的历史批判部分。写，到听见老板的追逐声传来，他便逃之夭夭了。
“我想还是到内尔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他到街上去吃午饭时说，“告诉奥尔·比尔，我马上就回来。”等到休回来的时候，我们艾迪柯的老板比尔·纳尔逊已经分派了一整天的重活，如卸设备和整理工具。
可是这天上午，休的时间选得不巧。那天老板心中早就盘算着要做一件事。正当休再度出现在门口过道时，老板说：“乔治，院子那里那些油泵脏得太不像样了，你和休去那儿把它们弄干净吧。”
弄干净意味着从仓库货架上提走油漆罐，搭上公司的小卡车到存放油泵的那个院子去。任何过往油田的人都见到过油泵在工作时的情况——庞大的铁结构在一长杆子上一推一拉地工作着。它们大小规格的不同取决于油井的深度，但所有的看起来都像小铁马。
我们要弄干净的是在烈日下烘烤了好几周的怪物。那意味着麻烦，因为给油泵刷漆的唯一办法是你要骑在主要的横梁上，从顶部到底部移动。想想看，骑着不带马鞍的热烙铁，你可以想象出那种景象。
休·伊文斯在这之前上过这个当，他大概不想重蹈覆辙。所以他开始在最大的油泵设备底部工作，慢腾腾地不卖劲地干着。大约5分钟后，他停止工作，点燃一支烟，溜到附近的树荫下去了。
从那时起，我独自一个人在那儿刷涂了。
“喂！乔治，你知道我们离开仓库时温度计上是多少度吗？”休从25码以外10英尺以下的地方说，“105度，但外面是干热，所以你感觉不到那么高的温度。”
我朝下看，见他又燃起了一支骆驼牌香烟。他靠在树荫下，喷吐着烟雾，哀叹着这太不公平了。
“如果你问我，我得说，在这种折腾人的鬼天气里让人们去漆油泵设备，”他说，“那真不公道。”
这就是过去的休。可以想象，倘若他使某人触怒了老板比尔·纳尔逊，他忽略了他的同事不会同他一道干。休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一个年轻的东方傻瓜，一个知道圣经而不知道天使的大学生。他是对的，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但无论休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使我显得很好。比尔·纳尔逊知道干出来的活儿都不是休干出来的。我想，比尔迟早会告诉艾迪柯的达拉斯分公司说，新来的实习生布什工作得很好，他每月的工资应该在三375美元以上。
几个钟头过去了，温度也降下来了。我们的工作结束的时候，气温不会超过98度。我受尽了折磨，后背部下端已被烤得受不了了。但是每个油泵都有了新的涂有艾迪柯的黑色和桔红色外壳。
“好极了，乔治，”休·伊文斯赞赏我的手艺说，他眼睛看着油泵，然后慢慢转向皮肤晒黑、油漆斑斑的我。显然，他在考虑什么。“乔治”，他说，“你不会介意我向你提一个个人问题吧？”
“休，那要看你想知道什么？”我回答说。
“只告诉我“，他说，“究竟是什么使你来到得克萨斯的？”
这个问题需要给予一个长长的答案，但是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决定给他一个简短的回答。我说，使我来到得克萨斯的是一个学习石油业务和赚钱的机会。休听着，然后摇摇头说：“那你来到了错误的城镇，能赚钱的地方正是米德兰。”
他是对的，米德兰在东北20英里，在80号公路的上端。其他新来的人就是在战后得克萨斯开采石油热的日子里在米德兰定居下来的。正是那儿，石油生意成交，而在奥德萨这个城镇，油田设备卖了，钻井承包商把钻机闲置在那儿了。
米德兰有投机商；奥德萨有承包商。米德兰有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奥德萨有手工钻机操作者、杂工和半熟炼工人。米德兰有钱，奥德萨有力。总而言之，奥德萨不是一个24岁退役海军军人发财致富的地方，无论是一步登天，或者是逐步发迹。从直截了当的经济观点来看，我还是请我舅父赫尔比·沃克提供一个机会让我加入他的证券经纪公司比较好。
但我来到得克萨斯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全部理由同下列情况有关：我来自何方，到过何处，我这一生希望到何处去——从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到小笠原群岛，到耶鲁，最后，到1948年夏天对我和我的妻子巴巴拉意味着什么的奥德萨。切实地说，那年夏天把我带到得克萨斯来的是一辆1947年出产的史蒂倍克流线型双门小轿车，它是我在大学里最后一年花了150o美元买来的，这车周围都有窗，鸡冠红色，具有微抛物线形的最新式设计。按纽黑文地方的标准来看，那时我显得有点俗气，但等我在海军里待过三年之后回家时，我对于从生活之中要得到些什么有了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什么并不比我不想要什么来得明白，我不想干任何一成不变和一见就明白的事。我是在战争年代成长的，见到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过危险的处境，也忍受过失去密友的痛苦。像许多其他退役回家的军人一样，从年龄上说我是年轻的，但从外表看我却成熟了。我所了解的战前世界并不使我感到兴趣，我那时在寻找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在现存的生活模式之外带有挑战性的生活。我看不到自己对于开始工作然后回家这种每周五天周而复始的生活有什么乐趣。
