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43年1月至7月，多次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表谈话。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美英盟军在北非的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的6年艰苦抗战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因素。现在法西斯侵略阵线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同盟国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今后的问题是彻底打垮法西斯。中共中央于1943年7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以纪念抗日战争6周年的宣言形式，向国内外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继续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43年，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既抗日，又反共和“上山”、“观战”政策。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对内加紧反共，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又有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荣子恒等部共4万多人先后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由于在华日军仍在全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正面战场作战的次数大大减少。
1943年内，除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反攻作战中取得一定胜利外，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仅在鄂西和常德地区进行了两次防御作战。
二、常德会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企图、方针、部署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已被迫转为守势。在印缅战区，盟军也在计划反攻缅甸。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由四川、湘南调滇、印，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向日军大本营提出：“必须割断重庆同英美的关系，为此，除了付诸于武力，别无其它方法可寻”。日军杉山参谋总长认为，对中国采取攻势，“杀出一条血路是能最迅速地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重要方策。”
1943年8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制定了《1943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方针为：“派遣军务确保现占领地区之安定。特别在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实行有组织地歼灭共产党军队为目标，并以第11集团军及第13集团军的主力，分别实施常德和广德作战。于明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11集团军实施打通平汉线作战。全面加强防空，以第3航空兵师配合地面作战外，迅速恢复和提高作战能力，以灵活的战术摧毁中国的航空兵作战力量。”《大纲》要求华中方面军的第11集团军对湖南常德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是：“进攻常德附近，搜索并消灭中国军的主力，摧毁中国第6战区的根据地，削弱中国军继续抗战的企图，牵制可能调往云南的中国军兵力，以策应南洋方面的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50页。]
日军大本营根据战场形势，同意其中国派遣军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日军认为：“湖南素有‘湖南丰收，四川饥馑’之称。而常德则是湖南省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我军将该地占领，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59页。]
常德会战日军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指挥，调集第3、第13、第39、第58、第68、第116师等部，总兵力约10万人。
1943年夏，日军第11军实施鄂西会战后，已进至江陵、监利间长江右（西）岸宛市、石首、华容之线，对洞庭湖西侧地区构成威胁。1943年10月，日军第11集团军以湘北、鄂西的第40、第13师，集结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区，并从安庆、九江、南昌等地区调第39、第3、第116、第68师，分别集结于江陵、郝穴、石首、监利等地区，并在监利、沙市问江面，泊集舰船30余艘，滨湖河议泊集汽艇300余艘，民船千余艘。在武汉地区集中飞机约50余架。于10月31日完成作战准备。
中国第5、第6、第9战区，于1943年夏鄂西会战中止后，与武汉方面军日军形成对峙状态。此际，国民政府先后由第6、第9两战区抽出兵力转移于云南及印度，准备打通中印公路。迄至1943年9月，日军开始频繁调动，第6战区根据情报，判断敌企图对本战区发动进攻。立即修订防御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以巩卫陪都为目的，兵力重点配置于石牌、廓河两要塞，先以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逐次打击敌军，最后固守常德、石门、渔洋关、资丘、石牌、廓河等地区，再以第二线兵团，协同第一线兵团对敌实施机动作战，歼灭进攻之敌。”
常德会战中国第6战区第10、第26、第29、第33集团军，江防军及王耀武兵团，第9战区李玉堂兵团、欧震兵团，总共30个师约20万人参战。
中国军队于1943年10月10日完成常德会战计划的策定后，于月底完成作战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于10月27日，电令中国空军对岳阳、沙市地区集结的日军进行轰炸，并致函第14航空队，准备配合常德会战。
中国军队常德会战的部署是：
第6战区以第10集团军之第79军及66军一部，守备宜都、松滋、新江口（不含）之线；
江防军以第30、第18、第86军守备石牌要塞、宜都（不含）、榮家店、玉山各附近地区；
第29集团军以第44、第73军守备甘家厂、宫墙、南县之线；
第6战区直辖部队第87军、第94军集结于秀山、建始地区；
军事委员会直辖第74军及其所属第51、第57、第58师，集结于常德、桃源地区待命。
（二）战役经过及影响
1943年11月2日，日军第11军发动常德作战，开始向第6战区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防御的一线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日军第39、第13师、宫胁支队、佐佐木支队、第3师，从沙市、石首地区向西渡江，对第10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5个师）的仁和坪、暖水街、桐子溪、公安、石门等地发起进攻。日军第116师、第68师、第40师及混成第17旅及伪军4000余人，从石首、华容地区向第29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6个师）正面的津市、安乡、白蚌口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碍与工事，予日军以消耗。
11月5日，第10集团军转移至聂家河、棉马城、暖水街、王家厂之线主阵地。第29集团军转移至永河镇、新马头、安乡之线。
第10集团军于11月5日至13日，以暖水街为中心，坚守阵地，奋力阻击日军进攻，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但自己伤亡甚重。第29集团军从11月6日至17日，与优势日军先后在澧水两岸战斗，伤亡较大。11月21日，日军第13师、第3师各1部向中国守军第51师七柴山、明月山阵地猛攻。驻善溪港日军南进渡过黄石河后，向桃源前进。日军飞机载伞兵于桃源空降，支援其步兵围攻桃源，中国守军遭伤亡严重，撤守沉水南岸，桃源遂陷。
11月21日，日军第3师进至漆家河以东，配合其空降部队袭取桃源后，向常德南面突进。日军第116师、第68师进抵常德外围，与中国守军第57师在德山以东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空军与盟军第14航空队于11月10日至21日，先后出动百余架次轰炸机与战斗机，袭击澧县、津市、石门、王家厂、澧水、藕池口等地日军集结部队、日军仓库与江南运输船只，击沉日军木船40余艘。并与日机展开空战，配合地面部队战斗，击落日机4架。中国空军亦损失4架飞机。
11月22日，第10集团军所属第66军向王家厂、仁和坪地区日军发起攻击。第79军由石门以西渡遭水，向慈利东南攻击日军侧背。第29集团军所属第44军、第73军、第74军在道水、黄石河地区抗击日军进攻。
日军第68师、柄田支队、第116师、第3师，于11月21日夜渐次迫近常德。当日军西进之初，中国第6战区即令第29集团军第74军第57师守备常德市，于10月中间完成常德城防工事及其附近防御工事的修筑。
11月22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13、第3师主力，与守军第29集团军第74军在道水、黄石河、慈利以南地区展开激战。日军第39师、古贺支队及宫胁支队，仍留置于枝江、宜都及其西南石门以北地区，阻扰中国第18军、第66军、第79军等军南援常德。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歼灭日军于常德附近地区，令第74军第57师以常德为核心竭力抵抗日军进攻，另调集第6战区主力及第9战区一部，以第10、第100、第74、第73、第99、第44、第79军等7个军为一线兵团，以第18军为第二线兵团，于沉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3方面采取包围攻击，并令中国第9、第5战区对驻岳阳及其以东、荆门、大洪山地区及怀宁等地区日军加紧攻击，以策应常德决战。
国民政府军委会并于22日电令第6、第9战区：“第57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
11月23日，日军由甲街市渡沅水窜入常德城南面的蔡码头，另一部由马峰领进入南站，开始围攻城南。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岩桥子、杨家桥地区中国守军阵地连续发动猛攻，战至黄昏，中国守军阵地被毁，奉命向卓安桥、半铺市、沙港之线阵地转移，继续战斗，日军步兵第116师第109团团长布上照一上校被中国守军炮火击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98页。]
日军第11集团军原定由第116师进攻常德，但因自22日该师步兵第109团由北面进攻遭中国守军坚强抗击，损失严重。日军第11集团军遂于23日部署：“第116师队北面、西面全力攻击。第3师以1个团为基干由南面进行攻击。第68师以1个营为基干从东面攻击。预定25日夜为进攻常德开始时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02页。]
24日拂晓，日军航空兵与炮兵对落路口、卓安桥、白马庙、沙港等地集中实施火力准备，步兵以密集队形向落路口、卓安桥猛攻，至当日下午，守军阵地被毁，官兵伤亡甚重，被迫退守落路口、鱼文中学、兴隆桥一线地区。
24日晚，常德守军第57师接第6战区代长官孙连仲电示：“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赞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努力战斗为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76页。]
25日，日军向七里桥、卓安桥、三里港等地猛攻。中国守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第57师顿挫敌锋，牺牲甚多，退城垣坚守主要阵地。
25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及盟军第14航空队，先后出动各型飞机袭击常德外围敌增援部队，击毙日军第3师第6团团长中畑上校。并击沉江河水面敌汽艇5艘，木船40余艘，毙伤大量日军。
27日，日军围攻常德。以飞机与火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并向城内施放毒气。日军向常德城垣猛攻，与中国守军激战至午夜，日军第102团伤亡甚重。此时，常德会战已进入决战阶段，中国在常德外围作战的各军正分别向常德挺进。第10军于27日抵达德山地区。第74军、第100军分别向陬市、河伏挺进。
28日，日军集中百余门火炮，向常德实施猛烈火力袭击，步兵在飞机支援下发起全面进攻。守军第57师经连日激战，战斗部队遭严重消耗，遂将师部勤杂兵、夫役及常德县警察队等编入战斗部队，与敌展开血战。此日战斗最为惨烈，激战至午夜，日军攻势顿挫。
12月1～2日，守军第57师仅凭少数残破碉堡与屋壁拼死抗击日军进攻，坚守阵地。
12月3日，日军对常德继续猛攻，并施放毒气。守军被迫突围，常德遂陷。
中国守军防守常德，作战16昼夜。日军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中国守军仅为1个师，兵力仅9000余人，在敌我兵力兵器悬殊情况下孤军奋战，达到吸引与牵制敌军的目的，并击毙敌团长2人、营长4人，及大量下级军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12月初，第6战区常德外围部队，向常德之日军发起攻击。8日，在常德陷落6天后，重新收复该城，并向撤退之日军展开追击。至22日，先后克复南县、安乡、津市、遭县、公安、松滋、枝江等地。在此次会战中，中国和美国空军以恩施、芷江、衡山等基地，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支援作战。先后出动261架次，使用轰炸机280架次，驱逐机1467架次，对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之日军实施攻击，并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25架，在地面击毁日军飞机12架。
此次会战，日军以6个师及伪军一部约10万人的兵力，飞机约130余架，分4路进攻，每路不超过两个师，其中以3路合击常德。第6战区以12个军30个师在第9战区兵力一部的配合下阻击日军进攻，收复失去的阵地，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在历时50余天的作战中，第6战区也付出重大代价，师长阵亡即有许国璋、孙明瑾、彭士量等三人。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阻击，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并以反攻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相当的损伤消耗，较重地打击了进犯的日军，部分地破坏了日军南下的作战企图，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二节 豫湘桂作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企图、方针、部署
1944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各主要战场节节胜利，日本侵略者被动挨打，处境困难。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本的反攻与进攻不断增强，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它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在中美空军的监视下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
1943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就已开始酝酿对华实施作战的计划。当时任作战科长的真田穰一郎，汇集了大量的“长期战争计划资料”，经过认真研究之后，感到难以看出日本有胜利的希望，于是，他设想太平洋方面战局恶化，如果在中国大陆占有牢固的立足点，同南方（东南亚）战场连成一气，就能坚持长期战争。不久，真田升任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就任作战科长。
11月中旬，服部到所罗门群岛的腊包尔了解战况，他观察了西南太平洋的作战形势后认为，太平洋战线也许会被突破，制海权可能会转至盟军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只有依赖亚洲大陆，这就要打通中国大陆南北地区，使其成为通向南方地区的大走廊。这样，就可以通过中国，将日本本土与南方战线联系起来。11月25日，从中国起飞的美机空袭台湾的新竹，轰炸日本海军航空基地，引起了日军大本营的重视，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服部指出，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位于中国东南地区，很难抑制，是否可以在华中、华南发动作战，打通粤汉线，抑制美机的猖狂活动？杉山的提问，使服部等人设想的打遁大陆交通线作战目的中，加进了抑制在华美国空军活动的内容。接着，杉山、真田、服部等人就此项作战开始了具体研究。
