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和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内手工业，有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各国政府的官营手工业，也有民营的某些大手工业。
与小农结合的家内手工业普遍存在
这时有些地区还沿袭着过去“村社”集体劳动的习俗，保留有妇女集体纺织的方式，例如秦丞相甘茂曾经讲过当时楚国江上“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
的故事（《史记。甘茂列传》），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时农民的家内手工业已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男耕女织”已成为农村中普遍的现象，养蚕、缫丝、治麻葛、纺织布帛，是每家农妇的经常工作（《墨子》的《非乐上篇》、《非命下篇》）。卫鞅在秦所下的变法令，对农民的耕和织是同样奖励的。各诸侯国向农民征收地租，也有“粟米之征”和“布缕之征”（《盂子。尽心下篇》）。这时家内手工业生产出来的布帛，已有小部分带有商品性质，所以农妇所织的布帛和其他织物也已有一定的规格。据说吴起使其妻织“组”，因为“幅狭于度”，就把她赶走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
此外，农民的家内手工业还编织草鞋、结网等，《吕氏春秋》曾把“织萉屦，结罝网”和“力耕耘，事五谷”相提并论（《尊师篇》）。
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普遍存在
这时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已有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墨子。节用中篇》、《孟子。滕文公上下篇》）。他们把制成品放在“肆”上出卖，即所谓“百工居肆”（《论语。子张篇》）。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当时或称为“百工”，或称为“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篇》）。《孟子》曾说：如果不是“通功易事”，就会使得“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如果有无相通，梓匠（木工）、轮舆（车工）便能得食。又说：农夫“以粟易械器”，陶（陶工）冶（冶金工）“以其械器易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滕文公篇》）。足以说明这时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已很密切，所有农民所用的铁器、陶器、木器和车辆，都是依靠这些个体手工业者供给的；而个体手工业者也是主要依靠出卖制成品给农民以维持生活的。所以《韩非子》说：“舆人（车工）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亡征篇》）又说：工人造恶劣的器械，“侔农夫之利。”（《五蠹篇》）这时个体手工业者数量一定不少，生产品也一定很多。
这些个体手工业者有时也被官府所雇用，在楚国铜器铭文中常见有所谓“铸客”的，该是这种被雇用的个体手工业者。楚国铜器上常有“铸客为某某为之”的铭刻：
“铸客为王后六室为之。”
“铸客为王后七府为之。”
“铸客为大后脰官为之。”
“铸客为集脰为之。”
“铸客为御臸为之。”
这种铭刻和官营手工业任用“冶师”铸造的铜器铭刻不同。“王后六室”
和“王后七府”当是王后所属的官府，“大后脰官”当是太后所属的官府，“集脰”和“御臸”也该是官府名称。
①
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战国时各诸侯国中央和郡县一级地方政权，都拥有各种官营手工业的作
坊，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根据已发现的兵器铭刻来看，秦和三晋的官
营手工业的制造，一般分为造者、主造者和监造者三级。秦国兵器的制造，
由工师、丞、士上造、工大人等主造，中央一级由相邦（即相国）监造，郡
一级由郡守监造，而直接制造者叫做“工”，“工”是具有自由身分的工匠，
其中也包括有鬼薪、城旦等刑徒，也有服兵役的更卒。秦国漆器的制作，大
体上也采用同样的管理监造制度。①三晋兵器的制造，主要由中央或县的武库
所属作坊制造，由工师、冶尹、左右校等主造，中央一级由相邦、守相、邦
司寇、大攻（工）尹等监造，县一级由令、司寇监造，而直接制造者叫做“冶”。
司寇原是掌管刑法的官，三晋官营手工业常用司寇来监造，说明所属工匠中