幸运的是与我结婚的人同意我这种与旧生活决裂的想法。巴巴拉和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结婚的。当时我还是耶鲁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我们却就我们这一生中该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谈论很多，我们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次，我们读完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著作《农庄》以后，我们曾认真地考虑过要去务农。那种自给自足的理想以及被布罗姆菲尔德说成是农庄生活组成部分的那些基本价值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格兰特伍德所描绘的景象仿佛呈现在我们面前，金色的麦田延伸在中西部蔚蓝色的天空之下，有一个家庭在那农庄里生根发展。
然后，我们开始更深一步地调查农庄的经济生活。不仅是要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成功地经营一个农庄，而且还要弄清楚对于土地、牲畜和农庄设备的第一批投资需要多少。算下来超出了我们的负担能力。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筹集这笔钱。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这种营生不是我们两家所能干得了的。
我父亲，老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位布朗兄弟和哈里曼股份公司的投资银行企业合伙人。他能挣钱，所以我们一家过得舒适，但并不奢华。在挣钱、存钱、花钱的问题上，父亲是信奉老本·富兰克林习字簿上写的至理名言的。在其他方面，我父亲和母亲也是不折不扣地体现了清教徒的道德准则。他们的孩子——我的哥哥普雷斯、弟弟约翰和布巴克，妹妹南希以及我——都已长大，懂得生活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支取的银行户头。我们需要什么，应该先去挣钱。我们从小就懂得如果一有病痛或发生什么严重情况，那么一家人会互相帮助，但是我们一旦离开了家庭，我们在事业上或以后的生活上发生了什么，那就都得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了。
如果我确曾相信有一桩前景牢靠的事业需要讨论，我早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找父亲。然而，不管我们怎样看，乔治和巴巴拉农庄办成了一个风险大、有投资却无收获的事业。
我们有另一个甚至更好的理由使得我们从未考虑去我们家中要钱。与旧生活决裂就意味着我们要靠自己生活。我在海军时积攒了3O00美元。钱不多，但足够我们自己开始独立生活。我们那时还年轻，才20出头，我们要开创自己的道路，犯自己的错误，缔造自己的未来。
事实上，我仅仅做着我们父母那一代曾经做过的事。他们是移居到新英格兰谋生的中西部人。父亲来自俄亥俄的哥伦布，母亲出生时名叫多萝西·沃克，来自圣路易斯。
我父亲最初到东部去上学。他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陆军的野战炮兵部队，当时美国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遣送到海外后，晋升为上尉，后来回家便开始经商。我祖父塞缪尔·P·布什是哥伦布巴凯钢铁铸造厂的董事长，但父亲对到那儿去工作不感兴趣。他在我母亲的故乡圣路易斯的西门子五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父亲是个企业管理人员，他擅长改组失败的公司，使公司扭亏为盈。他在西门子公司工作了多年之后又受雇于休普产品公司的债权人，清理该公司的财务。这个公司是一个室内装修公司。当父亲指出问题所在——具体说就是获取非法利润——休普先生自己揽下了过错。这导致了一场经济管理危机，而这在企业管理法第101条中没有说明。我父亲不得不在办公桌抽屉中放一支上了镗的手枪。当休普先生被宣判犯有诈骗罪之后，这种形势才最终得到了解决。体普的债权人要求父亲留下经营这个个公司。他干了，干得很出色。经过一系列兼并，该公司最终成为美国橡胶公司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的父母已开始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我哥哥小普雷斯生于1922年，那时父亲在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西门子公司工作。到1924年6月12日我出生时，全家已迁往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那时父亲就在那里的美国橡胶公司工作。当那家公司将总部迁往纽约以后，我们家也终于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冶附近定居下来。