日军大本营把这次豫湘桂作战称作“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代号为“一号作战”。1944年1月初，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指导一号作战的基本方针》规定战略目的是：“把1943年夏秋作为应付美国反攻所设定的‘绝对国防圈’[即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内。]，向纵深加强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是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确保和南方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络，防止从中国大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和对本土与南方之间海上交通的破坏，而要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不仅必须在中国大陆上与中国野战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野战，而且趁此时机要给中国军队主要战斗力以沉重打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湖南会战》上册，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页。]
1944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一号作战命令和《一号作战纲要》，明确指出：击溃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以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从而制止其猖獗活动。
日本中国派遣军按照日军大本营命令，制订的一号作战计划是：约在1944年4月左右，由华北方面军出动4个师及第5航空军（原第3航空师改编）一部，实施平汉作战，时间约为1个半月；约在1944年6月左右，第11集团军从武汉地区发起湘桂作战，在1944年7～8月，第23集团军从广东发动湘桂作战，参战总兵力约为10～12个师及2个飞行师，时间约为5个月；如战局发展顺利，在1945年1～2月，由第23军攻占南宁附近，打通并确保桂林至越南谅山的交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8），朝云新闻社，东京1974年版，第32～33页。]
为保证一号作战的实施，日本大本营决定，日本南方方面军，在中缅、中越边境发动攻势，牵制中国军队；从关东军抽出第27师及其他部队编入中国派遣军，还将原准备调柱太平洋战场的4个师留在中国。为了在兵力集中后，确保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大本营又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编入中国派遣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之际，日本侵略者使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可以说是困兽犹斗，孤注一掷了。
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前，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战略指导上，仍采持久战略，并力求打通国际交通线，俾大量接受援助，借以充实战力，准备尔后之总反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第2页。] 以实现与盟军争取共同胜利，连续实施局部攻势，使日军不能抽兵南进，以减轻敌人对盟军之压力；同时派兵入缅，协助盟军作战，待获得物资供应后，实施总攻，歼灭入侵之敌，收复失土之目的。当时中国军队共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人数约为650万人。
二、豫中、长衡、桂柳作战经过
（一）豫中会战
1944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研究制订打通大陆纵贯平汉铁路南部沿线地区的计划，即豫中会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从1944年春季起，先突破对方正面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佯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许昌或僵城地区后，向西迂回，围歼第1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
1944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深感兵力不足、难以维持占领区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向豫北集结，进行豫中作战的准备。在豫中方面，首先抢修黄河铁桥，重建邙山头据点，并将平汉铁路北段由小冀修复至黄河北岸。至4月初，日军先后抽调东北及华北地区兵力，共约4个师、4个独立旅、1个坦克师及1个骑兵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至4月中旬，日军第62、第110、第27师、坦克第3师及独立步兵第9旅集结于博爱以东、新乡以南黄河北岸地区，第38师、独立混成第7旅及骑兵第4旅，集结于开封附近地区，第69师、独立混成第3旅集结于垣曲地区，并将郑州以北黄河大铁桥完全修复。为配合豫中作战，日军另以第11集团军独立第11步兵旅由信阳北犯，从南北沿平汉线对进，分路向豫中进攻。
中国第1战区在汜水、广武、郑州、中牟、尉氏河防一线和许昌、遂平之平汉铁路沿线以及密县，临汝、襄城、洛阳等纵深地区，部署有8个集团军共17个军。第1战区在察觉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企图后，进行了一定的准备。
计划以沿河防及平汉铁路线地区构成守势地带，凭借据点工事阻击日军，以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待机向深入像中之日军实施反击。其作战指导与部署是：以广武、汜水及其以东河防守备部队，先阻止日军渡河，若敌人渡河成功，则以荥阳、郑州、洧川、长葛、许昌一带据点工事，消耗疲惫日军，同时汤恩伯兵团一部及第4集团军于登封、密县以北山地，形成自密县至汜水间之防御地带。另于临汝、密县、禹县、叶县等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并以第78军、第89军、固守许昌、郾城、遂平、舞阳四个据点，以第72、第13、第29军秘密集结于攻势地区，统归副长官汤恩伯指挥与日军决战。4月18日零时，日军第37师及独立第7旅于河南开封以西中牟一带渡过黄河，向中国第1战区河汜守备部队发起猛烈进攻，经激战后突破暂编第15军阵地，分路向郑州、新郑、尉氏、洧川等地突进。至21日，新郑、尉氏被日军攻陷，中国守军暂编第15军及第2旅、第3旅退守许昌西北地区，24日密县失陷，中国第85军转守西方山地，阻击日军进攻。
豫北方面日军第110师、第62师，于4月19日晨向防守邙山头阵地的中国第85军发起攻击。
21日突破河防阵地后，侵占广武、汜水，22日又陷荥阳。24日，由荥阳南下之日军第110师与由郭店西进之日军第37师占领密县，并继续向西南方向进攻。此时，中国第1战区第4集团军防守该地部队退守荥阳、密县以西之虎牢关至马驹岭一线，阻止日军西进。26日起以第31集团军主力向密县附近之日军实施反击，迫敌改取守势。激战至30日，日军后续兵团（第27师、坦克第3师及骑兵第4旅）等，已集结于密县、郑州地区，迅速向禹县、襄城、许昌等地猛攻，与中国军队第28、第31集团军展开激战。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并以坦克第3师及骑兵第4旅向襄城、郊县突进。3日，侵占郊县、禹县，4日陷临汝。6日，再陷登封、宝丰、鲁山，并以其先头一部进抵洛阳以南龙门附近。为阻滞向龙门突进的日军，第6战区急调刘勘兵团进至龙门、伊川、嵩县一带防守，暂时稳定了态势。
5月7日，由许昌南犯之日军第27师攻占郾城、漯河。同日，由信阳北进之日军独立步兵第11旅攻占遂平。8日，日军南北会攻夺占西平，终于打通了平汉铁路。此后，日军即集中主力向洛阳进攻。以第110、第62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混成第7旅，分别由登封、禹县、郏县及宝丰地区，向龙门、洛阳实施包围迂回。同时，日军第69师及独立混成第3旅，由晋南垣曲南渡黄河，9日侵占渑池，威胁洛阳的侧后，完成了对洛阳的3面包围。洛阳为中国的文化古都，日军为保障平汉铁路安全通车，防止中国军队由潼关向河南反击，急欲夺取洛阳。中国第1战区遂调整部署。除仍以第15军及第94师固守洛阳外，令第4集团军和刘戡兵团分别撤至洛阳西南之韩城、宜阳地区集结，准备侧击由渑池向洛阳、洛宁进犯之日军。5月13日，郾师、龙门各路日军会合于磁涧地区，向集结于洛阳外围的第1战区部队攻击，第36集团军等部遂先后由渑池附近向西转移，日军随即尾追，沿陇海路及洛、卢道向西突进，于17日占洛宁，18日陷陕县，20日占卢氏。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作战中以身殉国。此时洛阳守军已陷于孤军苦战。中国军队为挽战局，击破日军的攻势，以第5、第1O 两战区部队，与第1战区各兵团协同，对日军实施反突击，先后一度克遂平、鲁山、嵩县，进迫宝丰，截断平汉线。西进日军侧背受到威胁，不再继续向纵深进攻，乃放弃卢氏，退守洛宁，以其主力东调，巩固已占领地区。
5月19日，日军集中第63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等主力部队开始向洛阳发动进攻。22日，日军3次突入城关，均被守军击退。日军又以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守军英勇奋战，坚持至25日，弹尽援绝乃分路突围，洛阳古城沦陷，豫中会战结束。
（二）长衡会战
1944年5月，日军依照其“一号作战”计划，在向豫中大举进犯的同时，以日军第11集团军开始准备对湖南的进攻，企图击溃中国驻湘中军队，贯通粤汉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将前进指挥所推进至汉口。5月25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由南京抵汉口前进指挥所，亲任对湖南作战的指挥。同时，日军第11集团军的8个师已集结于岳阳及其附近地区。为加强作战部署，日军自1944年春即开始在鄂南湘北一带集结兵力，并从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抽调部队，组成一支庞大的作战集团。日军自称这是侵华日军自“七·七”事变后，进攻中国一个地区所使用规模最大的重兵集团，其兵力共约17万人，分别部署于华容、岳阳、崇阳地区，并分为两线：其第一线5个师，部署于华容、崇阳之线；第二线3个师，部署于监利、蒲圻一线。
中国第9战区根据3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策定以第30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4集团军等部，各以一部利用既设阵地，节节予日军以打击，迟滞其前进，主力集结于后方，诱敌于有利地区实施包围攻击，然后乘其疲惫而予各个歼灭，粉碎日军打通粤汉铁路之企图。
5月26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分3路发起进攻。其左翼第13、第3师，由湖北崇阳南下，向中国守军第72军防御阵地实施攻击，攻占通城后，于6月1、2日先后侵占长寿街、平江；正面之日军第68、第116师，由岳阳东南地区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第20军新墙河南岸阵地后，于30日直趋泪罗江北岸；其右翼第40师及独立第17旅由华容渡洞庭湖向沅江第99军阵地进攻。6月3日，日军第2线兵团相续加入粤汉路正面作战。至6月6日，日军进至沉江、捞刀河、永安市之线，一部攻占湘阴城。
6月7日，日军左翼第3师、第13师进抵古港附近，遭到中国守军第72军、第58军、第44军及第20军攻击，毙伤其一部。日军向第58军实施反击，11日，突破石湾附近中国守军阵地，继续向南突进。中国军队第72军及第58军协同向日军实施尾追截击。第20军及第44军则转向创阳阻击日军进攻。
6月11日，日军右翼第40师及独立第17旅一部，分两路渡资水，一路进攻宁乡，一路南攻益阳。与中国守军第73、第99军展开争夺战。14日，中国军队第73军尾击南下之日军。同时，第24集团军对宁乡之日军展开攻击，连续激战4日，歼日军一部。正面日军主力以优势兵力进攻浏阳，与第44军激战9昼夜。中国守军退至浏阳南郊。同时，日军右翼之第34师及第58师渡浏阳河，直逼长沙。6月16日，日军第34师由湘江以西向岳麓山开始攻击。随后，第58师由长沙东北至东南部，对守军第4军展开围攻。17日长沙外围红山头、黄土岭失陷，岳麓山主阵地亦破日军突破。18日长沙失陷。
日军攻占长沙后，继续向粤汉、湘桂铁路交点和重要战略基地衡阳逼进。
日军左翼第3师、第13师，由醴陵地区南下，于6月24日攻占攸县，直趋安仁，并向衡阳东南实施迂回。中国第9战区急调第20、第26、第37、第44军等部队，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日军。7月2日完成西进部署，开始攻击，8日克复攸县，并包围耒阳日军。同时，第58军亦克复醴陵。日军第11集团军随即以其第27师等部加入战斗，7月10日再陷茶陵、耒阳。7月29日，占领醴陵之日军东陷萍乡，南趋莲茗。中国军队再次实施反击，夺回萍乡，对耒阳附近日军加强围攻，并以一部挺进渡过丰河，策应衡阳近郊之作战。
日军实施正面进攻之第116、第68师，在两翼策应下，沿粤汉铁路南下，迅速向衡阳市郊突进。6月26日，第68师占领衡阳机场，主力进至衡阳以南，与第116师形成由西面和西南围攻衡阳的态势。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第10军（辖第3、第190师、预备第10师及野炮一营等）英勇奋战，顽强抗击。至30日战斗愈加激烈。日军连续发起进攻，均被中国守军猛烈炮火击退，日军伤亡惨重，第68师师长佐久间中将亦负重伤。中国军队步、炮、空协同作战，大量杀伤日军部队，日军地面攻势受挫，以航空兵对衡阳实施昼夜轰炸，并投下大量燃烧弹。7月3日至6日，衡阳城内昼夜燃烧，中国守军的粮弹仓库大部分被焚毁。7月11日，日军开始向衡阳发动第二次进攻，并将主要突击方向改向衡阳西南方向，逐步紧缩包围圈，但进展仍不顺利。日军遂在空、炮火力支援下，连续攻击，并施放毒气，但守军寸土必争，阵地形成犬牙交错，战斗至为惨烈。日军夺占了部分阵地，双方伤亡均重。日军难于发展进攻，遂于7月20日再次停止进攻。
在此期间，奉命驰援衡阳之中国第62军，其先头第151师，已通过何家桥、许家冲之线，向欧家町攻击。19日第157师亦攻抵黄泥坳，日军第40师渡蒸水增援，经激战后，第62军先头攻抵衡阳火车西站，惟第79军进展缓慢。第62军受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的反击，且弹药缺乏，于22日又撤退至硫子坑地区。
8月4日，围攻衡阳之日军开始第三次进攻，在航空兵和炮兵连续实施火力袭击后，实施昼夜轮番攻击，激战至6日，日军由西北郊突入城内，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不断击退其进攻。在此关键时刻，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令全军放下武器，于8月8日率所属各师长向日军投降，长衡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军队为保卫衡阳的广大官兵流血奋战48天的成果，被可耻的投降行动所出卖，实为痛心。
此次作战，中美空军集中轰炸机68架，驱逐机113架，夺取制空权支援陆军作战，并攻击日陆、海军，共出动各种飞机4500余架次，击落及炸毁日军飞机120余架，毁敌船1000余只。使日军损失严重。
（三）桂柳会战
1944年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依照其“一号作战”计划，开始桂（林）柳（州）的作战准备。日军大本营为加强对湘桂作战的指导，统一对第11、第23集团军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34集团军的统一指挥，8月26日，新设立了第6方面军，由冈村宁次任司令官，并将司令部置于衡阳，随即开始集结部队，储运物资。日军以其第11集团军（辖第3、第13、第50、第58师等部），约10余万人，集中于湘桂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以其第23集团军于江西方面，集结第104师、第22师及独立第22旅等部，约3万余人，另于雷州半岛方面，集结独立第23旅4000人，准备以分进合击，向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作战设想是：按照战备进展情况，尽早开始进攻，先以速战攻下桂林，再向柳州方面挺进，与第23集团军策应，围歼敌军于柳州附近。
中国第4战区以第16、第27、第35集团军共9个军担任桂柳等地区的守备，并策定在湘桂铁路方面迟滞日军之进攻，在西江方面先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进攻之日军。因日军主力使用于湘桂路方面，第4战区乃决定以湘桂路方面为防御重点，阻击日军推进。先以李玉堂兵团第62、第79军等部于湘桂正面，迟滞日军行动，并以前来增援之第53军向全县推进。以第27集团军取道湘南，侧面阻击日军前进。以第35集团军迎击西江方面之日军。桂南方面由地方团队担任守备，另以第31等军，于桂柳附近，构筑工事，准备固守。
9月上旬，在日军第6方面军指挥下，第11、第23集团军分别从湖南、广东向广西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3、第13、第37、第40、第58师等部队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进犯，突破第93军防御阵地，9月11日占领黄沙河，14日占领广西东北要地全县，打开了广西的东北门户。
中国守军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插桂林。接着，日军连陷兴安、灌阳，于10月底进至桂林以南之良丰、阳朔等地，对桂林侧后构成包围态势。
自1944年8月22日至11月9日，中美空军为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主要以桂林、柳州、昆明为基地。其出动1386架次，在空战中击落日机34架，击伤10架，炸毁停在机场的飞机6架，炸毁车辆400余辆，大小木船578艘，破坏阵地、车站、库厂、指挥机构50余处，桥梁11座。
9月下旬，日军第23集团军以第104、第22师及独立第22旅由广州附近之清远、三水、佛山、江门及台山等地，沿西江及其两侧向西进犯，连陷怀集、肇庆、云浮，德庆等地，9月24日占领梧州。日军第23军另以独立混成第23旅，由雷州半岛廉江北犯，进占陆靖、容县，9月28日，与由西进之第104师占领丹竹、平南，由东南方面对桂、柳形成攻击之势。此时，第4战区调集第35集团军之第64军及桂绥第一纵队，对桂平、蒙墟之日军攻击；以第27集团军之第37军（一个师）由蒙山向平南攻击，予以策应。
