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了指自己的胸牌：神经外科助理教授。
“恭喜你。”我说。
“恭喜你哦。你可是非常出名的。你去年的那个案子，叫什么来着?”
“凯米雷根。”
“对，你用自己的专长破了那案子。”
破了案子?上帝呀，饶了我吧。
“我没想靠那个出名。有人死掉了，热纳。”
“哦，我很抱歉。”然后她追问道，“这次你为什么回来?又是一项大调查吗?”
就在此时，她的呼机响了。上帝显灵了。
“见鬼，我得去忙了。”
“那去吧。”请，请你去干你的活吧。
她从白外套中抽出一支钢笔，在一张纸上涂写了一个号码，“有空呼我。我会很高兴赴你约的。”
可我是不会约你的。我点点头，接过纸片，看着她快速穿过图书馆。
回到更愉快的任务——寻找多萝西·张。我先从Google开始。你能想象，这里有成千上万条参考信息。太好了。
来自两年前的旧金山中美协会的新闻发布：
ABC电台第7频道新闻节目主持人多萝西·张，于昨日回到本社区，担任加州湾中国城小姐选美大赛的评委。张女士曾赢得1988年选美大赛。她认为选美帮助她树立了自信心，并支撑她投身播音事业。
但根据地方新闻，她已不再是一位新闻主播了：
多萝西·张，第7频道晚间新闻主持人，昨天在新闻播报中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她说她将无限期休假，“我需要更多时间和儿子呆在一起。”她告诉观众，“他每天都在发生改变，我需要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成长。尽管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我不能以牺牲儿子的成长为代价。”
这则新闻的日期显示为4个月前。另外还有8条信息与此新闻内容雷同。
我还发现了多萝西·张成功的部分原因：这个女人漂亮。她的五官有立体感，高颧骨，皮肤紧致，杏仁眼。她最近的一张照片最漂亮，除了未见消退的青春面容，还多了一份充满职业自信的成熟美。一个词，完美无瑕。
我比对了电脑上多萝西·张的照片和我手上的那些照片，看起来都不匹配。
半个小时后，Google搜索开始显示非常没有价值的东西——慈善活动以及类似的信息——因此我转战别处，看看报纸杂志有没有和她有关的报道。两个小时后，我的眼睛干涩，浑身不自在，我休息了一下。不过到此时为止，我收集到的信息让我对多萝西·张有了大致的了解。
她35年前出生在旧金山，父母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她父亲在格兰特大街开了一家礼品店，母亲是家庭主妇，上面有一位长她1岁的哥哥。她毕业于伽利略高中，参加并赢得了加州湾中国城小姐选美大赛。然后她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政治学和亚洲史。她在加州湾东部的一家报社干了1年，之后回到母校新闻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后，她又在地方报社工作了两年，之后成为一名新闻主播。
她在读研究生时结了婚，丈夫名叫肯德尔·金，是名耳鼻喉科医生。1年后他们有了个孩子。她在得到主播职位的2个月之后离了婚。金医生去了芝加哥。
多萝西·张的生活非常公开，她甚至还有个网上粉丝团。但是很奇怪，在她4个月前宣布离职后，一切都停止了。没有慈善活动，没有公开露面，没有演讲。
为什么她的名字出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文件夹下，出现在一名死者的u盘上呢?
31
我在网上找到了加州湾东部的卫生局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通了。
“拉维·辛格。”
“拉维。我是纳特·麦考密克。”
对方停顿了一下。
“我的上帝啊，麦考密克医生。你是在给我打电话。”
“是的，辛格医生。”
“是你那破车把你困在这地方，还是你大老远特意过来的?”
“我特意过来的。”
“我敢打赌你至少在这里呆了两个月，而且直到最后关头才想起来给老朋友打电话。”
“我一直很忙，拉维。”
“忙什么?”