我们家经常搬来搬去，那段时间正是汽车在改变着美国19世纪旧生活方式的年代。好多年以后，当我到金斯波特进行旅行演说时，我遇到一位老太太，她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我父亲曾在那儿工作。返回华盛顿途中，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父母不曾迁往新英格兰而定居在金斯波特，我的生活会发生多大变化呢？我会移居到得克萨斯州去吗？会不会跟霍华特·巴克和比尔·布罗克一起参加到东田纳西的共和党政治生活中去呢？很可能去得克萨斯，我从18岁时起似乎就已命中注定如此。甚至当我在海军的日子里，我被派往的航空母舰“圣贾辛图”号挂的就是得克萨斯州的州旗。但我从事政治起步有点晚，因为在我长大成人时，我们的家庭与政治的关系还不多。父亲是共和党人，还曾积极为州的党组织募集基金。但当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少谈论政治。每周一次，我父亲作为会议主席参加格林威治市镇会议，与其说是在尽政治义务，还不如说是在尽公民义务。
直到1950年，在我到得克萨斯两年之后，我父亲才第一次参与政治上的角逐，他当上了美国参议院的候选人，当时他年已55岁。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他这么做的。他在企业界已有名气，现在感到有一笔债要偿还。
《新闻周刊》杂志在一篇关于参议院竞选的文章中引述了一位被称为“无情的政治作家”所描述的有关我父亲竞选的一段话：
“普雷斯有一个陈旧的观念，那就是一个人获得的利益愈大，他对公众服务所承担的义务也愈多。他相信这一概念，也讨厌它。我相信他。”
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险胜汤姆·杜威后，父亲关注两党制的前途。到195O年，共和党已在野18年。除总统位置外，民主党在这18年中控制国会达1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5年，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联合国仍然统治着美国的政治。共和党面临永远处于少数地位的威胁。
那时，共和党大致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划分的线分裂着。一边是老孤立主义者，他们在战后年代总的说来反对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的观念。另一边是这么一些共和党人，他们支持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并且相信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必须对全球事务起积极作用。
父亲赞成北约。他站在人们在1952年所熟知的党内艾森豪威尔派一边。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共产党在东欧和亚洲的入侵——这个问题在1950年6月美国和盟国军队派去阻止北朝鲜接管南朝鲜时就看得更清楚了。
我父亲在195O年康涅狄格州的竞选中，显示出他适合于发展成为一个能代替民主党的新政和公平政策的高层共和党人。当时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参议员是威廉·本顿。父亲在862000张选票中仅以1000票之差落选——这对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来说，显示了他强大的力量。两年后，当高级民主党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去世时，父亲被提名去参加一次特别选举的竞选，以便填补这个任期未满的位置。那时巴巴拉和我专程从得克萨斯赶去为他助威。他终于击败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取得了参议院的席位，并在1956年击败托马斯·多德再次当选。多德和里比科夫一样后来也进入参议院。我父亲在参议院服务整整10年。他于1962年退休——正是那年我在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开始了我自己的政治生涯。
对于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长大起来的布什家五个孩子特别是两个大孩子小普雷斯和我来说，我父亲对我们在如何观察世界的方法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有位作家曾经描述我父亲对我的生活有着“唯一最大的影响”，他的话只是部分正确。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和榜样作用。父亲教导我们如何去履行职责和进行服务，母亲则教导我们如何对待个人生活和处理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像父亲（以及我外祖父）一样，母亲是一级运动员。她身材并不高大，但她能与任何人比赛网球、篮球和垒球——因此，我不记得母亲在哪次竞走中没得到第一。即使在她10多岁的儿子们长得高过她的时候，只要我们自以为是太过份了，她就能让我们收敛收敛。