必然也和秦一样使用着刑徒。齐国官营手工业同样有三级监造的制度，除直
接生产者外，由“立（莅）事”者监造，工师主造。例如陈纯釜的制造，立
事者陈犹，左关工师■，敦者陈纯。楚国官营手工业的情况稍有不同，所制
造的铜器一般只刻上“冶师”以及“差（佐）”的姓名，没有直接制造者的
名字。这种三级管理监造制度，后来为秦汉王朝继续采用。汉代铜器和漆器
的制造，也分为“造”、“主”、“省”三级，“省”或称为“监”、“临”、
“监省”、“监作”。
这时的府库，不仅是官府储藏财物的场所，而且有附属的作坊，成为主
管官营手工业的机构。不但国君所属的大府或少府，设有各种作坊制造国君
和宗室所需用的各种器物服饰，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府库也都设有相
关的各种作坊。出土的战国时代铜器和银器，常有“中府”和“少府”的刻
铭。韩国的强弓劲弩就有以“少府”为名的（《战国策。韩策一》）。三晋
的兵器都由武库制造，主要设在各国的国都，韩有武、左、右等库，魏有左、
右、上等库。地方也设有库，有左、右、上、下等名目。这类府库所属作坊，
都有一定数量的职官和工技人员。从赵国兵器铭刻常常署名工师某、冶尹某
“执齐（剂）”看来，主造的工师、冶尹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参与技术设
计。从《礼记。月令篇》所载季春之月和孟冬之月命令工师办理的事看来，
工师还负有审核库藏原料、监督工匠操作、检查产品质量和上报劳动成果的
责任。审核库藏铜、铁、皮革、筋、角、齿（象牙）、羽、箭杆、脂胶、丹、
漆等原料，必须“毋或不良”；监督工匠操作，要做到“百工咸理”，“毋
悖于时“；检查产品质量，必须”案度程“，”必功致为上“。这时官营手
工业作坊的产品，所以都要“物勒工名”，刻上制造者姓名，为的是“以考
其诚“，如果”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①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一九七二年第一期），认为“脰”即“厨”
字，太后脰官即犬后厨官；集脰即集厨，是楚王室厨官名称：“臸”当读“■”，御■是楚王御用的驿传。
①一九七五年内蒙古勿尔图沟以北上塔墓地出土铜戈，铭文作：“十二年上郡守寿造，漆垣工师傘，工更长（张）■。”所谓“工更”的“更”，当即服役的更卒。四十年代传长沙出土漆奁铭文：“廿九年六月己丑，乍告，吏丞向，右工师象，工大人台。”工大人为秦官名，此器当是秦占领长沙后官工的制作。
秦国官营手工业中经常使用刑徒和服兵役的更卒，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例如齐国陶器铭文，陶工在自己籍贯、姓氏之前有称“王卒左■”
或“王卒右■”的，说明这些陶工是以“王卒”的身分参与制陶官营手工业的。
当时各国都有各种重要官营手工业的地点。根据秦国由相邦监造的戈来看，其冶铸地点有雍（今陕西凤翔东）、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等，都是秦国曾经建都的地方。根据秦国上郡守监造的戈来看，其铸地有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和漆垣（或简称漆，今陕西铜川西北）。
从三晋制造铜币的地点和铸造兵器的地点来看，多数制造兵器的地点也制造铜币，是当时冶铸手工业的中心。例如魏国的梁（今河南开封）、宁（今河南获嘉）、共（今河南辉县）、阴晋（今陕西华阴东）、宅阳（今河南郑州北）等等，赵的邯郸（今河北邯郸）、武平（今河北霸县北）、兹氏（今山西汾阳东南）等，韩的郑（今河南新郑）、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阳人（今河南临汝西北）、彘（今山西霍县）等。
豪民所经营的大手工业
至于这种民营的大手工业，主要是冶铁业和煮盐业。《管子。轻重乙篇》的作者曾说：官营的冶铁手工业如果强迫“徒隶”去做，要“逃亡而不守”，如果征发人民去干，又要“下疾怨上，边竟（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因而只有用抽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来让“民”去经营。但是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而是一种豪民。这种情况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是如此，所谓“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盐铁论。禁耕篇》）。战国时代经营池盐成巨富的猗顿，经营冶铁成巨富的郭纵，其经营的手工业一定有相当的规模，必然都是豪民性质的。赵国人卓氏，“用铁冶富”，在秦破赵以后，被迫流徙到临邓（今四川邛崃）。魏国人孔氏，经营冶铁业，当秦伐魏时，迁到南阳（今河南南阳附近），后来继续经营冶铁业成为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这些人在没有被徙之前，也应该属于豪民性质。