“你知道的，踢人屁股，记人名字。”
“伙计，那可是我正在干的事情。”
拉维·辛格是我在疾控中心处得比较好的一位朋友，跟我同一年做的情报分析员。他过去在国家
传染病中心工作，负责处理本国和非洲贝宁的脑膜炎暴发。他绝对聪明，不扎头巾，有足够的精力可以点亮一座小城。他从不锻炼，爱吃油腻食物，而且还是个老烟枪。
“拉维，我想问些问题。”
“对，我仍然单身，所以你不用担心，尽管给我她的电话号码。”
“我真的有些问题。”
“听起来那么严肃。”他清了清嗓子，“找对人了。我有答案。我是百事通先生。”
“我有一些女人照片而且……”
“好，太好了。你终于发现互联网的好处了。嘿，你和那妞进展怎样?”
“非常好。先不说这个了，我拿到这些照片……”
“然后当你看见这些女人，你变得很兴奋……我得告诉你，纳特，这很正常。”
你能看出拉维的性格和我俩的关系。
我又试了一次，“这些照片有女人也有男人，拉维。8个女人。2个男人，他们脸上都长了瘤一样的东西。我只有他们的面部照片。”
“好的，脸上长瘤。”
“一些只是节疖，一些形成了溃疡。分布一般在鼻唇沟一带，眼周……”
“我可不是皮肤病学家，伙计。”
“但是你那里还有其他人啊。”
“你为什么不给疾控中心打电话?”
“我不想那儿的人知道。”
拉维稍沉默了一下，在琢磨我的话，“你不在那里干了吗?”
“我正在找工作。另外，我在想你们是否发现过类似的病例，地方上的医生或是国家卫生部门有没有报告过类似病例。”
“等一下。你运气不错。我就坐在我们这儿皮肤病专家的旁边。”我听到用电话敲桌子的声音，然后拉维大着嗓门喊道：“哎，莫妮卡，你那边有没有任何脸上长异物的报告?”停顿一下，拉维接着说，“不是痤疮，是瘤。”又停顿了一下，然后他对我说，“嘿，纳特，你确定它们不是感染?”
“我认为它们是瘤。也许是中了二恶英的毒。”据说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就是中的这种毒。
拉维又在那头喊道：“二恶英中毒长的瘤。”停顿，“没有?”他拿起话筒，“我们什么也没有听说。”
“好。”
“你认为这里有?”
“如果是暴发的话，你们这里的人一定会知道的。这些照片……它们非常有看头。”
“那好，你传过来。”
“我挂断电话就给你传过去。”
“这些图片，”拉维说，“从哪儿来的?”
“从一个朋友那儿。”
“那你问他好了。”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他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立刻后悔我说的话。单纯只是疾病照片不一定会引起怀疑，但是从一个死去的朋友那里得到这些照片就让人怀疑了。“发生什么事了，麦考密克?”他问。
“将来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我只是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帮我诊断一下，帮我盯着点儿。”
谈话又停了一下。我猜，这不是个轻易能做出的决定，他知道这点。正如他说的，我辞了工作，而且我一直没有安定下来。
“皮肤病会让我横着走，一提到这些我就浑身发痒。”
“那是螃蟹，拉维。看看你业余时间都在做什么。”
他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我很高兴能重新回到非常友好的氛围当中。“好吧，有脸上长瘤的消息通知我们一声。另外，我们一起喝一杯。你只有用到我时才给我打电话，这让我感到很受伤，麦考密克。”
我挂断电话，回到图书馆，通过电子邮件把图片发给了拉维，让他痒痒去吧。然后我回到汽车里，往北开去。
32
去泰特拉公司的车程本来只要40分钟就够了，可是我却花了一个多小时。心想避开那些脖子上刺青的匪徒。
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远远站在泰特拉公司停车场的尽头。我停到她的面前，打开一侧车门。
“我可以挤出15……”
“上车。”我说。
她没动。
“上车，”我重复道，“我不想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我无法读懂的表情。我语气缓和下来，“相信我，亚历克斯。上车吧。”
顿了一下，她上车了。
我把信封里的照片丢到她腿上，然后将车开出停车场，“你看看这些，然后告诉我能想起什么。”
“哦，我的上帝。”她看着照片说，“哦，我的上帝，这是什么?”