10月20日，在空炮火力支援下，对桂平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开始攻击，突破其阵地，至28日，突入蒙墟街区，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为稳定其态势，以第104师突破金田村掩护阵地，对攻击部队左翼构成威胁，反攻被迫停止。
11月4日，日军第58、第40师对防守桂林的第31军之第131师、第46军之第170师等部阵地发动进攻。5日，日军多次使用毒气，攻击城东郊七星岩阵地，守军伤亡惨重。7日，日军在炮、空、坦克支援下，由西、北、东三面攻城，突破城防阵地，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至11日，守军部分突围，桂林失陷。
柳州是日军攻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11月上旬，当桂林战斗正激烈之际，日军第13师由良丰南下，4日占领永福，并向柳州西北方面进逼。日军第3师由恭城南犯平乐后，与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在荔浦附近激战，并继续向柳州东郊突进。日军第104师突破东乡第62军的阻击线后，进占武宣、象州，向柳州南郊突进。中国第4战区第27集团军所属第26军担任柳州城区防御，第37军担任柳州南郊防御，第20军部署于西郊待机。
11月7日晚各部到达指定防御地区。与此同时，日军第13、第3、第104师先后进抵柳州北、东、南郊。11月9日，日军由三面发起进攻，守军经激烈战斗后，11月10日，奉命弃守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转移，继续阻止日军西进。
正当中国第4战区部署第27、第16、第30集团军，在宜山南北一线构筑阵地以阻击日军进攻时，日军第3、第13师由柳州西进，于11月15日夺占宜山。22日，又突破第97军于车河、南丹附近的防御阵地，继续向贵州重镇独山方面突进。12月初，日军第3、第13师先头部队进至独山地区，12月2日攻陷独山和八寨。中国军队第98军、第29军等部向日军实施反击，日军一再增援，终于不支，纷纷后撤。中国军队第98军第169师和第29军第11师乘胜追击，6日收复八寨，8日收复独山。此后继续南追日军，至13日，克复南丹。
14日，日军再次反扑，经激战双方伤亡均重，在车河一线形成对峙状态。
11月中旬，日军第22师沿湘桂路南犯，11月21日攻占宾阳，并与独立混成第23旅分路并进，于24日进占南宁。在此期间，日军驻越南之第21师，由谅山分3路乘势北上策应，接连攻占龙州、宁明、明江等地，并于12月10日与由南宁南下之第22师一部会师于绥渌。至此，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广西省内重大战斗，暂告结束。
三、豫湘桂作战的结局与影响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华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历时8个多月，是日军在侵华战期间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进攻估计不足，以致前方兵力薄弱，作战准备欠周，因而在日军向豫、湘、桂各区进犯时，显得仓促应付。同时，邻近各战区未能以大部队向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击，积极策应友区和钳制日军的进攻，使日军得以逐次集中兵力，实行各个击破。加之各战区临危慌张，指挥失当，未能以顽强持久的作战打击日军，破坏其进攻计划，以致日军从1944年4月至12月中，向前推进近2000公里，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地区，形式上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当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失近60万军队，丢失大小146座城市，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贵州告急，重庆吃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
在这次大败退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1/3，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
豫湘桂作战的大败退，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是，参加豫湘桂作战的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付出巨大牺牲。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载史册。
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作战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发人沉思的。
豫中会战历经30多天，虽给予日军一定的伤亡损耗，中美空军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160余架，毁日军汽车、坦克约70辆，但未能破坏日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和占领沿线要点及洛阳的企图。第1战区守军以轻装步兵武器，与日军坦克搏斗，击毁其10余辆。然而战区部队未能利用有利地形及天然障碍并构筑人工障碍，以顽强之抗击有效阻滞日军坦克、骑兵部队的突进，同时以有力之部队向日军侧后攻击，断绝日军交通补给，钳制其进攻行动。加之汤恩伯军与民众关系恶劣，在作战中一再败退，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导致会战失利。
在长衡会战中，中国第9战区以16个军对抗日军9个师的进攻，虽在局部反击中给日军一定的损失，但未能破坏日军占领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在战役部署上，未能针对日军采取二线兵团的部署，并以有力的左翼掩护保证其主力沿粤汉铁路夺取长沙、衡阳的作战计划，将战区机动侧击部队主力控制于长沙、衡阳以西地区，向日军兵力薄弱的右翼攻击，威胁日军主力之南下，从而有力地支援长沙、衡阳的保卫战。同时，未能机动灵活地指挥，避实就虚击敌要害，终于陷于被动，招致了会战的失败和湖南大片国土的沦陷。
在桂柳会战中，中国第4战区以3个集团军共9个军以及策应部队共10万人的兵力，对日军8个师作战，虽在桂平方面曾以有力之一部向沿污江西犯之日军实施反击，但未能击溃或阻滞该路之日军，解除从南面对柳州的威胁。桂柳地区中国空军基地共有7个，已明显掌握了作战中的制主权，在作战中，曾频繁出动飞机实施空中掩护，阻绝日军交通，轰炸敌机场，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40余架，摧毁日军船只、车辆甚多，但是，未能充分发挥空军的优势，取得陆空协同配合的最理想成效，迟滞和破坏日军的进攻。桂柳地区有险要地形及既设阵地，利于坚守，但既没有配备较强兵力，扼守战略要点，又无有力之预备和机动兵力适时侧击进攻之敌，致使桂柳要地数日即陷，实为痛借。
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侵占了中国大片地区，形式上虽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但日军在此次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损失惨重，战略态势进一步恶化。侵华日军经长期战争的消耗，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已开始攻势作战，日军己陷入穷于应付。在这种总的形势下，日军硬拼凑兵力，进行深入大西南的远距离作战，就使日军战线拉得更长，兵力更为分散，占领区守备兵力更为薄弱，战略态势更为不利。这就使敌后战场抗日军民的反攻更处于某种有利形势。日军集中50余万兵力，进行长达10个月的进攻，企图实现的“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并没有给它带来重大的利益和足够的实际价值。所谓大陆交通线，只不过是根本无法保障通行的一条空线。日本官方战史也不得不承认：“虽攻占了中国西南方面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连结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在策划‘一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关于全盘一号作战，尤其是第2期的向桂柳地区挺进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是否适当，值得今后深思和检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广西会战》下，朝云新闻社，1985年版，第225页。]
总之，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全面陷于包围的困境中，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集中侵华日军主力的相当部分，进行的突破战略包围的垂死挣扎，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相反，加速了它在中国战线的崩溃，加速了它的最后失败。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加深
一、国统区的独裁统治
1943年初，世界大战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发展。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方针。关于这一点，日本当局在1943年初的形势判断中清楚地指出，国民政府在“继续进行消极的抗战”，“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6）第7、第5页。]
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当时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在世界法西斯覆灭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趋明朗的时刻，国民党开动了宣传机器，一方面鼓吹自己抗战的“丰功伟业”；一方面大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所谓“罪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政治解决共党问题”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议案。五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自1932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拟定于1934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实施宪政的那时起，到1943年五届十一中全会重提实施宪政止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一点实施宪政的准备工作，过去决定的实行“民权”和“地方自治”也成为空中楼阁。这次全会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条文》。条文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还规定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师”，独掌军政大权。会议还于13日“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院长，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蒋介石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进一步强化。
国民党为了加强一党专政，除压迫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压制和破坏民主运动外，还提出了“全国党化”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量征收党员，千方百计拉人入党，在机关、学校、军队、工厂等部门进行“集体入党”，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了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国民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铨叙方法，都是为其一党专政服务的。国民党当局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对罢工、怠工及其他妨碍生产之行为“严行禁止”，政府在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信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令其为一定记载”；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
国民党为了加强独裁专政，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加紧特务活动。国民党规定，国民党军、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的义务。
他们甚至以招考技术人员的名义，将一部分社会青年骗来，加以训练，然后把他们安插到机关、学校、团体、工厂，搜集情报，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的抗日活动。国民党还加强特务组织对政府和地方的控制，通过CC 组织操纵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各级官吏的任职、考试等。国民党每年支出巨额的特务经费，用来增设特务机构、训练特务和开展特务活动。另外，还在上饶、綦江、西安、贵州等地设立了一些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是囚禁和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魔窟。国民党特务不仅在国统区横行无忌，造成黑暗恐怖的特务世界，而且还派特务潜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
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特务活动的加强，农村中的保甲制度也日益强化起来。这是国民党在农村基层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1940年1月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会同公布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同年8月行政院通过的《各县保甲整编办法》，1941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等文件中，都对保甲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这些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加强了保甲制度。要求对保甲长不仅进行政治的、军事的训练，而且施以警察、特务活动的训练，在保甲组织内建立“通讯网”。在保甲组织中实行“三位一体”制，对民众实行独裁统制。国民政府在1939年9月19日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第47条规定，保长、校长、壮丁队长都由一个人兼任。这样，一保之内大权集于保长一身，成了一个小独裁者。
这就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部处于保甲组织的禁锢之中。
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的不断强化，造成了政治上的更加暴戾、腐朽和黑暗，国民党的各级官吏，就是依靠这一反动制度，大发国难财的。至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3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巴西等地的存款，则达5亿美元。如果动用这部分存款，就可装备300个机械化师。国民党各级官吏还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官吏们的贪污更是无孔不入。仅1944年1月至11月，在粮食部范围内破获的贪污案件就有1243起之多。
各战区军官一些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如就地抽捐抽税；利用兵役敲诈，虚报兵员名额，克扣军饱，以至经营商业，包运私货等等。官僚们在贪污和搜刮中聚集大量财富，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社会风气由此更加败坏。
在这种情况下，“党治”统治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民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抗战初期曾一度出现的短暂的希望曙光又被黑沉沉的长夜代替了。
二、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和大后方经济的凋敝
据概略统计，大后方约占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耕地，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小麦产量近40％，但工业却十分落后。全国抗战开始后，部分工厂内迁以及大量军、政机关向内地转移，对各类工业需求量猛增，再加上进口减少，通货膨胀等临时因素的刺激，使基础薄弱的大后方的工业与抗战前相比有了较大发展。1943年，向政府登记的大、小厂家，达到500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后开设的。1942年大后方工业生产达到最好的年头后，即开始衰落。