这时豪民所使用的劳动力，“大抵尽收放流人民”（《盐铁论。复古篇》），也还有奴隶性质的“僮”。豪民所开发的矿山和海池，大体上向官府租借而缴纳一定的租金。董仲舒说：卫鞅变法以后，“又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所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该是由于盐铁业发达，经营盐铁业的豪民缴纳的租金很多。
所说“汉兴循而未改”，是说汉代初年还是沿用这种办法。例如汉文帝把铜铁矿赐给邓通，邓通把它租借给卓王孙，“岁取千匹”作为租金，由卓王孙加以经营，因而卓王孙“货累巨万亿”，而邓通所铸钱也遍布天下（《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临邛县条）。看来战国时代以经营盐铁业成为巨富的豪民，是和卓王孙差不多的。
三商业的发展和富商大贾的出现
春秋战国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
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这是早期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一种商品经济，在
整个经济当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四方土特产的交流
这时由于人民对山林薮泽的大量开发，四方的土特产已开始大量的交流：
（一）南方的土特产主要为木材、矿产、海产和鸟兽。楚国出产的木材
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等，出产的野兽有犀、兕、麋、鹿（以上出产
在云梦泽，见《墨子。公输篇》，云梦在今洞庭湖以北地区）、象（《战国
策。楚策三》）。还有羽、翮（大鸟羽）、齿（象牙）、革（犀、兕的皮）
等产品（《荀子。王制篇》）。矿产有黄金（《战国策。楚策三》）、铜、
锡等。据说：“荆（楚）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①，已有很多人在那里淘金，
政府已有“采金之禁”，曾处死了很多人（《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这
时南方出产的铜、锡是很著名的，《考工记》曾说：“吴粤（越）之金、锡”，
李斯《谏逐客书》也提到“江南金、锡”。水产有鱼、鳖、鼋、鼍，出产在
长江汉水中（《墨子。公输篇》）。还有珠、玑等出产（《战国策。楚策三》）。
蜀地出产的矿产，著名的有曾青（碳酸铜）、丹砂（硫化汞）等（《荀子。王
制篇》），即李斯《谏逐客书》所提到的“西蜀丹、青”。这是当时两种最
贵重的矿物质颜料，其中尤以丹砂为贵重。南方的水果以橘、柚最著名。
（二）东方的土特产主要为海产和织物。海产主要为鱼、盐，织物除普
通布帛外，有所谓紫、绤等（《荀子。王制篇》）。紫是一种紫色的丝织品，
绤是一种粗的麻织品。
（三）西方的土特产主要为矿产和鸟兽，有皮革、文族（《荀子。王制篇》）和铁、池盐等。旄是牦牛尾。
（四）北方的土特产主要为家畜和果树。家畜主要为犬、马（《荀子。王
制篇》）、橐驼（《战国策。楚策一》）。果树主要为枣、栗（《战国策。燕
策一》）。
上述战国时代四方土特产的情况，基本上已和汉代差不多。
①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其中所谈到的各州贡品，实际上也就是战国
时代各个地区的土特产。我们现在分叙于下：（一）兖州有漆、丝、织文（染织品）。
①丽江，顾观光《七国地理考》以为即今云南金沙江。按《山海经。南山经》说：“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丽■之水出焉，而西注流于海。”《山海经。大荒东经》又有招摇山，“融水出焉”。《吕氏春秋。本味篇》“招摇之桂”，高注：“招摇，山名，在桂阳。”由此推断，丽■水当即漓水，招摇山当即阳海山（今广西兴安南海洋山），丽江亦当即漓水。
①《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汉代各地物产的情况说：“夫山西饶材、竹、穀（木名）、……（山中纻）、旄、
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薤、桂、金、锡、连（铅）、丹砂、犀、瑇瑁、
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毡）、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
大较也。“ .