“这也是我要问你的问题。这些是保罗留给我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纳特。”
“他从没跟你提过吗?”
“当然没有。”我们停在一个路口，我斜眼望她，“怎么了?这样看我干吗?我告诉过你，纳特，我们俩只是朋友。”
一辆汽车——一辆黑色的美式庞然大物——滑过来停到我们后面。“朋友。”我重复她的话，这会儿我的眼光一直锁定在后视镜上。对面没有车辆通行，我速度一提，闯了红灯。
“你在干什么?”亚历克斯大叫起来。
“惹毛你了?难道在你们公司没见过这玩意?”
“这些照片吗?感谢上帝，没有。你怎么会那么想?”
黑色汽车没有尾随上来。
“墨菲从某个地方搞到了这些照片。”
“但一定不是从公司。减速!”
“它们与他的癌症研究无关?”
“是的。为什么会有关?他是搞基础研究的。根本就不会去接触病人。另外，他正在研究的是肠癌。”
“你看看这些照片，亚历克斯……”我开上了高速公路，车轮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上帝啊，你这样开车是想吓唬我吗?”
“我想用这些见鬼的照片吓唬你。”我回道，“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这事与公司无关。”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因为警察一直在问我。”
“是吗?”
我转了一个半圈，亚历克斯抓住座位，“你可以不相信我，自己去公司查吧。如果你愿意，去浪费你的时间吧。减速!”
下一个出口的标志出现了，悬在高速公路上方的横杆上。我开车滑进右侧车道，调转车头往回开。“好吧，亚历克斯，”我减低车速，“泰特拉公司和此事无关。”
33
在泰特拉公司的停车场，我放下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接着又给另外一个女人打电话。
“布鲁克，是我，”我说，“我查了泰特拉公司，想看看那里的人是否认识这些长瘤的人，但一无所获。”她没有反应。“对于这件事我有个不祥的预感。这些人看起来太可怕了。不是那种你治愈过的类型。”没有任何回音。“你不说话是在和我开玩笑吗?”布鲁克没这样开过玩笑。“好吧，甜心，我有个问题问你。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叫多萝西·张的新闻主播?她几个月前从雷达上消失了。”没有回音。“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是否有人知道点什么?”我等她好歹能给我一丁点儿反应。“另外，我不想你问我任何问题。”她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好了。”
听筒里寂静无声，除了偶尔听到几个路过医生的谈话。
“如果你想见我……如果你想和我谈谈，我l小时后会在学校咖啡馆。我在那里等你。”
布鲁克显然不想跟我谈话，因为她什么也没说。
“我血管快要爆了。”
我甚至都听不到她的呼吸声。很可能布鲁克把手机放到了桌子上，我的话都给她的文件夹听去了。
“如果我还活着，会从医院给你打电话。”我狠狠地按下结束通话键。
34
我要了杯咖啡，找了把新的但满是饮料渍的斯堪的纳维亚靠椅。
壁画，一两盏温暖的灯。与10年前相比，这里最大的也是最叫人讨厌的变化是他们把咖啡馆的名字给改了，叫什么“咖屋”。不过，这个地方还是很阴冷，感谢上帝，还是飘着股陈年啤酒的味道。在我枯坐两个小时后，我要等的人出现了。
“来寻根呢?”布鲁克问。
“回顾我的光辉岁月。”
“这儿就是你揍人的地方吗?你就是因为那个才被撵出学校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要啤酒吗?”
“不要。”她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很高兴你还肯跟我说话。”
“很高兴知道你还在进行富有洞察力的调查。”
我啜了口咖啡，叹了口气。
布鲁克问：“那些照片在哪里?”
一本正经的布鲁克令我不安。我希望看到她生气，没想到她想马上进入正题。
“不想和我先谈谈?”我问。
“你想吗，纳特?”她挑衅似的反问。
我细细体味着她的话，然后说：“你知道吗?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沉默不语，我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那个文件夹。电脑屏幕把布鲁克的脸庞映得有点苍白。
“你在保罗·墨菲那里拿到的?”她问。
“是的。它们存在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文件夹里。多萝西·张的名字也在里面。”
“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在哪里?”