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约占总数的60～80％。在财源紧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并约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1.2亿法币。同时，政府以外债为担保，大量发行国内公债。
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共发行了19笔公债，总计有法币150多亿元，关金1亿，英镑2000万，美元2亿。但发行公债绝大多数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由银行垫款给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公债的发行又成了官僚资本发财的手段。
第二，垄断金融。实行外汇管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另一条途径。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20元法币折合一美元，为官定外汇比价；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还规定了一套繁琐的手续，造成骇人听闻的外汇黑市交易。例如，抗战八年，外汇中的美元与法币的官价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超过官价27倍以上。
旧中国的银行资本是同外汇紫密连系在一起的。少数权势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买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之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重庆政府对外汇的统制，进一步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形成它对整个金融市场垄断。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美元、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第三，扩增捐税。由于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它便采取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另外它还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货不税的状况。至于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如保安捐、壮丁捐、保甲捐、兵役捐等多达上百种。从1941年下半年起，在农村实行了田赋征实的办法后，1943年又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从1941年到1945年6月，通过“三征”，共收粮食2.4亿多石，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1941年3月，国民党八中全会通过了“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这实质是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财政部依此掌握了六类物品的专卖权。他们采取低价买，高价卖的办法，使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却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
继1937年9月，对外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由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3年2月，又成立了物资局，对棉纱等许多物资也实行统购，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然后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
1942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1.3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为例J942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100元。1943年差价竟达1100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其结果迫使民营工业关门倒闭。
第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
抗战8年中，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319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市发行数额来看，1937年6月为16亿元，1945年8月则达到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主要是：
第一，加强文化专制。国民党通过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文化专制，向进步文化和进步作家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运动纲领》，鼓吹一个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接着，制定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对进步文化作品进行压制。1943年仅查禁书刊即达500余种。
第二，迫害进步报刊。国民党对进步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将所有宣传革命的、进步的、抗日的内容进行删改、扣压、不准发表。国民党强迫改组了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排斥进步记者，杜绝抗战的进步舆论。
《新华日报》是他们的眼中钉，蒋介石几次进行干预。如1944年7月15日他勒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彻底检查《新华日报》：“本日新华日报第3版下栏登载《谈中原战事血的教训》及《河南大学生的遭遇》，如何此种通信任其登载，……是否该报有意违检刊登？以后关于此类故意损害我军誉之新闻，务须彻底检查，如报纸违检刊登，并应切实执行处分，切勿玩踪为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新华日报》仅一个月被禁止刊登和删改的言论与消息竟达33篇之多。他们不准宣传抗日，禁止刊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斗消息，甚至连“百团大战”、“延安边区”等字样都“绝对禁止登载”。[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所以许多宣传抗日、宣传民主的进步报刊被查禁。仅在1941年到1942年之内，就被查禁1400多种。
邹韬奋等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5个生活书店的分店和支店，全部被非法搜查，强行封闭。为了粉饰太平，连各地灾荒消息也被禁止登载。
第三，控制舆论，垄断新闻。国民党军通过特务组织，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报刊。《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扫荡报》、《扫荡简报》等各大报都掌握在CC 和复兴社特务手里。他们还强迫收买进步报刊，如CC 曾以13万元收买上海《立报》，迁至香港，加以人事变动，取消了它的进步性。对拒绝收买的则用打砸抢的办法加以摧毁，成都的《华西日报》被纵火焚烧。
另外，训练大批特务记者，分配到各地报社，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国民党的中央社垄断一切新闻消息，国统区的所有报纸必须登载该社的稿件，而解放区的消息特别是抗日情况一律不准报导。
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逆流下，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喧嚣一时。战国策派宣扬莫管正义不正义的谬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张目，为蒋介石的独裁主义辩护。张铁君写的《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一书，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狂妄地提出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解散共产党。陶百川写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在民主义，胡说马列主义没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等等。
国民党在对进步报刊查封的同时，还迫害坚持斗争的文化工作者。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成都《时事新刊》被封后，记者李亚凡被枪杀，原《大声》周刊总编辑车耀先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
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是其杰出的代表。他和文化界的人士广交朋友，支持他们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力争取生活权利，各地群众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在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等民族起义。
1944年7月，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举行起义，反对第1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举行了大暴动。进入1945年后，这种斗争在各地更为普遍地展开。工人为了生产和国家兴亡，不得不起来斗争。如1944年11月，成都人力车工人集会罢工，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拉车工人。1945年2月，重庆工人及市民20余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工人胡世合。这次示威对大后方的群众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爱国学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1944年，成都、桂林、乐山等地大学生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要求民主与自由，并以斗争的实际行动来争取。1944年5月4日，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教授创办的《自由论坛》，是反对专制独裁、鼓吹民主自由的喉舌。它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校的昆明西南联大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堡垒。该校和昆明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闻一多演讲，他痛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号召学生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1945年五四纪念日，昆明学生1万多人集会、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在抗日战争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四大家族的垄断、统制政策感到不满，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感到不满，特别反对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这种斗争，从1944年开始比较明显起来了。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5个工业团体，共同草拟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随后，一些工业资本家应宪政月刊社的邀请，在重庆集会，发表政见。他们共同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实行民主政治，给予自由，保护民族工商业，取消统制政策。
黄炎培、张澜等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等声明，他们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制定宪法；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对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6月，各民主党派掀起宪政运动。李济深首先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发表广播演说，要清除国民党的失败主义，实行民主抗战。张澜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组成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10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
7月初，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等20人及在成都的黄炎培，致电响应桂林文化界的呼吁。9月，各民主党派数百人在重庆集会，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
10月召开了由宋庆龄、张澜、郭沫若发起的追悼邹韬奋大会，会议痛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号召向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从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独裁专制的立场出发，也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不满。他们本想通过对蒋介石的援助，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但实际正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有了美元就不需要改革了。因此，美国报刊也不断出现批评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文章。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豫西鄂北、湘西作战
1945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进行南部粤汉线作战，打通粤汉线后，又接连发动老河口和芷江作战，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地区发动进攻，即豫西鄂北和湘西战役。因为从鄂西北老河口和湘西芷江两个机场起飞的机群，不断对平汉线、长江下游等重要交通线进行轰炸，大大影响了日军的后勤供应与后方的安全。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由华北方面军第12集团军进行老河口作战，第6方面军进行主江作战，企图摧毁当地的机场，破坏中美空军的力量。
一、豫西鄂北会战
1945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解除中国湖北省老河口地区空军基地及豫西部队对其平汉铁路南段之威胁，以12集团军指挥第110师、第115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步兵第11旅等部，向豫西鄂北进犯，企图一举夺占南阳及老河口空军基地，并控制其西北战略要点浙川、西峡及重阳店等地。日军第12集团军决定，进攻部队首先集中于遂平、叶县、鲁山附近地区。于3月22日开始向南阳进袭。并以快速部队突击老河口机场，一部集中洛宁向卢氏进攻，掩护侧背。为配合豫西鄂北作战，日军以第69师等部由豫西陕县向灵宝、卢氏方面进犯，以第39师、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等部，由湖北荆门及其以北地区向襄阳方面进犯。
日军第12集团军根据方面军攻占老河口的命令，制定了作战计划大纲： “军决定以主力急袭突破大概鲁山至舞阳、沙河店一带之敌阵地，神速向西峡口——老河口之线挺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粉碎日军进攻企图，令第5战区（辖第2、第22、第33集团军等部共10个军），以主力确保南阳东南地区，以有力部队于泌阳、方城地区进行抵抗。令第1战区（辖第4、第31集团军等部共8个军）以主力于南召至李青店之线及其纵深地区，阻止日军进攻，破坏其攻势。令第10战区部队以有力之一部向平汉铁路线活动，进行策应。
在豫西方面，3月22日，日军第110、第115师、坦克第3师、独立步兵第11旅及骑兵第4旅，分别由鲁山、叶县、舞阳及沙河地区，分3路西进。