（二）青州有丝、檿丝（檿是柞树，檿丝即柞蚕丝）、枲（麻皮）、枲（细的麻织品）、盐、各种海产物、松、铅、怪石等。
（三）徐州有……珠（蚌中的珠）、鱼、磬石、桐、染色的羽毛、玄纤缟（黑色细的丝织品）等。
（四）扬州有金三品（金、银、铜）、锡、瑶琨（美玉）、筿■（竹竿）、齿、革、羽毛、草雨衣、织贝（染织品）、橘、柚等。
（五）荆州有金三品、杶、幹（柘幹）、栝、柏、砺砥（磨石）、砮（作箭头用的砮石）、丹（丹砂）、箘、簬（竹名）、楛、菁茅（有毛刺的茅）、玄……（黑色浅赤色丝织品）、玑组（穿珠的丝带）等。
（六）豫州有漆、枲、……、纻（粗麻）、纤纩（细的丝棉）、磬石等。
（七）梁州有璆（美玉）、铁、银、镂（钢铁）、砮、磬、熊、罴、狐狸等。
（八）雍州有球、琳、琅玕等玉石。
《周礼。职方氏》又说：兖州青州“其利蒲、鱼”，扬州“其利金（铜）、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锡、齿、革”，豫州“其利林、漆、丝、枲”，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鱼、盐”，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这些记述，和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四方土特产的情况，大体上相同。
商业和交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发达起来，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经营者，一般可以取得十分之二的利润。据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吃》）。地主、官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商业市场有很多联系；他们剥削所得的多余农副业产品，也需要通过市场换取大量的奢侈品，这时贩卖奢侈品的利润是最多的。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说：珠玉买卖的利润，可有百倍之多（《战国策。秦策五》）。同时，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农民除了粮食、布匹、菜蔬以外，农具和若干实用物品都需要向市场购置，农民的“余粟”、“余布”已投入交换的领域，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农具、陶器、木器、车辆、皮革器也都投入交换的领域。在这样“以粟易械器”和“以械器易粟”的过程中（见《孟于。滕文公上篇》），商人为了“市贾（价）倍蓰”，也就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而奔走四方了（《墨子。贵义篇》）。
由于各个诸侯国和各个地区间商品交换上的需要，交通工具有了进步。
战国中期的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航行于岷江、长江中的肪船（两船相并而组成的大船），能够载运五十人和足够吃三个月的粮食，顺流而下，“一日行三百余里”（《战国策。楚策一》、《史记。张仪列传》）。同时车辆制造技术更有进步，《考工记》的《轮人》已经要求车轮的制造做到“虽有重任，毅不折”。墨翟曾说他制造的车辖，可以“任五十石之重”（《墨子。鲁问篇》）。秦国为了解决从汉中到蜀地交通上的困难，在范雎为秦相期间，已经修筑起架空的栈道，有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战国策。秦策三》、《史记。蔡泽列传》）。桥梁架设的技术也有进步。公元前二八九年（秦昭王十八年）秦将司马错攻魏的垣、河雍，“决桥取之”（《史记。秦本纪》）。河雍即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在黄河北岸，正与黄河南岸的孟
津相对。当时河雍和孟津间已架设浮桥，这就是历史上黄河的第一座浮桥，当司马错攻取河雍时，是冲决河桥而取得的。这就是后世富平津的河阳桥的起源。公元前二五七年（秦昭王五十年）秦“初作河桥”（《史记。秦本纪》），用来便利河西和河东的交通，这又是后世蒲津桥的起源。春秋晚期秦后子出奔到晋，“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
（《左传》昭公元年）。但这不是常设的浮桥。黄河上常设浮桥，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这是商业和交通重大发展的结果。公元前二四○年（赵悼襄王五年）赵国派“庆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史记。赵世家。正义》：“河梁，桥也”）“这是赵国在黄河中游设置的浮桥，用以便利东阳和河外的交通的。
这时南方水上交通很有发展。在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的周围，水道
纵横，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
的交通，都很通畅。同时，由于邗沟和鸿沟等南北向的运河的开凿，南方和
北方之间的水上交通也大有发展。中原地区的陆路交通，这时也有很大发展，
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交通大道，当时通称为“午道”①。“午
道“并不是指一条交通大道，而是指许多条交错的交通大道。”午“这个字，
就是一纵一横而交错的意思。