50年以后，母亲对任何来自她的孩子那里听起来像是“自吹自擂”的言谈，仍然是那样警觉。她在读完一段关于我竞选演说的新闻报道后对我说：“乔治，你对自己说得太多了。”我指出，作为一个候选人，选民期望我告诉他们关于我是否够资格当选的一些情况。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勉强作了让步，她说：“好啦，这我懂，但是你要努力克制自己。”
甚至在我当了副总统以后，有一次总统在电视上发表国情咨文时，我也在场，当时母亲就打电话给我，要我端庄一些。她说，我在里根总统演讲时阅读东西，这对我来说看起来不大得体。当我向她解释说，为了跟上总统的讲话，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和我事先得到了讲稿的副本。她并没被说服，仍说：“我真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什么必要。你只要注意听，就会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了。”
有时，母亲对我作为副总统的行为举止向我提出更为细致的建议。有一次，她打电话对我说：“乔治，我注意到里根总统对南希多么体贴，我还从未看到过他先于南希下飞机或者走路时走在她的前面，他是如此体贴人！”我记住了她的教诲。
像我父亲一样，母亲对孩子们的批评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是我们的最大支持者，我们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来支持我们。他们信奉一种抚育家中孩子的老办法——有足够的爱护，也有严厉的纪律。宗教教育也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晨，当我们围着桌子吃早餐的时候，母亲或是父亲就给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家是圣公会成员，所以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去格林威治的基督教堂做礼拜。
我们是个亲密、快乐的家庭。感到最为亲密、最为快乐的时刻是在每年的夏天，到那时我们五个孩子，还有两条狗，挤进一辆面包车，由母亲开着车去缅因州肯尼班克港的沃克角。沃克角是为纪念我外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和他的父亲大卫而命名的，他们两人合伙把它买来作为假日的家庭别墅。
外祖父沃克先生生在圣路易斯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以17世纪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的名字命名。他是中西部的商人，是比我在俄亥俄的祖父山姆·布什更富有自由精神的企业家。他攻读法律以后，就跟他父亲一起经营自家的企业爱丽·沃克公司，这公司后来成为密西西比西部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公司。过了一些时候，他的自由精神使得他开始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G·H·沃克公司。
他是一位体育家，同时又是运动员。他年轻时就进行艰苦的体育活动，成为密苏里的业余重量级拳击冠军。晚年时，他爱玩高尔夫球。他不仅高尔夫球打得好（让六到七分），而且是国际高尔夫球规则委员会成员，并且从1921年至1923年担任美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
外祖父沃克在圣路易斯的一位最为亲密的朋友德怀特·戴维斯创立了业余网球锦标赛——戴维斯杯。他提议为高尔夫球创立一个类似的国际业余比赛。1923年，外祖父采纳了这个建议，创立了沃克杯，这一奖金迄今每年授予同英国最佳业余高尔夫球手竞赛的美国最佳业余球手。
这就是我以其名字命名的外祖父。但我的命名也不是没有周折的。我母亲下不了决心用外祖父的哪一个名字给我命名，起先倾向于用乔治·沃克，后来想用赫伯特·沃克。到了要洗礼的时候，她终于决定不去选定哪一个名字，索性给我取名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几年以后，我父亲对我的名字又有新的想法。母亲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的：有一天，父亲拖住妈妈到一边说，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外祖父沃克的那些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们叫他“波普”，并开始叫我“小波普”和“波皮”。父亲说，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名字无关紧要。如果作为一个绰号跟着我一生，那可不行。