23日，日军右路向李青店、南召之新编第8军阵地进攻，中路向保安砦、独树镇守军第68军阵地进攻，左路向春水、小史店以西第55军阵地进攻。24日，第1战区、第5战区放弃李青店至象河关之线，退守南阳。25日，日军以一部进攻南阳，主力继续西犯。27日，日军骑兵第4旅猛攻老何口，与中国守军第125师激战后，占领了老河口机场，随后，在日军第115师到达后，4月8日攻占老河口。与此同时，由李青店、南召西犯之日军第110师主力，占领镇乎后，突破新编第8军逐次抵抗，越过内乡，向西峡口方向中国守军第15军防御地区进攻。3月28日，日军第115师一部6000余人经南阳西南向邓县、文渠猛攻，遭中国守军第22师阻击，转向西北推进。此时，第5战区以第22、第2集团军向老河口外围日军反击，遭受损失，反击未能奏效。
29日，内乡之日军第110师及坦克第3师一部向浙川、西峡口进攻。第5战区之第68军、新编第8军及第1战区之第15、第85军各一部顽强阻止日军进攻，双方伤亡均重。30日，日军约4000人攻占浙川。南阳守军第143师与日军激战一周后，由城东南突围，南阳失陷。
4月3日，迂回进攻重阳店之日军5000人，经第31集团军第85军主力及第78军一部，在西峡口、勉门关等地遂次抵抗，未能得逞。5日拂晓，第85军与第78军之一部实施反击，激战至7日晚，克复魅门关，先后歼日军第110师4000余人。4月28日，日军第110师再以一部兵力向重阳店地区实施突击，遭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沿途各阵地的顽强阻止和反击后，多处陷入被包围的局面，粮弹补充困难，只得喝小米粥，甚至断炊，伤亡惨重。
日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在老河口方面，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第45军各一部，于4月12日向光化、老河口实施反击，将日军逐出该地。
第47军于13日向李官桥、挡贼口等地实施攻击，激战至15日，日军第115师退守邓县。4月28日，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再次攻入老河口。至5月1日，与日军隔襄河对峙。在洛宁方面，日军第110师一部4000余人，自3月23日向长水镇展开进攻，中国守军第38军、第96军奋勇抗击。战至4月9日，日军被击退转向西峡口地区。5月中旬，日军第69师之一部约5000人，由陕县分别向灵宝、官道口进犯，经第1战区第4集团军主力及第40军配合向日军实施夹击，至25日，将进犯日军击退。双方伤亡均重，至29日逐恢复原态势。此次作战，日军虽进占豫西并控制了老河口空军基地，但损失甚重。
在鄂北方面，3月22日，日军第39师主力及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由荆门地区北犯，23日黄昏进占宜城，28日突入南漳城内。第5战区之第33集团军一部向进占南漳之日军实施反击，于29日收复南漳。但日军另一路却于29日攻陷襄阳，次日占领樊城。此时，日军以一部西犯谷城，策应其老河口方面的作战，以另一部再攻南漳。4月2日起，第77军及第59军等部，与进犯南漳之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给日军以相当消耗后，于4日放弃南漳。
10日，该两军再协力向日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漳。
12日，第22集团军以一部节节抗击日军后，主力向进占茨河之日军反击，收复茨河，随即向襄阳、宜城方面追击，于4月16、18日，分别收复襄阳、宜城以及樊城。至此，襄河以西恢复会战前态势。
豫西鄂北会战时，日军航空兵出动各型飞机106架，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直接支援地面作战和攻击日军及其后方，在西坪、西峡口作战中，实施超低空射击，杀伤日军甚多。
对地面部队以较大支援。对日军后方新乡、郑州、许昌、南阳地区实施的空中打击，亦取得了显著战果。此次会战中，共出动各型飞机1000余架。
此次会战，日军虽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但遭到相当的打击，伤亡1.5万余人。
二、湘西会战
1945年4月，日军为了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交通线，以第20集团军指挥第116、第47、第34、第68师等部，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见附图1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4方面军以一部守备新宁、邵阳、益阳之线，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抗击，以主力部署于新化、武冈之间地区，待机与日军决战。并令第3方面军之第27集团军所辖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地，阻击桂、粤方面日军之增援，以利主力决战。另以第94军向武冈以东挺进，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挺进，新编第6军空运芒江为总预备队。待机于新化、武冈之间歼灭进攻之敌，以确保芷江空军基地。
在新宁方面，4月上旬，日军第68师之第58旅和第34师主力由东安和全县向新宁方向展开进攻。16日，两路日军合击攻占新宁后，继续西犯。其第34师主力于22日攻占其良，23日以一部西犯梅江、长铺子，以主力北犯水东、关峡，29日攻陷武阳、白家坊后，5月1日向水口进攻。此时，中国守军第58师和第193师在空军支援下对日军进行反击，予以重创。日军第68师一部，4月19日向小麦田、峡口进犯，25日进抵武冈城郊，为守军第58师所阻。
4月30日，中国军队第3方面军之第94军主力（第5师、第121师），由长铺予（今绥宁）向武阳地区日军第34师实施反击，5月1日夺回武阳。
3日，日军增援反扑，但力不从心，经与第5师激战后，向东南溃退。同时，中国军队第74师第58师与第73军第193师亦向日军猛攻，日军向武冈以北、花园市方向溃退。第94军第5师沿武冈北侧大道追击日军。12日，第94军第121师收复高沙。日军残部3000余人向东溃退，遭到第94军跟踪追击、包围，16日全部被歼于茶铺子地区。第3方面军之第26军，以第44师击溃强渡巫水之日军后，分别向武冈和新宁实施反击。该师一部于5月6日进至武冈西南，遂与坚守武冈之第4方面军第58师，内外夹击日军，日军损伤甚重，向东北方向溃退，武冈之围被解。该师另一部于5月6日攻克新宁城。
16日，日军第34师一部约3000人，由全县向新宁反扑，被阻止。此后，中国军队以全力向东追击。
在邵阳方面，4月9日起，日军第47师、第116师由邵阳地区分4路向西进犯。一路4000余人由黑田铺向三口关进攻，遭到三口关守军阻击后，于29日进抵洋溪桥附近，伤亡甚重，进攻受挫。其第2路约4000人于4月12日由邵阳向巨口铺突击，28日突破中国守军第63师的防御，28日进至上查坪，30日再向现江等地进攻，遭中国守军第57师及暂编第6师的协合抗击，进攻受阻。第3路约4000余人，4月11日，由邵阳向小塘攻击前进，16日进至白马山，17日突至放洞附近，遭中国守军第51师抗击，攻势受挫。日军第4路约3000人于4月13日强渡资水后，18日侵占桃花坪，26日进抵洞口附近，遭到守军第58师的有力打击，进攻停顿。
中国军队第4方面军对日军实施的逐次阻击，已将日军之进攻阻滞于巫水以东之江口、洞口、武冈一线地区。为向日军实施反击，第4方面军遂令第18军星夜由常德地区南下，令新编第6军于芷江地区集结待命。第3方面军令第94军由湘黔边境向武冈以西的武阳地区快速前进。各部队于4月底至5月初，先后到达指定地点。
5月6日，第4方面军挫败日军第116师主力约6000人向江口、青岩等地的进攻后，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于8日向日军实施全线反攻。
10日，第74军向半江峰、洞口之线突进，日军残部约3000人仓惶向金龙砦附近地区撤退。第4方页军乘胜以第18、第73、第74军等部，向日军展开截击、追击。日军伤亡惨重。19日其残部1000余人向东突围，在龙潭铺附近地区遭第18军第118师与第73军第193师截击，伤亡甚重。5月8日，进至放洞地区之日军遭中国军队第100军转歼，伤亡较大，残部700余人突围至白马山附近，再次遭到包围。至16日，该股日军全部被歼。至6月7日，日军所占地区全部收复，第4方面军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驻湘西、滇东、川东的芷江、陆良、梁山（今梁平）等地之第1、第5、第2、第3大队各一部，联合美国空军频繁出击，仅第5大队即出动942架次。由于中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紧密配合陆军向日军突击和追击，使敌伤亡惨重。同时，广泛袭击日军汉口、岳阳、湘乡、长沙、邵阳、新市、归义、衡阳、羊抽司、新宁、湘阴、零陵等地空军基地、仓库桥梁及重要交通线，部分地瘫痪了日军的运输补给，对会战取胜起了极重要作用。
湘西会战，日军第20集团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遭沉重的打击和彻底的失败，伤亡达2.4万余人。中国第4第3方面军作战指导得当，反攻行动有力，基本上实现了预定作战计划。作战中，陆空军协同密切，空军对地面作战有效地实施直接火力支援，大量歼灭和击溃了进攻的日军，使敌遭严重损失，对双方军心士气，影响甚大。日军防卫厅防卫研修所之战史，对此次日军之惨败有如下叙述：
“5月13日晨，第109团的先头两个营进入了马胫骨，其余主力进入其北侧，但后方的两个营被望乡亭附近之敌切断进路而陷于孤立，并遭到包围攻击，陷入苦战。部队因缺乏弹药，只好进行白刃战，粮食也已吃完，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连日激战，损失极大，战力显著减退。”“5月15日，步兵第109团，当时处境危殆已极，据副官生沼逸大尉回忆，5月14日弹尽粮绝，四周皆敌，团已准备‘玉碎’。”“当时，师（第116师）已处在敌军的完全包围中。师长向各部队发出训示，说明当前只有杀出一条血路，以完成撤退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70、苇281页。]
日本战史叙述日军第116师泷寺团在1945年4月25日记载该团的伤亡情况：
“团经过连日激战，各营均有不少军官伤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下降。而重庆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了反攻。我方伤亡如下：第1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25名。第2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246名。第3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75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9页。]
1945年5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给第6方面军下达中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官崎参谋对日军被迫中止芷江作战的情况有如下回忆：“第20集团军自4月15日开始了芷江作战，而出乎预料的是敌人把美式装备的新编第6军空运到了芷江。中国派遣军方面，期待着在第20集团军进至沅江一线后能很好地指导作战，为此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但由于敌空军的妨害，雪峰山脉的险阻，第47师主力前进缓慢，敌人的战斗力及集中速度之大等原因，第20集团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脉受挫。”[〔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8页。]
日军第34师独立第115营5月5日的情况是：“5日凌晨，在敌军奇袭攻击下发生混乱，结果被优势之敌包围而成溃乱状态。6日，各队逐次逃向龙烟山方向，但到该地又被包围。7日～9日，各队逐次向花园市退去，但又被敌人分割包围在万福桥——湾头——李溪桥——牛角岭一带。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部队到10日己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营长小笠原上尉虽然逃到了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96、301页。]
这就是1945年上半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溃败的一个侧面。
在豫西鄂北、湘西会战中，日军虽取得局部战役战斗的一些胜利，给中国进一步造成严重损失，但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处境更加困难。日军对芷江的进攻，被迫半途而废，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陷入被包围歼灭和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侵华日军已处于战略全面被动的局面。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五节 日军实行战略收缩，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一、日军实行战略收缩
1945年初，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逼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日本法西斯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续失利，以及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消耗了大量兵力，尤其在解放区战场军民局部反攻的打击下，占领区日趋缩小，已进入了最后崩溃时期。日本早在1944年就采取种种对策，企图扭转其崩溃之势。孤注一掷，动用数十万兵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并未能实现预期战役目的。相反，解放区战场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更缩小了日军占领区，使其防线日趋崩溃。因此，一号作战后在华日军便立即开始了战略收缩。日军在中国战场进入了总退却。
解放区的局部反攻是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一个主要因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1944年攻势作战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日军只有招架之功了。据日本战史称：到1944年7月，“由于全盘战局的恶化。社会民心的不安，治安也因之恶化了。近来共产军力量越来越大，治安警备的困难也越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04页。]
在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与盟军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胜利。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展开反攻作战，迅猛向前推进。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黄岛登陆，3月17日攻占硫黄岛。4月1日，美军发动冲绳战役，5月初控制全岛，打开了通向日本本土的门户，清除了日本本土防御的第一个屏障。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国重型轰炸机，就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到1945年初，日本重工业区、军事基地大多遭到严重破坏，日本战争经济进入最后崩溃时期，已完全瘫痪。
在此不利形势下，日本为挽救其面临之危机，不得不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区，并抽调兵力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本土的守备。由于日苏中立条约将在1945年4月满期，从2月开始，日本焦虑地向苏联打听条约的续订问题，苏联一直避而下答。4月5日，苏联发表声明，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为苏联对日参战扫清了障碍，对日本又是一个严重打击。这样，日本要求中国派遣军除对美对华作战外，还要准备对苏作战。在华日军承担着对中美苏3国作战任务，当然力不从心。为此，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战场采取收缩方针。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鉴于美军已在冲绳登陆，便命令中国派遣军将对美作战重点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上海和山东方面。
1945年4月14日，日军大本营秘密指示中国派遣军：“把第3师、第13师、第34师调往华北”。4月27日，中国派遣军下达了调动上述师的命令，并指出“第6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武汉地区以及粤汉线要地”。[〔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页。]
日军第6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命令，拟定自7月下旬起开始向西江两岸及南宁撤退，8月底前先完成全广西省的撤退，并预计撤出南宁、宜山、柳州的时间，分别为5月上旬、6月、7月。5月28日，日军大本营在《大陆命第1335》中指出，中国派遣军应进一步加强华中、华北地区的防御力量，为此，要从湖南、广西、江西地区的湘桂、粤汉沿线地区撤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决定： “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在对苏、对华进行持久战的同时，粉碎从沿海进攻的美军，使皇土决战容易进行。”对美战备的重点先是华中三角地带，然后是山东半岛。为此，第23集团军将一部分军队撤退到广东境内，防御广州、香港地区，完成对美、英作战，其余兵力调往南京；第13集团军从福州、温州地区撤军，固守京沪杭地区；华北方面军于9月末在山东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并与关东军配合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并从河南省及山西南部撤军；第6方面军以剩余兵力退守武汉，阻止重庆军的总反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37～439页。]