当时韩国有一条南北交通要道叫武遂（在今山西垣曲东南），靠黄河北岸。“遂”当读作“隧”，武遂是穿凿山岭地带而成，用以贯通韩国黄河南北两区，并具有关塞的性质。由此北上可以直达韩的故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南下渡黄河可以直达韩的大县宜阳。
②
从成皋沿黄河到函谷关，有一条交通大道，当时人通称为“成皋之路”
（《战国策。秦策三》），东方各国合纵攻秦常常由此进军。在秦国，从汉
中越过七盘岭进入蜀地，有一条通道叫做石牛道，也叫牛金道。在三晋地区，
通过井陉（今河北井陉西）、轵道（今河南济源西北）、孟门（今河南辉县
西）、天门（今山西晋城南天井关），有许多条通道沟通太行山两侧地区。
在楚国，从南阳盆地东出伏牛山隘口，有一条通向中原的大道，叫做“夏路”
（《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史记。越世家》）。根据鄂君启节铭文，从
伏牛山隘口的方城（今河南叶县西南保安）东南向有一条车道，经过象禾（今
①《战国策。赵策二》载策士所造苏秦游说辞说：“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史记。苏秦列传》同。《赵策二》又载策士所造张仪游说辞说：“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史记。张仪列传》同。《索隐》说：“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郑玄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说楚王道：“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索隐》说：“午道当在齐西界，一从一横为午道。”由此可见，午道是魏、赵、齐三国之间交错的交通大道。
②《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四年（公元前三○七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韩世家》
载韩襄王六年（公元前三○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
遂“。韩釐王六年（公元前二九○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楚世家》记楚臣昭雎谓楚怀王曰：”秦
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畏秦。“又云：”然存韩者
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秦一再攻取韩的武遂，就
是因为这是韩贯通南北的要道和关塞所在，以此要挟韩屈从。韩襄王十六年孟尝君合纵，齐合韩、魏之师
攻入秦的函谷关，迫使秦以河外及武遂归还韩，又以河外及封陵归还魏，因为武遂和封陵是韩、魏两国防
守的要塞和交通要道。韩釐王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就是被迫将这条二百里的交通要道全部给秦。
河南泌阳北象河关）、畐焚（今河南遂平）、繁阳（今河南新蔡北），到达下蔡（今安徽凤台）和居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水路通过汉水进入长江，东向经过鄂（今湖北武汉东南）、彭■（今湖北湖口东，“■”通“蠡”），到达松阳（今安徽机阳）；进入泸江，到达爱陵（今安徽宣城）；向南经过湘水西南向，可以到达■阳（今广西全州北）；经■水（今耒水）南向，可以到达鄙（今湖南永兴）。
当时无论陆路或水路，运输物资的数量是很大的。鄂君启节铭文说：“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舸）。”就是说水上运输，集三舟合为一柯，以“五十舸”即一百五十舟为限。鄂君启节铭文又说：“女（如）马，女（如）
牛，女（如）憊（特），屯十台（以）堂（当）一车；女（如）檎（担）徒，屯二十檎（担）台（以）堂（当）一车；台（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这是规定陆上运输以车五十乘为限。如果用马牛等牲畜来驮载货物，则集十匹以当一车；如果用肩挑者（担徒）来挑担，则集二十担以当一车。所谓”以毁于五十乘之中“，就是说必须把牲畜驮载的和用人肩挑的折算好，从规定的五十乘中扣除。这样在运输的通行证上明文规定陆路以五十辆车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官僚和商人陆运或水运的物资，数量已经很大了。
垄断市场的大商人的出现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垄断市场的情况开始出现了。
孟子说：“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阿）市利。”
（《盂子。公孙丑下篇》）就是说：在旷野的集市上，有商人登到横断的高岗上，即所谓“垄断”上，临高望远，左顾右盼，见利就网罗，于是把市利全网罗了。这就是“垄断”一词的来历。这样在集市上进行“垄断”，实际上网罗不到大利的。当时富商大贾网罗大利的主要方法，就是囤积居奇，掌握时机。当时依靠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而成为大商人的已经不少，著名的有范蠡、端木赐等人。