“不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且你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又是一个问题。”
“你问题不少，纳特。”
“是的，有很多问题，”我从她那里拿回电脑，“拉维·辛格知道这件事。他在帮忙。”
“你把所有人都拖进来了?”
“什么意思?”
她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只是从肩上的背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她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看，“我找到一些病例，和你电话中讲的情况有点像。”
她又翻过几页，然后取出钉在一起的3页纸递给我。纸上是同一个女人的脸部彩照——一张正面，另外两张是侧面。节疖，溃疡。
“就是这个。”我举起布鲁克的照片对着电脑屏幕进行比对，“这张是谁?多萝西·张?”
“不是她。”
“那么是谁?”布鲁克没回答，也不看我的眼睛，“她在哪里，布鲁克?”
“我在圣克拉拉市上班。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再确切点，她在哪里?”
布鲁克摇摇头，“有法律管着呢。”
我可不信这些法。健康保险方面的隐私法已经变成了负担，开始影响到治疗，好意披荆斩棘却落得个铩羽而归。
“布鲁克，告诉我吧。我想确定这病不会在这儿暴发。”
“别骗我了，你是为了保罗的事。”
我沉默片刻，然后继续问道：“布鲁克，她在哪里?”
“纳特，我请你让警察去处理这事。让公共卫生部门去处理这事。拉维现在也知道这事了，让他去做好了。求你了。算是为了我。”她越说越快，越说越激动。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再次问道：“她在哪里?”
35
第二天早晨，我在一家廉价旅馆中醒来。走出门，云朵低低地悬垂在天空，不过到下午它们就会消散。9月的加州湾天气总是多变，突然来场暴雨也是常有的事。
昨天晚上，布鲁克最后还是给了我地址，而此刻，清晨6点半，我就站在这所房子的外面，胳膊下夹着那3张照片。
我伸手按门铃。门没几秒钟就打开了。
门缝中出现了一个女孩，大概16岁，头发湿湿的，又长又黑。
我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问道：“你家是姓杨吗?”
她文文静静地答道：“是的。”
“我可以和辛西娅·杨说话吗?她是你母亲?”
一个男人在后院喊话，声音又响又气呼呼的。女孩仔细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关上门。
我在那里傻傻地站了一会儿。我再次按门铃，然后又按了一次。
门打开一道缝，一个矮个亚洲男人站在门后。他左手放在门框上，我看不到他右手。
“你想干什么?”
我往后退了一步，以显示并无恶意，“我是纳撒尼亚·麦考密克医生。我和圣克拉拉市的卫生部门一道工作。”我正在尽力不说谎，尽量避免说“在那工作”。“我需要和辛西娅·杨谈谈。”我说。
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你无法和她说话。”
“你是她丈夫吗?”
“是的。”
“我需要和她谈谈。”
“你不能和她谈。请走吧，现在就走。谢谢你了。”
他打算关门，我伸出手来阻止。他脸上闪过一丝恐惧。
“杨先生，我担心你妻子也许病得很重。”
“你走吧。”他几乎是在恳求，而且不顾我的阻止继续关门。我用脚抵住门，伸手在夹克衫衣袋里摸索，努力不让那见鬼的笔记本电脑掉下来。
“我是联邦政府疾控中心的。”我拿出自己的旧工作证晃了晃，“我是一名医生，和这儿的卫生部门一起工作。杨先生，我真的需要和你的妻子谈一谈。”
关门的力道小了一些。“她死了。我的妻子死了。”杨轻声道。
我垂下举着的工作证，“我很抱歉。”
门又打开了一点。在他身后，我看见那个女孩僵直地站在门廊里，用身体护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父亲回头看看他们，然后走出门外。
他的右手拿着一把大菜刀。
“她什么时候死的?”我问。我们两个站在门口，看着周围起来活动的邻居。
“一个月前。”
我递给他布鲁克给我的那几张纸，“是她吗?”