从此，侵华日军为构成东主西从的战略态势，日军开始了全面收缩。实际上，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全面溃败的开始。
二、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1945年春，德军在欧洲已濒临崩溃，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告捷，美军在太平洋占领硫黄岛，登陆冲绳岛，直指日本本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与盟军协同作战，策定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白培计划”，预定于是年秋，开始对盘据中国大陆之日军实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便于作战，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充实战力，以便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
同时，中国陆军于1944年冬再次调整了战斗序列：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印军总司令萨尔登、副总司令郑洞国。
同时，为了便于协同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并将所辖部队编为第1方面军、第2方面军、第3方面军、第4方面军共4个方面军，总兵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春，中国陆军总部所编练之35个步兵师，业已完成，部署于湘桂至滇、越边区。
1945年4月，桂境之日军第22师、第58师及第13师一部，依据撤守计划，缩短防线，谋求集中兵力，以防中国军队的反攻。4月21日，日军第13师一部向广西都安及其西北之保平，九圩攻击，24日，即分别沿进攻路线撤退。日军撤退时，都安方面中国第一线守军即尾敌前进。
27日，中国第2方面军乘日军撤退之际，以第46军攻占都安后，主力即经都阳山向南宁迫近，在民团配合下，进展迅速，5月27日，第64军收复南宁。日军第3师向柳州撤退。第2方面军以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向龙州追击之部队，于6月7日收复思乐，8日收复明江，在地方团队协助下，于7月3日先后攻占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46军主力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先后攻克桂平、武宜。6月19日其175师迫近柳州。
第3方面军于5月初以担任河他西北地区守备的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并以预备第11师攻取天河，至5月21日，收复河池县城，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23日攻克德胜。6月6日收复宜山。此时，日军由柳州增援宜山，与第29军展开反复争夺，激战至6月14日，第29军击退日军的反扑，再次收复宜山，日军第13师遂向柳州撤退。第3方面军以第20军向日军跟踪追击，在第2方面军第46军自柳州南侧的配合下，向柳州之日军展开总攻，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
第3方面军克复柳州后，分兵3路，第20军第133师在左，经百寿，第91师在古，沿桂柳公路，第29军（两个师）居中，沿湘桂铁路，向桂林急进。同时并以第4方面军攻击宝庆、衡阳，以为策应。至7月24日，第3方面军第29军连克中渡、黄冕、阳朔、白沙，并经激战夺占桂林南方门户永福，直逼桂林近郊。是时，第3方面军主力第27集团军以第26军、第94军等部，自越城岭向桂林推进。7月10日攻占南圩，26日克义宁，在各路包围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日军仓惶向全县方向逃窜，又被迫歼一部，8月17日收复全县。至此，中国军队向前推进350余公里，将桂柳地区全部收复。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努力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临近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局部反攻阶段的到来，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再度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于是，蒋介石集团就乘此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掀起新的反并逆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及时地揭露并制止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抗日战争进入1943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来看，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打击下，正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也逐渐得到强化。从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至1943年8月林森去世，前后五年多的时间，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职，通过法律形式完成了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集权统治。正在这时，美、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帮助其在太平洋地区战胜日本，以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乃于1943年1月，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应与美、英、苏平起平坐。这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也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
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际形势空前有利，忧的是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会冲击其封建独裁统治。
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集团又密谋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发动新的反共逆流作的思想和舆论准备，也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人们关注的抗战问题谈论很少。在全书213页中，只占了12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宣扬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书中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均作了歪曲的论述。它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专制独裁主义立场、观点及内外政策的书，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沦上为买办、封建独裁统治辩护，也为发动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历史时，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家族、保甲、乡社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说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古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2～43页。]
蒋介石利用封建的糟粕作为推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英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订立“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是否因此而完成且不说，蒋介石这样说还是另有用心。他接下来在谈“平等新约的意义”时继续写道：“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国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惟我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动的试炼，乃至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饰，自我吹嘘。
在这本书里，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建设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即以忠孝为根本的封建四维八德。
“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是“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训政”，竟公然说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则是空谈“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蒋介石在书中还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
在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极力兜售经其阉割、篡改的假三民主义，说“惟有三民主义”才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中国国民党是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5～46页、第66页。]
为此，他呼吁：“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主永久的安危。”无耻地吹捧“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4页。]
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1页。]
公然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除了国民党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是变相的军阀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这在实质上是蕴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为发动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笔。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命运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新的形势下，鉴于“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并估计到各同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页。]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5月15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削弱的表现，是反对共产党的大好机会，遂加快了其反共的步伐。
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会，到会者虽仅9人，不到被邀请团体的1/3，却以大会名义发表通电，叫喊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当即在中外报刊发布这条电文，并发动全国各地的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一时间反井声浪甚嚣尘上，一些御用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1943年7月26日《西京日报》刊登文章《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狂叫“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之需。
随后，蒋介石便加紧军事部署，6月初，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在耀县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部署兵力，视察阵地。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他按照5月23日曾电呈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期逐步进占边区，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分别由陶峙岳、范汉杰担任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完成攻防、封锁的准备；第二期，加强关中兵团的实力，恢复关中囊形地带；第三期，在前两期任务完成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恢复关中、陇东全部，一举彻底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第8战区所属的3个集团军，除原屯集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2个集团军外，又从执行河防任务的3个军抽调两个军，进驻洛川、宜川、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到7月间，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连同原有的2个集团军近50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随后，国民党军便进行军事挑衅。7月7日，胡宗南部首先炮击边区鄜县柳林区。7月9日，炮击关中分区。在7、8两月，共进行了几十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机非常严重，中国抗战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
对国民党准备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制止。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4020电子书—www.4020.com.cn］
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迅速地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6月14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联合国日大会，数万军民参加，发表了致蒋介石电，要求“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击敌人的进攻”，“停止反共内战”。自7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连接发表社论和宣言：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社论，7月2日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7月9日的《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社论，7月11日的《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社论，7月12日，毛泽东写的《质问国民党》社论，7月13日，博古写的《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这些社论和宣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进行了充分的揭露。7月9日，延安民众3万人举行大会。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朱德、刘少奇、贺龙等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号召边区人民为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要求边区军民严阵以待，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大会向全国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指出“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死地。”呼吁“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492页。]