范蠡，楚国人，越王勾践的谋臣，帮助越国奋发图强，灭亡吴国，建立霸业。后来离越入齐，又从齐到达当时居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经商，号称陶朱公。他采用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又继续加以经营，家产富到“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弟子，善于辞令，曾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救鲁伐齐。孔子说他很有经商的本领，“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篇》），就是说猜测商情往往猜中。他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与时转货资”，很是发财，“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成为孔门七十子中最富的一个。他“连驷结骑”，带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当时商人采用这种囤积居奇、掌握时机的经商方法，已较普遍。《战国策。赵策三》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
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这样讲究囤积居奇和掌握时机，只有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同时也必须是富商大贾有大本钱才可能这样做的。因而”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已成为当时
流行的“鄙谚”（《韩非子。五蠹篇》）。
到战国晚期，投机的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当时著名的投机大商人。
他原是个“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但是他不满足于做商业的投机，要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来，认为做珠玉生意盈利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战国策。秦策五》）。
因而他到赵的国都邯郸经商，结识了作为“质子”留在那里的秦公子异人（即子楚），就认为“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后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居然成功，异人被接回立为太子，接着继承王位，便是秦庄襄王。吕不韦因此出任秦的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号，一度掌握着秦的大权。
各种巨富的产生
战国时代的巨富，一种是依靠囤积投机起家的，如前面所举的范蠡、端木赐之类。一种是由经营大手工业起家的，如上一章中所举的猗顿、郭纵之类。这类经营大手工业起家的巨富，同时也还有兼营商业的。《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犹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说明猗顿不但由于经营河东的池盐而成巨富，而且兼营贩卖珠主的商业，因而有高明的“相玉”技能。《淮南子。汜论篇》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碧卢是一种美玉的名称。这是说：只有猗顿才能辨别美玉的真伪。这些巨富的财富是能和诸侯国国君的财富相比的。《韩非子》就曾把“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①之富”相提并论（《解老篇》）。到秦始皇时，更有开发丹穴和从事畜牧成巨富的。据说，巴郡有寡妇名叫清的，曾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发大财。
又有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名倮的，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族的戎王，戎王偿还了他大量的家畜，因而由畜牧成为巨富。秦国为了奖励起见，曾“令课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曾为寡妇清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这时少数巨富的产生，说明当时商业的发展，高利贷的发展，加快了财富的集中，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促使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①卜祝，有人认为是“木叔”的音转，即指子贡的后裔端木叔。《列子。杨朱篇》载：“卫端木叔，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资，家累万金。”
四城市的兴起及其发展
人口的增加
在春秋中期以前，各国人口是比较稀少的，没有开垦的荒地还是很多，甚至在中原地区宋、郑两国之间还有“隙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荒地陆续开垦，新的邑也就不断增加。到战国时代，许多中原国家人口的密度就有了显著的提高。
据说，齐国的情况是“邻邑相望”（《庄子。胠箧篇》），“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孟子。公孙丑上篇》）。魏国的情况是“庐田序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干三军之众”