杨看看纸道：“是的。”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从墨菲u盘上拷贝下来的一个女人的脸。杨看着屏幕，点点头，“我们想要回照片，但吴医生说照片已经交给政府了。”
我关掉电脑道：“吴医生是她的主治医生吗?”
“是的。”
“他做得对。你们为什么想要回照片?”
杨看了看手中握着的刀，什么也没说。
“你们后来还找吴医生看病吗?”我问。
“我们改吃中药了，没再找吴医生。”
“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吗?”
“癌症。”
“怎么诊断的?有人取组织做鉴定了吗?切一点她的皮肤?”
杨摇摇头。
“瘤长在什么位置?只在脸上吗?或者她身体其他部位也有?”
“只在脸上。”
“你妻子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化学品?”
杨没有回答。
“她和得了这病的人接触过吗?”
他盯着我看。
“她何时得癌的?”
“她太痛苦了，医生，她受了那么多痛苦。”
他低下头，我知道谈话结束了。“我为你失去妻子感到难过。”说完我走向人行道。
几步之后，我转回身。我还想问些什么，但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我发现窗帘微微掀起了一角，女孩和她的弟弟正在往外看，眼里充满了恐惧。
36
“恶心!恶心，恶心，恶心啊。”
拉维·辛格的叫声要把手机听筒震爆了。我猛踩一脚刹车才避免撞上前面的小汽车。
“你收到文件了。”我说。
“你真令人恶心，你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麦考密克，你难道没收到我的邮件吗?”
“拉维，任何来自你的邮件都被过滤成垃圾邮件了。”
“太恶心了，伙计。过去30分钟里我已经冲了4次澡。”
“这样你就不臭了。”哦，伙计，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幽默?“你的分析结果怎样?”
“我把莫妮卡拽进来了。她热爱皮肤。”
“我喜欢她这种类型的女孩。”
“我也喜欢她这种类型的。但我32岁，单身，她绝对对我没兴趣。不说这个了，我们已经缩小到恶性毒瘤或是癌症。”
“癌症。我也是这么判断的。”
“给我一些组织，我来帮你做个分析。”
“你注意到瘤子的分布了吗?沿着鼻唇沟，眼周?”
“没有，但是我会让莫妮卡注意的。”拉维说，“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类似病例，他们没有向州里报告。也有可能他们遇到了这样的病例，却束之高阁。莫妮卡和我会去问问情况，但我要先告诉你，伙计，这看起来不像是传染病。”
我明白拉维的意思，公共卫生情报部门只关注传染病——从艾滋病到肺结核到肝炎到霍乱。我们现在要对付的这种病确实不像是传染病。也就是说，加州湾可能出现了成打的类似病例，但相关信息却没有门路上报公共卫生部门。
“拉维，”我缓缓道，“这儿至少有一例了。”
“当真?”
“在圣何塞北部的米尔皮塔斯。患者一个月前死了。”
拉维沉思片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流行。”
“是啊，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
“你的直觉没让你联系一下那边的验尸官?”
“我的直觉说得让你来做这事。我名不正言不顺，想起来没?”
“叫你那妞来做啊，她是那儿的。”
“她太忙。”我说。
拉维这次忍住没调侃我，“回头给你打电话。”他说。
37
我把卡罗拉轿车停进一家餐馆的停车场，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什么异常。没有SUV，也没有凯迪拉克。我摸了摸座位底下的左轮手枪，如果有人想在这儿杀我，就放马过来吧，我会好好招待他们。我应该是在4个小时前吃的东西，现在饿了。
我走进餐馆，没带武器。吃小甜饼、鸡蛋和烤肉，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喝咖啡的时候，我的手机振动起来。
“圣克拉拉市的验尸官把这称作‘非特异性病例’。”拉维报告道。这意味着验尸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些有用的。”
“他们把报告给我看了，‘脸部广泛分布’。”
“只是在脸上吗?”