父亲经常作正确的预言，但这次他错了。一直到我在海军或去得克萨斯时，“波皮”这个名字都不曾跟随过我，现在也没有人用它称呼我，除了它偶尔成为“都丽斯伯瑞”漫画中的人物，这是因为我当了副总统的缘故。
对布什家庭中的年轻成员来说，夏天的缅因是可能碰到奇遇的一切地方中最好的一处。我们为了寻找海星和海胆得消磨许多时间，这时那些棕色的螃蟹围着我们的脚边爬来爬去。那儿有奇妙的潮水潮汐涨落；有令人感到冷爽的空气散发着咸盐的气味；晚上海浪拍打海滩，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暴风雨会突然席卷布满岩石的海岸线，创造出自然界的奇景。
还有，我们爬上外祖父的“汤姆孩童”号龙虾船出海冒险去钓鱼，试试我们的运气如何。那时候，好斗的青鱼还不曾来到缅因海岸，而我们的目标只是希望拽回捕获的小鲭和绿鳕。外祖父相信用简便的方法能钓到鱼。只需要一根普通的绿色钓鱼线，绕在木板上，拿一块从旧衬衣或手帕上弄来的布条作诱饵就可以了。
这不是什么幻想，我们也不需要幻想，如果鲭鱼快游时，什么东西它们都会咬的，那大个儿的——对当时的普雷斯和我来说算是大的，有一磅半或两磅重吧——会猛烈撞击，还会进行一场相当艰难的战斗。大家提着自己捉到的鱼——特别是漂亮的绿鱼——走到一起，然后并排坐下来吃着冰淇淋，一直呆到很晚，完全是为了夏日的消遣。
正是外祖父沃克，他首先教我们怎样驾船和泊岸。在普雷斯11岁和我9岁时，我们得到许可由我们自己驾驶“汤姆孩童”号去大西洋了。
普雷斯和我都还记得那第一次海上历险的情景，我们兴奋地靠自己做着我们曾经看到外祖父所做过的事，兴奋地实践着外祖父曾经教过我们怎样应付急流、海浪和潮涌。
我长大以后学会了操纵艇外推进机和汽艇，而且能驾驶汽艇高速度地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穿行。驾船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本能。我喜欢驾驶着马力大的机器，喜爱开足马力在惊涛骇浪中搏斗的那种真实感受。海浪涌来，使船尾高高抬起，而令船头下落，来回起伏，气势澎湃。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那时我应该到哪一个部队去服役已经毫无问题。我当时立刻想到要去海军航空部队。因为大学要到第二年秋天才招生，所以不得不等等。我真想立即应募入伍，越快越好。
六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安多弗菲利普斯专科学校的毕业文凭。陆军作战部长亨利·斯廷森从华盛顿来到学校发表毕业典礼演讲。他告诉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战争会是长期的，尽管美国需要战斗人员，但我们在参军前接受更多教育，将来会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典礼结束后，在演讲大厅一个挤满了人的过道里，父亲提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我的未来计划的问题。父亲是一位仪表堂堂的人，身高6英尺4英寸，有着一双深陷的蓝灰色眼睛和有回声的音调。
他说，“乔治，部长有没有说些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
我回答说:“没有，先生，我还是要去参军。”
父亲点点头并握握我的手。
在我18岁生日那大，我到波士顿宣誓进人海军，当一名二等水兵。此后不久，我乘上一列铁路客车南去，到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海军的飞行前训练。
我人伍学飞行，像学弹钢琴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弹《蓝色狂想曲》一样，在我抵达查珀尔希尔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戴上皮头盔和防护镜。由于缺乏飞行员，海军将飞行员训练课程缩短10个月，但飞行训练不存在捷径。几个月后我才终于爬进了海军二中队的一架N－2S教练机——海军的“黄祸”号，一架两个座舱敞开式的飞机。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我的教练以为我仍然是个毛孩子，将这么一件昂贵的海军设备让我使用很不放心。
翻阅剪报簿上当时所拍的照片之后，我不好责备教练了。我是比其他受训的人年轻——在我放单飞时，我是海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员。更糟的是，我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还轻，这一点已足够使我心中明白了。当巴巴拉来访时——她是在去南卡罗来纳上学的路上经过这里的——我甚至让她把自己说大一点，要她把自己的年龄说大几个月，告诉任何问她的人，说她是18岁，而不是17岁。