（《战国策。魏策三》）。
春秋战国间，各诸侯国为了达到其国力富强的目的，也已注意到人口增加的问题。墨子就曾说：当时王公大人都要求“国家之富”、“刑政之治”
和“人民之众”（《墨子。尚贤上篇》）。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有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战国初期魏惠王也曾忧虑其邻国之民不减少而本国之民不加多（见《孟子。梁惠王上篇》）。当时各诸侯国也曾采取一些新措施，例如魏国在魏文侯时，相国李悝曾开创平籴办法，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魏惠王也曾想方设法控制灾区人口，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篇》）。当时中原地区七国的总人口大约不过二千万左右。
①
城市人口的增加
春秋时代，都邑的人口是不多的。一般诸侯国的国都周围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大（见《左传》隐公元年）。一般的邑住户不过千室，最少的只有十室，普通的是百室。可是到战国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现在呢，“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赵奢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墨于。非攻中篇》、《孟子。公孙丑下篇》），已普遍出现。“万家之县”、“万家之邑”也已到处存在。
春秋战国间，晋国知氏迫使魏氏、韩氏共同进围赵的晋阳时，韩康子、魏宣子都被迫送“万家之邑”给知伯；而知过也曾劝知伯和魏、韩相约，在破赵后封其谋臣赵霞、段规以“万家之县”（《战国策。赵策一》、《韩非子。十过篇》）。同时，“万家之都”这个名称，在战国时代也常见了（《战国策。赵策四》虞卿说赵王语、《韩策二》冷向说韩咎语）。从这里，可知战国时代都市的人口确有显著的增加。
城郭的发展
①《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然考苏〔秦〕、张〔仪〕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这个估计太低。
自从西周初期周公创建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开创小城连结大郭的
布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吴越春秋》，
今本失载），这种方式不仅成为此后建设都城的准则，而且成为设置所有城
邑的原则。自从郡县制度推行，所有郡城和县城也都是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城”和“郭”中常设有“市”，
“郭”中的“市”就有一定的规模和设施。例如《战国策》说赵的上党郡有
十七县（《秦策一》），而《史记》又说上党有城市之邑十七（《赵世家》）。
《考工记》说：匠人建筑国都“面朝后市”，所以要规定国都的建筑前面为
朝廷而后面为市，也就是这个缘故。这个“面朝后市”的国都建设的规范，
一直是被后世所遵循的。
春秋战国间，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
市也随着发展起来。这时城市人口的增多，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一方
面是由于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有些大城市就不止三里，户口也不止万
家。一般说来，当时郡城的规模要比县城大一倍以上，国都的规模又要比郡
城大一倍以上。例如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是上党、南阳两郡
间贸易的要道，商业比较繁盛。据说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
（《战国策。东周策》），因而秦国丞相甘茂说：宜阳“名为县，其实郡也”
（《战国策。秦策二》、《史记。甘茂列传》）。
在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规模为最大，也最繁
华。有人曾这样描写临淄的繁荣情况：临淄城中共有七万户人家，每家有三
男子，就有二十一万男子。居民都很富裕。城市中的娱乐，有吹竿、鼓瑟、
击筑、弹琴等音乐活动，有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踢球）等娱乐活动。
马路上来往车辆很拥挤，常常车轮和车轮相撞；来往的行人也是肩膀碰着肩
膀。人们的衽（衣襟）连起来可以合成帷（围帐），人们的袂（衣袖）举起
来可以合成幕，大家一挥汗就好像下雨一般。人们都“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战国策。齐策一》、《史记。苏秦列传》）。这是多么热闹的一个商业
城市呵！临淄城中最热闹的街道叫做庄，是一条直贯外城南北的“六轨之道”。
这条街道附近最热闹的市区叫做岳，在北门以内，是市肆和工商业者聚集之
所。所谓“庄岳之间”，是战国时代齐国人口最密集而最繁华的地方。①……
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也很是热闹。有人这样描写郢
的繁荣情况：来往的车辆是车轮碰车轮，行人是肩碰肩，在市中道路上你推

返回书籍页