“只在脸上。”
“这情报很有用。”
他笑道：“那就好，有事再给我打电话。”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我喝完一杯咖啡，示意女服务员过来续个杯。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拨了查号台询问多萝西·张的电话号码。如我所料，她的号码没有登记。我又要了第7频道的号码，如我所料，有登记。
我付了账，问女服务员这儿有没有付费电话可以打。她看着我，很是不解。
“你有手机，”她说，“我看见你刚用的。”
“是的，但是我要打电话给我讨厌的人，我不想他们知道我的号码。”
她爱理不理地指了指一块写着“休息室”的牌子。
事实是我确实不想让自己的电话号码暴露。没有必要让第7频道知道我是谁，然后带来一些花边新闻。事实是我也确实忘记了付费电话是要付费的，因此我又走回到那女孩面前换零钱。我递给她4美元。
“我讨厌的人在法国。”我告诉她。
回到休息室，我投进硬币，接通了新闻中心。然后我开始撒谎。
“你好，呃，我是来自麦考布鲁克和费尔伯特律师事务所的伯特·麦考布鲁克，”我说，“多萝西·张在吗?”
“她不在这儿工作了。”一个稚嫩的女声道。
“怎么联系上她?”
“请稍等。”
听筒中出现嘀的声音，我趁着这个空当又投进更多的硬币。麦考布鲁克和费尔伯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不会用付费电话的。
“我是安迪·托马斯。”一个清脆的男声说道。
“我是来自麦考布鲁克和费尔伯特律师事务所的伯特·麦考布鲁克。托马斯先生，我想找多萝西·张。”
“她离开我们台了。”
“我知道，但是我急需跟她联系上。”
“我们不提供这些资料。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伯特·麦考布鲁克。”这名字每说一次，我就觉得自己蠢一分，“是一些财务问题，关于杰瑞·庞的遗产”——杰瑞·庞?——“他最近去世了。他是她的……叔叔……他给张女士留下一笔可观的钱。”
“你为什么给我们打电话?”
“因为我没有她的电话。”
对方一阵沉默，托马斯在掂量着该怎么办。一个声音响起来，提醒我电话还剩一分钟时间。我赶紧找硬币，“什么声音?”安迪·托马斯想知道。
“我得赶去开一个会，我不想挂断电话，托马斯先生。”
“你刚说的是杰瑞·庞?”
“我已经告诉你太多了。”
听起来我不会再跟他啰嗦什么，他快速道：“我们不知道她的联系方式。她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我已经几个月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如果你愿意，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她打电话回来，我就告诉她你来过电话。”
我给了他一个假号码。他让我拼出麦考布鲁克怎么写。
38
这么说，多萝西·张真的消失了，在这个星球上连脸都看不见了。她的名字是我得到的最强有力的线索。我所能做的就是对着这个名字推拉撕扯。 我再次来到停车场，进到车里。在这儿我感觉舒服多了。枪就在我手边，视线也很好。现在时间是11点，我手机上电池容量的显示还是满格。事情进展得不错。
因为这回我想让自己显得很有诚意，所以直接用手机拨打了莱巴西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这家事务所位于旧金山市。我告诉接待员我要找丹尼尔·张。
电话接通了，我自我介绍。
“你想干什么?”他的口气很不友好。
我希望改变他的态度，博得他的同情，就告诉他“公共卫生方面出了一些状况”，还有墨菲一家人遇害了。
“我听说过那件事。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的语气透出此事和他无关，要不就是他此刻正忙于浏览证词干正事。
“你是多萝西·张的哥哥，对吗?”我问。
他挂断了电话。
真敏感，太敏感了。不过现在我知道，张女士或是张女士的消失在她的哥哥心里还算是件事。
我又翻找其他的号码，找到了多萝西·张妈妈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响了几声之后，我听到一个女声应道：“你好。”
“张卫青?”
“什么事?”
“我是纳撒尼尔·麦考密克医生，公共卫生部门的”——我没告诉她我究竟在哪里公干——“我能跟你女儿说几句吗?”