六个月前，找们在一次圣诞舞会上相遇，我现在不太记得起当时人们的穿着，但那特别的场合在我记忆中很突出。乐队奏着格伦·米勒的曲子，我走向从纽约州拉伊来的一位朋友杰克·沃曾克拉夫特，问他是否认得舞池对面的那位身穿红绿相间节日礼服的女孩。他说，她是巴巴拉·皮尔斯，住在拉伊，在南卡罗来纳上学。要我为你介绍一下吗？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人人都有的想法。于是他为我们介绍了，正在此时，乐队指挥决定改变舞步，从狐步换为华尔兹。因为我不会跳华尔兹，我们坐着没跳舞。几个曲子奏过去了，我们聊着天，彼此就这样结识了。
那是一次像小说里描写的那种会见。尽管那年头大多数青年男女之间是认真严肃的，但也会这样说起他们的第一次相见。3O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的青年人伴随着现代心理学家称之为增强了的意识，生活在不安之中。那是一段不安定的岁月，每天黄昏给人们带来戏剧性的电台新闻广播——爱德华·默罗发自伦敦，威廉·夏勒发自柏林——报道着一场我们所知道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战争。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巴巴拉来查珀尔希尔探访我的八个月期间，她和我已从单纯的“严肃”相处进展到彼此与对方家人相见并共度时光——这对当时的少男少女们来说是跨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在我放单飞行和接受高级飞行训练以后，我们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43年8月，她参加了布什家庭在缅因的夏日聚会，在划船和钓鱼的游览旅行中，我们秘密地订婚了。秘密得连德国和日本的高级司令部都未曾察觉。当年12月，我们公开了我们订婚的事，虽然我们知道结婚还是几年后的事。我在罗得岛查尔斯城海军航空站受训的日子逐渐临近结束。1943年秋天，我被分配到VT—5l部队，这是一支随时准备开赴太平洋执行任务的鱼雷中队。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八个月，《生活》杂志登载了一篇报道，题目叫“回到父岛列岛去”，讲的是关于对两个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军官进行审判的情况，这两名军官被控以杀害过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以及甚至更为震惊的吃了人肉的罪行。
我是在离开海军不久进人耶鲁大学作一名新生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的。它使我回忆起战时我所度过的最坏时刻。
那是1944年9月2日的一天，是我们中队VT—51从“圣哈辛托”号起飞对小笠原群岛进行集中空袭的第二天。“圣哈辛托”号是海军中将麦克米彻尔的第58特遣部队所属八条快速航空母舰之一。我在那天的飞行日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坠落海中——靠近小笠同群岛——敌人行动。
在“乘机者”一项下面是德兰奈和海军上尉怀特的名字，杰克·德兰奈是我的“格罗曼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上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机枪手。威廉·G·怀特是中队的射击技术教官，他在那天是代替我们正式的回旋机枪手利奥·纳都执行任务的。
VT—51中队装备有26架F6F“女妖式”战斗机和9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快速而机动的“女妖式”战斗机，使得天空中的敌机匿迹。“复仇者”号已赢得了这样一种声誉，即被认为是在周围地区最大最好的单引擎轰炸机，用来运载鱼雷，下滑轰炸，反潜艇巡航以及在两栖部队登陆时提供空中掩护。它带有一个三人机组——飞行员，回旋机枪手和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枪手或叫“蟹刺”，还有200O磅炸弹的有效负载能力。
那天的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一个无线电通信中心，父岛列岛是小笠原群岛中三个岛屿之一，其余两个岛是母岛列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令人难忘的太平洋岛屿硫磺岛。在头一天，德兰奈、纳都和我已经执行过一次飞行任务，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高射炮阵地。我们炸掉了一些，但还不够。在岛上深挖地下掩体的日本人仍然有强大的防空后备力量。
德兰奈、纳都和我远在国内时，当VT—51第一次归属“圣哈辛托”号时就在一起了。
我们曾在威克岛、帕芳岛、关岛和塞班岛的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也执行了许多次紧急命令，其中包括一次在海面上的迫降行动，我们都安然无恙。那次迫降是因为我们的飞机出现了漏缝，而当时飞机上运载着打算对付敌方潜艇的四个深水炸弹。你怎样把腹下带有四个500磅炸弹的一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降入水中呢？要非常小心，令人紧张得肾上腺素在体内奔流着，嘴上在祈祷，食指和中指交叉成十字。