这次集会还特别请了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出席。会后，他们给重庆报告了延安作好反击准备的情况，劝阻不宜进攻边区。其他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坚决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军事冒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还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的董必武，让他立即将国民党要发动反共战争的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指责他为何“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7月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何应钦，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电文历数了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八路军进逼，八路军一再退避的事实，指出边区的形势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对此形势，“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要求蒋介石立即制止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
7月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呼吁“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际，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宋明覆辙，不容重袭。”[《坑战时朝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中国共产党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各县自卫军枕戈待命，延安所属分区紧急备战，各部队调住前线，第358旅从晋北调往边区南线，第359旅也作了反顽进攻的部署。为了进一步应付内战的爆发，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11日，蒋、胡均电告朱德说：“无意进攻，纯属误会。”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澈退两个军部及一个师。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战争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专制独裁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开展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进一步肃清蒋介石散布的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
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的《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等。《解放日报》
还发表了许多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等。这些文章和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在理论战线上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被动和孤立。在阴谋败露、形势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意对边区用兵，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彻底地被制止了。
二、1944年的国共谈判
还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提议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并准备对日反攻，决定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井同国民党重开谈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延安，表示同意周、林、朱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决定先派林伯渠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
国民党为准备谈判，由何应钦在3月提出一份《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其主要内容：关于军令军政问题，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参谋及政工人员应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检阅；关于第18集团军间题，可准增编为两个军（每军3师每师3团），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北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等。其核心是所谓的“政令统一”。
1944年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至11日，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讲演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
这五点要求是：
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
四、恢复新四军番号；
五、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
国民党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林伯渠提出，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已有477500余人，本应编为47个师，但为问题易于解决，先编6个军18个师。而国民党代表只同意4个军12个师。
在谈到边区问题时，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代表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会谈记录凡4项17条，全文为：
甲、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贝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己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人家属。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消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于抗战的原则去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58～259页。]
显然，中共代表对国民党的要求作了很大的让步。尽管如此，当林伯渠按约首先在记录上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违背前约，拒绝签字[《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5月17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一起飞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来渝谈判作了精心准备。早在2月中共决定先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就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制定林伯渠来渝后的对策。梁寒生、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多次聚会嘉陵新村4号，研究“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关于谈判的原则，决定“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在大的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易于理解”，“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月15日，蒋介石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作专门指示：“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束渝之准备注意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为执行上述方针，同时也为了防止林伯渠到重庆后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制订软化、监视林伯渠的活动计划：
（1）即电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
（2）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
（3）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往来，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4）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
（5）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发言不得违背国家民族之立场，
（6）请其到中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
（7）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林祖涵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甚至在公布谈判的消息问题上，国民党也费了一番苦心：“在商谈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当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后，他们认为所提条件太多，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中央6月3日复电林伯渠、董必武，决定将原提案的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
中共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共军队应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中共军队的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
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撤销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释放各地的被捕人员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43页。]
上述各条合情合理合法，但仍遭拒绝。
6月5日，张治中、王世杰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一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在军事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实行中央法令，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中共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也是只字未提。[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69～271页。]
这个提示案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那样，“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无法接受。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国民党为隐瞒国共谈判的真相，把未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于7月26日，由其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又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并宣称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等等。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用事实逐条驳斥了梁寒操的种种谬论后严正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9月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要他在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另一方面公布国共谈判的文件，使全国人民了解此次谈判的真相。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4个月来的经过，以及迄今还无结果的原因，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办法。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正式提出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备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林伯渠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在继林伯渠的报告之后，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作了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至此，国共间的谈判告一段落。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而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缓和了因反共军事磨擦而造成的两党关系的紧张，避免了国共的内战与分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随着美国政府代表和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和斗争进入以“建国”为中心的新阶段。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一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从4月起，发动了以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官兵虽不惜牺牲进行了抵抗，但并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稳住正面战场的局势。到12月初，在8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数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140余座城市和数十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沦于日寇统治之下。这次大败退，暴露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腐败与无能。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利，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国民党在政治上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推行党化政策，所谓“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怪事层出不穷。作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重要手段，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被大大强化了。在国统区，特务机构林立，监狱、集中营遍及各地，农村的保甲制度森严。这种封建和独裁的政治制度，使整个国统区呈现出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因此，随着军事上的溃败，从1944年，全国民主宪政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挽救国家的危局。