一通广东话。也许是普通话。我确信自己无法辨别通过话筒传来的那些不熟悉的音节，但能听出来她感到厌烦或是迷惑。也许张女士不会说英文。也许她儿子已经给她打过电话，告诉了她一些事情。她还在那儿滔滔不绝，我谢过她，然后挂掉电话。
39
内河码头在旧金山市的地位相当于华尔街在纽约，这里高楼云集，法律事务所、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鳞次栉比。莱巴西律师事务所就设在这里。我在写字楼的总台查到了丹尼尔·张的办公室位于17楼。一名30岁上下、穿着得体的接待员问我是否与张先生约好了，我向她保证他正在等着我。她说她会通知张先生我来了。
我所在的接待区域装饰着红木嵌板，和我面前的红木咖啡桌匹配。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实验室和医院的人来讲，周围的这种环境令我非常不舒服。我们学医的人不喜欢木头。很难清理，很容易藏细菌，而且也很贵。这些也与是不是绅士无关。
我等了几分钟，等得不耐烦了，随手抓起一份《华尔街日报》，读起上升的汇率，下跌的美元，飞涨的赤字，还有各种表明经济摇摇欲坠的指标。感谢上帝我没有钱，要不我也要开始担心了。
20分钟后，我津津有味地读着时事评论，有些家伙说国家的新政简直就是一堆狗屎，我也有同感。又是5分钟过去了。lO分钟。丹尼尔的咖啡开始显示它的威力了，我要上厕所。
我站起来，开始走动。一个隔断处，我看见一位女士坐在电脑旁，正在浏览一长串的手袋名录。对于这些网上购物的热衷者，电子商务领域看来大有作为。
“这款包很好看。”我说。
女士吓了一跳，转过身来。
“我来这儿见丹尼尔·张。”我说。
她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让我感到颇为紧张。
“你是谁?”她朱唇轻启，“你不是刚来的，对吧?”
“不是。”我稍微一含胸，“我叫纳特·麦考密克。”
“张先生和你约好了吗?”咔哒，咔哒，咔哒，她的手指头敲击着桌面。
“我在这儿已经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你是律师吗?”
“我是医生。”
“哦，是真的吗?”她饶有兴致地问，“你是哪方面的医生?”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身后就出来了个人。我转过身，看见一名和我个头相当的男子，年纪也和我相仿。他正低着头看手上的文件。“斯塔斯，”他说，“你去跟山姆那儿联系一下……”他抬头看见我，停下不说了。
“张先生，这位是麦考密克医生。他说他一直等着见你。”
“好。”他说，“我5分钟后再找你。”他看了看我，说：“请跟我来。”
斯塔斯轻轻摆了摆手指，“再见，麦考密克医生。”
丹尼尔·张穿夹克衫系领带，着装风格与我完全不同，没我那么休闲。他的衣服剪裁得体，身材不错，以我这个疾病专家的眼光看，他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在健身房。他把文件扔到桌上，坐回他的椅子，并示意我在对面坐下。
我第一次好好看他，看得出来他和他妹妹长得很像。他的面孔更加棱角分明，牙齿也很健康，真是一副标准的律师脸。
丹尼尔·张坐在椅子上向后靠去，双手一摊，“什么事?”
我没法做到像他这样单刀直人，因此问道：“你是多萝西·张的哥哥吗?”
“也许你得先回答我你是谁。”
“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
“再说一遍。”
当我重新介绍自己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没有工作的压力。我是谁?一名失业医生?没有工作，我是谁呢?根本上讲，我是一个给女友甩了的家伙，一个关注正在侵蚀人们脸蛋的癌症的市民，一个对朋友一家的死感到愤怒，而且想要刨根问底的男人。但说这些不会让对面这男人对我有好感。
所以，我编了瞎话，“我是疾控中心的一名医生。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保罗·墨菲和他一家不幸被害。我正在调查此事。”
“疾控中心为何要参与谋杀案的调查?”张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的身份吗?”