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和沿东海岸进行的飞行训练中，我们曾学过如何测定风速和海浪高度。我得知风速约每小时15海里和海面上有相当大的风浪之后，将飞机的头部尽可能调高而不冒失速的风险。我们降落时让尾部在下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机翼滑行，一俟飞机下沉，已将救生筏充气并开始划桨。
我们觉得幸运。在数秒钟内当飞机的鱼雷因其保安设备承受不住水下的压力而爆炸时，我们甚至更觉幸运。然后，大约过了30分钟，这次迫降事故得到一个愉快的结果，即美国舰船“布朗森”号驱逐舰看见了我们的救生筏并将我们救起。
像大多数“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飞行员那样，我喜欢这种同心协力的精神和同事之间友谊和忠诚的表现，这些已经成为三人机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跟我的飞机已经形影不离的了，所以为它取了一个诨名，叫“巴巴拉”。
“复仇者”号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并不快，非官方的海军界以“低而慢”来描绘它。正如利奥·纳都曾经描述的那样，这种轰炸机“下降速度比它飞行还要快”。其巡航速度约每小时140海里，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可减速至小于每小时95海里。但是，它是坚实的，而且是平稳的，它坚实而平稳得足以即使在不良的降落中也容许飞行员有一点误差。回顾飞行训练时，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鱼雷轰炸机所给予的挑战，喜欢俯冲向下飞近水面以及开足马力飞行的激动场面。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同一架飞机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相比拟。开始时，它是那么令人可怕，但很快你就习惯了。“圣哈辛托”号是一条新型的轻量级航空母舰，在它的经过改装的巡洋舰船身上有一条很狭窄的飞行甲板。下降时要集中全力作一紧促转弯飞入船尾，然后沿着着陆航线飞行，并注视着信号军官是否摇动他的桨形信号工具，以便让你知道飞得太高或太低。你要是把飞行“姿态”变动一下，就会坠入海中或坠毁在甲板上——像我有一次看到的一架“女妖式”飞机的飞行员，他从关岛飞行返舰时，没有挂上舰上的着陆拦机索而坠毁。
我们中队在一次出击后正在进舰：首先是“复仇者”号进人，然后是那些战斗机。我已经降落了，并站在甲板上观望着，那时看到一个飞行员把他的节气阀向前紧压，试图再行升空，但失去了空速。他的飞机打了个转，直到撞到一炮位才停住。那位炮手被甩了出来，炮手的一条仍穿着鞋子的断腿就在几码远的地方颤抖着。40多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在我眼前出现。
当此不测之事发生时，中队的另两名成员在我旁边。我们都深知战斗的风险，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亲密的朋友：我第一位同房间住的同事吉姆·怀克斯有一天在执行一次例行反潜艇巡航任务中一去不复返。但我们没有人看到过死亡离我们那么近，来得那么突然。有四个水兵几秒钟前还和我们在一起，仅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中送了命。
后来，为了打破紧张局面，主管甲板上船员的海军军士长走过来，大声发令道：“咳，你们这些家伙，快给我干活去。还有些飞机在上面，它们无法在这样一团糟的地方降落。”战争似乎有它自身的一套反常的逻辑。
9月2日早晨，6点多，我在待命室接受第二天空袭父岛列岛的最后命令。命令说，第58特遣队南飞后改为由海军上将“公牛”哈尔西管辖下的第38特遣队。这一转移计划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立即进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把小笠原群岛上敌人的简易机场和通信设施炸掉的话，日期就定在当天。
无需有人来提醒我们，此行是艰难的。在头一天，我们曾飞入敌方强大的空防炮火区，并损失了一架飞机。小笠原群岛距东京600英里，是一个关键性的补给和通信中心。日本人为了拖延战斗的时间，已深挖了地下掩体。我们意识到，我们越接近敌人的老巢，遇到的抵抗也就越猛烈。
当特德·怀特走近我，要求在此次空袭中暂代回旋机枪手时，他是知道这一点的。特德是同我有私交的一个朋友。我们两家过去在家时就彼此熟悉。作为射击技术教官，他想在实地战斗条件下检验一下装备的性能。
我们预定在7点15分起飞。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你必须快一点，只要机长同意，纳都是不会介意的，我当然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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