在国统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再度组织各种团体，开展多种活动，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统治机构，开放党禁，保障人权，走民主建国的道路。1944年1月，民主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并创办了宣传民主宪政的大型刊物《宪政月刊》。宪政杂志社每月在重庆召开一次宪政座谈会。5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大后方许多报纸，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西安的《秦凤日报》等，都连续不断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以挽救严重时局，主张“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华西日报》，1944年5月22日。]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指导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的承诺的虚伪性，并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重申了中共要求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谈判中，中共鉴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于9月4日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等：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
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
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
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
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六，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9月19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实行民主。”
《华西日报》在同一天也发表社论说：“抗战若要胜利，必须团结。团结若要坚实扩大，必须民主。”“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0日。]
在重庆的各界社会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琛、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9月24日，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500余人，在迁川大礼堂集会，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各派民主联合政府，并通过了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议。10月4日，成都各界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11月和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派周恩来与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毫无结果。
到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诸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等十项主张。[《新华日报》，1945年1月26日。]
2月，重庆文化界300余人，妇女界87人，3月，昆明文化界340多人，4月，成都文化界100余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形式也发展到示威游行。昆明学生于五四纪念日举行了1万多人的游行示威，喊出了“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迎接抗战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七大”和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虽然国共谈判一年多来毫无结果，但到1945年春夏之交，整个国际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即将被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也行将败亡，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己成定局。中国抗日战争亦处于大反攻的前夜。在历史转折关头，各阶级、各党派都对时局表示了极大关注，都对战后安排、战后中国命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先后召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酝酿已久，经过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193S 年10月六中全会就决定召开七大，1944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正式决定于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是在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在这期间召开了四次大会。六届七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
1945年3月31日的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及会议日程。
所有这一切，都为七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4月21日，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做急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9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也作了发言。
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大会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大会同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反动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2页。] 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
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就是七大的任务。
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主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也作了全面的说明。大会的文件、报告和发言，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对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4月25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中心问题是根据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路线。朱德首先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指出：“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现在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
随后，朱德又论述了抗战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胜利的关键。[《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朱德在报告中概括为：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基本原则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最后，朱德根据大会政治报告提出的总任务、总路线，指明了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统帅部，改造国民党军队；在沦陷区，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扩大解放区，扩大人民武装，提高军事技术，准备好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中心的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大会在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还规定必须在党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候，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正确的指导，团结一致地去争取胜利。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班子，是经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
（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
（2）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
（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1945年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此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抗战后期的战略转变，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在理论、思想、组织等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全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为谋对策，抵制联合政府，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前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149人也出席大会。会议根据蒋介石提名推选居正、于右任等36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谓本次大会有三项任务：
（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
（三）增进入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潘公展的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以及几个省的党务报告。大会通过的主要议案有：关于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军事报告、外交报告的决议案、《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促进宪政实施各种必要措施案》、《中国国民党党章》、《确立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纲领案》等。
大会对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宪政问题、联合政府问题根本予以抹杀，公然诬蔑“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1页。] 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深得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欢迎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还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仍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961页。]
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
至于所谓的“还政于民”，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揭露的那样，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而大会期间，冯玉祥等人提出的《加强民主措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立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真正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议案，却被国民党当局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页。]。一句话打入冷宫。国民党民主派的意见遭到大会的压制。
对中共问题，大会坚持蒋介石的观点，即：“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潘公展在“特别报告”中称：“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225页。]
5月17日，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一是对外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因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此时尚不敢公开反并，遂打出“政治解决”的幌子，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淡解决。”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2页。]
另一个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诬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要求“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惕，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此，提出了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国际宣传、加强党员政治训练，加强党团组织、加强敌占区工作等具体的方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页。] 试图先与中共打一场“政治”战。根据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第三项内容，是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例如《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劳工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草案》、《确立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纲领案》、《本党政纲政策》等。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并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以代表“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来总章中国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再次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大会选出六届中央委员会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组成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修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戴传贤、于右任等25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吴敬恒、张继等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批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另选宋子文、翁文灏接任。
这次大会，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大会闭幕后不久，国民党就调派10余个师兵力，进攻苏浙地区的新四军，7月，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这一切表明，国民党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要把战后中国引向黑暗。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三节 中美关系的演变
一、史迪威事件
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即由扶蒋联共转向扶蒋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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