我摸了一下口袋，掏出工作证递过去。我希望他不要发现这玩意过期了。
张瞄了一眼我的工作证，然后把它递还给我，“我想今天早上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
“可我不得要领。”我承认道。
“如果你这么迟钝，那你的调查将很难继续。”
“我需要跟你妹妹谈一下。”
“什么妹妹?”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手伸进肩上的背包，取出一只文件夹，翻出其中一页打印纸，把它推到他面前。
这位律师看了这页纸，抬起头，“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你妹妹的名字是那个全家被杀的男人给我的，”我进一步道，“你妹妹可能有危险。”
张定定地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我们家的事我们自己会处理。”他低头看桌上的文件，“你的事我相信你也能自己解决好。”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他的冷漠态度，于是站起身道：“我会找到她的。”
“如果你不再烦我或是我母亲的话，我将不胜感激。否则，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给你的上司打电话。”
“向别人告状可不算是上策。是吧，张先生?”
我走出办公室，斯塔斯还在那儿埋头上网，她头也不抬地问：“这么快就完事了?”
我想赶快出门，在我的民权受到威胁之前，在我的账户被冻结之前，或是在我的脾气发作之前，但是我也需要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你能告诉我洗手间在哪里吗?”
斯塔斯抬起头来，对我灿然一笑，把我一下送回到了13岁。她的指甲在我眼前闪耀，“拐角，你左边。”
还好。她没有自告奋勇来给我带路，我靠自己找到了男厕所。
40
“是的，我就是你要找的金医生。”不管怎样我找到了肯德尔·金——芝加哥的耳鼻喉科医生，多萝西·张的前夫，他们的儿子蒂姆的父亲——第一次电话就拨通了，这是个好兆头。“但我已有半年没跟多萝西联系了。”
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站在丹尼尔·张供职的律师事务所外，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写有肯德尔·金电话号码的打印纸。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我问。
“你再说一遍，你是谁?”
“纳撒尼尔·麦考密克。疾控中心的。”
“为什么疾控中心的人要找多萝西·张?”
“请恕我保密。”
“随你，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关心她在哪里。”
我有个感觉我踩了地雷，一宗乱糟糟的、神经敏感的离婚官司。然而，我还是继续加压。
“她有孩子的监护权?”
“是的，她有监护权。但她没让我去看儿子。”
“多久了?”
“半年了。”金叹气道，“你瞧，麦考密克医生，如果你还想继续谈论这件事，我想你最好是安排电话预约，传真过来你的证明文件。我无意要冒犯你，但是我确实很忙，再说我根本不想跟除了我的律师以外的任何人谈论这个话题。请你理解。”
他挂断电话。
然而我不理解。人怎么能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还带着个孩子?
我找到了最近的一台自助取款机，从机器中取了200美元，我账户上还剩下2000美元。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我决定改变行动策略。
我给博尼塔·桑切斯打了电话。
“我希望你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想向我汇报。”她说。
“呃，我这边的天气确实不错。”
“你在哪里?”
“想过来抓我?”
“如果我能的话。”
“好吧，我在凤凰城，我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我听到她在对什么人说着什么，“如果你打算追踪我的电话，我现在是在旧金山给你打手机。”
“你这家伙真能吹。”
“听说过一个叫多萝西·张的女人吗?”
“你先告诉我，我桌上怎么会多出一个u盘来。你从哪里弄到的?”
“保罗·墨菲给我的。”
“你之前没跟我提，别告诉我说只是疏忽了哦?”
“过去的事咱不提，关键是盘在你手上了。照片和你昨天得到的一样。你可以看见那上面有我的名字，这就是说u盘本来就是要给我的。”我继续道，“我只是想知道多萝西·张在哪里，”我又挥起了橄榄枝，“而且我想让你知道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病人。”
“在哪里?”
“米尔皮塔斯。公共卫生部门正在介人调查。”我告诉她病人就是这些照片中的一个，她死掉了，其他的我一无所知。圣克拉拉市和加利福尼亚州正在追踪此事。“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辛西娅·杨。”
“你在卫生部门的联络人是谁?”她想知道。
我给了她布鲁克和拉维的电话号码，“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谈谈多萝西·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